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装修圈[超话]# 设计师与业主的一种朴实心态，以实用为基础，保留木头本身的个性，少一些炫技和所谓的自我表达，其义自观。业主拥有简单自然的审美观，崇尚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而对于逅屋一舍来说，使室内看上去温暖是永远不变的追求，干净的视觉感受也是无法动摇的原则，清爽和温暖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主题在公寓中和谐相融，这就是北欧设计的魅力。
【日本作家看到的100年前的中国：猥琐、残酷、贪婪的】
芥川龙之介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他的《罗生门》往往比他本人的故事更加有知名度，但是我们今天并不说这些，他《罗生门》也好，他的其他作品也好，今天我们只讲他对中国的印象。
在我们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芥川龙之介和当时很多日本人一样，来到了当时的中国。
并且可以说，那次中国之行，对芥川龙之介自己的影响是很大的。
1921年，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社派芥川龙之介作为特派员前来中国，来写一些他眼中的中国，他后来把这些旅行的游记整理成了《中国游记》，并在日本出版发行，引起了中日两国不小的轰动。
他在这游览中国的短短一百二十多天里，去了当时中国拿得出手的最繁华的城市。上海，杭州，苏州，甚至包括了汉唐故都洛阳等地。
按照这个轨迹来看，他所游览的是整个古典中国，并在旅途中分区域的撰写了《江南游记》，《长江游记》，《杂信一束》等等文章来描述自己心中曾经的理想圣地。
但是这次的旅途，是破梦之旅。
芥川龙之介刚刚到中国土地上的第一眼的时候，就已经被眼前的景象惊讶了，他刚刚出码头，便被当时中国苦难谋生的黄包车夫给围住了。
几十个黄包车夫瘦弱却又在其身体里有着无穷的力量一样，像是一头头狼在争抢着猎物一样，但是换个角度来说，说是一群哈巴狗在等待主人残羹剩饭的恩赐一样倒也说得通。
但是却和芥川龙之介想象中的中国人长袂翩翩的样子大相径庭，和古代诗文中的中国人的精神气感觉就像是恍如隔世。
“这不仅是我对上海的第一瞥，遗憾的是，这同时也是我对中国的第一瞥”，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游记》中随手写下这句话，但是接下来去看的时候，中国的印象对芥川龙之介来说，简直就是灾难一般。
中国式的古典亭子和早就不再清澈，备受污染的水池的不搭早就让他瞠目结舌，但是往往破坏风景的，是人。人们在经典亭子前面毫无顾忌地大小便，一条条注入水池的小便让这位早就自认为文明了的日本作家惊讶。
他写到这是一幅让人倍感忧郁的风景画，也在这时候表达了对没落的老大国文化的同情，他说自己凝视了这些中国人很久。
诗文中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的脱节，更是让这位作家倍感难受。
他去过九江，在数百年前白居易呆过的浔阳江头，正准备怀想一下白居易的《琵琶行》，但是这时候从船里面却突兀地伸出一只屁股，把自己的排泄物毫无顾忌地撒入了白居易曾经吟咏过的浔阳江头，芥川龙之介一阵恶寒。
而在杜牧写过“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扬州，芥川龙之介也特意去了扬州古运河。隋炀帝来的时候没有看到过琼花，芥川来的时候就连河水都让他不适。
“河面十分狭窄，水色出奇地发黑，两岸是脏兮兮的白墙，时而是河岸已坍塌的长着的孤寂的原野”，他这样写道，也这样惋惜道。臭气熏天的河道将他心里那“扬州梦”的青山绿水消散得一干二净。
一切古典的都被破坏，要么是上海那种过度欧洲化的光怪陆离，要么就是杭州，九江那种被人为破坏了的古典之殇，西湖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大大的水田，而神秘的苏小小墓，也不过是一个毫无诗意的土馒头。
游船画舫被人为的破坏，诗情画意被一个个露出来的不文明而打击，两个样的生活，芥川龙之介心里感觉有什么执念幻灭了一样。
要说到芥川龙之介为什么会心心念念地想看看古典中国，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在日本文化里，唐代的诗文典籍对他们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在日本大正时期，变成了一种“中国执念”。说是执念，因为这个中国是幻想出来的，他们说的中国不是现实中的中国，是汉文典籍中国中国，是不断被文字美化的中国。
芥川龙之介自然也不例外，《西游记》、《水浒传》这些中国小说是他小时候经常看的东西，中国人在他心中，尽管当时清王朝一直吃败仗，但是中国人的勇敢，智慧，诗意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他以为中国人都是岳飞，李白，白居易，诸葛亮这样子的人物，但是来过一趟之后，幻想在他心中被打破了。
他满眼看过去尽是瘦弱却不乏狡诈的车夫，对本国历史文化丝毫不知的，随处大便的男人，历史经典无人保护，到处被破坏的情况更是让芥川失望。
他甚至有点愤怒了，写到“像中国这样低级趣味的国家是世界各地都没有的”，完完全全地从一个中国文化的憧憬者变成了一个厌恶者，文学和实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可以两样的。
“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
资本主义的进入，封建主义的尚未消散，先是把中国式的，古典式的人情消散了，而新的文明秩序又尚未完全建立。
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唱念作打所代表的古典东方艺术，芥川龙之介发现，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只有少部分人欣赏得起，别的百姓甚至不知道李白和杜甫，他们只关注自己家的餐桌。是的，他们只关注自己家的餐桌。
国内两种不同的意见
芥川龙之介的态度让当时中国人的上层分子很是不屑。
巴金便是其中的代表性的一位，他对于芥川龙之介的评论让他对于芥川龙之介的书都产生了恶感。他在自己1935年出版的《几段不恭敬的话》中这样的写道：“我想拿空虚两个字批评他的全作品，这也不能说是不适当的。”
后来巴金也解释了自己的写作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在日本经常被日本人所看不起，巴金很不痛快，因而拿起笔作为武器，便也对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产生了一些偏见。
诚然，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让人不快，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否认他说的那些话。
相比于赞美，往往敌人的批评对我们来说，更有力量。
鲁迅先生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谩骂中国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芥川龙之介所描述的中国，其实也就是一个世纪之前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人们从出生开始，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就只是为了吃喝。
他们并不关心也无力关心我们的那些传统文化，他们不关心这张真迹是张旭还是怀素的，他们也并不关心政府是皇帝还是北洋还是国民政府，他们只是在低微地蠕动着，每一次蠕动，就在我们本来就贫瘠的民族血管上狠狠的咬了一口。
芥川龙之介寻觅的是那古典中国，有风花雪月的古典中国，那样的中国或许曾经存在过，但是哪怕直到是现在，古典中国就和某一天的日落一样，第二天的落日也许会很像，但是和你在幻想里构想出来的那个，总是不一样的。
而这也正是新中国的诞生的伟大。在芥川龙之介看不到的地方，一场又一场星星之火，将永远改变这个民族的精气神，乃至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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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他的《罗生门》往往比他本人的故事更加有知名度，但是我们今天并不说这些，他《罗生门》也好，他的其他作品也好，今天我们只讲他对中国的印象。
在我们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芥川龙之介和当时很多日本人一样，来到了当时的中国。
并且可以说，那次中国之行，对芥川龙之介自己的影响是很大的。
1921年，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社派芥川龙之介作为特派员前来中国，来写一些他眼中的中国，他后来把这些旅行的游记整理成了《中国游记》，并在日本出版发行，引起了中日两国不小的轰动。
他在这游览中国的短短一百二十多天里，去了当时中国拿得出手的最繁华的城市。上海，杭州，苏州，甚至包括了汉唐故都洛阳等地。
按照这个轨迹来看，他所游览的是整个古典中国，并在旅途中分区域的撰写了《江南游记》，《长江游记》，《杂信一束》等等文章来描述自己心中曾经的理想圣地。
但是这次的旅途，是破梦之旅。
芥川龙之介刚刚到中国土地上的第一眼的时候，就已经被眼前的景象惊讶了，他刚刚出码头，便被当时中国苦难谋生的黄包车夫给围住了。
几十个黄包车夫瘦弱却又在其身体里有着无穷的力量一样，像是一头头狼在争抢着猎物一样，但是换个角度来说，说是一群哈巴狗在等待主人残羹剩饭的恩赐一样倒也说得通。
但是却和芥川龙之介想象中的中国人长袂翩翩的样子大相径庭，和古代诗文中的中国人的精神气感觉就像是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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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古典亭子和早就不再清澈，备受污染的水池的不搭早就让他瞠目结舌，但是往往破坏风景的，是人。人们在经典亭子前面毫无顾忌地大小便，一条条注入水池的小便让这位早就自认为文明了的日本作家惊讶。
他写到这是一幅让人倍感忧郁的风景画，也在这时候表达了对没落的老大国文化的同情，他说自己凝视了这些中国人很久。
诗文中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的脱节，更是让这位作家倍感难受。
他去过九江，在数百年前白居易呆过的浔阳江头，正准备怀想一下白居易的《琵琶行》，但是这时候从船里面却突兀地伸出一只屁股，把自己的排泄物毫无顾忌地撒入了白居易曾经吟咏过的浔阳江头，芥川龙之介一阵恶寒。
而在杜牧写过“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扬州，芥川龙之介也特意去了扬州古运河。隋炀帝来的时候没有看到过琼花，芥川来的时候就连河水都让他不适。
“河面十分狭窄，水色出奇地发黑，两岸是脏兮兮的白墙，时而是河岸已坍塌的长着的孤寂的原野”，他这样写道，也这样惋惜道。臭气熏天的河道将他心里那“扬州梦”的青山绿水消散得一干二净。
一切古典的都被破坏，要么是上海那种过度欧洲化的光怪陆离，要么就是杭州，九江那种被人为破坏了的古典之殇，西湖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大大的水田，而神秘的苏小小墓，也不过是一个毫无诗意的土馒头。
游船画舫被人为的破坏，诗情画意被一个个露出来的不文明而打击，两个样的生活，芥川龙之介心里感觉有什么执念幻灭了一样。
要说到芥川龙之介为什么会心心念念地想看看古典中国，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在日本文化里，唐代的诗文典籍对他们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在日本大正时期，变成了一种“中国执念”。说是执念，因为这个中国是幻想出来的，他们说的中国不是现实中的中国，是汉文典籍中国中国，是不断被文字美化的中国。
芥川龙之介自然也不例外，《西游记》、《水浒传》这些中国小说是他小时候经常看的东西，中国人在他心中，尽管当时清王朝一直吃败仗，但是中国人的勇敢，智慧，诗意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他以为中国人都是岳飞，李白，白居易，诸葛亮这样子的人物，但是来过一趟之后，幻想在他心中被打破了。
他满眼看过去尽是瘦弱却不乏狡诈的车夫，对本国历史文化丝毫不知的，随处大便的男人，历史经典无人保护，到处被破坏的情况更是让芥川失望。
他甚至有点愤怒了，写到“像中国这样低级趣味的国家是世界各地都没有的”，完完全全地从一个中国文化的憧憬者变成了一个厌恶者，文学和实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可以两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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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赞美，往往敌人的批评对我们来说，更有力量。
鲁迅先生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谩骂中国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芥川龙之介所描述的中国，其实也就是一个世纪之前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人们从出生开始，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就只是为了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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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寻觅的是那古典中国，有风花雪月的古典中国，那样的中国或许曾经存在过，但是哪怕直到是现在，古典中国就和某一天的日落一样，第二天的落日也许会很像，但是和你在幻想里构想出来的那个，总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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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看来，运用世俗智慧来对待百姓和治理国家，永远不会有大治的一日。唯一的出路在于“无为而治”。
使社会达到大治得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一是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这两大关系的处理，依老子所见，都应该是“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其意有二：
其一，对待自然万物，人应该任万物自然生长而不加人为的区别拣择；顺其自然地养育万物而不加以人为的干预；生养万物而不自私占有，任意作践蹂躏；维护万物的自然生长而不自恃有恩于万物，以求额外的回报；引领万物的生长变化而不以主观意志任意主宰自然万物。这就叫无为而治。
其二，对待民众百姓，统治者应该任人民自然而然地繁衍生息，而不以自己的利益和所谓的事功去干扰人民的生活，加重人民的负担；维护人民自然而然的生存方式，而不自恃有恩于民，索取额外的回报；引领人民生活自然地发展和变化，而不以主观意志强加于民，使自己成为凌驾于民的主宰。这就叫做无为而治。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所谓玄德，即合乎天道的德性。天道自然无为，任天地万物自然而然的生成变化，任草木鸟兽自然而然地生生灭灭，因而成就了万物生意盎然、蓬蓬勃勃的兴旺景象。若顺应天道，无为而治，必能使天下达到大治。
依笔者之见，这是令人景仰的上善大智。
老子说：“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认为自尧舜以来，天道废弃，天下大乱。这种天下大乱的情况如何改变，采取什么办法才能达到天下大治？老子自己很有信心。办法就是圣明君主的无为之治。也就是：我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老子这四个概念并非内涵独立、外延清晰的四个不同概念，毋宁说是相涵相融的有机合成概念。以“无为”为核心，总领其他：无欲指无一己之私欲，更无超过自然需要之穷奢极欲；无事指不做人为造作之事，更不好大喜功，去做树碑立传的蠢事；好静主要是指处心安宁静寂，不好勇斗狠，不去扩疆拓土，发动战争。这三者可以说都包括在无为这一核心概念中了。所谓无为，如前所述，就是依循天道，顺其自然，对世界万物一视同仁，以众生百姓之心为心，任万物自然而然蓬蓬生息，任人民自然而然休养繁衍。圣明君主如果能够这样，老子认为百姓自然而然会依循天道，淳厚质朴，清纯善良，自给自足地生活。此外，“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也是无为而治的重要手段。
从逻辑上说老子此话是合乎道理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崇尚贤能之才，而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人们的确不会去争奇斗巧以图功利。如果不以金银珠宝为贵，而是对一切物质都一视同仁，人们的确不会为图财谋利而偷盗金银珠宝。如果不彰显引起人的贪欲和虚荣的东西，而是对一切事物都一视同仁，人们自然素朴的心性的确不会失去安宁。
有人说老子此话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反动的。此话不无道理。众所周知，历史是由利益驱动的。无利不趋，就个人来说是如此，就民族和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自古以来，历史就是争权夺利的历史，争权夺利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老子提倡不争，是釜底抽薪，使历史失去动力，不是反动是什么呢？
然而利益不可一概而论，有大利与小利之分，有公利与私利之别。老子并非一味反对求利，他所反对的只是求小利、求私利，他所倡导的是最大的公利诉求。
所谓大利，是指维护自然生态、满足人们自然需求的利益。老子反对一切超越自然需求的利益诉求，并不反对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穷奢极欲、豪华奢侈皆属人为性的贪欲和虚荣，是造成人与人差距的东西，是损害自然生态、损害人类大同的小利，是造成争斗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所谓公利，指满足普天下所有人的共同需求的利益，而非满足某个人、某个家庭、某个民族、某个国家之需求的利益。相对于公利而言，其他的利益诉求都是私利之诉求。而真正符合全体人类长远利益的诉求必然是维护自然生态，合乎自然天道的利益诉求。私利之追求也是造成人与人差距的东西，是损害自然生态、损害人类大同的小利，是造成争斗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历史是争权夺利的历史，争权夺利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然而，争权夺利的历史必有终结的一天。当代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然而，他们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还仅局限于阶级之间暴力斗争历史的终结。而老子所期待和倡导的是任何形式的争权夺利之历史的终结。老子说过：“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这段语录素来被认为是老子提倡愚民政策的口实。其实不然。
虚心、弱志、实腹、强骨、无知、无欲，在老子哲学思想中，首先就是圣人自己追求的至高境界。虚心是指去除私心杂念，弱志是指去除出人头地的志向，无知是指对世间万事万物一视同仁不作善恶美丑之类分别和拣择，无欲是指不滋生自然需求之外的人为欲求和奢侈欲望，实腹强骨不仅指温饱强健，更是指身心和谐灵肉浑然，而不是在利益纷争患得患失中废寝忘食，灵肉分裂，丧失生理和心理健康。这是圣人自己追求的至高境界，当然也是圣人对民众倡导的人生境界。所以谈不上是什么愚民政策。
其次，圣人作为社会统治者根本不同于有史以来所有的统治者。圣人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统治者，老子说过：“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意思是说，圣人自然无为，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百姓，牺牲百姓利益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而是以百姓的心愿为心愿，以百姓的利益为利益。所以更谈不上什么愚民政策。
以为圣人也是官本主义者，是某些论者将《道德经》第三章视为愚民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实际上老子是自然民本主义者，圣人体现的当然是老子的精神。
按照顺其自然的原则为人做事，治国治民，对待世界万物，当然就会使自然、社会和人民生活达到最为和谐的境界。这就叫：“为无为，则无不治。”
正如老子所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侯王是人世间的统治者，老子认为最圣明的统治者应该无为而治。也就是说像天道一样自然无为，放弃自己的主观意志，放弃自己的偏私偏爱，放弃自己的功利目的，放弃自己的个人意愿，任百姓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的心愿劳动生活休养生息。
老子说：“圣人无心无为，以百姓的心愿为心愿。”即君王以自己的无为，成就了百姓的无不为。这就是“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的真意所在。
老子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说过：“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意思是：百姓自然生存变化，也有可能产生超越自然需求的人为欲望（人欲）。若是不加干预，则必然演变为日益严重的穷奢极欲和强取豪夺。此时作为人间统治者的君王就应该“镇之以无名之朴”，也就是以天之道加以干预，而不是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以主宰。如老子所言：“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如此一来，逐渐膨胀的人欲便自然平息，回归到天道自然的轨道上来。这就叫做“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为而治。
使社会达到大治得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一是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这两大关系的处理，依老子所见，都应该是“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其意有二：
其一，对待自然万物，人应该任万物自然生长而不加人为的区别拣择；顺其自然地养育万物而不加以人为的干预；生养万物而不自私占有，任意作践蹂躏；维护万物的自然生长而不自恃有恩于万物，以求额外的回报；引领万物的生长变化而不以主观意志任意主宰自然万物。这就叫无为而治。
其二，对待民众百姓，统治者应该任人民自然而然地繁衍生息，而不以自己的利益和所谓的事功去干扰人民的生活，加重人民的负担；维护人民自然而然的生存方式，而不自恃有恩于民，索取额外的回报；引领人民生活自然地发展和变化，而不以主观意志强加于民，使自己成为凌驾于民的主宰。这就叫做无为而治。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所谓玄德，即合乎天道的德性。天道自然无为，任天地万物自然而然的生成变化，任草木鸟兽自然而然地生生灭灭，因而成就了万物生意盎然、蓬蓬勃勃的兴旺景象。若顺应天道，无为而治，必能使天下达到大治。
依笔者之见，这是令人景仰的上善大智。
老子说：“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认为自尧舜以来，天道废弃，天下大乱。这种天下大乱的情况如何改变，采取什么办法才能达到天下大治？老子自己很有信心。办法就是圣明君主的无为之治。也就是：我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老子这四个概念并非内涵独立、外延清晰的四个不同概念，毋宁说是相涵相融的有机合成概念。以“无为”为核心，总领其他：无欲指无一己之私欲，更无超过自然需要之穷奢极欲；无事指不做人为造作之事，更不好大喜功，去做树碑立传的蠢事；好静主要是指处心安宁静寂，不好勇斗狠，不去扩疆拓土，发动战争。这三者可以说都包括在无为这一核心概念中了。所谓无为，如前所述，就是依循天道，顺其自然，对世界万物一视同仁，以众生百姓之心为心，任万物自然而然蓬蓬生息，任人民自然而然休养繁衍。圣明君主如果能够这样，老子认为百姓自然而然会依循天道，淳厚质朴，清纯善良，自给自足地生活。此外，“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也是无为而治的重要手段。
从逻辑上说老子此话是合乎道理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崇尚贤能之才，而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人们的确不会去争奇斗巧以图功利。如果不以金银珠宝为贵，而是对一切物质都一视同仁，人们的确不会为图财谋利而偷盗金银珠宝。如果不彰显引起人的贪欲和虚荣的东西，而是对一切事物都一视同仁，人们自然素朴的心性的确不会失去安宁。
有人说老子此话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反动的。此话不无道理。众所周知，历史是由利益驱动的。无利不趋，就个人来说是如此，就民族和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自古以来，历史就是争权夺利的历史，争权夺利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老子提倡不争，是釜底抽薪，使历史失去动力，不是反动是什么呢？
然而利益不可一概而论，有大利与小利之分，有公利与私利之别。老子并非一味反对求利，他所反对的只是求小利、求私利，他所倡导的是最大的公利诉求。
所谓大利，是指维护自然生态、满足人们自然需求的利益。老子反对一切超越自然需求的利益诉求，并不反对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穷奢极欲、豪华奢侈皆属人为性的贪欲和虚荣，是造成人与人差距的东西，是损害自然生态、损害人类大同的小利，是造成争斗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所谓公利，指满足普天下所有人的共同需求的利益，而非满足某个人、某个家庭、某个民族、某个国家之需求的利益。相对于公利而言，其他的利益诉求都是私利之诉求。而真正符合全体人类长远利益的诉求必然是维护自然生态，合乎自然天道的利益诉求。私利之追求也是造成人与人差距的东西，是损害自然生态、损害人类大同的小利，是造成争斗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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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心、弱志、实腹、强骨、无知、无欲，在老子哲学思想中，首先就是圣人自己追求的至高境界。虚心是指去除私心杂念，弱志是指去除出人头地的志向，无知是指对世间万事万物一视同仁不作善恶美丑之类分别和拣择，无欲是指不滋生自然需求之外的人为欲求和奢侈欲望，实腹强骨不仅指温饱强健，更是指身心和谐灵肉浑然，而不是在利益纷争患得患失中废寝忘食，灵肉分裂，丧失生理和心理健康。这是圣人自己追求的至高境界，当然也是圣人对民众倡导的人生境界。所以谈不上是什么愚民政策。
其次，圣人作为社会统治者根本不同于有史以来所有的统治者。圣人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统治者，老子说过：“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意思是说，圣人自然无为，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百姓，牺牲百姓利益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而是以百姓的心愿为心愿，以百姓的利益为利益。所以更谈不上什么愚民政策。
以为圣人也是官本主义者，是某些论者将《道德经》第三章视为愚民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实际上老子是自然民本主义者，圣人体现的当然是老子的精神。
按照顺其自然的原则为人做事，治国治民，对待世界万物，当然就会使自然、社会和人民生活达到最为和谐的境界。这就叫：“为无为，则无不治。”
正如老子所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侯王是人世间的统治者，老子认为最圣明的统治者应该无为而治。也就是说像天道一样自然无为，放弃自己的主观意志，放弃自己的偏私偏爱，放弃自己的功利目的，放弃自己的个人意愿，任百姓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的心愿劳动生活休养生息。
老子说：“圣人无心无为，以百姓的心愿为心愿。”即君王以自己的无为，成就了百姓的无不为。这就是“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的真意所在。
老子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说过：“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意思是：百姓自然生存变化，也有可能产生超越自然需求的人为欲望（人欲）。若是不加干预，则必然演变为日益严重的穷奢极欲和强取豪夺。此时作为人间统治者的君王就应该“镇之以无名之朴”，也就是以天之道加以干预，而不是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以主宰。如老子所言：“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如此一来，逐渐膨胀的人欲便自然平息，回归到天道自然的轨道上来。这就叫做“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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