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一条深有同感。去年先锋书店和李志联名出了图书盲盒和“我爱南京”的周边,抱着支持的心态买了一套,快递箱至今被我放在角落没拆,我想象中它的归宿可能是被我连着快递箱一起送人。对于未经挑选的、未知的内容,好像就是提不起任何兴趣。哪怕某些内容在日后会被证明恰恰是我的挚爱,然而在当下,很容易带着有一种傲慢的自恋情结看待选择。
没想到我这个从来不看网文的人,看了剧版的部分内容,突然也对网络小说原著充满了兴趣与期待。
这么多字数的小说,我也还是第一次去看。希望能在4月之前把它看完,也算给自己一个挑战了吧!
其余读书的时候,看名著什么的都没这么大的冲劲儿吧……
我还是想说一句:作者的名儿和书籍封面也太非主流的随性了吧…吧…吧…
立字为据
这次说要看完一定要看完啊!
这么多字数的小说,我也还是第一次去看。希望能在4月之前把它看完,也算给自己一个挑战了吧!
其余读书的时候,看名著什么的都没这么大的冲劲儿吧……
我还是想说一句:作者的名儿和书籍封面也太非主流的随性了吧…吧…吧…
立字为据
这次说要看完一定要看完啊!
- 向每一位扶贫人致敬
今天上午召开了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会议还在进行中,朋友圈里已然弥漫开了扶贫干部的喜悦和激动,看到他们转发推文我一一点赞:因为各中艰辛,难以为外人所知。
对贫困治理研究兴趣的缘起,是因为我的母亲——扶贫大军里最基层的一位扶贫协理员。从15年底开始,入户识别、建档立卡、动态更新、帮扶资源的对接……每一项工作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因为工作要求得很细,压力很大。她经常戏谑说,视力越来越差就是因为做材料做的。因为她对电子产品操作的不熟练,所以有两年是我在暑假陪着母亲入户做完贫困户信息的动态更新工作的,也就是因为这两次的工作,使我对脱贫攻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它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的治理压力能传导到基层?工作为什么要求地这么细致?贫困真的是可治理的吗?
从2018年9月起,就开始摸索什么是贫困治理,安教授带着我一点一点地往前走:
我们第一站去到了河北省的L县,看到了传说中的“连尾圈”,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拾荒的鳏夫和巍巍太行。留下了“贫困必须要治理”的坚定和“贫困该怎么治理”的踌躇。
第二站到了福建省的S县,看到了造福工程、通过养殖番鸭实现华丽转身的贫困户,看到了希望和可能的药方。
第三站我们去到了山西省的Y县,八月的山西下了第一场雨,同学的父亲还在感慨说真是贵客到来。而此行看到了制衣扶贫车间、破败的大棚和坚韧的农村妇女。
越是看,越是觉得难。似乎贫困问题就成了个茧子,困住了很多人,没有治理的剪子,就没法救出茧子里的人。
带着问题,我又踏上了寻找答案的路途。2020年的10月,到了丰村,基地带动的产业项目会不会是治理剪刀的一部分?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脚步踏进了贫困户的责任苗圃,突然间明白了要研究什么,但丰村项目显然还回答不了要研究的问题,还得再看。
问道,当要班门弄斧。带着丰村项目的感悟,北上北京参加研讨会。夜里的北京很冷,但知春路上的风能够让人想清楚很多事情:
答案还要在治理实践中找。
12月,脚步走到了苏市的X区,这个竞争性扶贫的基层首创地。在苏坂镇,我走进了年过六旬的低保户的湖羊羊圈,一下子思路就开阔了起来:
“没有对农业经济的深刻理解和良好的制度设计,脱贫攻坚将很难是个句号。”
至今我还记得苏市扶贫办的L科长深邃而掷地有声的话语:
“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个制度,是因为我们不想回避问题,把问题往后拖没有意义。”
最后,我的脚步踏上了苏市的杭县,我在这里长大,但全县21个乡镇我还有11个乡镇没有去过。为期半个多月的调研,一千多公里的车程,足迹遍布了有脱贫攻坚任务的20个乡镇。不管是走进县里还是乡镇的扶贫办办公室,第一眼看到的都是一整面墙的材料,和在电脑面前忙碌的扶贫办干部。而这些忙碌的人,停下来跟我讲他们经历的贫困治理故事的时候,更多的是关于治理实践中的喜悦、经验的分享以及对政策怎么调适的期许,我由衷的敬佩他们和她们。
今天是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这样一个困扰人类文明的顽疾,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让它得到了根治。而把病灶一个个切除掉的手术师们,正是千千万万个在大地上躬身为民的扶贫干部。
谢谢你们。
今天上午召开了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会议还在进行中,朋友圈里已然弥漫开了扶贫干部的喜悦和激动,看到他们转发推文我一一点赞:因为各中艰辛,难以为外人所知。
对贫困治理研究兴趣的缘起,是因为我的母亲——扶贫大军里最基层的一位扶贫协理员。从15年底开始,入户识别、建档立卡、动态更新、帮扶资源的对接……每一项工作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因为工作要求得很细,压力很大。她经常戏谑说,视力越来越差就是因为做材料做的。因为她对电子产品操作的不熟练,所以有两年是我在暑假陪着母亲入户做完贫困户信息的动态更新工作的,也就是因为这两次的工作,使我对脱贫攻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它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的治理压力能传导到基层?工作为什么要求地这么细致?贫困真的是可治理的吗?
从2018年9月起,就开始摸索什么是贫困治理,安教授带着我一点一点地往前走:
我们第一站去到了河北省的L县,看到了传说中的“连尾圈”,还有卧床不起的老人、拾荒的鳏夫和巍巍太行。留下了“贫困必须要治理”的坚定和“贫困该怎么治理”的踌躇。
第二站到了福建省的S县,看到了造福工程、通过养殖番鸭实现华丽转身的贫困户,看到了希望和可能的药方。
第三站我们去到了山西省的Y县,八月的山西下了第一场雨,同学的父亲还在感慨说真是贵客到来。而此行看到了制衣扶贫车间、破败的大棚和坚韧的农村妇女。
越是看,越是觉得难。似乎贫困问题就成了个茧子,困住了很多人,没有治理的剪子,就没法救出茧子里的人。
带着问题,我又踏上了寻找答案的路途。2020年的10月,到了丰村,基地带动的产业项目会不会是治理剪刀的一部分?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脚步踏进了贫困户的责任苗圃,突然间明白了要研究什么,但丰村项目显然还回答不了要研究的问题,还得再看。
问道,当要班门弄斧。带着丰村项目的感悟,北上北京参加研讨会。夜里的北京很冷,但知春路上的风能够让人想清楚很多事情:
答案还要在治理实践中找。
12月,脚步走到了苏市的X区,这个竞争性扶贫的基层首创地。在苏坂镇,我走进了年过六旬的低保户的湖羊羊圈,一下子思路就开阔了起来:
“没有对农业经济的深刻理解和良好的制度设计,脱贫攻坚将很难是个句号。”
至今我还记得苏市扶贫办的L科长深邃而掷地有声的话语:
“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个制度,是因为我们不想回避问题,把问题往后拖没有意义。”
最后,我的脚步踏上了苏市的杭县,我在这里长大,但全县21个乡镇我还有11个乡镇没有去过。为期半个多月的调研,一千多公里的车程,足迹遍布了有脱贫攻坚任务的20个乡镇。不管是走进县里还是乡镇的扶贫办办公室,第一眼看到的都是一整面墙的材料,和在电脑面前忙碌的扶贫办干部。而这些忙碌的人,停下来跟我讲他们经历的贫困治理故事的时候,更多的是关于治理实践中的喜悦、经验的分享以及对政策怎么调适的期许,我由衷的敬佩他们和她们。
今天是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这样一个困扰人类文明的顽疾,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让它得到了根治。而把病灶一个个切除掉的手术师们,正是千千万万个在大地上躬身为民的扶贫干部。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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