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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风展红旗美如画——“红指印”精神贯穿邯郸武安磁山二街共同富裕路】全国重点村镇磁山二街，位于邯郸市武安市西南17公里的太行山脚下，南河北岸。
磁山二街现全村共560户，2108口人。磁山二街党委下设三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36名。2019年，全村总产值21亿元，上缴税金80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20800多元，村经济实力名列邯郸市十强村之首，综合效益连续十五年位居全国前50强。该村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试点村，也是全省最早的14个亿元村之一，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扶贫扶优先进集体”和省级“文明村”“红旗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冀南明珠”，崛起于改革开放之初
改革开放之初，磁山二街率先崛起，成为一个农工商综合发展的新山村。
1985年12月5日，磁山二街党支部被中组部誉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一面旗帜”。《人民日报》专题报道了磁山二街党支部艰苦创业，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先进事迹，赞扬和肯定了磁山二街党支部“带领全村群众共同致富，致富路上不让一户掉队”的做法，指出“二街党支部的工作，为全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的时期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树立了一面旗帜”，磁山二街党总支分别于1989年、1996年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978年之前，全村人年人均收入百八十元，每年要吃国家返销粮三四万斤，“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够买盒官厅烟”是当时的口头禅。当时全村固定资产不足30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山村。单纯依靠农业求温饱的贫困山区农村，发展成为拥有10多家企业的集团公司，形成了以采选、冶炼、焦化、发电等重工业为支柱，铁路运输、耐火材料、印刷、商业、旅游服务等各行各业齐头并进的和谐发展格局，并建立完善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体、联营、股份、合资、个体等多种经营形式，保证了经济建设健康快速发展。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磁山二街人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凭借优越的交通区部优势，雄厚的经济优势，经济迅猛发展，形成了冶金、煤炭、建材和农业产业化四大支柱产业。
“壮士断腕”，在困难中开启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磁山二街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短短几年，砍掉了经营多年的钢铁厂、焦化厂等经济支柱企业，村集体经济一度滑入低谷。
改革开放前30年，磁山二街一直是以工业为主，集体经济壮大了，村里投资七千多万元，占地200亩，建设了武安市第六中学校，建成后无偿捐献给武安市政府； 磁山二街无偿为磁山文化博物馆提供用地200多亩，为武安市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如今的磁山二街，村民人均占地不足0.2亩，想发展绿色项目，用地困难。地少人多，上什么项目能产生比较可观的效益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重要问题。
抛开了传统工业项目，磁山二街踏上二次创业新征程，走上了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新道路。在办企业、搞转型中，没有经验可循，缺乏人才和技术，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不断尝试。磁山二街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改造提升原来粗放的产业结构，开发现代物流业、现代化农业和旅游业，开启了绿色崛起的新征程。
“绿色产业”，老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磁山二街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生态环保项目在这片创造过辉煌的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焕发出勃勃生机。
创业不易，转型更难。以申昌兴为书记的磁山二街党委一班人带领下，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因地制宜发展大棚蔬菜。利用村西村民拆除的宅基地空地，垫土成地，建起两个大棚。由于垫的是“生土”，用水一浇灌，土层塌陷下去10厘米，之后靠人工回填复原后，种植上黄瓜。由于缺乏经验，由蔬菜基地转为采摘园，当年经济效益达到20多万元。大棚经济品种增加到南瓜、西瓜、茄子、西红柿、桃树、糯玉米等10多个，年经济效益突破百万元。
磁山二街村委副主任张梅叶牵头负责创办的“洺源麦香面粉厂”，凭着产品质量和顽强拼搏，产品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市场。张梅叶意识到，面粉厂不能单单依靠面粉一条路，决定“多条腿走路”求发展，把所生产出来的纯天然面粉进行深加工，加工成纯天然麦香馒头、纯天然麦香面条，在当地市场相当走俏，拓宽了市场，增加了效益。
李永平是磁山二街支委委员，电站站长。电站的收入在磁山二街的整体收入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份额，他在成绩面前不止步，继续探索求发展，带领村民办起了“健泰粮油厂”。每年生产食用油1500吨。同时还每年销售优质大米400吨，成为磁山二街又一个经济增长点。他们计划在现有基础上再上一套设备生产流水线，扩大规模。
村委委员霍保英在保证粉条纯天然和高质量的前提下，还增设了粉条深加工设备，用纯红薯淀粉加工粉皮、凉粉等，千方百计拓展市场份额。
为了多元发展，磁山二街集资开辟了新项目——自动化养鸡场，现有21500只鸡，日产蛋量达到1000斤。同时，磁山二街在南河道铺河底、筑河堤，筑坝蓄水养鹅。退伍军人、党员、鹅场负责人韦世平，困难面前不气馁，到外地实地考察邀请师傅做指导，加班加点学技术，很快掌握了养鹅本领，第一批引进鹅苗5000只，成活率达到95%，获得初步成功。随着养鹅技术的提高，现在鹅场存栏数量达到20000只，其中肉鹅15000只，种鹅5000只，每天产蛋4000枚。
磁山二街党委书记申昌兴说，绿色创业走在前，利用废弃的石灰厂厂房，经过改造，经营起“速成汽车美容中心”，由于地段优越、技术先进、服务周到，成为磁山二街绿色产业中的一个亮点。以产业带动就业，申昌兴注重精准扶贫，集资办起了“河北新丝路服装厂”，解决周边村妇女再就业300余人，贫困群众增强“造血”能力，为山区村民脱贫作出应有贡献。
该村的企业把自己生产的产品作为福利发放给村民，鸡、鱼、鹅养殖场和蔬菜大棚保证了村民鸡蛋鹅蛋和蔬菜、鲜鱼的供给，村民们享受到了更多的福利待遇。磁山二街正在着手打造一个全市、全省一流的服装厂，服装厂已经投产运行，正在扩大再生产，解决了武安西部山区妇女就业，带动二街老百姓共同富裕。
“生态文明”，彻底改善人居环境
依托8000多年“磁山文化”历史积淀和磁山二街范围内的普陀湖文化公园、广福寺、广生庙等旅游资源，磁山二街提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战略，建设了可容纳2000人的磁山二街文化艺术中心、杏林文化湿地公园等旅游配套设施，规划建设了古商业文化街、金马山庄旅游景区等，大力发展绿色旅游乡村产业。规划建设了游乐场、动物园、青少年动漫城等，着重旅游全面发展。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磁山二街“金马山庄”旅游区投巨资建设“中国磁山翰墨苑”，碑刻走廊两侧镶嵌我国历朝历代名家精品墨迹作品，精品墨迹作品种类繁多，资料翔实，碑廊总长500余米，可与西安碑林相媲美。
磁山二街紧跟时代步伐，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始终不渝地“坚持共同富裕，不让一户掉队”的宗旨，建成一个“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现代化的美丽新农村。在“敢为人先、敢于冒险、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红指印”精神激励下，在产业转型的艰难抉择中不断探索，孜孜以求，继往开来，在“共同富裕奔小康”的大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砥砺奋进，谱写出产业支撑绿色发展的新篇章。
来源：武安宣传
磁山二街现全村共560户，2108口人。磁山二街党委下设三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36名。2019年，全村总产值21亿元，上缴税金80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20800多元，村经济实力名列邯郸市十强村之首，综合效益连续十五年位居全国前50强。该村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试点村，也是全省最早的14个亿元村之一，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扶贫扶优先进集体”和省级“文明村”“红旗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冀南明珠”，崛起于改革开放之初
改革开放之初，磁山二街率先崛起，成为一个农工商综合发展的新山村。
1985年12月5日，磁山二街党支部被中组部誉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一面旗帜”。《人民日报》专题报道了磁山二街党支部艰苦创业，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先进事迹，赞扬和肯定了磁山二街党支部“带领全村群众共同致富，致富路上不让一户掉队”的做法，指出“二街党支部的工作，为全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的时期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树立了一面旗帜”，磁山二街党总支分别于1989年、1996年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978年之前，全村人年人均收入百八十元，每年要吃国家返销粮三四万斤，“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够买盒官厅烟”是当时的口头禅。当时全村固定资产不足30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山村。单纯依靠农业求温饱的贫困山区农村，发展成为拥有10多家企业的集团公司，形成了以采选、冶炼、焦化、发电等重工业为支柱，铁路运输、耐火材料、印刷、商业、旅游服务等各行各业齐头并进的和谐发展格局，并建立完善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体、联营、股份、合资、个体等多种经营形式，保证了经济建设健康快速发展。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磁山二街人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凭借优越的交通区部优势，雄厚的经济优势，经济迅猛发展，形成了冶金、煤炭、建材和农业产业化四大支柱产业。
“壮士断腕”，在困难中开启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磁山二街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短短几年，砍掉了经营多年的钢铁厂、焦化厂等经济支柱企业，村集体经济一度滑入低谷。
改革开放前30年，磁山二街一直是以工业为主，集体经济壮大了，村里投资七千多万元，占地200亩，建设了武安市第六中学校，建成后无偿捐献给武安市政府； 磁山二街无偿为磁山文化博物馆提供用地200多亩，为武安市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如今的磁山二街，村民人均占地不足0.2亩，想发展绿色项目，用地困难。地少人多，上什么项目能产生比较可观的效益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重要问题。
抛开了传统工业项目，磁山二街踏上二次创业新征程，走上了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新道路。在办企业、搞转型中，没有经验可循，缺乏人才和技术，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不断尝试。磁山二街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改造提升原来粗放的产业结构，开发现代物流业、现代化农业和旅游业，开启了绿色崛起的新征程。
“绿色产业”，老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磁山二街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生态环保项目在这片创造过辉煌的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焕发出勃勃生机。
创业不易，转型更难。以申昌兴为书记的磁山二街党委一班人带领下，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因地制宜发展大棚蔬菜。利用村西村民拆除的宅基地空地，垫土成地，建起两个大棚。由于垫的是“生土”，用水一浇灌，土层塌陷下去10厘米，之后靠人工回填复原后，种植上黄瓜。由于缺乏经验，由蔬菜基地转为采摘园，当年经济效益达到20多万元。大棚经济品种增加到南瓜、西瓜、茄子、西红柿、桃树、糯玉米等10多个，年经济效益突破百万元。
磁山二街村委副主任张梅叶牵头负责创办的“洺源麦香面粉厂”，凭着产品质量和顽强拼搏，产品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市场。张梅叶意识到，面粉厂不能单单依靠面粉一条路，决定“多条腿走路”求发展，把所生产出来的纯天然面粉进行深加工，加工成纯天然麦香馒头、纯天然麦香面条，在当地市场相当走俏，拓宽了市场，增加了效益。
李永平是磁山二街支委委员，电站站长。电站的收入在磁山二街的整体收入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份额，他在成绩面前不止步，继续探索求发展，带领村民办起了“健泰粮油厂”。每年生产食用油1500吨。同时还每年销售优质大米400吨，成为磁山二街又一个经济增长点。他们计划在现有基础上再上一套设备生产流水线，扩大规模。
村委委员霍保英在保证粉条纯天然和高质量的前提下，还增设了粉条深加工设备，用纯红薯淀粉加工粉皮、凉粉等，千方百计拓展市场份额。
为了多元发展，磁山二街集资开辟了新项目——自动化养鸡场，现有21500只鸡，日产蛋量达到1000斤。同时，磁山二街在南河道铺河底、筑河堤，筑坝蓄水养鹅。退伍军人、党员、鹅场负责人韦世平，困难面前不气馁，到外地实地考察邀请师傅做指导，加班加点学技术，很快掌握了养鹅本领，第一批引进鹅苗5000只，成活率达到95%，获得初步成功。随着养鹅技术的提高，现在鹅场存栏数量达到20000只，其中肉鹅15000只，种鹅5000只，每天产蛋4000枚。
磁山二街党委书记申昌兴说，绿色创业走在前，利用废弃的石灰厂厂房，经过改造，经营起“速成汽车美容中心”，由于地段优越、技术先进、服务周到，成为磁山二街绿色产业中的一个亮点。以产业带动就业，申昌兴注重精准扶贫，集资办起了“河北新丝路服装厂”，解决周边村妇女再就业300余人，贫困群众增强“造血”能力，为山区村民脱贫作出应有贡献。
该村的企业把自己生产的产品作为福利发放给村民，鸡、鱼、鹅养殖场和蔬菜大棚保证了村民鸡蛋鹅蛋和蔬菜、鲜鱼的供给，村民们享受到了更多的福利待遇。磁山二街正在着手打造一个全市、全省一流的服装厂，服装厂已经投产运行，正在扩大再生产，解决了武安西部山区妇女就业，带动二街老百姓共同富裕。
“生态文明”，彻底改善人居环境
依托8000多年“磁山文化”历史积淀和磁山二街范围内的普陀湖文化公园、广福寺、广生庙等旅游资源，磁山二街提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战略，建设了可容纳2000人的磁山二街文化艺术中心、杏林文化湿地公园等旅游配套设施，规划建设了古商业文化街、金马山庄旅游景区等，大力发展绿色旅游乡村产业。规划建设了游乐场、动物园、青少年动漫城等，着重旅游全面发展。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磁山二街“金马山庄”旅游区投巨资建设“中国磁山翰墨苑”，碑刻走廊两侧镶嵌我国历朝历代名家精品墨迹作品，精品墨迹作品种类繁多，资料翔实，碑廊总长500余米，可与西安碑林相媲美。
磁山二街紧跟时代步伐，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始终不渝地“坚持共同富裕，不让一户掉队”的宗旨，建成一个“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现代化的美丽新农村。在“敢为人先、敢于冒险、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红指印”精神激励下，在产业转型的艰难抉择中不断探索，孜孜以求，继往开来，在“共同富裕奔小康”的大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砥砺奋进，谱写出产业支撑绿色发展的新篇章。
来源：武安宣传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脱贫又“脱单” 幸福度晚年】2018年，脱贫后的杨纪兴“脱单”了，和邻村因养羊结缘的姜袁氏入住新房正式成为夫妻，通过承包土地，辛苦操劳，家庭收入明显增加。此后，夫妻俩通过发展种植、养殖，在2019年挣得了“一辈子也没有挣到过的钱”，当年实现收入十多万元，成为当地有名的“脱贫之星”。如今，夫妻恩爱，幸福生活比蜜甜。
危房改造开启新生活
“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帮助，就没有俺现在的新房子，就没有俺如今的好日子。”回首自己的过去，涡阳县牌坊镇张桥村，68岁的杨纪兴坚信，自己的幸福晚年都是从住进危房改建后的三间新瓦房开始的。
“你不知道，过去他家是危房，让他改建新房子，他还不愿意呢。” 作为张桥村当时的扶贫专干，周素芳笑着回忆说，杨纪兴虽然是个老退伍军人，也有宰羊的手艺，但因为要照顾父母和其他兄妹，之前一直没有结婚，过去整天邋邋遢遢，感觉对生活没有盼头，“最后没有办法，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成员想办法为他垫付了建房款，先把新房子建好，危房住着不安全。”
“国家帮着建房，我咋能不想建，那时是真穷，现在说了也不怕你们笑话，当时我口袋里只有60块钱，可够工人喝水的？又不想借人家的钱，真不敢建。”如今的杨纪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充满自信，但回首往事，依然有些不好意思，“房子建好两三个月，危房改造款就下来了，25000元，一把子钱啊，我之前从来没见过恁些钱，我连夜取的，一家一家把建房欠的钱还了。”
新房是2017年底建好验收的，彼时，通过四年多的精准帮扶和个人奋斗，杨纪兴也顺利脱贫。2018年，新年刚过，杨纪兴住进了新房，一起入住的还有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帮忙撮合的妻子姜袁氏。从此，家，对杨纪兴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脱贫”又“脱单”，杨纪兴的幸福晚年起航了。
杨辛勤劳作实现致富梦
家里多了一口人，杨纪兴知道自己的责任重了。和妻子商量之后，两人决定承包村里其他村民不种的零散田地，一共四十亩。第一年，靠着夫妻俩的辛勤劳作，仅田地收入就有一万多元。这让夫妻俩的干劲更足了。
7月2日上午，记者来到杨纪兴家中时，夫妇俩开着停在院子里的电三轮刚从玉米地里回来。连日来的阴雨，使玉米地的野草长得很疯。杨纪兴也想和人家一样打除草剂，又害怕伤了玉米苗，最后还是夫妻俩每天早晚用锄头锄草。
今年他们家只承包了20多亩土地，比去年减少了十六七亩。“俺俩年纪都大了，去年包了四十亩地，身体吃不消，家里还有恁多的牲口需要照料，也忙不过来。” 杨纪兴说，为了省钱，他承包的都是零散田地，每亩租金每年只要200元，“地都不在一起，干活不方便，俺都是开三轮车去。”
20多亩田地也够两人累了，不过到了收成时，也挺喜人。“种子、肥料、机械等成本啥都去掉，一亩地每年最少也能收入两三百元。” 一脸笑意的杨纪兴算起收入账，仿佛忘记了田间的辛劳，但他没有忘记扶贫政策的好，他说，“咱不能光指望国家，还是要自己干，国家让咱吃穿不愁，想过得更好就要靠自己干了。”
2019年是杨纪兴夫妇的幸运年。除了地里的收成不错，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他们家养的二十多头猪，也赶上了好行情，当年实现收入十多万元，“挣了一辈子最多的一次钱”。
“过去毛猪一斤只卖5元左右，基本不挣钱，去年一斤卖到18元；过去一头四五百斤重的母猪，顶多卖一千元，去年母猪按斤卖，一斤16元 ，一头母猪就能卖七八千元。”想起去年卖猪的好行情，杨纪兴直呼运气，他当时趁着行情一下子把二十多头猪都卖了，只留下一头小母猪。
满怀希望奔向小康路
留下的那头小母猪今年生下了6头小猪。另外，杨纪兴家还有30多只羊，还有一群鸡鸭鹅，一切都欣欣向荣。
除了随着丈夫侍弄田地，照料成群的家禽、家畜，姜袁氏每天把屋里屋外也收拾得干净利落。一块草绿色的布帘挡住了盛放饲料的房间，新添置的几把木椅挨着布帘整齐摆放，堂屋的墙上摆着杨纪兴父母的照片，还有他和妻子的照片，旁边是大衣柜和一张双人床。
去年家里添置的两辆电三轮车，除了停放院里那辆，还有一辆停放在侄子的空屋里。这是一辆全封闭的电三轮车，充满电可以跑七八十公里。杨纪兴买它花了7600元。
“下雨淋不到，平时可以赶赶集。等俺俩年纪再大点，不养牲口不种地了，可以开着它四处转转。” 杨纪兴很心疼自己的妻子，他明白这两年家庭收入能搞上去，妻子没少辛苦，“这两年俺俩都是一直忙，没有在哪蹲一会、玩一会，这些牲口、这些地，都要人照料，她还要照料家里，比我累。”
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感谢，趁着姜袁氏66岁生日，杨纪兴花了一万多元，给妻子送了一份大礼：一个黄金项链、一对黄金耳环。姜袁氏很喜欢，每天戴着，阳光一照，熠熠生辉。
不久前，邻居也想喂羊，到杨纪兴家买走几只羊，“小羊，一斤20元，一只羊七八百元。” 杨纪兴说，其实国家的补助就够夫妻俩平常生活用了，不需要卖小羊，“人家找到家里了，不卖不好看。”
六七只待产的羊，最近要生了。杨纪兴夫妇想着要再卖几头肥羊，换成钱买饲料，另外羊的数量太多，他们俩也照顾不过来。
一个月前，带着6头小猪的母猪又怀孕了。杨纪兴夫妇俩对它很宝贝，每天喂养都不敢马虎，希望它能再多生几头小猪，扩大一些规模。“趁着身体不错，还想再干几年，多存一些钱，不给国家添麻烦。” 杨纪兴乐呵呵地说。
“扶贫先扶志。老两口现在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收入高了，生活更有奔头。过去杨纪兴见人不太愿意说话，现在见谁都开心，喜欢说。” 张桥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长孙法民说，因成绩显著，杨纪兴先后被授予牌坊镇“脱贫之星”、涡阳县2019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优秀个人”。目前，村里正在想办法帮助杨纪兴夫妇改善养殖条件，对羊圈等进行必要的改建，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养殖。
最近天气比较热，杨纪兴和老伴商量，打算再建一间偏房做卫生间，“和城里人一样，也装上太阳能、装上淋浴，夏天洗澡更方便……” （来源：亳州晚报）
危房改造开启新生活
“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帮助，就没有俺现在的新房子，就没有俺如今的好日子。”回首自己的过去，涡阳县牌坊镇张桥村，68岁的杨纪兴坚信，自己的幸福晚年都是从住进危房改建后的三间新瓦房开始的。
“你不知道，过去他家是危房，让他改建新房子，他还不愿意呢。” 作为张桥村当时的扶贫专干，周素芳笑着回忆说，杨纪兴虽然是个老退伍军人，也有宰羊的手艺，但因为要照顾父母和其他兄妹，之前一直没有结婚，过去整天邋邋遢遢，感觉对生活没有盼头，“最后没有办法，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成员想办法为他垫付了建房款，先把新房子建好，危房住着不安全。”
“国家帮着建房，我咋能不想建，那时是真穷，现在说了也不怕你们笑话，当时我口袋里只有60块钱，可够工人喝水的？又不想借人家的钱，真不敢建。”如今的杨纪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充满自信，但回首往事，依然有些不好意思，“房子建好两三个月，危房改造款就下来了，25000元，一把子钱啊，我之前从来没见过恁些钱，我连夜取的，一家一家把建房欠的钱还了。”
新房是2017年底建好验收的，彼时，通过四年多的精准帮扶和个人奋斗，杨纪兴也顺利脱贫。2018年，新年刚过，杨纪兴住进了新房，一起入住的还有驻村干部和村“两委”帮忙撮合的妻子姜袁氏。从此，家，对杨纪兴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脱贫”又“脱单”，杨纪兴的幸福晚年起航了。
杨辛勤劳作实现致富梦
家里多了一口人，杨纪兴知道自己的责任重了。和妻子商量之后，两人决定承包村里其他村民不种的零散田地，一共四十亩。第一年，靠着夫妻俩的辛勤劳作，仅田地收入就有一万多元。这让夫妻俩的干劲更足了。
7月2日上午，记者来到杨纪兴家中时，夫妇俩开着停在院子里的电三轮刚从玉米地里回来。连日来的阴雨，使玉米地的野草长得很疯。杨纪兴也想和人家一样打除草剂，又害怕伤了玉米苗，最后还是夫妻俩每天早晚用锄头锄草。
今年他们家只承包了20多亩土地，比去年减少了十六七亩。“俺俩年纪都大了，去年包了四十亩地，身体吃不消，家里还有恁多的牲口需要照料，也忙不过来。” 杨纪兴说，为了省钱，他承包的都是零散田地，每亩租金每年只要200元，“地都不在一起，干活不方便，俺都是开三轮车去。”
20多亩田地也够两人累了，不过到了收成时，也挺喜人。“种子、肥料、机械等成本啥都去掉，一亩地每年最少也能收入两三百元。” 一脸笑意的杨纪兴算起收入账，仿佛忘记了田间的辛劳，但他没有忘记扶贫政策的好，他说，“咱不能光指望国家，还是要自己干，国家让咱吃穿不愁，想过得更好就要靠自己干了。”
2019年是杨纪兴夫妇的幸运年。除了地里的收成不错，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他们家养的二十多头猪，也赶上了好行情，当年实现收入十多万元，“挣了一辈子最多的一次钱”。
“过去毛猪一斤只卖5元左右，基本不挣钱，去年一斤卖到18元；过去一头四五百斤重的母猪，顶多卖一千元，去年母猪按斤卖，一斤16元 ，一头母猪就能卖七八千元。”想起去年卖猪的好行情，杨纪兴直呼运气，他当时趁着行情一下子把二十多头猪都卖了，只留下一头小母猪。
满怀希望奔向小康路
留下的那头小母猪今年生下了6头小猪。另外，杨纪兴家还有30多只羊，还有一群鸡鸭鹅，一切都欣欣向荣。
除了随着丈夫侍弄田地，照料成群的家禽、家畜，姜袁氏每天把屋里屋外也收拾得干净利落。一块草绿色的布帘挡住了盛放饲料的房间，新添置的几把木椅挨着布帘整齐摆放，堂屋的墙上摆着杨纪兴父母的照片，还有他和妻子的照片，旁边是大衣柜和一张双人床。
去年家里添置的两辆电三轮车，除了停放院里那辆，还有一辆停放在侄子的空屋里。这是一辆全封闭的电三轮车，充满电可以跑七八十公里。杨纪兴买它花了7600元。
“下雨淋不到，平时可以赶赶集。等俺俩年纪再大点，不养牲口不种地了，可以开着它四处转转。” 杨纪兴很心疼自己的妻子，他明白这两年家庭收入能搞上去，妻子没少辛苦，“这两年俺俩都是一直忙，没有在哪蹲一会、玩一会，这些牲口、这些地，都要人照料，她还要照料家里，比我累。”
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感谢，趁着姜袁氏66岁生日，杨纪兴花了一万多元，给妻子送了一份大礼：一个黄金项链、一对黄金耳环。姜袁氏很喜欢，每天戴着，阳光一照，熠熠生辉。
不久前，邻居也想喂羊，到杨纪兴家买走几只羊，“小羊，一斤20元，一只羊七八百元。” 杨纪兴说，其实国家的补助就够夫妻俩平常生活用了，不需要卖小羊，“人家找到家里了，不卖不好看。”
六七只待产的羊，最近要生了。杨纪兴夫妇想着要再卖几头肥羊，换成钱买饲料，另外羊的数量太多，他们俩也照顾不过来。
一个月前，带着6头小猪的母猪又怀孕了。杨纪兴夫妇俩对它很宝贝，每天喂养都不敢马虎，希望它能再多生几头小猪，扩大一些规模。“趁着身体不错，还想再干几年，多存一些钱，不给国家添麻烦。” 杨纪兴乐呵呵地说。
“扶贫先扶志。老两口现在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收入高了，生活更有奔头。过去杨纪兴见人不太愿意说话，现在见谁都开心，喜欢说。” 张桥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长孙法民说，因成绩显著，杨纪兴先后被授予牌坊镇“脱贫之星”、涡阳县2019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优秀个人”。目前，村里正在想办法帮助杨纪兴夫妇改善养殖条件，对羊圈等进行必要的改建，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养殖。
最近天气比较热，杨纪兴和老伴商量，打算再建一间偏房做卫生间，“和城里人一样，也装上太阳能、装上淋浴，夏天洗澡更方便……” （来源：亳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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