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家要旨》 | 《史记》如何点评诸子百家
原文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02.译文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原文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02.译文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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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微风][微风]
社会靠大家，微公益一点点，社会进步一大步，从我做起，一念之慈，是一切美好的开始！对人以诚信，人不欺我；对事以诚信，事无不成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关于进言的信任~
[心][心][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
提炼和概括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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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和概括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曾经励精图治，创下开元盛世的唐玄宗，终究还是未能摆脱“鲜克有终”的悲剧，沦为了一代昏君。晚年的唐玄宗枉顾人伦，武惠妃死后又垂涎寿王李瑁妃杨玉环，竟将自己儿媳纳入宫中，立为宠妃。
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已然到了荒唐的地步，而杨氏一族自然也就得以弹冠相庆了。唐朝的外戚专权，在天宝年间出现了一个高潮，其标志性人物便是奸相杨国忠的受宠与擅权。
杨国忠本是杨贵妃的远房堂兄，两人同一曾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此人是张易之的儿子。但不管怎么说，从亲疏关系上讲，杨国忠最多不过是杨贵妃的一个远亲。起初，杨国虽然跻身官场，但终究还算不上富贵，离着唐王朝的权力核心十万八千里。随着杨玉环的得宠，杨国忠左右逢源，四处钻营，竟一路扶摇直上，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国宰相、封卫国公。
得宠时的杨国忠，权势通天，堪比清乾隆年间的和珅。杨国忠得势时，竟能身兼四十余职，凡是唐玄宗关注的事宜，杨国忠均绞尽脑汁去揽办。然而，杨国忠虽然奔波忙碌于朝中的大事小情，可他的初衷并非是忠君报国，而是为了结党营私，以便中饱私囊。
史家给杨国忠的盖棺定论，是一代奸相，为其贴上了专权误国、败坏朝纲的标签。也正是由于杨国忠的专权和唐玄宗的荒淫，才使得安禄山、史思明有机可乘，发动了安史之乱，给李唐王朝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自此由盛转衰。
杨国忠的生活很奢靡，以今人的视角来看，简直无法理解。在五代王仁裕所撰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曾记载了杨国忠的奢靡生活：“杨国忠于冬月，常选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风。盖借人之气相暖，故谓之肉阵。”
这里的“肉阵”，也被称作“肉屏风”。书中所讲，是说杨国忠冬天为了取暖，会选择身材丰满、肥大的婢女，成排地站在自己前面，用于遮挡寒风。杨国忠所创立的这种“肉阵”，是利用人的气息取暖，但却是建立在奴役婢妾的基础上，实在是无耻之极。
除了使用肉屏风，杨国忠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势和富有，还常常向宾客展示自己的奢靡。在杨国忠设宴招待宾朋时，竟不将食物置于几案上，而是令婢女们用手捧着在周围侍奉：
唐王李隆基宠爱杨贵妃，其堂兄杨国忠沾恩，家中遂豪华富贵。凡有客来，设酒令时不用台子盘子，而是令妓女手中各拿一样盛菜肴的器具，面对客人，环立而行。
杨国忠的令婢女们充当可以旋转的台盘，以便于自己和宾客们夹食珍馐美味，这种做法被称作“肉台盘”。肉台盘的使用，是杨国忠炫耀自己奢华的一种方式，但这种做法着实有辱斯文，令人唏嘘不已。
然而，奸相杨国忠的做法，虽然为世人不齿，却依然有人效仿。冯梦龙所撰《古今笑》一书，曾援引历代史书，列出了两位与杨国忠行径如出一辙的人物：孙晟每食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亦号“肉台盘”。杭州别驾杜驯，亦有“肉屏风”事。
世人尽知杨国忠的奸猾与误国，但他这独特的炫富方式，竟也引得后人效仿，足见古代权贵之家的奢靡。难怪诗圣杜甫曾感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是，如此行径自然也难以得善终，比如杨国忠这位误国奸相，便在马嵬驿事变中被禁军诛杀，而他那位受宠的堂妹杨贵妃，也被活活勒死。
杨国忠早已作古，但后人提及其人其事，无不对其嗤之以鼻，认为其堪称第一奸相。在史学研究中，凡提及马嵬驿事变及杨国忠之死，学者也常感慨此人是死有余辜，纯属多行不义必自毙。当然，杨国忠固然该死，但他更该死的原因在于弄权误国，而肉台盘、肉屏风等劣行，反映的则是他内心的污浊和可耻罢了。#历史故事##历史人物#
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已然到了荒唐的地步，而杨氏一族自然也就得以弹冠相庆了。唐朝的外戚专权，在天宝年间出现了一个高潮，其标志性人物便是奸相杨国忠的受宠与擅权。
杨国忠本是杨贵妃的远房堂兄，两人同一曾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此人是张易之的儿子。但不管怎么说，从亲疏关系上讲，杨国忠最多不过是杨贵妃的一个远亲。起初，杨国虽然跻身官场，但终究还算不上富贵，离着唐王朝的权力核心十万八千里。随着杨玉环的得宠，杨国忠左右逢源，四处钻营，竟一路扶摇直上，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国宰相、封卫国公。
得宠时的杨国忠，权势通天，堪比清乾隆年间的和珅。杨国忠得势时，竟能身兼四十余职，凡是唐玄宗关注的事宜，杨国忠均绞尽脑汁去揽办。然而，杨国忠虽然奔波忙碌于朝中的大事小情，可他的初衷并非是忠君报国，而是为了结党营私，以便中饱私囊。
史家给杨国忠的盖棺定论，是一代奸相，为其贴上了专权误国、败坏朝纲的标签。也正是由于杨国忠的专权和唐玄宗的荒淫，才使得安禄山、史思明有机可乘，发动了安史之乱，给李唐王朝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自此由盛转衰。
杨国忠的生活很奢靡，以今人的视角来看，简直无法理解。在五代王仁裕所撰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曾记载了杨国忠的奢靡生活：“杨国忠于冬月，常选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风。盖借人之气相暖，故谓之肉阵。”
这里的“肉阵”，也被称作“肉屏风”。书中所讲，是说杨国忠冬天为了取暖，会选择身材丰满、肥大的婢女，成排地站在自己前面，用于遮挡寒风。杨国忠所创立的这种“肉阵”，是利用人的气息取暖，但却是建立在奴役婢妾的基础上，实在是无耻之极。
除了使用肉屏风，杨国忠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势和富有，还常常向宾客展示自己的奢靡。在杨国忠设宴招待宾朋时，竟不将食物置于几案上，而是令婢女们用手捧着在周围侍奉：
唐王李隆基宠爱杨贵妃，其堂兄杨国忠沾恩，家中遂豪华富贵。凡有客来，设酒令时不用台子盘子，而是令妓女手中各拿一样盛菜肴的器具，面对客人，环立而行。
杨国忠的令婢女们充当可以旋转的台盘，以便于自己和宾客们夹食珍馐美味，这种做法被称作“肉台盘”。肉台盘的使用，是杨国忠炫耀自己奢华的一种方式，但这种做法着实有辱斯文，令人唏嘘不已。
然而，奸相杨国忠的做法，虽然为世人不齿，却依然有人效仿。冯梦龙所撰《古今笑》一书，曾援引历代史书，列出了两位与杨国忠行径如出一辙的人物：孙晟每食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亦号“肉台盘”。杭州别驾杜驯，亦有“肉屏风”事。
世人尽知杨国忠的奸猾与误国，但他这独特的炫富方式，竟也引得后人效仿，足见古代权贵之家的奢靡。难怪诗圣杜甫曾感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是，如此行径自然也难以得善终，比如杨国忠这位误国奸相，便在马嵬驿事变中被禁军诛杀，而他那位受宠的堂妹杨贵妃，也被活活勒死。
杨国忠早已作古，但后人提及其人其事，无不对其嗤之以鼻，认为其堪称第一奸相。在史学研究中，凡提及马嵬驿事变及杨国忠之死，学者也常感慨此人是死有余辜，纯属多行不义必自毙。当然，杨国忠固然该死，但他更该死的原因在于弄权误国，而肉台盘、肉屏风等劣行，反映的则是他内心的污浊和可耻罢了。#历史故事##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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