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高院周春梅法官被闺蜜向慧所杀，这是一个悲剧。其案发原因在于周春梅拒绝向慧要求对其劳动纠纷案件“打招呼”的请求，但深层次的原因真是这样吗？
如何减少此类悲剧，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湖南省高院审监庭副庭长周春梅法官于2021年1月12日被一中年女性杀害于自家小区的地下车库，当地公安机关和两级法院快速反应，案发当天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就发布警情通报，称凶手向某与受害人周某某系同乡关系，因诉讼请周某某为其打招呼被拒，心生怨恨行凶报复；湖南省高院和最高法发布的通报则称：被害法官周春梅不徇私情、拒绝人情干扰而惨遭报复杀害，公开表态法治社会司法权威不容暴力挑衅！之后，中央政法委和新华社等央级机关的网络媒体也迅速作出相同的反应，严惩凶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此事件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多名法律界人士著文对官方的通报和做法表示疑虑，认为凶手杀人的原因没那么简单，建议司法机关慎重对待。笔者对这一事件给予了密切关注，收集了一些资料，包括湖南省、长沙市和岳麓区三级法院关于向慧与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邮科技”）劳动合同纠纷案的裁判文书、一审庭审视频，以及各方面的一些报道和文章，自信对本案案情有比较客观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作此拙文，对涉案劳动争议三级法院审理及裁判的公正性及其与向慧杀害周春梅法官的联系及影响程度等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欢迎网友们拍砖。
一、关于湖南省三级法院对向慧与湘邮科技劳动争议案审理、裁判的公正性问题。
据岳麓区、长沙市和湖南省三级法院的裁判文书显示：向慧因不满湘邮科技长期以来给予其非正常的不公平待遇，不服最近一次调整工作岗位的决定，用棍棒殴打公司分管行政管理的副总祝建英致轻微伤，并在湘邮科技3个员工微信群发表对公司领导的负面评价。向慧因殴打公司副总被公安机关处予治安拘留10天并罚款500元；事件发生后，湘邮科技领导口头表示只要向慧按照祝建英的要求给予赔偿，则公司对其请求的补发工资、二倍赔偿或者重新上岗等问题就可以解决。2019年4月26日，向慧在湘邮科技的主持和见证下与祝建英签订和解协议书，约定向祝建英赔偿9960元医疗费和40000元精神损失费共计49960元，已实际赔付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29960元（余 20000元精神损失费因暂无支付能力，承诺等工资补发后即赔付到位）并向祝建英赔礼道歉后，湘邮科技于2019年5月5日以行政管理部的名义向向慧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向慧因此申请劳动仲裁，又因不服仲裁裁决向岳麓区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
一审判决宣告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向长沙市中院提出上诉。长沙市中院立案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作出（2020）湘 01 民终 3177 号《民事判决书》（但判决书没有明确系开庭审理，也没有表述双方当事人到庭情况，怀疑是书面审且没有进行调查、询问），驳回了双方的上诉，维持原判。其中，对向慧的第2项上诉请求以与岳麓区法院一审相同的事实认定和“湘邮科技行政管理部作为公司主管人事的部门，可以代表公司行使人事管理职责，且湘邮科技对此并无异议，故向慧认为湘邮科技行政管理部不是解除劳动合同的适格主体，解除合同的行为非湘邮科技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等为由，判决予以驳回。
二审判决后，向慧曾就上述争议再次向岳麓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岳麓区法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审理后作出（2020)湘0104民初9747号民事裁定，以重复起诉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向慧遂向湖南省高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院立案审查后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湘民申 2112 号《民事裁定书》，以与长沙市中院相同的方式和理由，认为“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裁定驳回向慧的再审申请。
首先，岳麓区法院一审判决、长沙市中院二审判决和湖南省高院再审审查裁定书均存在明显的程序问题：1、岳麓区法院对原告向慧与被告湘邮科技对案件事实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均存在根本性意见分歧（一审宣判后双方均上诉）的非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由一名审判员独任审判，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和第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制度”的规定；2、长沙市中院对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且双方均不服上诉的劳动争议案件，采取书面审理方式且未召集双方进行调查询问，听取双方意见，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只有在）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才）可以不开庭审理”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 (四)项对“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规定；3、湖南省高院对这样一起一、二审法院均违反法定程序，原审原告强烈不服的申请再审案件，同样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作出驳回申请人再审申请的裁定，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故意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属于枉法裁判行为）”的规定。
程序正义是实体裁判正义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涉案劳动争议三级裁判均存在严重的违反法定程序问题，故其实体审判公正性堪忧！
其次，岳麓区法院、长沙市中院和湖南省高院对涉案劳动争议的实体裁判，均存在明显的公正性问题。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可以从长沙市中院二审判决书引述的向慧上诉请求及其依据的理由看出，向慧提出的上诉理由非常充分、论证周密有力。因为篇幅的关系，笔者仅以其第2项上诉请求中“判令湘邮科技单方解除与向慧的劳动合同违法，撤销解除决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长沙市中院二审判决书归纳为“争议焦点一. 湘邮科技是否违法解除与向慧的劳动合同，如系违法解除能否继续履行”）为例，并抛开向慧提出的但湘邮科技可以通过事后追认的方法予以抗辩的关于涉案劳动争议“解除劳动合同主体不适格”、“解除行为不是湘邮科技的真实意思表示”两点，仅从向慧提出的第三点理由“本案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反法律和社会公益”进行分析展开论述。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的，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但何谓“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均没有具体规定。学理认为，认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次审查劳动者是否存在用人单位所称的违规行为；劳动者的行为在规章制度中有无明确的规定；规章制度是否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告知劳动者；规章制度的处罚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劳动者的行为是否达到了严重程度，包括是否故意作为、多次作为、劝阻无效、经教育不改、严重影响用人单位的正常管理秩序、造成用人单位的重大损失，以及用人单位做出“解除”决定前有无给予劳动者申辩、纠正的机会等。
又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向慧提出湘邮科技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在其提供的《员工手册》上有向慧签收的记录，并不能证明《员工手册》所载规章制度系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并公之于众，或通过培训、教育或者其他形式使劳动者知悉涉案行为是企业所严禁的，如果违反了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所涉湘邮科技规章制度并未规定员工违反该禁止性规定，应当受到什么处罚承担什么后果，之前也没有员工因违反该条款规定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先例，且针对向慧涉案行为一审判决也仅认定“向慧违反了湘邮科技的规章制度”，因此湘邮科技以向慧“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缺乏证据和法律支持，属滥用单方解除权；分析涉案冲突事件发生的复杂背景和缘由，如果不考虑用人单位在制度建设和遵纪守法上应起到的表率和引领作用，而是简单粗暴地把劳动者推向社会，既处罚无据也不能以理服人；向慧在湘邮科技已连续工作近二十年，工作一直勤恳上进，本案争议发生前没有任何违规违纪行为曾被所在单位处罚过，涉案冲突行为客观上是当事各方的个人恩怨，并未对湘邮科技造成具体的损失；针对湘邮科技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中陈述的“毫无缘由的单方面殴打公司员工”、“散布不实言论恶意造谣中伤相关领导，情节严重，性质及影响恶劣”等，向慧采用书面申诉的形式进行辩驳，但湘邮科技并未提供相应的调查材料予以反驳，或举证证明向慧的申诉书存在不实之处，也未对“情节严重，性质及影响恶劣”予以举证；向慧已经认错悔错，支付了对方当事人医药费和部分赔偿款，依法、依约定或者依情理，湘邮科技都应从轻处罚向慧，而非毁信弃诺，加重加快滥用单方解除权；向慧是家庭唯一的就业人口，由于长期遭受湘邮科技的不公正对待，一直处于非正常的低收入水平，2013年其家庭被纳入长沙市低收入家庭，2018年被纳入湘邮科技困难职工家庭，一旦失业势必让家庭生活更加艰难，且向慧已经 40 多岁，叠加疫情影响，再就业更不现实；向慧原岗位依然存在，其不存在不胜任本职及相关工作的情形，湘邮科技作为国有上市公司，负有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不应成为职场霸凌、欺负弱小的负面典型等诉讼理由，可谓言辞恳切、在情在理。岳麓区法院、长沙市中院和湖南省高院三级裁判既未对此进行查证核实、予以认定，也没有给予任何反驳或者解释说明，仅以向慧殴打湘邮科技副总祝建英并在湘邮科技三个微信群发表对公司领导负面评价的行为，违反了《湘邮科技公司员工手册（2018 版）》有关规定，认定湘邮科技单方解除与向慧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裁判驳回向慧的诉求，明显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规章制度不当，裁判结果显失公正！
二、关于涉案劳动争议审判与向慧杀害周春梅法官的联系及影响程度。
基于以上分析，人们大致可以看出向慧杀害周春梅法官的真正原因了。人们不禁会问：向慧为什么不杀主审她的案件、判案不公的一审、二审、再审审查的法官，而去杀害并非涉案劳动争议的审判人员，仅仅是不帮其打招呼的周春梅法官，这太不可思议了！
笔者注意到多家媒体报道，向慧与周春梅法官系同乡+初中和大学同学+闺蜜的关系，自从一审判决宣告后，向慧多次要求周春梅法官帮忙打招呼。又据新京报热点文章《湖南法官遇害嫌疑人向某：曾身陷劳动纠纷案，被指性格偏执》报道，向慧在职期间曾获多项专利，并为其中两项专利“一种快递信息处理系统”和“一种邮件收件方法”的独立发明人；但其个性偏执、难以相处，经常得罪人，在湘邮科技的多次组织架构调整中，向慧越来越被边缘化，各部门都想把她淘汰；2019年向慧殴打副总祝建英的事件成为其与公司矛盾的爆发点，湘邮科技据此向向慧发出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但未按其要求给予相应补偿，并转载澎湃新闻报道：2020年10月，向慧的案件办结一段时间后，周春梅曾经找到再审审判长蒋琳。周春梅说，向慧在案子中没什么道理，“找我好多次，要求我向一、二审法院打招呼，搞完了我才跟你讲这个事”。
从向慧与湘邮科技劳动争议案的诉讼过程可以看出，向慧是积极、执着地寻求争议的法律解决的，其在法庭上的表现也是中规中矩、不卑不亢的。当向慧的良好愿望一次次地被司法不公无情地撕碎以后，她一次次地求助于周春梅法官，希望周法官能念同乡、同学、闺蜜之谊给予帮助，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而在周春梅法官方面，在一、二审阶段坚持不打招呼，可以理解为坚持原则、铁面无私。
但在案件进入再审立案审查程序后，仍持这种态度就不值得称颂了。法律、政策规定司法人员不得干预他人审判的案件，不等于任何人都不能过问打招呼，而要看什么人？这招呼怎么打、打得对不对？
周春梅法官生前是湖南省高院审监庭副庭长，向慧申请再审的案件就在她任职的庭室审理。对向慧的打招呼请求，只要正确理解，严格按照以上司法解释规定办理，就是合法合规的审判监督管理行为，不存在湖南省高院、最高法和其他央级国家机关、媒体所称的“徇私情”、受“人情干扰”等问题。
周春梅法官对与其同乡、同学+闺蜜的向慧提出的合法、合理、合情的请求不帮忙也就罢了，还背后说反话、扮高尚，这就更不应该了！（希望这只是一种猜测，可能周春梅法官没有参与此案的深入研究）
从湖南省高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驳回向慧再审申请的裁定——周春梅法官于同年10月间找该案审判长蒋琳说了那段不近人情的话语——向慧经过精心的准备于2021年1月12日向周春梅法官举起屠刀的过程和时间节点分析，向慧很可能是在闻知周春梅法官对蒋琳说的那段话后，深感社会不公、人情淡漠、维权无望后产生的绝望心理作用的结果。（如果这个猜测属实，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春梅法官之被杀，也是自己处事不够严谨、祸从口出。
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替向慧开脱罪责，也不是要指责、抹黑周春梅法官，只希望能够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和反思——站在司法公正的角度，从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上杜绝和铲除发生当事人杀害法官事件的条件和土壤。
一个良性社会，要让每一个人看到希望，而不能让一个人感到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