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职场人的微信，已经被工作绑架
微信日活跃用户接近11亿。随之而来的，却是越来越严格的“社交礼仪”，公司一套，生活中一套。一个公司发了新规定：对员工微信头像名字、朋友圈内容进行约束。
这个公司涉及的改头像、姓名，转发公司广告，大家几乎都遇到过，只不过没这么极端。原本属于自己私人的微信，如今被工作绑架了。
好友全都是工作关系的领导、同事和客户，随时随地被安排任务、检查工作，伴随着无数工作群的滴滴响。工作与生活，无法分开。
01好好上个班，24小时都要在线
以前用邮件、QQ工作时，只有白天上班时在线。有了手机微信后，每个人都24小时在线。于是，微信变成了工作联络工具。因为，我无法确认你其他软件的使用频率，但几乎每个人都会高频使用微信。
因为微信找你随时都可以找到，于是领导可以利用微信随时找你谈工作，你有苦也说不出。员工从每天8小时上班制，变成了7*24小时待命。
周日晚上10点，我的高中同学程序员收到领导的微信：“这个代码要修改，明天早上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和mmp：“好的老板”。
浙江某幼儿园工作的小郭虽然放寒假了，但工作微信群一直在发信息，一条就是一个任务，做展板、搞设计，并且需要把手绘图片发给领导。放假比加班还累。
春节期间，我一个广告公司负责营销策划的朋友，原本定了澳洲行，不断接到领导发来的临时任务，于是她的假期大部分时间在酒店里抱着电脑干活。
我常常在周末睡个懒觉被微信吵醒，看个电影2小时都经常掏出手机看微信，还都是几条60秒的长语音（20秒就能表达清楚），更有甚者一个微信电话打来，简直恐惧。
员工的时薪，实际上极低。以前领导布置一个事情，需要在白天上班期间，或慎重地在邮件里布置，这叫仪式感。仪式感的好处是：领导在做这件事之前，会深思熟虑很久，所以都是有着前后脉络的，你在完成工作时会很清晰。
现在领导随便冒出什么想法，或只是看到一个朋友圈，转发到微信群里，员工就要火速进入备战状态。但这种情况下，领导也不过是随便冒出个想法，并不一定想清楚，对员工来说。第一增加了工作时间，第二这个想法并不成熟，很可能根本不能执行下去，白忙活一场。
当然，秒回还是必须的，否则五分钟就要被艾特，超过十分钟就要被点名批评。休息时间，我最怕打开的就是微信，看到微信通知有新消息，都头皮发麻。上一秒还在舒舒服服看剧，下一秒被领导点名，状态迅速切换，感觉自己快精神分裂了。
除了利用微信占用时间，公司还强行占有你的社交圈。某公司有了个Logo，于是强行要求全部员工头像换成该Logo，大领导挨个检查，不换就是没有集体精神，于是一夜之间该公司的朋友圈像个传销组织。
还是这家公司，出了新产品，要求所有员工a-z发该产品广告——记得时不时发微信看你有没有删除他的人吗？这个是升级版，强行将公司广告push给你。但他也很无奈，因为领导要看截图。
公司公众号发了个文章，全员进行转发，还有转发自家公司的公关稿，是朋友圈日常一景。这是我的私人微信，爱叫什么名字，爱用什么头像，爱发什么朋友圈，关你什么事。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限制他人的私人生活。
02设置三天可见，是最后的妥协
五六年前的微信，好友大多是朋友和家人，那时每次打开微信都很期待。现在的微信社交圈错综复杂，亲友、同事、工作认识的人、理发店的Tony老师可能都有你的微信。
加的人那么多，交心的没几个。微信从熟人社交，变成了陌生人社交。原本发给亲友看的东西，现在这么多人都能看见，心理负担太大了。分组功能并不实用，因为加了好友后，他是能看见所有曾经发的朋友圈的。
今天分组发了朋友圈抱怨工作，第二天有同事加微信，一不小心就被看见了。周末不想加班请了病假，发个美食图，还得小心翼翼检查有没有遗漏分组的。新加的陌生人翻到一年半前的朋友圈点赞，实在很吓人。不想被陌生人窥私，于是我们只好选择少发朋友圈，并且三天可见。
曾经的QQ因为加了太多人，让人觉得没有隐私，于是很多人转战看起来很封闭的微信。而如今，微信的安全感，已经快消失了。
03各种各样的微信礼仪，真的好严格
网上有着各式各样的微信礼仪，可以说非常严格了。不能在不回微信的情况下，去发朋友圈，否则超级不礼貌；不能不秒回；不能发转账记录、晒吃的、晒旅游健身自拍等等，否则都是在装；加班晒朋友圈要被diss；不能撤回，撤回需要解释。
微信礼仪真的太严格了，严格到我时时刻刻在为他人活着。加班不晒，相当于我白加了，不让领导看见的加班，意义何在。至于爱发什么，我付出了金钱/努力/时间，发个朋友圈，吃你家大米了吗？
《奇葩说》有一期，时刻保持联系是不是暴政。当然是暴政。微信的目的是保持联系，不是时刻保持联系。特别喜欢姜思达说的一段话：
我们有没有做一头安静的猪的权利，我们有这个权利吗？如果有这个权利，请你不要剥夺它，让我拥有这个权利。有时候我忙，我没法回你信息；我不忙，我更没法回你信息；我就想不忙，我就想闲。别问我回你信息多简单，能费多大的事？我就是不想费这一丁大点的事。
就是这一段的时间里，我不想被任何人打扰，我就是想和自己聊聊天。我们和别人时刻保持联系，最大的坏处就是没有办法和自己保持联系。所以，以后再有人问自己：在吗？你就回答他：不在！
在人人微信的年代，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几小时空暇，去当一只安静的猪，是最大的奢侈了吧。#人力资源研究[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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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微信找你随时都可以找到，于是领导可以利用微信随时找你谈工作，你有苦也说不出。员工从每天8小时上班制，变成了7*24小时待命。
周日晚上10点，我的高中同学程序员收到领导的微信：“这个代码要修改，明天早上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和mmp：“好的老板”。
浙江某幼儿园工作的小郭虽然放寒假了，但工作微信群一直在发信息，一条就是一个任务，做展板、搞设计，并且需要把手绘图片发给领导。放假比加班还累。
春节期间，我一个广告公司负责营销策划的朋友，原本定了澳洲行，不断接到领导发来的临时任务，于是她的假期大部分时间在酒店里抱着电脑干活。
我常常在周末睡个懒觉被微信吵醒，看个电影2小时都经常掏出手机看微信，还都是几条60秒的长语音（20秒就能表达清楚），更有甚者一个微信电话打来，简直恐惧。
员工的时薪，实际上极低。以前领导布置一个事情，需要在白天上班期间，或慎重地在邮件里布置，这叫仪式感。仪式感的好处是：领导在做这件事之前，会深思熟虑很久，所以都是有着前后脉络的，你在完成工作时会很清晰。
现在领导随便冒出什么想法，或只是看到一个朋友圈，转发到微信群里，员工就要火速进入备战状态。但这种情况下，领导也不过是随便冒出个想法，并不一定想清楚，对员工来说。第一增加了工作时间，第二这个想法并不成熟，很可能根本不能执行下去，白忙活一场。
当然，秒回还是必须的，否则五分钟就要被艾特，超过十分钟就要被点名批评。休息时间，我最怕打开的就是微信，看到微信通知有新消息，都头皮发麻。上一秒还在舒舒服服看剧，下一秒被领导点名，状态迅速切换，感觉自己快精神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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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设置三天可见，是最后的妥协
五六年前的微信，好友大多是朋友和家人，那时每次打开微信都很期待。现在的微信社交圈错综复杂，亲友、同事、工作认识的人、理发店的Tony老师可能都有你的微信。
加的人那么多，交心的没几个。微信从熟人社交，变成了陌生人社交。原本发给亲友看的东西，现在这么多人都能看见，心理负担太大了。分组功能并不实用，因为加了好友后，他是能看见所有曾经发的朋友圈的。
今天分组发了朋友圈抱怨工作，第二天有同事加微信，一不小心就被看见了。周末不想加班请了病假，发个美食图，还得小心翼翼检查有没有遗漏分组的。新加的陌生人翻到一年半前的朋友圈点赞，实在很吓人。不想被陌生人窥私，于是我们只好选择少发朋友圈，并且三天可见。
曾经的QQ因为加了太多人，让人觉得没有隐私，于是很多人转战看起来很封闭的微信。而如今，微信的安全感，已经快消失了。
03各种各样的微信礼仪，真的好严格
网上有着各式各样的微信礼仪，可以说非常严格了。不能在不回微信的情况下，去发朋友圈，否则超级不礼貌；不能不秒回；不能发转账记录、晒吃的、晒旅游健身自拍等等，否则都是在装；加班晒朋友圈要被diss；不能撤回，撤回需要解释。
微信礼仪真的太严格了，严格到我时时刻刻在为他人活着。加班不晒，相当于我白加了，不让领导看见的加班，意义何在。至于爱发什么，我付出了金钱/努力/时间，发个朋友圈，吃你家大米了吗？
《奇葩说》有一期，时刻保持联系是不是暴政。当然是暴政。微信的目的是保持联系，不是时刻保持联系。特别喜欢姜思达说的一段话：
我们有没有做一头安静的猪的权利，我们有这个权利吗？如果有这个权利，请你不要剥夺它，让我拥有这个权利。有时候我忙，我没法回你信息；我不忙，我更没法回你信息；我就想不忙，我就想闲。别问我回你信息多简单，能费多大的事？我就是不想费这一丁大点的事。
就是这一段的时间里，我不想被任何人打扰，我就是想和自己聊聊天。我们和别人时刻保持联系，最大的坏处就是没有办法和自己保持联系。所以，以后再有人问自己：在吗？你就回答他：不在！
在人人微信的年代，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几小时空暇，去当一只安静的猪，是最大的奢侈了吧。#人力资源研究[超话]#
今日份自己做的 煎鸡翅和土豆的时候 我的手被油溅的都冒泡了 凉拌虾滑金针菇千层肚宽粉很好吃 我自己弄的酱料没想到还很好吃 酸酸辣辣的 很香 菠菜也很不错 涵涵也会淘米了哈哈哈哈哈哈 做饭一时爽 收拾卫生收拾到我腰断 就很忙 要照顾着涵涵写作业什么的 还要干活 不过忙到现在终于弄好了 可以去浇浇花啦 等等还要洗昨天换下来的衣服 和涵涵的二人生活也要很开心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狱中母亲与“临时”奶奶：9岁男童成“黑户” 上学成死结】“奶奶，我什么时候能上学？”这是9岁的张天贝近两年最常问的问题。66岁的张桂贞只好一边哄他，“快了，快了”，一边偷偷抹眼泪。
2014年，张天贝的亲生母亲李婷因贩毒被刑拘。李婷提出自己有个非婚生育的2岁多的孩子，生父不知道有他的存在，希望时任男友的母亲张桂贞能帮忙照管。张桂贞给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起名“天贝”，寓意“老天养的宝贝”，并冠上了自己的姓氏。
1月17日一大早，张桂贞家又爆发争吵，起因依旧是“要把张天贝送去哪里？”儿子张佑明皱着眉头，焦躁地来回踱步、吸烟，他埋怨张桂贞，“妈，你知不知道，就为这个孩子，这些年我都抬不起头来。”张桂贞埋头洗碗，叹气说，“都怪我，都怪我心软。”
9岁的张天贝躲在卧室里玩小汽车，外面的声音带着刺传进来，但他像是没听见一样。
张桂贞的前夫张国林，不由分说拽着天贝的手往外拖，喊着“我今天必须把你送走”，天贝手里的小汽车也被甩了出去。这个9岁的孩子吓了一跳，他拼命挣脱跑开，“扑通”一声给张国林跪下了，不停哭着磕头，身上也跟着发抖，“求求你们了，我不走，我听话，我再也不闯祸了，求求你们别把我送走。”
天贝身材敦实，长了一张小圆脸，正在换的乳牙参差不齐，脸颊上两团红，那是每天在外面疯玩儿，被风吹出来的。平时，来串门儿的邻居喜欢敲着天贝圆鼓鼓的小肚子，逗问“又吃什么好东西了？”天贝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眼睛眯成两条线。而此时，一双眼睛已哭得通红。
这些年，类似的争吵发生过多次。张家人、邻里都不避讳着天贝有关“妈妈”、“送走”的话题。一开始他听不懂，在一旁学着说：“妈妈去哪儿了？”后来听得多了，只要一听别人提起这话，就仰起小圆脸大喊：“我没有妈妈，我只有奶奶！”
过早知晓身世，让他比同龄孩子更懂察言观色。每次张国林回来，天贝会立刻把玩具收拾好，坐回炕上，安静地等人进屋。他还不大懂离婚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管张桂贞叫“奶奶”，管张国林叫“姥爷”。张桂贞的女儿女婿，则是他口中的“爸爸妈妈”。
天贝喜欢晚上，因为“爸爸妈妈”会过来吃晚饭，唠些家常，他也能搭句话。而漫长的白天，张桂贞忙着干农活儿，他只能一个人在村里乱跑，和电视里的卡通小人对话。有次，张桂贞见到天贝将几个塑料小人围成一圈过家家，分别是“爸爸、妈妈、孩子”，还开出一辆塑料小车接它们去旅游。她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张桂贞条件一般，没交过社保，年纪大了又无法出去打工，“四五年前，每月能有三百块补助，这两年涨到了八九百，平日里还是靠儿女帮衬。”当时，天贝一个月喝奶粉就要一两百块钱，看病也要花钱。张桂贞的子女都在镇上打零工，收入不稳定，但女儿和儿媳也经常照顾天贝，还记得提前帮他买好换季的新衣服。
张桂贞还记得，小时候的天贝“特别瘦小，走路都不稳，经常摔跟头”。而且频繁生病，肠炎、胃炎都闹过，经常半夜疼得睡不了觉。医生告诉张桂贞，天贝出生后可能都没打过疫苗，“体质比其他小孩差很多，不好养。”为了照顾好天贝，张桂贞只好跟做生意的前夫开口。张国林虽然脾气冲，却没拒绝过给孩子掏钱。“他也没办法啊，那么小的孩子，总不能扔了。”
张桂贞离了婚，儿女各自成家，她一个人住在老房里，日子静得能听见钟表转动的声音。天贝的到来让生活顿时热闹了起来，两岁多的天贝走起路来，两条腿还颤颤巍巍的，她在屋里做家务，天贝就跟在她脚边转，摔倒了也不哭，躺在地上嗲声嗲气地叫着“奶奶、奶奶扶”。
天贝刚到张家时没有大名，只有个小名“闯闯”。从派出所正式抱回孩子那天，张桂贞想了好久，最后决定给他起名“天贝”，寓意“老天养的宝贝”。
2017年秋天，天贝5岁时，服刑完毕的李婷出现了。刚见到妈妈的天贝还怯生生的，只管盯着看，张桂贞让他叫“妈妈”，天贝没叫，但突然伸出小手，去拉了拉李婷。“别看天贝整天说自己没有妈妈，李婷在的时候，他每天早早起来缠着李婷，还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啊？’”张桂贞很是心酸。
但李婷似乎还没想好如何安排，她推说有些事要先去处理。在一个大清早，她离开了。
后来，张桂贞辗转打听到李婷的老家，带着天贝出发去找李婷，一路打听，左绕右绕。敲开房门，和自己家里一样简陋的环境，屋里只有李婷母亲和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女孩，一问才知，那是李婷的另一个女儿。
时隔三年多，听张桂贞讲起这段经历，天贝似乎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他歪着脑袋问，“奶奶说什么呢？我有妈妈吗？”
2018年春天，6岁的天贝该上小学了，户口一下子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事。天贝被送来时尚未上户口，张桂贞和孩子非亲非故，自然无法给他落户。她称自己这些年来多次找过相关单位，得到的回复都是“孩子亲生母亲不在，无法落户”。
到底有没有找过公安机关，双方各执一词，但天贝始终没有户口是个事实，也成了他无法上学的死结。村里每天都有校车经过，一到早上六点，天贝就会准时跑到路边，看着校车开过去，他说“我要送小孩儿上学”；到了下午四点，他又早早守在路边，等着校车回来。
张桂贞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平时家里也没有纸笔，她只能在玻璃上教天贝几个简单的字，直到今天，他还没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事情在去年年底出现了转机。2020年12月18日，张国林给大连政府写了“请求落实张天贝户籍及抚养的报告”，还托朋友联系了媒体。1月19日，大连市公安局表示，他们和李婷取得联系，“她承诺春节后会来完成相关手续，至于孩子将来跟谁走，还需要双方协商。”
1月8日，水师营派出所王副所长给张国林打电话，告诉他，“叔，你记着点儿，天贝以后有生日了，是2012年9月11日。”
张桂贞总是想起自己的童年，9岁时母亲去世，她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练杂耍，无人照顾，像野草一样长大。后来父亲续弦，她要下地干活儿、放羊，还要伺候继母，小学都没能读完。见到天贝时，她觉得这孩子像自己小时候一样可怜，这才答应了帮忙照顾。守着两代孩子，转眼间，40年过去了。
意识到这次可能真的要被送走时，天贝的反应也很激烈。在一次张桂贞念叨“以后要听妈妈的话，不要淘气”时，天贝突然喊了起来，“那你知道我的感受吗？”还用手捶自己的头。张桂贞愣住了，赶紧把孩子拉到怀里安抚，但始终也没敢说出“不走了”这句话。
她冷不丁地想起天贝5岁时，两人去镇上赶集，不小心走散了，她急疯了一样在街上四处找孩子，最后也没有找到。
她赶回家，想打电话让儿女帮忙去找，没想到，一进屋就看见天贝跷着小脚坐在沙发上。天贝说：“奶奶你急什么，我认识回家的路，自己就回来了。” https://t.cn/A65tQ5Lm
2014年，张天贝的亲生母亲李婷因贩毒被刑拘。李婷提出自己有个非婚生育的2岁多的孩子，生父不知道有他的存在，希望时任男友的母亲张桂贞能帮忙照管。张桂贞给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起名“天贝”，寓意“老天养的宝贝”，并冠上了自己的姓氏。
1月17日一大早，张桂贞家又爆发争吵，起因依旧是“要把张天贝送去哪里？”儿子张佑明皱着眉头，焦躁地来回踱步、吸烟，他埋怨张桂贞，“妈，你知不知道，就为这个孩子，这些年我都抬不起头来。”张桂贞埋头洗碗，叹气说，“都怪我，都怪我心软。”
9岁的张天贝躲在卧室里玩小汽车，外面的声音带着刺传进来，但他像是没听见一样。
张桂贞的前夫张国林，不由分说拽着天贝的手往外拖，喊着“我今天必须把你送走”，天贝手里的小汽车也被甩了出去。这个9岁的孩子吓了一跳，他拼命挣脱跑开，“扑通”一声给张国林跪下了，不停哭着磕头，身上也跟着发抖，“求求你们了，我不走，我听话，我再也不闯祸了，求求你们别把我送走。”
天贝身材敦实，长了一张小圆脸，正在换的乳牙参差不齐，脸颊上两团红，那是每天在外面疯玩儿，被风吹出来的。平时，来串门儿的邻居喜欢敲着天贝圆鼓鼓的小肚子，逗问“又吃什么好东西了？”天贝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眼睛眯成两条线。而此时，一双眼睛已哭得通红。
这些年，类似的争吵发生过多次。张家人、邻里都不避讳着天贝有关“妈妈”、“送走”的话题。一开始他听不懂，在一旁学着说：“妈妈去哪儿了？”后来听得多了，只要一听别人提起这话，就仰起小圆脸大喊：“我没有妈妈，我只有奶奶！”
过早知晓身世，让他比同龄孩子更懂察言观色。每次张国林回来，天贝会立刻把玩具收拾好，坐回炕上，安静地等人进屋。他还不大懂离婚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管张桂贞叫“奶奶”，管张国林叫“姥爷”。张桂贞的女儿女婿，则是他口中的“爸爸妈妈”。
天贝喜欢晚上，因为“爸爸妈妈”会过来吃晚饭，唠些家常，他也能搭句话。而漫长的白天，张桂贞忙着干农活儿，他只能一个人在村里乱跑，和电视里的卡通小人对话。有次，张桂贞见到天贝将几个塑料小人围成一圈过家家，分别是“爸爸、妈妈、孩子”，还开出一辆塑料小车接它们去旅游。她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张桂贞条件一般，没交过社保，年纪大了又无法出去打工，“四五年前，每月能有三百块补助，这两年涨到了八九百，平日里还是靠儿女帮衬。”当时，天贝一个月喝奶粉就要一两百块钱，看病也要花钱。张桂贞的子女都在镇上打零工，收入不稳定，但女儿和儿媳也经常照顾天贝，还记得提前帮他买好换季的新衣服。
张桂贞还记得，小时候的天贝“特别瘦小，走路都不稳，经常摔跟头”。而且频繁生病，肠炎、胃炎都闹过，经常半夜疼得睡不了觉。医生告诉张桂贞，天贝出生后可能都没打过疫苗，“体质比其他小孩差很多，不好养。”为了照顾好天贝，张桂贞只好跟做生意的前夫开口。张国林虽然脾气冲，却没拒绝过给孩子掏钱。“他也没办法啊，那么小的孩子，总不能扔了。”
张桂贞离了婚，儿女各自成家，她一个人住在老房里，日子静得能听见钟表转动的声音。天贝的到来让生活顿时热闹了起来，两岁多的天贝走起路来，两条腿还颤颤巍巍的，她在屋里做家务，天贝就跟在她脚边转，摔倒了也不哭，躺在地上嗲声嗲气地叫着“奶奶、奶奶扶”。
天贝刚到张家时没有大名，只有个小名“闯闯”。从派出所正式抱回孩子那天，张桂贞想了好久，最后决定给他起名“天贝”，寓意“老天养的宝贝”。
2017年秋天，天贝5岁时，服刑完毕的李婷出现了。刚见到妈妈的天贝还怯生生的，只管盯着看，张桂贞让他叫“妈妈”，天贝没叫，但突然伸出小手，去拉了拉李婷。“别看天贝整天说自己没有妈妈，李婷在的时候，他每天早早起来缠着李婷，还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啊？’”张桂贞很是心酸。
但李婷似乎还没想好如何安排，她推说有些事要先去处理。在一个大清早，她离开了。
后来，张桂贞辗转打听到李婷的老家，带着天贝出发去找李婷，一路打听，左绕右绕。敲开房门，和自己家里一样简陋的环境，屋里只有李婷母亲和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女孩，一问才知，那是李婷的另一个女儿。
时隔三年多，听张桂贞讲起这段经历，天贝似乎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他歪着脑袋问，“奶奶说什么呢？我有妈妈吗？”
2018年春天，6岁的天贝该上小学了，户口一下子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事。天贝被送来时尚未上户口，张桂贞和孩子非亲非故，自然无法给他落户。她称自己这些年来多次找过相关单位，得到的回复都是“孩子亲生母亲不在，无法落户”。
到底有没有找过公安机关，双方各执一词，但天贝始终没有户口是个事实，也成了他无法上学的死结。村里每天都有校车经过，一到早上六点，天贝就会准时跑到路边，看着校车开过去，他说“我要送小孩儿上学”；到了下午四点，他又早早守在路边，等着校车回来。
张桂贞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平时家里也没有纸笔，她只能在玻璃上教天贝几个简单的字，直到今天，他还没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事情在去年年底出现了转机。2020年12月18日，张国林给大连政府写了“请求落实张天贝户籍及抚养的报告”，还托朋友联系了媒体。1月19日，大连市公安局表示，他们和李婷取得联系，“她承诺春节后会来完成相关手续，至于孩子将来跟谁走，还需要双方协商。”
1月8日，水师营派出所王副所长给张国林打电话，告诉他，“叔，你记着点儿，天贝以后有生日了，是2012年9月11日。”
张桂贞总是想起自己的童年，9岁时母亲去世，她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练杂耍，无人照顾，像野草一样长大。后来父亲续弦，她要下地干活儿、放羊，还要伺候继母，小学都没能读完。见到天贝时，她觉得这孩子像自己小时候一样可怜，这才答应了帮忙照顾。守着两代孩子，转眼间，40年过去了。
意识到这次可能真的要被送走时，天贝的反应也很激烈。在一次张桂贞念叨“以后要听妈妈的话，不要淘气”时，天贝突然喊了起来，“那你知道我的感受吗？”还用手捶自己的头。张桂贞愣住了，赶紧把孩子拉到怀里安抚，但始终也没敢说出“不走了”这句话。
她冷不丁地想起天贝5岁时，两人去镇上赶集，不小心走散了，她急疯了一样在街上四处找孩子，最后也没有找到。
她赶回家，想打电话让儿女帮忙去找，没想到，一进屋就看见天贝跷着小脚坐在沙发上。天贝说：“奶奶你急什么，我认识回家的路，自己就回来了。” https://t.cn/A65tQ5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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