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婚纱照https://t.cn/AiFlZLL5 原来可以从从容容地度过一个美丽的下午的啊！可是，当我站在那个高高的长满了芒草的山坡上时，当我俯瞰着近处郁绿的淡水和关渡，远处闪着金光的台湾海峡时，河水与海水在下午的阳光中变得那样亮，观音山变得那样暗。在那个时候，每一根线条，每一种颜色都让我心动，我实在没有办法抗拒那一种诱惑，那一种"一定要把它画下来"的渴望啊！于是，我就开始手忙脚乱地画起来了。天已近傍晚，山风好大，猎猎地直吹过来，我的画布几乎无法固定。#大理婚纱照##云南大理丽江旅拍#
#朱熹与《周易本义》#
《周易》是儒经，易学是儒教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刘歆、班固开始，《周易》被奉为儒经之首，易学在儒教经学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然而，它无论如何特殊，易学既在经学之数，也就服从着儒教经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不断对适应过去时代的经学做出适应新时代的诠释。儒经和一切被称为经的文献一样，都是过去时代所产生的文献，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和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本身也在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因而，经中所说的原则，一定或多或少地不能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然而，经既然为经，就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是一点也不能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经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对之做出新的、甚至是违背经文本义的解释，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释经者一定要完成的工作。对于《周易》来说，自然也是如此。易学，就是儒教学者不断进行的释经之学。易学的种种面貌，也都围绕着经学的内在矛盾展开。
易学的内在矛盾
作为经学之一的易学内在矛盾的展开，就是易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冯友兰先生说：《周易》都是一些空套子，可以套入各种不同的内容。其实，所有被称为经的东西都是如此，后人也总是不断填入各种各样原来没有的内容，对于《周易》，这种情况显得特别突出罢了。其原因是由于《周易》中的符号给了后人的解释以更大的自由度。然而这些符号起初也并非毫无内容的空套子，它们本有自己的含义，只是这些含义不易弄清罢了。加之后人对这些符号的随意解释，如朱熹所说是“颇为诸儒所乱”（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语），就更增加了弄清这些符号本义的难度。然而无论如何，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后人无法仅仅满足于过去的内容，而必然给它填入新的内容。
现存《易传》，可说是给《易经》填入的第一批新内容。在《易传》看来，《易经》是“弥纶天地之道”的书。而这个道的内容，又归结为“一阴一阳”。那么，《易经》所载，是不是就是天地之道，特别是一阴一阳之道？今天的学者自然能够做出判断，这不过是《易传》作者给《易经》这个套子里填充的新内容。
到了汉代，儒者认为《易经》是讲卦气的书。卦气说是汉代儒者给《易经》填充的新内容。王弼扫象数，扫掉了汉代许多解易原则，但有一条他没有扫掉，就是给《易经》填充上适合自己时代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就是所谓的义理之学，有无之辨。王弼易学影响深远。直到唐代，它还是儒者的标准读本。从宋代开始，一部分儒者继承汉代象数学，一部分儒者继承王弼讲义理。然而，宋代开始的象数学既不同于汉代象数学的内容，宋代易学所讲的义理也和王弼大相迳庭。相同的只有一条，都是在根据自己时代、甚至根据自己偏狭的理解，给《易经》填充新的内容。在这种风气下，出现了朱熹的《周易本义》。
朱熹对当时易学的不满
朱熹虽然是个儒者，但他对以往的易学极为不满。他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的弟子们说，“易本为卜筮而作”，“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然而，后人却要从中推出许多道理来，所以他极为不满：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辩，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自他当时剔开这一个机，后世间生得许多事来，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做什么？若有人来与某辩，某只是不答。”（《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这一大段冗长的引文（其实原文比所引还长得多），都是朱熹在反反复复地辨明，易起初只是卜筮之书，后人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那么，这些道理，也就不是圣人的，而是那些“后人”们加上的。一个“只好不说”，又一个“某只是不答”，足见朱熹对这样的易学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端愤慨又无可奈何的程度。甚至因为这种易学的存在，使朱熹不敢用易来教人：“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切己”。（同上书）那么，在这样的易学普遍流行、朱熹甚至无力与之分辨的时候，朱熹自己要做些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弄清《周易》的本义。
朱熹对《周易》本义的探求
朱熹对前人解易的不满，一是“生出许多象数来”；二是“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也就是说，从汉代以来，无论是讲象数还是讲义理，在朱熹看来，都不是圣人的本义，而是后人的节外生枝。然而经是圣人之书，假如解经者所说不是圣人本义，却使人误认为那是圣人本义，岂不是要误人子弟，甚至祸国殃民？所以朱熹要一改前人之说，去探求《周易》的本义。朱熹所探求出的《周易》本义，第一是“易本卜筮之书”。其中没有那么多的象数说法，也没有那么多的义理。第二是“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依朱熹所说，则不仅经是经，传是传，而且经中也是卦画是卦画，文辞是文辞。不过都在讲着自己的意思。卦爻辞所说，未必就是卦爻象的意思；至于《易传》所论，就更不必是卦爻辞的意思。依这样的理解，朱熹将自己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定名为《周易本义》。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所论，才是圣人们的本义。
朱熹的《周易本义》与《周易》的本义
那么，朱熹追求《周易》本义的《周易本义》是否就是《周易》的本义呢？依朱熹说，伏羲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于是画了卦，给人们“剔开这一机”。然而据今天学者的研究，则《易经》中就没有阴阳概念，至于卦画，就很难说本义就是阴和阳。依朱熹说，《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因而是《周易》的源头，据今天学者们的研究，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宋代的产物，根本不是画卦的根据。
卦画的意义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这都是易学的基本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些问题上，朱熹所说的本义，未必就是本义。那么，朱熹对卦爻象、辞的解释是否就是本义呢？依朱熹所说，六画卦也是伏羲所画，卦辞则是文王所作，爻辞周公所作，传则是孔子所作。这就是所谓“世历三古，人更四圣”之说。然而，今天的学者，也很少能够承认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朱熹的这个结论也不是本义。
在对经传文字的注释中，朱熹不仅采用了取象说，也采用了爻位说。比如：乾卦“初阳在下”，朱熹认为是“潜龙”之象；需卦初阳在下，却是“近于险之象”；大有卦也是初阳在下，其象又各不同，那么，周公系辞取象，有没有一定之规呢？这种取象的不一致，只能说明，爻辞不是由所谓取象而来。因此，朱熹此处所追求的本义也未必就是本义。至于义理，朱熹也说了许多。这些义理是不是圣人本义？朱熹对他人的指责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类似情况不只一处。把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追求本义的《周易本义》，所说未必就是本义。
追求《周易》本义的意义
那么，朱熹是否根本没有求得《周易》的本义呢？也不能这么说。
和以往的象数易学比较，朱熹讲爻位，但没有“生出许多象数来”；和以往的义理易学相比，朱熹讲含义，但没有“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他的注释不仅文字非常简明扼要，而且在那比较详细的地方，“也只是取可解的来解，如不可晓的也不曾说”。这是他对孔子解易原则的理解，也是他的《周易本义》所奉行的原则。
依据这个原则，《周易本义》所说，较为接近《周易》文字的本义，至少可以说，它较之以往的许多易学著作，比较更接近《周易》的本义。自然，这个结论，也只能从比较而来，因为我们无法认定那些就是《周易》的本义。而朱熹的《周易本义》之所以至今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作为解易必备的参考书，不单是由于朱熹的权威，重要的是因为直至今日，学者们经过比较，认为《周易本义》所说，还是比较符合《周易》的本义。
然而，朱熹的《周易本义》，其意义不仅是为我们解易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参考书，而且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那就是：解易应该首先弄清易的本义。并且由此推广开来，可以说，对于一切传统文化典籍，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也是要弄清它们的本义。
《周易本义》与当代易学
重提《周易本义》，不仅是个纯学术问题，也是关乎人们思维方式的现实问题。那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想当然地认为《周易》“是什么”，其中“有什么”的思维方式，那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解开千古之秘”的喧嚣，不仅危害着《周易》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影响所及，它实在影响着人们一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危害着整个民族精神。它使人淡化实事求是之风，助长哗众取宠之意，甚至给一些骗子制造可乘之机。
《周易》在古代是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人们的言行，必须从它的文字中寻找根据。因此，追求《周易》的本义不仅非常困难，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朱熹想求本义，但未能求得较多的本义，反而求到了不少非本义，其原因在此。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周易》，也是一切被称为经的东西的共同处境。它们的本义，只在有解释权的人们那里。
这不是说过去的解经者就没有解到经的本义，而是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追求本义，而是在做一种“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假如他们没有解到一点本义，我们今天就更加无从着手。他们解到了本义，但是不以追求本义为目的。而当他们解到的本义违背他们现实需要的时候，他们宁可牺牲掉自己找到的本义。这种情况，对于研究古文化的学者，几乎是司空见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周易》已不再是指导人们言行的必要文献，我们应当借鉴朱熹的学风，弄清《周易》的本义，进而弄清易学，弄清整个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本义，并在这个基础上，来熔铸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李申）
《周易》是儒经，易学是儒教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刘歆、班固开始，《周易》被奉为儒经之首，易学在儒教经学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然而，它无论如何特殊，易学既在经学之数，也就服从着儒教经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不断对适应过去时代的经学做出适应新时代的诠释。儒经和一切被称为经的文献一样，都是过去时代所产生的文献，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和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本身也在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因而，经中所说的原则，一定或多或少地不能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然而，经既然为经，就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是一点也不能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经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对之做出新的、甚至是违背经文本义的解释，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释经者一定要完成的工作。对于《周易》来说，自然也是如此。易学，就是儒教学者不断进行的释经之学。易学的种种面貌，也都围绕着经学的内在矛盾展开。
易学的内在矛盾
作为经学之一的易学内在矛盾的展开，就是易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冯友兰先生说：《周易》都是一些空套子，可以套入各种不同的内容。其实，所有被称为经的东西都是如此，后人也总是不断填入各种各样原来没有的内容，对于《周易》，这种情况显得特别突出罢了。其原因是由于《周易》中的符号给了后人的解释以更大的自由度。然而这些符号起初也并非毫无内容的空套子，它们本有自己的含义，只是这些含义不易弄清罢了。加之后人对这些符号的随意解释，如朱熹所说是“颇为诸儒所乱”（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语），就更增加了弄清这些符号本义的难度。然而无论如何，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后人无法仅仅满足于过去的内容，而必然给它填入新的内容。
现存《易传》，可说是给《易经》填入的第一批新内容。在《易传》看来，《易经》是“弥纶天地之道”的书。而这个道的内容，又归结为“一阴一阳”。那么，《易经》所载，是不是就是天地之道，特别是一阴一阳之道？今天的学者自然能够做出判断，这不过是《易传》作者给《易经》这个套子里填充的新内容。
到了汉代，儒者认为《易经》是讲卦气的书。卦气说是汉代儒者给《易经》填充的新内容。王弼扫象数，扫掉了汉代许多解易原则，但有一条他没有扫掉，就是给《易经》填充上适合自己时代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就是所谓的义理之学，有无之辨。王弼易学影响深远。直到唐代，它还是儒者的标准读本。从宋代开始，一部分儒者继承汉代象数学，一部分儒者继承王弼讲义理。然而，宋代开始的象数学既不同于汉代象数学的内容，宋代易学所讲的义理也和王弼大相迳庭。相同的只有一条，都是在根据自己时代、甚至根据自己偏狭的理解，给《易经》填充新的内容。在这种风气下，出现了朱熹的《周易本义》。
朱熹对当时易学的不满
朱熹虽然是个儒者，但他对以往的易学极为不满。他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的弟子们说，“易本为卜筮而作”，“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然而，后人却要从中推出许多道理来，所以他极为不满：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辩，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自他当时剔开这一个机，后世间生得许多事来，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做什么？若有人来与某辩，某只是不答。”（《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这一大段冗长的引文（其实原文比所引还长得多），都是朱熹在反反复复地辨明，易起初只是卜筮之书，后人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那么，这些道理，也就不是圣人的，而是那些“后人”们加上的。一个“只好不说”，又一个“某只是不答”，足见朱熹对这样的易学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端愤慨又无可奈何的程度。甚至因为这种易学的存在，使朱熹不敢用易来教人：“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切己”。（同上书）那么，在这样的易学普遍流行、朱熹甚至无力与之分辨的时候，朱熹自己要做些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弄清《周易》的本义。
朱熹对《周易》本义的探求
朱熹对前人解易的不满，一是“生出许多象数来”；二是“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也就是说，从汉代以来，无论是讲象数还是讲义理，在朱熹看来，都不是圣人的本义，而是后人的节外生枝。然而经是圣人之书，假如解经者所说不是圣人本义，却使人误认为那是圣人本义，岂不是要误人子弟，甚至祸国殃民？所以朱熹要一改前人之说，去探求《周易》的本义。朱熹所探求出的《周易》本义，第一是“易本卜筮之书”。其中没有那么多的象数说法，也没有那么多的义理。第二是“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依朱熹所说，则不仅经是经，传是传，而且经中也是卦画是卦画，文辞是文辞。不过都在讲着自己的意思。卦爻辞所说，未必就是卦爻象的意思；至于《易传》所论，就更不必是卦爻辞的意思。依这样的理解，朱熹将自己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定名为《周易本义》。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所论，才是圣人们的本义。
朱熹的《周易本义》与《周易》的本义
那么，朱熹追求《周易》本义的《周易本义》是否就是《周易》的本义呢？依朱熹说，伏羲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于是画了卦，给人们“剔开这一机”。然而据今天学者的研究，则《易经》中就没有阴阳概念，至于卦画，就很难说本义就是阴和阳。依朱熹说，《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因而是《周易》的源头，据今天学者们的研究，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宋代的产物，根本不是画卦的根据。
卦画的意义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这都是易学的基本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些问题上，朱熹所说的本义，未必就是本义。那么，朱熹对卦爻象、辞的解释是否就是本义呢？依朱熹所说，六画卦也是伏羲所画，卦辞则是文王所作，爻辞周公所作，传则是孔子所作。这就是所谓“世历三古，人更四圣”之说。然而，今天的学者，也很少能够承认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朱熹的这个结论也不是本义。
在对经传文字的注释中，朱熹不仅采用了取象说，也采用了爻位说。比如：乾卦“初阳在下”，朱熹认为是“潜龙”之象；需卦初阳在下，却是“近于险之象”；大有卦也是初阳在下，其象又各不同，那么，周公系辞取象，有没有一定之规呢？这种取象的不一致，只能说明，爻辞不是由所谓取象而来。因此，朱熹此处所追求的本义也未必就是本义。至于义理，朱熹也说了许多。这些义理是不是圣人本义？朱熹对他人的指责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类似情况不只一处。把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追求本义的《周易本义》，所说未必就是本义。
追求《周易》本义的意义
那么，朱熹是否根本没有求得《周易》的本义呢？也不能这么说。
和以往的象数易学比较，朱熹讲爻位，但没有“生出许多象数来”；和以往的义理易学相比，朱熹讲含义，但没有“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他的注释不仅文字非常简明扼要，而且在那比较详细的地方，“也只是取可解的来解，如不可晓的也不曾说”。这是他对孔子解易原则的理解，也是他的《周易本义》所奉行的原则。
依据这个原则，《周易本义》所说，较为接近《周易》文字的本义，至少可以说，它较之以往的许多易学著作，比较更接近《周易》的本义。自然，这个结论，也只能从比较而来，因为我们无法认定那些就是《周易》的本义。而朱熹的《周易本义》之所以至今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作为解易必备的参考书，不单是由于朱熹的权威，重要的是因为直至今日，学者们经过比较，认为《周易本义》所说，还是比较符合《周易》的本义。
然而，朱熹的《周易本义》，其意义不仅是为我们解易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参考书，而且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那就是：解易应该首先弄清易的本义。并且由此推广开来，可以说，对于一切传统文化典籍，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也是要弄清它们的本义。
《周易本义》与当代易学
重提《周易本义》，不仅是个纯学术问题，也是关乎人们思维方式的现实问题。那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想当然地认为《周易》“是什么”，其中“有什么”的思维方式，那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解开千古之秘”的喧嚣，不仅危害着《周易》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影响所及，它实在影响着人们一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危害着整个民族精神。它使人淡化实事求是之风，助长哗众取宠之意，甚至给一些骗子制造可乘之机。
《周易》在古代是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人们的言行，必须从它的文字中寻找根据。因此，追求《周易》的本义不仅非常困难，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朱熹想求本义，但未能求得较多的本义，反而求到了不少非本义，其原因在此。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周易》，也是一切被称为经的东西的共同处境。它们的本义，只在有解释权的人们那里。
这不是说过去的解经者就没有解到经的本义，而是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追求本义，而是在做一种“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假如他们没有解到一点本义，我们今天就更加无从着手。他们解到了本义，但是不以追求本义为目的。而当他们解到的本义违背他们现实需要的时候，他们宁可牺牲掉自己找到的本义。这种情况，对于研究古文化的学者，几乎是司空见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周易》已不再是指导人们言行的必要文献，我们应当借鉴朱熹的学风，弄清《周易》的本义，进而弄清易学，弄清整个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本义，并在这个基础上，来熔铸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李申）
张学良和国画大师张大千是一生至交，70年代后期，在台湾的张学良有一个小圈子，被称为“三张一王”。三张指的是张群、张学良、张大千，“一王”指的是王新衡。张大千和张学良友谊的建立颇有戏剧性。
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正式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司令为蒋介石），驻节北平，这是他最春风得意的时期。在北平时，有一天，张学良去逛琉璃厂，购得几幅大画家石涛的山水图，兴致勃勃地返回官邸，请好友们前来欣赏。其间，一位朋友告诉他，近来听说有个叫张大千的人，临摹石涛山水已到了乱真地步，连大画家黄宾虹都上了当。张学良一惊，立即请来几位名家来鉴定，他刚买到的“石涛山水”，果然证明是张大千的仿作。
不久后，张学良在北平官邸举行了一次大型宴会，事前专门给张大千送出一张特制的请柬，请他莅临。当时才31岁的张大千，已经得知张学良出巨金购了自己的赝品，接到请柬很是犯愁。去吧，不知会受何处置，不去吧，张学良的请柬又写得很客气。
权衡再三，张大千还是硬着头皮出现在了张学良的宴会上。没料想，张学良并没有对他为难，相反还热情地向大家介绍张大千是仿石涛画的专家。张学良的宽宏大度令张大千十分感慨，两人自此开始交往。
之后有一天，张大千逛琉璃厂，一位古董商拿出一幅《红梅图》请他鉴赏。张大千仔细地看过画的风格、用笔、着色之后，断定这是清朝初期著名画家新罗山人华岩的作品，他当下同卖主商定，以300银元买下。可是，张大千一摸口袋，未带足钱，双方讲好三日内带钱来取画。但是，第二天张学良也去逛琉璃厂，见了《红梅图》，也十分喜欢，愿以500银元成交。商人毕竟是商人，多卖200银元何乐不为？三天后，当张大千凑足钱前来取画时，方知《红梅图》已经易手，气得勃然大怒，痛斥了画商。可是商人的一句回答却令张大千说不出话来：“我敢不卖给张副司令吗？”
1935年10月，张大千游西岳华山，登太华峰写生，来到西安。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强拉张大千去他的公馆小住叙旧。张大千却是面有难色，因为他次日必须起程返回北平，张大千酷爱京剧，明晚是他老友余叔岩的告别演出，而且又是最拿手的《打棍出箱》。
张学良打包票说不会有问题的，他让张大千退掉火车票，当晚搬去他的官邸，并说第二天可派专机送张大千回北平。
张大千见张学良如此盛情，也是再不好推却，当晚便搬进了张公馆，一边同张学良叙旧，一边提笔为张学良画了一幅华山山水图。可惜的是，张大千只顾了同张学良谈笑，在烘烤时不慎被火舌燎及，并把长长的黑髯烧了一长截。张学良很是抱歉，伤感地说：“看来我的背运没走完，连享用这样绝美山水图的福分都没有。”
张大千倒不在意，马上又拿笔展纸，说：“我宁可对不住余老板，也要为少帅再重新画一幅！”
于是，张大千挑灯夜战，泼墨挥毫不止，一幅精美的《华山山水图》到午夜时分终告完成，接着他又挥笔题诗，将一幅诗、书、画交融一体的艺术珍品呈现在大家面前。张学良兴奋不已，立即和赵四小姐盛宴张大千。第二天，张学良实践诺言，亲自驾车送张大千去机场，派自己的专机送张大千去了北平。
对于张学良的一片厚意，张大千十分感动，一直念念不忘，不久又精心挥毫，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上题：黄山九龙瀑；上款为：以大涤子法写奉汉卿先生方家博教；下款是：乙亥十一月，大千张爰。
可是，张大千的这幅画还未送到张学良手中，西安事变便发生了，张学良随后也失去了自由，被“管束”于远山僻乡。这样一来，两位朋友谋面的机会也变得渺茫。当这幅《黄山九龙瀑图》几经辗转，终于到达张学良手中时，他视若至宝。
1952年，居住在香港的张大千远游阿根廷后，很喜欢这个地方，便返回香港筹划移居南美，等筹足费用后，张大千举家迁居阿根廷。
1961年，张大千赴台省亲，专门看望张学良。在张大千返南美洲之前，他意外地收到了张学良赠送的一件礼物，展开一看，原来是三十多年前张学良抢购而去的北平琉璃厂那幅华岩的《红梅图》。一幅画带着张学良的一片厚意，这让张大千非常的感动。
1971年，张大千在美国旧金山筹办40周年作品回顾展，需向世界各地友人借用他赠送的珍品。出乎张大千意料的是，张学良居然送来了36年前他专为张学良所作的《黄山九龙瀑图》。张大千深受感动，立即在下榻处摆开纸墨，画了一幅梅花图相赠，画上又题了一首七绝《赠张汉卿学良宗兄》：攀枝嗅蕊许从容，欲写横斜恐未工。看到夜深明月食，和画和梦共朦胧。
1976年，张大千举家又迁回台北居住，此后他和张学良就成了经常联系的密友。张大千曾在1969年画了一幅《伊吾闾瑞雪图》，赠给了张学良的长女张闾瑛， 所谓“伊吾闾”指的是辽宁闾山。在香港苏富比2019中国书画的春拍中，这幅《伊吾闾瑞雪图》以1.63亿港元成交，成为全场最高成交的拍品。
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正式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司令为蒋介石），驻节北平，这是他最春风得意的时期。在北平时，有一天，张学良去逛琉璃厂，购得几幅大画家石涛的山水图，兴致勃勃地返回官邸，请好友们前来欣赏。其间，一位朋友告诉他，近来听说有个叫张大千的人，临摹石涛山水已到了乱真地步，连大画家黄宾虹都上了当。张学良一惊，立即请来几位名家来鉴定，他刚买到的“石涛山水”，果然证明是张大千的仿作。
不久后，张学良在北平官邸举行了一次大型宴会，事前专门给张大千送出一张特制的请柬，请他莅临。当时才31岁的张大千，已经得知张学良出巨金购了自己的赝品，接到请柬很是犯愁。去吧，不知会受何处置，不去吧，张学良的请柬又写得很客气。
权衡再三，张大千还是硬着头皮出现在了张学良的宴会上。没料想，张学良并没有对他为难，相反还热情地向大家介绍张大千是仿石涛画的专家。张学良的宽宏大度令张大千十分感慨，两人自此开始交往。
之后有一天，张大千逛琉璃厂，一位古董商拿出一幅《红梅图》请他鉴赏。张大千仔细地看过画的风格、用笔、着色之后，断定这是清朝初期著名画家新罗山人华岩的作品，他当下同卖主商定，以300银元买下。可是，张大千一摸口袋，未带足钱，双方讲好三日内带钱来取画。但是，第二天张学良也去逛琉璃厂，见了《红梅图》，也十分喜欢，愿以500银元成交。商人毕竟是商人，多卖200银元何乐不为？三天后，当张大千凑足钱前来取画时，方知《红梅图》已经易手，气得勃然大怒，痛斥了画商。可是商人的一句回答却令张大千说不出话来：“我敢不卖给张副司令吗？”
1935年10月，张大千游西岳华山，登太华峰写生，来到西安。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强拉张大千去他的公馆小住叙旧。张大千却是面有难色，因为他次日必须起程返回北平，张大千酷爱京剧，明晚是他老友余叔岩的告别演出，而且又是最拿手的《打棍出箱》。
张学良打包票说不会有问题的，他让张大千退掉火车票，当晚搬去他的官邸，并说第二天可派专机送张大千回北平。
张大千见张学良如此盛情，也是再不好推却，当晚便搬进了张公馆，一边同张学良叙旧，一边提笔为张学良画了一幅华山山水图。可惜的是，张大千只顾了同张学良谈笑，在烘烤时不慎被火舌燎及，并把长长的黑髯烧了一长截。张学良很是抱歉，伤感地说：“看来我的背运没走完，连享用这样绝美山水图的福分都没有。”
张大千倒不在意，马上又拿笔展纸，说：“我宁可对不住余老板，也要为少帅再重新画一幅！”
于是，张大千挑灯夜战，泼墨挥毫不止，一幅精美的《华山山水图》到午夜时分终告完成，接着他又挥笔题诗，将一幅诗、书、画交融一体的艺术珍品呈现在大家面前。张学良兴奋不已，立即和赵四小姐盛宴张大千。第二天，张学良实践诺言，亲自驾车送张大千去机场，派自己的专机送张大千去了北平。
对于张学良的一片厚意，张大千十分感动，一直念念不忘，不久又精心挥毫，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上题：黄山九龙瀑；上款为：以大涤子法写奉汉卿先生方家博教；下款是：乙亥十一月，大千张爰。
可是，张大千的这幅画还未送到张学良手中，西安事变便发生了，张学良随后也失去了自由，被“管束”于远山僻乡。这样一来，两位朋友谋面的机会也变得渺茫。当这幅《黄山九龙瀑图》几经辗转，终于到达张学良手中时，他视若至宝。
1952年，居住在香港的张大千远游阿根廷后，很喜欢这个地方，便返回香港筹划移居南美，等筹足费用后，张大千举家迁居阿根廷。
1961年，张大千赴台省亲，专门看望张学良。在张大千返南美洲之前，他意外地收到了张学良赠送的一件礼物，展开一看，原来是三十多年前张学良抢购而去的北平琉璃厂那幅华岩的《红梅图》。一幅画带着张学良的一片厚意，这让张大千非常的感动。
1971年，张大千在美国旧金山筹办40周年作品回顾展，需向世界各地友人借用他赠送的珍品。出乎张大千意料的是，张学良居然送来了36年前他专为张学良所作的《黄山九龙瀑图》。张大千深受感动，立即在下榻处摆开纸墨，画了一幅梅花图相赠，画上又题了一首七绝《赠张汉卿学良宗兄》：攀枝嗅蕊许从容，欲写横斜恐未工。看到夜深明月食，和画和梦共朦胧。
1976年，张大千举家又迁回台北居住，此后他和张学良就成了经常联系的密友。张大千曾在1969年画了一幅《伊吾闾瑞雪图》，赠给了张学良的长女张闾瑛， 所谓“伊吾闾”指的是辽宁闾山。在香港苏富比2019中国书画的春拍中，这幅《伊吾闾瑞雪图》以1.63亿港元成交，成为全场最高成交的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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