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醉里挑灯看剑
我注意到，强坛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把注意力放到了南街华西小岗三个村上，仿佛中国除了这三个村，就没有别的村存在似的。
现实是，偌大中国，除南街、华西外，还有好几千个搞集体经济的村；除小岗外，还有几十万个搞联产承包的村。
事实是，不仅是南街、华西，而是几乎所有的搞集体经济的农村，都搞得不错，至少在当地都还让人眼红；不仅是小岗，而是几乎所有的搞联产承包制的村，都搞得不够好。
我认为，这两种反差极其明显的现象，更值得大家深思、探讨。
为什么搞集体经济的农村都不错，为什么搞联产承包的都一般？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结果？
还有，强坛几乎所有涉及三个村子的帖子都是谈经济的。
左派就只论华西南街的富及小岗的穷，而右派呢，倒是只谈政治，大谈小岗村的历史意义。怪事了，如果一个村只剩下历史意义，谈它作甚？
但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建设新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全面的目标，绝不单纯是搞新村建设。
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
而我们的强国派们，在这场大论战中，居然没一个人想到中国需要建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争着吵着，就偏题了。
华西、南街即使未完成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也离此不远；别的搞集体经济的农村，可能离得远一些，但也正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上前行着。但搞承包制的农村，就不是离社会主义新农村远近的问题。
近些年来，农村不仅是三农问题，还有“二气”。
哪“二气”？暮气、戾气。我个人称之为三农二气。
我的家乡于八十年代初实行了承包制。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于是就忽啦啦地分光。
承包制初期的几年，农村还是很有一股朝气的。
养猪养鸡，种殖蔬菜瓜果，开荒山，包果园，包林场，包鱼塘。
光鱼塘还不够包，于是就把原属于两个公社，几个大队共有的野湖，各自筑起大堤，再筑成小堤，分片承包。
如果大集体时代用热火朝天来形容，那承包制的初几年，我看也是可以用上的。
发家致富的诱惑就在眼前，农民们以为凭自已的勤劳苦干就能致富，于是所有能用上的精力都用上，所有能开发的地方都开发上。就这样，很努力也很有希望的干了几年。
但几年过后，大概是九十年代初，为了承包鱼塘或者果园而吵翻天闹翻地的现象基本上不多见。
空吹的多，赚钱的少，平场水平也就是个一年劳动的辛苦钱。
几年后，随着打工潮的出现，老家有人开始陆续出去打工，九十年代后期，打工潮达到高潮，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外出打工。
而打工潮的出现，我个人认为是事实上的对承包制的“用脚投票”。家里的那一亩三分地，或者集体的那些个鱼塘果园，谁爱搞谁搞去，咱家出去打工挣钱。
我很奇怪那些大吹特吹承包制历史意义的人，居然就没注意到一波又一波的打工潮？就没想到那是在用脚投票？
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每一次回老家，都感到越来越烈的暮气，非常沉闷的暮气。
鲁迅在《祝福》中回故乡的那段描写，就是我回乡时的心境。暮气沉沉，让人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
再来说戾气。
现在的主流媒体，或者右派，一说起过去的那段时间，就冠之以批斗、野蛮、血腥、夫妻反目、父子相残。
但据我所知，我的家乡却全然不是这样，人与人间大部分时候是平和相处的，邻里间关系都很不错，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嘛。
但承包制以后，吵架打架骂街的事无日不闻无日不有。
为了承包这承包那而争斗的事不讲，为了抢水而械斗的不论，就是一些很鸡毛的事，也能吵上几天、打上一架。
家乡的自然村，几十户人家，基本上都是同姓同本家，却居然有好几家成了世仇，多少年来从不说话，红白喜事或者造房子等从不互相帮忙，小孩子也不在一起玩。
父子兄弟夫妻反目成仇的，时有发生，最离谱的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小伙伴的哥哥，与其父母十几年除了吵架的时候能过过话，真是老死不相往来。
有了那三农这两气的农村，要建成中央所要建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其距离是何其之远。
强坛的右派大概很不满意我拿自已老家的村庄同那些保留集体经济农村的作比较，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一是，自已的老家自已熟悉；
二是，虽然它不一定具有普遍代表性，但至少能代表老家所在地区的普遍现象；
三是，我也实在找不出一个搞承包制搞得很好的样板啊，就那声名显赫的小岗村，看新闻报道上的样子，比我老家还要差上一些。
那么，我就按中央的标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来比较一下。
生产发展。老家在可见的时间内大概是看不到什么生产发展了的。
农作物的单产总产，可是稳定了N多年，估计将来也不可能有什么大跃进。而经济作物，果园、鱼塘之类，反而是单产总产减少了收入还可能多点。而华西、南街，可能会有起伏，但生产向前展却是无疑问的。
生活宽裕。老家没几家农民能说得上宽裕，同南街华西无可比性，如果宽裕不是指吃饱穿暖。上不起学，不单是指大学，上高中都困难。
现在一般是念到初中就不念了，有考上大学的希望也不上。高中到大学七年下来，最少得花大几万，而这七年去打工，却是可以挣下小几万，里外里，十来万啊，傻子都会算这笔帐。
老家教育一直很不错，所在地区的某著名中学，几乎全中国参加高考的学生都要用到打着它名义的各种资料试题；
就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老家念到高中的适龄青年比例相当不低，八十年代就很高，现在却下降了不少。
还有看不起病，小病忍，大病熬。
乡风文明。文明的内容很广，但老家无论如何算不上乡风文明的。其实村民大多至现在还是“我本善良”，但世风日下，为了一点点小事情就恶语相向就大打出手。
青少年呆在乡下时，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戾气。
本是同根生，相剪何太急？而赌博、偷盗等，在老家也是日见其盛。
一路的麻将台，遍地的扎金花、斗地主。
而被偷被盗，那却是防不胜防。弄不好，连小孩都被人偷走。呜呼哀哉。
老家治安严重恶化，中央打黑除恶之前，家族势力黑恶势力沉渣泛起，哪里有文明影子在？而南街华西等，没有严重的治安问题吧。
村容整洁。南街华西等当然算得上村容整洁。我老家在大集体时代，同整洁算是挂得上一点边，至少是向那个方向努力。
垃圾要倒在固定地点，猪牛等固定圈养，共用大厕所，房屋都连成一片，有时还会来个定期搞个大扫除。
后来呢，房前屋后，猪牛鸡粪遍地皆是；垃圾随处扔；有的人家是人兽共处一室；一家一个臭不可闻的小厕所。
房屋呢，能不连在一起的，都独门独户，尽量多占点宅基地，虽然不是错落有到，倒也参次不齐。既不整，更不洁。
管理民主。这一点上我们老家可能要超过华西南街。
除了收收公粮赋税等有限的工作，村干部实行的几乎是无为而治。
城里的学者专家还在喊什么小政府大社会，俺们村可是在N多年前就是这样的民主社会啊。
其实，还可以从别的方面再对比一下。
比如说在深圳，有各种各样的乞丐，有弄得古里古怪让人一见面目可憎的，有不给钱就作不离开的，有抱着小孩讨要的，有装成学生样子的，据好事者云，因来自的地方不同，所以乞讨方法也呈现明显的地方特色。可以调查一下，这些乞讨者，有没有来自那些搞集体经济的村庄？
各种各样的偷盗、炸骗团伙，也是各有特色。有吃火车饭的，有吃公交车饭的，有一帮人呦喝着卖大卖小的，有弄易拉罐中奖的。也可以调查一下，这些人，有没有可能来自中国那几千个搞集体经济的村庄。
又是在深圳。出现过一个抢劫吹手党。吹手党，顾名思义，就是你要任他抢任他劫就罢了，如果你要护财物，他就手起刀落，把你的手给吹下来。
当时能调查到的被吹手者有数十人之多。这个吹手党都是来自广西的同一个村，当然不是搞集体经济的村庄。那么，还可以调查一下别的抢劫团伙，看看有没有可能来自那几千个搞集体经济的村庄？
事实一清二楚，再对比下去，已经没有多少意义。
几千个集体村都搞得好，几十万个承包村都搞得不够好，这个对比本身就能强烈地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基地上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厦。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村民自已组织起来再创新集体农村呢？
按强坛右派的说法，南街华西等集休经济村庄，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淋浴下而茁壮成长起来的，那有没有可能让那些因承包而成了一盘散沙的村庄重新组织起来，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茁壮成长起来，健步走在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大道上呢？
我看很不容易。记得中学读书时，寒假归来，学校大门口有一幅对联，上联我记忆至今——心似平原跑野马易放难收！易放难收啊！电影《天下无贼》中，有一句怎么说来着？“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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