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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集》，李军著
此书为李军先生所赠。我与李先生相识于苏州黄丕烈故居之内，得知他供职于苏州市博物馆。以往我读到他的文章，均是严谨的学术论文，李先生赠我此书时称，这是他的随笔集，因为主要发表在相应媒体上，故篇幅都不大，然而当我细读此书时，闪现在面前的，还是他那严肃认真的神态。
本书中其中一篇为《灵岩山寺〈普宁藏〉检点偶记》，此文讲述的是灵岩寺所藏元刻《普宁藏》来源问题，其首先引用了苏州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叶瑞宝在《古代苏州寺院藏书概述》中的所言，该书首先转引用了毛春翔在《古籍版本常谈》中“康有为藏此经一千二百余册，后售于王绶珊，今不知何处”，而叶瑞宝在文中说：“其实，此《普宁藏》被王绶珊售于灵岩寺妙真法师，藏于深山，毛先生不知也。”
然而，李军仔细翻阅了灵岩寺所藏《普宁藏》，经过目验，他发现该藏中并没有康有为和王绶珊的题记和藏印，反而在书中翻阅到了几条墨书题记，其中有“大德七年，喜长老住寿峰禅寺时分置藏经，永远流通”，及“大德七年九月内藏经到本寺，收付了当岁役平此年号为记”。李军根据这几条题记，一路查下去，由此得知寿峰禅寺在北京附近，而喜长老则是北京附近金城山白瀑寿峰禅寺住持崇喜禅师，而后他又经过一系列推论，来探求这套原藏于北京白瀑寿峰禅寺的《普宁藏》，是如何转入了苏州的灵岩山寺。其文中引用了安上法师的追忆：“灵岩山妙真和尚于解放初期在上海成立‘法宝馆’时向旧书摊和个人收购的。”接下来他在文中又引用了黄永年先生所写《五十年代前期沪苏市上的宋元本书》中所言，因为黄永年在那个时段看到了30多册《碛砂藏》，李军猜测，《碛砂藏》的面目与《普宁藏》相似，有可能“或许黄永年先生误把它当作《碛砂藏》买下”，但李军又接着说“现在还不能最后肯定”。整篇文章谈到了多处疑点，李军各种推论，但最终也未定下灵岩山寺所藏的《普宁藏》究竟是不是康有为、王绶珊旧藏之物，其结论只能靠读者自己去品味，而这也正是李军的谨严之处。
本书中还有一篇《“棱伽山民”是谁》，这篇文章我较为关注，因为我的文章中曾有一篇搞错了这个问题，后经苏州马骥先生指出，后来在修订时我将其改了过来。而李军的这篇文章则详细分析了此人的来由，该文首先从启功先生在《明拓〈曹全碑〉跋》中的所言讲起：
近世所见石墨，有棱伽山民题识者，罔非善本。而其身世翳知，人多未详，但知其姓顾氏，为刘彦仲弟子。余曾见吴缶翁《石交录》稿本，云山民姓顾氏，名曾寿，字鞟翁，吴人。性孤介，能诗，工画。又每见其钤“子长”一印，殆即曾寿之字。然此册中甲子夏日一跋云：曾儿从上海买归，则山民又似为曾寿之父。顾氏藏帖中又常有“顾亮基”、“芸台”诸印，岂即山民之名与字耶，抑此地望之别号，父子俱曾用之，如宋眉山苏氏“老泉山人”者耶。疑莫能明，且待叩之吴中耆献。
看来，博雅如启功先生者，原来也不知道此人是谁。而李军在文中又分别谈到了徐邦达、王靖宪等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之后他根据苏州博物馆所藏刘氏《操缦堂诗》稿本后面的题记给出了答案，因为该题记的落款为“门人棱伽山民顾大昌谨记”。接下来李军在文中叙述了顾大昌的一些情况，之后得出结论：
棱伽山民应是顾大昌别号，他原名镒，字子长，又号芸台、鞟翁，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室名有万卷楼、惟德堂、铁石山房等。顾曾寿为大昌之子，顾亮基、顾樑基为大昌之孙。
从以上的这些考证文章，都可看出李军的严谨，而他在书中还有一篇《与苏坡同日生》，这篇文章谈到了贵州人唐益公有一方“与苏坡同日生”的印，因为此人也出生于十二月十九日，之后李军讲述了唐益公乃是唐炯第七子，他又根据这个线索讲到了与唐炯有关的稿本，而其文中同样分析了这部稿本的初稿与誊清稿。因为我在自己的书跋中曾谈及这个问题，而李军的这篇文章既纠正了我的判断，同时也指出了拙藏的妙处：
唐益公藏书，知见者无多。韦力芷兰斋所藏王闿运、谭宗浚、史念祖跋稿本《成山庐稿》七卷，有“景苏堂藏”白文方印（又用于泰和嘉成所拍张惠言篆书轴），应是唐益公箧中故物。同时，韦力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成山庐稿》稿本两册，且认为自藏“乃该书之草稿本”，哈佛本“为誊清稿”（见《芷兰斋书跋初集》）。其实，哈佛藏有稿本两种，一为《成山庐稿》七卷二册，一为《成山草堂稿》四卷一册，所用稿纸与芷兰斋本同。哈佛七卷本卷端第二、三行上方曾经挖补，第二行下方添写“遵义唐炯鄂老著”一行，书中有夹签而无题跋。窃以为两家藏本应都是誊清稿，但以芷兰斋有批跋及唐益公印记为胜。以上三种，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成山庐稿》八卷及《成山堂公牍》《成山庐主人自撰年谱》稿本，可能都是唐七旧藏先人遗稿。
此书为李军先生所赠。我与李先生相识于苏州黄丕烈故居之内，得知他供职于苏州市博物馆。以往我读到他的文章，均是严谨的学术论文，李先生赠我此书时称，这是他的随笔集，因为主要发表在相应媒体上，故篇幅都不大，然而当我细读此书时，闪现在面前的，还是他那严肃认真的神态。
本书中其中一篇为《灵岩山寺〈普宁藏〉检点偶记》，此文讲述的是灵岩寺所藏元刻《普宁藏》来源问题，其首先引用了苏州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叶瑞宝在《古代苏州寺院藏书概述》中的所言，该书首先转引用了毛春翔在《古籍版本常谈》中“康有为藏此经一千二百余册，后售于王绶珊，今不知何处”，而叶瑞宝在文中说：“其实，此《普宁藏》被王绶珊售于灵岩寺妙真法师，藏于深山，毛先生不知也。”
然而，李军仔细翻阅了灵岩寺所藏《普宁藏》，经过目验，他发现该藏中并没有康有为和王绶珊的题记和藏印，反而在书中翻阅到了几条墨书题记，其中有“大德七年，喜长老住寿峰禅寺时分置藏经，永远流通”，及“大德七年九月内藏经到本寺，收付了当岁役平此年号为记”。李军根据这几条题记，一路查下去，由此得知寿峰禅寺在北京附近，而喜长老则是北京附近金城山白瀑寿峰禅寺住持崇喜禅师，而后他又经过一系列推论，来探求这套原藏于北京白瀑寿峰禅寺的《普宁藏》，是如何转入了苏州的灵岩山寺。其文中引用了安上法师的追忆：“灵岩山妙真和尚于解放初期在上海成立‘法宝馆’时向旧书摊和个人收购的。”接下来他在文中又引用了黄永年先生所写《五十年代前期沪苏市上的宋元本书》中所言，因为黄永年在那个时段看到了30多册《碛砂藏》，李军猜测，《碛砂藏》的面目与《普宁藏》相似，有可能“或许黄永年先生误把它当作《碛砂藏》买下”，但李军又接着说“现在还不能最后肯定”。整篇文章谈到了多处疑点，李军各种推论，但最终也未定下灵岩山寺所藏的《普宁藏》究竟是不是康有为、王绶珊旧藏之物，其结论只能靠读者自己去品味，而这也正是李军的谨严之处。
本书中还有一篇《“棱伽山民”是谁》，这篇文章我较为关注，因为我的文章中曾有一篇搞错了这个问题，后经苏州马骥先生指出，后来在修订时我将其改了过来。而李军的这篇文章则详细分析了此人的来由，该文首先从启功先生在《明拓〈曹全碑〉跋》中的所言讲起：
近世所见石墨，有棱伽山民题识者，罔非善本。而其身世翳知，人多未详，但知其姓顾氏，为刘彦仲弟子。余曾见吴缶翁《石交录》稿本，云山民姓顾氏，名曾寿，字鞟翁，吴人。性孤介，能诗，工画。又每见其钤“子长”一印，殆即曾寿之字。然此册中甲子夏日一跋云：曾儿从上海买归，则山民又似为曾寿之父。顾氏藏帖中又常有“顾亮基”、“芸台”诸印，岂即山民之名与字耶，抑此地望之别号，父子俱曾用之，如宋眉山苏氏“老泉山人”者耶。疑莫能明，且待叩之吴中耆献。
看来，博雅如启功先生者，原来也不知道此人是谁。而李军在文中又分别谈到了徐邦达、王靖宪等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之后他根据苏州博物馆所藏刘氏《操缦堂诗》稿本后面的题记给出了答案，因为该题记的落款为“门人棱伽山民顾大昌谨记”。接下来李军在文中叙述了顾大昌的一些情况，之后得出结论：
棱伽山民应是顾大昌别号，他原名镒，字子长，又号芸台、鞟翁，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室名有万卷楼、惟德堂、铁石山房等。顾曾寿为大昌之子，顾亮基、顾樑基为大昌之孙。
从以上的这些考证文章，都可看出李军的严谨，而他在书中还有一篇《与苏坡同日生》，这篇文章谈到了贵州人唐益公有一方“与苏坡同日生”的印，因为此人也出生于十二月十九日，之后李军讲述了唐益公乃是唐炯第七子，他又根据这个线索讲到了与唐炯有关的稿本，而其文中同样分析了这部稿本的初稿与誊清稿。因为我在自己的书跋中曾谈及这个问题，而李军的这篇文章既纠正了我的判断，同时也指出了拙藏的妙处：
唐益公藏书，知见者无多。韦力芷兰斋所藏王闿运、谭宗浚、史念祖跋稿本《成山庐稿》七卷，有“景苏堂藏”白文方印（又用于泰和嘉成所拍张惠言篆书轴），应是唐益公箧中故物。同时，韦力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成山庐稿》稿本两册，且认为自藏“乃该书之草稿本”，哈佛本“为誊清稿”（见《芷兰斋书跋初集》）。其实，哈佛藏有稿本两种，一为《成山庐稿》七卷二册，一为《成山草堂稿》四卷一册，所用稿纸与芷兰斋本同。哈佛七卷本卷端第二、三行上方曾经挖补，第二行下方添写“遵义唐炯鄂老著”一行，书中有夹签而无题跋。窃以为两家藏本应都是誊清稿，但以芷兰斋有批跋及唐益公印记为胜。以上三种，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成山庐稿》八卷及《成山堂公牍》《成山庐主人自撰年谱》稿本，可能都是唐七旧藏先人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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