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莲湖区：领导干部带头用法群众遇事找法的法治之风蔚然｜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巡礼
今年8月21日，中央依法治国办发布了《关于第一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命名的决定》，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被命名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那么，这个区为何能取得这份殊荣呢？《法治日报》记者进行了一番探访。
推进“一网一门一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图为群众在莲湖区市民中心窗口办理业务。
今年6月17日，西安市凌波照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先生来到莲湖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办理牌匾标识设置审查。
“开店还需要同时办理占用城市道路许可证，工作人员告知我可以并联审批，在同一窗口提交一套资料就可以同时办理这两项审批，当日就办完了这两项业务，真是太方便了。”王先生满意地说。
为方便企业、群众办事，莲湖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梳理推出了“自然人、法人全生命周期树”，即以生命树的形式梳理自然人人生4个阶段36个主题、59个事件、200个事项以及法人存续期间3个阶段26个主题、68个事件、489个事项的办理地点、所需材料等。
“自然人、法人全生命周期树”有效解决了市民办事查询不方便、办理流程不熟悉等难题，通过逻辑匹配、资源整合、流程优化等方式，加快构建企业群众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一次办”。
据统计，推行“一件事一次办”以来，莲湖区审批承诺时限平均减少60%，提交材料平均减少42%。
2017年，莲湖区被列为陕西省首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区，组建了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实现了“一枚印章管审批”。2018年7月，莲湖区投资4.55亿元建成运营全省一流的区级市民中心，深化“一网、一门、一次”改革，集中审批服务事项886项，96.6%的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网上办”比例达到90.71%，累计办件量达170余万件，群众满意率达99.6%。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莲湖区始终坚持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一直努力把法治政府建设锻造成最强核心竞争力之一，不断坚持简政放权，优化审批服务，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莲湖区委书记张涌介绍道。
强化规范执法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2017年11月，接规划部门函告，辖区某公司负责开发的住宅项目违建面积较大。执法部门迅速进行实地勘查和一系列取证，最终依法按标准化执法程序认定了该项目违建主体。因违建造价达1.78亿元，属特别严重的情形，应当依据《西安市城乡规划条例》相关条款，按工程造价的10%来予以处罚。针对这样一个大额行政处罚，区城管局严格按照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程序，组织相关人员对案件进行详细研判，集体讨论并研究决定，在充分保证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后，最终作出对该公司处以178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公司不服，先后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但复议机关和法院依法审理后，均维持了原行政处罚决定。
近年来，莲湖区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围绕行政执法的源头、过程、结果等关键环节，不断健全行政执法公示机制；统一储存管理执法记录音视频信息和案卷，行政执法行为过程信息全程记载、执法全过程可回溯管理；坚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特别是针对城市管理顽疾众多的问题，为了打破城管执法“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怪圈，莲湖区探索建立了城管标准化执法体系，牢牢牵住规范执法的“牛鼻子”，全区行政执法工作水平大幅提升。
2009年以来，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225条法律法规，固化620条处罚标准，压缩自由裁量弹性空间。建立31个部门共470项城市管理服务标准体系，压缩自由裁量权，建立了由检查权、调查权、处罚权和强制权构成的城管标准化执法体系，严格依法行政。
建立城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引入“三室一庭一队”，即建立城管巡回法庭、城管执法公证室，引入公安城管执法警务室、交警城管执法警务室，创新开展“律师驻队”，有效弥补城管执法过程中强制手段不足的问题。同时，莲湖区打造了城管数字化指挥和智慧执法系统，探索建立城管领域社会征信系统，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社会综合治理格局。建立了城管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制度，试点创建10条城管领域社会诚信建设示范道路。10年来，共办理城管领域违法违规案件6万余起，申请法院执行非诉案件4338起。
创新社区法治“1133”模式筑牢基层法治建设
2018年，辖区某酒店负责人因债务纠纷跑路，30家供货商为讨债集体封门堵路，社区干部在赶往现场处置的第一时间联系了自己的法律顾问。有了律师的释法明理，该起纠纷很快得到妥善处置，最终引导他们通过法律手段合理合法表达诉求，避免了矛盾纠纷的进一步扩大。
社区干部纷纷表示，社区律师成了他们离不开的“拐棍儿”，有疑难问题拿不准可以找自己的法律顾问，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专业的法律咨询。
这样方便快捷的服务源于莲湖区打造的社区法治“1133”工作模式。即一名社区法律顾问、一个法治日活动、活动质量三级监督、活动开展三级保障。
2015年，莲湖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区法律顾问工作提供坚实保障。6年来，累计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8.9万人次，举办培训讲座9858次，办理法律事务27.23万件。
2018年，莲湖“律师进社区”经验被写入西安市政府的工作报告。2013年，莲湖区建立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成9个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131个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依托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N+5群众工作室等载体，建立覆盖社区的法律服务工作室，将普法宣传、矛盾化解、法律援助等职能下沉到社区。
同时，莲湖区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自主研发手机App，在131个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室安装自助服务终端，整合公证、律师、司法鉴定、人民调解、行政复议和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资源，全方位全天候为群众提供智能便捷的法律服务。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互动的良性模式。
创建“多元一体化”机制有效化解劳动纠纷
近年来，莲湖区辖区劳动争议案件激增，为了让效率“跑”起来，解决好纷繁复杂的劳动关系纠纷。2015年，莲湖区人社局成立了劳动者维权服务大厅，引进公安、工商、司法、住建等职能部门“同檐办公”。
莲湖区人社局牵头主导，构建起行政指导、行政调解、行政执法、劳动争议仲裁、民事诉讼相互协调、有序衔接的联动工作模式，形成多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对各类劳动纠纷“一厅式受理”“多部门会诊”“一揽子解决”的多元一体化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其中，莲湖公安分局负责快速受理莲湖区人社局移送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区司法局设立法律援助窗口，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矛盾化解工作，派驻公证工作室提供行政执法公证服务；区住建局负责加强劳务用工监管，依法及时将恶意欠薪企业清出本地建筑市场；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加强市场监管，把是否发生劳动关系矛盾作为企业依法经营、信用评定的重要内容；区法院通过与区人社局建立裁审衔接机制，形成案件审理合力。
机制运行以来，大力提升了调处矛盾的品质和效能，初步提炼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矛盾纠纷调处经验。即实现小纠纷不出“室”，小争议不出“庭”，大纠纷不出“厅”，全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如今，莲湖区劳动者维权服务大厅，各个职能部门一应俱全，各类劳动矛盾都能迅速被分流到相应的部门“诊断”，也可根据复杂程度进行多部门“会诊”。
“我就跑了一趟，把该交的证件、资料准备齐，找公司要工资的事情，维权服务大厅就一管到底了，对于我们打工者来说省心、省力，很方便。”曾经通过劳动监察执法要回9000元工资的打工者邹先生说。
如今，强大的法治元素已经渗透到行政运行全过程，莲湖区各项工作正沿着法治轨道有序推进。曾经荣获的“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区”“陕西省建设法治政府示范区”等荣誉称号令人振奋，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的“金字招牌”又为莲湖区注入了新的生机。
记者手记
法治兴则国兴。莲湖区是西安市中心城区，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占地面积4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6.8万，辖9个街道办事处、131个社区。莲湖区近年来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打出一套“组合拳”。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各项要求，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亮点纷呈，为全省乃至全国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和标杆。
今年8月21日，中央依法治国办发布了《关于第一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命名的决定》，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被命名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那么，这个区为何能取得这份殊荣呢？《法治日报》记者进行了一番探访。
推进“一网一门一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图为群众在莲湖区市民中心窗口办理业务。
今年6月17日，西安市凌波照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先生来到莲湖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办理牌匾标识设置审查。
“开店还需要同时办理占用城市道路许可证，工作人员告知我可以并联审批，在同一窗口提交一套资料就可以同时办理这两项审批，当日就办完了这两项业务，真是太方便了。”王先生满意地说。
为方便企业、群众办事，莲湖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梳理推出了“自然人、法人全生命周期树”，即以生命树的形式梳理自然人人生4个阶段36个主题、59个事件、200个事项以及法人存续期间3个阶段26个主题、68个事件、489个事项的办理地点、所需材料等。
“自然人、法人全生命周期树”有效解决了市民办事查询不方便、办理流程不熟悉等难题，通过逻辑匹配、资源整合、流程优化等方式，加快构建企业群众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一次办”。
据统计，推行“一件事一次办”以来，莲湖区审批承诺时限平均减少60%，提交材料平均减少42%。
2017年，莲湖区被列为陕西省首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区，组建了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实现了“一枚印章管审批”。2018年7月，莲湖区投资4.55亿元建成运营全省一流的区级市民中心，深化“一网、一门、一次”改革，集中审批服务事项886项，96.6%的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网上办”比例达到90.71%，累计办件量达170余万件，群众满意率达99.6%。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莲湖区始终坚持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一直努力把法治政府建设锻造成最强核心竞争力之一，不断坚持简政放权，优化审批服务，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莲湖区委书记张涌介绍道。
强化规范执法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2017年11月，接规划部门函告，辖区某公司负责开发的住宅项目违建面积较大。执法部门迅速进行实地勘查和一系列取证，最终依法按标准化执法程序认定了该项目违建主体。因违建造价达1.78亿元，属特别严重的情形，应当依据《西安市城乡规划条例》相关条款，按工程造价的10%来予以处罚。针对这样一个大额行政处罚，区城管局严格按照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程序，组织相关人员对案件进行详细研判，集体讨论并研究决定，在充分保证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后，最终作出对该公司处以178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公司不服，先后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但复议机关和法院依法审理后，均维持了原行政处罚决定。
近年来，莲湖区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围绕行政执法的源头、过程、结果等关键环节，不断健全行政执法公示机制；统一储存管理执法记录音视频信息和案卷，行政执法行为过程信息全程记载、执法全过程可回溯管理；坚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特别是针对城市管理顽疾众多的问题，为了打破城管执法“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怪圈，莲湖区探索建立了城管标准化执法体系，牢牢牵住规范执法的“牛鼻子”，全区行政执法工作水平大幅提升。
2009年以来，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225条法律法规，固化620条处罚标准，压缩自由裁量弹性空间。建立31个部门共470项城市管理服务标准体系，压缩自由裁量权，建立了由检查权、调查权、处罚权和强制权构成的城管标准化执法体系，严格依法行政。
建立城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引入“三室一庭一队”，即建立城管巡回法庭、城管执法公证室，引入公安城管执法警务室、交警城管执法警务室，创新开展“律师驻队”，有效弥补城管执法过程中强制手段不足的问题。同时，莲湖区打造了城管数字化指挥和智慧执法系统，探索建立城管领域社会征信系统，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社会综合治理格局。建立了城管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制度，试点创建10条城管领域社会诚信建设示范道路。10年来，共办理城管领域违法违规案件6万余起，申请法院执行非诉案件4338起。
创新社区法治“1133”模式筑牢基层法治建设
2018年，辖区某酒店负责人因债务纠纷跑路，30家供货商为讨债集体封门堵路，社区干部在赶往现场处置的第一时间联系了自己的法律顾问。有了律师的释法明理，该起纠纷很快得到妥善处置，最终引导他们通过法律手段合理合法表达诉求，避免了矛盾纠纷的进一步扩大。
社区干部纷纷表示，社区律师成了他们离不开的“拐棍儿”，有疑难问题拿不准可以找自己的法律顾问，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专业的法律咨询。
这样方便快捷的服务源于莲湖区打造的社区法治“1133”工作模式。即一名社区法律顾问、一个法治日活动、活动质量三级监督、活动开展三级保障。
2015年，莲湖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区法律顾问工作提供坚实保障。6年来，累计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8.9万人次，举办培训讲座9858次，办理法律事务27.23万件。
2018年，莲湖“律师进社区”经验被写入西安市政府的工作报告。2013年，莲湖区建立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成9个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131个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依托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N+5群众工作室等载体，建立覆盖社区的法律服务工作室，将普法宣传、矛盾化解、法律援助等职能下沉到社区。
同时，莲湖区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自主研发手机App，在131个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室安装自助服务终端，整合公证、律师、司法鉴定、人民调解、行政复议和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资源，全方位全天候为群众提供智能便捷的法律服务。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互动的良性模式。
创建“多元一体化”机制有效化解劳动纠纷
近年来，莲湖区辖区劳动争议案件激增，为了让效率“跑”起来，解决好纷繁复杂的劳动关系纠纷。2015年，莲湖区人社局成立了劳动者维权服务大厅，引进公安、工商、司法、住建等职能部门“同檐办公”。
莲湖区人社局牵头主导，构建起行政指导、行政调解、行政执法、劳动争议仲裁、民事诉讼相互协调、有序衔接的联动工作模式，形成多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对各类劳动纠纷“一厅式受理”“多部门会诊”“一揽子解决”的多元一体化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其中，莲湖公安分局负责快速受理莲湖区人社局移送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区司法局设立法律援助窗口，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矛盾化解工作，派驻公证工作室提供行政执法公证服务；区住建局负责加强劳务用工监管，依法及时将恶意欠薪企业清出本地建筑市场；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加强市场监管，把是否发生劳动关系矛盾作为企业依法经营、信用评定的重要内容；区法院通过与区人社局建立裁审衔接机制，形成案件审理合力。
机制运行以来，大力提升了调处矛盾的品质和效能，初步提炼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矛盾纠纷调处经验。即实现小纠纷不出“室”，小争议不出“庭”，大纠纷不出“厅”，全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如今，莲湖区劳动者维权服务大厅，各个职能部门一应俱全，各类劳动矛盾都能迅速被分流到相应的部门“诊断”，也可根据复杂程度进行多部门“会诊”。
“我就跑了一趟，把该交的证件、资料准备齐，找公司要工资的事情，维权服务大厅就一管到底了，对于我们打工者来说省心、省力，很方便。”曾经通过劳动监察执法要回9000元工资的打工者邹先生说。
如今，强大的法治元素已经渗透到行政运行全过程，莲湖区各项工作正沿着法治轨道有序推进。曾经荣获的“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区”“陕西省建设法治政府示范区”等荣誉称号令人振奋，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的“金字招牌”又为莲湖区注入了新的生机。
记者手记
法治兴则国兴。莲湖区是西安市中心城区，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占地面积4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6.8万，辖9个街道办事处、131个社区。莲湖区近年来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打出一套“组合拳”。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各项要求，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亮点纷呈，为全省乃至全国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和标杆。
21世纪经济报道｜对话中智行CEO王劲：车路协同是中国无人驾驶的未来
“中国的智能交通要走车路协同而非单车智能道路。”近日，在接受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媒体采访时，中智行董事长兼CEO王劲表示，“这对于中国未来智能交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选择。”
今年以来，中国无人驾驶技术应用持续推进。目前，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郑州、深圳等城市正在开展无人驾驶出租车、公交车在城市道路上的载人研发测试。
其中，部分科技企业成为先行者。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此前透露，百度无人车已经在长沙、重庆、北京、沧州等地可体验乘用。AutoX和滴滴则先后在上海嘉定推出无人驾驶打车业务，在测试路段可免费呼叫自动驾驶车辆进行试乘。小马智行和文远知行也在广州推出类似的无人驾驶打车服务。
不过王劲指出，当前国内仍主要处于单车智能阶段，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如果走车路协同道路，则有望实现换道超车，“中国也是最有条件走车路协同道路的国家。”
——从单车智能到车路协同
伴随近年掀起的人工智能热，无人驾驶的发展也如火如荼。
今年9月，在2020百度世界大会上，李彦宏放出豪言，无人驾驶将在五年内规模化商用。近日，百度Robotaxi在北京开放测试的消息也在网络上引发关于自动驾驶技术的热议。目前，百度Robotaxi被认为是限定功能、限定区域的L4级别自动驾驶，这也是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第一梯队现状。
美国方面，则以Alphabet公司（谷歌母公司）旗下的Waymo公司进展最快。据其最新发布的自动驾驶测试报告显示，自从首次在凤凰城测试自动驾驶技术以来，Waymo汽车总共行驶了610万英里（约合982万公里），其中6.5万英里（约合10.5万公里）是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完成的。
然而相比之下，中美差距相当明显。根据《Apollo智能交通白皮书》的内容，截至2019年底，百度自动驾驶全球专利申请超过1800项，位列中国第一。测试里程总计超过300万公里——这一数字仅为Waymo的三分之一。
“中国的单车智能技术水平和数据采集仍有差距，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美国水平，同时中国的交通状况比美国更加复杂，要想真正实现美国式运营可能还需要再多一两年的时间。”王劲直言道。
事实上，车路协同发展已经受到关注。9月15日，工信部表示将组织落实《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加大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建设力度。同时，科技部也将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工作，统筹考虑车联网关键技术、系统和平台研发，并加强综合开放与验证技术平台建设。
更早之前，部分车路协同新基建试点项目也在落地，其中涉及车联网标准体系的推出，如智能信号灯、5G通信基站、区域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统一车联网通信协议、道路交通管理平台、车路协同网络安全防护等。
在王劲看来，国内走车路协同的智能出行道路已成为大势所趋，甚至拥有中国的独特优势，这也是中智行早在去年便将重点从单车智能转移至车路协同的原因。
“车路协同需要有5G通信的支持，中国则是最早部署5G网络的国家之一，现在在该领域走得更快一些，”王劲指出，“车路协同也需要将道路进行智能化改造，包括在道路上连接电线、网络及诸多传感器，这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与推动。”
——呼吁产业融合
尽管车路协同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然而国内车路协同的发展仍面临门槛。
王劲指出，车路协同的发展有几个关键点，即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和强大的云，唯有将这几个要素统一起来才能推动行业发展。而这些要素背后，涉及高科技产业、汽车产业、通信产业及出行产业。
“这四个产业均需要参与到车路协同中来，并且它们都不可或缺。”王劲指出。近日，由兵器装备集团、中国一汽、东风公司、长安汽车、江宁经开科技公司共同出资160亿元组建的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与中智行达成战略合作，协力加快智能汽车技术的研发应用，便是产业融合的一个例子。
与此同时，产业之外重要的参与方则是政府。“车路协同不再是单车智能那样，只是某一个企业纯技术方面的问题，要做好车路协同，产业融合、政府支持都很关键。”
除了融合发展之外，由于涉及道路改造，车路协同面临现实的改造成本问题。根据交通部和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484.65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14.26万公里，城市实有道路长度43.22万公里。有观点推测，单公里车路协同改造费用约100万元，这意味着粗算下来整个车路协同的改造成本将是万亿级。
不过王劲认为，随着产业的发展，成本将大幅下降。“从今天我们的选型来说，（单公里车路协同改造的成本）应该在80万元以下，等未来核心零部件量产之后还会更低。”
从另一方面而言，与单车智能相比，车路协同路线实际上将为整个智能出行系统“省钱”。其逻辑在于道路足够“智慧”的话，单车便不用十分“聪明”。考虑到国内汽车保有量高达2.6亿辆，通过车路协同所节约的单车智能化改造成本，更有想象空间。
据王劲介绍，中智行的商业模式，是成为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平台。尽管企业目前仍在投入阶段，但已有清晰的时间表。
“以车路协同为核心的技术积累至成熟，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达到千平方公里范围进行无人车运营，则要一年时间，此后企业有机会盈亏平衡。”王劲透露，“也是三到四年时间内，中智行大约能够实现盈亏平衡。”
“中国的智能交通要走车路协同而非单车智能道路。”近日，在接受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媒体采访时，中智行董事长兼CEO王劲表示，“这对于中国未来智能交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选择。”
今年以来，中国无人驾驶技术应用持续推进。目前，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郑州、深圳等城市正在开展无人驾驶出租车、公交车在城市道路上的载人研发测试。
其中，部分科技企业成为先行者。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此前透露，百度无人车已经在长沙、重庆、北京、沧州等地可体验乘用。AutoX和滴滴则先后在上海嘉定推出无人驾驶打车业务，在测试路段可免费呼叫自动驾驶车辆进行试乘。小马智行和文远知行也在广州推出类似的无人驾驶打车服务。
不过王劲指出，当前国内仍主要处于单车智能阶段，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如果走车路协同道路，则有望实现换道超车，“中国也是最有条件走车路协同道路的国家。”
——从单车智能到车路协同
伴随近年掀起的人工智能热，无人驾驶的发展也如火如荼。
今年9月，在2020百度世界大会上，李彦宏放出豪言，无人驾驶将在五年内规模化商用。近日，百度Robotaxi在北京开放测试的消息也在网络上引发关于自动驾驶技术的热议。目前，百度Robotaxi被认为是限定功能、限定区域的L4级别自动驾驶，这也是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第一梯队现状。
美国方面，则以Alphabet公司（谷歌母公司）旗下的Waymo公司进展最快。据其最新发布的自动驾驶测试报告显示，自从首次在凤凰城测试自动驾驶技术以来，Waymo汽车总共行驶了610万英里（约合982万公里），其中6.5万英里（约合10.5万公里）是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完成的。
然而相比之下，中美差距相当明显。根据《Apollo智能交通白皮书》的内容，截至2019年底，百度自动驾驶全球专利申请超过1800项，位列中国第一。测试里程总计超过300万公里——这一数字仅为Waymo的三分之一。
“中国的单车智能技术水平和数据采集仍有差距，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美国水平，同时中国的交通状况比美国更加复杂，要想真正实现美国式运营可能还需要再多一两年的时间。”王劲直言道。
事实上，车路协同发展已经受到关注。9月15日，工信部表示将组织落实《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加大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建设力度。同时，科技部也将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工作，统筹考虑车联网关键技术、系统和平台研发，并加强综合开放与验证技术平台建设。
更早之前，部分车路协同新基建试点项目也在落地，其中涉及车联网标准体系的推出，如智能信号灯、5G通信基站、区域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统一车联网通信协议、道路交通管理平台、车路协同网络安全防护等。
在王劲看来，国内走车路协同的智能出行道路已成为大势所趋，甚至拥有中国的独特优势，这也是中智行早在去年便将重点从单车智能转移至车路协同的原因。
“车路协同需要有5G通信的支持，中国则是最早部署5G网络的国家之一，现在在该领域走得更快一些，”王劲指出，“车路协同也需要将道路进行智能化改造，包括在道路上连接电线、网络及诸多传感器，这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与推动。”
——呼吁产业融合
尽管车路协同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然而国内车路协同的发展仍面临门槛。
王劲指出，车路协同的发展有几个关键点，即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和强大的云，唯有将这几个要素统一起来才能推动行业发展。而这些要素背后，涉及高科技产业、汽车产业、通信产业及出行产业。
“这四个产业均需要参与到车路协同中来，并且它们都不可或缺。”王劲指出。近日，由兵器装备集团、中国一汽、东风公司、长安汽车、江宁经开科技公司共同出资160亿元组建的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与中智行达成战略合作，协力加快智能汽车技术的研发应用，便是产业融合的一个例子。
与此同时，产业之外重要的参与方则是政府。“车路协同不再是单车智能那样，只是某一个企业纯技术方面的问题，要做好车路协同，产业融合、政府支持都很关键。”
除了融合发展之外，由于涉及道路改造，车路协同面临现实的改造成本问题。根据交通部和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484.65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14.26万公里，城市实有道路长度43.22万公里。有观点推测，单公里车路协同改造费用约100万元，这意味着粗算下来整个车路协同的改造成本将是万亿级。
不过王劲认为，随着产业的发展，成本将大幅下降。“从今天我们的选型来说，（单公里车路协同改造的成本）应该在80万元以下，等未来核心零部件量产之后还会更低。”
从另一方面而言，与单车智能相比，车路协同路线实际上将为整个智能出行系统“省钱”。其逻辑在于道路足够“智慧”的话，单车便不用十分“聪明”。考虑到国内汽车保有量高达2.6亿辆，通过车路协同所节约的单车智能化改造成本，更有想象空间。
据王劲介绍，中智行的商业模式，是成为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平台。尽管企业目前仍在投入阶段，但已有清晰的时间表。
“以车路协同为核心的技术积累至成熟，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达到千平方公里范围进行无人车运营，则要一年时间，此后企业有机会盈亏平衡。”王劲透露，“也是三到四年时间内，中智行大约能够实现盈亏平衡。”
#去年中国约有83万结核病新发患者#【为什么中国每年还有超过80万人得结核病？】位于江苏徐州的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独立学院）近日被曝有22名学生诊断为肺结核，引发舆论关注。就在10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2020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估算的结核病新发患者数为83.3万人（2018年为86.6万人）。
结核病似乎早已经淡出普通人的视野，然而，现实中，中国每年依然有超过80万人新发结核病。防控结核病的症结在哪里？
【中国的现状】
结核病是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疾病。结核病患者发病时将细菌排入空气（例如咳嗽时），并造成传播， 90%的结核病发生在肺部，也就是肺结核。
结核病患者到了晚期身体消瘦，营养不良、贫血导致皮肤苍白，故结核病又被称为“白色瘟疫”。
从事结核病等传染病研究的世界卫生组织驻华办公室技术官员陈仲丹博士介绍，结核病是世界传染病的头号杀手，也是全球十大死因之一（全球十大死因还包括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意外、自杀等等）。结核病是排在第十位的死因，全世界每天有将近4000人死于结核病，3万人发病。
根据报告，2020年，中国结核病的发病率为58/10万，发病率在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中排在第28位（由高到低），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中国2019年中国估算的新发结合病患者数约占全球的8.4%，约83.3万，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实际上，2019年在国家信息系统中报告的结核病患者数量为72.8万人，也就是说存在约10.5万人的缺口，这些人未得到精准的诊断和针对性的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2035年终结结核病流行（End TB）的目标。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称，这一目标的核心指标是将结核病的发病率降低到10/10万以下。不过，对全球和中国而言，要想在2035年之前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小的难度。2018年中国估算结核病发病率为61/10万，2019年为58/10万。李亮坦言，“如果在防控策略、诊断技术、治疗药物以及预防用疫苗研究上没有大的突破，到2035年实现这个目标难度非常大。”
【诊断的局限】
传染病控制要抓住“三要素”：首先要发现传染源，其次要切断传播途径，第三是保护易感人群。发现传染源，需要依靠诊断技术。由于传统诊断技术的局限以及新技术落地困难，使得国内结核病患者的发现尚未出现突破性进展。
结核病的诊断主要有三类方法。
首先是细菌学诊断——对患者的痰液采样做检测，看有没有结核菌。
细菌学诊断也有几种不同的具体方法：一种是“痰涂片”，把痰液涂在玻片进行染色，看有没有结核菌的存在，如果阳性则说明有结核菌，如果阴性说明没有发现结核菌。
还有一种是“痰培养”，把痰液放在培养基里面，给它营养，让细菌长大，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培养基里面有结核菌，那就可以说明是结核病。这是两种最常见的细菌学诊断方法。
这两种方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包括我国广泛用于诊断结核病的方法。痰培养的诊断方式目前是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
不过，这类技术方法受到制约。不管是痰涂片还是痰培养，阳性率只有30%-4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有10个结核病病人，大约只有3个人的痰涂片会得到阳性结果，4个人的痰培养结果会是阳性。影响结果的因素包括结核菌的数量、检测技术和操作等。
此外，细菌学诊断的速度也不能令人满意。痰涂片可以一天内出结果，痰培养必须一到两周才能出结果。而且，痰涂片的检查存在假阳性的问题，因为除了结核菌可以导致痰涂片阳性以外，其他菌也可以导致结果阳性，比如非结核分枝杆菌、麻风杆菌。
第二种方法是影像学方法。也就是通过胸片、CT看患者的肺上有没有结核病的病灶，这个方法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尤其对于那些痰液里找不到结核菌的病人，用这种方法意义更大，它在使用上非常方便，而且国内的医疗机构在胸片、CT等影像学设备技术应用上已经比较普及，影像学诊断也比较快。
但是，影像学方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过胸片、CT看患者的肺上有没有结核病的病灶，这需要医生的经验。如果遇到不典型的结核病病灶，影像诊断可能出现假阳性、假阴性问题，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
第三个方法是免疫学方法，就是抽血看有没有结核病的抗原和抗体，这个方法应用得不多，主要原因是现在还没有发现结核病最特异的抗原抗体，如果抗原抗体不特异，诊断结果的准确度就比较低，这也是目前困扰结核病免疫学诊断方法的重要问题。出于此，世卫组织目前不推荐免疫学诊断用于临床诊断，只推荐用于参考。
【新技术落地瓶颈】
“从诊断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亟需引进更快速、更敏感、更简单的诊断工具。”李亮介绍，目前最大进步是有一种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已引进到结核病诊断中，这种方法通过基因技术可以快速提高细菌学检查的敏感性，其原理是通过基因扩增技术，使得即使只有很少量的菌也能被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名为Gene-Xpert的分子生物学检测产品已上市十多年。90分钟就可以出结果，诊断过程大概全程需要2个小时。除诊断普通结核病外，该产品还可以诊断是否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
李亮认为，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代表未来方向，其敏感性高、操作方便、生物安全性也有保障，“未来成为诊断金标准将是时间的问题”。
目前北京胸科医院等一些大医院已经引进这项技术，北京胸科医院每天检测量能达到几百人，“不过这一技术在基层使用并不理想”，李亮表示，原因之一是这项检测技术还没有被纳入医保，做一次检测目前价格在700元左右。
陈仲丹介绍，目前国内大约采购了1000多台Gene-Xpert检测设备，但检测试剂确实比较贵，一些地方存在“仪器配了，但试剂买不起”情况。
实际上，大量结核病患者是在基层就诊。检测资源错配加剧了结核病患者的发现之难。专家们呼吁能把新技术纳入医保，使其在基层被更多地采用。
【主动发现的困难】
目前，“结核病人的发现主要依靠患者的因症就诊，也就是病人出现症状以后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结核病患者”，李亮向南都记者解释，有一半结核病患者没有任何症状，这些患者不去医院，可能就发现不了。
此外，即使是出现结核病症状的患者，由于大众结核病知识的知晓率较低，患结核病后不能及时就诊，使得现有因症就诊方式不能掌握、治疗所有的肺结核患者，不能有效切断患者在人群中的传播链。
李亮介绍，下一步策略是要从现在被动的因症就诊转变为主动发现，也就是对于重点人群做结核病主动筛查，这样可最大程度发现结核病患者。据媒体报道，主动筛查目前只限于利用国际项目的试点地区开展，由于没有经费支持而尚未在全国推广。
【不完美的疫苗】
一项研究显示，我国结核病人群感染基数大（约5.5亿人携带结核菌），从感染到发病一般要经历较长过程。
陈仲丹介绍，从全球看，大概1/4的人感染结核菌，但感染结核杆菌的人只有10%-15%可以发生结核病，不是一感染就发病，发生几率有10%-15%。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办法。不过，目前全世界都缺乏针对结核病的有效疫苗。婴儿出生24小时内就要接种的免疫规划疫苗卡介苗仅能预防部分儿童重症结核及结核性脑膜炎的发生，对成人结核病的预防几乎没有作用。
陈仲丹表示，目前结核病的疫苗正在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预防用疫苗，防止人们感染结核菌；二是治疗性疫苗，对于感染结核菌的人，减少发病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名为“M72/AS01E”的潜在结核疫苗在二期B临床试验中显示了50%的有效率，目前已经获批进行下一步临床试验。
【耐药结核的压力】
在讨论中国的结核病负担时，耐药结核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根据WHO的数据，2019年我国估算新增利福平耐药结核病(RR-TB)及耐多药结核病(MDR-TB)6.5万人，占全世界总数的13%。
不过，在这6.5万估算的耐药结核患者中，只有不足30%（18300人）得到诊断和报告。在报告的约1.8万患者中，76%的人启动二线治疗，治疗成功率约为54%。
也就是说，我国的耐药结核患者没有完全发现和识别出来。一个主要差距就是病原学的确诊比例不高。陈仲丹解释，2019年，中国45.4%的肺结核患者是病原学确诊病例（其他病例是临床诊断），尽管这个数字在2018年36%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增加，但仍有差距。全球平均水平是57%，在高收入的欧美国家，84%的肺结核病例是病原学诊断出来的。
耐药结核患者的发现有几个关键步骤：首先要确诊病人，通过病原学确诊是结核病患者，找到该病人的细菌，才能对细菌开展耐药检测，看是否是耐药的结核菌。所以，“如果报告结核病病原学确诊这一步没有做好，即使确诊病例中耐药检测比例很高，总体的比例依然很低。”陈仲丹说。
相对于普通结核病６至９个月的治疗周期，耐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达18至24个月，以往治愈率低于50％，治疗费用平均达5万元人民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万元。
什么样的患者会发展为耐药结核病？这有两种可能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规划部原主任姜世闻介绍，一种是有些病人不规律服药、断断停停，这样就会导致耐药产生。第二种情况是原发耐药，患者本身就感染了耐药菌，发病的时候呈现出来就是耐药结核。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高谦表示，结核病耐药的产生分为获得性耐药和传播性耐药，前者由治疗不当产生，后者由被其他耐药结核病患者体内携带的耐药结核菌感染产生。如果以传播性耐药为主，应注重发现和控制传染源；如果获得性耐药为主，应配合精准治疗和提高患者依从性。
哪一种情况才是导致中国耐药结核的主要原因呢？高谦研究发现，中国超过80％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是传播导致。
这意味着，中国应对耐多药结核应采取控制传播为主的控制策略：重视传染源控制；制订和实施相应法律法规，有效隔离传染源；实现患者的精准治疗，医生应在获知患者耐药情况下制订治疗方案。
【患者管理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结核病（特别是耐药结核病）患者治疗疗程长，服药品种多，因此病人配合治疗的依从性不佳，患者管理难度比较大，这也是结核病目前不能有效控制的一个原因。
李亮认为，应该参考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控制方法，对结核病患者做必要的隔离。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采取不住院治疗的结核病患者管理模式，这是当时从国际引进的做法。考虑到结核病是慢性传染，如果长期在医院隔离，会占用大量资源，造成病人和病人、病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传播，效益不高，所以推广居家治疗。
“这一做法在过去有必要性，但是现在看，应该要重新审视。”李亮呼吁，条件成熟的地方，应该要推广结核病患者的住院隔离治疗。
对结核病患者实行住院隔离治疗牵扯到住院方案、管理手段和措施、住院期间饮食、家庭情况等一系列问题，李亮认同要综合考虑，但“这是未来的方向”。一些国家采取的做法是：不一定到医院隔离，而是到一个隔离场所集中管理。
【支付的困境：期盼新药进入医保甲级目录】
关于结核病的防治也有好消息，比如结核病新药研发和推广加速了。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介绍，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这两种新药引进国内之后，部分耐药患者已经开始使用这两种药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李亮介绍，目前全国有近1500名病人免费使用了贝达喹啉，治愈率高达85%，而此前耐药结核的治愈率不足50%。
问题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患者经济负担高，而新药因为价格贵会让许多患者望而却步。以贝达喹啉为例，一个疗程6个月需67200元人民币；德拉马尼一个疗程的价格也在61200元。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去年年底都被纳入医保乙级目录内，但患者仍需自付一部分。李亮希望让这些新药尽快进入甲级医保目录，让更多病人用得起这些新药、好药，使更多人受益。
在这两种药物外，陈仲丹介绍，耐药结核病的治疗会用到抗生素，有的抗生素也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中，比如利奈唑胺原来每天的价格是200-300元，若治疗周期达到18个月，光一个药的费用就可能达到18万。目前，这种抗生素已经经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价格降低了90%。
“不过，还有很多抗生素的适应症中没有结核病，所以结核病患者用这些药物在报销上会面临各地不同的报销政策，存在一定障碍。”陈仲丹说。
据陈仲丹介绍，在中国，结核病诊疗还不是完全免费的服务，特别是耐药结核病治疗的药物和服务不完全由医疗保险和国家结核病项目覆盖。
有不同研究表明，在中国有高达90%的耐药结核病患者经历了灾难性支出，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MDR-TB)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疾病之一。
一方面治疗周期长，另一方面治疗又很贵，对患者而言，能够坚持治疗，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如果不能坚持、得不到很好的管理，这些患者就可能成为移动的传染源。https://t.cn/A6GLSwgD
结核病似乎早已经淡出普通人的视野，然而，现实中，中国每年依然有超过80万人新发结核病。防控结核病的症结在哪里？
【中国的现状】
结核病是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疾病。结核病患者发病时将细菌排入空气（例如咳嗽时），并造成传播， 90%的结核病发生在肺部，也就是肺结核。
结核病患者到了晚期身体消瘦，营养不良、贫血导致皮肤苍白，故结核病又被称为“白色瘟疫”。
从事结核病等传染病研究的世界卫生组织驻华办公室技术官员陈仲丹博士介绍，结核病是世界传染病的头号杀手，也是全球十大死因之一（全球十大死因还包括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意外、自杀等等）。结核病是排在第十位的死因，全世界每天有将近4000人死于结核病，3万人发病。
根据报告，2020年，中国结核病的发病率为58/10万，发病率在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中排在第28位（由高到低），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中国2019年中国估算的新发结合病患者数约占全球的8.4%，约83.3万，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实际上，2019年在国家信息系统中报告的结核病患者数量为72.8万人，也就是说存在约10.5万人的缺口，这些人未得到精准的诊断和针对性的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2035年终结结核病流行（End TB）的目标。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称，这一目标的核心指标是将结核病的发病率降低到10/10万以下。不过，对全球和中国而言，要想在2035年之前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小的难度。2018年中国估算结核病发病率为61/10万，2019年为58/10万。李亮坦言，“如果在防控策略、诊断技术、治疗药物以及预防用疫苗研究上没有大的突破，到2035年实现这个目标难度非常大。”
【诊断的局限】
传染病控制要抓住“三要素”：首先要发现传染源，其次要切断传播途径，第三是保护易感人群。发现传染源，需要依靠诊断技术。由于传统诊断技术的局限以及新技术落地困难，使得国内结核病患者的发现尚未出现突破性进展。
结核病的诊断主要有三类方法。
首先是细菌学诊断——对患者的痰液采样做检测，看有没有结核菌。
细菌学诊断也有几种不同的具体方法：一种是“痰涂片”，把痰液涂在玻片进行染色，看有没有结核菌的存在，如果阳性则说明有结核菌，如果阴性说明没有发现结核菌。
还有一种是“痰培养”，把痰液放在培养基里面，给它营养，让细菌长大，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培养基里面有结核菌，那就可以说明是结核病。这是两种最常见的细菌学诊断方法。
这两种方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包括我国广泛用于诊断结核病的方法。痰培养的诊断方式目前是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
不过，这类技术方法受到制约。不管是痰涂片还是痰培养，阳性率只有30%-4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有10个结核病病人，大约只有3个人的痰涂片会得到阳性结果，4个人的痰培养结果会是阳性。影响结果的因素包括结核菌的数量、检测技术和操作等。
此外，细菌学诊断的速度也不能令人满意。痰涂片可以一天内出结果，痰培养必须一到两周才能出结果。而且，痰涂片的检查存在假阳性的问题，因为除了结核菌可以导致痰涂片阳性以外，其他菌也可以导致结果阳性，比如非结核分枝杆菌、麻风杆菌。
第二种方法是影像学方法。也就是通过胸片、CT看患者的肺上有没有结核病的病灶，这个方法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尤其对于那些痰液里找不到结核菌的病人，用这种方法意义更大，它在使用上非常方便，而且国内的医疗机构在胸片、CT等影像学设备技术应用上已经比较普及，影像学诊断也比较快。
但是，影像学方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过胸片、CT看患者的肺上有没有结核病的病灶，这需要医生的经验。如果遇到不典型的结核病病灶，影像诊断可能出现假阳性、假阴性问题，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
第三个方法是免疫学方法，就是抽血看有没有结核病的抗原和抗体，这个方法应用得不多，主要原因是现在还没有发现结核病最特异的抗原抗体，如果抗原抗体不特异，诊断结果的准确度就比较低，这也是目前困扰结核病免疫学诊断方法的重要问题。出于此，世卫组织目前不推荐免疫学诊断用于临床诊断，只推荐用于参考。
【新技术落地瓶颈】
“从诊断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亟需引进更快速、更敏感、更简单的诊断工具。”李亮介绍，目前最大进步是有一种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已引进到结核病诊断中，这种方法通过基因技术可以快速提高细菌学检查的敏感性，其原理是通过基因扩增技术，使得即使只有很少量的菌也能被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名为Gene-Xpert的分子生物学检测产品已上市十多年。90分钟就可以出结果，诊断过程大概全程需要2个小时。除诊断普通结核病外，该产品还可以诊断是否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
李亮认为，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代表未来方向，其敏感性高、操作方便、生物安全性也有保障，“未来成为诊断金标准将是时间的问题”。
目前北京胸科医院等一些大医院已经引进这项技术，北京胸科医院每天检测量能达到几百人，“不过这一技术在基层使用并不理想”，李亮表示，原因之一是这项检测技术还没有被纳入医保，做一次检测目前价格在700元左右。
陈仲丹介绍，目前国内大约采购了1000多台Gene-Xpert检测设备，但检测试剂确实比较贵，一些地方存在“仪器配了，但试剂买不起”情况。
实际上，大量结核病患者是在基层就诊。检测资源错配加剧了结核病患者的发现之难。专家们呼吁能把新技术纳入医保，使其在基层被更多地采用。
【主动发现的困难】
目前，“结核病人的发现主要依靠患者的因症就诊，也就是病人出现症状以后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结核病患者”，李亮向南都记者解释，有一半结核病患者没有任何症状，这些患者不去医院，可能就发现不了。
此外，即使是出现结核病症状的患者，由于大众结核病知识的知晓率较低，患结核病后不能及时就诊，使得现有因症就诊方式不能掌握、治疗所有的肺结核患者，不能有效切断患者在人群中的传播链。
李亮介绍，下一步策略是要从现在被动的因症就诊转变为主动发现，也就是对于重点人群做结核病主动筛查，这样可最大程度发现结核病患者。据媒体报道，主动筛查目前只限于利用国际项目的试点地区开展，由于没有经费支持而尚未在全国推广。
【不完美的疫苗】
一项研究显示，我国结核病人群感染基数大（约5.5亿人携带结核菌），从感染到发病一般要经历较长过程。
陈仲丹介绍，从全球看，大概1/4的人感染结核菌，但感染结核杆菌的人只有10%-15%可以发生结核病，不是一感染就发病，发生几率有10%-15%。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办法。不过，目前全世界都缺乏针对结核病的有效疫苗。婴儿出生24小时内就要接种的免疫规划疫苗卡介苗仅能预防部分儿童重症结核及结核性脑膜炎的发生，对成人结核病的预防几乎没有作用。
陈仲丹表示，目前结核病的疫苗正在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预防用疫苗，防止人们感染结核菌；二是治疗性疫苗，对于感染结核菌的人，减少发病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名为“M72/AS01E”的潜在结核疫苗在二期B临床试验中显示了50%的有效率，目前已经获批进行下一步临床试验。
【耐药结核的压力】
在讨论中国的结核病负担时，耐药结核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根据WHO的数据，2019年我国估算新增利福平耐药结核病(RR-TB)及耐多药结核病(MDR-TB)6.5万人，占全世界总数的13%。
不过，在这6.5万估算的耐药结核患者中，只有不足30%（18300人）得到诊断和报告。在报告的约1.8万患者中，76%的人启动二线治疗，治疗成功率约为54%。
也就是说，我国的耐药结核患者没有完全发现和识别出来。一个主要差距就是病原学的确诊比例不高。陈仲丹解释，2019年，中国45.4%的肺结核患者是病原学确诊病例（其他病例是临床诊断），尽管这个数字在2018年36%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增加，但仍有差距。全球平均水平是57%，在高收入的欧美国家，84%的肺结核病例是病原学诊断出来的。
耐药结核患者的发现有几个关键步骤：首先要确诊病人，通过病原学确诊是结核病患者，找到该病人的细菌，才能对细菌开展耐药检测，看是否是耐药的结核菌。所以，“如果报告结核病病原学确诊这一步没有做好，即使确诊病例中耐药检测比例很高，总体的比例依然很低。”陈仲丹说。
相对于普通结核病６至９个月的治疗周期，耐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达18至24个月，以往治愈率低于50％，治疗费用平均达5万元人民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万元。
什么样的患者会发展为耐药结核病？这有两种可能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规划部原主任姜世闻介绍，一种是有些病人不规律服药、断断停停，这样就会导致耐药产生。第二种情况是原发耐药，患者本身就感染了耐药菌，发病的时候呈现出来就是耐药结核。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高谦表示，结核病耐药的产生分为获得性耐药和传播性耐药，前者由治疗不当产生，后者由被其他耐药结核病患者体内携带的耐药结核菌感染产生。如果以传播性耐药为主，应注重发现和控制传染源；如果获得性耐药为主，应配合精准治疗和提高患者依从性。
哪一种情况才是导致中国耐药结核的主要原因呢？高谦研究发现，中国超过80％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是传播导致。
这意味着，中国应对耐多药结核应采取控制传播为主的控制策略：重视传染源控制；制订和实施相应法律法规，有效隔离传染源；实现患者的精准治疗，医生应在获知患者耐药情况下制订治疗方案。
【患者管理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结核病（特别是耐药结核病）患者治疗疗程长，服药品种多，因此病人配合治疗的依从性不佳，患者管理难度比较大，这也是结核病目前不能有效控制的一个原因。
李亮认为，应该参考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控制方法，对结核病患者做必要的隔离。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采取不住院治疗的结核病患者管理模式，这是当时从国际引进的做法。考虑到结核病是慢性传染，如果长期在医院隔离，会占用大量资源，造成病人和病人、病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传播，效益不高，所以推广居家治疗。
“这一做法在过去有必要性，但是现在看，应该要重新审视。”李亮呼吁，条件成熟的地方，应该要推广结核病患者的住院隔离治疗。
对结核病患者实行住院隔离治疗牵扯到住院方案、管理手段和措施、住院期间饮食、家庭情况等一系列问题，李亮认同要综合考虑，但“这是未来的方向”。一些国家采取的做法是：不一定到医院隔离，而是到一个隔离场所集中管理。
【支付的困境：期盼新药进入医保甲级目录】
关于结核病的防治也有好消息，比如结核病新药研发和推广加速了。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介绍，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这两种新药引进国内之后，部分耐药患者已经开始使用这两种药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李亮介绍，目前全国有近1500名病人免费使用了贝达喹啉，治愈率高达85%，而此前耐药结核的治愈率不足50%。
问题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患者经济负担高，而新药因为价格贵会让许多患者望而却步。以贝达喹啉为例，一个疗程6个月需67200元人民币；德拉马尼一个疗程的价格也在61200元。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去年年底都被纳入医保乙级目录内，但患者仍需自付一部分。李亮希望让这些新药尽快进入甲级医保目录，让更多病人用得起这些新药、好药，使更多人受益。
在这两种药物外，陈仲丹介绍，耐药结核病的治疗会用到抗生素，有的抗生素也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中，比如利奈唑胺原来每天的价格是200-300元，若治疗周期达到18个月，光一个药的费用就可能达到18万。目前，这种抗生素已经经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价格降低了90%。
“不过，还有很多抗生素的适应症中没有结核病，所以结核病患者用这些药物在报销上会面临各地不同的报销政策，存在一定障碍。”陈仲丹说。
据陈仲丹介绍，在中国，结核病诊疗还不是完全免费的服务，特别是耐药结核病治疗的药物和服务不完全由医疗保险和国家结核病项目覆盖。
有不同研究表明，在中国有高达90%的耐药结核病患者经历了灾难性支出，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MDR-TB)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疾病之一。
一方面治疗周期长，另一方面治疗又很贵，对患者而言，能够坚持治疗，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如果不能坚持、得不到很好的管理，这些患者就可能成为移动的传染源。https://t.cn/A6GLSw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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