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党员#
周泓州甘做一颗扎根基层的“螺丝钉”
□记者 曹静怡
我是金义新区新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综合处副处长周泓州，曾获全市党政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全市优秀公务员、全市“拼创先锋”等荣誉。同事称我为单位里的“笔杆子”，而我却觉得自己是基层的一颗“螺丝钉”，凭着满腔的热情，做“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纽带，“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光”。
勇挑重担的“先行者”
“老周！自贸区金义片区成功获批啦！”去年9月21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金义片区获批当日，不少好友纷纷给我发来微信消息，看着朋友圈里刷屏的喜报，感动之余我不由思绪翩跹。
2015年11月，我接受组织安排，赴金义综合保税区“上任”。彼时的综保区只是一方正在平整的土地，从主干道到临时办公场所的进出道路都还没有打通。看着眼前的一切，我感受到肩上担子的重量。当时，我对综保区建设运行一知半解，团队协作不顺畅、申报程序繁琐等一连串的问题让我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但我相信事在人为，我必须尽快融入工作角色，用实际行动回报组织的信任。
人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的工作是苦的、累的。那几个月，我办公室的灯总是最迟熄灭，垃圾桶里最多的不是废纸就是速溶咖啡包装袋。但再苦再累，我也能在繁琐的基层工作中看到改变和希望。累却值得。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鼓励自己，靠着一股子干劲，全程参与金义综合保税区从申报到封关运行各个环节的各项重点工作。我不仅负责起草了金义综合保税区申报、验收、运行等相关文件1500余件，还牵头完成产业基础、规划条件、用地情况、财务报表等一整套完备的申报材料，这些材料被海关总署推荐为今后全国综保区申报样本。仅用时14个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金义综合保税区，创下了“金华申报速度”。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两年征程，在坚持和坚守中，我经历着、感受着、收获着。我牵头的攻坚团队，咬定“当年开工、当年建设、当年验收”的目标，先后跟踪做好金义综保区一期项目开工仪式、金义综保区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金义综保区一期项目省级预验收、金义综保区一期项目国务院联合验收组正式验收等重大活动，同时协调指挥部各部门加快推进工程建设、招商引资、信息化建设、投融资保障等各项工作，创造了“金华建设速度”。2017年6月30日金义综保区一期正式封关运行。
真抓实干的“领头雁”
为进一步抢抓国际贸易改革发展新机遇，加快培育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集中展示我市跨境电商成果，作为综合处具体负责人，我积极对接商务部外贸发展局、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等上级部门，起草完成中国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组织筹备方案，并做好大会委员会各工作组的联系协调工作。目前该电商大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累计吸引国内外跨境电商领军企业超600家。
不仅如此，每一届大会我都想方设法进行提升、创新和突破。记忆里2019年12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上，甲骨文大中华区、Google大中华区、京东、考拉海购、执御等企业高管通过演讲、对话和展示等方式，深入探讨了中国跨境电商的市场环境和发展趋势，共享全球贸易新机遇。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在大会上首次发布《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8-2019）》，系统分析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现状及特点，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理性预判，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指明方向。
此次大会还首次采用了“会+展”新模式，综合保税区展区集中展示了近500种进口商品，首次实现跨境商品线下展示、线上下单，半小时提货出区。会展现场还采用“网红直播”新形式，实现当天成交额超15万元，吸引在线观看人数超万人。
同时，我还将大会分论坛开设至阿里菜鸟园区。阿里生态跨境专场吸引了诸多跨境电商卖家、生产企业负责人参会。如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已经发展成为宣传金华、新区、金义综保区和开展招商的重要平台。
疫情防控的“排头兵”
去年年初，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我放弃了春节休假，第一时间回到工作岗位。
口罩、酒精、消毒液……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离不开它们，为解决当时防疫物资紧缺的问题，我第一时间下沉重点企业，助力企业加大防疫物资生产。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天时间，金华市景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等9家生产企业复工，为全市乃至全省疫情防控作出贡献。
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踏踏实实的工作；没有丝毫的懈怠，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时期，我通过多种渠道采购防护口罩、84消毒液、防护眼镜、防护手套、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为辖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保障。同时，按照区委区政府及指挥部的指示要求，我着力加强与各有关方面共建力度，深入开展新区扶企复工“十百千万”活动，帮助企业落实“3531”法，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保障企业主全身心投入复工抓生产，努力实现企业主复工相关工作“零跑”。
敲键盘、写材料……当我从办公大楼离开时，又是凌晨时分。保安看到我说：“今天也这么晚。”我笑答：“工作需要，总得把手上的事情做完才安心。”
周泓州甘做一颗扎根基层的“螺丝钉”
□记者 曹静怡
我是金义新区新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综合处副处长周泓州，曾获全市党政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全市优秀公务员、全市“拼创先锋”等荣誉。同事称我为单位里的“笔杆子”，而我却觉得自己是基层的一颗“螺丝钉”，凭着满腔的热情，做“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纽带，“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光”。
勇挑重担的“先行者”
“老周！自贸区金义片区成功获批啦！”去年9月21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金义片区获批当日，不少好友纷纷给我发来微信消息，看着朋友圈里刷屏的喜报，感动之余我不由思绪翩跹。
2015年11月，我接受组织安排，赴金义综合保税区“上任”。彼时的综保区只是一方正在平整的土地，从主干道到临时办公场所的进出道路都还没有打通。看着眼前的一切，我感受到肩上担子的重量。当时，我对综保区建设运行一知半解，团队协作不顺畅、申报程序繁琐等一连串的问题让我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但我相信事在人为，我必须尽快融入工作角色，用实际行动回报组织的信任。
人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的工作是苦的、累的。那几个月，我办公室的灯总是最迟熄灭，垃圾桶里最多的不是废纸就是速溶咖啡包装袋。但再苦再累，我也能在繁琐的基层工作中看到改变和希望。累却值得。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鼓励自己，靠着一股子干劲，全程参与金义综合保税区从申报到封关运行各个环节的各项重点工作。我不仅负责起草了金义综合保税区申报、验收、运行等相关文件1500余件，还牵头完成产业基础、规划条件、用地情况、财务报表等一整套完备的申报材料，这些材料被海关总署推荐为今后全国综保区申报样本。仅用时14个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金义综合保税区，创下了“金华申报速度”。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两年征程，在坚持和坚守中，我经历着、感受着、收获着。我牵头的攻坚团队，咬定“当年开工、当年建设、当年验收”的目标，先后跟踪做好金义综保区一期项目开工仪式、金义综保区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金义综保区一期项目省级预验收、金义综保区一期项目国务院联合验收组正式验收等重大活动，同时协调指挥部各部门加快推进工程建设、招商引资、信息化建设、投融资保障等各项工作，创造了“金华建设速度”。2017年6月30日金义综保区一期正式封关运行。
真抓实干的“领头雁”
为进一步抢抓国际贸易改革发展新机遇，加快培育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集中展示我市跨境电商成果，作为综合处具体负责人，我积极对接商务部外贸发展局、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等上级部门，起草完成中国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组织筹备方案，并做好大会委员会各工作组的联系协调工作。目前该电商大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累计吸引国内外跨境电商领军企业超600家。
不仅如此，每一届大会我都想方设法进行提升、创新和突破。记忆里2019年12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上，甲骨文大中华区、Google大中华区、京东、考拉海购、执御等企业高管通过演讲、对话和展示等方式，深入探讨了中国跨境电商的市场环境和发展趋势，共享全球贸易新机遇。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在大会上首次发布《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8-2019）》，系统分析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现状及特点，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理性预判，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指明方向。
此次大会还首次采用了“会+展”新模式，综合保税区展区集中展示了近500种进口商品，首次实现跨境商品线下展示、线上下单，半小时提货出区。会展现场还采用“网红直播”新形式，实现当天成交额超15万元，吸引在线观看人数超万人。
同时，我还将大会分论坛开设至阿里菜鸟园区。阿里生态跨境专场吸引了诸多跨境电商卖家、生产企业负责人参会。如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已经发展成为宣传金华、新区、金义综保区和开展招商的重要平台。
疫情防控的“排头兵”
去年年初，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我放弃了春节休假，第一时间回到工作岗位。
口罩、酒精、消毒液……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离不开它们，为解决当时防疫物资紧缺的问题，我第一时间下沉重点企业，助力企业加大防疫物资生产。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天时间，金华市景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等9家生产企业复工，为全市乃至全省疫情防控作出贡献。
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踏踏实实的工作；没有丝毫的懈怠，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时期，我通过多种渠道采购防护口罩、84消毒液、防护眼镜、防护手套、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为辖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保障。同时，按照区委区政府及指挥部的指示要求，我着力加强与各有关方面共建力度，深入开展新区扶企复工“十百千万”活动，帮助企业落实“3531”法，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保障企业主全身心投入复工抓生产，努力实现企业主复工相关工作“零跑”。
敲键盘、写材料……当我从办公大楼离开时，又是凌晨时分。保安看到我说：“今天也这么晚。”我笑答：“工作需要，总得把手上的事情做完才安心。”
产科大楼空荡荡，公园仿佛养老院，放开生育能扭转东北人口危机吗？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指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等。
话题一出，立刻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关注。
为什么是东北率先试点？国家卫健委的答复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东北三省人口均已负增长
国家卫健委在本次答复中指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以上描述并非无中生有，它基于几点事实而来：
第一，东北三省的人口均已进入负增长，人口流失严重。
2019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42.73万人，东北三省劳动人口累计减少110.19万人。
据统计公报披露，2019年辽宁常住人口4351.7万人，比上年减少7.6万人；吉林常住人口2690.73万人，比上年减少13.33万人；黑龙江常住人口3751.3万人，比上年减少21.8万人。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42.73万人，比2018年增加4.16万人。
2019年末吉林全省出生率为6.05‰；死亡人口18.62万人，死亡率为6.90‰；自然增长率为—0.85‰。
辽宁省全年出生人口28.1万人，出生率6.45‰；死亡人口31.6万人，死亡率7.25‰；人口自然增长率—0.80‰。
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为5.73‰，死亡率为6.7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1‰。常住总人口3751.3万人，比上年减少21.8万人。
第二，东北三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养老保险基金已经收不抵支。
2019年东北三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均已超过全国平均值。
2020年中央调剂金达到7398.23亿元，东北三省的净受益达到1186亿元，占总受益省份金额的六成多。
2019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2.6%。相比之下，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6.2%，吉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93%，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8%。
2018年中央出台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各省统一上缴一定比例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再通过下拨的方式转移到各地方。东北三省连续数年都跻身中央调剂金的最受益地区。
财政部发布的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年度预算显示：2020年中央调剂金达到7398.23亿元。其中，辽宁省净收益555.58亿元，黑龙江净收益485.56亿元，吉林净收益145.19亿元。东北三省的净受益达到1186亿元，占总受益省份金额的六成多。
第三，东北三省的生育率极低，几乎是全国垫底。
2019年，东北三省的出生人口只有65.88万，合计生育率是0.61%，而同年全国平均生育率为1.05%。
生育意愿低、人口外流，原因何在？
赵艳华的工作越来越轻松，因为出生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少。赵艳华是辽宁省鞍山市中心医院分娩室护士，从1984年开始，不知有多少个婴儿经她的手来到这个世界。
赵艳华翻着《分娩登记簿》：“现在一个月只有五六十个婴儿出生，而在我刚参加工作的1984年，一个月出生的婴儿有两三百。”正月初七，产科一层楼显得空空荡荡，走廊上只有护士站的几位护士，病床也空了一大半。当天上午只有一位产妇分娩。
“1984年，分娩室一个班（早8时到晚6时）是3个护士，现在1名护士就足够了。”工作越来越清闲，绩效奖金受到了影响。赵艳华说，现在已经没奖金了。
为什么孩子如此少，不只是因为经济原因？
东北地区，城镇化程度相对较高，这是其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决定的，过去东北地区国企众多，受教育比例和城镇化比例都相对较高，自然这些地方的计生政策执行也就相对严格。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老工业基地优势不复存在，沿海经济、外贸经济以及互联网经济、高新科技接连崛起，东北在这几场城市变革中都未能抓住机遇。
近几年来，东北人口持续外流，年轻人“出走”现象相对严重，自然而然会拉低当地的出生率，同时抬升老龄化率。近6年东三省在全国属于垫底存在，尤其是从2015年以后从来人口出生率从来没有高过7‰，要知道全国平均水平也一直在10‰以上。
不仅老龄化率升高，东三省的离婚率也提升到了全国榜首。相应的，晚婚晚育情况也在东三省发生。
早在2010年就有报道指出，黑龙江省35岁以上产妇增多，达到了历年最高值。
据辽沈晚报2018年讯，辽宁35岁以上高龄产妇占17%，二胎妊娠占比达到36%。针对此情况，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将在全省推行孕产妇全程服务全程管理模式，对高危妊娠实行分级管理。
这意味着，年轻的适龄产妇不急着要孩子；想要孩子的人里，又有不少是生过孩子的。
不愿生，根本上害怕养不好
很多人不愿生，实际是因为担心育不好。
或许只有减轻生后负担，才能打动那些在“生与不生”边缘徘徊的年轻人。
很多结过婚的年轻人遭受着经济和生活压力的困扰，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面对房贷、车贷等各方面的压力，或许刚到手的工资还没来得及焐热，就被各种贷款悄无声息的“瓜分”干净。
除此之外，养育孩子也是一个让人“头大”的问题。孩子出生之后，有父母帮忙照顾孩子还好，要是没有，那对不起，只能再多一项开支——保姆费。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让你避之不及的花销。
新华视点今日发表评论指出：不止在东北，全国都有些家庭有生娃意愿却不敢生，“生得起、养不起”是顾虑之一。要在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上下功夫，医疗、教育、托幼等方面成本降下来，想生娃才能变成敢生娃。
部分海外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做法，也印证了这个说法的方向正确。
在澳大利亚，不仅有新生儿生育福利，还有家庭税务福利政策。
日韩的生育鼓励政策包含直接生育补贴、育儿补贴。
针对住房问题的政策包括为低收入的新婚夫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多子女家庭提供公租房资源等；
针对降低教育成本，日本提出幼儿园教育阶段免费，韩国免受低收入家庭的第三及以上子女的大学学费；
针对降低生育成本，提出降低新生儿的医疗费用。
此外，日韩还出台政策保护孕产期的女性在职场上享有应有的权益。
官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早在2020年5月，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就提出建议：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建设投入力度，并给予辽宁省大力支持。恳请对幼师队伍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减免幼师专业学生部分学费并给予生活补助。
如今东北已经开始了探索，或许不久之后全国都会放开限制。那时，中国人就将没有生育限制，生多生少自己说了算。
放开生育限制，意味着人们彼此间更宽容、更信任，相信其他成年人有能力做出自己的生育选择，不需要他人的干涉。
让我们拭目以待。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指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等。
话题一出，立刻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关注。
为什么是东北率先试点？国家卫健委的答复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东北三省人口均已负增长
国家卫健委在本次答复中指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以上描述并非无中生有，它基于几点事实而来：
第一，东北三省的人口均已进入负增长，人口流失严重。
2019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42.73万人，东北三省劳动人口累计减少110.19万人。
据统计公报披露，2019年辽宁常住人口4351.7万人，比上年减少7.6万人；吉林常住人口2690.73万人，比上年减少13.33万人；黑龙江常住人口3751.3万人，比上年减少21.8万人。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42.73万人，比2018年增加4.16万人。
2019年末吉林全省出生率为6.05‰；死亡人口18.62万人，死亡率为6.90‰；自然增长率为—0.85‰。
辽宁省全年出生人口28.1万人，出生率6.45‰；死亡人口31.6万人，死亡率7.25‰；人口自然增长率—0.80‰。
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为5.73‰，死亡率为6.7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1‰。常住总人口3751.3万人，比上年减少21.8万人。
第二，东北三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养老保险基金已经收不抵支。
2019年东北三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均已超过全国平均值。
2020年中央调剂金达到7398.23亿元，东北三省的净受益达到1186亿元，占总受益省份金额的六成多。
2019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2.6%。相比之下，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6.2%，吉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93%，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8%。
2018年中央出台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各省统一上缴一定比例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再通过下拨的方式转移到各地方。东北三省连续数年都跻身中央调剂金的最受益地区。
财政部发布的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年度预算显示：2020年中央调剂金达到7398.23亿元。其中，辽宁省净收益555.58亿元，黑龙江净收益485.56亿元，吉林净收益145.19亿元。东北三省的净受益达到1186亿元，占总受益省份金额的六成多。
第三，东北三省的生育率极低，几乎是全国垫底。
2019年，东北三省的出生人口只有65.88万，合计生育率是0.61%，而同年全国平均生育率为1.05%。
生育意愿低、人口外流，原因何在？
赵艳华的工作越来越轻松，因为出生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少。赵艳华是辽宁省鞍山市中心医院分娩室护士，从1984年开始，不知有多少个婴儿经她的手来到这个世界。
赵艳华翻着《分娩登记簿》：“现在一个月只有五六十个婴儿出生，而在我刚参加工作的1984年，一个月出生的婴儿有两三百。”正月初七，产科一层楼显得空空荡荡，走廊上只有护士站的几位护士，病床也空了一大半。当天上午只有一位产妇分娩。
“1984年，分娩室一个班（早8时到晚6时）是3个护士，现在1名护士就足够了。”工作越来越清闲，绩效奖金受到了影响。赵艳华说，现在已经没奖金了。
为什么孩子如此少，不只是因为经济原因？
东北地区，城镇化程度相对较高，这是其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决定的，过去东北地区国企众多，受教育比例和城镇化比例都相对较高，自然这些地方的计生政策执行也就相对严格。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老工业基地优势不复存在，沿海经济、外贸经济以及互联网经济、高新科技接连崛起，东北在这几场城市变革中都未能抓住机遇。
近几年来，东北人口持续外流，年轻人“出走”现象相对严重，自然而然会拉低当地的出生率，同时抬升老龄化率。近6年东三省在全国属于垫底存在，尤其是从2015年以后从来人口出生率从来没有高过7‰，要知道全国平均水平也一直在10‰以上。
不仅老龄化率升高，东三省的离婚率也提升到了全国榜首。相应的，晚婚晚育情况也在东三省发生。
早在2010年就有报道指出，黑龙江省35岁以上产妇增多，达到了历年最高值。
据辽沈晚报2018年讯，辽宁35岁以上高龄产妇占17%，二胎妊娠占比达到36%。针对此情况，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将在全省推行孕产妇全程服务全程管理模式，对高危妊娠实行分级管理。
这意味着，年轻的适龄产妇不急着要孩子；想要孩子的人里，又有不少是生过孩子的。
不愿生，根本上害怕养不好
很多人不愿生，实际是因为担心育不好。
或许只有减轻生后负担，才能打动那些在“生与不生”边缘徘徊的年轻人。
很多结过婚的年轻人遭受着经济和生活压力的困扰，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面对房贷、车贷等各方面的压力，或许刚到手的工资还没来得及焐热，就被各种贷款悄无声息的“瓜分”干净。
除此之外，养育孩子也是一个让人“头大”的问题。孩子出生之后，有父母帮忙照顾孩子还好，要是没有，那对不起，只能再多一项开支——保姆费。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让你避之不及的花销。
新华视点今日发表评论指出：不止在东北，全国都有些家庭有生娃意愿却不敢生，“生得起、养不起”是顾虑之一。要在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上下功夫，医疗、教育、托幼等方面成本降下来，想生娃才能变成敢生娃。
部分海外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做法，也印证了这个说法的方向正确。
在澳大利亚，不仅有新生儿生育福利，还有家庭税务福利政策。
日韩的生育鼓励政策包含直接生育补贴、育儿补贴。
针对住房问题的政策包括为低收入的新婚夫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多子女家庭提供公租房资源等；
针对降低教育成本，日本提出幼儿园教育阶段免费，韩国免受低收入家庭的第三及以上子女的大学学费；
针对降低生育成本，提出降低新生儿的医疗费用。
此外，日韩还出台政策保护孕产期的女性在职场上享有应有的权益。
官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早在2020年5月，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就提出建议：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建设投入力度，并给予辽宁省大力支持。恳请对幼师队伍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减免幼师专业学生部分学费并给予生活补助。
如今东北已经开始了探索，或许不久之后全国都会放开限制。那时，中国人就将没有生育限制，生多生少自己说了算。
放开生育限制，意味着人们彼此间更宽容、更信任，相信其他成年人有能力做出自己的生育选择，不需要他人的干涉。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国人口出生率4年下降2.47‰，为啥？人口专家一语道破：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 5.73‰。
赵鹏（化名）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时，赵鹏决绝地回答：“不想了！压力太大了。”赵鹏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压力就不小，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足够让他们伤脑筋了。
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记者梳理了各省市统计年鉴发现，2014年，黑龙江年末常住总人口为3833万人，比上年减少2万人，在东北率先出现下降趋势。其后，2015年，辽宁也出现下降，比2014年减少9万人。到2016年，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20.29万人，三省均出现下降态势。
截至2019年末，东北三省相比2013年合计减少人口182.55万人。伴随着常住人口的减少，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逐年走低。
全国大部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东北三省垫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5.73‰。
2019年，西藏以出生率14.60‰高居榜首，宁夏、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出生率分别为13.72‰、13.66‰。贵州、广西出生率超13‰，依次排名第四和第五。北京、上海、天津出生率分别为8.12‰、7.00‰、6.73‰。
记者梳理了2014-2019年全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发现，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迎来了一波小幅上升，到2016年达到12.95‰，为近年来最高。而随着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在31个省份中（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了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这5个省份外，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下降，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会快于其他地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已经超前全国十多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逼近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导致的结果就是东北经济的衰退，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根据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东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东北不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商品粮基地，无论是工业还是商品粮，都必须依靠劳动力来完成。东北劳动力大幅减少，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就缺乏保障。
“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人口专家盘点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结：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岁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虽然已经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都会降低。从国内看，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差异已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易富贤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2019年365万人。“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尤其是与20-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易富贤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易富贤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易富贤还指出，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原国家计生委此前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12.5%-15%左右。也就是说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
易富贤告诉记者，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中国内地的婚育年龄有相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上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超过了30岁。这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
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达预期，开放人口政策不是“一招鲜”
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再次对18日发布答复做出解释称，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还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易富贤看来，想要短期内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于现状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变人口政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个是慢性病，几十年的慢性病，不可能靠一剂药治好。”
《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现阶段的人口问题，应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针对人口政策进行规范化讨论，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要引导提升家庭价值，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提升适龄家庭的生育意愿；还要提高女性劳动的社会参与度，提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间接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此外，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最后，可适当降低开放婚育年龄，保护生育能力，减少那些因为法律问题选择"堕胎"等伤及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问题。
易富贤还建议，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会发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儿童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或普惠型民营幼儿园，降低甚至免除幼儿园的收费，并对其安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免去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此外，免费的儿童医疗政策也应该尽快落地。
其次，要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女性产假及产假期间的收入，应由政府来承担，同时用人单位在女性产假期间应保留其岗位，避免女性因为怀孕生子而失业，改善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的问题。同时，可以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
第三，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政府应该补位，给予生育补贴等。在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取42万日元，此后还能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一直持续到孩子上初中。
“鼓励生育、改变生育率低的现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一蹴而就，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这就说明开放人口政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招鲜”，几十年来，在人口问题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贤说。
参考文献：
① 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②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计委，2016.8；
③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020；
④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财经杂志，2018.
来源：健康时报
赵鹏（化名）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时，赵鹏决绝地回答：“不想了！压力太大了。”赵鹏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压力就不小，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足够让他们伤脑筋了。
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记者梳理了各省市统计年鉴发现，2014年，黑龙江年末常住总人口为3833万人，比上年减少2万人，在东北率先出现下降趋势。其后，2015年，辽宁也出现下降，比2014年减少9万人。到2016年，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20.29万人，三省均出现下降态势。
截至2019年末，东北三省相比2013年合计减少人口182.55万人。伴随着常住人口的减少，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逐年走低。
全国大部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东北三省垫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5.73‰。
2019年，西藏以出生率14.60‰高居榜首，宁夏、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出生率分别为13.72‰、13.66‰。贵州、广西出生率超13‰，依次排名第四和第五。北京、上海、天津出生率分别为8.12‰、7.00‰、6.73‰。
记者梳理了2014-2019年全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发现，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迎来了一波小幅上升，到2016年达到12.95‰，为近年来最高。而随着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在31个省份中（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了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这5个省份外，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下降，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会快于其他地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已经超前全国十多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逼近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导致的结果就是东北经济的衰退，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根据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东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东北不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商品粮基地，无论是工业还是商品粮，都必须依靠劳动力来完成。东北劳动力大幅减少，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就缺乏保障。
“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人口专家盘点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结：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岁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虽然已经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都会降低。从国内看，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差异已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易富贤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2019年365万人。“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尤其是与20-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易富贤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易富贤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易富贤还指出，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原国家计生委此前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12.5%-15%左右。也就是说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
易富贤告诉记者，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中国内地的婚育年龄有相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上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超过了30岁。这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
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达预期，开放人口政策不是“一招鲜”
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再次对18日发布答复做出解释称，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还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易富贤看来，想要短期内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于现状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变人口政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个是慢性病，几十年的慢性病，不可能靠一剂药治好。”
《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现阶段的人口问题，应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针对人口政策进行规范化讨论，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要引导提升家庭价值，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提升适龄家庭的生育意愿；还要提高女性劳动的社会参与度，提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间接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此外，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最后，可适当降低开放婚育年龄，保护生育能力，减少那些因为法律问题选择"堕胎"等伤及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问题。
易富贤还建议，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会发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儿童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或普惠型民营幼儿园，降低甚至免除幼儿园的收费，并对其安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免去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此外，免费的儿童医疗政策也应该尽快落地。
其次，要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女性产假及产假期间的收入，应由政府来承担，同时用人单位在女性产假期间应保留其岗位，避免女性因为怀孕生子而失业，改善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的问题。同时，可以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
第三，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政府应该补位，给予生育补贴等。在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取42万日元，此后还能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一直持续到孩子上初中。
“鼓励生育、改变生育率低的现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一蹴而就，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这就说明开放人口政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招鲜”，几十年来，在人口问题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贤说。
参考文献：
① 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②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计委，2016.8；
③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020；
④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财经杂志，2018.
来源：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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