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柜里翻出本书来，拿出来满是尘土，都呛到我了。上大学的时候从图书馆借了一本讲解庄子的书，上课不想听就随手打开看。然后就又被老师发现了[允悲]大学老师都还好，他没批评我，他就说我那个年纪不应该读《庄子》，应该读兵家的书，因为还没入世何谈出世呢？等退休了再读《庄子》去。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完全是打发时间的，后来那本书读完了我也没什么感觉。这本书是我大学毕业备战考研的时候买的，买了以后就没打开看过，所以都满是灰尘了，我一想不能再这么搁着了，有空还是把它读了吧
（转）清宫虽然对御窑瓷器管理较为严格，但据文献记载、考古资料以及公私藏品溯源可知，其实不乏流散渠道，如通过赏赐、变价等方式散出宫廷。首里城出土的清朝御窑瓷器数量较多——可能是中国以外出土清朝御窑瓷器最多的遗址，其来源途径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另外，首里城出土的清朝民窑瓷器是从何而来？在清朝民窑瓷器大量外销的大背景下，是否有具体史料可细化其来源方式？
清朝伊始，琉球王国即与其开始了往来。顺治三年，琉球国王尚贤遣使金应元前来请封，翌年清政府予以馈赠令返。顺治十年，琉球遣使朝贡，顺治皇帝颁布《敕琉球诏》：“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颁定贡期，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余俱留闽待命。”由此开启了清朝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册封和朝贡活动。
关于清朝皇帝赏赐瓷器给琉球王国之事，《清档》、《清会典》、《十通》等提及雍正二年、四年、七年、十年皆有赏赐。记载较详的如《雍正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档》：“三月五日敬事房笔帖式太监沈玉功持来珐琅瓶一件、珐琅盘一件、大官釉四喜花囊一件、龙泉双管瓶一件、西洋红纸搥瓶一件、洋红酒圆四件、五彩酒圆四件⋯⋯霁红瓶二件、霁青瓶一件、冬青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汝窑锦袋瓶一件、哥窑玉壶春瓶一件、青花白地桃式□盒一件、五彩瓷套杯一套（共十件）⋯⋯着包裹黑毡发报，赏琉球国记此。”[22]《雍正十年正月立赏用底簿》：“三月初六日⋯⋯赏琉球国之国舅⋯⋯哥窑四系花囊一件、蓝瓷瓶一件、霁红瓶二件、霁青瓶一件、哥窑瓶一件、官窑双管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粉红瓷小瓶一件、青花瓷桃式盒一件、五彩套杯一件、五彩酒盅四件、洋红酒盅四件。”[23]可知当时赏赐给琉球的瓷器等级颇高，品类亦较多。清朝御窑瓷器是专门为宫廷烧制，虽然也有变价流落至坊间者（如御窑厂烧制的次色瓷器或宫中多余、残损瓷器等），但毕竟数量较少且质量多有瑕疵，当时的琉球王国若想获取御窑瓷器，恐怕多得仰赖于宫廷赏赐。
除了上述档案，此外，清人赵新所著《续琉球国志略》及琉球文献《历代宝案》也有相关记载，虽较前者略失详实，未述及瓷器的具体品类，但对雍正朝之后清宫对琉球的赏赐情况有所涉及。《续琉球国志略》卷二载及道光元年[24]、道光三十年[25]、同治二年[26]均曾赏赐“磁器”。《历代宝案》册十三载“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为恭谢天恩事。窃臣泰僻处海隅，世沐圣朝优恤有加无已，道光二十八年谨遣陪臣耳目官白统绩、正议大夫郑元觐等齐表朝京，恭遇大行皇帝祫祭太庙，该使臣向统绩等在午门前瞻仰天颜欣荷，殊恩，赏赐玻璃器、鼻烟壶、瓷器、荷包、茶叶、鲜果等件⋯⋯”[27]以上记载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作为清宫对琉球赏赐活动持续至清晚期的佐证，最晚记载“同治二年”之时间节点与日本强令琉球王国停止对清政府朝贡之1875年相距不远。
根据考古材料，首里城出土的御窑瓷器器类较多，但器形较为单一，以碗、盘等圆器为主，而结合档案文献记载可知，当时首里城中清御窑瓷器种类远较考古材料呈现出来的面貌要丰富。原因在于，当时瓷器破损后才留存于遗址之中，无损或者堪用的瓷器会被保存或者转移。实际上首里城所藏清御窑瓷器后来大多散落它处，除少量赠予日本贵族，绝大部分被劫掠一空。赠送之例可见《世界陶瓷全集·清》中收录一清雍正御窑粉彩花鸟抱月瓶〔图十九〕，该瓶原为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公旧藏，之所以进入德川家，是因为彼时萨摩藩藩主与江户德川家族世代较好，互通礼物之故；劫掠之事见于史书所载，1879日本废藩置县吞并琉球后，对其库藏进行了洗劫，彼时琉球陈情使向大清汇报奏章记道：“于六月十四日，日人率领巡查兵役突入世子宫将各门紧守，迫索历朝颁赐诏敕，此乃琉球镇国之宝，虔诚供奉，岂敢轻以示人。当即再三恳说，日人不听，各官与之据理争论，日人大怒，立召巡查数十名毒打各官。直行胁（劫）去。至天朝钦赐御书、匾额、宝印，亦恐被其夺掠，百方谨护忧虑滋深。又近日，上自法司等官，下至绅书士庶外，而属岛监守官笔帖式，既其头目土役人等，多被倭人劫往至各处衙署，严行拷审，或有固执忠义自刎而死者。又将诸署所有簿册，既仓库所藏钱粮一概胁（劫）取。且驰赴诸郡，迫以收纳赋税，不从者即行严责，复将所积米谷擅行封去。除此之外，首里、久米、那霸各府被其践踏者，指不胜屈。”[28]从记述可见，日本对琉球的劫掠无所不包，王城所藏瓷器想必也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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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伊始，琉球王国即与其开始了往来。顺治三年，琉球国王尚贤遣使金应元前来请封，翌年清政府予以馈赠令返。顺治十年，琉球遣使朝贡，顺治皇帝颁布《敕琉球诏》：“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颁定贡期，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余俱留闽待命。”由此开启了清朝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册封和朝贡活动。
关于清朝皇帝赏赐瓷器给琉球王国之事，《清档》、《清会典》、《十通》等提及雍正二年、四年、七年、十年皆有赏赐。记载较详的如《雍正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档》：“三月五日敬事房笔帖式太监沈玉功持来珐琅瓶一件、珐琅盘一件、大官釉四喜花囊一件、龙泉双管瓶一件、西洋红纸搥瓶一件、洋红酒圆四件、五彩酒圆四件⋯⋯霁红瓶二件、霁青瓶一件、冬青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汝窑锦袋瓶一件、哥窑玉壶春瓶一件、青花白地桃式□盒一件、五彩瓷套杯一套（共十件）⋯⋯着包裹黑毡发报，赏琉球国记此。”[22]《雍正十年正月立赏用底簿》：“三月初六日⋯⋯赏琉球国之国舅⋯⋯哥窑四系花囊一件、蓝瓷瓶一件、霁红瓶二件、霁青瓶一件、哥窑瓶一件、官窑双管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粉红瓷小瓶一件、青花瓷桃式盒一件、五彩套杯一件、五彩酒盅四件、洋红酒盅四件。”[23]可知当时赏赐给琉球的瓷器等级颇高，品类亦较多。清朝御窑瓷器是专门为宫廷烧制，虽然也有变价流落至坊间者（如御窑厂烧制的次色瓷器或宫中多余、残损瓷器等），但毕竟数量较少且质量多有瑕疵，当时的琉球王国若想获取御窑瓷器，恐怕多得仰赖于宫廷赏赐。
除了上述档案，此外，清人赵新所著《续琉球国志略》及琉球文献《历代宝案》也有相关记载，虽较前者略失详实，未述及瓷器的具体品类，但对雍正朝之后清宫对琉球的赏赐情况有所涉及。《续琉球国志略》卷二载及道光元年[24]、道光三十年[25]、同治二年[26]均曾赏赐“磁器”。《历代宝案》册十三载“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为恭谢天恩事。窃臣泰僻处海隅，世沐圣朝优恤有加无已，道光二十八年谨遣陪臣耳目官白统绩、正议大夫郑元觐等齐表朝京，恭遇大行皇帝祫祭太庙，该使臣向统绩等在午门前瞻仰天颜欣荷，殊恩，赏赐玻璃器、鼻烟壶、瓷器、荷包、茶叶、鲜果等件⋯⋯”[27]以上记载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作为清宫对琉球赏赐活动持续至清晚期的佐证，最晚记载“同治二年”之时间节点与日本强令琉球王国停止对清政府朝贡之1875年相距不远。
根据考古材料，首里城出土的御窑瓷器器类较多，但器形较为单一，以碗、盘等圆器为主，而结合档案文献记载可知，当时首里城中清御窑瓷器种类远较考古材料呈现出来的面貌要丰富。原因在于，当时瓷器破损后才留存于遗址之中，无损或者堪用的瓷器会被保存或者转移。实际上首里城所藏清御窑瓷器后来大多散落它处，除少量赠予日本贵族，绝大部分被劫掠一空。赠送之例可见《世界陶瓷全集·清》中收录一清雍正御窑粉彩花鸟抱月瓶〔图十九〕，该瓶原为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公旧藏，之所以进入德川家，是因为彼时萨摩藩藩主与江户德川家族世代较好，互通礼物之故；劫掠之事见于史书所载，1879日本废藩置县吞并琉球后，对其库藏进行了洗劫，彼时琉球陈情使向大清汇报奏章记道：“于六月十四日，日人率领巡查兵役突入世子宫将各门紧守，迫索历朝颁赐诏敕，此乃琉球镇国之宝，虔诚供奉，岂敢轻以示人。当即再三恳说，日人不听，各官与之据理争论，日人大怒，立召巡查数十名毒打各官。直行胁（劫）去。至天朝钦赐御书、匾额、宝印，亦恐被其夺掠，百方谨护忧虑滋深。又近日，上自法司等官，下至绅书士庶外，而属岛监守官笔帖式，既其头目土役人等，多被倭人劫往至各处衙署，严行拷审，或有固执忠义自刎而死者。又将诸署所有簿册，既仓库所藏钱粮一概胁（劫）取。且驰赴诸郡，迫以收纳赋税，不从者即行严责，复将所积米谷擅行封去。除此之外，首里、久米、那霸各府被其践踏者，指不胜屈。”[28]从记述可见，日本对琉球的劫掠无所不包，王城所藏瓷器想必也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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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黄老之学的内涵及兴盛原因#道教历史#
从战国中期至西汉初年，黄老之学以其独特的性质在诸多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西汉初年被统治者采纳为治理社会的指导思想，烜赫一时。基于秦末以来社会长期战乱，西汉初年社会凋敝的这种现实，汉高祖刘邦顺应人民普遍希望安宁的心理，以黄老思想为指导，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治理社会，使社会生产由恢复而发展，乃至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即明古之理，可以治今之事。汉初的黄老之学不仅对于西汉初年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它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精华，以其中蕴含的丰富哲理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治理仍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汉初社会背景下的黄老之学的内涵
黄老之学，顾名思义，“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就是对黄帝和老子的学说的合称。一般认为，黄老之学分属于道家学说，在战国时代，道家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假托黄帝的名义来阐释道家思想，并对老子的学说加以继承和发展，采取兼收并蓄的方法，吸收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讲的“黄老之学”。与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相比较而言，黄老之学的突出特点就是“道法结合”，在这种观点看来“道”是由“法”衍生出来的，它主张君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无为”，但是这种所谓的“无为”并不是毫无作为，只是统治者基于社会的现实状况，采用相应的措施，不过分干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这些主张适应了汉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的社会发展形势，以及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鉴于西汉初年的社会现实状况，从西汉建国之初至汉武帝时期，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汉统治者主要侧重于黄老之学中“清静无为”的特征。所谓的“无为”即是：统治者不苛扰人民，不滋扰生产，促进社会生产秩序的稳固。综合来看其基本的特点是，在肯定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主张“无为而治”，缓和阶级矛盾，又“顺民之情与之休息”，从而恢复和发展生产。
二、汉初黄老之学自身的特性
产生于战国时代的黄老思想到汉初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在逐渐继承发展的过程中，它摒弃了原始道家消极的成分。与老庄道家提倡消极出世相比较，黄老之学则讲究积极入世，“强调今天下大争，时亦至”，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会对整个国家发展的走向或多或少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先秦道家中所推崇的“无为而治”在当时也有了新的发展，黄老思想在老子消极的“无为”中注入积极的因素，由此转化为积极的“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理论主张统治者要减少对人民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干预，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万民的创造力，适应民众普遍希望安宁的心理，休养生息，从而促进社会由恢复而发展。“究其实质，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是道家的无为与法家的法治的奇特结合。”再者，黄老道家秉持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态度，兼采法、儒诸家之长，形成了兼收并蓄的理论优势。这些都是黄老之学思想作为汉初治理国家指导思想所具有的特征。
三、汉初社会现实的需要
黄老之学思想被汉初统治者采纳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秦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它的建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秦统治者采取暴虐的手段治理国家，最终引起了民众的反抗。“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刘邦顺应天下大势，击败各路反秦力量，建立了西汉王朝。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随即命谋臣贾谊著书立说以总结秦短命的教训。贾谊在其著名的《过秦论》中曾指出繁盛的秦朝之所以很快灭亡了，主要是因为秦统治者不懂得施行仁义。因此，陈涉力量虽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朝灭亡。由于这种思想理念的影响，黄老之学得以确立为汉初社会发展的引导思想。汉初整个社会趋于思安的心理成为黄老之学被确立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助推剂。历经秦朝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之后，刚刚建立的西汉朝廷，民生孱弱，百姓生活困苦，国家经济衰败。汉初，“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同时，人民生活亦非常困苦，以致出现“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现象。因此，汉初的统治者意图通过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来稳定社会秩序和缓和社会矛盾，稳定民心，巩固王朝的统治。基于这种目的，其统治思想上逐渐陷入保守，趋向成熟的黄老之学由于其自身的特性正好适应了社会大众的心理需要，渐被统治者采纳为治理社会的指导思想。历经秦朝末年的战乱而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力量还很薄弱，主要体现在：对内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实行专制主义政策来巩固封建统治，对外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遏制北方匈奴的进犯。对于此时的西汉王朝来说，它急需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来增强国家的力量，巩固统治政权，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兼有各家学说的黄老之学也就顺应时势而兴。
四、汉初统治阶层对黄老思想的重视
“西汉初年统治阶层人物主要是来自楚地的“布衣”，他们构成了其时政权上的“布衣卿相之局”，对产生于楚国的黄老之学，莫过于是最熟悉的。”西汉开国丞相萧何是一位具有黄老思想的政治家，入关后面对关中地区残破的现状，萧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定社会秩序，顺应民心，发展经济，深刻体现了黄老之学的治国之道。萧何去世后，曹参成为西汉王朝的第二任丞相，他秉承了萧何治国的风格，仍以萧何所定的政策治理国家。“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陈平在担任丞相期間，仍以黄老思想为指导治理国家，由此可见汉初几位丞相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对黄老之学中的“无为而治”都颇有应用。另外，汉初的几位帝王皆非常重视黄老思想。据《史记•礼书》载："孝文即位，有司仪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此外，窦太后更为崇尚黄老清静之术。在此影响下，文景时期，黄老之学在统治阶层内部非常盛行。汉初统治阶层对黄老之学的重视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总而言之，一种思想理论能够在某个历史阶段盛行并被统治者所青睐进而确立为治国的理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时代发展的背景。
文章来源:龙虎山道教
从战国中期至西汉初年，黄老之学以其独特的性质在诸多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西汉初年被统治者采纳为治理社会的指导思想，烜赫一时。基于秦末以来社会长期战乱，西汉初年社会凋敝的这种现实，汉高祖刘邦顺应人民普遍希望安宁的心理，以黄老思想为指导，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治理社会，使社会生产由恢复而发展，乃至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即明古之理，可以治今之事。汉初的黄老之学不仅对于西汉初年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它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精华，以其中蕴含的丰富哲理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治理仍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汉初社会背景下的黄老之学的内涵
黄老之学，顾名思义，“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就是对黄帝和老子的学说的合称。一般认为，黄老之学分属于道家学说，在战国时代，道家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假托黄帝的名义来阐释道家思想，并对老子的学说加以继承和发展，采取兼收并蓄的方法，吸收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讲的“黄老之学”。与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相比较而言，黄老之学的突出特点就是“道法结合”，在这种观点看来“道”是由“法”衍生出来的，它主张君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无为”，但是这种所谓的“无为”并不是毫无作为，只是统治者基于社会的现实状况，采用相应的措施，不过分干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这些主张适应了汉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的社会发展形势，以及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鉴于西汉初年的社会现实状况，从西汉建国之初至汉武帝时期，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汉统治者主要侧重于黄老之学中“清静无为”的特征。所谓的“无为”即是：统治者不苛扰人民，不滋扰生产，促进社会生产秩序的稳固。综合来看其基本的特点是，在肯定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主张“无为而治”，缓和阶级矛盾，又“顺民之情与之休息”，从而恢复和发展生产。
二、汉初黄老之学自身的特性
产生于战国时代的黄老思想到汉初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在逐渐继承发展的过程中，它摒弃了原始道家消极的成分。与老庄道家提倡消极出世相比较，黄老之学则讲究积极入世，“强调今天下大争，时亦至”，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会对整个国家发展的走向或多或少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先秦道家中所推崇的“无为而治”在当时也有了新的发展，黄老思想在老子消极的“无为”中注入积极的因素，由此转化为积极的“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理论主张统治者要减少对人民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干预，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万民的创造力，适应民众普遍希望安宁的心理，休养生息，从而促进社会由恢复而发展。“究其实质，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是道家的无为与法家的法治的奇特结合。”再者，黄老道家秉持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态度，兼采法、儒诸家之长，形成了兼收并蓄的理论优势。这些都是黄老之学思想作为汉初治理国家指导思想所具有的特征。
三、汉初社会现实的需要
黄老之学思想被汉初统治者采纳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秦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它的建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秦统治者采取暴虐的手段治理国家，最终引起了民众的反抗。“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刘邦顺应天下大势，击败各路反秦力量，建立了西汉王朝。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随即命谋臣贾谊著书立说以总结秦短命的教训。贾谊在其著名的《过秦论》中曾指出繁盛的秦朝之所以很快灭亡了，主要是因为秦统治者不懂得施行仁义。因此，陈涉力量虽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朝灭亡。由于这种思想理念的影响，黄老之学得以确立为汉初社会发展的引导思想。汉初整个社会趋于思安的心理成为黄老之学被确立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助推剂。历经秦朝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之后，刚刚建立的西汉朝廷，民生孱弱，百姓生活困苦，国家经济衰败。汉初，“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同时，人民生活亦非常困苦，以致出现“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现象。因此，汉初的统治者意图通过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来稳定社会秩序和缓和社会矛盾，稳定民心，巩固王朝的统治。基于这种目的，其统治思想上逐渐陷入保守，趋向成熟的黄老之学由于其自身的特性正好适应了社会大众的心理需要，渐被统治者采纳为治理社会的指导思想。历经秦朝末年的战乱而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力量还很薄弱，主要体现在：对内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实行专制主义政策来巩固封建统治，对外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遏制北方匈奴的进犯。对于此时的西汉王朝来说，它急需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来增强国家的力量，巩固统治政权，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兼有各家学说的黄老之学也就顺应时势而兴。
四、汉初统治阶层对黄老思想的重视
“西汉初年统治阶层人物主要是来自楚地的“布衣”，他们构成了其时政权上的“布衣卿相之局”，对产生于楚国的黄老之学，莫过于是最熟悉的。”西汉开国丞相萧何是一位具有黄老思想的政治家，入关后面对关中地区残破的现状，萧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定社会秩序，顺应民心，发展经济，深刻体现了黄老之学的治国之道。萧何去世后，曹参成为西汉王朝的第二任丞相，他秉承了萧何治国的风格，仍以萧何所定的政策治理国家。“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陈平在担任丞相期間，仍以黄老思想为指导治理国家，由此可见汉初几位丞相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对黄老之学中的“无为而治”都颇有应用。另外，汉初的几位帝王皆非常重视黄老思想。据《史记•礼书》载："孝文即位，有司仪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此外，窦太后更为崇尚黄老清静之术。在此影响下，文景时期，黄老之学在统治阶层内部非常盛行。汉初统治阶层对黄老之学的重视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总而言之，一种思想理论能够在某个历史阶段盛行并被统治者所青睐进而确立为治国的理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时代发展的背景。
文章来源:龙虎山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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