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总是觉得“亡羊补牢”这个成语有点过于小题大做。那时候的我，对于古人的智慧和教诲并没有深入的理解和体会。我总是觉得，羊都已经丢了，再去修补羊圈又有什么用呢？何必费那么大劲去做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呢？
直到看了这本博物馆里的成语才知道原来丢羊的是一位“王”，他是战国时期的楚顷襄王。秦国来攻打楚国，夺取了楚国大片土地，甚至包括楚国的都城。秦国人还焚毁了楚顷襄王家的祖坟。楚顷襄王这次丢的可不仅仅是一只羊了，连羊圈都丢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亡羊补牢”还有这一层深意。
当成语遇到科学，听文物讲故事，当成语邂逅科学，两者交融之间，仿佛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成语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而科学则以其严谨的逻辑和实证的精神，揭示着自然界的奥秘。当这两者相遇，便催生出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在《博物馆里的成语》这场盛宴中，文物成为了讲述故事的主角。它们静默地伫立，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
直到看了这本博物馆里的成语才知道原来丢羊的是一位“王”，他是战国时期的楚顷襄王。秦国来攻打楚国，夺取了楚国大片土地，甚至包括楚国的都城。秦国人还焚毁了楚顷襄王家的祖坟。楚顷襄王这次丢的可不仅仅是一只羊了，连羊圈都丢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亡羊补牢”还有这一层深意。
当成语遇到科学，听文物讲故事，当成语邂逅科学，两者交融之间，仿佛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成语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而科学则以其严谨的逻辑和实证的精神，揭示着自然界的奥秘。当这两者相遇，便催生出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在《博物馆里的成语》这场盛宴中，文物成为了讲述故事的主角。它们静默地伫立，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
#央媒看三门峡#【通古达今的崤函古道】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河湟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崤函文化、河洛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而崤函古道像一根“扁担”，挑起黄河流域东部和西部的文化；又像一根飘带，串联起黄河沿线各种历史悠久的文化。
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之路
崤函古道是一条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之路。
“崤函”一词，最早见于《战国策》：“秦东有肴、函之固。”“肴”，指崤山。秦岭向东延伸至小秦岭，再向东延伸部分是崤山主峰。崤山西与秦岭、华山相连，东接邙山，南合伏牛山脉，北滨黄河，是崤函地区主要的交通孔道。“函”，指函谷关，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
崤函古道是一条交通要道，也是一条文化通道。从史前到历史时期几千年间，这里不断演绎着黄河文化的精彩华章，也是黄河文化连接东西部的节点。无数文人墨客在这条文化之路上留下经典佳作：战国时期，老子过函谷关，写下了道家经典《道德经》；诗圣杜甫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所写的地方，都在崤函古道上；宋代，苏轼为其弟苏辙写下的《和子由渑池怀旧》，在崤函古道上留下了“雪泥鸿爪”的典故……
其实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崤函古道就已是一条东西文化传播的通道，为史前文化大融合的浪潮提供了交通便利。考古证明，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经崤函古道影响到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良渚文化北进、红山文化向南传播、大汶口文化西渐，也都是以崤函地区为核心。
崤函古道又被称为“丝绸之路崤函段”，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位于崤函古道中段的石壕古道，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国境内的22处遗址点中唯一的道路遗产。
在崤函古道的中心地带，分布有多处宗教文化遗迹。函谷关，是道教文化经典《道德经》的诞生地；东汉空相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北魏鸿庆寺中保存下来的“降魔变图”浮雕，是目前国内同类作品中最大的一幅；隋代安国寺，是三门峡地区建筑规模最大、保存完好、格局规范的禅宗寺院；唐代僧人道秀所建宝轮寺，其中的宝轮寺塔（俗称蛤蟆塔）是我国现存的古代四大回音建筑之一……这些佛教寺院与《道德经》并存在崤函古道上，是佛、道两教文化在崤函地区传播、发展和延续的实证，也是崤函古道文化内涵丰富的实例。
影响历史进程的军事要道
崤函古道还是一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事要道。
自秦代设立函谷关以后，无论是关东六国联合抗秦，还是秦国凭借函谷关的险要地势与关东六国抗争，其战场都发生在函谷关内外。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函谷关一直都是雄踞秦国东部的一个险关要塞。公元前627年发生的秦晋“崤之战”就发生在崤函古道腹地，是春秋时期秦晋争霸的一次著名战役。此外，公元前206年，项羽将秦军降卒20万坑杀于楚坑（今义马市西南）；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冯异与赤眉军之间的崤底之战，也发生在崤函古道上。这些发生在崤函古道上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崤函古道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从西安、延安通往中原地区的一条红色通道。
位于崤函古道东段的陕州和洛阳之间的渑池县，既是崤函古道的东西通道，又是北过黄河、南通中原的交会点，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于此设立的八路军渑池兵站，是中原与陕北国共两党联系、物资转运和人员输送的主要交通站点。从这里向东经洛阳，可达新四军八团留守处确山县竹沟，向西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可达延安，向南可进入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的伏牛山区，向北过黄河就是国民党的第二战区。
1938年11月，刘少奇化名胡服，到达渑池兵站，12月主持召开了“中共豫西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起草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并在豫西地区抗战干部党训班上进行了第一次宣讲。1938年11月下旬，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到达渑池兵站，并由此北渡黄河，奔赴太行前线。
1944年抗战后期，河南战役爆发，中共中央发出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先后有皮定均带领的“豫西抗日先锋队”，戴季英、王树声带领的“豫西抗日第二支队”，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等多支抗日队伍渡过黄河，经过渑池到达豫西和中原地区，开辟了中原抗日的敌后战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决战输送了大批中坚力量。
始终繁荣畅达的经济通道
崤函古道自古至今都是一条繁荣畅达的经济通道。
两周、两汉、隋、唐实行两京制时期，崤函古道是沟通长安与洛阳的重要交通干线。唐代，从长安到洛阳共设置驿站35处，其中在崤函古道上就有18处。崤函古道两侧，基本上每隔30里就有一个驿站遗迹，是其作为古代邮驿和信息交通干线的见证。
崤函古道上，不仅有一条沟通长安与洛阳两京之间人、物流动的陆上交通要道，还有一条黄河漕运古道。作为陆路崤函古道的补充，漕运古道与陆路南北并行且紧密相连，同样发挥过重要作用。
汉、隋、唐王朝都定都在今日的西安一带。随着人口增长和维护封建王朝统治所需的物资逐年增加，为了弥补统治所需的粮食等物资的不足，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些王朝就需要从江南地区调运粮食等物资。由于陆路运输的费用高昂，物资就走黄河漕运，再从渭河运达关中。据记载，唐天宝时期，黄河漕运每年的运输量达450万石，相当于同期陆运量的近两倍。
崤函古道上水陆两条通道并行，南北呼应，相互配合，被称为“双轨”通道，对秦、汉、隋、唐时期东西两京所需物资供应和两京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这条水陆“双轨”通道，还承担着盐运的任务。在我国历史上，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皆食产于晋南河东（今运城市）的“池盐”（又称解盐）。河东池盐向这些地区的运输，主要就是利用崤函古道和黄河漕运完成的。自战国时，河东的池盐多先运到黄河北岸的虞坂盐仓，再运往关东地区。唐代设立的盐仓旧址就在今三门峡西边的黄河南岸，与虞坂相对。1957年，黄河水库考古队在调查黄河漕运遗迹时，也发现了盐仓与陆路遗迹。时至今日，在黄河两岸还保存了茅津渡、太阳渡和太原仓、集津仓、盐仓等渡口与仓名，见证着崤函古道水陆“双轨”的盐运历史。
随着时代变迁，往日崎岖难行的崤函古道已然蝶变。在我国国内的东西部交流和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中，它仍然是一条不可替代的交通干线，而且还是新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侯俊杰，系河南省三门峡市文物局原局长；关婷，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副编审）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河湟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崤函文化、河洛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而崤函古道像一根“扁担”，挑起黄河流域东部和西部的文化；又像一根飘带，串联起黄河沿线各种历史悠久的文化。
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之路
崤函古道是一条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之路。
“崤函”一词，最早见于《战国策》：“秦东有肴、函之固。”“肴”，指崤山。秦岭向东延伸至小秦岭，再向东延伸部分是崤山主峰。崤山西与秦岭、华山相连，东接邙山，南合伏牛山脉，北滨黄河，是崤函地区主要的交通孔道。“函”，指函谷关，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
崤函古道是一条交通要道，也是一条文化通道。从史前到历史时期几千年间，这里不断演绎着黄河文化的精彩华章，也是黄河文化连接东西部的节点。无数文人墨客在这条文化之路上留下经典佳作：战国时期，老子过函谷关，写下了道家经典《道德经》；诗圣杜甫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所写的地方，都在崤函古道上；宋代，苏轼为其弟苏辙写下的《和子由渑池怀旧》，在崤函古道上留下了“雪泥鸿爪”的典故……
其实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崤函古道就已是一条东西文化传播的通道，为史前文化大融合的浪潮提供了交通便利。考古证明，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经崤函古道影响到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良渚文化北进、红山文化向南传播、大汶口文化西渐，也都是以崤函地区为核心。
崤函古道又被称为“丝绸之路崤函段”，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位于崤函古道中段的石壕古道，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国境内的22处遗址点中唯一的道路遗产。
在崤函古道的中心地带，分布有多处宗教文化遗迹。函谷关，是道教文化经典《道德经》的诞生地；东汉空相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北魏鸿庆寺中保存下来的“降魔变图”浮雕，是目前国内同类作品中最大的一幅；隋代安国寺，是三门峡地区建筑规模最大、保存完好、格局规范的禅宗寺院；唐代僧人道秀所建宝轮寺，其中的宝轮寺塔（俗称蛤蟆塔）是我国现存的古代四大回音建筑之一……这些佛教寺院与《道德经》并存在崤函古道上，是佛、道两教文化在崤函地区传播、发展和延续的实证，也是崤函古道文化内涵丰富的实例。
影响历史进程的军事要道
崤函古道还是一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事要道。
自秦代设立函谷关以后，无论是关东六国联合抗秦，还是秦国凭借函谷关的险要地势与关东六国抗争，其战场都发生在函谷关内外。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函谷关一直都是雄踞秦国东部的一个险关要塞。公元前627年发生的秦晋“崤之战”就发生在崤函古道腹地，是春秋时期秦晋争霸的一次著名战役。此外，公元前206年，项羽将秦军降卒20万坑杀于楚坑（今义马市西南）；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冯异与赤眉军之间的崤底之战，也发生在崤函古道上。这些发生在崤函古道上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崤函古道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从西安、延安通往中原地区的一条红色通道。
位于崤函古道东段的陕州和洛阳之间的渑池县，既是崤函古道的东西通道，又是北过黄河、南通中原的交会点，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于此设立的八路军渑池兵站，是中原与陕北国共两党联系、物资转运和人员输送的主要交通站点。从这里向东经洛阳，可达新四军八团留守处确山县竹沟，向西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可达延安，向南可进入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的伏牛山区，向北过黄河就是国民党的第二战区。
1938年11月，刘少奇化名胡服，到达渑池兵站，12月主持召开了“中共豫西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起草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并在豫西地区抗战干部党训班上进行了第一次宣讲。1938年11月下旬，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到达渑池兵站，并由此北渡黄河，奔赴太行前线。
1944年抗战后期，河南战役爆发，中共中央发出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先后有皮定均带领的“豫西抗日先锋队”，戴季英、王树声带领的“豫西抗日第二支队”，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等多支抗日队伍渡过黄河，经过渑池到达豫西和中原地区，开辟了中原抗日的敌后战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决战输送了大批中坚力量。
始终繁荣畅达的经济通道
崤函古道自古至今都是一条繁荣畅达的经济通道。
两周、两汉、隋、唐实行两京制时期，崤函古道是沟通长安与洛阳的重要交通干线。唐代，从长安到洛阳共设置驿站35处，其中在崤函古道上就有18处。崤函古道两侧，基本上每隔30里就有一个驿站遗迹，是其作为古代邮驿和信息交通干线的见证。
崤函古道上，不仅有一条沟通长安与洛阳两京之间人、物流动的陆上交通要道，还有一条黄河漕运古道。作为陆路崤函古道的补充，漕运古道与陆路南北并行且紧密相连，同样发挥过重要作用。
汉、隋、唐王朝都定都在今日的西安一带。随着人口增长和维护封建王朝统治所需的物资逐年增加，为了弥补统治所需的粮食等物资的不足，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些王朝就需要从江南地区调运粮食等物资。由于陆路运输的费用高昂，物资就走黄河漕运，再从渭河运达关中。据记载，唐天宝时期，黄河漕运每年的运输量达450万石，相当于同期陆运量的近两倍。
崤函古道上水陆两条通道并行，南北呼应，相互配合，被称为“双轨”通道，对秦、汉、隋、唐时期东西两京所需物资供应和两京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这条水陆“双轨”通道，还承担着盐运的任务。在我国历史上，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皆食产于晋南河东（今运城市）的“池盐”（又称解盐）。河东池盐向这些地区的运输，主要就是利用崤函古道和黄河漕运完成的。自战国时，河东的池盐多先运到黄河北岸的虞坂盐仓，再运往关东地区。唐代设立的盐仓旧址就在今三门峡西边的黄河南岸，与虞坂相对。1957年，黄河水库考古队在调查黄河漕运遗迹时，也发现了盐仓与陆路遗迹。时至今日，在黄河两岸还保存了茅津渡、太阳渡和太原仓、集津仓、盐仓等渡口与仓名，见证着崤函古道水陆“双轨”的盐运历史。
随着时代变迁，往日崎岖难行的崤函古道已然蝶变。在我国国内的东西部交流和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中，它仍然是一条不可替代的交通干线，而且还是新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侯俊杰，系河南省三门峡市文物局原局长；关婷，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副编审）
【重磅发现 极其罕见 #秦陵帝国第一陪葬墓集中出土多组车辆#】#秦陵帝国第一陪葬墓发现一组羊车# 华商报记者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获悉，秦陵“帝国第一陪葬墓”极为罕见地集中出土了多种形式、多种形制、多种用途的车辆，其中包括在北墓道中发现的可能为运输棺柩之用的四轮独辀车，和令人因“羊车望幸”这个成语而对其用途浮想联翩的一组羊车。
秦陵外城西侧发现9座大中型墓葬
据介绍，从2011年开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秦陵外城西侧展开详细的考古勘探工作，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发现9座大、中型墓葬，整齐有序，东西一字排列。从2013年开始，对其中的QLCM1（简称1号墓）进行了持续发掘。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墓道、墓室和3座车马陪葬坑的发掘。
1号墓有相对独立墓园
墓内出土大量文物
1号墓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外城西侧约440米处。平面呈“中”字形，坐南面北，由南、北墓道与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两侧有三座车马陪葬坑。墓葬南侧、西侧有壕沟环绕；北侧为断崖；东侧为古河床，形成相对独立的墓园。
1号墓全长约100米，总面积约1900平方米。墓室呈长方形，上口南北长29米、东西宽28米；墓底南北长12、东西宽9.6米，深15.6米。墓壁有三层台阶，墓室分布大量木炭。墓上曾存在着封土。
墓室中心棺椁塌陷、朽坏严重，遗迹堆积厚约20-40厘米。初步判断，有两椁两棺。人骨残留较少，可见头向朝南，直肢葬。将主棺椁整体打包提取到实验室，搭建了室内考古发掘平台，正在进行室内清理。
墓内出土大量陶器、铜器、玉器、铁器以及金银质地的小型明器。
陶器器形有茧形壶、缶、罐、豆、盆等。
青铜器有鼎、豆、钫、壶、盘、甑、灯以及编钟、琴轸等。
玉器有玉圭、玉璧及小玉鼎等。
兵器有铁剑、铁甲、带廓铜弩机、铜戈等。
小型明器有金银骆驼、舞袖俑、吹奏俑、百戏俑、马俑、骑马俑、猎犬、银盒等。
另有金带钩及数量较多的铜半两。
北墓道出土一辆四轮独辀木车
带有完整方形彩绘车盖
北墓道直通墓底，为主墓道。在北墓道清理出一辆四轮独辀木车，木车遗迹保存完整。
木车总长约7.2米，上带有完整方形彩绘车盖，东西宽2.6米，南北长4.2米，红色鲜艳，保存完好，已清理出铜质盖弓帽19个，均套于盖弓上，盖弓遗迹保存较好；车盖下压有方形木架，当为车舆。上有曲尺形、圆柱形铜构件。车舆两侧共有4个车轮，附有大型铜质车軎。车衡与车辕十字相交，衡上有两个车轭，均保存完整。
3座车马陪葬坑出土多组车辆
仅陪葬坑P3就出土五组车马
陪葬坑P1位于M1南墓道西侧，相距约1米，南北长8.3米、东西宽5.5米，深4.2米，为木椁式结构。发现三个盗洞，遗迹和遗物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残留四马驾独輈木车一辆，犬类动物遗迹一副，遗物主要是青铜车马器。
陪葬坑P2位于M1北墓道东侧，相距约1米，南北长9米、东西宽6米，深4米，木椁式结构。出土四马驾独輈木车一辆，马骨保存基本完整，均佩带马勒等马具，处于驾车状态；木车已朽，车上可见盖弓帽、辖軎、弩辄、角柱饰等青铜构件，同时保留有少量彩绘遗迹。
陪葬坑P3位于M1北墓道东侧，与P2相距约17米，南北长27米、东西宽5米，残存深度约2米，面积135平方米，为三个陪葬坑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发现盗洞13处，对陪葬坑造成巨大破坏。
根据残留遗迹来判断，埋藏5组车马（一组为羊车），包括独輈木车4辆，双辕木车1辆。马头均朝北，车在马后。
第一组为2马驾独輈木车；
第二组为双辕木车，车马残长约5.6米，车前驾5马，分两排，前排2马，分列左右最外侧，后排3马并列居中，中间一马左右两侧各有一道木质车辕，两辕相距0.75米，残长约0.6米和1.15米，上有对称分布的铜环；
第三组为2马驾独輈木车；
第四组为4马驾独輈木车。
最后一组为六羊，并列一排，骨骼保存完整。身上装饰有类似于驾马的铜节约、带扣、铜环等青铜马具，显示出处于驾车状态——当为羊车。羊骨身后车辆被破坏。坑内出土器物主要是车马器，包括盖弓帽、铜泡、节约、辖軎、车轙、角柱饰、衡末饰、轭顶饰、铜环、马衔鏣，以及铜盆、铁斧、铁铤铜镞等器物。
西晋皇帝司马炎
曾用羊车来决定宠幸哪个妃子
考古人员介绍，多种形式、多种形制、多种用途的车辆集中出土于一墓，极其罕见。这对于研究秦汉时期丧葬用车及陪葬用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资料。
墓道中的四轮独辀车是目前考古所发现的唯一一辆埋藏于墓中的四轮车实物，初步判断它与棺柩下葬密切相关，可能是下葬时运输棺柩的载柩车。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属于一种非常少见的丧葬现象。
陪葬坑中出土的5组车马（含羊车），形式形制不同，用途迥异，集中反映了男性墓主生前出行的盛况，展现了秦帝国时期陪葬车马形制与组合的新变化、新形式，是中国车制变革和发展演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它们丰富了车马陪葬坑的内涵，对认识墓主的身份也提供了一定参考。
据了解，晋书有“羊车望幸”的故事。史载西晋皇帝司马炎后宫妃嫔众多，因此每天晚上到底要临幸哪个妃子，成为一个让他十分头疼的问题。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坐着羊车，让羊在宫苑里随意行走，羊车停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宠幸嫔妃。有个宫人便把竹枝插在门上，把盐水洒在地上，羊因为喜欢盐水的味道，停下吃食，于是羊车就停在她的宫门口。1号墓车马陪葬坑P3出土的羊车用途究竟为何？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见证了历史变革
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
考古人员介绍，通过对该墓葬及其陪葬坑的发掘，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收获和新认识。除了多种形式、形制、用途的车辆集中出于一墓，对研究秦汉时期丧葬用车及陪葬用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资料之外，还具有三方面重要意义。
首先，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1号墓为一座大型中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是目前已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好的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是研究秦代高等级贵族丧葬制度乃至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极具价值的考古资料。
其次，这座“帝国第一陪葬墓”见证了历史变革。此墓从属于秦始皇帝陵的特征显著，与秦始皇帝陵整体规划设计紧密相关，时代为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墓主等级极高，是帝陵规制下的“帝国第一陪葬墓”。它见证了夏商至战国晚期王陵“集中公墓制”的消亡，昭示了战国晚期到宋元明清帝陵“独立陵园制”的形成与确立，折射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由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的巨大历史变革，极大地丰富了对秦帝国统一前后物质文化以及所代表的制度文化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是秦文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文化自信特性的体现。1号墓保存较好，出土文物种类较多、数量较大，等级质量较高，其中不少为首次发现。尤其是小型金属俑的立体造型艺术，与兵马俑的艺术风格相似，代表了秦代极高的艺术水平和高超的制作技术，对于秦人、秦国、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也是研究当时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研究华夏文化由“多元”到“一体”演进、升华的历史实证，体现出秦文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点。这也是秦人对外来文化因素积极吸纳、拿来为我所用的文种物化表现。
总的来说，1号墓的发掘是近年来秦始皇帝陵考古的一项重大收获。它反映了处于变革时代的秦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制度、礼仪、技术的变革，是研究战国晚期乃至于秦时期的政治制度、丧葬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的一个绝佳的范本。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秦陵外城西侧发现9座大中型墓葬
据介绍，从2011年开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秦陵外城西侧展开详细的考古勘探工作，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发现9座大、中型墓葬，整齐有序，东西一字排列。从2013年开始，对其中的QLCM1（简称1号墓）进行了持续发掘。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墓道、墓室和3座车马陪葬坑的发掘。
1号墓有相对独立墓园
墓内出土大量文物
1号墓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外城西侧约440米处。平面呈“中”字形，坐南面北，由南、北墓道与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两侧有三座车马陪葬坑。墓葬南侧、西侧有壕沟环绕；北侧为断崖；东侧为古河床，形成相对独立的墓园。
1号墓全长约100米，总面积约1900平方米。墓室呈长方形，上口南北长29米、东西宽28米；墓底南北长12、东西宽9.6米，深15.6米。墓壁有三层台阶，墓室分布大量木炭。墓上曾存在着封土。
墓室中心棺椁塌陷、朽坏严重，遗迹堆积厚约20-40厘米。初步判断，有两椁两棺。人骨残留较少，可见头向朝南，直肢葬。将主棺椁整体打包提取到实验室，搭建了室内考古发掘平台，正在进行室内清理。
墓内出土大量陶器、铜器、玉器、铁器以及金银质地的小型明器。
陶器器形有茧形壶、缶、罐、豆、盆等。
青铜器有鼎、豆、钫、壶、盘、甑、灯以及编钟、琴轸等。
玉器有玉圭、玉璧及小玉鼎等。
兵器有铁剑、铁甲、带廓铜弩机、铜戈等。
小型明器有金银骆驼、舞袖俑、吹奏俑、百戏俑、马俑、骑马俑、猎犬、银盒等。
另有金带钩及数量较多的铜半两。
北墓道出土一辆四轮独辀木车
带有完整方形彩绘车盖
北墓道直通墓底，为主墓道。在北墓道清理出一辆四轮独辀木车，木车遗迹保存完整。
木车总长约7.2米，上带有完整方形彩绘车盖，东西宽2.6米，南北长4.2米，红色鲜艳，保存完好，已清理出铜质盖弓帽19个，均套于盖弓上，盖弓遗迹保存较好；车盖下压有方形木架，当为车舆。上有曲尺形、圆柱形铜构件。车舆两侧共有4个车轮，附有大型铜质车軎。车衡与车辕十字相交，衡上有两个车轭，均保存完整。
3座车马陪葬坑出土多组车辆
仅陪葬坑P3就出土五组车马
陪葬坑P1位于M1南墓道西侧，相距约1米，南北长8.3米、东西宽5.5米，深4.2米，为木椁式结构。发现三个盗洞，遗迹和遗物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残留四马驾独輈木车一辆，犬类动物遗迹一副，遗物主要是青铜车马器。
陪葬坑P2位于M1北墓道东侧，相距约1米，南北长9米、东西宽6米，深4米，木椁式结构。出土四马驾独輈木车一辆，马骨保存基本完整，均佩带马勒等马具，处于驾车状态；木车已朽，车上可见盖弓帽、辖軎、弩辄、角柱饰等青铜构件，同时保留有少量彩绘遗迹。
陪葬坑P3位于M1北墓道东侧，与P2相距约17米，南北长27米、东西宽5米，残存深度约2米，面积135平方米，为三个陪葬坑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发现盗洞13处，对陪葬坑造成巨大破坏。
根据残留遗迹来判断，埋藏5组车马（一组为羊车），包括独輈木车4辆，双辕木车1辆。马头均朝北，车在马后。
第一组为2马驾独輈木车；
第二组为双辕木车，车马残长约5.6米，车前驾5马，分两排，前排2马，分列左右最外侧，后排3马并列居中，中间一马左右两侧各有一道木质车辕，两辕相距0.75米，残长约0.6米和1.15米，上有对称分布的铜环；
第三组为2马驾独輈木车；
第四组为4马驾独輈木车。
最后一组为六羊，并列一排，骨骼保存完整。身上装饰有类似于驾马的铜节约、带扣、铜环等青铜马具，显示出处于驾车状态——当为羊车。羊骨身后车辆被破坏。坑内出土器物主要是车马器，包括盖弓帽、铜泡、节约、辖軎、车轙、角柱饰、衡末饰、轭顶饰、铜环、马衔鏣，以及铜盆、铁斧、铁铤铜镞等器物。
西晋皇帝司马炎
曾用羊车来决定宠幸哪个妃子
考古人员介绍，多种形式、多种形制、多种用途的车辆集中出土于一墓，极其罕见。这对于研究秦汉时期丧葬用车及陪葬用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资料。
墓道中的四轮独辀车是目前考古所发现的唯一一辆埋藏于墓中的四轮车实物，初步判断它与棺柩下葬密切相关，可能是下葬时运输棺柩的载柩车。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属于一种非常少见的丧葬现象。
陪葬坑中出土的5组车马（含羊车），形式形制不同，用途迥异，集中反映了男性墓主生前出行的盛况，展现了秦帝国时期陪葬车马形制与组合的新变化、新形式，是中国车制变革和发展演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它们丰富了车马陪葬坑的内涵，对认识墓主的身份也提供了一定参考。
据了解，晋书有“羊车望幸”的故事。史载西晋皇帝司马炎后宫妃嫔众多，因此每天晚上到底要临幸哪个妃子，成为一个让他十分头疼的问题。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坐着羊车，让羊在宫苑里随意行走，羊车停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宠幸嫔妃。有个宫人便把竹枝插在门上，把盐水洒在地上，羊因为喜欢盐水的味道，停下吃食，于是羊车就停在她的宫门口。1号墓车马陪葬坑P3出土的羊车用途究竟为何？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见证了历史变革
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
考古人员介绍，通过对该墓葬及其陪葬坑的发掘，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收获和新认识。除了多种形式、形制、用途的车辆集中出于一墓，对研究秦汉时期丧葬用车及陪葬用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资料之外，还具有三方面重要意义。
首先，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1号墓为一座大型中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是目前已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好的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是研究秦代高等级贵族丧葬制度乃至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极具价值的考古资料。
其次，这座“帝国第一陪葬墓”见证了历史变革。此墓从属于秦始皇帝陵的特征显著，与秦始皇帝陵整体规划设计紧密相关，时代为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墓主等级极高，是帝陵规制下的“帝国第一陪葬墓”。它见证了夏商至战国晚期王陵“集中公墓制”的消亡，昭示了战国晚期到宋元明清帝陵“独立陵园制”的形成与确立，折射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由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的巨大历史变革，极大地丰富了对秦帝国统一前后物质文化以及所代表的制度文化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是秦文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文化自信特性的体现。1号墓保存较好，出土文物种类较多、数量较大，等级质量较高，其中不少为首次发现。尤其是小型金属俑的立体造型艺术，与兵马俑的艺术风格相似，代表了秦代极高的艺术水平和高超的制作技术，对于秦人、秦国、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也是研究当时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研究华夏文化由“多元”到“一体”演进、升华的历史实证，体现出秦文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点。这也是秦人对外来文化因素积极吸纳、拿来为我所用的文种物化表现。
总的来说，1号墓的发掘是近年来秦始皇帝陵考古的一项重大收获。它反映了处于变革时代的秦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制度、礼仪、技术的变革，是研究战国晚期乃至于秦时期的政治制度、丧葬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的一个绝佳的范本。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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