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社会对于爱的解释都是单指狭义的爱情，且不过是为了逻辑自洽的科学解释而解释。
真正的爱应该是不需要证实，也无法被证实，不是蠢蠢欲动的贪念，更不是纯粹的多巴胺分泌的产物。就是纯然的觉得对方的存在是一种美好。既不会想要占有他/她，也不会想要和他/她有亲密关系，更无所谓与他/她之间的交流形式。因为对方的存在而变得无畏，世界仿佛永远有光，你也因此变得更加柔软。
真正的爱就像无法被证实的自由意志一样。
我相信都会存在。
真正的爱应该是不需要证实，也无法被证实，不是蠢蠢欲动的贪念，更不是纯粹的多巴胺分泌的产物。就是纯然的觉得对方的存在是一种美好。既不会想要占有他/她，也不会想要和他/她有亲密关系，更无所谓与他/她之间的交流形式。因为对方的存在而变得无畏，世界仿佛永远有光，你也因此变得更加柔软。
真正的爱就像无法被证实的自由意志一样。
我相信都会存在。
走出焚书坑儒的迷雾[挖鼻][挖鼻][围观][围观]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公案，常被缺乏历史常识的外行大作文章。在只为稻梁谋的俗儒眼中，历史是可以被巧言解构的，在这种语言环境之中，儒生成了受难者的代名词；与之对立的激进说法，则认为秦始皇所坑杀的所谓儒生，不过是一群抗上的术士，秦始皇坑杀术士的事情是真实的，但这些人是术士而不是儒生。
上述两种说法，都是偏颇的。关于这个问题，仔细阅读《史记》的话，至少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蹊跷。但读者能不能悟出这些蹊跷里的内在玄机，就要看个人的根器了。在笔者看来，钱穆先生的《秦汉史》，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圆满的解释。
焚书，缘自秦兼并六国之后的禁令。这则禁令的陈奏者，是廷尉李斯。禁令所列出的焚书原则是：在史官修撰的史书之中，秦纪保留，其他则要烧毁。诗书百家之语，如果属于博士的治学的官学范畴则保留，此外全烧。也就是说，秦史和秦廷博士的官学书目，是不受波及的。此外，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技术书籍，均不在焚禁之列。秦廷焚书的主要对象，是关东六国的史书。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撰写《国史大纲》的时候，是有所感触的，西汉编辑的《战国策》其史料意义并不很严肃，里面充斥着不少策士的夸张之言。
焚书，是当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管制，对于以古非今和偶语诗书之人，要遭到弃市的酷刑处死。而谈论百家学说，并不在禁令之列。根据当时的法令，当禁书令颁布三十日以后，如果还有私自藏书者，要被黥为城旦。之所以对诗书严加禁止，是因为诗书这类古典学术，历来有“法先王”的传统，善治诗书之人，难免会出于自己的学术知见，而讥讽秦廷的现实活动。秦廷对于百家学说，虽不能说抱有多大的宽容，但至少并未严加禁止。私家藏书的事情，在当时是存在的，说秦廷焚书，致使民间书目荡然遽尽，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有失客观的意见。原因在于诗书古籍，虽在秦廷的严禁之列，但诗书古本在当时并不算是流传广泛的文本，一举查抄，谈何容易？秦焚书，使诗书古文断绝，这种断绝一来是学者学会了保持缄默，二来是因为诗书古文的传承，并不是一门显赫的学问。秦廷对于诸子百家之书的态度，西汉以来的学者就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秦之焚书并不波及诸子。
坑儒一事，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也就是焚书事件的后一年。当时有侯生、卢生二人，为秦始皇求仙药。侯生、卢生私下议论，似秦始皇这样贪恋权势之人，不足以慕修方仙之术，于是二人一同隐匿了形迹。侯生、卢生亡匿事件，给秦始皇最大的触动，并不是方士对他的欺瞒，但二人的亡去，也确实牵连出了秦始皇对之前徐巿出海求药而无所得的不满。秦始皇之前对方士的态度，是相对容忍的，即便方士对自己有所欺诈，在查明其并无真本事之后，直接驱逐也就是了。侯生、卢生真正触怒秦始皇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于皇帝的暗自诽谤，以及妖言惑众，以乱黔首。
焚书之目的，在于禁绝以古非今；坑儒之目的，在于严惩妖言谤上。从这两件事情的联系上看，焚书坑儒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侯生、卢生是方士不假，但坑儒事件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位学者，并非都是侯生、卢生这样的方士，因为当时只要犯有“诽谤上”和“妖言以乱黔首”的任何一项罪过，就会面临坑杀的处罚。因此钱穆先生才说“后世乃谓，秦廷所坑尽属术士，亦失其真。”
坑儒事件，还存在有后续的连带惩罚。因坑儒是为使天下不再有妖言诽上之人，秦廷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位学者，仅限于咸阳范围之内。天下之大，诽谤上意之人，一时不能尽惩罚，于是秦廷在后续的惩治之中，采用了发谪戍边的刑罚手段，钱穆先生据此说到“故坑者四百六十余人，而谪者尚不知其几许。以秦之贪欲刑罚，恐其数当甚巨。且亦不限于咸阳，政令所及，当遍全国也。”为什么钱先生以为，在坑儒和后续的谪戍刑罚中，所惩处的不尽是方士？是由于当时的皇长子扶苏，向秦始皇谏言中称：秦始皇重法惩治的犯人之中，有不少是“诵法孔子”的学者，秦廷对学者们的严峻，使天下有所不安。因此才说，坑儒事件并不是秦始皇单纯的报复方士，因为诵法孔子、偶语诗书的学者，是以儒者为主体的，儒者受此事件的波及惩处，是毋庸置疑的。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的历史争议，但仅凭这项争议，就否定秦始皇的成就，也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秦始皇不论在兼并六国之前，还是统一天下之后，都在努力实施兴业富民的理念，秦廷对于盐、铁、冶炼、牧马等工商从业者，有其开明的一面。秦始皇曾亲自鼓励善营畜牧业的乌氏倮，还曾为经营丹穴的产业而致富巴蜀寡妇清，筑女怀清台以彰显她的事功。钱穆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特别提及了秦始皇广泛容纳百家学术的事例，博士这项官职在秦代并不为儒生所独享，秦始皇的富民理念，并不是完全依从商君之法，而是融入了儒家的仁厚理念和管子的富强思想。但富民理念的实施成型，并不是理想中那样容易，加之秦始皇晚年愈发多疑鸷酷，秦代严苛的力役和秦吏对六国之民缺乏敬意的驱使折辱，使秦代无法在兼并六国的不朽事功之后，完成兴业富民的殷德。#历史#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公案，常被缺乏历史常识的外行大作文章。在只为稻梁谋的俗儒眼中，历史是可以被巧言解构的，在这种语言环境之中，儒生成了受难者的代名词；与之对立的激进说法，则认为秦始皇所坑杀的所谓儒生，不过是一群抗上的术士，秦始皇坑杀术士的事情是真实的，但这些人是术士而不是儒生。
上述两种说法，都是偏颇的。关于这个问题，仔细阅读《史记》的话，至少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蹊跷。但读者能不能悟出这些蹊跷里的内在玄机，就要看个人的根器了。在笔者看来，钱穆先生的《秦汉史》，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圆满的解释。
焚书，缘自秦兼并六国之后的禁令。这则禁令的陈奏者，是廷尉李斯。禁令所列出的焚书原则是：在史官修撰的史书之中，秦纪保留，其他则要烧毁。诗书百家之语，如果属于博士的治学的官学范畴则保留，此外全烧。也就是说，秦史和秦廷博士的官学书目，是不受波及的。此外，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技术书籍，均不在焚禁之列。秦廷焚书的主要对象，是关东六国的史书。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撰写《国史大纲》的时候，是有所感触的，西汉编辑的《战国策》其史料意义并不很严肃，里面充斥着不少策士的夸张之言。
焚书，是当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管制，对于以古非今和偶语诗书之人，要遭到弃市的酷刑处死。而谈论百家学说，并不在禁令之列。根据当时的法令，当禁书令颁布三十日以后，如果还有私自藏书者，要被黥为城旦。之所以对诗书严加禁止，是因为诗书这类古典学术，历来有“法先王”的传统，善治诗书之人，难免会出于自己的学术知见，而讥讽秦廷的现实活动。秦廷对于百家学说，虽不能说抱有多大的宽容，但至少并未严加禁止。私家藏书的事情，在当时是存在的，说秦廷焚书，致使民间书目荡然遽尽，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有失客观的意见。原因在于诗书古籍，虽在秦廷的严禁之列，但诗书古本在当时并不算是流传广泛的文本，一举查抄，谈何容易？秦焚书，使诗书古文断绝，这种断绝一来是学者学会了保持缄默，二来是因为诗书古文的传承，并不是一门显赫的学问。秦廷对于诸子百家之书的态度，西汉以来的学者就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秦之焚书并不波及诸子。
坑儒一事，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也就是焚书事件的后一年。当时有侯生、卢生二人，为秦始皇求仙药。侯生、卢生私下议论，似秦始皇这样贪恋权势之人，不足以慕修方仙之术，于是二人一同隐匿了形迹。侯生、卢生亡匿事件，给秦始皇最大的触动，并不是方士对他的欺瞒，但二人的亡去，也确实牵连出了秦始皇对之前徐巿出海求药而无所得的不满。秦始皇之前对方士的态度，是相对容忍的，即便方士对自己有所欺诈，在查明其并无真本事之后，直接驱逐也就是了。侯生、卢生真正触怒秦始皇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于皇帝的暗自诽谤，以及妖言惑众，以乱黔首。
焚书之目的，在于禁绝以古非今；坑儒之目的，在于严惩妖言谤上。从这两件事情的联系上看，焚书坑儒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侯生、卢生是方士不假，但坑儒事件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位学者，并非都是侯生、卢生这样的方士，因为当时只要犯有“诽谤上”和“妖言以乱黔首”的任何一项罪过，就会面临坑杀的处罚。因此钱穆先生才说“后世乃谓，秦廷所坑尽属术士，亦失其真。”
坑儒事件，还存在有后续的连带惩罚。因坑儒是为使天下不再有妖言诽上之人，秦廷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位学者，仅限于咸阳范围之内。天下之大，诽谤上意之人，一时不能尽惩罚，于是秦廷在后续的惩治之中，采用了发谪戍边的刑罚手段，钱穆先生据此说到“故坑者四百六十余人，而谪者尚不知其几许。以秦之贪欲刑罚，恐其数当甚巨。且亦不限于咸阳，政令所及，当遍全国也。”为什么钱先生以为，在坑儒和后续的谪戍刑罚中，所惩处的不尽是方士？是由于当时的皇长子扶苏，向秦始皇谏言中称：秦始皇重法惩治的犯人之中，有不少是“诵法孔子”的学者，秦廷对学者们的严峻，使天下有所不安。因此才说，坑儒事件并不是秦始皇单纯的报复方士，因为诵法孔子、偶语诗书的学者，是以儒者为主体的，儒者受此事件的波及惩处，是毋庸置疑的。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的历史争议，但仅凭这项争议，就否定秦始皇的成就，也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秦始皇不论在兼并六国之前，还是统一天下之后，都在努力实施兴业富民的理念，秦廷对于盐、铁、冶炼、牧马等工商从业者，有其开明的一面。秦始皇曾亲自鼓励善营畜牧业的乌氏倮，还曾为经营丹穴的产业而致富巴蜀寡妇清，筑女怀清台以彰显她的事功。钱穆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特别提及了秦始皇广泛容纳百家学术的事例，博士这项官职在秦代并不为儒生所独享，秦始皇的富民理念，并不是完全依从商君之法，而是融入了儒家的仁厚理念和管子的富强思想。但富民理念的实施成型，并不是理想中那样容易，加之秦始皇晚年愈发多疑鸷酷，秦代严苛的力役和秦吏对六国之民缺乏敬意的驱使折辱，使秦代无法在兼并六国的不朽事功之后，完成兴业富民的殷德。#历史#
走出焚书坑儒的迷雾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公案，常被缺乏历史常识的外行大作文章。在只为稻梁谋的俗儒眼中，历史是可以被巧言解构的，在这种语言环境之中，儒生成了受难者的代名词；与之对立的激进说法，则认为秦始皇所坑杀的所谓儒生，不过是一群抗上的术士，秦始皇坑杀术士的事情是真实的，但这些人是术士而不是儒生。
上述两种说法，都是偏颇的。关于这个问题，仔细阅读《史记》的话，至少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蹊跷。但读者能不能悟出这些蹊跷里的内在玄机，就要看个人的根器了。在笔者看来，钱穆先生的《秦汉史》，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圆满的解释。
焚书，缘自秦兼并六国之后的禁令。这则禁令的陈奏者，是廷尉李斯。禁令所列出的焚书原则是：在史官修撰的史书之中，秦纪保留，其他则要烧毁。诗书百家之语，如果属于博士的治学的官学范畴则保留，此外全烧。也就是说，秦史和秦廷博士的官学书目，是不受波及的。此外，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技术书籍，均不在焚禁之列。秦廷焚书的主要对象，是关东六国的史书。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撰写《国史大纲》的时候，是有所感触的，西汉编辑的《战国策》其史料意义并不很严肃，里面充斥着不少策士的夸张之言。
焚书，是当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管制，对于以古非今和偶语诗书之人，要遭到弃市的酷刑处死。而谈论百家学说，并不在禁令之列。根据当时的法令，当禁书令颁布三十日以后，如果还有私自藏书者，要被黥为城旦。之所以对诗书严加禁止，是因为诗书这类古典学术，历来有“法先王”的传统，善治诗书之人，难免会出于自己的学术知见，而讥讽秦廷的现实活动。秦廷对于百家学说，虽不能说抱有多大的宽容，但至少并未严加禁止。私家藏书的事情，在当时是存在的，说秦廷焚书，致使民间书目荡然遽尽，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有失客观的意见。原因在于诗书古籍，虽在秦廷的严禁之列，但诗书古本在当时并不算是流传广泛的文本，一举查抄，谈何容易？秦焚书，使诗书古文断绝，这种断绝一来是学者学会了保持缄默，二来是因为诗书古文的传承，并不是一门显赫的学问。秦廷对于诸子百家之书的态度，西汉以来的学者就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秦之焚书并不波及诸子。
坑儒一事，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也就是焚书事件的后一年。当时有侯生、卢生二人，为秦始皇求仙药。侯生、卢生私下议论，似秦始皇这样贪恋权势之人，不足以慕修方仙之术，于是二人一同隐匿了形迹。侯生、卢生亡匿事件，给秦始皇最大的触动，并不是方士对他的欺瞒，但二人的亡去，也确实牵连出了秦始皇对之前徐巿出海求药而无所得的不满。秦始皇之前对方士的态度，是相对容忍的，即便方士对自己有所欺诈，在查明其并无真本事之后，直接驱逐也就是了。侯生、卢生真正触怒秦始皇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于皇帝的暗自诽谤，以及妖言惑众，以乱黔首。
焚书之目的，在于禁绝以古非今；坑儒之目的，在于严惩妖言谤上。从这两件事情的联系上看，焚书坑儒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侯生、卢生是方士不假，但坑儒事件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位学者，并非都是侯生、卢生这样的方士，因为当时只要犯有“诽谤上”和“妖言以乱黔首”的任何一项罪过，就会面临坑杀的处罚。因此钱穆先生才说“后世乃谓，秦廷所坑尽属术士，亦失其真。”
坑儒事件，还存在有后续的连带惩罚。因坑儒是为使天下不再有妖言诽上之人，秦廷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位学者，仅限于咸阳范围之内。天下之大，诽谤上意之人，一时不能尽惩罚，于是秦廷在后续的惩治之中，采用了发谪戍边的刑罚手段，钱穆先生据此说到“故坑者四百六十余人，而谪者尚不知其几许。以秦之贪欲刑罚，恐其数当甚巨。且亦不限于咸阳，政令所及，当遍全国也。”为什么钱先生以为，在坑儒和后续的谪戍刑罚中，所惩处的不尽是方士？是由于当时的皇长子扶苏，向秦始皇谏言中称：秦始皇重法惩治的犯人之中，有不少是“诵法孔子”的学者，秦廷对学者们的严峻，使天下有所不安。因此才说，坑儒事件并不是秦始皇单纯的报复方士，因为诵法孔子、偶语诗书的学者，是以儒者为主体的，儒者受此事件的波及惩处，是毋庸置疑的。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的历史争议，但仅凭这项争议，就否定秦始皇的成就，也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秦始皇不论在兼并六国之前，还是统一天下之后，都在努力实施兴业富民的理念，秦廷对于盐、铁、冶炼、牧马等工商从业者，有其开明的一面。秦始皇曾亲自鼓励善营畜牧业的乌氏倮，还曾为经营丹穴的产业而致富巴蜀寡妇清，筑女怀清台以彰显她的事功。钱穆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特别提及了秦始皇广泛容纳百家学术的事例，博士这项官职在秦代并不为儒生所独享，秦始皇的富民理念，并不是完全依从商君之法，而是融入了儒家的仁厚理念和管子的富强思想。但富民理念的实施成型，并不是理想中那样容易，加之秦始皇晚年愈发多疑鸷酷，秦代严苛的力役和秦吏对六国之民缺乏敬意的驱使折辱，使秦代无法在兼并六国的不朽事功之后，完成兴业富民的殷德。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公案，常被缺乏历史常识的外行大作文章。在只为稻梁谋的俗儒眼中，历史是可以被巧言解构的，在这种语言环境之中，儒生成了受难者的代名词；与之对立的激进说法，则认为秦始皇所坑杀的所谓儒生，不过是一群抗上的术士，秦始皇坑杀术士的事情是真实的，但这些人是术士而不是儒生。
上述两种说法，都是偏颇的。关于这个问题，仔细阅读《史记》的话，至少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蹊跷。但读者能不能悟出这些蹊跷里的内在玄机，就要看个人的根器了。在笔者看来，钱穆先生的《秦汉史》，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圆满的解释。
焚书，缘自秦兼并六国之后的禁令。这则禁令的陈奏者，是廷尉李斯。禁令所列出的焚书原则是：在史官修撰的史书之中，秦纪保留，其他则要烧毁。诗书百家之语，如果属于博士的治学的官学范畴则保留，此外全烧。也就是说，秦史和秦廷博士的官学书目，是不受波及的。此外，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技术书籍，均不在焚禁之列。秦廷焚书的主要对象，是关东六国的史书。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撰写《国史大纲》的时候，是有所感触的，西汉编辑的《战国策》其史料意义并不很严肃，里面充斥着不少策士的夸张之言。
焚书，是当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管制，对于以古非今和偶语诗书之人，要遭到弃市的酷刑处死。而谈论百家学说，并不在禁令之列。根据当时的法令，当禁书令颁布三十日以后，如果还有私自藏书者，要被黥为城旦。之所以对诗书严加禁止，是因为诗书这类古典学术，历来有“法先王”的传统，善治诗书之人，难免会出于自己的学术知见，而讥讽秦廷的现实活动。秦廷对于百家学说，虽不能说抱有多大的宽容，但至少并未严加禁止。私家藏书的事情，在当时是存在的，说秦廷焚书，致使民间书目荡然遽尽，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有失客观的意见。原因在于诗书古籍，虽在秦廷的严禁之列，但诗书古本在当时并不算是流传广泛的文本，一举查抄，谈何容易？秦焚书，使诗书古文断绝，这种断绝一来是学者学会了保持缄默，二来是因为诗书古文的传承，并不是一门显赫的学问。秦廷对于诸子百家之书的态度，西汉以来的学者就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秦之焚书并不波及诸子。
坑儒一事，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也就是焚书事件的后一年。当时有侯生、卢生二人，为秦始皇求仙药。侯生、卢生私下议论，似秦始皇这样贪恋权势之人，不足以慕修方仙之术，于是二人一同隐匿了形迹。侯生、卢生亡匿事件，给秦始皇最大的触动，并不是方士对他的欺瞒，但二人的亡去，也确实牵连出了秦始皇对之前徐巿出海求药而无所得的不满。秦始皇之前对方士的态度，是相对容忍的，即便方士对自己有所欺诈，在查明其并无真本事之后，直接驱逐也就是了。侯生、卢生真正触怒秦始皇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于皇帝的暗自诽谤，以及妖言惑众，以乱黔首。
焚书之目的，在于禁绝以古非今；坑儒之目的，在于严惩妖言谤上。从这两件事情的联系上看，焚书坑儒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侯生、卢生是方士不假，但坑儒事件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位学者，并非都是侯生、卢生这样的方士，因为当时只要犯有“诽谤上”和“妖言以乱黔首”的任何一项罪过，就会面临坑杀的处罚。因此钱穆先生才说“后世乃谓，秦廷所坑尽属术士，亦失其真。”
坑儒事件，还存在有后续的连带惩罚。因坑儒是为使天下不再有妖言诽上之人，秦廷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位学者，仅限于咸阳范围之内。天下之大，诽谤上意之人，一时不能尽惩罚，于是秦廷在后续的惩治之中，采用了发谪戍边的刑罚手段，钱穆先生据此说到“故坑者四百六十余人，而谪者尚不知其几许。以秦之贪欲刑罚，恐其数当甚巨。且亦不限于咸阳，政令所及，当遍全国也。”为什么钱先生以为，在坑儒和后续的谪戍刑罚中，所惩处的不尽是方士？是由于当时的皇长子扶苏，向秦始皇谏言中称：秦始皇重法惩治的犯人之中，有不少是“诵法孔子”的学者，秦廷对学者们的严峻，使天下有所不安。因此才说，坑儒事件并不是秦始皇单纯的报复方士，因为诵法孔子、偶语诗书的学者，是以儒者为主体的，儒者受此事件的波及惩处，是毋庸置疑的。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的历史争议，但仅凭这项争议，就否定秦始皇的成就，也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秦始皇不论在兼并六国之前，还是统一天下之后，都在努力实施兴业富民的理念，秦廷对于盐、铁、冶炼、牧马等工商从业者，有其开明的一面。秦始皇曾亲自鼓励善营畜牧业的乌氏倮，还曾为经营丹穴的产业而致富巴蜀寡妇清，筑女怀清台以彰显她的事功。钱穆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特别提及了秦始皇广泛容纳百家学术的事例，博士这项官职在秦代并不为儒生所独享，秦始皇的富民理念，并不是完全依从商君之法，而是融入了儒家的仁厚理念和管子的富强思想。但富民理念的实施成型，并不是理想中那样容易，加之秦始皇晚年愈发多疑鸷酷，秦代严苛的力役和秦吏对六国之民缺乏敬意的驱使折辱，使秦代无法在兼并六国的不朽事功之后，完成兴业富民的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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