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天气#【晴冷】气象台16点发布：市区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高气温0度，相对湿度32%到16%。周末晴为主，气温缓慢回升，体感依旧寒冷；今日进入“三九”，冬补注意“食宜温，睡宜早，动宜慢，头宜暖，心宜平”。截至今日15时最高气温实况：市区零下3.4度，滨海新区零下4.3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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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闽十年之梦影
我一到南普陀寺，就想来养正院和诸位法师讲谈讲谈，原定的题目是《余之忏悔》，说来话长，非十几小时不能讲完；近来因为讲律，须得把讲稿定好，总抽不出一个时间来，心里又怕负了自己的初愿，只好抽出很短的时间，来和诸位谈谈，谈我在南闽十年中的几件事情！
我第一回到南闽，在民国十七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在温州，我在温州住得很久，差不多有十年光景。
由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
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就要到暹罗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
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在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那时的南普陀，和现在不同，马路还没有建筑，我是坐着轿子到寺里来的。
到了南普陀寺，就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芝峰法师和我同在温州，虽不曾见过面，却是很相契的。现在突然在南普陀寺晤见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本来是要到暹罗去的，因着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
在厦门住了几天，又到小雪峰那边去过年。一直到正月半以后才回到厦门，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约莫住了三个月工夫。看到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
这时芝峰法师就谈起佛学院里的课程来。他说：
“门类分得很多，时间的分配却很少，这样下去，怕没有什么成绩吧！”
因此，我表示了一点意见，大约是说：
“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
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在佛学院的小楼上，一直住到四月间，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又回到温州去。
第二回到南闽，是在民国十八年十月。起初在南普陀寺住了几天，以后因为寺里要做水陆，又搬到太平岩去住。等到水陆圆满，又回到寺里，在前面的老功德楼住着。
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
不久，我又到小雪峰去过年，正月半才到承天寺来。
那时性愿老法师也在承天寺，在起草章程，说是想办什么研究社。
不久，研究社成立了，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现在妙释寺的善契师，南山寺的传证师，以及已故南普陀寺的广究师，……都是那时候的学僧哩！
研究社初办的几个月间，常住的经忏很少，每天有工夫上课，所以成绩卓著，为别处所少有。
当时我也在那边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遇有闲空，又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整理，后来还编成目录，至今留在那边。这样在寺里约莫住了三个月，到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
民国二十年九月，广洽法师写信来，说很盼望我到厦门去。当时，我就从温州动身到上海，预备再到厦门；但许多朋友都说：时局不大安定，远行颇不相宜，于是我只好仍回温州。直到转年（即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到了厦门，计算起来，已是第三回了！
到厦门之后，由性愿老法师介绍，到山边岩去住；但其间妙释寺也去住了几天。
那时我虽然没有到南普陀来住；但佛学院的学僧和教职员，却是常常来妙释寺谈天的。
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廿一日，我开始在妙释寺讲律。
这年五月，又移到开元寺去。
当时许多学律的僧众，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的用功，从没有空过的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都啧啧的称赞着。
有一天，已是黄昏时候了！我在学僧们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很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一时心中觉得有无限的欢慰！可是这种良好的景象，不能长久的继续下去，恍如昙花一现，不久就消失了。但是当时的景象，却很深的印在我的脑中，现在回想起来，还如在大树底下目睹一般。这是永远不会消灭、永远不会忘记的啊！
十一月，我搬到草庵来过年。
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又回到南普陀。
当时旧友大半散了；佛学院中的教职员和学僧，也没有一位认识的！
我这一回到南普陀寺来，是准了常惺法师的约，来整顿僧教育的。后来我观察情形，觉得因缘还没有成熟，要想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所以就作罢了。此后并没有到闽南佛学院去。
讲到这里，我顺便将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意见，说明一下：
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那一宗、那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
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那一宗那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
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
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
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
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
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
倘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那已经难为情了！何况不如！又何况十分的不如呢！……咳！……这样他们看出家人就要十分的轻慢，十分的鄙视，种种讥笑的话，也接连的来了……
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我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
“听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
咳！……我们听到了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厉害呀！
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的缘故；种种太随便了，就闹出这样的话柄来了。
至于为什么会随便呢？那就是由于不能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的缘故。倘若我们能够真正生信，十分决定的信，我想就是把你的脑袋斫掉，也不肯随便的了！
以上所说，并不是单单养正院的学僧应该牢记，就是佛教大学的学僧也应该牢记，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不爽的道理！
就我个人而论，已经是将近六十的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的书！——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
我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所以我要常常研究这一类的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
这一段话，虽然是我勉励我自己的，但我很希望诸位也能照样去实行！
关于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印光老法师在苏州所办的弘化社那边印得很多，定价也很低廉，诸位若要看的话，可托广洽法师写信去购请，或者他们会赠送也未可知。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一点意见。下面我再来说几样事情：
我于民国二十四年到惠安净峰寺去住。到十一月，忽然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搬到草庵来养病。
这一回的大病，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大纪念！
我于民国二十五年的正月，扶病到南普陀寺来。在病床上有一只钟，比其他的钟总要慢两刻，别人看到了，总是说这个钟不准，我说：
“这是草庵钟。”
别人听了“草庵钟”三字还是不懂，难道天下的钟也有许多不同的么？现在就让我详详细细的来说个明白：
我那一回大病，在草庵住了一个多月。摆在病床上的钟，是以草庵的钟为标准的。而草庵的钟，总比一般的钟要慢半点。
我以后虽然移到南普陀，但我的钟还是那个样子，比平常的钟慢两刻，所以“草庵钟”就成了一个名词了。这件事由别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这个钟，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发大惭愧，惭愧我德薄业重。
我要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止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后在南普陀住了几个月，于五月间，才到鼓浪屿日光岩去。十二月仍回南普陀。
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居住，算起来，首尾已是十年了。
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
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
记得古人有句诗：
一事无成人渐老。
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
一钱不值何消说。
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因此我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他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
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
不论什么事，总希望他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我近来，每每想到“二一老人”这个名字，觉得很有意味！
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了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我一到南普陀寺，就想来养正院和诸位法师讲谈讲谈，原定的题目是《余之忏悔》，说来话长，非十几小时不能讲完；近来因为讲律，须得把讲稿定好，总抽不出一个时间来，心里又怕负了自己的初愿，只好抽出很短的时间，来和诸位谈谈，谈我在南闽十年中的几件事情！
我第一回到南闽，在民国十七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在温州，我在温州住得很久，差不多有十年光景。
由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
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就要到暹罗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
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在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那时的南普陀，和现在不同，马路还没有建筑，我是坐着轿子到寺里来的。
到了南普陀寺，就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芝峰法师和我同在温州，虽不曾见过面，却是很相契的。现在突然在南普陀寺晤见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本来是要到暹罗去的，因着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
在厦门住了几天，又到小雪峰那边去过年。一直到正月半以后才回到厦门，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约莫住了三个月工夫。看到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
这时芝峰法师就谈起佛学院里的课程来。他说：
“门类分得很多，时间的分配却很少，这样下去，怕没有什么成绩吧！”
因此，我表示了一点意见，大约是说：
“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
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在佛学院的小楼上，一直住到四月间，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又回到温州去。
第二回到南闽，是在民国十八年十月。起初在南普陀寺住了几天，以后因为寺里要做水陆，又搬到太平岩去住。等到水陆圆满，又回到寺里，在前面的老功德楼住着。
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
不久，我又到小雪峰去过年，正月半才到承天寺来。
那时性愿老法师也在承天寺，在起草章程，说是想办什么研究社。
不久，研究社成立了，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现在妙释寺的善契师，南山寺的传证师，以及已故南普陀寺的广究师，……都是那时候的学僧哩！
研究社初办的几个月间，常住的经忏很少，每天有工夫上课，所以成绩卓著，为别处所少有。
当时我也在那边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遇有闲空，又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整理，后来还编成目录，至今留在那边。这样在寺里约莫住了三个月，到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
民国二十年九月，广洽法师写信来，说很盼望我到厦门去。当时，我就从温州动身到上海，预备再到厦门；但许多朋友都说：时局不大安定，远行颇不相宜，于是我只好仍回温州。直到转年（即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到了厦门，计算起来，已是第三回了！
到厦门之后，由性愿老法师介绍，到山边岩去住；但其间妙释寺也去住了几天。
那时我虽然没有到南普陀来住；但佛学院的学僧和教职员，却是常常来妙释寺谈天的。
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廿一日，我开始在妙释寺讲律。
这年五月，又移到开元寺去。
当时许多学律的僧众，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的用功，从没有空过的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都啧啧的称赞着。
有一天，已是黄昏时候了！我在学僧们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很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一时心中觉得有无限的欢慰！可是这种良好的景象，不能长久的继续下去，恍如昙花一现，不久就消失了。但是当时的景象，却很深的印在我的脑中，现在回想起来，还如在大树底下目睹一般。这是永远不会消灭、永远不会忘记的啊！
十一月，我搬到草庵来过年。
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又回到南普陀。
当时旧友大半散了；佛学院中的教职员和学僧，也没有一位认识的！
我这一回到南普陀寺来，是准了常惺法师的约，来整顿僧教育的。后来我观察情形，觉得因缘还没有成熟，要想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所以就作罢了。此后并没有到闽南佛学院去。
讲到这里，我顺便将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意见，说明一下：
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那一宗、那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
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那一宗那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
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
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
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
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
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
倘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那已经难为情了！何况不如！又何况十分的不如呢！……咳！……这样他们看出家人就要十分的轻慢，十分的鄙视，种种讥笑的话，也接连的来了……
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我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
“听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
咳！……我们听到了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厉害呀！
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的缘故；种种太随便了，就闹出这样的话柄来了。
至于为什么会随便呢？那就是由于不能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的缘故。倘若我们能够真正生信，十分决定的信，我想就是把你的脑袋斫掉，也不肯随便的了！
以上所说，并不是单单养正院的学僧应该牢记，就是佛教大学的学僧也应该牢记，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不爽的道理！
就我个人而论，已经是将近六十的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的书！——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
我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所以我要常常研究这一类的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
这一段话，虽然是我勉励我自己的，但我很希望诸位也能照样去实行！
关于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印光老法师在苏州所办的弘化社那边印得很多，定价也很低廉，诸位若要看的话，可托广洽法师写信去购请，或者他们会赠送也未可知。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一点意见。下面我再来说几样事情：
我于民国二十四年到惠安净峰寺去住。到十一月，忽然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搬到草庵来养病。
这一回的大病，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大纪念！
我于民国二十五年的正月，扶病到南普陀寺来。在病床上有一只钟，比其他的钟总要慢两刻，别人看到了，总是说这个钟不准，我说：
“这是草庵钟。”
别人听了“草庵钟”三字还是不懂，难道天下的钟也有许多不同的么？现在就让我详详细细的来说个明白：
我那一回大病，在草庵住了一个多月。摆在病床上的钟，是以草庵的钟为标准的。而草庵的钟，总比一般的钟要慢半点。
我以后虽然移到南普陀，但我的钟还是那个样子，比平常的钟慢两刻，所以“草庵钟”就成了一个名词了。这件事由别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这个钟，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发大惭愧，惭愧我德薄业重。
我要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止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后在南普陀住了几个月，于五月间，才到鼓浪屿日光岩去。十二月仍回南普陀。
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居住，算起来，首尾已是十年了。
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
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
记得古人有句诗：
一事无成人渐老。
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
一钱不值何消说。
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因此我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他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
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
不论什么事，总希望他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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