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近代卷(下)》读书札记】第十七章 法兰西第二帝国与巴黎公社。法兰西第二帝国及其覆灭。第二帝国及其危机;普法战争与第二帝国的崩溃。巴黎公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3月18日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民主的实验;公社的社会经济及文化教育措施;公社内部的派别斗争;巴黎保卫战与公社的覆灭;马克思与公社,公社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巴黎公社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期间短暂地统治巴黎的政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社会矛盾激化。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3月28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公社得到了第一国际的支持,公社的很多领导人都是第一国际的成员。5月28日,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勾结普鲁士军队联合反扑,公社失败。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被载入史册,它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怎么办》|#读书# 】(文|米琴)《怎么办》是上世纪50年代中学生中最流行的三部外国小说之一,另两部是《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此书出版于1883年的沙皇俄国。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评论家、革命民主主义活动家和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共产主义)以及民粹主义思想家。他反对沙皇封建专制和农奴制,主张用暴力推翻沙皇政府。1862年他被沙皇政府逮捕,两年后被判处服7年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怎么办》就是他在监狱中完成的。
小说以三个品格高尚的好友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要情节,不过在这个三角恋中不存在二男争一女,而是双方都互相谦让,为对方着想,生怕伤害他人的感情。丈夫为了成全妻子和第三者甚至佯装自杀。妻子用社会主义原则创办和经营的工场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工场的描写很像那些共产乌托邦小说。[1]这三个主要人物,按作者之语,已是“人之楷模”了,但书中还有一个次要角色被作者称之为“优秀人物的精华”,这就是革命家拉郝美托夫。
对拉郝美托夫的介绍和描写只占第三大章中最后一小章节,可他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比其他人物都深刻,还曾对真实世界中一些著名革命领袖产生过重要影响。
拉郝美托夫出身名门望族,但家道中落。他把继承下来的土地卖掉,一些钱用于接济穷困的大学生,另一些捐给他敬重的德国哲学家,自己则过着苦行僧般简朴的生活。除了博览群书、刻苦攻读之外,他还从事各种繁重体力劳动,曾做过农人、木匠、船夫、纤夫等,其目的是得到劳苦大众的热爱和尊重,同时也强健自己的体魄,以应对艰苦的革命环境。为了磨炼意志,他甚至睡在钉满钉子的床上,把自己扎得浑身是血。在朋友圈里,他属于言辞激烈的“严肃派”。他曾和一个十九岁的寡妇发生恋情,但很快就认识到他没有权力把任何人的命运和他自己栓在一起,因为他要随时面对监牢、流放与牺牲。他告诉她:“对你的爱会栓住我的手。”他造访别人从不超过必要时间,并且只交往有影响力的人,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私交,一切行为都以是否对革命事业有用为准则。作者称他是使大家生活如花似锦而放弃个人欢乐的“原动力中的原动力”、“新人中的新人”等等。实际上,对拉郝美托夫的描写体现了革命性与人性之间的冲突。
拉赫美托夫对许多重要革命家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比如保加利亚无产阶级革命家季米特洛夫(1852-1949)。他曾“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角们迷住了”,并特别敬爱拉赫美托夫。[2]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1870-1924)在高中时代读到《怎么办》后激动不已,连看五遍。他还模仿拉赫美托夫每天举重,锻炼体魄。[3]
受拉赫美托夫影响最大的是俄国激进民粹派领袖涅恰耶夫(1847-1882)。他同时也信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等。《怎么办》出版时,他才十五岁,就“立志要像拉赫美托夫那样,成为一名纯粹的革命者,一个非同一般的推翻旧世界的斗士,一个信奉严酷的宗派主义革命原则的革命志士。”[4]他甚至模仿拉赫美托夫睡在木板上和只吃黑面包。在他撰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里,他定性“革命者”为“自我献身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务、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融汇在唯一仅有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这正是拉赫美托夫的写照。涅恰耶夫“是沙皇和专制制度毫不妥协的敌人,在与沙皇斗争的一生中堪称不屈不挠视死如归”,“将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都可以置之度外”。[5]在热血青年眼里,这种有大无畏精神的人无疑是个英雄。可涅恰耶夫视迅速破坏丑恶制度为唯一目的。为了达倒这个目的他不择手段,无视道德,不惜毁灭妨碍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东西,甚至枪杀曾和自己并肩战斗过的同志。最终,他被后人视为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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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出版于1883年的沙皇俄国。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评论家、革命民主主义活动家和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共产主义)以及民粹主义思想家。他反对沙皇封建专制和农奴制,主张用暴力推翻沙皇政府。1862年他被沙皇政府逮捕,两年后被判处服7年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怎么办》就是他在监狱中完成的。
小说以三个品格高尚的好友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要情节,不过在这个三角恋中不存在二男争一女,而是双方都互相谦让,为对方着想,生怕伤害他人的感情。丈夫为了成全妻子和第三者甚至佯装自杀。妻子用社会主义原则创办和经营的工场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工场的描写很像那些共产乌托邦小说。[1]这三个主要人物,按作者之语,已是“人之楷模”了,但书中还有一个次要角色被作者称之为“优秀人物的精华”,这就是革命家拉郝美托夫。
对拉郝美托夫的介绍和描写只占第三大章中最后一小章节,可他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比其他人物都深刻,还曾对真实世界中一些著名革命领袖产生过重要影响。
拉郝美托夫出身名门望族,但家道中落。他把继承下来的土地卖掉,一些钱用于接济穷困的大学生,另一些捐给他敬重的德国哲学家,自己则过着苦行僧般简朴的生活。除了博览群书、刻苦攻读之外,他还从事各种繁重体力劳动,曾做过农人、木匠、船夫、纤夫等,其目的是得到劳苦大众的热爱和尊重,同时也强健自己的体魄,以应对艰苦的革命环境。为了磨炼意志,他甚至睡在钉满钉子的床上,把自己扎得浑身是血。在朋友圈里,他属于言辞激烈的“严肃派”。他曾和一个十九岁的寡妇发生恋情,但很快就认识到他没有权力把任何人的命运和他自己栓在一起,因为他要随时面对监牢、流放与牺牲。他告诉她:“对你的爱会栓住我的手。”他造访别人从不超过必要时间,并且只交往有影响力的人,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私交,一切行为都以是否对革命事业有用为准则。作者称他是使大家生活如花似锦而放弃个人欢乐的“原动力中的原动力”、“新人中的新人”等等。实际上,对拉郝美托夫的描写体现了革命性与人性之间的冲突。
拉赫美托夫对许多重要革命家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比如保加利亚无产阶级革命家季米特洛夫(1852-1949)。他曾“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角们迷住了”,并特别敬爱拉赫美托夫。[2]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1870-1924)在高中时代读到《怎么办》后激动不已,连看五遍。他还模仿拉赫美托夫每天举重,锻炼体魄。[3]
受拉赫美托夫影响最大的是俄国激进民粹派领袖涅恰耶夫(1847-1882)。他同时也信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等。《怎么办》出版时,他才十五岁,就“立志要像拉赫美托夫那样,成为一名纯粹的革命者,一个非同一般的推翻旧世界的斗士,一个信奉严酷的宗派主义革命原则的革命志士。”[4]他甚至模仿拉赫美托夫睡在木板上和只吃黑面包。在他撰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里,他定性“革命者”为“自我献身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务、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融汇在唯一仅有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这正是拉赫美托夫的写照。涅恰耶夫“是沙皇和专制制度毫不妥协的敌人,在与沙皇斗争的一生中堪称不屈不挠视死如归”,“将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都可以置之度外”。[5]在热血青年眼里,这种有大无畏精神的人无疑是个英雄。可涅恰耶夫视迅速破坏丑恶制度为唯一目的。为了达倒这个目的他不择手段,无视道德,不惜毁灭妨碍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东西,甚至枪杀曾和自己并肩战斗过的同志。最终,他被后人视为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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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异,不如禁欲主义者与纵欲主义者之间的差异那么大。虔诚的和尚、尼姑与人类其他的人之间,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但在所有的种族、民族、阶级与种性里,都有人情愿终生苦修于修道院,这其中既有国王和贵族的儿女,也有沿街乞讨的乞丐。圣徒克拉拉(Francis,Santa Clara)和他们狂热的信徒们是意大利人,但我们却不能因此把其他意大利人说成是厌弃世俗琐事的。清教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但在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以及汉诺威王朝,荒淫无度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19世纪杰出的禁欲主义代表人物是托尔斯泰,他却是穷奢极欲的俄国贵族中的一员。托氏发现他攻击的那种哲学精神体现在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中,而这部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的作者却生长于一个极端贫穷的家庭。
在美学价值方面也是如此。所有的种族和民族都既有古典的也有浪漫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上虽极尽其能,但他们仍未成功地造就出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艺术或文学。那些“无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并未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亦未建立起新的美学价值。他们惟一的特点是,倾向于称所有他们厌恶的东西为“资产阶级的”,称所有他们喜欢的为“无产阶级的”。
————米塞斯·1949
在美学价值方面也是如此。所有的种族和民族都既有古典的也有浪漫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上虽极尽其能,但他们仍未成功地造就出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艺术或文学。那些“无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并未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亦未建立起新的美学价值。他们惟一的特点是,倾向于称所有他们厌恶的东西为“资产阶级的”,称所有他们喜欢的为“无产阶级的”。
————米塞斯·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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