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佛》观察|宗舜法师：僧人须慎重对待佛化婚礼
佛化婚礼，从我们现在来看，确实是有很大的教化作用。比如对佛弟子家庭承担责任的那种坚定心，还有各种化民导俗这方面的作用，这些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一件事情是好的，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去做。
因为每个人社会分工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究竟出家人能不能够帮着举行，是要顾及到很多方面的，我们必须要从各个层面分析这件事情。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佛化婚礼对社会、对人心乃至对佛教，确实是有一些正面、积极的作用。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已经取得共识的部分暂时放下。我们将佛化婚礼与佛教的传统进行比较和分析，来看看它有没有跟经典，或者是相关的要求有一定违背，或者说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我们可以慢慢分析。
首先，我们先以圣言量为依据。佛教里讲一切都要以经典，以佛陀所说的规定为依据，这个是佛教信仰的第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从圣言量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几乎在佛教的经典里面，看不到佛在世的时候，存在着到寺庙去举行婚礼的事情，也没有看到相关的经典里面记载，佛陀或者佛的弟子们充当过谁的证婚人。
我们可以看到佛在经典里面，有鼓励敦伦尽分的内容，即作为一个父亲，要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应该怎么尽赡养家庭的责任，好妻子应该怎么做。像《善生经》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开示，但它并不是特定在结婚的时候对这个家庭的要求，它是对大家一贯的、所有的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准规范。我们要明确的是，佛化婚礼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在太虚大师之前，没有见到过任何这方面的记载。
佛化婚礼是近七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才刚刚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对主持这个佛化婚礼的人的身份，做一些简别。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出家的，都是大法师、老法师、一些大德们来主持，但是无论他们年多高，德多重，他们的根本身份是比丘。
比丘这个词，有三个意思：怖魔，就是他发心修道会让魔王很恐怖；然后还有乞士，乞就是乞丐的乞，它是上向诸佛乞法食来滋养法身，下向众生乞饭食，就是我们说的衣食，这些能够滋养我们色身。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养活自己，在这里，比丘也叫沙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剃发染衣，要离家弃欲。这可以说是当年印度的乃至现在的出家人，他们的共同标志。剃发就要剃去、剃除须发，就是说头发不能够超过一寸，这个不是说要绝对剃得那么油光铮亮，但是它有一定的长度规定，就是你超过一寸，那就犯戒。当然，你在一寸之内是可以的，此其一。
第二，要舍家弃欲。出家的这个“家”，从根本意义上来讲，首先是指出我们这个世途之家，就是他脱离了世途生活，而且要求住在阿兰若处。阿兰若就是寺院，在佛教里面它是指那个远离处，也叫离寂处、寂静处，就是远离世俗。但它不能太远，不是说都要建在山里。它最核心的标志就是一个清静离俗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要叫阿兰若呢？就是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个清净离俗的道场里面，清洗自己的身心，达到、趋向解脱道。你离开了这些基本的要求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出家人，所以我们说，作为一个比丘，他一定是要剃发，要染衣，穿这个袈裟或者是跟俗服有区别的服装，并且他要住在寺院里面，不能够住在俗家，还有离欲，终身不能结婚。那么，这是对比丘的一个身份的鉴定。
在佛教的戒律里面，有见做随喜，就是看到人家做，心里生随喜之心。如果是好事，你得到的善的、乐的报，是跟那个做的人是一样的。如果人家干一件坏事，你见到人家做，产生随喜的心的话，感得的这个果报，跟那个做坏事的人的恶报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让出家的法师在一个婚礼上，他们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有点为难，随喜你，似乎跟我的身份不合适，但是我确实又要发自内心地来祝福你，这个我觉得作为沙门是有点为难，这是其一。
其二，佛教的戒律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一些特别的规定的。当年从太虚大师那个时代，包括到今天印顺法师、圣严法师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共同地谈到，说在佛教的戒律里面是有一条很重的戒。
这个是在四波罗夷，就是佛教的比丘戒里面，意思是你犯了之后就立刻丧失比丘身份，叫波罗夷，这就像断头一样，你立刻死掉了，你的法身慧命没有，你的身份立刻丧失。除了这个以外的，第二等的严重罪过叫僧伽婆尸沙，也叫僧残。犯了这个戒，虽然没立刻砍掉脑袋，还残留一口气，但是你必须要到清净僧团里面去忏悔，才能恢复身份。这个相对来说也是很严重，那么在这僧残比丘十三条戒里面，它在第五条。也就是说在整个比丘戒的第九条就明确规定说，有一个不能为人家做媒嫁戒。这个戒条的原文是，“若比丘行媒嫁法。持女意语男。持男意语女。若为成妇事。若为私通事。乃至一会时。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行媒嫁法”，如果有比丘做了给人家说媒、撮合婚嫁的事情；“持女意语男”，把女人的心意和想法告诉给男人；“持男意语女”，把男人的心意想法告诉女人；“若为成妇事”，就是如果为了别人娶了老婆，成妇事；“若为私通事”，有的人还不是为了结婚，就是为了私通，那么你这个出家人跑去帮他撮合“乃至一会”，甚至是私会、牵线、牵牵线让你们幽会一下，“僧伽婆尸沙”，全部犯了僧残罪。）
所以说佛在这条里面，讲的是如果比丘做了媒嫁的、帮人撮合媒嫁，像这样的事情乃至幽会，全部是僧伽婆尸沙。他说：“媒法者，受他语往来。”说什么叫媒法呢？即什么叫说媒呢？这个在戒律里面叫受他语往来，即我听了你的话以后去传话，传给别人，这个就叫媒法。那像这样子解释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发现有几个重点，比如说我们一再强调我们没做媒，我们没有撮合。但是所有的这个证婚的佛化婚礼的仪式，他们模仿西方的婚礼，都有重要的一条，都有一个问男女说，你会不会什么一直到老死，承担这种家庭责任，你爱她永远啊？你会不会抚养这个家庭的责任，怎么怎么样你会不会？他有这样一系列的问话。当时太虚大师他们都有拟过这样一个仪式，现在包括台湾的昭慧法师、圣严法师、星云法师，都有这个婚礼的仪式，都包含有问彼此能否承担对对方的责任。那么我请问，这算不算是“受他语往来”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嫌疑：是因为你变相地把男人的心意传达给她呢？就是因为你在问，然后那个男人说我愿意，然后那个旁边的女人听了就说我明白。
“将男意语女，将女意语男。”可能大家会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太过于苛责，或者追究文字。但是从事实的戒律条文上来说的话，把两个人的意思来做沟通，这个就是在行媒嫁戒。刚才我们强调了很多东西，其实一直是在理清一些层次，理清一些层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各种不同的情况都要做一些分析，才能够再来说我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包括我刚才举的这个佛教戒律的意思，它的最终的一个用意，是帮助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多一些理解，或者是有多一些的解读方式。因为在我们今天来看，大部分大德们都在提倡这个佛化婚姻，那么我们觉得就有必要拿一些可能跟他们的主张有一定距离的一些反例，来证明还有另外一个声音。
我们不大主张出家人过多地参与到这些世俗的事情中间去，究竟该如何看待佛化婚礼，其中要参考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出家人的身份是否相符。我们并不是反对婚姻，因为我们没有说大家都不要结婚，这是第一个。
我们不反对佛化婚姻，应该说佛化婚礼是非常好的形式。比如圣严法师提倡的佛化婚礼，是他的六大环保理念里面的“礼仪环保”的一个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很尊重他的意见，而且觉得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能否有一些其他的建议，比如说我们不要在出家人的道场举行佛化婚礼，因为道场本来就是一个离欲、离俗寂静的地方，我们改在一些素菜馆，或者在户外，有一些专门的场所去做。这是一个考虑、建议。
第二个建议，我们是不是对主持婚礼的法师，做一些限定和要求？比如说一些德高望重、修行解脱道都达到一定的境界的法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能做到心无挂碍了，能够像菩萨一样去度化众生，在世俗没有牵绊，他们来做可能比较合适。而我们的一些小法师、年纪轻的法师们，可能就不要过多涉足这些世俗的事情，这样是不是对他们修道，包括增长他们的出离心，更有好处呢？这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此外，佛化婚礼究竟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仪式，中间如何避免一些跟佛教的戒律相冲突、可能冲突的地方，让它既有化民导俗的作用，又不跟佛教的传统相冲突。如果方方面面我们顾及到的话，那这个佛化婚礼不是说不可以做。
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我们提出的，就是明海大和尚在世界佛教论坛的发言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非常赞同，而且应该强调的，就是我们不应当把佛化婚礼赋予过多的法律或者政治的色彩。在一些天主教国家，或者其他的一些宗教国家，就是由教堂的神父、牧师来见证婚礼。佛教应该远离政治，跟法律应该说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必须要澄清，法律婚姻才是社会公认的，而不是单纯地以这样一个事实的仪式的宣告为标准。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出家人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自己，不要把自己这个角色在这个上面卷入过深，我觉得必须慎重。
佛化婚礼，从我们现在来看，确实是有很大的教化作用。比如对佛弟子家庭承担责任的那种坚定心，还有各种化民导俗这方面的作用，这些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一件事情是好的，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去做。
因为每个人社会分工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究竟出家人能不能够帮着举行，是要顾及到很多方面的，我们必须要从各个层面分析这件事情。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佛化婚礼对社会、对人心乃至对佛教，确实是有一些正面、积极的作用。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已经取得共识的部分暂时放下。我们将佛化婚礼与佛教的传统进行比较和分析，来看看它有没有跟经典，或者是相关的要求有一定违背，或者说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我们可以慢慢分析。
首先，我们先以圣言量为依据。佛教里讲一切都要以经典，以佛陀所说的规定为依据，这个是佛教信仰的第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从圣言量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几乎在佛教的经典里面，看不到佛在世的时候，存在着到寺庙去举行婚礼的事情，也没有看到相关的经典里面记载，佛陀或者佛的弟子们充当过谁的证婚人。
我们可以看到佛在经典里面，有鼓励敦伦尽分的内容，即作为一个父亲，要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应该怎么尽赡养家庭的责任，好妻子应该怎么做。像《善生经》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开示，但它并不是特定在结婚的时候对这个家庭的要求，它是对大家一贯的、所有的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准规范。我们要明确的是，佛化婚礼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在太虚大师之前，没有见到过任何这方面的记载。
佛化婚礼是近七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才刚刚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对主持这个佛化婚礼的人的身份，做一些简别。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出家的，都是大法师、老法师、一些大德们来主持，但是无论他们年多高，德多重，他们的根本身份是比丘。
比丘这个词，有三个意思：怖魔，就是他发心修道会让魔王很恐怖；然后还有乞士，乞就是乞丐的乞，它是上向诸佛乞法食来滋养法身，下向众生乞饭食，就是我们说的衣食，这些能够滋养我们色身。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养活自己，在这里，比丘也叫沙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剃发染衣，要离家弃欲。这可以说是当年印度的乃至现在的出家人，他们的共同标志。剃发就要剃去、剃除须发，就是说头发不能够超过一寸，这个不是说要绝对剃得那么油光铮亮，但是它有一定的长度规定，就是你超过一寸，那就犯戒。当然，你在一寸之内是可以的，此其一。
第二，要舍家弃欲。出家的这个“家”，从根本意义上来讲，首先是指出我们这个世途之家，就是他脱离了世途生活，而且要求住在阿兰若处。阿兰若就是寺院，在佛教里面它是指那个远离处，也叫离寂处、寂静处，就是远离世俗。但它不能太远，不是说都要建在山里。它最核心的标志就是一个清静离俗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要叫阿兰若呢？就是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个清净离俗的道场里面，清洗自己的身心，达到、趋向解脱道。你离开了这些基本的要求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出家人，所以我们说，作为一个比丘，他一定是要剃发，要染衣，穿这个袈裟或者是跟俗服有区别的服装，并且他要住在寺院里面，不能够住在俗家，还有离欲，终身不能结婚。那么，这是对比丘的一个身份的鉴定。
在佛教的戒律里面，有见做随喜，就是看到人家做，心里生随喜之心。如果是好事，你得到的善的、乐的报，是跟那个做的人是一样的。如果人家干一件坏事，你见到人家做，产生随喜的心的话，感得的这个果报，跟那个做坏事的人的恶报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让出家的法师在一个婚礼上，他们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有点为难，随喜你，似乎跟我的身份不合适，但是我确实又要发自内心地来祝福你，这个我觉得作为沙门是有点为难，这是其一。
其二，佛教的戒律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一些特别的规定的。当年从太虚大师那个时代，包括到今天印顺法师、圣严法师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共同地谈到，说在佛教的戒律里面是有一条很重的戒。
这个是在四波罗夷，就是佛教的比丘戒里面，意思是你犯了之后就立刻丧失比丘身份，叫波罗夷，这就像断头一样，你立刻死掉了，你的法身慧命没有，你的身份立刻丧失。除了这个以外的，第二等的严重罪过叫僧伽婆尸沙，也叫僧残。犯了这个戒，虽然没立刻砍掉脑袋，还残留一口气，但是你必须要到清净僧团里面去忏悔，才能恢复身份。这个相对来说也是很严重，那么在这僧残比丘十三条戒里面，它在第五条。也就是说在整个比丘戒的第九条就明确规定说，有一个不能为人家做媒嫁戒。这个戒条的原文是，“若比丘行媒嫁法。持女意语男。持男意语女。若为成妇事。若为私通事。乃至一会时。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行媒嫁法”，如果有比丘做了给人家说媒、撮合婚嫁的事情；“持女意语男”，把女人的心意和想法告诉给男人；“持男意语女”，把男人的心意想法告诉女人；“若为成妇事”，就是如果为了别人娶了老婆，成妇事；“若为私通事”，有的人还不是为了结婚，就是为了私通，那么你这个出家人跑去帮他撮合“乃至一会”，甚至是私会、牵线、牵牵线让你们幽会一下，“僧伽婆尸沙”，全部犯了僧残罪。）
所以说佛在这条里面，讲的是如果比丘做了媒嫁的、帮人撮合媒嫁，像这样的事情乃至幽会，全部是僧伽婆尸沙。他说：“媒法者，受他语往来。”说什么叫媒法呢？即什么叫说媒呢？这个在戒律里面叫受他语往来，即我听了你的话以后去传话，传给别人，这个就叫媒法。那像这样子解释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发现有几个重点，比如说我们一再强调我们没做媒，我们没有撮合。但是所有的这个证婚的佛化婚礼的仪式，他们模仿西方的婚礼，都有重要的一条，都有一个问男女说，你会不会什么一直到老死，承担这种家庭责任，你爱她永远啊？你会不会抚养这个家庭的责任，怎么怎么样你会不会？他有这样一系列的问话。当时太虚大师他们都有拟过这样一个仪式，现在包括台湾的昭慧法师、圣严法师、星云法师，都有这个婚礼的仪式，都包含有问彼此能否承担对对方的责任。那么我请问，这算不算是“受他语往来”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嫌疑：是因为你变相地把男人的心意传达给她呢？就是因为你在问，然后那个男人说我愿意，然后那个旁边的女人听了就说我明白。
“将男意语女，将女意语男。”可能大家会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太过于苛责，或者追究文字。但是从事实的戒律条文上来说的话，把两个人的意思来做沟通，这个就是在行媒嫁戒。刚才我们强调了很多东西，其实一直是在理清一些层次，理清一些层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各种不同的情况都要做一些分析，才能够再来说我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包括我刚才举的这个佛教戒律的意思，它的最终的一个用意，是帮助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多一些理解，或者是有多一些的解读方式。因为在我们今天来看，大部分大德们都在提倡这个佛化婚姻，那么我们觉得就有必要拿一些可能跟他们的主张有一定距离的一些反例，来证明还有另外一个声音。
我们不大主张出家人过多地参与到这些世俗的事情中间去，究竟该如何看待佛化婚礼，其中要参考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出家人的身份是否相符。我们并不是反对婚姻，因为我们没有说大家都不要结婚，这是第一个。
我们不反对佛化婚姻，应该说佛化婚礼是非常好的形式。比如圣严法师提倡的佛化婚礼，是他的六大环保理念里面的“礼仪环保”的一个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很尊重他的意见，而且觉得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能否有一些其他的建议，比如说我们不要在出家人的道场举行佛化婚礼，因为道场本来就是一个离欲、离俗寂静的地方，我们改在一些素菜馆，或者在户外，有一些专门的场所去做。这是一个考虑、建议。
第二个建议，我们是不是对主持婚礼的法师，做一些限定和要求？比如说一些德高望重、修行解脱道都达到一定的境界的法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能做到心无挂碍了，能够像菩萨一样去度化众生，在世俗没有牵绊，他们来做可能比较合适。而我们的一些小法师、年纪轻的法师们，可能就不要过多涉足这些世俗的事情，这样是不是对他们修道，包括增长他们的出离心，更有好处呢？这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此外，佛化婚礼究竟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仪式，中间如何避免一些跟佛教的戒律相冲突、可能冲突的地方，让它既有化民导俗的作用，又不跟佛教的传统相冲突。如果方方面面我们顾及到的话，那这个佛化婚礼不是说不可以做。
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我们提出的，就是明海大和尚在世界佛教论坛的发言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非常赞同，而且应该强调的，就是我们不应当把佛化婚礼赋予过多的法律或者政治的色彩。在一些天主教国家，或者其他的一些宗教国家，就是由教堂的神父、牧师来见证婚礼。佛教应该远离政治，跟法律应该说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必须要澄清，法律婚姻才是社会公认的，而不是单纯地以这样一个事实的仪式的宣告为标准。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出家人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自己，不要把自己这个角色在这个上面卷入过深，我觉得必须慎重。
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长揭秘医保谈判：拆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李潇潇
“7和4连在一起不吉利。”
“降价别跟挤牙膏似的。”
这些段子般的话来自2020年的医保谈判现场，网友们称之为“灵魂砍价”。
医保谈判因灵魂砍价、药品降幅而出圈，实际上，在谈判专家与企业代表坐在谈判桌之前，还有许多工作，其中就包括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医保基金测算专家组分别对拟谈判药品进行评价和测算，最终形成对每款药品的推荐价格，这是是谈判组专家与企业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底牌与底气。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
近日，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接受澎湃记者专访时透露，医保谈判专家首先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医保谈判专家打开推荐价格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评审中，药物经济学如何发挥评价作用？
刘国恩：对于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具体工作而言，药物经济学旨在根据成本效益的实证基础，提出关于评价药品的推荐价格。相比于临床经验，药物经济学提供更为客观性的评价基础。
主要考评申报药品与对照药品在临床效果、副作用和药物综合费用这三方面的差异。基于综合价值原则，从基本性、创新性、公平性、预算性、竞争性等五个属性进行考量。结合临床经验、药物学经验等，判断是否推荐该申报药品入选，如果入选，推荐价格应该是多少。
澎湃新闻：您提到谈判药品的推荐价格，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刘国恩：测算推荐价格的过程非常复杂，没法形成一种固定的算法和价格机制。
因为药品的种类繁多，大类就有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在这里面中成药、生物药、化学药差别巨大，不可能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对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推荐价格，我们基于两大类因素进行考虑：一是基于药品研发、生产的成本，二是基于药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对于药品价格的考虑，我们需要与它同类的药品进行比较，特别是已经上市和在《国家医保目录》里面的药品。
比如，某一款药今年申报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我们就把它与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里的同类药品进行对比。如果它的疗效更好，副作用更低，或用药之后还能节约其他诊疗、住院费用或者辅助用药等，那么它的价格比原有药品的价格高应该说得过去。
如果疗效、副作用差不多，其他费用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即使跟目录内药品完全一样，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就得比现有目录内药品的价格更有竞争优势，就像常言说的交“投名状”一样。
澎湃新闻：那么，最终谈判组掌握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刘国恩：对于申报药品的价格测算，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和医保基金测算组会相互独立地给出参考价格，最终由国家医保局基于两组价格对药品推荐价格进行综合确定。
比如一款药，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给出的参考价格是70（元），医保基金测算组给出的价格是80（元），医保局会将两组价格进行综合考量，最后确定一个在70与80之间的价格，将这个价格密封在信封里交给谈判组。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他们首先需要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澎湃新闻：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药物经济学测算工作历时多长时间？具体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刘国恩：此次共有40位专家参与了《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药物经济学组评审工作，一位组长，两位副组长。组长、副组长负责统一评价标准、原则和协调工作，但不直接参与具体药品的评审；37位专家组成员直接进行药品的评审测算，平均每人负责四到六款药品的评价工作。
评审期间，所有专家都是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封闭评审。2020年11月28日晚上入住，第二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了全体动员大会，11月30日专家们就开始看材料了，直到12月9日晚上我完成工作离开时，仍有专家还在继续工作。
我们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和责任书，对所作出的评价工作负责。工作纪律严格禁止相互交流评审内容，专家们只知道自己评审的是哪几款药，彼此并不知道谁在评审什么药，规避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澎湃新闻：您是第一次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评审，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国恩：《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更好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我们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能够有幸参与到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重大工作当中，深感莫大的责任和光荣。
2020年11月29日，在动员大会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特别指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需要基于客观证据的支撑，此项重任就落在了我们40位药物经济学者的肩上。这既是对参与评审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给与大家的高度信任。
动员大会上，我代表40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做了发言，主要强调了大家务必坚守严肃、严格、严谨的“三严”作风，把保密、公正、不徇私舞弊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原则。对在座很多中年药物经济学者，记得我还特别忠告：犯不着为了任何形式的眼前利益毁掉自己的远大前程。
澎湃新闻：评审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么？
刘国恩：我们会把申报药品与现有产品进行比较，通过研读企业提供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对申报药品形成一个初步认识。之后，分三组和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详细告知专家的初步意见并倾听企业反馈，给企业修正和补充数据内容的机会。
沟通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要点：第一，是否准确；第二，全不全面；第三，是否有错误。最后，评审专家再次开会对药品品种进行评审讨论，并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完善，形成最终关于评审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推荐意见。
有一次，专家在评审一款中成药时发现，企业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写明所使用药材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培育的。这二者的成本差别非常大，甚至可以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于是我们就当场打电话给企业核实，不把问题留下来。
有的药企提出，他们的药品跟参照药品的疗效差不多，我们的评审专家就去找证据，然而在材料里面并没有找到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数据。
这个“差不多”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两个药品临床效果的比较结论，药物经济学专家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和药企进行沟通，请他们自己查询，建立支持结论的证据链条。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有些药企难以找到充足证据。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只能依据现有材料进行必要的假设，其分析的结论自然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我的确也遇到过专家评审的结果出现了问题，而被企业指正的情况。
专家对有一款药的评审结论是与对照药品在患者生存率上没有差异。但在与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企业提出了不同意见。企业表示，患者用了他们的药品，生存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相比对照药品有明显优势。
我当场虚心核实，请教企业所提出的意见有没有证据支持？药企有备而来，准备材料很充分，立即展示了他们所说情况的文献证据。我当时跟药企表示：非常抱歉，我们的专家在这个地方处理不当，你们提供的正确信息会如实反馈，一定让专家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证据，把不准确的地方修改过来。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是因为我当时深感抱歉和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专家也许只是一个评价错误，但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然这是极个别的案例，除此之外就没再遇到过在关键指标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了。
药物经济学评价需要药企提供更多准确材料
澎湃新闻：在进行评价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压力或者难点？
刘国恩：令我最头大的事，无非就是在药企提供的材料当中，所能够让我们药物经济学专家进行客观、科学评价的素材不够。不少药企提供的素材和数据要么质量不好，要么数量不足，还有些数据没办法用。
澎湃新闻：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情况？
刘国恩：我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不同药企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储备上普遍不足，导致了对药物经济学认知水平较低、能力不足。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偏远地区的地方企业，研发队伍能力相对较弱，对药物经济学的投入有限。受这些客观条件限制，药企提供的材料质量不高就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基础性原因。
第二，企业对药物经济学工具使用的主观重视程度不够。药物经济学评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情。此前没有明文政策要求，企业也就没有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不愿意在此投入资源。这不是企业单方面的问题，也是相关政策对药物经济学使用程度决定的。
第三，企业进行申报时选择的对照药品，与临床专家建议的对照药品常有较大出入。药企在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因为对照药品并非唯一，所以不确定性高，经常出现药企选择的对照药品和专家要求的对照药品不一致，但到了评审阶段，再通知药企变更对照药品已经来不及了。
澎湃新闻：相比较而言，国外企业在材料申报、药物经济学研究开展等领域会好一些么？
刘国恩：对于跨国药企，在基础研究、临床技术、人力资本、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实力确实强一些。他们的认知、视野宽广，包括对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外企在提供数据方面，整体而言的质量更好。
澎湃新闻：对于提高药企提供药物经济学评价材料的质量，您有什么建议？
刘国恩：首先，专业人才配比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性问题，当然不仅是在药物经济学领域，各个领域可能都有待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在人才培养、人才储备方面加快步伐。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萎靡不振，2020年的新冠危机再雪上加霜，目前来看，在全球人才市场招聘优秀专业人员应该是难得的好时机，这可能是当务之急。
其次，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企业对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视程度，让企业主动提高数据的质量。通过释放政策导向信号，可以使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对资源进行调整配置。只要继续加强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当中的实际作用，企业定会作出良好的反应，配置更多优质资源，提高数据质量。
此外，对于药企与专家在对照药品选择上的不一致物体，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制度完善来进一步弥补。比如，今后的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可以进一步常态化，成立由临床药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兼职专家组，一旦药品开始评审前的上市后再评价，无论进行循证医学还是药物经济学研究，可以同步向国家医保部门提出对照药选择的咨询，获得专家组意见和系统备案后，再推进相关研究，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上述对照药不一致的问题，大幅降低社会和政府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代价，提高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有效性。
我相信很多药企可以通过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更加认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要性，针对2021年度以及未来更远期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可以准备更全面、更充分的数据和材料。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遴选中，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医保部门又该如何选择？
刘国恩：有些专家认为，每一类药保留一、两个品种就好了，但这可能作茧自缚。因为某个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进来，如果《国家医保目录》只选择了极个别产品，一旦其他企业的生产线停产转型，市场独家垄断的风险就可能在所难免，到时医保和居民的需方条件就会被动不少。在市场中，可选择的范围越小，竞争度就越低，一旦市场缺少了供方之间的竞争，受损最大的自然是需方。
所以在《国家医保目录》的遴选中，应该尽可能保留每一类中的药品，临床使用仍然还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从经济学的博弈角度看，保留可选择的竞争性非常必要，除非独家新药，否则应尽可能留下挑选的余地，避免最后受到供方的垄断绑架。
总之，我们期待企业和医保部门都能进一步提高对药物经济学的认识，让药物经济学在遴选评价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良好的政策措施，应该促进医保部门、研究人员和医药企业能够形成相容的合力，才可能不断优化国家《国家医保目录》，使得社会更好地配置资源，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医学生##药学生##中国药科大学##药师驾到#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李潇潇
“7和4连在一起不吉利。”
“降价别跟挤牙膏似的。”
这些段子般的话来自2020年的医保谈判现场，网友们称之为“灵魂砍价”。
医保谈判因灵魂砍价、药品降幅而出圈，实际上，在谈判专家与企业代表坐在谈判桌之前，还有许多工作，其中就包括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医保基金测算专家组分别对拟谈判药品进行评价和测算，最终形成对每款药品的推荐价格，这是是谈判组专家与企业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底牌与底气。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
近日，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接受澎湃记者专访时透露，医保谈判专家首先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医保谈判专家打开推荐价格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评审中，药物经济学如何发挥评价作用？
刘国恩：对于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具体工作而言，药物经济学旨在根据成本效益的实证基础，提出关于评价药品的推荐价格。相比于临床经验，药物经济学提供更为客观性的评价基础。
主要考评申报药品与对照药品在临床效果、副作用和药物综合费用这三方面的差异。基于综合价值原则，从基本性、创新性、公平性、预算性、竞争性等五个属性进行考量。结合临床经验、药物学经验等，判断是否推荐该申报药品入选，如果入选，推荐价格应该是多少。
澎湃新闻：您提到谈判药品的推荐价格，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刘国恩：测算推荐价格的过程非常复杂，没法形成一种固定的算法和价格机制。
因为药品的种类繁多，大类就有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在这里面中成药、生物药、化学药差别巨大，不可能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对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推荐价格，我们基于两大类因素进行考虑：一是基于药品研发、生产的成本，二是基于药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对于药品价格的考虑，我们需要与它同类的药品进行比较，特别是已经上市和在《国家医保目录》里面的药品。
比如，某一款药今年申报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我们就把它与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里的同类药品进行对比。如果它的疗效更好，副作用更低，或用药之后还能节约其他诊疗、住院费用或者辅助用药等，那么它的价格比原有药品的价格高应该说得过去。
如果疗效、副作用差不多，其他费用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即使跟目录内药品完全一样，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就得比现有目录内药品的价格更有竞争优势，就像常言说的交“投名状”一样。
澎湃新闻：那么，最终谈判组掌握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刘国恩：对于申报药品的价格测算，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和医保基金测算组会相互独立地给出参考价格，最终由国家医保局基于两组价格对药品推荐价格进行综合确定。
比如一款药，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给出的参考价格是70（元），医保基金测算组给出的价格是80（元），医保局会将两组价格进行综合考量，最后确定一个在70与80之间的价格，将这个价格密封在信封里交给谈判组。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他们首先需要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澎湃新闻：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药物经济学测算工作历时多长时间？具体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刘国恩：此次共有40位专家参与了《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药物经济学组评审工作，一位组长，两位副组长。组长、副组长负责统一评价标准、原则和协调工作，但不直接参与具体药品的评审；37位专家组成员直接进行药品的评审测算，平均每人负责四到六款药品的评价工作。
评审期间，所有专家都是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封闭评审。2020年11月28日晚上入住，第二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了全体动员大会，11月30日专家们就开始看材料了，直到12月9日晚上我完成工作离开时，仍有专家还在继续工作。
我们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和责任书，对所作出的评价工作负责。工作纪律严格禁止相互交流评审内容，专家们只知道自己评审的是哪几款药，彼此并不知道谁在评审什么药，规避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澎湃新闻：您是第一次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评审，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国恩：《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更好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我们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能够有幸参与到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重大工作当中，深感莫大的责任和光荣。
2020年11月29日，在动员大会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特别指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需要基于客观证据的支撑，此项重任就落在了我们40位药物经济学者的肩上。这既是对参与评审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给与大家的高度信任。
动员大会上，我代表40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做了发言，主要强调了大家务必坚守严肃、严格、严谨的“三严”作风，把保密、公正、不徇私舞弊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原则。对在座很多中年药物经济学者，记得我还特别忠告：犯不着为了任何形式的眼前利益毁掉自己的远大前程。
澎湃新闻：评审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么？
刘国恩：我们会把申报药品与现有产品进行比较，通过研读企业提供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对申报药品形成一个初步认识。之后，分三组和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详细告知专家的初步意见并倾听企业反馈，给企业修正和补充数据内容的机会。
沟通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要点：第一，是否准确；第二，全不全面；第三，是否有错误。最后，评审专家再次开会对药品品种进行评审讨论，并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完善，形成最终关于评审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推荐意见。
有一次，专家在评审一款中成药时发现，企业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写明所使用药材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培育的。这二者的成本差别非常大，甚至可以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于是我们就当场打电话给企业核实，不把问题留下来。
有的药企提出，他们的药品跟参照药品的疗效差不多，我们的评审专家就去找证据，然而在材料里面并没有找到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数据。
这个“差不多”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两个药品临床效果的比较结论，药物经济学专家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和药企进行沟通，请他们自己查询，建立支持结论的证据链条。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有些药企难以找到充足证据。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只能依据现有材料进行必要的假设，其分析的结论自然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我的确也遇到过专家评审的结果出现了问题，而被企业指正的情况。
专家对有一款药的评审结论是与对照药品在患者生存率上没有差异。但在与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企业提出了不同意见。企业表示，患者用了他们的药品，生存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相比对照药品有明显优势。
我当场虚心核实，请教企业所提出的意见有没有证据支持？药企有备而来，准备材料很充分，立即展示了他们所说情况的文献证据。我当时跟药企表示：非常抱歉，我们的专家在这个地方处理不当，你们提供的正确信息会如实反馈，一定让专家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证据，把不准确的地方修改过来。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是因为我当时深感抱歉和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专家也许只是一个评价错误，但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然这是极个别的案例，除此之外就没再遇到过在关键指标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了。
药物经济学评价需要药企提供更多准确材料
澎湃新闻：在进行评价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压力或者难点？
刘国恩：令我最头大的事，无非就是在药企提供的材料当中，所能够让我们药物经济学专家进行客观、科学评价的素材不够。不少药企提供的素材和数据要么质量不好，要么数量不足，还有些数据没办法用。
澎湃新闻：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情况？
刘国恩：我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不同药企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储备上普遍不足，导致了对药物经济学认知水平较低、能力不足。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偏远地区的地方企业，研发队伍能力相对较弱，对药物经济学的投入有限。受这些客观条件限制，药企提供的材料质量不高就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基础性原因。
第二，企业对药物经济学工具使用的主观重视程度不够。药物经济学评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情。此前没有明文政策要求，企业也就没有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不愿意在此投入资源。这不是企业单方面的问题，也是相关政策对药物经济学使用程度决定的。
第三，企业进行申报时选择的对照药品，与临床专家建议的对照药品常有较大出入。药企在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因为对照药品并非唯一，所以不确定性高，经常出现药企选择的对照药品和专家要求的对照药品不一致，但到了评审阶段，再通知药企变更对照药品已经来不及了。
澎湃新闻：相比较而言，国外企业在材料申报、药物经济学研究开展等领域会好一些么？
刘国恩：对于跨国药企，在基础研究、临床技术、人力资本、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实力确实强一些。他们的认知、视野宽广，包括对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外企在提供数据方面，整体而言的质量更好。
澎湃新闻：对于提高药企提供药物经济学评价材料的质量，您有什么建议？
刘国恩：首先，专业人才配比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性问题，当然不仅是在药物经济学领域，各个领域可能都有待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在人才培养、人才储备方面加快步伐。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萎靡不振，2020年的新冠危机再雪上加霜，目前来看，在全球人才市场招聘优秀专业人员应该是难得的好时机，这可能是当务之急。
其次，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企业对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视程度，让企业主动提高数据的质量。通过释放政策导向信号，可以使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对资源进行调整配置。只要继续加强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当中的实际作用，企业定会作出良好的反应，配置更多优质资源，提高数据质量。
此外，对于药企与专家在对照药品选择上的不一致物体，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制度完善来进一步弥补。比如，今后的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可以进一步常态化，成立由临床药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兼职专家组，一旦药品开始评审前的上市后再评价，无论进行循证医学还是药物经济学研究，可以同步向国家医保部门提出对照药选择的咨询，获得专家组意见和系统备案后，再推进相关研究，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上述对照药不一致的问题，大幅降低社会和政府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代价，提高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有效性。
我相信很多药企可以通过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更加认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要性，针对2021年度以及未来更远期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可以准备更全面、更充分的数据和材料。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遴选中，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医保部门又该如何选择？
刘国恩：有些专家认为，每一类药保留一、两个品种就好了，但这可能作茧自缚。因为某个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进来，如果《国家医保目录》只选择了极个别产品，一旦其他企业的生产线停产转型，市场独家垄断的风险就可能在所难免，到时医保和居民的需方条件就会被动不少。在市场中，可选择的范围越小，竞争度就越低，一旦市场缺少了供方之间的竞争，受损最大的自然是需方。
所以在《国家医保目录》的遴选中，应该尽可能保留每一类中的药品，临床使用仍然还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从经济学的博弈角度看，保留可选择的竞争性非常必要，除非独家新药，否则应尽可能留下挑选的余地，避免最后受到供方的垄断绑架。
总之，我们期待企业和医保部门都能进一步提高对药物经济学的认识，让药物经济学在遴选评价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良好的政策措施，应该促进医保部门、研究人员和医药企业能够形成相容的合力，才可能不断优化国家《国家医保目录》，使得社会更好地配置资源，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医学生##药学生##中国药科大学##药师驾到#
#春节假期最后1天#离开镇沅县城，准备上墨临高速，回临沧。以后临沧来普洱或版纳，建议不要走到墨临高速起点的墨江碧溪，而是在镇沅收费站下，走省道，从宁洱的臭水收费站再上昆磨高速，距离要缩短93公里，时间也少了近一个小时。虽然这段路不是高速，只是二级路，弯子也大，但总体还行。即使大多数的路段限速40公里/小时，但在云南省的所有地区，只要时速在60公里以下，都不属于超速。#在路上##大年初六要送穷鬼# https://t.cn/R2Wxr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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