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天时间，借由潘岳这个人，走入了西晋初年的历史烟云。
很感谢这些历史可能性小说的作者，如果不是他们给寥寥几笔的史书塞进那么多跌宕起伏的“想象”，这些相对晦涩的历史我是看不下去的。
买了很多魏晋南北朝的书，但是没有啃完过一本。所以很感谢这本《潘安传》，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后面再去细化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看完之后查了一下，小说里面的大事件基本上与史实相符，不由更加佩服作者。
看书之前，这个人在我心目中还叫潘安，唯二的印象也只有“貌比潘安”和“掷果盈车”。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朝代的人，只知道他貌美如花。结果他竟然文采也如此出色，而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入世的人。他开创了悼亡诗这一文学体裁，也写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诗篇。小说肯定为他洗白了很多，真实的他估计没有小说描绘得那么匡扶正义且对朋友那么肝胆相照两肋插刀，不过小说真的构建了一个让人信服的平行时空，给他做得那些曲意逢迎的事情找到了很好的理由。
也借由他，司马昭、司马炎、司马攸、杨骏、贾充、杨容姬、石崇、司马衷、贾南风、贾谧、司马囧、司马蕤、司马伦、孙秀、司马玮、司马睿这些人也开始变得有血有肉起来。以前看过八王之乱的关系图，满眼的司马让我眼花缭乱，还奇怪这司马家起名字什么毛病，都是些不认识的字。而现在基本上到潘岳去世，主要的司马家这些王已经非常清晰明了了。
看完了潘岳的一生，让我对另一个人也非常感兴趣，那就是齐王司马攸。去搜了一下，网上对他的评价都逃不开“悲催”二字。他是司马昭的儿子，过继给了大伯司马师为嗣子。司马师的大将军位本应传给他，却因为他年幼（？这个部分存疑因为书里没交代）而兄终弟及传给了他的亲生父亲司马昭；司马昭一开始一直说的是之后一定会传回给司马攸，毕竟这也是自己的亲儿子他也不吃亏，但是后面怎么又还是传给了司马炎（书里给铺垫了很多原因，不过历史上可能就因为过继走了儿子就不算亲儿子了？亦或者司马炎也做了很多功课吧）。这里虽然直到司马炎才正式称帝，但是从司马师开始大将军基本上也就等同于皇帝了，所以司马攸相当于是被亲爹和亲哥哥接连抢走了皇帝位，最后也是壮年死去。
贯穿全书的，是一句对司马攸的谶语，说他身负六凶星象，必将殒身、灭家、亡国、乱天下（出现太多次我都能背下来了[允悲]）。魏晋开始的九品中正制，出仕靠的就是出身和风评。这句谶语历史上应该并不存在，但是品评人物确实是那时的风潮。结合史实来看，小说讲这句谶语应该应在司马炎身上，我觉得还是很贴切的。如果不是他坚持要立痴傻的长子司马衷作为太子，后面司马衷当了皇帝之后，也不会留出那么大的权力真空，让宗室、藩王和外戚争得你死我活，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将刚刚建立的晋朝的气数耗得一干二净，也拉开了后面三百年天下大乱的局面。
还有贾南风，满眼的司马中唯一一位大权在握的女性。我看很多资料里将八王之乱的锅扣在她的头上，虽然这人肯定不是一朵白莲花，但是也不能说全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吧。书中的贾南风和历史上的出入应该不大，貌丑善妒、心狠手辣，她守着这个傻皇帝老公可能也想做前辈们曹氏和司马氏做过的事情，你曹魏可以代汉、司马可以篡魏，那我贾氏为什么不能依葫芦画瓢再把你司马氏踹下皇帝宝座。成王败寇，她借司马玮的刀杀了司马遹，却又马上被司马伦杀了。而且这后面也还没完，这个司马又会被下一个司马所杀，这都能怪到贾南风头上吗？难道不是应该怪那个坚持立司马衷为太子的西晋开国皇帝吗？他但凡将皇位传给自己亲弟弟——声望地位还有能力都更符合的司马攸，亦或者退一步，察觉到太子脑子有问题的时候就换一个儿子（他儿子那么多，查了一下生了26个儿子，长到成年的18个，真是能生啊！），也决不至于后面乱成这个样子！
以前看竹林七贤，总是说魏晋名士们狂放不羁、爱好清谈blabla。为什么清谈呢，因为政治黑暗。怎么个政治黑暗，现在终于有了清晰直观的认识。很多对八王之乱的评价，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代，不仅开启了几百年的动乱，还直接引发了五胡乱华。看过一些文章，一直很对“五胡乱华”这个说法有些质疑。它是站在中原、汉族的立场上说的，但是我们只有中原，只有汉族吗？现在的中国，不说多民族，就说主体汉族，应该也是历史上经过民族交融之后的结果了。中原被北方的少数民族占领，曾经的中原皇族、世家被赶到南方偏居一隅，这就是“乱”了吗？就像辽金统治时期的北方一样，那里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了吗？
扯远了，总归是应该以更包容和多样化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以前更爱看大一统王朝的历史，就是因为曾经的我也不认为那些异族统治能够算作我们的历史。不过还有个原因，是大一统王朝的历史更简单啊，就是一家子在那里折腾。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什么难，因为同时存在的政权多啊。所以一点一点啃吧，这不魏晋就开了个头吗[嘻嘻]
很感谢这些历史可能性小说的作者，如果不是他们给寥寥几笔的史书塞进那么多跌宕起伏的“想象”，这些相对晦涩的历史我是看不下去的。
买了很多魏晋南北朝的书，但是没有啃完过一本。所以很感谢这本《潘安传》，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后面再去细化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看完之后查了一下，小说里面的大事件基本上与史实相符，不由更加佩服作者。
看书之前，这个人在我心目中还叫潘安，唯二的印象也只有“貌比潘安”和“掷果盈车”。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朝代的人，只知道他貌美如花。结果他竟然文采也如此出色，而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入世的人。他开创了悼亡诗这一文学体裁，也写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诗篇。小说肯定为他洗白了很多，真实的他估计没有小说描绘得那么匡扶正义且对朋友那么肝胆相照两肋插刀，不过小说真的构建了一个让人信服的平行时空，给他做得那些曲意逢迎的事情找到了很好的理由。
也借由他，司马昭、司马炎、司马攸、杨骏、贾充、杨容姬、石崇、司马衷、贾南风、贾谧、司马囧、司马蕤、司马伦、孙秀、司马玮、司马睿这些人也开始变得有血有肉起来。以前看过八王之乱的关系图，满眼的司马让我眼花缭乱，还奇怪这司马家起名字什么毛病，都是些不认识的字。而现在基本上到潘岳去世，主要的司马家这些王已经非常清晰明了了。
看完了潘岳的一生，让我对另一个人也非常感兴趣，那就是齐王司马攸。去搜了一下，网上对他的评价都逃不开“悲催”二字。他是司马昭的儿子，过继给了大伯司马师为嗣子。司马师的大将军位本应传给他，却因为他年幼（？这个部分存疑因为书里没交代）而兄终弟及传给了他的亲生父亲司马昭；司马昭一开始一直说的是之后一定会传回给司马攸，毕竟这也是自己的亲儿子他也不吃亏，但是后面怎么又还是传给了司马炎（书里给铺垫了很多原因，不过历史上可能就因为过继走了儿子就不算亲儿子了？亦或者司马炎也做了很多功课吧）。这里虽然直到司马炎才正式称帝，但是从司马师开始大将军基本上也就等同于皇帝了，所以司马攸相当于是被亲爹和亲哥哥接连抢走了皇帝位，最后也是壮年死去。
贯穿全书的，是一句对司马攸的谶语，说他身负六凶星象，必将殒身、灭家、亡国、乱天下（出现太多次我都能背下来了[允悲]）。魏晋开始的九品中正制，出仕靠的就是出身和风评。这句谶语历史上应该并不存在，但是品评人物确实是那时的风潮。结合史实来看，小说讲这句谶语应该应在司马炎身上，我觉得还是很贴切的。如果不是他坚持要立痴傻的长子司马衷作为太子，后面司马衷当了皇帝之后，也不会留出那么大的权力真空，让宗室、藩王和外戚争得你死我活，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将刚刚建立的晋朝的气数耗得一干二净，也拉开了后面三百年天下大乱的局面。
还有贾南风，满眼的司马中唯一一位大权在握的女性。我看很多资料里将八王之乱的锅扣在她的头上，虽然这人肯定不是一朵白莲花，但是也不能说全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吧。书中的贾南风和历史上的出入应该不大，貌丑善妒、心狠手辣，她守着这个傻皇帝老公可能也想做前辈们曹氏和司马氏做过的事情，你曹魏可以代汉、司马可以篡魏，那我贾氏为什么不能依葫芦画瓢再把你司马氏踹下皇帝宝座。成王败寇，她借司马玮的刀杀了司马遹，却又马上被司马伦杀了。而且这后面也还没完，这个司马又会被下一个司马所杀，这都能怪到贾南风头上吗？难道不是应该怪那个坚持立司马衷为太子的西晋开国皇帝吗？他但凡将皇位传给自己亲弟弟——声望地位还有能力都更符合的司马攸，亦或者退一步，察觉到太子脑子有问题的时候就换一个儿子（他儿子那么多，查了一下生了26个儿子，长到成年的18个，真是能生啊！），也决不至于后面乱成这个样子！
以前看竹林七贤，总是说魏晋名士们狂放不羁、爱好清谈blabla。为什么清谈呢，因为政治黑暗。怎么个政治黑暗，现在终于有了清晰直观的认识。很多对八王之乱的评价，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代，不仅开启了几百年的动乱，还直接引发了五胡乱华。看过一些文章，一直很对“五胡乱华”这个说法有些质疑。它是站在中原、汉族的立场上说的，但是我们只有中原，只有汉族吗？现在的中国，不说多民族，就说主体汉族，应该也是历史上经过民族交融之后的结果了。中原被北方的少数民族占领，曾经的中原皇族、世家被赶到南方偏居一隅，这就是“乱”了吗？就像辽金统治时期的北方一样，那里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了吗？
扯远了，总归是应该以更包容和多样化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以前更爱看大一统王朝的历史，就是因为曾经的我也不认为那些异族统治能够算作我们的历史。不过还有个原因，是大一统王朝的历史更简单啊，就是一家子在那里折腾。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什么难，因为同时存在的政权多啊。所以一点一点啃吧，这不魏晋就开了个头吗[嘻嘻]
#美媒称胜利一词在莫斯科无处不在# 【美媒探访莫斯科：“胜利”一词无处不在，俄罗斯人认为在对抗整个西方】俄乌冲突第三年，罕见的春季降雪让俄罗斯迎来了“最冷五月初”，莫斯科更是自有气象观测以来首次在胜利日（5月9日）落雪，但严寒没有挡住俄罗斯公众对“西方援乌武器战利品”展览的热情，这股在俄罗斯各地蔓延开来的“胜利”情绪，让西方媒体“不寒而栗”。
“胜利这个词，如今在莫斯科随处可见。”美国《纽约时报》5月15日发文称，俄罗斯正被一种众志成城的情绪团结起来，全俄上下都认为“俄罗斯正在与整个西方世界作战，并且正在取得胜利”，文章将这种现象归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宣传”，但承认俄罗斯民众打心眼里愿意“买账”。
报道称，西方一轮又一轮的对俄制裁并未造成什么经济困难，来自乌克兰战场的消息也越来越积极。民调机构数据显示，约75%的俄罗斯人支持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
那些在冲突爆发伊始离开俄罗斯的人也回到了祖国，“他们适应了‘新常态’的生活，实际上改变的比西方人预期得要少”。
民众冒雪参观“胜利展览”
如今，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主要路口和高速公路，路边巨大的LED屏幕和飘扬的红旗上都显示着“胜利”这个词。在莫斯科俯首山的胜利公园（纪念卫国战争中苏联战胜纳粹德国的纪念建筑群）的“西方援乌武器战利品”展区，“胜利”更被无声地凸显。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数十辆被俄军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期间缴获的车辆和武器向公众展出，这些战利品来自12个国家，从德制“豹”-2主战坦克、德制“黄鼠狼”步兵战车、美制M2“布拉德利”步兵战车、美制M1A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到美制M777牵引榴弹炮和法国AMX-10RC轮式坦克。
这场外国武器和军事装备露天展览“可能会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与北约代理人战争中迄今为止最大的心理和公共关系成功之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如是说。
俄罗斯“贴心”地在每件战利品上贴上了原产国的国旗，北约国家生产的装备上还额外贴上了北约旗帜，俄媒称，这是让游客了解“在过去两年西方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中‘贡献最大’的国家”。
展区屏幕上滚动播放着观展须知，一条“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波兰驻俄使馆工作人员观展无须排队”的提示引人瞩目。
《纽约时报》没有提到上述细节，但称这场“盛气凌人”的展览，尤其是展示原产国国旗的行为，印证了俄罗斯的叙事，即“俄罗斯正在与整个发达世界作战，并正在取得胜利”。文章还提了一嘴，“乌克兰也在基辅市中心展示了被摧毁的俄罗斯坦克。”
报道发现，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俄军战士阵亡的消息没有渲染悲观情绪，反而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俄罗斯的“生存”正面临来自西方的威胁，文章将这种现象归为俄罗斯国内媒体和普京推动的宣传。
但通过街采大冷天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和参观展览的俄罗斯民众，《纽约时报》发现，俄罗斯人很认同这种观点，并对俄罗斯克服经济挑战、在乌克兰战场取得更大优势信心满满。
43岁的安德烈（Andrei）从距离莫斯科3000英里（约合4828公里）的赤塔地区来到莫斯科，他参观了“西方援乌武器战利品”展览并表示：“我们可以感觉到胜利就在眼前。”
“当你看到所有这一切，看到这些国旗，很明显，全世界都在提供武器，你知道一场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和往常一样，俄罗斯在对抗全世界。”安德烈说道，他拒绝透露自己的姓，这被《纽约时报》视为“不信任西方新闻媒体”的表现。
（图2：当地时间5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庆祝活动上，一名男子身着二战时期的苏联制服，手持苏联国旗）
26岁的游客伊万（Ivan）站在德制“豹”式坦克前竖起大拇指并微笑留影，他直言：“有关这些艾布拉姆斯和豹的讨论那么多，结果呢？它们都停在这，任我们参观，打量它们现在的状态。这真的很棒！”
伊万还嘲笑了西方对俄发起的多轮制裁，“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感觉。”
文章援引俄非政府组织、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数据称，大约75%的俄罗斯人支持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一些在俄乌冲突爆发时离开俄罗斯的人也回到了祖国，适应了“新常态”的生活。
经济上，俄罗斯越挫越勇
走在莫斯科的人行道上，可以看到俄企制造的机器人在送货，报道称，该国通货膨胀目前已得到了控制。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4月的报告，以美元计算，莫斯科的亿万富翁人数比去年增加了12位，达到74位，在全球排名中上升了4位，仅次于美国纽约，与中国香港并列第二。
那些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的西方品牌也被重新利用。2022年3月，百胜全球餐饮集团宣布暂停在俄运营肯德基餐厅。2023年4月，百胜宣布离开俄罗斯市场，并将当地肯德基餐厅及相关资产、总特许经营权等出售给原肯德基品牌在俄罗斯的本土特许经营商。
随后，俄国内大多数肯德基餐厅与罗斯蒂克达成协议，以新品牌经营，餐品仍保持原来的配方和价格，只有个别餐品名称进行了调整。
“俄罗斯需要普京”
今年3月，普京以87.28%的得票率赢得俄罗斯第八届总统大选，这种明显的凝聚力创下了历史纪录。
“俄罗斯是一个如此复杂的多民族国家，要了解它并治理它，一个任期不够。”在对乌军事行动中受伤的32岁俄军老兵奥列格（Oleg V. Panchurin）说道，“如果普京总统连任10届，我会很高兴。”
《纽约时报》采访的一些俄罗斯民众还表示，他们很高兴普京采取了强硬的保守立场，并提倡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包括在LGBTQ问题上的态度。
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Andrei Kolesnikov）称，“由于没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取代普京”，普京继续长期领导俄罗斯政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执政的时间越长，人们就越对接班人感到担忧，担心下一个会不如他。”
在莫斯科城的另一边，人们还在哀悼“3·22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恐怖袭击”的遇难者。虽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美国官员认为是该组织的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IS-K）策划了袭击，但俄罗斯表示会追查到所有幕后主使。
一位俄罗斯女性告诉《纽约时报》，她确信西方是恐袭的幕后主使。根据“列瓦达中心”的调查，一半受访者认为乌克兰是幕后黑手，近40%的受访者认为西方情报机构参与了此次袭击。
26岁的弗拉基米尔在悼念恐袭遇难者时表示，他并不责怪克宫没有重视美方事先给出的警告，他认为俄罗斯总统做得很好，“他工作很努力。”
5月7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职，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捍卫俄罗斯并为人民服务是他巨大的荣誉、责任和神圣义务，俄罗斯人民利益和安全高于一切。俄罗斯一定能够有尊严地度过艰难时期，并实施好长远规划和宏大项目，实现发展目标。
与此同时，据法新社5月18日报道，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三个年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加倍恳求盟国援助更多防空系统和战斗机。他17日称，乌克兰需要“120至130架”F-16战斗机或其他先进飞机，才能平衡俄罗斯的空中优势。
“胜利这个词，如今在莫斯科随处可见。”美国《纽约时报》5月15日发文称，俄罗斯正被一种众志成城的情绪团结起来，全俄上下都认为“俄罗斯正在与整个西方世界作战，并且正在取得胜利”，文章将这种现象归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宣传”，但承认俄罗斯民众打心眼里愿意“买账”。
报道称，西方一轮又一轮的对俄制裁并未造成什么经济困难，来自乌克兰战场的消息也越来越积极。民调机构数据显示，约75%的俄罗斯人支持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
那些在冲突爆发伊始离开俄罗斯的人也回到了祖国，“他们适应了‘新常态’的生活，实际上改变的比西方人预期得要少”。
民众冒雪参观“胜利展览”
如今，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主要路口和高速公路，路边巨大的LED屏幕和飘扬的红旗上都显示着“胜利”这个词。在莫斯科俯首山的胜利公园（纪念卫国战争中苏联战胜纳粹德国的纪念建筑群）的“西方援乌武器战利品”展区，“胜利”更被无声地凸显。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数十辆被俄军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期间缴获的车辆和武器向公众展出，这些战利品来自12个国家，从德制“豹”-2主战坦克、德制“黄鼠狼”步兵战车、美制M2“布拉德利”步兵战车、美制M1A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到美制M777牵引榴弹炮和法国AMX-10RC轮式坦克。
这场外国武器和军事装备露天展览“可能会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与北约代理人战争中迄今为止最大的心理和公共关系成功之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如是说。
俄罗斯“贴心”地在每件战利品上贴上了原产国的国旗，北约国家生产的装备上还额外贴上了北约旗帜，俄媒称，这是让游客了解“在过去两年西方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中‘贡献最大’的国家”。
展区屏幕上滚动播放着观展须知，一条“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波兰驻俄使馆工作人员观展无须排队”的提示引人瞩目。
《纽约时报》没有提到上述细节，但称这场“盛气凌人”的展览，尤其是展示原产国国旗的行为，印证了俄罗斯的叙事，即“俄罗斯正在与整个发达世界作战，并正在取得胜利”。文章还提了一嘴，“乌克兰也在基辅市中心展示了被摧毁的俄罗斯坦克。”
报道发现，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俄军战士阵亡的消息没有渲染悲观情绪，反而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俄罗斯的“生存”正面临来自西方的威胁，文章将这种现象归为俄罗斯国内媒体和普京推动的宣传。
但通过街采大冷天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和参观展览的俄罗斯民众，《纽约时报》发现，俄罗斯人很认同这种观点，并对俄罗斯克服经济挑战、在乌克兰战场取得更大优势信心满满。
43岁的安德烈（Andrei）从距离莫斯科3000英里（约合4828公里）的赤塔地区来到莫斯科，他参观了“西方援乌武器战利品”展览并表示：“我们可以感觉到胜利就在眼前。”
“当你看到所有这一切，看到这些国旗，很明显，全世界都在提供武器，你知道一场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和往常一样，俄罗斯在对抗全世界。”安德烈说道，他拒绝透露自己的姓，这被《纽约时报》视为“不信任西方新闻媒体”的表现。
（图2：当地时间5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庆祝活动上，一名男子身着二战时期的苏联制服，手持苏联国旗）
26岁的游客伊万（Ivan）站在德制“豹”式坦克前竖起大拇指并微笑留影，他直言：“有关这些艾布拉姆斯和豹的讨论那么多，结果呢？它们都停在这，任我们参观，打量它们现在的状态。这真的很棒！”
伊万还嘲笑了西方对俄发起的多轮制裁，“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感觉。”
文章援引俄非政府组织、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数据称，大约75%的俄罗斯人支持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一些在俄乌冲突爆发时离开俄罗斯的人也回到了祖国，适应了“新常态”的生活。
经济上，俄罗斯越挫越勇
走在莫斯科的人行道上，可以看到俄企制造的机器人在送货，报道称，该国通货膨胀目前已得到了控制。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4月的报告，以美元计算，莫斯科的亿万富翁人数比去年增加了12位，达到74位，在全球排名中上升了4位，仅次于美国纽约，与中国香港并列第二。
那些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的西方品牌也被重新利用。2022年3月，百胜全球餐饮集团宣布暂停在俄运营肯德基餐厅。2023年4月，百胜宣布离开俄罗斯市场，并将当地肯德基餐厅及相关资产、总特许经营权等出售给原肯德基品牌在俄罗斯的本土特许经营商。
随后，俄国内大多数肯德基餐厅与罗斯蒂克达成协议，以新品牌经营，餐品仍保持原来的配方和价格，只有个别餐品名称进行了调整。
“俄罗斯需要普京”
今年3月，普京以87.28%的得票率赢得俄罗斯第八届总统大选，这种明显的凝聚力创下了历史纪录。
“俄罗斯是一个如此复杂的多民族国家，要了解它并治理它，一个任期不够。”在对乌军事行动中受伤的32岁俄军老兵奥列格（Oleg V. Panchurin）说道，“如果普京总统连任10届，我会很高兴。”
《纽约时报》采访的一些俄罗斯民众还表示，他们很高兴普京采取了强硬的保守立场，并提倡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包括在LGBTQ问题上的态度。
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Andrei Kolesnikov）称，“由于没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取代普京”，普京继续长期领导俄罗斯政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执政的时间越长，人们就越对接班人感到担忧，担心下一个会不如他。”
在莫斯科城的另一边，人们还在哀悼“3·22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恐怖袭击”的遇难者。虽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美国官员认为是该组织的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IS-K）策划了袭击，但俄罗斯表示会追查到所有幕后主使。
一位俄罗斯女性告诉《纽约时报》，她确信西方是恐袭的幕后主使。根据“列瓦达中心”的调查，一半受访者认为乌克兰是幕后黑手，近40%的受访者认为西方情报机构参与了此次袭击。
26岁的弗拉基米尔在悼念恐袭遇难者时表示，他并不责怪克宫没有重视美方事先给出的警告，他认为俄罗斯总统做得很好，“他工作很努力。”
5月7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职，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捍卫俄罗斯并为人民服务是他巨大的荣誉、责任和神圣义务，俄罗斯人民利益和安全高于一切。俄罗斯一定能够有尊严地度过艰难时期，并实施好长远规划和宏大项目，实现发展目标。
与此同时，据法新社5月18日报道，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三个年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加倍恳求盟国援助更多防空系统和战斗机。他17日称，乌克兰需要“120至130架”F-16战斗机或其他先进飞机，才能平衡俄罗斯的空中优势。
人工智能全球监管迎来重磅一周，中美欧合作治理“公约数”何在？
从一份公约到一次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从一场峰会到一份法规的签署，前后两周内，人工智能（AI）的全球治理正被紧锣密鼓地提上各方议程。
21日，韩国将和英国共同在首尔主办第二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大会将重点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并探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的潜在能力。同日，欧洲理事会将通过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这意味着相关规则将于6月开始实施。
而在刚刚过去的周五（17日），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通过了一份AI公约，并称这是有史以来AI领域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并对非欧洲国家开放签署。另据中国外交部美大司消息，当地时间2024年5月14日，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双方围绕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各自关切的其他问题深入、专业、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
一直以来，如何推出能被广泛接受的人工智能治理原则挑战重重。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意大利独立党外交及国际贸易负责人杰拉奇（Michele Geraci）近期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认为无法对AI技术实现全球监管。
然而，从经合组织（OECD）到联合国，国际层面始终在努力推进这一议程，并找到监管的“公约数”。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涵律师告诉第一财经，从监管内容来看，中国、美国和欧盟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共性。
AI治理的双多边讨论“多点开花”
欧洲委员会秘书长佩奇诺维奇（Marija Pejčinović）介绍，该机构17日通过的《人工智能框架公约》提出了一个法律框架，涵盖了AI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旨在促进负责任的技术创新、利用AI的益处，并解决可能的技术风险。
与今年3月13日在欧洲议会通过的《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相同，该公约对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开发、使用和退役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要求仔细考虑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的任何潜在负面后果。
而时隔两个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也将于21日在欧洲理事会签署，这是全球首部AI领域的全面监管法规，违反法规的相关方将被追究责任。为了帮助欧洲企业为这一法案的实施做好准备，欧盟委员会还制定了《人工智能契约》。该契约旨在帮助领先企业测试，并与其他公司分享其AI解决方案，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监管框架。
吴涵称，值得注意的是，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到《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案》，再到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欧盟在数字经济监管上的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具体的监管措施，其规则输出的“布鲁塞尔效应”愈发凸显。从GDPR等可以看出，欧洲的数据监管规则一定程度上不仅输出了部分监管工具（比如GDPR下的标准合同条款），更尝试在价值观等方面获得更多国家的共识。
除欧洲外，根据外交部美大司消息，在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上，双方介绍了各自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看法和治理举措以及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采取的措施。中方强调人工智能技术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新兴科技，中方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理念，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有益、安全、公平。中方支持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张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中方就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限制打压表明严正立场。
在全球层面，第二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将于21日在首尔举办。去年11月举行的第一届峰会发布的《布莱奇利宣言》称，AI的许多风险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因此“最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与会国家和地区同意协力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包容性”的前沿AI安全科学研究网络，以对尚未被完全了解的AI风险和能力加深理解。
中美欧在AI治理上的共性与差异
早在2019年，OECD就首次发布了其人工智能原则。这些原则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参考点，欧盟、美国和联合国在其立法和监管框架中都使用了经合组织对人工智能系统和生命周期的定义。
但在“定义”之外，对于全球治理能否实现这个问题，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前行长查克拉巴蒂（Suma Chakrabarti）近期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全球数字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各国政府能否统一标准，以实现数字基础设施的跨国互操作性。但其中存在很大的障碍，例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对政府和私营部门处理数据的信任程度差别很大。
“这些信任缺失的挑战，无论是个人与政府之间，还是政府与政府之间，都使全球治理变得复杂。”他认为，全球治理应该从简单的、有共识的领域切入。
查克拉巴蒂解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拉塞尔（Stuart Russell）对此有一个关于医药业的形象类比。药品的制造商需要证明其药物能够提供公共利益，无论在美国、中国还是英国，对有效药物的需求已达成普遍共识，不存在政治争议。我们可以将类似的框架应用于人工智能，比如强制要求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证实其对公众的益处。此类评估应公正进行，确保评估在技术上保持中立。”
那么，全球主要经济体对人工智能治理持有怎样的观点，又有何共性？
吴涵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从《人工智能法案》等相关数字立法来看，欧盟均以事前监管为重点，构建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链条监管体系。
这至少折射出两个方面的信号。一方面，欧盟贯彻“以风险为进路”的监管模式，无论是对个人数据，数字服务企业还是AI系统，均整合了规制对象的相关特征，对特定规制对象进行分类，并施加差异化的监管规则。另一方面，GDPR和《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等几部欧盟法案均是欧盟的正式法律，具有强行性法律效力，并非市场主体可以任意选择遵循或不遵循的倡导性提议。
在AI技术更迭迅速、风险具有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吴涵表示，我国和欧盟均采取了重事前监管、兼顾事中和事后监管的全生命周期监管模式。
比如，欧盟要求高风险AI系统提供者在将其系统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前开展符合性评估，并加贴CE标识；而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与实践的监管动态，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则形成了由算法备案和大模型评估构成的“双备案”制，体现了我国的事前监管要求。
但吴涵称，从AI立法进展来看，尽管在事前监管上有相同理念，相较于欧盟历时三年制定的《AI法案》，我国采取了“小切口法”的立法策略，深入特定应用领域提出监管要求，体现了我国在AI领域中的“敏捷治理”理念。
“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法草案》的立法工作。此外，虽然我国和欧盟在AI治理领域均采取了风险分类分级的手段，但基于彼此具体社会情境的现实差异与法律基础等的差异，我国与欧盟对AI的风险认知框架存在不同。”吴涵说。
但美国的AI治理思路明显存在差异。吴涵称，在AI治理文件方面，美国虽然也开始了一定的AI治理规则制定工作，但大多为政策或指引，正式立法尝试较少，且暂未在美国范围形成内具有广泛适用性与法律效力的统一监管规则，倡议性文件居多。在治理模式上，现阶段，美国主要由各监管部门开展自上而下的分散监管，这与欧盟制定《AI法案》的思路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吴涵认为：“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根据目前美国公开发布的AI相关文件，如美国国会人工智能小组发布的《人工智能基础模型透明法（草案）》，与中国和欧盟相似，美国也重点关注AI系统的透明度披露、训练数据治理、知识产权保护、内容安全与伦理等。在监管内容方面，美国与中欧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共性。”#股票#
从一份公约到一次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从一场峰会到一份法规的签署，前后两周内，人工智能（AI）的全球治理正被紧锣密鼓地提上各方议程。
21日，韩国将和英国共同在首尔主办第二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大会将重点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并探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的潜在能力。同日，欧洲理事会将通过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这意味着相关规则将于6月开始实施。
而在刚刚过去的周五（17日），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通过了一份AI公约，并称这是有史以来AI领域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并对非欧洲国家开放签署。另据中国外交部美大司消息，当地时间2024年5月14日，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双方围绕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各自关切的其他问题深入、专业、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
一直以来，如何推出能被广泛接受的人工智能治理原则挑战重重。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意大利独立党外交及国际贸易负责人杰拉奇（Michele Geraci）近期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认为无法对AI技术实现全球监管。
然而，从经合组织（OECD）到联合国，国际层面始终在努力推进这一议程，并找到监管的“公约数”。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涵律师告诉第一财经，从监管内容来看，中国、美国和欧盟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共性。
AI治理的双多边讨论“多点开花”
欧洲委员会秘书长佩奇诺维奇（Marija Pejčinović）介绍，该机构17日通过的《人工智能框架公约》提出了一个法律框架，涵盖了AI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旨在促进负责任的技术创新、利用AI的益处，并解决可能的技术风险。
与今年3月13日在欧洲议会通过的《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相同，该公约对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开发、使用和退役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要求仔细考虑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的任何潜在负面后果。
而时隔两个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也将于21日在欧洲理事会签署，这是全球首部AI领域的全面监管法规，违反法规的相关方将被追究责任。为了帮助欧洲企业为这一法案的实施做好准备，欧盟委员会还制定了《人工智能契约》。该契约旨在帮助领先企业测试，并与其他公司分享其AI解决方案，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监管框架。
吴涵称，值得注意的是，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到《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案》，再到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欧盟在数字经济监管上的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具体的监管措施，其规则输出的“布鲁塞尔效应”愈发凸显。从GDPR等可以看出，欧洲的数据监管规则一定程度上不仅输出了部分监管工具（比如GDPR下的标准合同条款），更尝试在价值观等方面获得更多国家的共识。
除欧洲外，根据外交部美大司消息，在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上，双方介绍了各自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看法和治理举措以及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采取的措施。中方强调人工智能技术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新兴科技，中方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理念，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有益、安全、公平。中方支持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张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中方就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限制打压表明严正立场。
在全球层面，第二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将于21日在首尔举办。去年11月举行的第一届峰会发布的《布莱奇利宣言》称，AI的许多风险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因此“最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与会国家和地区同意协力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包容性”的前沿AI安全科学研究网络，以对尚未被完全了解的AI风险和能力加深理解。
中美欧在AI治理上的共性与差异
早在2019年，OECD就首次发布了其人工智能原则。这些原则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参考点，欧盟、美国和联合国在其立法和监管框架中都使用了经合组织对人工智能系统和生命周期的定义。
但在“定义”之外，对于全球治理能否实现这个问题，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前行长查克拉巴蒂（Suma Chakrabarti）近期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全球数字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各国政府能否统一标准，以实现数字基础设施的跨国互操作性。但其中存在很大的障碍，例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对政府和私营部门处理数据的信任程度差别很大。
“这些信任缺失的挑战，无论是个人与政府之间，还是政府与政府之间，都使全球治理变得复杂。”他认为，全球治理应该从简单的、有共识的领域切入。
查克拉巴蒂解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拉塞尔（Stuart Russell）对此有一个关于医药业的形象类比。药品的制造商需要证明其药物能够提供公共利益，无论在美国、中国还是英国，对有效药物的需求已达成普遍共识，不存在政治争议。我们可以将类似的框架应用于人工智能，比如强制要求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证实其对公众的益处。此类评估应公正进行，确保评估在技术上保持中立。”
那么，全球主要经济体对人工智能治理持有怎样的观点，又有何共性？
吴涵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从《人工智能法案》等相关数字立法来看，欧盟均以事前监管为重点，构建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链条监管体系。
这至少折射出两个方面的信号。一方面，欧盟贯彻“以风险为进路”的监管模式，无论是对个人数据，数字服务企业还是AI系统，均整合了规制对象的相关特征，对特定规制对象进行分类，并施加差异化的监管规则。另一方面，GDPR和《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等几部欧盟法案均是欧盟的正式法律，具有强行性法律效力，并非市场主体可以任意选择遵循或不遵循的倡导性提议。
在AI技术更迭迅速、风险具有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吴涵表示，我国和欧盟均采取了重事前监管、兼顾事中和事后监管的全生命周期监管模式。
比如，欧盟要求高风险AI系统提供者在将其系统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前开展符合性评估，并加贴CE标识；而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与实践的监管动态，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则形成了由算法备案和大模型评估构成的“双备案”制，体现了我国的事前监管要求。
但吴涵称，从AI立法进展来看，尽管在事前监管上有相同理念，相较于欧盟历时三年制定的《AI法案》，我国采取了“小切口法”的立法策略，深入特定应用领域提出监管要求，体现了我国在AI领域中的“敏捷治理”理念。
“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法草案》的立法工作。此外，虽然我国和欧盟在AI治理领域均采取了风险分类分级的手段，但基于彼此具体社会情境的现实差异与法律基础等的差异，我国与欧盟对AI的风险认知框架存在不同。”吴涵说。
但美国的AI治理思路明显存在差异。吴涵称，在AI治理文件方面，美国虽然也开始了一定的AI治理规则制定工作，但大多为政策或指引，正式立法尝试较少，且暂未在美国范围形成内具有广泛适用性与法律效力的统一监管规则，倡议性文件居多。在治理模式上，现阶段，美国主要由各监管部门开展自上而下的分散监管，这与欧盟制定《AI法案》的思路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吴涵认为：“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根据目前美国公开发布的AI相关文件，如美国国会人工智能小组发布的《人工智能基础模型透明法（草案）》，与中国和欧盟相似，美国也重点关注AI系统的透明度披露、训练数据治理、知识产权保护、内容安全与伦理等。在监管内容方面，美国与中欧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共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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