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印刷史上的“活化石”
雕版印刷术是古代中国人的智慧结晶和伟大发明，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进行印刷的技术，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2009年，雕版印刷正式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那雕版印刷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首先，汉朝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出现了印刷雏形。
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等都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从刻印章、拓印等技术中获得了启发，开始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画清晰可辨。
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这就是最初的雕版印刷术。
其次，唐朝为了更快印刷佛经，印刷术得到普及。
关于雕版印刷术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何时出现，史学界曾一直争论不休。
目前普遍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在唐朝被发明出来，并在唐朝中后期得到普遍使用。1966年在西安市西郊发现的雕版梵文《陀罗尼经咒》单页，其年代大致刻印于 704—751年之间，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目前标有明确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印刷的《金刚经》，它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宽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
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可见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从早期印刷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神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后来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蓬勃，雕版印刷术在唐代中后期得到普及。
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文中提到的“模勒”就是雕版印刷，当时雕版印刷已经出现市井中，可见到九世纪初，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已由最初的佛教咒语扩大到民间百姓的文化方面。
再次，两宋时期开始出现活字印刷术。
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的使用已基本普及。到了五代时期，不仅在民间已经盛行刻书，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至953年，印刷儒家《五经》等著作达130多册。而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上突飞猛进，尤其是以浙江、福建、成都地区为代表，刻印的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明显增多。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耗时22年，一共1076部，5048卷，雕版数量达13万多块，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据统计，宋代雕板印刷的书籍，已知的就有七百多种，而且字体整齐朴素，美观大方。可见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
此外，在两宋时期，印刷术发展还有两项突破：
首先，活字印刷大幅提升了效率。
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用胶泥做成独立的四方长柱体，刻上单字，就是一个个单独的活字。印书的时候，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
另外用一块平板，压在排好的活字上面，把字压平，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毕昇的发明，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这种泥活字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早了大约400年。
这种活字印刷术，可以两个人操作完成，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不仅效率大幅度提升，而且更加方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并没有被有效推广。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活字印刷术的成品相对较高，从起初的泥活字，到后来的木活字，制作单独的活字模型成本提升，而且还有配套的松香、油蜡等原料，在当时大大提升了印刷成本。
其二，对印刷的技术成本要求更高。印刷工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以往的雕版印刷，只要排好版，印刷工不需要识字。而如果使用活字印刷，就必须要求印刷工识字。而且，活字印刷对当时的油墨要求也高，不然印出来的字迹，并没有雕版印刷清晰。
其三，活字印刷术被发明之初，并没有受到统治者重视。所以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雕版印刷术依然是印刷业一直使用的技术。
其次，彩印技术出现。
在北宋初年，四川地区流行的货币“交子”，就是用红黑两色印刷的。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释迦说法相》三幅，正是宋辽时期是雕版彩色印刷品，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彩色印刷品。
虽然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很好的发展普及，但是彩印技术却得到了持续发展。明代万历年间，出了很多如闵齐、闵昭明等擅长彩色套印的名家，当时《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是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到了清代套色印刷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相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印刷中心。明代设立经厂，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最后，明清之际，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出现，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
虽然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得到推广，他制造的泥活字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活字印刷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印刷技术，并没有断绝。
在毕昇的泥活字之后，元代的王祯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本身是一位农学家，所以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农书》中。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结果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活字印刷的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明朝时期，木活字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获得进一步发展。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和嘉靖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该书共刻成木活字253500个，都是枣木大小。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除了木活字得到广泛应用外，金属活字也大量出现。早在王祯以前，就有人用锡做活字，但是很不成功，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所以没推广。到了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在清代掀起了印刷业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印刷数量高达万卷，大约用铜活字数量高达100~200万。
从雕版印刷术被发明，到活字印刷术普及，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作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在发明之初，便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中国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工艺。
它为后来西方印刷术开了技术上的先河，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 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
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这足以证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
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与雕版印刷术有直接关系，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它的发明和推广，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世界文明传播和交流都影响深远。
雕版印刷术是古代中国人的智慧结晶和伟大发明，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进行印刷的技术，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2009年，雕版印刷正式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那雕版印刷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首先，汉朝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出现了印刷雏形。
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等都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从刻印章、拓印等技术中获得了启发，开始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画清晰可辨。
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这就是最初的雕版印刷术。
其次，唐朝为了更快印刷佛经，印刷术得到普及。
关于雕版印刷术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何时出现，史学界曾一直争论不休。
目前普遍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在唐朝被发明出来，并在唐朝中后期得到普遍使用。1966年在西安市西郊发现的雕版梵文《陀罗尼经咒》单页，其年代大致刻印于 704—751年之间，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目前标有明确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印刷的《金刚经》，它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宽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
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可见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从早期印刷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神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后来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蓬勃，雕版印刷术在唐代中后期得到普及。
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文中提到的“模勒”就是雕版印刷，当时雕版印刷已经出现市井中，可见到九世纪初，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已由最初的佛教咒语扩大到民间百姓的文化方面。
再次，两宋时期开始出现活字印刷术。
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的使用已基本普及。到了五代时期，不仅在民间已经盛行刻书，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至953年，印刷儒家《五经》等著作达130多册。而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上突飞猛进，尤其是以浙江、福建、成都地区为代表，刻印的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明显增多。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耗时22年，一共1076部，5048卷，雕版数量达13万多块，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据统计，宋代雕板印刷的书籍，已知的就有七百多种，而且字体整齐朴素，美观大方。可见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
此外，在两宋时期，印刷术发展还有两项突破：
首先，活字印刷大幅提升了效率。
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用胶泥做成独立的四方长柱体，刻上单字，就是一个个单独的活字。印书的时候，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
另外用一块平板，压在排好的活字上面，把字压平，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毕昇的发明，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这种泥活字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早了大约400年。
这种活字印刷术，可以两个人操作完成，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不仅效率大幅度提升，而且更加方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并没有被有效推广。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活字印刷术的成品相对较高，从起初的泥活字，到后来的木活字，制作单独的活字模型成本提升，而且还有配套的松香、油蜡等原料，在当时大大提升了印刷成本。
其二，对印刷的技术成本要求更高。印刷工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以往的雕版印刷，只要排好版，印刷工不需要识字。而如果使用活字印刷，就必须要求印刷工识字。而且，活字印刷对当时的油墨要求也高，不然印出来的字迹，并没有雕版印刷清晰。
其三，活字印刷术被发明之初，并没有受到统治者重视。所以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雕版印刷术依然是印刷业一直使用的技术。
其次，彩印技术出现。
在北宋初年，四川地区流行的货币“交子”，就是用红黑两色印刷的。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释迦说法相》三幅，正是宋辽时期是雕版彩色印刷品，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彩色印刷品。
虽然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很好的发展普及，但是彩印技术却得到了持续发展。明代万历年间，出了很多如闵齐、闵昭明等擅长彩色套印的名家，当时《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是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到了清代套色印刷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相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印刷中心。明代设立经厂，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最后，明清之际，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出现，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
虽然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得到推广，他制造的泥活字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活字印刷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印刷技术，并没有断绝。
在毕昇的泥活字之后，元代的王祯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本身是一位农学家，所以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农书》中。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结果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活字印刷的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明朝时期，木活字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获得进一步发展。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和嘉靖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该书共刻成木活字253500个，都是枣木大小。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除了木活字得到广泛应用外，金属活字也大量出现。早在王祯以前，就有人用锡做活字，但是很不成功，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所以没推广。到了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在清代掀起了印刷业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印刷数量高达万卷，大约用铜活字数量高达100~200万。
从雕版印刷术被发明，到活字印刷术普及，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作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在发明之初，便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中国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工艺。
它为后来西方印刷术开了技术上的先河，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 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
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这足以证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
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与雕版印刷术有直接关系，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它的发明和推广，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世界文明传播和交流都影响深远。
（转）2012年9～12月，根据《吉州窑遗址保护规划》和《吉州窑遗址“十二五”考古发掘计划》，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吉安县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对陶瓷厂窑址（图二十二）、尹家岭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图二十三）。共计布10米×10米探方6个、5米×10米探方6个、5米×5米探方2个、3 米×15米探沟1条，方向正南北，发掘面积995平方米。揭露圆形釉缸8个、砖砌圆形池2个、砖砌长方形池2个、辘轳车基座5个、道路2条、砖墙2道、匣钵墙3道、排水沟2条、砖地面2处，以上遗迹共编28个号，分属宋代、元代、明代等不同时期。较为重要的是3组拉坯、修坯或者施釉的制瓷遗迹，这些制瓷遗迹基本布设在用长方形砖或匣钵残片铺就的建筑中，一侧分布辘轳车基座或者釉缸，一侧分布方形练泥池或者储泥池（图二十四），为推断宋元时期吉州窑的制瓷工艺流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一批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图二十五）、绿釉和白釉彩绘瓷（图二十六）标本，为了解吉州窑的文化内涵和进行分期断代打下了基础。比较特别的是一批形状不一的南宋时期胎料和釉料试片，3～4个试片包裹在灰褐色或褐色粗砂胎的圜底器里，上端有明显的封口盖（图二十七）。有的试片刻划有特殊的符号，可以明显看出是用于烧制试验的。吉州窑工匠采用外围环境、材料与器物装烧氛围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烧制试验，进行探索性生产，为吉州窑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4]。
茅庵岭窑址位于吉州窑遗址中部的核心地区，北侧毗邻东昌路，东侧与后背岭相连，南侧与蒋家岭相接，西侧邻近尹家岭。2006～2007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联合相关单位，采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科研院所与高校相结合、考古学与陶瓷工艺相结合等的研究方式， 使用地面普查（涵盖区域调查、重点调查）、重点勘探、航空遥感、中子活化分析和同步辐射X 射线荧光法（SRXRF）等开展吉州窑遗址的全面调查、勘探工作。其中在对茅庵岭窑址进行重点勘探时，在窑址南面山坡发现窑炉迹象，为此布两个10米×10米探方进行试掘（图二十八）， 揭露了匣钵墙、墓葬、灰坑以及窑炉等遗迹，初步确定该区域是吉州窑宋元时期的主要烧成区。当年采取就地保护的措施。
为配合吉州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深化对吉州窑的研究，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安县文物局、吉安市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考古文博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等单位，于2014年2月～2015年1月、2016 年9～11月、2017年 3～12月对茅庵岭窑址进行了连续考古发掘（图二十九）。共10米×10米探方17个，方向正南北，后局部扩方，总计揭露面积1750平方米，发现龙窑、房基、道路、墓葬、灰坑、墙体等遗迹，出土一批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卵白釉、彩绘瓷器标本[15]。
该区域的遗迹编号从MF21编至MF111，共有91个，遗迹类型多样，有龙窑3座、墙基25条、道路3条、墓葬16座、灰坑15个、挡土墙24道、排水沟2条、砖砌池2个、储泥池1个。
2018年1月，吉安县文物局根据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17年6月设计的《吉州窑遗址（茅庵岭窑址片区）保护性设施工程方案》开始实施保护棚建设工程，在龙窑遗迹两侧基础打桩及清表施工过程中发现密集的窑炉遗迹和大量堆积。吉安县立即停止施工， 并请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新发现的遗迹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按国家文物局《关于吉州窑茅庵岭窑址保护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意见，于2018年9月～2019年2月对茅庵岭窑址保护棚施工范围新发现的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对工程涉及区域3000平方米进行清理，并对部分遗迹进行重点解剖。在茅庵岭龙窑遗迹西侧布10米×10米探方13个，在东面T3419布 2米×10米探沟1条，在东南角布10米×10米探方T2920，探方主要集中在茅庵岭窑址原来揭露的龙窑遗迹西侧，方向正南北，共揭露面积 1420 平方米，发现一批龙窑、墙体、道路、墓葬、灰坑、制瓷作坊等遗迹，出土较多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卵白釉、彩绘瓷器和窑具标本。
配合茅庵岭窑址保护棚建设考古发掘揭露遗迹20处，编号为MF113～MF131，其中2014年发现的道路MF68继续向东西两侧延伸，本年度没有另行编号。遗迹包括龙窑3座（因保护展示需要没有全面揭露）、上窑路4条、墙体4道、砖砌道路1条、釉缸2个、储料池2个以及墓葬1座、灰坑3个。
自2006年以来，茅庵岭窑址共布10米×10米探方33个，揭露面积3170平方米（图三十）。根据遗迹单位、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初步将茅庵岭窑址揭露的遗迹分为五组，大致对应北宋、南宋、元、明、清时期。
https://t.cn/A65XdxaC
茅庵岭窑址位于吉州窑遗址中部的核心地区，北侧毗邻东昌路，东侧与后背岭相连，南侧与蒋家岭相接，西侧邻近尹家岭。2006～2007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联合相关单位，采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科研院所与高校相结合、考古学与陶瓷工艺相结合等的研究方式， 使用地面普查（涵盖区域调查、重点调查）、重点勘探、航空遥感、中子活化分析和同步辐射X 射线荧光法（SRXRF）等开展吉州窑遗址的全面调查、勘探工作。其中在对茅庵岭窑址进行重点勘探时，在窑址南面山坡发现窑炉迹象，为此布两个10米×10米探方进行试掘（图二十八）， 揭露了匣钵墙、墓葬、灰坑以及窑炉等遗迹，初步确定该区域是吉州窑宋元时期的主要烧成区。当年采取就地保护的措施。
为配合吉州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深化对吉州窑的研究，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安县文物局、吉安市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考古文博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等单位，于2014年2月～2015年1月、2016 年9～11月、2017年 3～12月对茅庵岭窑址进行了连续考古发掘（图二十九）。共10米×10米探方17个，方向正南北，后局部扩方，总计揭露面积1750平方米，发现龙窑、房基、道路、墓葬、灰坑、墙体等遗迹，出土一批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卵白釉、彩绘瓷器标本[15]。
该区域的遗迹编号从MF21编至MF111，共有91个，遗迹类型多样，有龙窑3座、墙基25条、道路3条、墓葬16座、灰坑15个、挡土墙24道、排水沟2条、砖砌池2个、储泥池1个。
2018年1月，吉安县文物局根据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17年6月设计的《吉州窑遗址（茅庵岭窑址片区）保护性设施工程方案》开始实施保护棚建设工程，在龙窑遗迹两侧基础打桩及清表施工过程中发现密集的窑炉遗迹和大量堆积。吉安县立即停止施工， 并请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新发现的遗迹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按国家文物局《关于吉州窑茅庵岭窑址保护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意见，于2018年9月～2019年2月对茅庵岭窑址保护棚施工范围新发现的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对工程涉及区域3000平方米进行清理，并对部分遗迹进行重点解剖。在茅庵岭龙窑遗迹西侧布10米×10米探方13个，在东面T3419布 2米×10米探沟1条，在东南角布10米×10米探方T2920，探方主要集中在茅庵岭窑址原来揭露的龙窑遗迹西侧，方向正南北，共揭露面积 1420 平方米，发现一批龙窑、墙体、道路、墓葬、灰坑、制瓷作坊等遗迹，出土较多宋元明时期的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卵白釉、彩绘瓷器和窑具标本。
配合茅庵岭窑址保护棚建设考古发掘揭露遗迹20处，编号为MF113～MF131，其中2014年发现的道路MF68继续向东西两侧延伸，本年度没有另行编号。遗迹包括龙窑3座（因保护展示需要没有全面揭露）、上窑路4条、墙体4道、砖砌道路1条、釉缸2个、储料池2个以及墓葬1座、灰坑3个。
自2006年以来，茅庵岭窑址共布10米×10米探方33个，揭露面积3170平方米（图三十）。根据遗迹单位、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初步将茅庵岭窑址揭露的遗迹分为五组，大致对应北宋、南宋、元、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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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1架武装直升机“直-10”，2架民航客机相继落户 将被用于学生的教学实践之中。据校方介绍，南航是全国唯一一所拥有本—硕—博完整培养体系的直升机专业的高校。南航天目湖校区是通航应用型专业人才和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基地。“效法羲和驭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愿青年学子坚定航空报国志向，为航空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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