【路透社：拜登与特朗普谁在民意调查中领先？】
一项新的路透社/益普索民意调查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和共和党挑战者特朗普在赢得11月总统选举的竞争中呈势均力敌。特朗普在与刑事起诉作斗争，而拜登则因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而受到批评。
在周二结束的为期八天的民意调查中，约 40% 的登记选民表示，如果今天举行选举，他们将投票给民主党人拜登，同样比例的选民将投票给前总统特朗普。
拜登在 4 月 29 日至 30 日进行的路透社/益普索民意调查中显示领先 1 个百分点。
该调查对登记选民的误差幅度约为 2 个百分点，距离 11 月 5 日大选还有大约 6 个月时间，许多选民仍持观望态度。调查中约 20% 的登记选民表示，他们还没有选择候选人，倾向于第三方选择，或者可能根本不会投票。
民意调查还发现，如果反疫苗活动人士小罗伯特·肯尼迪与特朗普和拜登一起竞选，13%的受访者会选择他作为独立人士参选。此前 4 月份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肯尼迪获得了 8% 的支持。
尽管全国范围的调查给出了美国对政治候选人支持状况的重要信号，但通常只有少数几个竞争性的州会扭转美国选举团的平衡，而选举团会最终决定谁赢得总统选举。
在近 70 年来的首次美国总统选举与上一届同样决赛人的竞选中，两位候选人都承担着重大责任。
特朗普过去几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曼哈顿法庭度过，这是针对他的四项悬而未决的刑事审判中的第一项，也可能是 11 月之前唯一接受陪审团审判的人。
曼哈顿的审判涉及特朗普在 2016 年总统大选前隐瞒向一名成人电影女演员支付的款项，以换取她对与特朗普发生性接触的指控保持沉默。
路透社/益普索早些时候的一项民意调查也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些指控很严重。特朗普对这些指控表示不认罪，并否认有任何此类遭遇。
周二，特朗普的律师试图破坏检方证人的证词，该证人称特朗普授权支付封口费。
其他审判涉及特朗普试图推翻他 2020 年选举失败的指控，或者他在 2021 年卸任总统后处理敏感文件不当的指控。特朗普对所有指控均表示不认罪。
而对拜登的指控，涉及对他81岁高龄的担忧，以及部分民主党人士对他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的强烈批评。最近几周，抗议活动席卷了美国大学，加剧了民主党人的担忧，担心一些年轻选民可能会反对拜登。
这项民意调查对全国成年人进行了问卷，包括多种衡量拜登和 77 岁特朗普支持率的方法，大多数都表明两人的竞选势均力敌。
据路透社说，当登记选民没有选择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或表示不确定该选谁时，他们的支持率均为 46%，其中 8% 的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在表示完全确定自己会在 11 月投票的登记选民中，拜登略微领先 3 个百分点。在拜登击败特朗普的 2020 年总统选举中，只有三分之二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
图：拜登与特朗普新闻合成照片 资料照片 AP#亿点曝光计划#
一项新的路透社/益普索民意调查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和共和党挑战者特朗普在赢得11月总统选举的竞争中呈势均力敌。特朗普在与刑事起诉作斗争，而拜登则因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而受到批评。
在周二结束的为期八天的民意调查中，约 40% 的登记选民表示，如果今天举行选举，他们将投票给民主党人拜登，同样比例的选民将投票给前总统特朗普。
拜登在 4 月 29 日至 30 日进行的路透社/益普索民意调查中显示领先 1 个百分点。
该调查对登记选民的误差幅度约为 2 个百分点，距离 11 月 5 日大选还有大约 6 个月时间，许多选民仍持观望态度。调查中约 20% 的登记选民表示，他们还没有选择候选人，倾向于第三方选择，或者可能根本不会投票。
民意调查还发现，如果反疫苗活动人士小罗伯特·肯尼迪与特朗普和拜登一起竞选，13%的受访者会选择他作为独立人士参选。此前 4 月份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肯尼迪获得了 8% 的支持。
尽管全国范围的调查给出了美国对政治候选人支持状况的重要信号，但通常只有少数几个竞争性的州会扭转美国选举团的平衡，而选举团会最终决定谁赢得总统选举。
在近 70 年来的首次美国总统选举与上一届同样决赛人的竞选中，两位候选人都承担着重大责任。
特朗普过去几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曼哈顿法庭度过，这是针对他的四项悬而未决的刑事审判中的第一项，也可能是 11 月之前唯一接受陪审团审判的人。
曼哈顿的审判涉及特朗普在 2016 年总统大选前隐瞒向一名成人电影女演员支付的款项，以换取她对与特朗普发生性接触的指控保持沉默。
路透社/益普索早些时候的一项民意调查也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些指控很严重。特朗普对这些指控表示不认罪，并否认有任何此类遭遇。
周二，特朗普的律师试图破坏检方证人的证词，该证人称特朗普授权支付封口费。
其他审判涉及特朗普试图推翻他 2020 年选举失败的指控，或者他在 2021 年卸任总统后处理敏感文件不当的指控。特朗普对所有指控均表示不认罪。
而对拜登的指控，涉及对他81岁高龄的担忧，以及部分民主党人士对他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的强烈批评。最近几周，抗议活动席卷了美国大学，加剧了民主党人的担忧，担心一些年轻选民可能会反对拜登。
这项民意调查对全国成年人进行了问卷，包括多种衡量拜登和 77 岁特朗普支持率的方法，大多数都表明两人的竞选势均力敌。
据路透社说，当登记选民没有选择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或表示不确定该选谁时，他们的支持率均为 46%，其中 8% 的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在表示完全确定自己会在 11 月投票的登记选民中，拜登略微领先 3 个百分点。在拜登击败特朗普的 2020 年总统选举中，只有三分之二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
图：拜登与特朗普新闻合成照片 资料照片 AP#亿点曝光计划#
#历史上的今天##那年·今日#
1957年5月15日 ，干部开始下基层参加劳动。
1957年5月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从1957年5月15日起，中共中央先后3次发出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全国有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参加劳动。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干部上山下乡实行劳动锻炼的高潮已经形成。
对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时间的长短，中央曾做出过明确规定：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本人在劳动中的表现来确定。经过一段时间劳动锻炼，有些人可以同原单位的干部轮换，有些人可以调配新的工作，有些人可以留在基层工作。对于表现不好，不够干部条件的，分别情况，动员他们退职，或者做其他处理。百万下放干部在一两年后大都陆续回到了原单位，只有少部分因地方工作需要、在当地结婚成家、表现不好等原因而留了下来。
下放干部与社员“三同”
中共中央号召机关干部到工厂、农村劳动锻炼后，各机关、单位领导开始做广泛的动员报告，宣讲有关下放政策。大家都表示要到农村去，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锻炼。
下放干部主要是参加农林业劳动，其次是参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其他劳动。对于有技术和专长的干部、大专学校毕业生，各地在安排他们下放时，一般会考虑他们的技术和专长。例如：工业技术人员和学工程技术的毕业生一般下放到同他们业务相关的车间或者工地；医务人员和学医的毕业生，一般下放到工矿、农村基层卫生单位工作。
与此同时，中央还抽调了一批优秀下放干部充实县级机构、基层单位和工作薄弱的部门。比如，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将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下放的干部中，挑选一批适合担任中小学教员的工作人员到中小学去代替那些不称职的教员。
下放干部到农村基层后，按照中央“三同”的要求，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放干部吃住在社员家里，按规定每月向房东交10元左右的生活费和若干斤粮票。下放干部的工资是照发的，当时一名科级干部的工资大概50元左右，如果以当时农村工分制来折算，不管工分单价多高，这都是相当惊人的。
下放人员与社员一起出勤，参加劳动记工分。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对下放干部的基本要求，劳动得好坏又是检验锻炼成果的重要标志，因此，大多数下放干部能主动地出满勤，多挣工分，很少有偷懒取巧的。在农村的下放干部与社员一道，参加春耕生产、夏收夏种、抗旱、秋收以及冬季的兴修水利等劳动。当时，集中搞会战的工程比较多，下放干部与社员们实行军事编制，生产队为排，生产大队为连，成建制地投入工地。
劳动之余，文教部门的下放干部，还负责指导群众性的各种业余文化活动。比如，文物局下放干部按照“把文化带下乡”的要求，有的帮助农民排剧演剧，有的帮助建立农村图书室，开设扫盲班，参加农业技术小组，有的参加社里的宣传工作，出黑板报，建立广播站等。
此外，下放干部还利用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有利条件开展了一些技术性工作。财政部下放干部和当地工人，用水车改装一架“平碾转”快速红薯切片机，每小时可切红薯1万到1.5万斤，改装一架只要成本2元；有的下放干部将仓库里闲置的钢磨重新安装，利用锅驼机带动，每天可磨面1000余斤，解决了食堂面粉供应和畜力紧张的困难。重庆大学下放在南桐的182名干部，和农民一道仿制和改良农具37种99件，架设索道12处，制成大小车子150多辆，兴办化肥厂35座，农药厂1座。
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下放干部与广大社员之间结成了比较深的感情。因此，在下放干部离开时，出现了不少感人的场面。当时一首题为《送下放干部离南水泉》的诗中写道：“生产文化齐丰收，感谢你们汗水流，一同劳动感情深，不想你们要回京。”“虽然今日在联欢，不如来时那一天，临别话儿无其数，建设祖国最为大。”“但望你们回机关，时时记住咱花园，花园你们种下树，开花结果春常驻，两万八千亲朋友，每日和你在一处。”严武在《难忘“故乡”情》中回忆：离开多年后，下放干部们仍把下放地黄陂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因为黄陂农村的社员，用纯真质朴的情感，使下放干部们消除了地域的差别，感受到了人间温暖。有两位中专毕业的女助理技术员，冲破思想束缚，与黄陂农村青年结为伉俪；黄陂农村多位姑娘与下放干部中的意中人喜结良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和国家实行的干部下放政策，出发点和初衷是良好的，而且对于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转变轻视农业的社会风气、改进机关工作、加强基层力量、支援农村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57年5月15日 ，干部开始下基层参加劳动。
1957年5月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从1957年5月15日起，中共中央先后3次发出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全国有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参加劳动。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干部上山下乡实行劳动锻炼的高潮已经形成。
对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时间的长短，中央曾做出过明确规定：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本人在劳动中的表现来确定。经过一段时间劳动锻炼，有些人可以同原单位的干部轮换，有些人可以调配新的工作，有些人可以留在基层工作。对于表现不好，不够干部条件的，分别情况，动员他们退职，或者做其他处理。百万下放干部在一两年后大都陆续回到了原单位，只有少部分因地方工作需要、在当地结婚成家、表现不好等原因而留了下来。
下放干部与社员“三同”
中共中央号召机关干部到工厂、农村劳动锻炼后，各机关、单位领导开始做广泛的动员报告，宣讲有关下放政策。大家都表示要到农村去，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锻炼。
下放干部主要是参加农林业劳动，其次是参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其他劳动。对于有技术和专长的干部、大专学校毕业生，各地在安排他们下放时，一般会考虑他们的技术和专长。例如：工业技术人员和学工程技术的毕业生一般下放到同他们业务相关的车间或者工地；医务人员和学医的毕业生，一般下放到工矿、农村基层卫生单位工作。
与此同时，中央还抽调了一批优秀下放干部充实县级机构、基层单位和工作薄弱的部门。比如，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将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下放的干部中，挑选一批适合担任中小学教员的工作人员到中小学去代替那些不称职的教员。
下放干部到农村基层后，按照中央“三同”的要求，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放干部吃住在社员家里，按规定每月向房东交10元左右的生活费和若干斤粮票。下放干部的工资是照发的，当时一名科级干部的工资大概50元左右，如果以当时农村工分制来折算，不管工分单价多高，这都是相当惊人的。
下放人员与社员一起出勤，参加劳动记工分。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对下放干部的基本要求，劳动得好坏又是检验锻炼成果的重要标志，因此，大多数下放干部能主动地出满勤，多挣工分，很少有偷懒取巧的。在农村的下放干部与社员一道，参加春耕生产、夏收夏种、抗旱、秋收以及冬季的兴修水利等劳动。当时，集中搞会战的工程比较多，下放干部与社员们实行军事编制，生产队为排，生产大队为连，成建制地投入工地。
劳动之余，文教部门的下放干部，还负责指导群众性的各种业余文化活动。比如，文物局下放干部按照“把文化带下乡”的要求，有的帮助农民排剧演剧，有的帮助建立农村图书室，开设扫盲班，参加农业技术小组，有的参加社里的宣传工作，出黑板报，建立广播站等。
此外，下放干部还利用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有利条件开展了一些技术性工作。财政部下放干部和当地工人，用水车改装一架“平碾转”快速红薯切片机，每小时可切红薯1万到1.5万斤，改装一架只要成本2元；有的下放干部将仓库里闲置的钢磨重新安装，利用锅驼机带动，每天可磨面1000余斤，解决了食堂面粉供应和畜力紧张的困难。重庆大学下放在南桐的182名干部，和农民一道仿制和改良农具37种99件，架设索道12处，制成大小车子150多辆，兴办化肥厂35座，农药厂1座。
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下放干部与广大社员之间结成了比较深的感情。因此，在下放干部离开时，出现了不少感人的场面。当时一首题为《送下放干部离南水泉》的诗中写道：“生产文化齐丰收，感谢你们汗水流，一同劳动感情深，不想你们要回京。”“虽然今日在联欢，不如来时那一天，临别话儿无其数，建设祖国最为大。”“但望你们回机关，时时记住咱花园，花园你们种下树，开花结果春常驻，两万八千亲朋友，每日和你在一处。”严武在《难忘“故乡”情》中回忆：离开多年后，下放干部们仍把下放地黄陂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因为黄陂农村的社员，用纯真质朴的情感，使下放干部们消除了地域的差别，感受到了人间温暖。有两位中专毕业的女助理技术员，冲破思想束缚，与黄陂农村青年结为伉俪；黄陂农村多位姑娘与下放干部中的意中人喜结良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和国家实行的干部下放政策，出发点和初衷是良好的，而且对于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转变轻视农业的社会风气、改进机关工作、加强基层力量、支援农村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日本前大臣访华后感慨日本太落后#：许多日本人还活在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富有了】当地时间5月14日，日本著名政治新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在日本经济杂志《钻石》网站上的专栏更新了对前厚生劳动大臣，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的专访，与这位刚刚结束中国访问行程的老牌政客，花费了大段篇幅讨论他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他亲历的中日差距。#日本前大臣感慨中日差距#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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