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从贵族制到官僚制：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演变
作者｜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
由三国至唐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谓处于贵族制度时代，但绝非一切现象都能以贵族制度来概括。与此同时，与贵族制对立的君主专制牢固存在，不断削弱贵族制度，努力使之转化为纯粹的官僚制。事实上，正是君主专制的存在，才使贵族制止步于贵族制。如果君权再微弱一些，那么贵族制也许会进一步发展为更加割据化的封建制度。当时的社会确实有向封建制发展的倾向。由三国至唐，封建食邑制虽然衰微却一直存在，就是一种迹象。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本质上应当出现封建制的社会，却因为君主权的强硬存在而被迫采取了贵族制这种特殊形态，这样的思路也许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一直是强大的，但也不能对此评价过高。在我们研究的贵族制时代里，必须要把与君主专制相对的贵族制度与每一位贵族区分开考虑。君主相对于每一位贵族个人，拥有绝对强势，更有着足以迫害、摧毁他们的权力。然而，消灭个别贵族，也并不意味着破坏了贵族制度。通常来说，消灭一个贵族，便会有另一个贵族补充空隙，贵族制本身并不会动摇分毫。若对贵族个体的迫害过度，连天子自身都有下台的可能。在当时的环境里君主制不可能凭个人意志一蹴而就。若是忽视这个环境，为所欲为，哪怕贵为帝王也会走向自我毁灭。必须承认，帝王的权力也有限度，在贵族制度的时代，难免会受到贵族制度的制约。当然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历史的积累而产生，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积累而继续变化。
弱小力量会被强大力量驱动，这是历史的原理。为收拾东汉末年的乱世，曹操建立了官僚军阀集团，其力量无疑是强大的。它短暂地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和建设力，却不能持久。这一集团是出色的短跑选手，不善于长跑。曹操借法家的统制建立的曹魏官僚军阀集团，一旦遇上汉代以来中国社会贵族化这一巨大潜流，转瞬间便被巨浪冲走、吞没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是曹操将在魏国摸索了二十年的方法，借汉魏革命之机扩张到全国各地而颁布的法令。其精神是纯粹官僚的，其目的在于专门考量个人的才德、选拔合适的人才，并置于最合适的官位上。即目的是选拔人才，而非选拔人才的背景。然而在当时，撇开背景考量个人是不可能的。在曹操的部将之中，李典率宗族、部曲三千余户归顺曹操，许褚也率宗族数千家归顺，他们据此才能发挥作用。蜀国的诸葛亮亦是如此。若非出自琅邪名家，想必诸葛亮对刘备而言也不会有那样大的利用价值。但把个人与其背后的宗族亲戚当作共同体来看待，就产生了贵族制度。这同时也是汉代以来数百年间的现实状况，要在曹魏二十年的历史间发生改变，本就不可能。因此九品官人法也迅速贵族化了。
最能明确体现九品官人法贵族化的事实，在于九品官制上下界限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根据最初立法的宗旨，将界限定于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之间，五品以上属于特权阶级，相当于过去的公卿大夫，其家族也可免除徭役。然而九品官人法一旦贵族化，贵族子弟几乎皆由六品官起家，六品、七品之间出现了巨大断层。自六品官起家相当于乡品二品，故六品官进而被称作“二品”，“二品以上”一词也屡被使用。
《宋书》卷十四《礼志》记载，孝武帝时期，“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同书卷十五记载，东晋成帝时，杜后崩逝，“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通典》卷十九记载，宋制允许二品以上者在遇父母之疾时，可立即去官。《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永元元年正月”条载，“诏二品清资官以上应食禄者，有二亲或祖父母年登七十，并给见钱”。上文中提及的六品与二品，意思完全相同。有时应称“六品以上”或“二品以上”也会略称为“二品”。《宋书》卷十七《礼志》载，“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二品官议者六百六十三人”。《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载，“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笔”，卷四十一《张融传》载，“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此处二品皆指二品以上，即六品官以上，“以上”二字被省略。即使如此，意思依然通顺，可见六品以上的分界已非常普遍了。若将画在五品以下的线称为官僚线，六品以下的称为贵族线，那么通过以上事实可知，官僚线在不断淡化，而贵族线则日益加深。
贵族线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使门地二品这一特权阶级成立了。这就是获得乡品二品、自六品官起家者家世的称谓，又可称士族、士类。贵族线同时意味着免除徭役的特权。当然，非士族出身却倚仗自身势力免役的人也不少。在门地二品成立之后，问题便在于是什么样的门地二品。
梁武帝的新官制根据这条贵族线，将过去九品中的六品以上分离出来，重新分为九品十八班。如此一来，过去被称为“二品以上”者就必须要用新的称呼。《梁书》卷三《武帝纪》“普通七年”记载下诏命“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卷四十七《刘昙净传》中记载，诏“士姓各举四科”。《陈书》卷六《后主纪》“太建十四年三月”条记载，“内外众官九品以上，可各荐一人”。其中“在位”“士姓”“九品以上”等词意思相同，不外乎是指新制下的所有品官。
根据贵族线，旧六品以上成为流内，将其再按照九品区分，就成了新的九品官制，而在新的九品官制中，又划分了一道官僚线。按照陈朝之制，首先三品（十三班）以上是诏授官，接下来是五品（九班）以上，礼数又不同，这可能与前代的梁朝是相同的。若南朝历史得以永续，那么新官制中画在五品以下的新官僚线应会进一步发展。然而陈朝转瞬灭亡，新官僚线的强化则由北朝实现了。（图2）
南朝经年累月才得以成熟的贵族线，在北魏以极短的时间就得以实现了。也就是说，根据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的前令制定的九品官制，似乎基本上是按照五品的官僚线来进行上下区分的。从贵族线还不明确出现这一点来讲，可以说其性质与魏晋的九品官制基本相同。但之后太和二十三年的后令的九品官制，则和前令的主旨大异，改为从六品以上切断再划分为九品。换言之，新九品制建立在南朝式的贵族线上。此后的改朝换代，虽然每次更替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九品官制一直稳居贵族线之上这一基础没有发生变化。九品官制在北朝的运用，虽然有时极为官僚制，但其基础还是贵族制度。《通典》卷十八中引用了唐朝礼部员外郎沈既济的话：
近代以来，九品之家皆不征。
是说九品以上为士，同时可以免除徭役，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自北周经隋朝至唐朝，九品官制专门用做官僚制的趋势越来越强了。九品以上视为士，但究竟是按照官僚制度的思想只承认一代的身份，还是按照贵族制的思想看作是家族特权，不同的看法会带来极大的差异。北周以来的趋势是想仅承认其为一代人的特权。但官品有一品到九品之分，因此无法采用统一标准对待。故而在五品以上切断，在五品之下划定官僚线。这虽然是在北魏时期便已出现的做法，但官僚线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日益强化。唐朝的制度是在各种情况中都要划分五品以上与六品以下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当数免役的规定。按照唐令的严格解释，五品以上的官员与其家属都可免役，六品以下的官员仅限本人免除徭役。这与当时在社会上仍保持一定势力的旧贵族阶级的观念有着明显不同，因此恐怕很难完全按照规定实行。一直以来作为士族享受特权的阶级，突然要去遵从这种令制，这是难以想象的。
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试图将五品之下的官僚线直接等同于贵族线。《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记载，李义府以成于太宗时期的《贞观氏族志》中未载自己祖先之名为耻，因此对其进行修订，将仕于唐朝五品以上者皆定为士流，收录其中，连兵卒凭借军功升至五品者也悉数编入，引得缙绅们鄙笑，唤之为“勋格”。终唐一代，官僚制与贵族制的争论从未停歇过，但大趋势逐渐向着对贵族制不利的方向发展，确实是无法阻挡的。
虽然官僚制在最终能够压倒贵族制，但这个官僚制若是原样延续了北周、隋朝以降的军阀性质官僚制，是无法赢得胜利的。官僚制自身不断发展、吸收贵族制的优点，通过自身的贵族化，才打败了旧贵族制。唐代的官僚制度中不知不觉间出现了清浊的流品区别。《唐六典》卷二“吏部”条中规定：
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
科举及任子出身者为清流，流外及视品出身的人则为非清流。而清资官，在八品为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四门助教；在七品为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詹事司直、四门博士、太学助教。与此相反，寺监丞、左右卫及金吾长史，却比中书的主书、门下的录事、尚书的都事更容易晋升。而主书、录事、都事自不必说，又比令史更容易晋升。像这样，将贵族主义的武器——流品取为己用，又通过科举制，把比起门地贵族更具有贵族特质的读书人纳入己方阵营，官僚制才能够完全打倒贵族制。同时，官僚也不仅仅是官僚，他们成为比起旧贵族更具有贵族教养的读书人官僚。
选自《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作者｜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
由三国至唐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谓处于贵族制度时代，但绝非一切现象都能以贵族制度来概括。与此同时，与贵族制对立的君主专制牢固存在，不断削弱贵族制度，努力使之转化为纯粹的官僚制。事实上，正是君主专制的存在，才使贵族制止步于贵族制。如果君权再微弱一些，那么贵族制也许会进一步发展为更加割据化的封建制度。当时的社会确实有向封建制发展的倾向。由三国至唐，封建食邑制虽然衰微却一直存在，就是一种迹象。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本质上应当出现封建制的社会，却因为君主权的强硬存在而被迫采取了贵族制这种特殊形态，这样的思路也许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一直是强大的，但也不能对此评价过高。在我们研究的贵族制时代里，必须要把与君主专制相对的贵族制度与每一位贵族区分开考虑。君主相对于每一位贵族个人，拥有绝对强势，更有着足以迫害、摧毁他们的权力。然而，消灭个别贵族，也并不意味着破坏了贵族制度。通常来说，消灭一个贵族，便会有另一个贵族补充空隙，贵族制本身并不会动摇分毫。若对贵族个体的迫害过度，连天子自身都有下台的可能。在当时的环境里君主制不可能凭个人意志一蹴而就。若是忽视这个环境，为所欲为，哪怕贵为帝王也会走向自我毁灭。必须承认，帝王的权力也有限度，在贵族制度的时代，难免会受到贵族制度的制约。当然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历史的积累而产生，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积累而继续变化。
弱小力量会被强大力量驱动，这是历史的原理。为收拾东汉末年的乱世，曹操建立了官僚军阀集团，其力量无疑是强大的。它短暂地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和建设力，却不能持久。这一集团是出色的短跑选手，不善于长跑。曹操借法家的统制建立的曹魏官僚军阀集团，一旦遇上汉代以来中国社会贵族化这一巨大潜流，转瞬间便被巨浪冲走、吞没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是曹操将在魏国摸索了二十年的方法，借汉魏革命之机扩张到全国各地而颁布的法令。其精神是纯粹官僚的，其目的在于专门考量个人的才德、选拔合适的人才，并置于最合适的官位上。即目的是选拔人才，而非选拔人才的背景。然而在当时，撇开背景考量个人是不可能的。在曹操的部将之中，李典率宗族、部曲三千余户归顺曹操，许褚也率宗族数千家归顺，他们据此才能发挥作用。蜀国的诸葛亮亦是如此。若非出自琅邪名家，想必诸葛亮对刘备而言也不会有那样大的利用价值。但把个人与其背后的宗族亲戚当作共同体来看待，就产生了贵族制度。这同时也是汉代以来数百年间的现实状况，要在曹魏二十年的历史间发生改变，本就不可能。因此九品官人法也迅速贵族化了。
最能明确体现九品官人法贵族化的事实，在于九品官制上下界限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根据最初立法的宗旨，将界限定于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之间，五品以上属于特权阶级，相当于过去的公卿大夫，其家族也可免除徭役。然而九品官人法一旦贵族化，贵族子弟几乎皆由六品官起家，六品、七品之间出现了巨大断层。自六品官起家相当于乡品二品，故六品官进而被称作“二品”，“二品以上”一词也屡被使用。
《宋书》卷十四《礼志》记载，孝武帝时期，“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同书卷十五记载，东晋成帝时，杜后崩逝，“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通典》卷十九记载，宋制允许二品以上者在遇父母之疾时，可立即去官。《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永元元年正月”条载，“诏二品清资官以上应食禄者，有二亲或祖父母年登七十，并给见钱”。上文中提及的六品与二品，意思完全相同。有时应称“六品以上”或“二品以上”也会略称为“二品”。《宋书》卷十七《礼志》载，“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二品官议者六百六十三人”。《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载，“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笔”，卷四十一《张融传》载，“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此处二品皆指二品以上，即六品官以上，“以上”二字被省略。即使如此，意思依然通顺，可见六品以上的分界已非常普遍了。若将画在五品以下的线称为官僚线，六品以下的称为贵族线，那么通过以上事实可知，官僚线在不断淡化，而贵族线则日益加深。
贵族线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使门地二品这一特权阶级成立了。这就是获得乡品二品、自六品官起家者家世的称谓，又可称士族、士类。贵族线同时意味着免除徭役的特权。当然，非士族出身却倚仗自身势力免役的人也不少。在门地二品成立之后，问题便在于是什么样的门地二品。
梁武帝的新官制根据这条贵族线，将过去九品中的六品以上分离出来，重新分为九品十八班。如此一来，过去被称为“二品以上”者就必须要用新的称呼。《梁书》卷三《武帝纪》“普通七年”记载下诏命“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卷四十七《刘昙净传》中记载，诏“士姓各举四科”。《陈书》卷六《后主纪》“太建十四年三月”条记载，“内外众官九品以上，可各荐一人”。其中“在位”“士姓”“九品以上”等词意思相同，不外乎是指新制下的所有品官。
根据贵族线，旧六品以上成为流内，将其再按照九品区分，就成了新的九品官制，而在新的九品官制中，又划分了一道官僚线。按照陈朝之制，首先三品（十三班）以上是诏授官，接下来是五品（九班）以上，礼数又不同，这可能与前代的梁朝是相同的。若南朝历史得以永续，那么新官制中画在五品以下的新官僚线应会进一步发展。然而陈朝转瞬灭亡，新官僚线的强化则由北朝实现了。（图2）
南朝经年累月才得以成熟的贵族线，在北魏以极短的时间就得以实现了。也就是说，根据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的前令制定的九品官制，似乎基本上是按照五品的官僚线来进行上下区分的。从贵族线还不明确出现这一点来讲，可以说其性质与魏晋的九品官制基本相同。但之后太和二十三年的后令的九品官制，则和前令的主旨大异，改为从六品以上切断再划分为九品。换言之，新九品制建立在南朝式的贵族线上。此后的改朝换代，虽然每次更替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九品官制一直稳居贵族线之上这一基础没有发生变化。九品官制在北朝的运用，虽然有时极为官僚制，但其基础还是贵族制度。《通典》卷十八中引用了唐朝礼部员外郎沈既济的话：
近代以来，九品之家皆不征。
是说九品以上为士，同时可以免除徭役，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自北周经隋朝至唐朝，九品官制专门用做官僚制的趋势越来越强了。九品以上视为士，但究竟是按照官僚制度的思想只承认一代的身份，还是按照贵族制的思想看作是家族特权，不同的看法会带来极大的差异。北周以来的趋势是想仅承认其为一代人的特权。但官品有一品到九品之分，因此无法采用统一标准对待。故而在五品以上切断，在五品之下划定官僚线。这虽然是在北魏时期便已出现的做法，但官僚线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日益强化。唐朝的制度是在各种情况中都要划分五品以上与六品以下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当数免役的规定。按照唐令的严格解释，五品以上的官员与其家属都可免役，六品以下的官员仅限本人免除徭役。这与当时在社会上仍保持一定势力的旧贵族阶级的观念有着明显不同，因此恐怕很难完全按照规定实行。一直以来作为士族享受特权的阶级，突然要去遵从这种令制，这是难以想象的。
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试图将五品之下的官僚线直接等同于贵族线。《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记载，李义府以成于太宗时期的《贞观氏族志》中未载自己祖先之名为耻，因此对其进行修订，将仕于唐朝五品以上者皆定为士流，收录其中，连兵卒凭借军功升至五品者也悉数编入，引得缙绅们鄙笑，唤之为“勋格”。终唐一代，官僚制与贵族制的争论从未停歇过，但大趋势逐渐向着对贵族制不利的方向发展，确实是无法阻挡的。
虽然官僚制在最终能够压倒贵族制，但这个官僚制若是原样延续了北周、隋朝以降的军阀性质官僚制，是无法赢得胜利的。官僚制自身不断发展、吸收贵族制的优点，通过自身的贵族化，才打败了旧贵族制。唐代的官僚制度中不知不觉间出现了清浊的流品区别。《唐六典》卷二“吏部”条中规定：
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
科举及任子出身者为清流，流外及视品出身的人则为非清流。而清资官，在八品为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四门助教；在七品为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詹事司直、四门博士、太学助教。与此相反，寺监丞、左右卫及金吾长史，却比中书的主书、门下的录事、尚书的都事更容易晋升。而主书、录事、都事自不必说，又比令史更容易晋升。像这样，将贵族主义的武器——流品取为己用，又通过科举制，把比起门地贵族更具有贵族特质的读书人纳入己方阵营，官僚制才能够完全打倒贵族制。同时，官僚也不仅仅是官僚，他们成为比起旧贵族更具有贵族教养的读书人官僚。
选自《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在五台山上南台之北，中台之南的金阁岭上，有一座寺庙，名叫金阁寺，除五座台顶的寺庙外，这座寺庙所处的地势最高，海拔2013米。 从台怀镇驱车前往，约半个小时左右，便能看到一座牌楼，牌楼四柱三楼，上饰琉璃瓦，斗拱密致，中高旁低，玲珑剔透，华丽美观。牌楼横额正面为“金阁浮空”四个金字，背面为“光照大千”四个金字。整个牌楼造型优美，结构精致，是五台山木构牌楼中的精品。
于金阁寺的初建和命名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 相传，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年），有一位法号叫道义的高僧来到五台山礼佛，当走到南台与中台交接处时，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道义和尚便就地而跪、叩头诵经、求佛保佑。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小沙弥来到道义和尚面前，说师父有请。于是道义和尚随沙弥一道去拜见长老。当跨入长老所在的寺院时，眼前一片辉煌，殿堂、墙壁全为金色。长老所赐茶水异香扑鼻。喝完茶，沙弥领着道义和尚参观寺庙，道义和尚被寺内的各种景色迷住了、陶醉了；待他定神再寻时，沙弥、长老、寺院及刚才眼前的一切美丽景象都没有了。只是那金碧辉煌的殿宇形象还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他这才悟到，刚刚是文殊菩萨显圣，随后，道义和尚将脑海中寺庙的形象描绘下来，献给唐玄宗。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唐玄宗并没有下旨建造这座寺院，后来，才由中国密宗的传播和密宗创始人之一的不空法师接旨修寺。
唐代宗大历年间，当时的皇帝李豫下诏，下旨命令从斯里兰卡来的三藏法师不空，按照道义和尚所留下的“金阁浮空”在五台山修建了一座寺庙。由于当时不空法师深得朝野的倾心崇奉，全国通力支持他修建寺院，上自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纷纷布施。唐代宗甚至命令全国十节度使助缘建寺，化缘僧分赴全国各地为建造金阁寺募集布施，工程历时五年。
《中国佛教》第二辑213页上记载：不空“晚年使弟子含光到五台山造金阁寺”。 在金阁寺的修建过程中，印度那烂寺纯陀法师为监工，依照经轨建造。建成后，供印度大德不空三藏居住。 这是一座融中印文化于一体的梵语花宫。当时的寺院富丽堂皇，规模宏伟，寺中金阁高达百余尺，有上、中、下三层，雕梁面栋，高耸入云。因殿顶“铸铜涂金为瓦”，“照耀山谷”，寺庙就取名为金阁寺。
不空离开五台山后，门徒高僧含光常住金阁寺弘扬密宗。之后，“会昌灭佛”、“五代兵燹”，金阁寺也就成了荒野丘墟。幸有衍法寺了用和尚发心重铸金阁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又造了一座三层七间观音大阁、铸了一尊三头四十二臂的观音塑像。
现在，寺院能看到的建筑及塑像，均是明、清、民国及当代修复和添制的。金阁寺分前后两院，殿堂楼房160多间，占地面积共达21000平方米。
走进山门，一座巍峨壮观的殿宇豁然出现在眼前，这便是前院的主体建筑：大悲殿，大悲殿内供奉着一尊高17.7米的千手观音像。铜佛通贯两层，下层铜像身旁是两尊高大的胁侍像，传说为观音的父母“妙庄王夫妇”。
观音像三头四十二臂，手执各种法器，立在殿中央，脚踏殿坛，头顶天花板，十分庄严。这尊菩萨像的里面，有一尊铜铸菩萨，外敷一层薄泥，再贴金，神态慈祥。
这是五台山最高的观世音菩萨立像，在国内也仅次于西藏日喀则和河北正定的大铜佛像。用这种手法制作的如此巨大的观音菩萨像，这不仅在五台山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前院北侧有座一字排开的建筑，下层十九眼石破窑洞、上层十九间木构建筑的楼殿，十分雄伟。下层的窑洞为僧舍，中间的一眼窑洞内砌石台阶，通向二层楼殿和后院。
楼上十九间分别为十二圆觉菩萨殿、五百罗汉殿、地藏殿、药王殿、玉皇殿、三皇殿、送子观音殿。药王是过去佛。玉泉是道教所称天上最高的神，又称玉帝。三皇指古代传说中的三个帝王，或称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为三皇，或称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由此可见，二层十九间楼殿内的塑像设置较为庞杂，已有了道教色彩。
后院立有大雄宝殿，内供三世佛，中间是娑婆世界教主释迦牟尼佛和他的弟子迦叶、阿难，两侧分别是东方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和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三世佛的两旁塑有姿态各异的十八罗汉，顶棚塑有五百罗汉像，十分精美壮观、震撼人心。
与此同时，金阁寺还矗立着一座含空大和尚的肉身塔，含空大和尚是当代金阁寺的第一代和尚。
金阁寺各殿中塑像共有1000多尊，是五台山佛教塑像最多的寺院。这里以其悠久的历史，高大的殿宇塑像，在五台山众多寺庙中独树一帜。[good]#五台山##佛法看世间##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遇见艺术# https://t.cn/z85vfc5
于金阁寺的初建和命名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 相传，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年），有一位法号叫道义的高僧来到五台山礼佛，当走到南台与中台交接处时，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道义和尚便就地而跪、叩头诵经、求佛保佑。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小沙弥来到道义和尚面前，说师父有请。于是道义和尚随沙弥一道去拜见长老。当跨入长老所在的寺院时，眼前一片辉煌，殿堂、墙壁全为金色。长老所赐茶水异香扑鼻。喝完茶，沙弥领着道义和尚参观寺庙，道义和尚被寺内的各种景色迷住了、陶醉了；待他定神再寻时，沙弥、长老、寺院及刚才眼前的一切美丽景象都没有了。只是那金碧辉煌的殿宇形象还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他这才悟到，刚刚是文殊菩萨显圣，随后，道义和尚将脑海中寺庙的形象描绘下来，献给唐玄宗。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唐玄宗并没有下旨建造这座寺院，后来，才由中国密宗的传播和密宗创始人之一的不空法师接旨修寺。
唐代宗大历年间，当时的皇帝李豫下诏，下旨命令从斯里兰卡来的三藏法师不空，按照道义和尚所留下的“金阁浮空”在五台山修建了一座寺庙。由于当时不空法师深得朝野的倾心崇奉，全国通力支持他修建寺院，上自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纷纷布施。唐代宗甚至命令全国十节度使助缘建寺，化缘僧分赴全国各地为建造金阁寺募集布施，工程历时五年。
《中国佛教》第二辑213页上记载：不空“晚年使弟子含光到五台山造金阁寺”。 在金阁寺的修建过程中，印度那烂寺纯陀法师为监工，依照经轨建造。建成后，供印度大德不空三藏居住。 这是一座融中印文化于一体的梵语花宫。当时的寺院富丽堂皇，规模宏伟，寺中金阁高达百余尺，有上、中、下三层，雕梁面栋，高耸入云。因殿顶“铸铜涂金为瓦”，“照耀山谷”，寺庙就取名为金阁寺。
不空离开五台山后，门徒高僧含光常住金阁寺弘扬密宗。之后，“会昌灭佛”、“五代兵燹”，金阁寺也就成了荒野丘墟。幸有衍法寺了用和尚发心重铸金阁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又造了一座三层七间观音大阁、铸了一尊三头四十二臂的观音塑像。
现在，寺院能看到的建筑及塑像，均是明、清、民国及当代修复和添制的。金阁寺分前后两院，殿堂楼房160多间，占地面积共达21000平方米。
走进山门，一座巍峨壮观的殿宇豁然出现在眼前，这便是前院的主体建筑：大悲殿，大悲殿内供奉着一尊高17.7米的千手观音像。铜佛通贯两层，下层铜像身旁是两尊高大的胁侍像，传说为观音的父母“妙庄王夫妇”。
观音像三头四十二臂，手执各种法器，立在殿中央，脚踏殿坛，头顶天花板，十分庄严。这尊菩萨像的里面，有一尊铜铸菩萨，外敷一层薄泥，再贴金，神态慈祥。
这是五台山最高的观世音菩萨立像，在国内也仅次于西藏日喀则和河北正定的大铜佛像。用这种手法制作的如此巨大的观音菩萨像，这不仅在五台山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前院北侧有座一字排开的建筑，下层十九眼石破窑洞、上层十九间木构建筑的楼殿，十分雄伟。下层的窑洞为僧舍，中间的一眼窑洞内砌石台阶，通向二层楼殿和后院。
楼上十九间分别为十二圆觉菩萨殿、五百罗汉殿、地藏殿、药王殿、玉皇殿、三皇殿、送子观音殿。药王是过去佛。玉泉是道教所称天上最高的神，又称玉帝。三皇指古代传说中的三个帝王，或称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为三皇，或称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由此可见，二层十九间楼殿内的塑像设置较为庞杂，已有了道教色彩。
后院立有大雄宝殿，内供三世佛，中间是娑婆世界教主释迦牟尼佛和他的弟子迦叶、阿难，两侧分别是东方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和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三世佛的两旁塑有姿态各异的十八罗汉，顶棚塑有五百罗汉像，十分精美壮观、震撼人心。
与此同时，金阁寺还矗立着一座含空大和尚的肉身塔，含空大和尚是当代金阁寺的第一代和尚。
金阁寺各殿中塑像共有1000多尊，是五台山佛教塑像最多的寺院。这里以其悠久的历史，高大的殿宇塑像，在五台山众多寺庙中独树一帜。[good]#五台山##佛法看世间##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遇见艺术# https://t.cn/z85vfc5
#辽宁记忆# 老照片中看盛京城墙的变化
原创 陈赫 辽宁记忆
作为一个沈阳历史的爱好者和宣传沈阳历史的文保志愿者，出于对沈阳城历史的喜欢和热爱，为了便于研究和发现沈阳的历史遗迹我会经常在网上收集一些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的沈阳老照片或者是明信片，闲暇无事的时候就看看这些老图片，来回忆一下当年盛京城的样子，通过这些图片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沈阳古城的历史变化。
沈阳有城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从战国时代到明清各时期在沈阳都有城市的痕迹，由于漫长的历史很多古城遗址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无从看到他们当年的样子，但是明清城墙的历史遗迹现在还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另外就是还有很多老图片记录下了当年盛京城的模样。
天命十年（1625），后金汗努尔哈赤把国都从辽阳迁都到沈阳，他就在明代的镇边门里选址建筑了自己的寝宫---汗王宫，直到次年八月他离世他一直住在这里，由于后金时期战事不断，努尔哈赤在沈阳只是修建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大政殿和十王亭等建筑并没有对沈阳城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和改造，真正改造沈阳城的人是努尔哈赤的继任者清代第一个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根据明朝时辽东地方史志的记载，明代沈阳中卫城的城墙周长9里30步（1里相当于360步，1步相当于5尺），高2丈5尺，城墙外有两道护城河，均为3丈宽、8尺深，共有四座城门，东为永宁门，南为保安门，西为永昌门，北为安定门（万历年间改为镇边门）。据《沈阳县志》记载“天聪五年增拓其制”，从天聪二年开始经过三年的改造，沈阳城有了很大的变化改造后的沈阳城城市街道由十字形变成丼字型街道，改四门为八门，八门外设有瓮城，瓮城上各开两座城门，改建完的城墙比明代的时候增高了1丈，厚度也相应增加为1丈8尺，而且内外表面都用砖石砌筑，与以前比更结实高大，且整齐美观。
新城墙周长9里332步，四面设了651个防御垛口，城外原有的两道护城河合为一道，加宽至14丈5尺，周长10里204步。在城墙的4个转弯处，还各建有一座角楼。八座城门分别为德盛（大南门）、福胜（大北门）、天佑（小南门）、地载（小北门）、抚近（大东门）、怀远（大西门）、内治（小东门）、外攘（小西门）。这些名称分别用砖石雕刻成满文和汉文的门额，镶嵌在城门内外和瓮城券洞的上方。沈阳城具有了都城的规模和形制。
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尊沈阳城为“天眷盛京”，此时沈阳又有一个新的名字---盛京。在清朝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由于盛京城是大清陪都，历朝皇帝对盛京城的的修缮非常重视，康熙二十一年、三十二年、五十四年、乾隆四年、十八年、二十八年、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四十三年多次重修盛京城。使得盛京城变得更加宏伟壮观，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清政府已经无力顾及盛京城的维护修缮了，盛京古城的城墙开始慢慢的破败。
通过以上的介绍大家了解了盛京城的来龙去脉，盛京城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消失呢？盛京城真的是从民国年间开始消失的吗？我们通过一些图片可以了解到，其实从清末盛京城的部分就已经开始消失了，这个观点也仅是我从图片上看到的一些现象和一些地方志书中的记载自己的分析，如有不实之处还望各位老师包涵原谅，首先我们看一张图片。
盛京城从1884年左右就开始有图片的记载了，那个时候的盛京城还是保存完好的，但是到了光绪末年，由于战争的原因盛京城开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拍摄的内治门角度是从内向外拍摄的一张图片。
这两张图片一个是在地面拍摄一个是在城墙上拍摄，图一左侧的建筑在图二右下角能够看到，做一下对比就是知道了这条街道就是现在的中街小东门附近，也就是内治门附近。在图一这张图片中我们看不到高大的城门和城楼，只是看见一堵城墙，城门和城楼哪里去了？通过查阅史料我发现在《沈阳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光绪末年抚近门、内治门、关门皆摧圮，今仅存瓮城”（《沈阳县志》卷一 二十七）
通过这段文字的描述，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这张图片中没有了城门和城楼，原来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俄两国为争夺东北的利益在辽南地区发生一场战争，史称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的战火蔓延到了盛京城，“日军攻城前先用排炮猛轰城垣，轰毁了几座城楼、角楼将西南城炸开大豁口成为攻城的突击点”（《沈阳通史》近代卷117页）盛京城的城门开始消失了，也拉开了盛京城慢慢消失的帷幕，资料没有记载内治门这些城门何时又复建了，在1925年的图片中我们又看到了内治门。
城楼从三层变成了一层，我觉得民国政府不一定会修复内治等城门，应该是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出资修建的，但目前还没有准确的资料记载，到了民国年间，由于人口的增加，交通工具的变化，城门和一些历史建筑逐渐成为了城市发展的阻碍，“大西门于1929年2月改造辟宽，拆除了大西门的城门楼和部分瓮城城墙”《盛京古城影像》21页，除了文字的描述，我们也可以通过通篇来证明历史，这是一张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图片，日军通过城门的图片。
从图片中看这里也没有城门和城楼了红框处就是缺失的城门，再用图片中路灯进行对比，初步判断应该是大西门，这也就证明了1927年大西门拆除以后只剩下瓮城，由于大西门是城里通往奉天商埠地和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必经之地，很多汽车不便通过，所以政府率先拆除大西城门，（有的资料记载拆除大西城门的同时大东城门也被拆除了，这个有待于考证），1931年经省政府同意拆除位于四平街两端的钟鼓楼。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伪满洲国政权，日伪当局在1936年拆毁大西门剩余的瓮圈，在城市整体发展规划的框架下，又从1941年起部分实施了“奉天城墙拆除五年计划”。
盛京城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消失了，其实一直到建国初期沈阳城并没有完全消失，1950年12月政府开始拆除城门，当时一共拆除五座城门，大南门、小南门、大北门、小东门、小西门，1957年拆除小北门（资料来源《沈河区志》历史大事记2页）
盛京城的这八座城门在建国初的几年间彻底消失了，城墙在这以后也开始拆除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沈阳城城墙也基本消失，只保留城北东北角西北角和小北门附近一段城墙，上世纪九十年代，沈阳城东北角城墙遗址拆除，2000年左右小北门地区改造，这段墙体只保留一面残墙，2001年西北角楼遗址修缮工作完成。
三百多年的盛京城最后只保留下一段残墙和一座复原的角楼，现在这段残墙和角楼被沈阳市文物局定为沈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曾经的盛京城留下了一些痕迹。
感谢荆绍福老师提供的资料部分
图片来源于《盛京古城影像》一书、辽宁省图书馆馆藏图片以及网络
文字资料：《沈河区志》、《沈阳县志》、《沈阳影像》、《沈阳通史》、《沈河区胜迹荟踪》等资料。
原创 陈赫 辽宁记忆
作为一个沈阳历史的爱好者和宣传沈阳历史的文保志愿者，出于对沈阳城历史的喜欢和热爱，为了便于研究和发现沈阳的历史遗迹我会经常在网上收集一些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的沈阳老照片或者是明信片，闲暇无事的时候就看看这些老图片，来回忆一下当年盛京城的样子，通过这些图片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沈阳古城的历史变化。
沈阳有城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从战国时代到明清各时期在沈阳都有城市的痕迹，由于漫长的历史很多古城遗址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无从看到他们当年的样子，但是明清城墙的历史遗迹现在还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另外就是还有很多老图片记录下了当年盛京城的模样。
天命十年（1625），后金汗努尔哈赤把国都从辽阳迁都到沈阳，他就在明代的镇边门里选址建筑了自己的寝宫---汗王宫，直到次年八月他离世他一直住在这里，由于后金时期战事不断，努尔哈赤在沈阳只是修建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大政殿和十王亭等建筑并没有对沈阳城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和改造，真正改造沈阳城的人是努尔哈赤的继任者清代第一个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根据明朝时辽东地方史志的记载，明代沈阳中卫城的城墙周长9里30步（1里相当于360步，1步相当于5尺），高2丈5尺，城墙外有两道护城河，均为3丈宽、8尺深，共有四座城门，东为永宁门，南为保安门，西为永昌门，北为安定门（万历年间改为镇边门）。据《沈阳县志》记载“天聪五年增拓其制”，从天聪二年开始经过三年的改造，沈阳城有了很大的变化改造后的沈阳城城市街道由十字形变成丼字型街道，改四门为八门，八门外设有瓮城，瓮城上各开两座城门，改建完的城墙比明代的时候增高了1丈，厚度也相应增加为1丈8尺，而且内外表面都用砖石砌筑，与以前比更结实高大，且整齐美观。
新城墙周长9里332步，四面设了651个防御垛口，城外原有的两道护城河合为一道，加宽至14丈5尺，周长10里204步。在城墙的4个转弯处，还各建有一座角楼。八座城门分别为德盛（大南门）、福胜（大北门）、天佑（小南门）、地载（小北门）、抚近（大东门）、怀远（大西门）、内治（小东门）、外攘（小西门）。这些名称分别用砖石雕刻成满文和汉文的门额，镶嵌在城门内外和瓮城券洞的上方。沈阳城具有了都城的规模和形制。
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尊沈阳城为“天眷盛京”，此时沈阳又有一个新的名字---盛京。在清朝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由于盛京城是大清陪都，历朝皇帝对盛京城的的修缮非常重视，康熙二十一年、三十二年、五十四年、乾隆四年、十八年、二十八年、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四十三年多次重修盛京城。使得盛京城变得更加宏伟壮观，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清政府已经无力顾及盛京城的维护修缮了，盛京古城的城墙开始慢慢的破败。
通过以上的介绍大家了解了盛京城的来龙去脉，盛京城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消失呢？盛京城真的是从民国年间开始消失的吗？我们通过一些图片可以了解到，其实从清末盛京城的部分就已经开始消失了，这个观点也仅是我从图片上看到的一些现象和一些地方志书中的记载自己的分析，如有不实之处还望各位老师包涵原谅，首先我们看一张图片。
盛京城从1884年左右就开始有图片的记载了，那个时候的盛京城还是保存完好的，但是到了光绪末年，由于战争的原因盛京城开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拍摄的内治门角度是从内向外拍摄的一张图片。
这两张图片一个是在地面拍摄一个是在城墙上拍摄，图一左侧的建筑在图二右下角能够看到，做一下对比就是知道了这条街道就是现在的中街小东门附近，也就是内治门附近。在图一这张图片中我们看不到高大的城门和城楼，只是看见一堵城墙，城门和城楼哪里去了？通过查阅史料我发现在《沈阳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光绪末年抚近门、内治门、关门皆摧圮，今仅存瓮城”（《沈阳县志》卷一 二十七）
通过这段文字的描述，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这张图片中没有了城门和城楼，原来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俄两国为争夺东北的利益在辽南地区发生一场战争，史称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的战火蔓延到了盛京城，“日军攻城前先用排炮猛轰城垣，轰毁了几座城楼、角楼将西南城炸开大豁口成为攻城的突击点”（《沈阳通史》近代卷117页）盛京城的城门开始消失了，也拉开了盛京城慢慢消失的帷幕，资料没有记载内治门这些城门何时又复建了，在1925年的图片中我们又看到了内治门。
城楼从三层变成了一层，我觉得民国政府不一定会修复内治等城门，应该是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出资修建的，但目前还没有准确的资料记载，到了民国年间，由于人口的增加，交通工具的变化，城门和一些历史建筑逐渐成为了城市发展的阻碍，“大西门于1929年2月改造辟宽，拆除了大西门的城门楼和部分瓮城城墙”《盛京古城影像》21页，除了文字的描述，我们也可以通过通篇来证明历史，这是一张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图片，日军通过城门的图片。
从图片中看这里也没有城门和城楼了红框处就是缺失的城门，再用图片中路灯进行对比，初步判断应该是大西门，这也就证明了1927年大西门拆除以后只剩下瓮城，由于大西门是城里通往奉天商埠地和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必经之地，很多汽车不便通过，所以政府率先拆除大西城门，（有的资料记载拆除大西城门的同时大东城门也被拆除了，这个有待于考证），1931年经省政府同意拆除位于四平街两端的钟鼓楼。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伪满洲国政权，日伪当局在1936年拆毁大西门剩余的瓮圈，在城市整体发展规划的框架下，又从1941年起部分实施了“奉天城墙拆除五年计划”。
盛京城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消失了，其实一直到建国初期沈阳城并没有完全消失，1950年12月政府开始拆除城门，当时一共拆除五座城门，大南门、小南门、大北门、小东门、小西门，1957年拆除小北门（资料来源《沈河区志》历史大事记2页）
盛京城的这八座城门在建国初的几年间彻底消失了，城墙在这以后也开始拆除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沈阳城城墙也基本消失，只保留城北东北角西北角和小北门附近一段城墙，上世纪九十年代，沈阳城东北角城墙遗址拆除，2000年左右小北门地区改造，这段墙体只保留一面残墙，2001年西北角楼遗址修缮工作完成。
三百多年的盛京城最后只保留下一段残墙和一座复原的角楼，现在这段残墙和角楼被沈阳市文物局定为沈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曾经的盛京城留下了一些痕迹。
感谢荆绍福老师提供的资料部分
图片来源于《盛京古城影像》一书、辽宁省图书馆馆藏图片以及网络
文字资料：《沈河区志》、《沈阳县志》、《沈阳影像》、《沈阳通史》、《沈河区胜迹荟踪》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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