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中特立独行的大V系列篇之
焦国力
文：真言珍言
在俄乌战争中特立独行的大V中，焦国力和他的自媒体《焦点防务》是具有极大争议性的。鹅粉对他恨之入骨，不但去他的评论区诅咒、谩骂，还写文章诬陷他。甚至有人不断地举报焦国力的账号，要求封杀《焦点防务》。同样，有人极力推崇焦国力的人格和人品，称他是良心评论员，专门做视频推荐他的《焦点防务》，并将司马南作为反面人物，与之对照。
焦国力，何许人也？网络资料说他是山东人，18岁入伍空军，在空军大校军衔上退休。
令焦国力出名的不是他的军衔和职务，而是他800多万字的书籍和文章。他是军旅作家、科普作家、科幻作家和军事评论家。凭着他的辛勤耕耘，焦国力著作颇丰、讲座不断，获奖多多。
为了搞清楚焦国力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笔者反复观看《焦点防务》上关于俄乌战争的视频，结论如下：
一、俄乌战争前，焦国力就预测了俄乌战争必打，但只是擦枪走火的小打小闹。而且短时间内不会开打。为此，焦国力还专门做视频承认自己误判。相比之下，邱震海预测的“俄乌战争必打，而且是大打”就是神准。
二、焦国力初期并不看好乌军的实力，每每批评泽连斯基不够重视备战工作。所以，乌粉经常骂他挺俄。
三、随着俄乌战争的深入发展，焦国力的视频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乌克兰的同情。所以，鹅粉又骂他是乌粉，甚至给他扣上“破坏中俄关系”的大帽子。
四、焦国力的评论，不但基于事实和逻辑推理，而且更多的是基于中国立场。每当遇到可以总结的经验教训，总能想到自己的祖国如何趋利避害。这是客观事实。
由于焦国力太特立独行，评论之词太过直截了当，因此鹅粉与乌粉都不太待见他。但焦先生总是坚持自己直白的风格，依然我行我素。
焦国力的评论语速较快，中气很足，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但偶尔也有主观的成分，这应该是瑕不掩瑜的。
无论你喜不喜欢焦国力，人家的《焦点防务》都在不断更新，虽然流量不大，粉丝不多，但却是难得真实。那些有着害人之心的鹅粉们，你们那么次的举报为什么没人理睬？因为人家无愧于心，没给国家丢脸。恰恰相反，这却暴露出你们鹅粉的险恶用心！
最后，附打油诗一首：
中华百姓一家亲，
何必生颗歹毒心？
言论自由入宪法，
当心反而害自身。
（2024年5月15日草于昆明）
焦国力
文：真言珍言
在俄乌战争中特立独行的大V中，焦国力和他的自媒体《焦点防务》是具有极大争议性的。鹅粉对他恨之入骨，不但去他的评论区诅咒、谩骂，还写文章诬陷他。甚至有人不断地举报焦国力的账号，要求封杀《焦点防务》。同样，有人极力推崇焦国力的人格和人品，称他是良心评论员，专门做视频推荐他的《焦点防务》，并将司马南作为反面人物，与之对照。
焦国力，何许人也？网络资料说他是山东人，18岁入伍空军，在空军大校军衔上退休。
令焦国力出名的不是他的军衔和职务，而是他800多万字的书籍和文章。他是军旅作家、科普作家、科幻作家和军事评论家。凭着他的辛勤耕耘，焦国力著作颇丰、讲座不断，获奖多多。
为了搞清楚焦国力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笔者反复观看《焦点防务》上关于俄乌战争的视频，结论如下：
一、俄乌战争前，焦国力就预测了俄乌战争必打，但只是擦枪走火的小打小闹。而且短时间内不会开打。为此，焦国力还专门做视频承认自己误判。相比之下，邱震海预测的“俄乌战争必打，而且是大打”就是神准。
二、焦国力初期并不看好乌军的实力，每每批评泽连斯基不够重视备战工作。所以，乌粉经常骂他挺俄。
三、随着俄乌战争的深入发展，焦国力的视频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乌克兰的同情。所以，鹅粉又骂他是乌粉，甚至给他扣上“破坏中俄关系”的大帽子。
四、焦国力的评论，不但基于事实和逻辑推理，而且更多的是基于中国立场。每当遇到可以总结的经验教训，总能想到自己的祖国如何趋利避害。这是客观事实。
由于焦国力太特立独行，评论之词太过直截了当，因此鹅粉与乌粉都不太待见他。但焦先生总是坚持自己直白的风格，依然我行我素。
焦国力的评论语速较快，中气很足，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但偶尔也有主观的成分，这应该是瑕不掩瑜的。
无论你喜不喜欢焦国力，人家的《焦点防务》都在不断更新，虽然流量不大，粉丝不多，但却是难得真实。那些有着害人之心的鹅粉们，你们那么次的举报为什么没人理睬？因为人家无愧于心，没给国家丢脸。恰恰相反，这却暴露出你们鹅粉的险恶用心！
最后，附打油诗一首：
中华百姓一家亲，
何必生颗歹毒心？
言论自由入宪法，
当心反而害自身。
（2024年5月15日草于昆明）
（转）早期钧瓷的窑场分布有两点现象值得关注:其一, 箕山窑群烧造早期钧瓷的同时鲜见其他品种的器物, 而周围窑场的产品种类则更加多样化。如段店窑址的黑釉、红绿彩、“绞釉”, 扒村窑址的白地黑花、白瓷、三彩。黄河以北的焦作、鹤壁更是以品种丰富著称的窑场。蟒川地区、段店、清凉寺等地的窑址都能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北宋中晚期青釉印花瓷片, 一般被称为“临汝窑类型”, 是豫西山区窑场当时最为流行的品种之一。这些箕山周边地区的早期钧瓷烧造地点, 在此之前大多已经是较为成熟的窑场或窑区, 并具有烧造青瓷的传统。由此笔者推测, 在箕山地区窑业形成规模, 产品获得市场认可之后, 或是该地区窑工在周围的窑场另建窑烧造, 或是周围窑场的窑工模仿钧瓷工艺, 但钧瓷并未完全取代周边窑场的“磁州窑类型”器物。烧造早期钧瓷的窑场区域应是随时间变化不断扩张的, 方向性大体表现为以箕山地区为中心, 向东北部、南部以及山西地区演进。
其二, 大裕—白坪区在早期钧瓷烧造之前并无瓷窑生产遗迹。白峪河区在此前的烧造历史可追溯到唐代, 大白堰窑址唐花瓷与早期钧瓷地层间有厚达两米的自然土层[8]。这说明在早期钧瓷烧造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箕山地区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窑业规模。钧瓷的最早形态即展现出成熟的工艺, 精工细作。但这并不是箕山地区窑业长期发展的结果, 与本地唐花瓷无关, 更可能是北宋箕山周边地区青瓷技术的延续。
学界通常将古钧州 (今禹州市) 视为钧瓷的发祥地, 但随着资料的不断增多, 可以肯定的是汝州与登封的大峪—白坪地区也是早期钧瓷的重要产地, 甚至不排除其兴盛的年代早于禹州白峪河区的可能性。在没有更多材料来论证两者时代早晚的情况下, 可将两处窑区共同所处的箕山山脉这一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视为钧瓷的起源地。由于这一地域内各处窑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或可视作一处窑场。它包含有两大主要产区, 并包括东沟窑址、刘家门窑址等几个重要的烧造地点。这样可以减少断定非窑址出土器物产地时的困扰, 也可纠正从各个行政区划的角度对钧瓷进行研究所导致的一些片面认识。
本文从以下4个角度推断早期钧瓷的烧造年代:
1. 有年代信息的墓葬
目前可确定有早期钧瓷出土的这类墓葬材料仅有两例:正大三年 (1226年) 西安李居柔墓出土两件钧瓷碗和两件钧瓷盘, 是迄今随葬钧瓷时代最早的纪年墓[10] (图四) ;后至元三年 (1337年) 西安刘达墓出土一件钧瓷碗[11]。
另外, 建平县丰山村耶律霞兹家族墓地M2年代应与发现墓志的M1 (天平元年1021年) 相近, 前者出土有“钧窑花式口小碗”。该墓早年被盗, 钧瓷并未有详细信息[12]。崇熙十四年 (1045年) 阜新县王家坟萧和夫妇墓亦被盗掘, 发掘者认为系金人所为。墓中出土“仿钧窑碗”, 从线图以及文字描述来看, 与早期钧瓷的特征迥异[13]。明昌元年 (1190年) 大同阎德源墓发掘简报中记载有三件钧瓷出土[14]。但据笔者考证, 两件长颈瓶为孔雀蓝釉产品, 三足炉则为耀州窑月白釉器。曲阳市涧磁村墓葬出土有钧瓷片, 墓中有一刻款陶砚, 年代为崇庆元年 (1212年) [15]。钧瓷片并未有详细介绍, 加之该墓早年被盗, 故暂作阙疑。
2. 有年代信息的窖藏
目前已发现有18处地点可确定有早期钧瓷入藏, 黑龙江、吉林、山东各有一处, 其余皆位于早期钧瓷窑址附近区域 (图五) , 其中禹州郭连窖藏与叶县文集窖藏均有多个窖藏坑。另有一些在图录中所载出土于这一区域的器物, 虽并未交代来源, 但从保存状况来看, 出自窖藏的比例不会太低。这类窖藏集中埋藏于同一区域内, 并且数量巨大, 与南宋川渝地区的情况相似, 绝大多数都应与蒙军的侵略战争密切相关。正大九年 (1232年) 正月, 金蒙双方在钧州进行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灭金决定性的一役, “是日, 拖雷及金师战于钧州之三峰, 大败之, 获金将蒲阿”[16]。金兵主力被杀戮殆尽, “自是金军不能复振”[17]。此役过后, 蒙古军乘胜追击, “ (正月) 壬寅, 攻钧州, 克之, 获金将合达”[15]。几日内, 蒙古军即已迅速占领了所有早期钧瓷窑场以及钧瓷窖藏所在的汝州、钧州、许州、邓州等地, “泌阳、南阳、方城、襄、郏至京诸县皆破, 所有集聚焚毁无余”[19]。百姓欲避兵灾背井离乡, 将重要财货瘗埋于地。这些窖藏钧瓷绝大多数可在汝州东沟窑址和禹州刘家门窑址的最早期地层找到原型, 并且都符合早期钧瓷的各项特征, 可知这些窖藏应是同一时期的。加之窖藏的出土地点皆与三峰山相距不远, 基本可以断定这些钧瓷窖藏的形成应在正大九年 (1232年) 前后很短的时间内。
https://t.cn/A6Htl21l
其二, 大裕—白坪区在早期钧瓷烧造之前并无瓷窑生产遗迹。白峪河区在此前的烧造历史可追溯到唐代, 大白堰窑址唐花瓷与早期钧瓷地层间有厚达两米的自然土层[8]。这说明在早期钧瓷烧造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箕山地区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窑业规模。钧瓷的最早形态即展现出成熟的工艺, 精工细作。但这并不是箕山地区窑业长期发展的结果, 与本地唐花瓷无关, 更可能是北宋箕山周边地区青瓷技术的延续。
学界通常将古钧州 (今禹州市) 视为钧瓷的发祥地, 但随着资料的不断增多, 可以肯定的是汝州与登封的大峪—白坪地区也是早期钧瓷的重要产地, 甚至不排除其兴盛的年代早于禹州白峪河区的可能性。在没有更多材料来论证两者时代早晚的情况下, 可将两处窑区共同所处的箕山山脉这一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视为钧瓷的起源地。由于这一地域内各处窑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或可视作一处窑场。它包含有两大主要产区, 并包括东沟窑址、刘家门窑址等几个重要的烧造地点。这样可以减少断定非窑址出土器物产地时的困扰, 也可纠正从各个行政区划的角度对钧瓷进行研究所导致的一些片面认识。
本文从以下4个角度推断早期钧瓷的烧造年代:
1. 有年代信息的墓葬
目前可确定有早期钧瓷出土的这类墓葬材料仅有两例:正大三年 (1226年) 西安李居柔墓出土两件钧瓷碗和两件钧瓷盘, 是迄今随葬钧瓷时代最早的纪年墓[10] (图四) ;后至元三年 (1337年) 西安刘达墓出土一件钧瓷碗[11]。
另外, 建平县丰山村耶律霞兹家族墓地M2年代应与发现墓志的M1 (天平元年1021年) 相近, 前者出土有“钧窑花式口小碗”。该墓早年被盗, 钧瓷并未有详细信息[12]。崇熙十四年 (1045年) 阜新县王家坟萧和夫妇墓亦被盗掘, 发掘者认为系金人所为。墓中出土“仿钧窑碗”, 从线图以及文字描述来看, 与早期钧瓷的特征迥异[13]。明昌元年 (1190年) 大同阎德源墓发掘简报中记载有三件钧瓷出土[14]。但据笔者考证, 两件长颈瓶为孔雀蓝釉产品, 三足炉则为耀州窑月白釉器。曲阳市涧磁村墓葬出土有钧瓷片, 墓中有一刻款陶砚, 年代为崇庆元年 (1212年) [15]。钧瓷片并未有详细介绍, 加之该墓早年被盗, 故暂作阙疑。
2. 有年代信息的窖藏
目前已发现有18处地点可确定有早期钧瓷入藏, 黑龙江、吉林、山东各有一处, 其余皆位于早期钧瓷窑址附近区域 (图五) , 其中禹州郭连窖藏与叶县文集窖藏均有多个窖藏坑。另有一些在图录中所载出土于这一区域的器物, 虽并未交代来源, 但从保存状况来看, 出自窖藏的比例不会太低。这类窖藏集中埋藏于同一区域内, 并且数量巨大, 与南宋川渝地区的情况相似, 绝大多数都应与蒙军的侵略战争密切相关。正大九年 (1232年) 正月, 金蒙双方在钧州进行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灭金决定性的一役, “是日, 拖雷及金师战于钧州之三峰, 大败之, 获金将蒲阿”[16]。金兵主力被杀戮殆尽, “自是金军不能复振”[17]。此役过后, 蒙古军乘胜追击, “ (正月) 壬寅, 攻钧州, 克之, 获金将合达”[15]。几日内, 蒙古军即已迅速占领了所有早期钧瓷窑场以及钧瓷窖藏所在的汝州、钧州、许州、邓州等地, “泌阳、南阳、方城、襄、郏至京诸县皆破, 所有集聚焚毁无余”[19]。百姓欲避兵灾背井离乡, 将重要财货瘗埋于地。这些窖藏钧瓷绝大多数可在汝州东沟窑址和禹州刘家门窑址的最早期地层找到原型, 并且都符合早期钧瓷的各项特征, 可知这些窖藏应是同一时期的。加之窖藏的出土地点皆与三峰山相距不远, 基本可以断定这些钧瓷窖藏的形成应在正大九年 (1232年) 前后很短的时间内。
https://t.cn/A6Htl21l
确保自底层到顶层的信息畅通和真实，是维持庞大帝国的统治者们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康熙皇帝曾言“广开言路，为图治第一要务”；乾隆皇帝也强调“言路不开，则耳目壅闭”。真实信息的获取需要成本，尤其是在层级森严的官僚组织和复杂的官文书传递流程中甄别真实信息，并非易事。乾隆四年的雄县知县彭体仁隐匿灾情弹劾一案，就折射出清代官僚制度内部信息传递和官僚监察的难题。
开端和调查
乾隆三年十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索柱在巡查途中经过雄县，发现该县东部数十里地区深陷水患，当地居民普遍抱怨在水灾发生后未得到及时救济。第二年三月十一日，索柱在向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情况：
臣去年十二月出京路经直隶之雄县，闻署县彭体仁办事糊涂，专批佐贰。该县被水，籽粒无获，乃谎报并未成灾。及该督委员查勘，则指夏间所收之麦，与水中捞获之麻稽为秋收实据，以致灾黎不蒙赈济，日受追征之苦。臣过县时见雄邑之东南水连数十余里，直接文安交界，土民咸称次年亦难涸干。四面邻邑均食赈济，而雄县之被水围绕如石桥村、孟家庄、李村、王冬村，以及齐官村、龙华村、夏村、史哥庄等处，与任邱县因灾赈之五官村比邻而居，不能一体沾沐圣恩。且城之西南有村名马蹄湾者，半属新安县半属雄县，属新安者食赈，属雄县者征粮等语。今臣回京再访受灾各村，佥称涸出水地赶种麦田者，仅十之一二。可望种大田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仍水深二三尺，及四五尺，断不能耕种。而知县彭体仁祇知修理书房花园，时常演戏行乐，开印即比钱粮。近闻新任总督有亲查水地之信，始知恐惧，令借截留米石，又乡地肯保方准借给，仍多添一番掯勒。臣思穷民被灾，既不能与四面邻邑同沾皇恩，而正供徵之火耗催之，应借之项又掯勒，稽迟之民将何以堪，此仰祈皇上勅喻直督速委贒員查明水村庄，加意抚恤，暂停徵比，将彭体仁严参重处，庶民怨得伸，均沐生成之厚恩矣。
索柱获知雄县水灾的消息纯属偶然。乾隆三年冬，他在出京办差的途中路过雄县，目睹雄县东部田地成为广泛的水域，村庄陷入水淹之中。当地居民反映水患将持续到下一年，并抱怨知县彭体仁虚报实情，导致雄县居民未能享受到应有的赈灾救济。索柱得知灾情后并未立即上报，而是在完成公务返回京城时再次路过雄县，经过进一步调查后，才向乾隆皇帝报告此事。
乾隆四年春，索柱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当地百姓表示，尽管积水已经退去，能够赶种的麦田仅有十之一二，大田仅有十之二三，而其他田地仍然深陷水中，有的甚至达到四五尺深。索柱在本次调查后指责知县彭体仁，批评他只顾在花园中娱乐，截留米石并虚报收成，企图掩盖真实的灾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索柱并未直接弹劾彭体仁，而是转而提到彭体仁的上级直隶总督孙嘉淦，指出他有查灾情的经验，并建议由孙嘉淦委派官员进行调查。索柱的调查请求得到乾隆皇帝的支持，皇帝在奏折中批示孙嘉淦全面调查此事。
于是，孙嘉淦委派保定府知府，即彭体仁的上级倪象恺，亲自前往雄县实地调查。经过仔细调查后，倪象恺认为尽管雄县去年（乾隆三年）确实有多个村庄遭受水灾，但积水迅速退去，因此在调查时判定为“未成灾”。此外，索柱在奏折中提到的村庄，去年冬季的积水已经减退六七成，土地也已经种上了麦禾。由此，倪象恺进一步强调，这些村庄属于“一水一麦”之地，即夏秋季节积水，冬季水干后方可耕种——换言之，索柱路经时看到的田地积水并非灾害的结果，而是冬季淀边田地的正常状态。至于索柱提到的“石桥村、马蹄湾”等其他村庄，它们本就是淀中村庄，以打渔为生，淹没在水中是常态。倪象恺的报告隐含地指出御史索柱不熟悉当地情况，造成了“灾情”的误解。
在派遣官员进行在地调查的同时，孙嘉淦还查阅了“水灾”当年，即乾隆三年当时的直隶总督李卫所报告的文书。在李卫的报告当中，雄县知县彭体仁确有报告当年六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天降大雨，河道中水位升高，雄县内有多达五十二个村庄受到淹没。知县彭体仁派员进行灾情勘察——而根据当时的灾情勘察结果，水灾并未造成严重影响，田地中有六七分的收成已被收起。只需要适度出借麦种和口粮，当地百姓就能渡过难关。直隶总督李卫还派遣邻近新城县知县冯景对此灾情进行复查，冯景也确认了彭体仁的报告符合事实。
调查至此，本案出现了两个大相径庭的故事，而两者均有一定证据支持。一方面，御史索柱的上奏来自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故事；另一方面，倪象恺和冯景的两次实地核查结果相同，冯景的报告还被前总督李卫所确认。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如何呢？
事实和裁断
作为案件的主办官员，总督孙嘉淦如何进行应对？笔者细察索柱和倪象恺的说法，二人主要争点有以下两个：雄县被淹没的田地究竟属于受灾还是常态？雄县知县彭体仁有没有瞒报灾情？若要确认两个问题事实，就必须从更广阔的背景入手，不能只关注奏折所提供的信息。
雄县位于大清河流域白洋淀边缘，符合“一水一麦”之地的特征，所谓“一望平芜，虽不免年年过水，而水过沙留，次年麦收丰稔，所谓一水一麦是也”。根据明清两代的记载，水灾和赈济对于雄县而言并不罕见。临近新安县志中的记载显示，在乾隆三年雄县确实经历了严重的水灾，这正是御史索柱目睹的情景。此外，索柱所见到的村庄被水围绕的现象也表明雄县在乾隆三年冬天确实遭受了水灾。根据《雄乘二卷》和《雄县新志》中的地图，索柱提到的“史哥庄”是唯一一个建在淀中的村庄。其他如石桥村、李村等则是河流边的村庄，虽然冬日可能会被水淹，但村庄本身并非淀中村庄。索柱路过雄县时目睹的是县东南连片积水数十里，多处村庄被水围绕的景象确实表明受到了灾害的影响。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制度背景是清代的勘灾和蠲免制度。在清代，涸出土地的比例对于灾情判定和赈济方式至关重要。判定水灾灾情的情况，清代通常根据一至十分的轻重程度进行区分。顺康年间，水灾若是被认定为五分以下的灾情，即被视为“不成灾”，蠲免的幅度也很小。到了雍正年间，灾情判定更加详细，政府赈济力度增大，即便是六七分“勘不成灾”，也能得到赈济。在乾隆三年，即便是五分“不成灾”的状况，地方官查勘后也可免除十分之一的钱粮。然而，在蠲免与否界限附近的三至六分灾的情况，较为难以判断。
面对两个差异甚大的故事版本，总督孙嘉淦认真审视了两位官员的陈述。索柱声称只有乾隆四年初此地干涸了不超过三成的土地，春季麦田的种植也受到威胁；而倪象恺则表示干涸的土地有六七成，对春季的种植并无妨碍。索柱和倪象恺实际的争端，是两三分灾和六七分灾的差异——而此差异，会导致赈灾方式的不同，进而影响知县彭体仁是否失职的判定结果。孙嘉淦反复推敲，认为即便按照倪象恺的说法，到了乾隆四年三月，土地涸出的比例也仅为六七分，而回到乾隆三年冬天，雄县被淹没的土地肯定更多。
总督孙嘉淦没有完全接受冯景、倪象恺的说法。他认为，村庄被水围困无疑属于受灾情况，但灾情并不严重，不会影响“一水一麦”之地的春季麦田种植。雄县被认定为灾区后，需要进行赈济，孙嘉淦的解决办法是免除雄县所借的粮种，而将其作为赈灾物资。雄县所借的粮种已经运抵，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承担更繁重的救灾事务。相较于常见的发赈米、赈银或以工代赈等赈灾方式，免除所借粮种的债务对政府而言无疑是最便捷的。至于另外一处索柱和倪象恺的争议点，即雄县知县彭体仁是否作为，由于两方均无确凿证据，索柱的指控未被接受。
孙嘉淦提出的处理方案被乾隆皇帝认可。知县彭体仁因勘灾不实、罔恤民瘼被弹劾，后被革职。被革职的彭体仁在乾隆五年四月七日又再次被参劾，要求他补回雍正十三并乾隆一至三年扣存廩给等项银两，此项追缴直至乾隆十五年五月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傅恒确认彭体仁已无产业方才告终。
总督孙嘉淦最后认定的故事是否最贴近乾隆三年雄县水灾的真实情况，已不得而知。从其他旁证所提供的信息而言，乾隆三年水灾的发生是毋庸置疑的，但双方争议的焦点，即水灾的严重程度和知县彭体仁的瞒报情况，其实两方的故事都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那么，在事情的真实尚且不完全清晰的情况下，为什么负责案件的直隶总督孙嘉淦就能认定一个“真相”并进行处理呢？在某种程度上，雄县水灾和彭体仁弹劾案并不是一个追查真相的“青天”故事，而更接近一个反映清代官僚体系的信息传递和权力结构特点的常规案件。比起“真相”，处理结果可能更为重要。
常规和非常规信息
直隶总督孙嘉淦的上述处理手法，与清代官僚系统内层级之间信息流动和责任分配的情况密切相关。就局限的信息进行稳妥判断，这是清代上级官员的常见难题。当然，这一问题不仅局限于本案，这是清代“治官之官”普遍面临的挑战。
本案信息的主要来源包括雄县知县彭体仁的报告、新城知县冯景的复查报告、御史索柱的观察以及倪象恺的调查报告。其中，彭体仁和冯景的报告属于常规信息。而直隶总督李卫基于他们的报告做出判断。这种常规信息系统在处理灾情时存在局限，因为它依赖于下级官员的报告，而这些官员的忠诚度和责任心可能会影响报告的可靠性。此外，考虑到清代官僚组织的制度设置和权力结构，细密的考成方式和上下连带责任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官僚组织自行监察，但也在另外一方面使得报告的真实性更加值得推敲。
平行于常规信息，非常规的信息呈现出一种突发性、非系统性的特点。御史索柱的观察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他在路过雄县时偶然得知当地情况。然而，由于索柱对雄县地理和农业情况的不熟悉，他提供的信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索柱的报告未深入讨论“一水一麦”之地的情况，也未考虑田地积水退去比例和当地小麦种植时间的关系。
此案呈现出清代两种信息渠道的组合可能存在的“短板”：尽管常规信息具有严格的复查监督机制，但过于依赖下级官员的忠诚度和对本职责的责任心；相反，非常规信息可能提供另一视角，但其本身存在偶然性和准确性问题。在信息冲突时，深入调查通常成本高昂。决策者获取更多信息有助于决策，但相互矛盾的信息也可能导致混淆。在清代官僚体系的日常公务中，更多依赖于常规信息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版本也是上级“治官之官”所知的全部真实。在常规渠道之外，来自非常规渠道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准确性问题，这需要身居高层、掌握多种消息源的统治者甄别和筛选。由于非常规信息的渠道和规模有限，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查实，其适用的范围有限。
清代官僚体系对于重大事务的决策依赖于常规信息系统，但这也意味着对于大部分政务决策，它放弃了对绝对真实的追求，而容忍了一定程度的真相缺位。非常规信息系统，则通过在重大事务上提供额外信息，以及在选拔适格人才方面发挥作用。由于非常规信息系统的突袭特性，其无法与常规信息形成“一事一察”的对应关系，而只能服务于重点事务和时间周期较长的事务。这一机制既提高了政务决策的效率，又通过对非常规信息的介入维护了统治的稳定，同时反映了清代统治者在信息传递机制上的一种权衡和取舍，也是对于真相偏差的一种容忍。#连环画##涨姿势#
开端和调查
乾隆三年十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索柱在巡查途中经过雄县，发现该县东部数十里地区深陷水患，当地居民普遍抱怨在水灾发生后未得到及时救济。第二年三月十一日，索柱在向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情况：
臣去年十二月出京路经直隶之雄县，闻署县彭体仁办事糊涂，专批佐贰。该县被水，籽粒无获，乃谎报并未成灾。及该督委员查勘，则指夏间所收之麦，与水中捞获之麻稽为秋收实据，以致灾黎不蒙赈济，日受追征之苦。臣过县时见雄邑之东南水连数十余里，直接文安交界，土民咸称次年亦难涸干。四面邻邑均食赈济，而雄县之被水围绕如石桥村、孟家庄、李村、王冬村，以及齐官村、龙华村、夏村、史哥庄等处，与任邱县因灾赈之五官村比邻而居，不能一体沾沐圣恩。且城之西南有村名马蹄湾者，半属新安县半属雄县，属新安者食赈，属雄县者征粮等语。今臣回京再访受灾各村，佥称涸出水地赶种麦田者，仅十之一二。可望种大田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仍水深二三尺，及四五尺，断不能耕种。而知县彭体仁祇知修理书房花园，时常演戏行乐，开印即比钱粮。近闻新任总督有亲查水地之信，始知恐惧，令借截留米石，又乡地肯保方准借给，仍多添一番掯勒。臣思穷民被灾，既不能与四面邻邑同沾皇恩，而正供徵之火耗催之，应借之项又掯勒，稽迟之民将何以堪，此仰祈皇上勅喻直督速委贒員查明水村庄，加意抚恤，暂停徵比，将彭体仁严参重处，庶民怨得伸，均沐生成之厚恩矣。
索柱获知雄县水灾的消息纯属偶然。乾隆三年冬，他在出京办差的途中路过雄县，目睹雄县东部田地成为广泛的水域，村庄陷入水淹之中。当地居民反映水患将持续到下一年，并抱怨知县彭体仁虚报实情，导致雄县居民未能享受到应有的赈灾救济。索柱得知灾情后并未立即上报，而是在完成公务返回京城时再次路过雄县，经过进一步调查后，才向乾隆皇帝报告此事。
乾隆四年春，索柱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当地百姓表示，尽管积水已经退去，能够赶种的麦田仅有十之一二，大田仅有十之二三，而其他田地仍然深陷水中，有的甚至达到四五尺深。索柱在本次调查后指责知县彭体仁，批评他只顾在花园中娱乐，截留米石并虚报收成，企图掩盖真实的灾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索柱并未直接弹劾彭体仁，而是转而提到彭体仁的上级直隶总督孙嘉淦，指出他有查灾情的经验，并建议由孙嘉淦委派官员进行调查。索柱的调查请求得到乾隆皇帝的支持，皇帝在奏折中批示孙嘉淦全面调查此事。
于是，孙嘉淦委派保定府知府，即彭体仁的上级倪象恺，亲自前往雄县实地调查。经过仔细调查后，倪象恺认为尽管雄县去年（乾隆三年）确实有多个村庄遭受水灾，但积水迅速退去，因此在调查时判定为“未成灾”。此外，索柱在奏折中提到的村庄，去年冬季的积水已经减退六七成，土地也已经种上了麦禾。由此，倪象恺进一步强调，这些村庄属于“一水一麦”之地，即夏秋季节积水，冬季水干后方可耕种——换言之，索柱路经时看到的田地积水并非灾害的结果，而是冬季淀边田地的正常状态。至于索柱提到的“石桥村、马蹄湾”等其他村庄，它们本就是淀中村庄，以打渔为生，淹没在水中是常态。倪象恺的报告隐含地指出御史索柱不熟悉当地情况，造成了“灾情”的误解。
在派遣官员进行在地调查的同时，孙嘉淦还查阅了“水灾”当年，即乾隆三年当时的直隶总督李卫所报告的文书。在李卫的报告当中，雄县知县彭体仁确有报告当年六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天降大雨，河道中水位升高，雄县内有多达五十二个村庄受到淹没。知县彭体仁派员进行灾情勘察——而根据当时的灾情勘察结果，水灾并未造成严重影响，田地中有六七分的收成已被收起。只需要适度出借麦种和口粮，当地百姓就能渡过难关。直隶总督李卫还派遣邻近新城县知县冯景对此灾情进行复查，冯景也确认了彭体仁的报告符合事实。
调查至此，本案出现了两个大相径庭的故事，而两者均有一定证据支持。一方面，御史索柱的上奏来自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故事；另一方面，倪象恺和冯景的两次实地核查结果相同，冯景的报告还被前总督李卫所确认。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如何呢？
事实和裁断
作为案件的主办官员，总督孙嘉淦如何进行应对？笔者细察索柱和倪象恺的说法，二人主要争点有以下两个：雄县被淹没的田地究竟属于受灾还是常态？雄县知县彭体仁有没有瞒报灾情？若要确认两个问题事实，就必须从更广阔的背景入手，不能只关注奏折所提供的信息。
雄县位于大清河流域白洋淀边缘，符合“一水一麦”之地的特征，所谓“一望平芜，虽不免年年过水，而水过沙留，次年麦收丰稔，所谓一水一麦是也”。根据明清两代的记载，水灾和赈济对于雄县而言并不罕见。临近新安县志中的记载显示，在乾隆三年雄县确实经历了严重的水灾，这正是御史索柱目睹的情景。此外，索柱所见到的村庄被水围绕的现象也表明雄县在乾隆三年冬天确实遭受了水灾。根据《雄乘二卷》和《雄县新志》中的地图，索柱提到的“史哥庄”是唯一一个建在淀中的村庄。其他如石桥村、李村等则是河流边的村庄，虽然冬日可能会被水淹，但村庄本身并非淀中村庄。索柱路过雄县时目睹的是县东南连片积水数十里，多处村庄被水围绕的景象确实表明受到了灾害的影响。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制度背景是清代的勘灾和蠲免制度。在清代，涸出土地的比例对于灾情判定和赈济方式至关重要。判定水灾灾情的情况，清代通常根据一至十分的轻重程度进行区分。顺康年间，水灾若是被认定为五分以下的灾情，即被视为“不成灾”，蠲免的幅度也很小。到了雍正年间，灾情判定更加详细，政府赈济力度增大，即便是六七分“勘不成灾”，也能得到赈济。在乾隆三年，即便是五分“不成灾”的状况，地方官查勘后也可免除十分之一的钱粮。然而，在蠲免与否界限附近的三至六分灾的情况，较为难以判断。
面对两个差异甚大的故事版本，总督孙嘉淦认真审视了两位官员的陈述。索柱声称只有乾隆四年初此地干涸了不超过三成的土地，春季麦田的种植也受到威胁；而倪象恺则表示干涸的土地有六七成，对春季的种植并无妨碍。索柱和倪象恺实际的争端，是两三分灾和六七分灾的差异——而此差异，会导致赈灾方式的不同，进而影响知县彭体仁是否失职的判定结果。孙嘉淦反复推敲，认为即便按照倪象恺的说法，到了乾隆四年三月，土地涸出的比例也仅为六七分，而回到乾隆三年冬天，雄县被淹没的土地肯定更多。
总督孙嘉淦没有完全接受冯景、倪象恺的说法。他认为，村庄被水围困无疑属于受灾情况，但灾情并不严重，不会影响“一水一麦”之地的春季麦田种植。雄县被认定为灾区后，需要进行赈济，孙嘉淦的解决办法是免除雄县所借的粮种，而将其作为赈灾物资。雄县所借的粮种已经运抵，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承担更繁重的救灾事务。相较于常见的发赈米、赈银或以工代赈等赈灾方式，免除所借粮种的债务对政府而言无疑是最便捷的。至于另外一处索柱和倪象恺的争议点，即雄县知县彭体仁是否作为，由于两方均无确凿证据，索柱的指控未被接受。
孙嘉淦提出的处理方案被乾隆皇帝认可。知县彭体仁因勘灾不实、罔恤民瘼被弹劾，后被革职。被革职的彭体仁在乾隆五年四月七日又再次被参劾，要求他补回雍正十三并乾隆一至三年扣存廩给等项银两，此项追缴直至乾隆十五年五月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傅恒确认彭体仁已无产业方才告终。
总督孙嘉淦最后认定的故事是否最贴近乾隆三年雄县水灾的真实情况，已不得而知。从其他旁证所提供的信息而言，乾隆三年水灾的发生是毋庸置疑的，但双方争议的焦点，即水灾的严重程度和知县彭体仁的瞒报情况，其实两方的故事都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那么，在事情的真实尚且不完全清晰的情况下，为什么负责案件的直隶总督孙嘉淦就能认定一个“真相”并进行处理呢？在某种程度上，雄县水灾和彭体仁弹劾案并不是一个追查真相的“青天”故事，而更接近一个反映清代官僚体系的信息传递和权力结构特点的常规案件。比起“真相”，处理结果可能更为重要。
常规和非常规信息
直隶总督孙嘉淦的上述处理手法，与清代官僚系统内层级之间信息流动和责任分配的情况密切相关。就局限的信息进行稳妥判断，这是清代上级官员的常见难题。当然，这一问题不仅局限于本案，这是清代“治官之官”普遍面临的挑战。
本案信息的主要来源包括雄县知县彭体仁的报告、新城知县冯景的复查报告、御史索柱的观察以及倪象恺的调查报告。其中，彭体仁和冯景的报告属于常规信息。而直隶总督李卫基于他们的报告做出判断。这种常规信息系统在处理灾情时存在局限，因为它依赖于下级官员的报告，而这些官员的忠诚度和责任心可能会影响报告的可靠性。此外，考虑到清代官僚组织的制度设置和权力结构，细密的考成方式和上下连带责任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官僚组织自行监察，但也在另外一方面使得报告的真实性更加值得推敲。
平行于常规信息，非常规的信息呈现出一种突发性、非系统性的特点。御史索柱的观察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他在路过雄县时偶然得知当地情况。然而，由于索柱对雄县地理和农业情况的不熟悉，他提供的信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索柱的报告未深入讨论“一水一麦”之地的情况，也未考虑田地积水退去比例和当地小麦种植时间的关系。
此案呈现出清代两种信息渠道的组合可能存在的“短板”：尽管常规信息具有严格的复查监督机制，但过于依赖下级官员的忠诚度和对本职责的责任心；相反，非常规信息可能提供另一视角，但其本身存在偶然性和准确性问题。在信息冲突时，深入调查通常成本高昂。决策者获取更多信息有助于决策，但相互矛盾的信息也可能导致混淆。在清代官僚体系的日常公务中，更多依赖于常规信息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版本也是上级“治官之官”所知的全部真实。在常规渠道之外，来自非常规渠道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准确性问题，这需要身居高层、掌握多种消息源的统治者甄别和筛选。由于非常规信息的渠道和规模有限，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查实，其适用的范围有限。
清代官僚体系对于重大事务的决策依赖于常规信息系统，但这也意味着对于大部分政务决策，它放弃了对绝对真实的追求，而容忍了一定程度的真相缺位。非常规信息系统，则通过在重大事务上提供额外信息，以及在选拔适格人才方面发挥作用。由于非常规信息系统的突袭特性，其无法与常规信息形成“一事一察”的对应关系，而只能服务于重点事务和时间周期较长的事务。这一机制既提高了政务决策的效率，又通过对非常规信息的介入维护了统治的稳定，同时反映了清代统治者在信息传递机制上的一种权衡和取舍，也是对于真相偏差的一种容忍。#连环画##涨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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