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几天的讨论交流，我认为新时代的佛弟子，不应只着眼于传统体系下的弘修模式，而是应该多维度思考：从平台搭建与政策协调，互联网资源整合与分享，还有佛教文创与民俗文化相融合等十个方面展开爱国爱教，复兴佛教，普及信仰，保护僧团，弘法利生，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这将对佛教未来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佛教形象美好化 僧人形象荣誉化
政教关系信任化 佛教弘法标准化
三藏典籍大众化 经论典籍数字化
弘法形式多样化 寺院管理规范化
学修体系合理化 佛教居士富足化
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维度思考，是必须要展开的。作为佛弟子，应该响应政府的号召和决策，发挥历代祖师们爱国爱教的精神，要像玄奘大师、永嘉大师、六祖大师一样，用融合华夏文明的佛教智慧，让中国佛教反哺西域，让中华文化弘扬西方，让中华文明永远屹立于世界之林，熠熠生辉！ https://t.cn/R2vd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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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关系信任化 佛教弘法标准化
三藏典籍大众化 经论典籍数字化
弘法形式多样化 寺院管理规范化
学修体系合理化 佛教居士富足化
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维度思考，是必须要展开的。作为佛弟子，应该响应政府的号召和决策，发挥历代祖师们爱国爱教的精神，要像玄奘大师、永嘉大师、六祖大师一样，用融合华夏文明的佛教智慧，让中国佛教反哺西域，让中华文化弘扬西方，让中华文明永远屹立于世界之林，熠熠生辉！ https://t.cn/R2vdedc
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哪种重要的哲学和宗教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都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虽然它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却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
01
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
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02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
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03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明心见性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六祖慧能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
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禅宗：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太阳][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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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
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02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
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03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明心见性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六祖慧能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
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禅宗：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太阳][太阳]
说说改命转运（一）：改命之意义何在？您思考过吗？
今年在各大剧场热播的安利国漫《哪咤之魔童降世》票房超过40多亿元，而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总榜排名第三的国产电影。
电影《哪吒》以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为基础，重新赋予新的含义，说的最多的主要是要搬走心中的成见了。在影片中，命途多舛的哪吒不接受命运安排，喊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决定！”的口号。随着电影的热播，“命运”话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据考证，“我命由我不由天”最早是道家对所练“仙丹”能让人“长生不老”的宣传。晋朝中高级官员葛洪为修炼成仙，最大兴趣是炼丹。他在《抱朴子内篇》指出:“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紫阳真人张伯端也在《悟真·绝句六十四首》记载“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到后来这句话才演绎为人们抗争命运的名言。
因此，自古以来，“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一直激励的人们不服命运安排，勇于向命运抗争，通过拼搏奋斗，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而演绎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改命故事”。
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们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以及死生寿夭、穷通得失，乃至科场中举、货殖营利，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种力量，即命运是也。这也是中国儒家的“天命”思想。是故，孔子有曰“五十而知天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那究竟什么是“命运？”“什么在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对此，儒家以“天命观”来回答，道家以“八字命理观”作解释，基督、天主教索性以“上帝主宰一切”将人的命运交给上帝的旨意。各家无论怎么说都难以自圆其说，都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而唯独佛教的“因果观”能圆满解释这个问题。一方面，佛教承认人的福报、富贵、吉凶是有定数的，这个定数就是“业”，就是“前世因今生果”，另一方面佛教又提倡通过“科学的方法”，也就是学佛修行来转换因果，改变命运。
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改命之说可谓明朝时流传下来的《了凡四训》，被誉为“中国三大善书” 之一。
据说，明代袁了凡先生，年轻时曾遇到了一位“神算子”。不仅知道他的过往，还给他算了他的未来。甚至包括他只能活到53岁，命中注定不会当官，膝下无子都算了出来。起初时候，“神算子”所算非常灵验，分毫不差。为此，了凡先生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后在寺院得到云谷禅师点拨“命由己立，福自己修，祸福无门，唯人自招。”。禅师给他一本《功过格》，让他行善修福。
了凡从此开始行善，日行一善，一日三省，他从刚开始的三千小善开始做，一直做到最后的大目标万件大善事。在他努力做善事的过程中，他也发现那位“神算子”给他算的很多地方，都在潜移默化地在发生变化。命运在悄悄的改变，最后打破了“神算”，寿终于74岁，官至兵部主事，成为并改变了“无后之命”育一子袁俨，后中进士。
在《了凡四训》里，袁了凡以其毕生的学问与修养，融通儒道佛三家思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大量真实生动的事例，告诫子孙后代和世人不要被“命”字束缚手脚，要自强不息，改造命运。
是的，多行善事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而获得家产丰登，福禄寿喜，但是，有一个人类共同的命运却是无论行多少善事也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人注定是要死的，有情生命是注定要轮回的。
人生无常，“有情决定死，无情决定灭”“不知道明天与死亡哪一个会先到”这就是人类共同的命运。
人们即便改变命运，活到了百岁，但也终究要死亡。人们根本无法抗争死神的到来。俗语有云“阎王叫人三更死，不得留人到五更”。正如南无羌佛在《极圣解脱大手印》中所说法：“……世间上的一切都是假的，并且必然是死无定期，不分老少年岁，死无定法，今年死，明年死，今日死，明日死，什么时间我必须都是要死的……”
人死之时，纵然家产丰登，万贯资财，福禄寿喜，妻贤夫荣，子耀官贵，声望高达又有什么用呢？哪一样能带走？死时唯一带走的只有凄伶孤独，独自一魂，飘荡阴间，而后就是不停歇无止境的轮回轮回再轮回。没有解脱的众生就是在六道轮回中不停歇的受苦。作为人，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贫民布衣，都是要经历“生老病死，爱恨别离，求之不得”等等诸苦，而人在活着的时候所创造的一切，在死亡来临之时，于我何干？不都是梦幻泡影吗？“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个铁定的事实足以让我们不寒而栗，但又必须面对。
由此看来，“我命由我不由天”也好，“祸福无门，命由自立”也罢，如果人类无法改变死亡的命运和生命轮回的事实，那今生改变命运的真实意义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很多人不想思考，不愿思考，甚至不愿面对。
又常听人说“尽人事，听天命”“五十知天命”“听天由命”。那究竟什么是“天命”呢？想改命就必须“知天命”。
欲知答案，请关注下篇：
《说说改命转运（二）》：人有天命吗？何为“天命”？
文/佛前灯
今年在各大剧场热播的安利国漫《哪咤之魔童降世》票房超过40多亿元，而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总榜排名第三的国产电影。
电影《哪吒》以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为基础，重新赋予新的含义，说的最多的主要是要搬走心中的成见了。在影片中，命途多舛的哪吒不接受命运安排，喊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决定！”的口号。随着电影的热播，“命运”话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据考证，“我命由我不由天”最早是道家对所练“仙丹”能让人“长生不老”的宣传。晋朝中高级官员葛洪为修炼成仙，最大兴趣是炼丹。他在《抱朴子内篇》指出:“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紫阳真人张伯端也在《悟真·绝句六十四首》记载“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到后来这句话才演绎为人们抗争命运的名言。
因此，自古以来，“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一直激励的人们不服命运安排，勇于向命运抗争，通过拼搏奋斗，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而演绎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改命故事”。
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们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以及死生寿夭、穷通得失，乃至科场中举、货殖营利，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种力量，即命运是也。这也是中国儒家的“天命”思想。是故，孔子有曰“五十而知天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那究竟什么是“命运？”“什么在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对此，儒家以“天命观”来回答，道家以“八字命理观”作解释，基督、天主教索性以“上帝主宰一切”将人的命运交给上帝的旨意。各家无论怎么说都难以自圆其说，都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而唯独佛教的“因果观”能圆满解释这个问题。一方面，佛教承认人的福报、富贵、吉凶是有定数的，这个定数就是“业”，就是“前世因今生果”，另一方面佛教又提倡通过“科学的方法”，也就是学佛修行来转换因果，改变命运。
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改命之说可谓明朝时流传下来的《了凡四训》，被誉为“中国三大善书” 之一。
据说，明代袁了凡先生，年轻时曾遇到了一位“神算子”。不仅知道他的过往，还给他算了他的未来。甚至包括他只能活到53岁，命中注定不会当官，膝下无子都算了出来。起初时候，“神算子”所算非常灵验，分毫不差。为此，了凡先生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后在寺院得到云谷禅师点拨“命由己立，福自己修，祸福无门，唯人自招。”。禅师给他一本《功过格》，让他行善修福。
了凡从此开始行善，日行一善，一日三省，他从刚开始的三千小善开始做，一直做到最后的大目标万件大善事。在他努力做善事的过程中，他也发现那位“神算子”给他算的很多地方，都在潜移默化地在发生变化。命运在悄悄的改变，最后打破了“神算”，寿终于74岁，官至兵部主事，成为并改变了“无后之命”育一子袁俨，后中进士。
在《了凡四训》里，袁了凡以其毕生的学问与修养，融通儒道佛三家思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大量真实生动的事例，告诫子孙后代和世人不要被“命”字束缚手脚，要自强不息，改造命运。
是的，多行善事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而获得家产丰登，福禄寿喜，但是，有一个人类共同的命运却是无论行多少善事也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人注定是要死的，有情生命是注定要轮回的。
人生无常，“有情决定死，无情决定灭”“不知道明天与死亡哪一个会先到”这就是人类共同的命运。
人们即便改变命运，活到了百岁，但也终究要死亡。人们根本无法抗争死神的到来。俗语有云“阎王叫人三更死，不得留人到五更”。正如南无羌佛在《极圣解脱大手印》中所说法：“……世间上的一切都是假的，并且必然是死无定期，不分老少年岁，死无定法，今年死，明年死，今日死，明日死，什么时间我必须都是要死的……”
人死之时，纵然家产丰登，万贯资财，福禄寿喜，妻贤夫荣，子耀官贵，声望高达又有什么用呢？哪一样能带走？死时唯一带走的只有凄伶孤独，独自一魂，飘荡阴间，而后就是不停歇无止境的轮回轮回再轮回。没有解脱的众生就是在六道轮回中不停歇的受苦。作为人，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贫民布衣，都是要经历“生老病死，爱恨别离，求之不得”等等诸苦，而人在活着的时候所创造的一切，在死亡来临之时，于我何干？不都是梦幻泡影吗？“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个铁定的事实足以让我们不寒而栗，但又必须面对。
由此看来，“我命由我不由天”也好，“祸福无门，命由自立”也罢，如果人类无法改变死亡的命运和生命轮回的事实，那今生改变命运的真实意义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很多人不想思考，不愿思考，甚至不愿面对。
又常听人说“尽人事，听天命”“五十知天命”“听天由命”。那究竟什么是“天命”呢？想改命就必须“知天命”。
欲知答案，请关注下篇：
《说说改命转运（二）》：人有天命吗？何为“天命”？
文/佛前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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