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当兵有多惨?】
明宪宗时期，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给朝廷上了一个报告，说卫所出现了大量士卒逃亡的事情，他在巡视一卫所之时，发现有一总旗额定为120人，士卒逃亡之后仅存1人。
而在正统三年（1438年）年九月，兵部做了一个统计，天下累计逃亡的军士已经多达120万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1
朱元璋以武力夺取元朝的天下之后，北元虽然北归大漠，但依旧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此朱元璋不得不考虑北部边防问题卫。
朱元璋根据地域，在北部边疆先后设立了陕西行都司、万全都司、大宁都司、辽东都市，每一个都司就是一个独立的军区，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
有了都司，下面还需要在基层的军事单位，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天下的要害之处，以一郡设“所”，连郡则设“卫”，大约5600人为一卫，120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
而为了能够让卫所制度够稳步推行，那就需要稳定的兵源，为此，朱元璋设置了户籍制度相配合。
明代户籍分类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
洪武二十一年，开始军籍黄册的编造，划编军户，以防止军、民、匠人户籍的紊乱。
军人的家庭叫军户，军户是兵役的承担者。
明朝军籍是世袭的，即一朝当兵，终生为伍，父去子替，世代沿袭，以此来保证卫所有稳定的兵源。
02
有了兵源，还有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后勤保障。
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京师卫所驻军有军官2497人，士卒206280人，马4751匹；地方卫所军有军官13742人，士卒992154人，马40329匹。
两者相加，全部的总兵力已经高达1198434，到了永乐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北伐和南部边疆也不稳定，所以全国的兵力幅度增长，达到了惊人的270万。
无论是120万还是270万，都是一个巨大且沉重的负担，压向了明王朝。
为了解决军队吃饭的问题，朱元璋进行军屯，其核心目的就是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
在明初的几十年间，军屯发展十分迅速，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接近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以如此规模的军屯，来保障军粮的自给自足。
太祖尝谓五军都督府曰：“养兵而不病於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若使兵但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久治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合一，国用以舒。”
——《典故纪闻》
如此大规模的屯田，在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但朱元璋不仅在宏观上进行总体策划，而对屯田的细节也倾注心血。
他要求各地负责屯田的官员，在五月时候上报禾苗的长势如何，七月的时候再报粮食的结实如何，十月之时又必须要报收成如何。
一年三报，不仅要让自己知道边疆粮食生产、存储的真实情况，也可以随时检查军士们的屯田情况，让军士们不敢懈怠。
朝廷不只是给军士们田地，还会酌情给予军士耕牛、农具和种子，让他们去开荒屯田。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屯田，而是根据各地区防务情况的差异，而在屯田人数比例上有着相对灵活的规定，比如，因为战事紧张程度不同，土地肥瘠的差异，有的地区一半的军士进行屯田，一半的军士去守城；而一些地区则是九成军士去屯田，一成军士去守城。
03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粮食收获之后的分配问题，朝廷如此大费周章，最后的一切目的就是收获粮食。
在起初之时，因为开垦土地有一个周期，所以有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到了产量上升之后，就需要交粮食。
军士种出来的粮食，有24石是需要上交的，其中的12石是收进卫所的仓库储存起来，在有重大军事行动的时候使用，还有12石是供给官军的俸粮。
但24石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后来减少了上交数量。
永乐二十年（1424年）的时候，交给卫所的粮食就减去一半，供本卫官军俸粮的12石不变，也就是合计交18石粮食。
无论24石或者18石，对于大多数士卒来讲，是一个能够承受的负担，甚至尚有结余，足以养家糊口。
这样一来，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据明代历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国田地共 3874746 顷，宣德八年（1433年）为 4278934 顷，弘治十六年（1503年）为 8307489顷，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卫所军屯的屯粮仅有 500 余万石，到永乐元年(1403年)，包括军民屯田在内的屯田子粒已达 2300余万石。
看起来，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军队吃饭的问题，以致于朱元璋也无不自豪的说：“吾养百万兵，不费百姓一粒米。”
这也的确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但这项成就存在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04
实际的情况，却远远出乎朱元璋的预料。
军屯、卫所、军户等一系列的政策很快遭到了考验，因为很多军士开始了逃亡。
据洪武三年（1370年）统计，在三年时间内，大约有47900多人逃亡。
宣德八年十二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张聪言：
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编发之初，奸顽之徒，改易籍贯，至卫即逃。比及勾追，有司谓无其人，军伍遂缺。
——《明宣宗实录》
这类记载在文献中比比皆是。
如此大规模的逃亡，基本可以说卫所制度名存实亡了，那卫所的军士们为何要逃亡呢？
首先，就是军士们屯田的基础，土地被不断蚕食。
各地的藩王权贵、勋戚官僚、卫所军官疯狂地占夺卫所屯田和卫所以外的耕地，导致了军屯的土地数量不断减少；与此同时，边疆地区战事频繁，很多军屯被敌军占领；有一部分敌军投降了，安置他们也需要大量的土地。
军户能够安身于卫所，其根本就在于土地，这跟唐朝初期的府兵制一样。
府兵制要实行，就必须要有均田制为基础。
当军户失去土地，他不仅无法上交粮食，连自己都没饭吃，逃亡就不奇怪了。
弘治时期，兵部尚书马文升在《清屯田以复旧制》中说：
不知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所以各该卫所军士月粮，有一二年不得开支者。
卫所的官员也不断压榨士卒，占纳月钱，私役买卖，克扣月粮等现象层出不穷，以至于衣食皆难，不得不的逃亡。
卫所和屯田，这两种制度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了很多军士甚至多达一两年得不到自己的口粮。
朱元璋设计政策之时，为了让军士能够在卫所安定下来，所以要求其带着妻儿举家到搬迁到卫所。
现在没有了粮食，那不仅仅是自己挨饿，而是全家挨饿的问题。
卫所的军士，最后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极端的贫困、落魄，士卒们和他们的妻儿甚至连以一件遮体的衣裳都没有：
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延绥，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亟预给三月饷，亲为抚循。
朱元璋15岁时，一个月之内父母双亡，穷得没有一块地埋葬自己的父母，但他的悲惨遭遇已经在景泰年间就已经大量重现。
如果朱元璋得知这一情况，不知他当作何想。
05
其次，卫所军官又不断压榨普通士卒，又进一步加大了他们的负担。
在卫官军苦于出钱，其事不止一端：如包办秋青草价；给与勇士养马；比较逃亡军匠；责令包工雇役；或帮贴锦衣卫夷人马匹；或加贴司苑局种菜军人；内外宫人造坟，皆用夫价；接应公差车辆，俱费租钱，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营内外官员，率于军伴额数之外，摘发在营操军役使，上下相袭，视为当然。又江南军士漕运，有修船盘削之费，有监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难以枚举。以致逃亡日多，则拨及全户，使富者贫，贫者终至于绝。江南官军每遇营操，虽给行粮，而往返之费，皆自营办。况至京即拨做工雇车运料，而杂拨纳办，有难以尽言者。
朱元璋在《大诰武臣·私役军人第二十七》中讲了很多卫所军官的不法行为：施州卫指挥乐信，令92名士卒为其做买卖；叙南卫指挥徐毅，干脆占用了15名士卒，供其在家役使；大同前卫的百户刘海，私役士卒砍柴卖钱等等。
朱元璋对于腐败的打击是极其严厉的，军官压榨士卒的情况就已经如此常见了，在其他皇帝时期，就可以想象了。
06
最后，军户的世袭，绝难逃脱。
如果是军官，那子子孙孙都为军官，如果是士卒，若不能立功，子子孙孙都是普通士卒。
到了明末，我们会发现军官几乎都是传承而来，比如萨尔浒之战中明军的四路主将，刘铤的父亲是总兵刘显，李如柏的父亲是李成梁，马林的父亲是总兵马芳，杜松是总兵杜桐之弟。
对于军官来讲，职位的世袭，是利益的保障，但对基层士卒来说，军籍成为世世代代的枷锁，军士无力挣脱，便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
嘉靖时，蓟镇兵员的逃亡现象已经极为严重，唐顺之在《覆勘蓟镇边务首疏》中说蓟镇额定93824名士卒，有34762名逃亡，逃亡率超过三分之一。
为了防止士卒们逃亡，朝廷的官员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把士卒发到离家很远的卫所，西南地区发往东北，东南地区发往西北，以此来增加士卒逃回家乡的难度。
国初卫军藉充垛集，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余卫，数千里之远者。近来东南充军亦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然四方风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道里既远，勾解遂难。
———章潢《图书编》
这种方式加重了士卒们的苦难，如此长的距离，全靠双腿，还要自带干粮衣物，并且还要携家带口，加上水土不服，很多士卒没有到达就已经亡于路途之中。
屏弱之人，往往不达戍所，就毙道路。即幸而达戍所，而衣食鲜继，水土未服，不窘而鳃，则老而独，安望其能披坚执锐以御一方，瓜瓞枝繁以长足行伍哉？
——王世贞：《议处清军事宜以实行伍以苏民困疏》
07
军户除了要出一男丁到指定的卫所去当兵‚这称之为正军，此外，军户还要再出一丁称之为余丁，随同正军到卫所，其主要协助正军的生活，以保证正军的衣食装备等。
余丁大多为一人，有的地区也又两到三个余丁的情况。
但这并没有完，军户还需要预留一丁为“继丁”，继丁其实就是替补，其存在的目的就是遇到正军不能继续服役之时——无论是逃亡、死亡或者年老，到卫所继承原正军的差役。
一军户要提供正军、余丁、继丁，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男丁，那就将年幼的男丁进行登记，称之为叫作“幼丁”‚等其长大了再解补到卫所。
如果一个军户确实没有男丁了，那就在邻里之间进行勾补，总之，最终的目的就是拿一男丁去顶替逃亡者。
戊戌，上以内外卫所军伍有缺，遣人追取户丁，往往鬻法，且又骚动于民。乃诏：自今卫所，以亡故军士姓名乡贯编成图籍送兵部，然后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人，违者坐罪。寻又诏天下郡县，从军户类造为册，具载其丁口之数，如遇取丁补伍，有司按籍遣之，无丁者止，自是无诈冒不实，役及亲属同姓者矣。
——《明太祖实录》
实际的操作比规定更严格，甚至出现一户出现三丁，甚至五丁被充作正军的情况，即便朝廷一再下令，严禁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这种情况是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还是逃亡军士太多，不这样抽丁，卫所就没有人。
军户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半奴役制度，这样的制度之下，虽然有朝廷的强力打压和严厉处罚，仍然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
无心镜 汉周读书
转载自 无心镜
明宪宗时期，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给朝廷上了一个报告，说卫所出现了大量士卒逃亡的事情，他在巡视一卫所之时，发现有一总旗额定为120人，士卒逃亡之后仅存1人。
而在正统三年（1438年）年九月，兵部做了一个统计，天下累计逃亡的军士已经多达120万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1
朱元璋以武力夺取元朝的天下之后，北元虽然北归大漠，但依旧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此朱元璋不得不考虑北部边防问题卫。
朱元璋根据地域，在北部边疆先后设立了陕西行都司、万全都司、大宁都司、辽东都市，每一个都司就是一个独立的军区，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
有了都司，下面还需要在基层的军事单位，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天下的要害之处，以一郡设“所”，连郡则设“卫”，大约5600人为一卫，120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
而为了能够让卫所制度够稳步推行，那就需要稳定的兵源，为此，朱元璋设置了户籍制度相配合。
明代户籍分类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
洪武二十一年，开始军籍黄册的编造，划编军户，以防止军、民、匠人户籍的紊乱。
军人的家庭叫军户，军户是兵役的承担者。
明朝军籍是世袭的，即一朝当兵，终生为伍，父去子替，世代沿袭，以此来保证卫所有稳定的兵源。
02
有了兵源，还有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后勤保障。
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京师卫所驻军有军官2497人，士卒206280人，马4751匹；地方卫所军有军官13742人，士卒992154人，马40329匹。
两者相加，全部的总兵力已经高达1198434，到了永乐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北伐和南部边疆也不稳定，所以全国的兵力幅度增长，达到了惊人的270万。
无论是120万还是270万，都是一个巨大且沉重的负担，压向了明王朝。
为了解决军队吃饭的问题，朱元璋进行军屯，其核心目的就是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
在明初的几十年间，军屯发展十分迅速，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接近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以如此规模的军屯，来保障军粮的自给自足。
太祖尝谓五军都督府曰：“养兵而不病於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若使兵但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久治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合一，国用以舒。”
——《典故纪闻》
如此大规模的屯田，在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但朱元璋不仅在宏观上进行总体策划，而对屯田的细节也倾注心血。
他要求各地负责屯田的官员，在五月时候上报禾苗的长势如何，七月的时候再报粮食的结实如何，十月之时又必须要报收成如何。
一年三报，不仅要让自己知道边疆粮食生产、存储的真实情况，也可以随时检查军士们的屯田情况，让军士们不敢懈怠。
朝廷不只是给军士们田地，还会酌情给予军士耕牛、农具和种子，让他们去开荒屯田。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屯田，而是根据各地区防务情况的差异，而在屯田人数比例上有着相对灵活的规定，比如，因为战事紧张程度不同，土地肥瘠的差异，有的地区一半的军士进行屯田，一半的军士去守城；而一些地区则是九成军士去屯田，一成军士去守城。
03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粮食收获之后的分配问题，朝廷如此大费周章，最后的一切目的就是收获粮食。
在起初之时，因为开垦土地有一个周期，所以有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到了产量上升之后，就需要交粮食。
军士种出来的粮食，有24石是需要上交的，其中的12石是收进卫所的仓库储存起来，在有重大军事行动的时候使用，还有12石是供给官军的俸粮。
但24石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后来减少了上交数量。
永乐二十年（1424年）的时候，交给卫所的粮食就减去一半，供本卫官军俸粮的12石不变，也就是合计交18石粮食。
无论24石或者18石，对于大多数士卒来讲，是一个能够承受的负担，甚至尚有结余，足以养家糊口。
这样一来，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据明代历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国田地共 3874746 顷，宣德八年（1433年）为 4278934 顷，弘治十六年（1503年）为 8307489顷，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卫所军屯的屯粮仅有 500 余万石，到永乐元年(1403年)，包括军民屯田在内的屯田子粒已达 2300余万石。
看起来，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军队吃饭的问题，以致于朱元璋也无不自豪的说：“吾养百万兵，不费百姓一粒米。”
这也的确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但这项成就存在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04
实际的情况，却远远出乎朱元璋的预料。
军屯、卫所、军户等一系列的政策很快遭到了考验，因为很多军士开始了逃亡。
据洪武三年（1370年）统计，在三年时间内，大约有47900多人逃亡。
宣德八年十二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张聪言：
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编发之初，奸顽之徒，改易籍贯，至卫即逃。比及勾追，有司谓无其人，军伍遂缺。
——《明宣宗实录》
这类记载在文献中比比皆是。
如此大规模的逃亡，基本可以说卫所制度名存实亡了，那卫所的军士们为何要逃亡呢？
首先，就是军士们屯田的基础，土地被不断蚕食。
各地的藩王权贵、勋戚官僚、卫所军官疯狂地占夺卫所屯田和卫所以外的耕地，导致了军屯的土地数量不断减少；与此同时，边疆地区战事频繁，很多军屯被敌军占领；有一部分敌军投降了，安置他们也需要大量的土地。
军户能够安身于卫所，其根本就在于土地，这跟唐朝初期的府兵制一样。
府兵制要实行，就必须要有均田制为基础。
当军户失去土地，他不仅无法上交粮食，连自己都没饭吃，逃亡就不奇怪了。
弘治时期，兵部尚书马文升在《清屯田以复旧制》中说：
不知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所以各该卫所军士月粮，有一二年不得开支者。
卫所的官员也不断压榨士卒，占纳月钱，私役买卖，克扣月粮等现象层出不穷，以至于衣食皆难，不得不的逃亡。
卫所和屯田，这两种制度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了很多军士甚至多达一两年得不到自己的口粮。
朱元璋设计政策之时，为了让军士能够在卫所安定下来，所以要求其带着妻儿举家到搬迁到卫所。
现在没有了粮食，那不仅仅是自己挨饿，而是全家挨饿的问题。
卫所的军士，最后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极端的贫困、落魄，士卒们和他们的妻儿甚至连以一件遮体的衣裳都没有：
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延绥，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亟预给三月饷，亲为抚循。
朱元璋15岁时，一个月之内父母双亡，穷得没有一块地埋葬自己的父母，但他的悲惨遭遇已经在景泰年间就已经大量重现。
如果朱元璋得知这一情况，不知他当作何想。
05
其次，卫所军官又不断压榨普通士卒，又进一步加大了他们的负担。
在卫官军苦于出钱，其事不止一端：如包办秋青草价；给与勇士养马；比较逃亡军匠；责令包工雇役；或帮贴锦衣卫夷人马匹；或加贴司苑局种菜军人；内外宫人造坟，皆用夫价；接应公差车辆，俱费租钱，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营内外官员，率于军伴额数之外，摘发在营操军役使，上下相袭，视为当然。又江南军士漕运，有修船盘削之费，有监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难以枚举。以致逃亡日多，则拨及全户，使富者贫，贫者终至于绝。江南官军每遇营操，虽给行粮，而往返之费，皆自营办。况至京即拨做工雇车运料，而杂拨纳办，有难以尽言者。
朱元璋在《大诰武臣·私役军人第二十七》中讲了很多卫所军官的不法行为：施州卫指挥乐信，令92名士卒为其做买卖；叙南卫指挥徐毅，干脆占用了15名士卒，供其在家役使；大同前卫的百户刘海，私役士卒砍柴卖钱等等。
朱元璋对于腐败的打击是极其严厉的，军官压榨士卒的情况就已经如此常见了，在其他皇帝时期，就可以想象了。
06
最后，军户的世袭，绝难逃脱。
如果是军官，那子子孙孙都为军官，如果是士卒，若不能立功，子子孙孙都是普通士卒。
到了明末，我们会发现军官几乎都是传承而来，比如萨尔浒之战中明军的四路主将，刘铤的父亲是总兵刘显，李如柏的父亲是李成梁，马林的父亲是总兵马芳，杜松是总兵杜桐之弟。
对于军官来讲，职位的世袭，是利益的保障，但对基层士卒来说，军籍成为世世代代的枷锁，军士无力挣脱，便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
嘉靖时，蓟镇兵员的逃亡现象已经极为严重，唐顺之在《覆勘蓟镇边务首疏》中说蓟镇额定93824名士卒，有34762名逃亡，逃亡率超过三分之一。
为了防止士卒们逃亡，朝廷的官员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把士卒发到离家很远的卫所，西南地区发往东北，东南地区发往西北，以此来增加士卒逃回家乡的难度。
国初卫军藉充垛集，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余卫，数千里之远者。近来东南充军亦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然四方风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道里既远，勾解遂难。
———章潢《图书编》
这种方式加重了士卒们的苦难，如此长的距离，全靠双腿，还要自带干粮衣物，并且还要携家带口，加上水土不服，很多士卒没有到达就已经亡于路途之中。
屏弱之人，往往不达戍所，就毙道路。即幸而达戍所，而衣食鲜继，水土未服，不窘而鳃，则老而独，安望其能披坚执锐以御一方，瓜瓞枝繁以长足行伍哉？
——王世贞：《议处清军事宜以实行伍以苏民困疏》
07
军户除了要出一男丁到指定的卫所去当兵‚这称之为正军，此外，军户还要再出一丁称之为余丁，随同正军到卫所，其主要协助正军的生活，以保证正军的衣食装备等。
余丁大多为一人，有的地区也又两到三个余丁的情况。
但这并没有完，军户还需要预留一丁为“继丁”，继丁其实就是替补，其存在的目的就是遇到正军不能继续服役之时——无论是逃亡、死亡或者年老，到卫所继承原正军的差役。
一军户要提供正军、余丁、继丁，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男丁，那就将年幼的男丁进行登记，称之为叫作“幼丁”‚等其长大了再解补到卫所。
如果一个军户确实没有男丁了，那就在邻里之间进行勾补，总之，最终的目的就是拿一男丁去顶替逃亡者。
戊戌，上以内外卫所军伍有缺，遣人追取户丁，往往鬻法，且又骚动于民。乃诏：自今卫所，以亡故军士姓名乡贯编成图籍送兵部，然后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人，违者坐罪。寻又诏天下郡县，从军户类造为册，具载其丁口之数，如遇取丁补伍，有司按籍遣之，无丁者止，自是无诈冒不实，役及亲属同姓者矣。
——《明太祖实录》
实际的操作比规定更严格，甚至出现一户出现三丁，甚至五丁被充作正军的情况，即便朝廷一再下令，严禁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这种情况是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还是逃亡军士太多，不这样抽丁，卫所就没有人。
军户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半奴役制度，这样的制度之下，虽然有朝廷的强力打压和严厉处罚，仍然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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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镜 汉周读书
转载自 无心镜
“我大清不需要长城”也是长久以来的谣言，很多人以为我大清皇帝吹过了，就是做到了。
大清在康雍乾三朝有多次修建和新建长城的记录，应对漠北蒙古、⻘海蒙古、漠⻄蒙古诸部威胁，比如：
康熙六年，康熙帝批准修边墙。部分利⽤了明代壕堑或边墙等建筑基础；雍正九年，雍正帝命加强古北口、宣化、⼤同等地的边墙修缮；
乾隆⼗年，⽢肃巡抚⻩廷桂奏请维修⽢肃境内边墙，最终由⺠壮维修边墙。
康熙33年、雍正末年、乾隆10年、26年、27年、54年都有修边墙和请修边墙的相关记载。
除了修缮明朝的边墙以外，清朝在⽢肃祁连⼭⼀带新修了边墙。
清朝的直辖郡县区域就是两京一十八省，这个范围以外是不同程度的羁糜管理。
大清在康雍乾三朝有多次修建和新建长城的记录，应对漠北蒙古、⻘海蒙古、漠⻄蒙古诸部威胁，比如：
康熙六年，康熙帝批准修边墙。部分利⽤了明代壕堑或边墙等建筑基础；雍正九年，雍正帝命加强古北口、宣化、⼤同等地的边墙修缮；
乾隆⼗年，⽢肃巡抚⻩廷桂奏请维修⽢肃境内边墙，最终由⺠壮维修边墙。
康熙33年、雍正末年、乾隆10年、26年、27年、54年都有修边墙和请修边墙的相关记载。
除了修缮明朝的边墙以外，清朝在⽢肃祁连⼭⼀带新修了边墙。
清朝的直辖郡县区域就是两京一十八省，这个范围以外是不同程度的羁糜管理。
#沈阳身边事##沈阳生活##沈阳新鲜事##沈阳新闻##沈阳分享##沈阳事儿##沈阳同城# 沈阳天坛 山回路转寻不见
图为天坛园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盖云飞
人间五月天，海棠花中仙。走在沈阳市沈河区文萃路与天坛二街的交叉口，一片姹紫嫣红的花海便映入眼帘，让人不禁想起宋朝诗人王炎那句“赖有海棠倾国色，嫣然一笑解留春”。海棠林不大，在一口袋公园内，公园入口处静卧一大石，上书“天坛园”三个绿色大字。看似闲适的口袋公园，却因为“天坛”两个字传递出一种历史的厚重与沧桑，让人肃然起敬。
提起天坛，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北京天坛，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沈阳也有一座天坛，就在现在的天坛二街上。可惜，沈阳的天坛如今早已消散在历史的尘烟当中，唯有留下的“天坛一街”“天坛二街”“天坛小区”等名字，还在提醒着人们曾经留存的那段烟云往事。
沈阳天坛是北京天坛“缩小版”
沈阳有很多坛，比如我们熟悉的天坛、地坛、风雨坛、先农坛，这些坛的建筑，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帝王崇天敬神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是祭祀先祖，保佑后代子孙绵延万世，而这些坛庙建筑就是为了寄托这种崇敬的心情应运而生的。
中国古代祭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黄帝时期就已经有祭天的行为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会选择自然高地举行拜祭上天的活动，后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才建造专门用于祭天活动的高台，称为祭坛，用以表达人们对上天的尊崇和期盼。古代帝王都把自己塑造成昊天之子。既然是昊天之子，那就一定要祭天。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赋祭天以特有的含义，将其纳入封建礼制的范畴，使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史稿》记载：“大祀十有三：正月上辛祈穀，孟夏常雩，冬至圜丘，皆祭昊天上帝；夏至方泽祭皇地祇……”正是由于祭祀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被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君主奉行不辍，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而祭天更是被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成为“国之大祀”。
沈阳天坛的建立，始于皇太极。
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对后金政权的把控更加牢固，其称帝建国的野心也愈发膨胀。此后，满汉朝臣纷纷劝进，表达对皇太极称帝的期待。此时，皇太极虽然心生喜悦之情，但在他心里仍觉并非建立天地坛和称帝的最佳时机。
1635年，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大破察哈尔部，林丹汗败走青海途中病死，林丹汗福晋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归降时献出元顺帝所持的玉玺，上面刻有“制诰之宝”四个汉字。皇太极欢喜异常，获元传国玺认为是天命所归，于是，采纳大臣范文程的建议，开始建天坛、地坛祭天地。天聪十年四月初八日，皇太极受诸王大臣所上“宽温仁圣皇帝”尊号，改国号曰“清”，改年号为崇德元年，斋戒三日，然后亲率诸贝勒大臣于南郊天坛（圜丘）祭告天地，开清朝皇帝祭天之先河。
沈阳天坛，无论是从位置的选择还是形制结构，显然都仿明嘉靖九年（1530年）建的北京南郊圜丘，只是坛制规模较小，建筑材料也较简陋。《清史稿》记载：“坛壝之制天聪十年，度地盛京，建圜丘、方泽坛，祭告天地，改元崇德。天坛制圆，三成，上成九重，周一丈八尺；二成七重，周三丈六尺；三成五重，周五丈四尺：俱高三尺。垣周百十有三丈。世祖奠鼎燕京，建圜丘正阳门外南郊……”皇太极接受了中国这种传统的祭天方式，修建天坛、地坛，即表明了他是中国的皇帝，要与当时的明朝争夺天下。
天坛祭天曾是最隆重的仪式
古代的冬至日祭天是中国古代最隆重的一件事，历史悠久，古人崇尚天人合一，故而对于天具有很高的推崇，商代时称天为“上帝”，周代则奉天为“昊天”，楚国则尊奉太阳神“太一”为东皇，古代祭天的历史，可以从华夏最初开始追溯，传说，天坛最初叫做明堂，这种建筑其实早期是一种吊脚楼式的建筑。
把天坛建造为圆形，最早则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武则天时期建造的洛阳明堂，这一传统在唐代后几乎断绝，直到嘉靖皇帝时期，嘉靖皇帝因为崇信方术，听了一位术士的建议，将天坛的“大祈殿”改建为圆形的建筑，以此来契合唐代以来的传统，这就是大享殿，到了乾隆时期，大享殿大修，瓦色一律改成青色，形成了现在的格局，这就是北京天坛的主体建筑——祈年殿。天坛在明清两朝，是最高规格建筑，甚至比皇帝的规格还好，因为天坛祭祀的是中国商周以来3000多年的信仰——昊天，而所谓的皇帝，也不过是“天子”而已。
虽然清代是由东北渔猎的满人建立的政权，在制度和规章上和明代肯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实际上，所谓的不同主要还是在一些细节上。
在大体上，清代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祭天，仅仅是在服饰上有所变更，但是大体却还是效仿周礼。汉代开始，祭天礼服一共有12样花纹在其上，象征皇权，这也被称作十二章，这十二章分别为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在历朝历代都只有细微的改变，而清代的朝服其实也有十二章纹饰，只是在袖子上使用了满人所喜爱的较为轻便的马蹄袖，实际上却是符合中国传统祭祀礼仪的。清代帝王中，最奢华的应该是乾隆了，他所穿的礼服每一次都要重做，十二章纹饰复杂，所穿礼服由千人同时制作，这还不包括从江南等地选布料的时间，如果一个人不休息连续制作则要两年才能完成。
另外，冬至那天，皇帝其实要步行前往天坛祭天的，其他的大臣也要跟随前往，祭天的典礼相当复杂。历朝历代对于祭天的重视，其实体现了中国历代文化的有序传承，周代人最早提出天道观念，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而上天对于帝王也是如此，所以，后世的帝王或许会毁掉前代的宗庙，会烧掉宫殿，但是对于昊天上帝的信仰，却是继承前代而延续，这就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最好的见证。
沈阳天坛位于德胜门也就是当时的大南门外5里，在现在的天坛二街上，不过只有皇太极和顺治两位清代帝王在这里完成过祭天的仪式。
一首诗道尽个中原委
当年的沈阳天坛，如今只是一处普通的居民区。但住在这里的人也许不会想到，当年曾有多位清代帝王东巡到此祭天。
据《盛京通志》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年）定制，“凡盛京坛内有应修之处，俱着盛京工部随时查估修理”。乾隆在1778年和1783年东巡时，对盛京天坛曾两度重修。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维修时，发现原砖砌阶台三层，因泛碱损坏较多，如用新砖修补，新旧不一，于是决定拆下围墙旧砖，拣选与阶台颜色一致的整砖进行粘补。乾隆四十八年，乾隆第四次东巡盛京，曾撰《坛庙恭纪》诗，记载盛京坛庙原委。
《重脩坛庙恭纪四首·天坛》：“远近既向服，玉宝应时呈。群请上尊号，太宗辞弗称。内外王贝勒，再三陈奏并。乃告祭郊丘，即位洽舆诚。改元为崇德，国号曰大清。圜坛峙南郊，德盛门之坰。肇禋受蕃釐，万祀延阼亨。长至及兴师，致虔每躬行。世祖定中原，兹坛礼遂停。戊戌年之秋，谒陵来陪京。南郊瞻昔址，百年岁月更。言念眷祉初，勿废应葺营。兹来复旧观，惬志勖继绳。讵惟自勖哉，奕叶聪听情。”这首诗记载了皇太极修建天坛的原委以及后来废止的始末，而逐年荒废最终消失也成为其不可摆脱的宿命。
详见：https://t.cn/A6H5clqg
图为天坛园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盖云飞
人间五月天，海棠花中仙。走在沈阳市沈河区文萃路与天坛二街的交叉口，一片姹紫嫣红的花海便映入眼帘，让人不禁想起宋朝诗人王炎那句“赖有海棠倾国色，嫣然一笑解留春”。海棠林不大，在一口袋公园内，公园入口处静卧一大石，上书“天坛园”三个绿色大字。看似闲适的口袋公园，却因为“天坛”两个字传递出一种历史的厚重与沧桑，让人肃然起敬。
提起天坛，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北京天坛，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沈阳也有一座天坛，就在现在的天坛二街上。可惜，沈阳的天坛如今早已消散在历史的尘烟当中，唯有留下的“天坛一街”“天坛二街”“天坛小区”等名字，还在提醒着人们曾经留存的那段烟云往事。
沈阳天坛是北京天坛“缩小版”
沈阳有很多坛，比如我们熟悉的天坛、地坛、风雨坛、先农坛，这些坛的建筑，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帝王崇天敬神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是祭祀先祖，保佑后代子孙绵延万世，而这些坛庙建筑就是为了寄托这种崇敬的心情应运而生的。
中国古代祭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黄帝时期就已经有祭天的行为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会选择自然高地举行拜祭上天的活动，后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才建造专门用于祭天活动的高台，称为祭坛，用以表达人们对上天的尊崇和期盼。古代帝王都把自己塑造成昊天之子。既然是昊天之子，那就一定要祭天。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赋祭天以特有的含义，将其纳入封建礼制的范畴，使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史稿》记载：“大祀十有三：正月上辛祈穀，孟夏常雩，冬至圜丘，皆祭昊天上帝；夏至方泽祭皇地祇……”正是由于祭祀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被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君主奉行不辍，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而祭天更是被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成为“国之大祀”。
沈阳天坛的建立，始于皇太极。
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对后金政权的把控更加牢固，其称帝建国的野心也愈发膨胀。此后，满汉朝臣纷纷劝进，表达对皇太极称帝的期待。此时，皇太极虽然心生喜悦之情，但在他心里仍觉并非建立天地坛和称帝的最佳时机。
1635年，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大破察哈尔部，林丹汗败走青海途中病死，林丹汗福晋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归降时献出元顺帝所持的玉玺，上面刻有“制诰之宝”四个汉字。皇太极欢喜异常，获元传国玺认为是天命所归，于是，采纳大臣范文程的建议，开始建天坛、地坛祭天地。天聪十年四月初八日，皇太极受诸王大臣所上“宽温仁圣皇帝”尊号，改国号曰“清”，改年号为崇德元年，斋戒三日，然后亲率诸贝勒大臣于南郊天坛（圜丘）祭告天地，开清朝皇帝祭天之先河。
沈阳天坛，无论是从位置的选择还是形制结构，显然都仿明嘉靖九年（1530年）建的北京南郊圜丘，只是坛制规模较小，建筑材料也较简陋。《清史稿》记载：“坛壝之制天聪十年，度地盛京，建圜丘、方泽坛，祭告天地，改元崇德。天坛制圆，三成，上成九重，周一丈八尺；二成七重，周三丈六尺；三成五重，周五丈四尺：俱高三尺。垣周百十有三丈。世祖奠鼎燕京，建圜丘正阳门外南郊……”皇太极接受了中国这种传统的祭天方式，修建天坛、地坛，即表明了他是中国的皇帝，要与当时的明朝争夺天下。
天坛祭天曾是最隆重的仪式
古代的冬至日祭天是中国古代最隆重的一件事，历史悠久，古人崇尚天人合一，故而对于天具有很高的推崇，商代时称天为“上帝”，周代则奉天为“昊天”，楚国则尊奉太阳神“太一”为东皇，古代祭天的历史，可以从华夏最初开始追溯，传说，天坛最初叫做明堂，这种建筑其实早期是一种吊脚楼式的建筑。
把天坛建造为圆形，最早则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武则天时期建造的洛阳明堂，这一传统在唐代后几乎断绝，直到嘉靖皇帝时期，嘉靖皇帝因为崇信方术，听了一位术士的建议，将天坛的“大祈殿”改建为圆形的建筑，以此来契合唐代以来的传统，这就是大享殿，到了乾隆时期，大享殿大修，瓦色一律改成青色，形成了现在的格局，这就是北京天坛的主体建筑——祈年殿。天坛在明清两朝，是最高规格建筑，甚至比皇帝的规格还好，因为天坛祭祀的是中国商周以来3000多年的信仰——昊天，而所谓的皇帝，也不过是“天子”而已。
虽然清代是由东北渔猎的满人建立的政权，在制度和规章上和明代肯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实际上，所谓的不同主要还是在一些细节上。
在大体上，清代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祭天，仅仅是在服饰上有所变更，但是大体却还是效仿周礼。汉代开始，祭天礼服一共有12样花纹在其上，象征皇权，这也被称作十二章，这十二章分别为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在历朝历代都只有细微的改变，而清代的朝服其实也有十二章纹饰，只是在袖子上使用了满人所喜爱的较为轻便的马蹄袖，实际上却是符合中国传统祭祀礼仪的。清代帝王中，最奢华的应该是乾隆了，他所穿的礼服每一次都要重做，十二章纹饰复杂，所穿礼服由千人同时制作，这还不包括从江南等地选布料的时间，如果一个人不休息连续制作则要两年才能完成。
另外，冬至那天，皇帝其实要步行前往天坛祭天的，其他的大臣也要跟随前往，祭天的典礼相当复杂。历朝历代对于祭天的重视，其实体现了中国历代文化的有序传承，周代人最早提出天道观念，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而上天对于帝王也是如此，所以，后世的帝王或许会毁掉前代的宗庙，会烧掉宫殿，但是对于昊天上帝的信仰，却是继承前代而延续，这就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最好的见证。
沈阳天坛位于德胜门也就是当时的大南门外5里，在现在的天坛二街上，不过只有皇太极和顺治两位清代帝王在这里完成过祭天的仪式。
一首诗道尽个中原委
当年的沈阳天坛，如今只是一处普通的居民区。但住在这里的人也许不会想到，当年曾有多位清代帝王东巡到此祭天。
据《盛京通志》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年）定制，“凡盛京坛内有应修之处，俱着盛京工部随时查估修理”。乾隆在1778年和1783年东巡时，对盛京天坛曾两度重修。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维修时，发现原砖砌阶台三层，因泛碱损坏较多，如用新砖修补，新旧不一，于是决定拆下围墙旧砖，拣选与阶台颜色一致的整砖进行粘补。乾隆四十八年，乾隆第四次东巡盛京，曾撰《坛庙恭纪》诗，记载盛京坛庙原委。
《重脩坛庙恭纪四首·天坛》：“远近既向服，玉宝应时呈。群请上尊号，太宗辞弗称。内外王贝勒，再三陈奏并。乃告祭郊丘，即位洽舆诚。改元为崇德，国号曰大清。圜坛峙南郊，德盛门之坰。肇禋受蕃釐，万祀延阼亨。长至及兴师，致虔每躬行。世祖定中原，兹坛礼遂停。戊戌年之秋，谒陵来陪京。南郊瞻昔址，百年岁月更。言念眷祉初，勿废应葺营。兹来复旧观，惬志勖继绳。讵惟自勖哉，奕叶聪听情。”这首诗记载了皇太极修建天坛的原委以及后来废止的始末，而逐年荒废最终消失也成为其不可摆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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