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剑居士讲述：老和尚的身教
从第一次拜见老和尚到今天，已经十年过去了。末学每次去香港，只要老和尚方便，都会去拜见老人家。前后加起来应该也有数十次了。然而，要让末学来写一篇文字来记敘老和尚的日常点滴和行谊，却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周易》上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老和尚的言和行，已经完全融入到他几十年的讲经教学之中，他老人家的德风和行谊，我辈只能高山仰止，又何能名焉。
末学第一次见老和尚是在二〇一一年，那个时候老和尚刚刚在讲席中提到《群书治要》一书不久，老和尚的身边的弟子组织人员计画将此书进行注释和翻译，组成一个注译小组，我有幸参与其中。为了方便大家开展这一份工作，注译小组在香港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也让我得以有缘拜见心中无比尊敬的净公上人。
我记得老和尚见我们是在一天晚上，当时注译工作的会议已经结束，老和尚得知一群年轻人准备注释翻译《群书治要》，很欢喜，因此就特別安排了一个时间和大家见面。那个时候，老和尚每天讲经教学，法务繁忙，时间安排得很满，能够专门见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家自然很开心，而且当时有好几位都和我一样是第一次见老和尚，心中自然很激动。
当时，老和尚讲经是在香港的尖沙咀，那个地方也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日常办公的所在，香港寸土寸金，地方非常狭窄，老和尚见客人的休息室非常小，我们一行有十几个人，大家一齐给老和尚顶礼三拜。后来据老和尚的身边人说，平时信众给老和尚顶礼，老和尚总是说「不拜」，如果信众拜了下去，就说「一拜」就好。
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那次我们给老人家「顶礼三拜」的时候，老人家完全没有说「不拜」或者「一拜」，我们于是就恭恭敬敬地给老人家顶礼三拜。这样的情况，在后来和老和尚的见面中，再也没有遇到过。
给老和尚顶礼后，大家坐了下来，因为空间狭小，非常拥挤，大家因为对老和尚心存敬畏，都不好意思挤到老人家身边，最后让我坐到了老人家的身边。
接下来老人家就给我们开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群书治要》的重要性，语重心长的说，大家要发心，发和佛菩萨一样济世渡人的心，真正把传统文化在自己身上落实，第一条就是要有诚敬心。一个人有十分的诚敬，就有十分的受益。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老和尚让我们顶礼三拜，其实就是培养我们的恭敬之心。老人家那天的开示，隨著时间的逝去，具体的內容我能记下的已经不多，最令人深刻的，就是那第一次的顶礼三拜，却是让我怎么也忘不掉的。
多年以后，跟隨老和尚听经学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佛菩萨还是老师，其实他们自身并不需要我们的恭敬，而是我们需要恭敬父母师长，这样才能开显我们自涬的宝藏。我们恭敬父母师长，乃至一切人，其实就是恭敬我们自己。
有了老人家的勉励，《群书治要》的注译工作进展还算顺利，半年多以后，初稿基本完成，因为末学从事出版工作，最后修订定稿和出版的工作也由我来负责。《群书治要》原书五十卷，但是在流传过程中闕失了三卷，颇令人遗憾。
就在我们的注译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我们收到老人家的来函，原来老人家时刻惦念著这件事情，在讲经之余，翻阅经典，将《群书治要》中缺失的《左传》（上）重新自原书中辑录了出来。《群书治要》所闕三卷，除了《左传》闕一卷外，《汉书》部分尚闕两卷。
看到老和尚的垂身示范，末学既是感动，也是惭愧。于是就不揣浅陋，自《汉书》中辑录所闕两卷文字，转呈给老和尚，老人家阅后非常欢喜，令补入全书，于是闕失多年的《群书治要》得以补辑完全，重获形式上的完整。
令人感动的是，不久后，老人家还特地致函给末学，对末学所辑录《汉书》两卷的工作给予嘉许。这封信末学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的，这不仅是一位大德长者对一个年轻人的勉励和鼓舞，更是一位仁者对中华文化典籍的守护的见证。
后来，这部完整五十卷的《群书治要》出版了一套线装珍藏本，老和尚欢喜地写下了「真实智慧」四字，以此勉励今人深入学席。不久后，《群书治要译注》正式出版，末学亲赴香港将书敬呈给老和尚，老人家无量欢喜。并勉励末学要深入学席，不仅要深入学席、讲解传播经典，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落实。
正是在老人家的鼓励和教诲下，末学后来也尝试学席和分享经典，陆陆续续作了几百小时的席讲，对经典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甚至于也写了几本有关《群书治要》的书，还被国外的出版社引进出版。虽然还未能将经典完全落实在生活中，但是確实已经从中获益不浅。
从那以后，因为各种因缘，末学拜见老人家的次数越来越多，每去见一次老人家，总能让自己內心增添一份对佛法和圣贤教诲的信心，或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加持」吧。
如今，转眼十年过去了，老和尚从八十多岁已经到了九十四岁的高龄。然而，老人家并没有因为耄耋高龄而在弘法利生上有丝毫懈怠，依然奔走于世界各地，成立「英国汉学院」，尤其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jinkon之友社」，将中华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的大使们，于传统文化之弘扬，实在功莫大焉。
老人家晚年有一大夙愿，就是希望将《群书治要》之后中国历代典籍的精华会集成书，编撰一部《群书治要续编》。承蒙古圣先贤的护佑和老人家的加持，二〇二〇年，老人家九四华诞的时候，末学特別向老人家汇报，《群书治要续编》终于编撰完成，即将出版问世。老人家得到这个消息，无量欢喜，并以九四高龄，亲自为此书作序。
回想十年之前，因为《群书治要》的因缘和老人家结缘，无论是通过网路聆听老人家讲经说法，还是在生活所见到的老人家点滴教化，如果让我用一个词语来归纳，就是——慈悲。老人家常常说，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他不仅是说，更是在生活中完全做到，时时处处以「慈眼视众生」。他不仅是佛陀的慈悲使者，也是守护中华文化的仁人。
每当听到老人家的开示，想起老人家的叮嚀，內心总是惭愧而又感动，惭愧的是，老人家所教导的，自己做到的，实在太少了。感动的是，这位慈悲的长者，他时刻仿佛在用温柔的目光鼓励你，鼓励你努力去走那一条路，那条曾经是佛陀走过的路。也许一路泥泞，但是路上留下了一个个坚毅而有力的脚印，那是一代代的佛陀的弟子们的脚印，那是一条觉悟的道路！
～《老和尚的身教》
从第一次拜见老和尚到今天，已经十年过去了。末学每次去香港，只要老和尚方便，都会去拜见老人家。前后加起来应该也有数十次了。然而，要让末学来写一篇文字来记敘老和尚的日常点滴和行谊，却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周易》上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老和尚的言和行，已经完全融入到他几十年的讲经教学之中，他老人家的德风和行谊，我辈只能高山仰止，又何能名焉。
末学第一次见老和尚是在二〇一一年，那个时候老和尚刚刚在讲席中提到《群书治要》一书不久，老和尚的身边的弟子组织人员计画将此书进行注释和翻译，组成一个注译小组，我有幸参与其中。为了方便大家开展这一份工作，注译小组在香港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也让我得以有缘拜见心中无比尊敬的净公上人。
我记得老和尚见我们是在一天晚上，当时注译工作的会议已经结束，老和尚得知一群年轻人准备注释翻译《群书治要》，很欢喜，因此就特別安排了一个时间和大家见面。那个时候，老和尚每天讲经教学，法务繁忙，时间安排得很满，能够专门见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家自然很开心，而且当时有好几位都和我一样是第一次见老和尚，心中自然很激动。
当时，老和尚讲经是在香港的尖沙咀，那个地方也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日常办公的所在，香港寸土寸金，地方非常狭窄，老和尚见客人的休息室非常小，我们一行有十几个人，大家一齐给老和尚顶礼三拜。后来据老和尚的身边人说，平时信众给老和尚顶礼，老和尚总是说「不拜」，如果信众拜了下去，就说「一拜」就好。
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那次我们给老人家「顶礼三拜」的时候，老人家完全没有说「不拜」或者「一拜」，我们于是就恭恭敬敬地给老人家顶礼三拜。这样的情况，在后来和老和尚的见面中，再也没有遇到过。
给老和尚顶礼后，大家坐了下来，因为空间狭小，非常拥挤，大家因为对老和尚心存敬畏，都不好意思挤到老人家身边，最后让我坐到了老人家的身边。
接下来老人家就给我们开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群书治要》的重要性，语重心长的说，大家要发心，发和佛菩萨一样济世渡人的心，真正把传统文化在自己身上落实，第一条就是要有诚敬心。一个人有十分的诚敬，就有十分的受益。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老和尚让我们顶礼三拜，其实就是培养我们的恭敬之心。老人家那天的开示，隨著时间的逝去，具体的內容我能记下的已经不多，最令人深刻的，就是那第一次的顶礼三拜，却是让我怎么也忘不掉的。
多年以后，跟隨老和尚听经学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佛菩萨还是老师，其实他们自身并不需要我们的恭敬，而是我们需要恭敬父母师长，这样才能开显我们自涬的宝藏。我们恭敬父母师长，乃至一切人，其实就是恭敬我们自己。
有了老人家的勉励，《群书治要》的注译工作进展还算顺利，半年多以后，初稿基本完成，因为末学从事出版工作，最后修订定稿和出版的工作也由我来负责。《群书治要》原书五十卷，但是在流传过程中闕失了三卷，颇令人遗憾。
就在我们的注译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我们收到老人家的来函，原来老人家时刻惦念著这件事情，在讲经之余，翻阅经典，将《群书治要》中缺失的《左传》（上）重新自原书中辑录了出来。《群书治要》所闕三卷，除了《左传》闕一卷外，《汉书》部分尚闕两卷。
看到老和尚的垂身示范，末学既是感动，也是惭愧。于是就不揣浅陋，自《汉书》中辑录所闕两卷文字，转呈给老和尚，老人家阅后非常欢喜，令补入全书，于是闕失多年的《群书治要》得以补辑完全，重获形式上的完整。
令人感动的是，不久后，老人家还特地致函给末学，对末学所辑录《汉书》两卷的工作给予嘉许。这封信末学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的，这不仅是一位大德长者对一个年轻人的勉励和鼓舞，更是一位仁者对中华文化典籍的守护的见证。
后来，这部完整五十卷的《群书治要》出版了一套线装珍藏本，老和尚欢喜地写下了「真实智慧」四字，以此勉励今人深入学席。不久后，《群书治要译注》正式出版，末学亲赴香港将书敬呈给老和尚，老人家无量欢喜。并勉励末学要深入学席，不仅要深入学席、讲解传播经典，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落实。
正是在老人家的鼓励和教诲下，末学后来也尝试学席和分享经典，陆陆续续作了几百小时的席讲，对经典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甚至于也写了几本有关《群书治要》的书，还被国外的出版社引进出版。虽然还未能将经典完全落实在生活中，但是確实已经从中获益不浅。
从那以后，因为各种因缘，末学拜见老人家的次数越来越多，每去见一次老人家，总能让自己內心增添一份对佛法和圣贤教诲的信心，或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加持」吧。
如今，转眼十年过去了，老和尚从八十多岁已经到了九十四岁的高龄。然而，老人家并没有因为耄耋高龄而在弘法利生上有丝毫懈怠，依然奔走于世界各地，成立「英国汉学院」，尤其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jinkon之友社」，将中华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的大使们，于传统文化之弘扬，实在功莫大焉。
老人家晚年有一大夙愿，就是希望将《群书治要》之后中国历代典籍的精华会集成书，编撰一部《群书治要续编》。承蒙古圣先贤的护佑和老人家的加持，二〇二〇年，老人家九四华诞的时候，末学特別向老人家汇报，《群书治要续编》终于编撰完成，即将出版问世。老人家得到这个消息，无量欢喜，并以九四高龄，亲自为此书作序。
回想十年之前，因为《群书治要》的因缘和老人家结缘，无论是通过网路聆听老人家讲经说法，还是在生活所见到的老人家点滴教化，如果让我用一个词语来归纳，就是——慈悲。老人家常常说，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他不仅是说，更是在生活中完全做到，时时处处以「慈眼视众生」。他不仅是佛陀的慈悲使者，也是守护中华文化的仁人。
每当听到老人家的开示，想起老人家的叮嚀，內心总是惭愧而又感动，惭愧的是，老人家所教导的，自己做到的，实在太少了。感动的是，这位慈悲的长者，他时刻仿佛在用温柔的目光鼓励你，鼓励你努力去走那一条路，那条曾经是佛陀走过的路。也许一路泥泞，但是路上留下了一个个坚毅而有力的脚印，那是一代代的佛陀的弟子们的脚印，那是一条觉悟的道路！
～《老和尚的身教》
慧剑居士讲述
从第一次拜见老和尚到今天，已经十年过去了。末学每次去香港，只要老和尚方便，都会去拜见老人家。前后加起来应该也有数十次了。然而，要让末学来写一篇文字来记敘老和尚的日常点滴和行谊，却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周易》上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老和尚的言和行，已经完全融入到他几十年的讲经教学之中，他老人家的德风和行谊，我辈只能高山仰止，又何能名焉。
末学第一次见老和尚是在二〇一一年，那个时候老和尚刚刚在讲席中提到《群书治要》一书不久，老和尚的身边的弟子组织人员计画将此书进行注释和翻译，组成一个注译小组，我有幸参与其中。为了方便大家开展这一份工作，注译小组在香港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也让我得以有缘拜见心中无比尊敬的净公上人。
我记得老和尚见我们是在一天晚上，当时注译工作的会议已经结束，老和尚得知一群年轻人准备注释翻译《群书治要》，很欢喜，因此就特別安排了一个时间和大家见面。那个时候，老和尚每天讲经教学，法务繁忙，时间安排得很满，能够专门见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家自然很开心，而且当时有好几位都和我一样是第一次见老和尚，心中自然很激动。
当时，老和尚讲经是在香港的尖沙咀，那个地方也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日常办公的所在，香港寸土寸金，地方非常狭窄，老和尚见客人的休息室非常小，我们一行有十几个人，大家一齐给老和尚顶礼三拜。后来据老和尚的身边人说，平时信众给老和尚顶礼，老和尚总是说「不拜」，如果信众拜了下去，就说「一拜」就好。
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那次我们给老人家「顶礼三拜」的时候，老人家完全没有说「不拜」或者「一拜」，我们于是就恭恭敬敬地给老人家顶礼三拜。这样的情况，在后来和老和尚的见面中，再也没有遇到过。
给老和尚顶礼后，大家坐了下来，因为空间狭小，非常拥挤，大家因为对老和尚心存敬畏，都不好意思挤到老人家身边，最后让我坐到了老人家的身边。
接下来老人家就给我们开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群书治要》的重要性，语重心长的说，大家要发心，发和佛菩萨一样济世渡人的心，真正把传统文化在自己身上落实，第一条就是要有诚敬心。一个人有十分的诚敬，就有十分的受益。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老和尚让我们顶礼三拜，其实就是培养我们的恭敬之心。老人家那天的开示，隨著时间的逝去，具体的內容我能记下的已经不多，最令人深刻的，就是那第一次的顶礼三拜，却是让我怎么也忘不掉的。
多年以后，跟隨老和尚听经学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佛菩萨还是老师，其实他们自身并不需要我们的恭敬，而是我们需要恭敬父母师长，这样才能开显我们自涬的宝藏。我们恭敬父母师长，乃至一切人，其实就是恭敬我们自己。
有了老人家的勉励，《群书治要》的注译工作进展还算顺利，半年多以后，初稿基本完成，因为末学从事出版工作，最后修订定稿和出版的工作也由我来负责。《群书治要》原书五十卷，但是在流传过程中闕失了三卷，颇令人遗憾。
就在我们的注译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我们收到老人家的来函，原来老人家时刻惦念著这件事情，在讲经之余，翻阅经典，将《群书治要》中缺失的《左传》（上）重新自原书中辑录了出来。《群书治要》所闕三卷，除了《左传》闕一卷外，《汉书》部分尚闕两卷。
看到老和尚的垂身示范，末学既是感动，也是惭愧。于是就不揣浅陋，自《汉书》中辑录所闕两卷文字，转呈给老和尚，老人家阅后非常欢喜，令补入全书，于是闕失多年的《群书治要》得以补辑完全，重获形式上的完整。
令人感动的是，不久后，老人家还特地致函给末学，对末学所辑录《汉书》两卷的工作给予嘉许。这封信末学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的，这不仅是一位大德长者对一个年轻人的勉励和鼓舞，更是一位仁者对中华文化典籍的守护的见证。
后来，这部完整五十卷的《群书治要》出版了一套线装珍藏本，老和尚欢喜地写下了「真实智慧」四字，以此勉励今人深入学席。不久后，《群书治要译注》正式出版，末学亲赴香港将书敬呈给老和尚，老人家无量欢喜。并勉励末学要深入学席，不仅要深入学席、讲解传播经典，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落实。
正是在老人家的鼓励和教诲下，末学后来也尝试学席和分享经典，陆陆续续作了几百小时的席讲，对经典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甚至于也写了几本有关《群书治要》的书，还被国外的出版社引进出版。虽然还未能将经典完全落实在生活中，但是確实已经从中获益不浅。
从那以后，因为各种因缘，末学拜见老人家的次数越来越多，每去见一次老人家，总能让自己內心增添一份对佛法和圣贤教诲的信心，或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加持」吧。
如今，转眼十年过去了，老和尚从八十多岁已经到了九十四岁的高龄。然而，老人家并没有因为耄耋高龄而在弘法利生上有丝毫懈怠，依然奔走于世界各地，成立「英国汉学院」，尤其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jinkon之友社」，将中华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的大使们，于传统文化之弘扬，实在功莫大焉。
老人家晚年有一大夙愿，就是希望将《群书治要》之后中国历代典籍的精华会集成书，编撰一部《群书治要续编》。承蒙古圣先贤的护佑和老人家的加持，二〇二〇年，老人家九四华诞的时候，末学特別向老人家汇报，《群书治要续编》终于编撰完成，即将出版问世。老人家得到这个消息，无量欢喜，并以九四高龄，亲自为此书作序。
回想十年之前，因为《群书治要》的因缘和老人家结缘，无论是通过网路聆听老人家讲经说法，还是在生活所见到的老人家点滴教化，如果让我用一个词语来归纳，就是——慈悲。老人家常常说，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他不仅是说，更是在生活中完全做到，时时处处以「慈眼视众生」。他不仅是佛陀的慈悲使者，也是守护中华文化的仁人。
每当听到老人家的开示，想起老人家的叮嚀，內心总是惭愧而又感动，惭愧的是，老人家所教导的，自己做到的，实在太少了。感动的是，这位慈悲的长者，他时刻仿佛在用温柔的目光鼓励你，鼓励你努力去走那一条路，那条曾经是佛陀走过的路。也许一路泥泞，但是路上留下了一个个坚毅而有力的脚印，那是一代代的佛陀的弟子们的脚印，那是一条觉悟的道路！
～《老和尚的身教》
从第一次拜见老和尚到今天，已经十年过去了。末学每次去香港，只要老和尚方便，都会去拜见老人家。前后加起来应该也有数十次了。然而，要让末学来写一篇文字来记敘老和尚的日常点滴和行谊，却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周易》上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老和尚的言和行，已经完全融入到他几十年的讲经教学之中，他老人家的德风和行谊，我辈只能高山仰止，又何能名焉。
末学第一次见老和尚是在二〇一一年，那个时候老和尚刚刚在讲席中提到《群书治要》一书不久，老和尚的身边的弟子组织人员计画将此书进行注释和翻译，组成一个注译小组，我有幸参与其中。为了方便大家开展这一份工作，注译小组在香港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也让我得以有缘拜见心中无比尊敬的净公上人。
我记得老和尚见我们是在一天晚上，当时注译工作的会议已经结束，老和尚得知一群年轻人准备注释翻译《群书治要》，很欢喜，因此就特別安排了一个时间和大家见面。那个时候，老和尚每天讲经教学，法务繁忙，时间安排得很满，能够专门见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家自然很开心，而且当时有好几位都和我一样是第一次见老和尚，心中自然很激动。
当时，老和尚讲经是在香港的尖沙咀，那个地方也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日常办公的所在，香港寸土寸金，地方非常狭窄，老和尚见客人的休息室非常小，我们一行有十几个人，大家一齐给老和尚顶礼三拜。后来据老和尚的身边人说，平时信众给老和尚顶礼，老和尚总是说「不拜」，如果信众拜了下去，就说「一拜」就好。
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那次我们给老人家「顶礼三拜」的时候，老人家完全没有说「不拜」或者「一拜」，我们于是就恭恭敬敬地给老人家顶礼三拜。这样的情况，在后来和老和尚的见面中，再也没有遇到过。
给老和尚顶礼后，大家坐了下来，因为空间狭小，非常拥挤，大家因为对老和尚心存敬畏，都不好意思挤到老人家身边，最后让我坐到了老人家的身边。
接下来老人家就给我们开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群书治要》的重要性，语重心长的说，大家要发心，发和佛菩萨一样济世渡人的心，真正把传统文化在自己身上落实，第一条就是要有诚敬心。一个人有十分的诚敬，就有十分的受益。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老和尚让我们顶礼三拜，其实就是培养我们的恭敬之心。老人家那天的开示，隨著时间的逝去，具体的內容我能记下的已经不多，最令人深刻的，就是那第一次的顶礼三拜，却是让我怎么也忘不掉的。
多年以后，跟隨老和尚听经学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佛菩萨还是老师，其实他们自身并不需要我们的恭敬，而是我们需要恭敬父母师长，这样才能开显我们自涬的宝藏。我们恭敬父母师长，乃至一切人，其实就是恭敬我们自己。
有了老人家的勉励，《群书治要》的注译工作进展还算顺利，半年多以后，初稿基本完成，因为末学从事出版工作，最后修订定稿和出版的工作也由我来负责。《群书治要》原书五十卷，但是在流传过程中闕失了三卷，颇令人遗憾。
就在我们的注译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我们收到老人家的来函，原来老人家时刻惦念著这件事情，在讲经之余，翻阅经典，将《群书治要》中缺失的《左传》（上）重新自原书中辑录了出来。《群书治要》所闕三卷，除了《左传》闕一卷外，《汉书》部分尚闕两卷。
看到老和尚的垂身示范，末学既是感动，也是惭愧。于是就不揣浅陋，自《汉书》中辑录所闕两卷文字，转呈给老和尚，老人家阅后非常欢喜，令补入全书，于是闕失多年的《群书治要》得以补辑完全，重获形式上的完整。
令人感动的是，不久后，老人家还特地致函给末学，对末学所辑录《汉书》两卷的工作给予嘉许。这封信末学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的，这不仅是一位大德长者对一个年轻人的勉励和鼓舞，更是一位仁者对中华文化典籍的守护的见证。
后来，这部完整五十卷的《群书治要》出版了一套线装珍藏本，老和尚欢喜地写下了「真实智慧」四字，以此勉励今人深入学席。不久后，《群书治要译注》正式出版，末学亲赴香港将书敬呈给老和尚，老人家无量欢喜。并勉励末学要深入学席，不仅要深入学席、讲解传播经典，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落实。
正是在老人家的鼓励和教诲下，末学后来也尝试学席和分享经典，陆陆续续作了几百小时的席讲，对经典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甚至于也写了几本有关《群书治要》的书，还被国外的出版社引进出版。虽然还未能将经典完全落实在生活中，但是確实已经从中获益不浅。
从那以后，因为各种因缘，末学拜见老人家的次数越来越多，每去见一次老人家，总能让自己內心增添一份对佛法和圣贤教诲的信心，或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加持」吧。
如今，转眼十年过去了，老和尚从八十多岁已经到了九十四岁的高龄。然而，老人家并没有因为耄耋高龄而在弘法利生上有丝毫懈怠，依然奔走于世界各地，成立「英国汉学院」，尤其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jinkon之友社」，将中华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的大使们，于传统文化之弘扬，实在功莫大焉。
老人家晚年有一大夙愿，就是希望将《群书治要》之后中国历代典籍的精华会集成书，编撰一部《群书治要续编》。承蒙古圣先贤的护佑和老人家的加持，二〇二〇年，老人家九四华诞的时候，末学特別向老人家汇报，《群书治要续编》终于编撰完成，即将出版问世。老人家得到这个消息，无量欢喜，并以九四高龄，亲自为此书作序。
回想十年之前，因为《群书治要》的因缘和老人家结缘，无论是通过网路聆听老人家讲经说法，还是在生活所见到的老人家点滴教化，如果让我用一个词语来归纳，就是——慈悲。老人家常常说，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他不仅是说，更是在生活中完全做到，时时处处以「慈眼视众生」。他不仅是佛陀的慈悲使者，也是守护中华文化的仁人。
每当听到老人家的开示，想起老人家的叮嚀，內心总是惭愧而又感动，惭愧的是，老人家所教导的，自己做到的，实在太少了。感动的是，这位慈悲的长者，他时刻仿佛在用温柔的目光鼓励你，鼓励你努力去走那一条路，那条曾经是佛陀走过的路。也许一路泥泞，但是路上留下了一个个坚毅而有力的脚印，那是一代代的佛陀的弟子们的脚印，那是一条觉悟的道路！
～《老和尚的身教》
又是一波保研上岸季，身边优秀的人太多了。想到去年这时候焦虑的满额头的痘痘，刚报完名还在纠结还在犹豫，看到周围人都保研了，觉得自己被丢下了[泪]害怕一切未知，害怕自己的努力没有回报，害怕自己能不能坚持。不断和自己和解，就是成长中我最大的收获。努力会无形中变成运气，运气一定守恒！
翻到去年给小伙伴们写的小作文，与其说写给他们，不如说当时全是说给自己，说服自己。记得当时他们给我加油，我在家里书桌前哭的稀里哗啦[允悲]
谨以此条，纪念去年努力的我，勉励现在摆烂的我[笑cry][笑cry]
翻到去年给小伙伴们写的小作文，与其说写给他们，不如说当时全是说给自己，说服自己。记得当时他们给我加油，我在家里书桌前哭的稀里哗啦[允悲]
谨以此条，纪念去年努力的我，勉励现在摆烂的我[笑cry][笑c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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