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导致集体发热？解决办法来了！消毒率超99%
2020-05-19 15:27:00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李丽云
5月18日，北京市通报了西城区某单位出现33人集中发热有关情况，经专家组研判，排除新冠肺炎病例，多数患者自述发热与近期使用中央空调有关，病原体初步判断为A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中央空调使用、管理不当会带来细菌、病毒的传播，随着气温升高，这成为人们复产复工的新芥蒂。
其实，早在2月初，有卫生防疫专家表示“气溶胶可能传播新冠病毒”后，就有一个科研团队潜心做着“空气消毒净化装置”的研制。经过“百日会战”，他们的研发成果终于拿到了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对病毒、细菌的消杀率均超过99%。这一设备不仅可作为空气消毒净化器在家使用，还可以集成安装进中央空调，在隐蔽之处歼灭病毒、细菌，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
≥99.9%！“小白帆” 消杀力强
≥99.9%！当拿到“小白帆”病毒灭活检测报告，这个无限接近100%的数字让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科研团队为之兴奋。“我们的小白帆真能打！检测中几乎是没有100%的，这个数据就代表最高杀伤力了。”这份检测报告由中科广州检测和广州呼研所联合完成，钟南山院士所在的广州呼研所是我国为数不多可以做H1N1病毒灭活实验的机构。团队设计组负责人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建学院贺征教授表示，“小白帆取得的成绩超过了‘爸爸’们的预期，我们这两个月为它付出的心血都值了。”
“小白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款空气消毒净化器，它的“爸爸”们此前多年服务于国家舰船领域，新冠病毒的肆虐，激发了这群热血男儿剿灭病毒的斗志和赤诚的报国情。
2月初，“如何快速灭活病毒”成了抗疫关注的焦点。而作为长期服务于与国防相关的舰船系统的科研团队，哈船科技在船用空气净化领域有丰富的科研经验，他们研发的空气净化器可快速高效消毒。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支持下，哈船科技总经理赖初荣将当时仅剩的18台“船用空气净化器”全部捐赠给了抗疫一线，用于隔离区、医疗区、发热门诊。
当捐赠一事被报道后，全国多地抗疫前线纷纷致电寻求空气消毒净化器，看到迫切的市场需求，研发团队立即成立“专项组”，投入到民用空气消毒净化器的研发，及时满足抗疫需要。
小白帆巧“电”病毒 无需耗材可持续运行
疫情期间，研发人员被困于家中，拿不到曾经的设计数据，但这并未给研发人员带来太大的阻碍，因为这些年研发的数据已经深深刻进他们的脑海，凭借“最强大脑”，大家一点点回忆，最终通过云计算等办法，“拼”出了完整的设计方案。
“我们的原理是‘电’死病毒。”贺征教授介绍，产品通过高压脉冲放电的形式将气体激活，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大量具备很高能量的氧离子一旦和空气中的微生物（例如病毒，霉菌孢子、细菌）接触，就能够立即破坏细菌的细及病毒的蛋白质衣壳等，从而达到快速灭活消毒的作用。
赖初荣介绍，高能离子灭活病毒这一原理让“小白帆”获得了三大先天优势，“首先，它对空气有高效的消毒净化能力；第二，不需要滤芯、消毒液等耗材；第三，运行时不像紫外线消毒等方式需要人员避离，可以连续作业。”
没有零部件，手工打造电路板，“盘”出一代样机
由于疫情期间，零部件厂家纷纷停产，助手们不能入校实验，为了不影响进程，贺征手工改造和制作了电源和控制电路板，硬是把空气消毒净化器的一代原理样机给“盘”了出来。
贺征说：“我们主要攻克的有两个问题，一是降低成本，二是功能优化，保证安全。”为了降低成本，大家对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精打细算”，货比三家，多次尝试，找到性价比最高的进行组装。为了保证安全性，这些造船出身的研发人员更加细心耐心，谨慎评估每一个微小的缝隙。“要让老人、孩子都能够安全方便的使用，更要注意不能有可能产生危险的设计和部件，比如所有的进出风风口都不能让小孩纤细的手指塞得进去”。
在方案磨合阶段，研发人员每天几乎都要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能休息。团队成员潘博睿说，“我们主要做的就是云上计算，部件放在什么位置，结构能不能支撑住，甚至空气净化器出风量大小、方向，摆放位置等这些都要经过计算，而这些计算一动而牵全身，一个部件的改变必然也要导致相关部件的改变，而且不是说一个程序设计好就不用动了，看着就行，因此计算过程中要不停地修改，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还要重复多次计算，直到满足条件。”
为了让净化器更美观，大家在净化器的外形上花了很多心思。直到一款帆船造型的消毒净化器出现时，所有人眼前一亮，帆船线条流畅，并契合哈尔滨工程大学“三海一核”办学理念，而这已经是大家推翻重来的第十几版了。
赖初荣表示，在抗疫期间，大家见到最多的，最崇敬的颜色就是白色，他们也希望净化器能像白衣战士们一样在抗疫一线发挥作用，于是团队将净化器周身喷成白色，并取名“小白帆”。
“小白帆”兄弟更牛，可在中央空调内部“灭敌”
“在团队研发过程中，项目进入了哈尔滨市第一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科技专项立项名单，获得了哈尔滨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也因此，团队的研发进展较为顺利，从原理样机到工程样机，再到‘小白帆’的诞生，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赖初荣表示。
在此期间，哈船科技还为“小白帆”打造了一个大个子兄弟。“因为新冠病毒是否会通过气溶胶传播一直未有定论，尤其是使用中央空调时，会不会提高病毒传播的风险一直是大家的疑虑。我们结合此前积累的经验，研发了一款专门针对中央空调的空气消毒净化器，它可以装在空调管道内部，在‘隐蔽战线’消灭病毒、细菌。”
目前哈船科技已经接到全国各地的订单百余件，“未来，空气安全健康将成为产业发展的方向。献身国防，服务人民一直是我们的发展理念，能为疫情防控出一份力，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担当。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小白帆做升级，通过增加智能系统、传感器等让小白帆变得更聪明。”（受访者供图）
赠送哈尔滨工程大学医院使用（图一）
团队设计组负责人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建学院贺征教授在研发中（图二）
2020-05-19 15:27:00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李丽云
5月18日，北京市通报了西城区某单位出现33人集中发热有关情况，经专家组研判，排除新冠肺炎病例，多数患者自述发热与近期使用中央空调有关，病原体初步判断为A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中央空调使用、管理不当会带来细菌、病毒的传播，随着气温升高，这成为人们复产复工的新芥蒂。
其实，早在2月初，有卫生防疫专家表示“气溶胶可能传播新冠病毒”后，就有一个科研团队潜心做着“空气消毒净化装置”的研制。经过“百日会战”，他们的研发成果终于拿到了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对病毒、细菌的消杀率均超过99%。这一设备不仅可作为空气消毒净化器在家使用，还可以集成安装进中央空调，在隐蔽之处歼灭病毒、细菌，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
≥99.9%！“小白帆” 消杀力强
≥99.9%！当拿到“小白帆”病毒灭活检测报告，这个无限接近100%的数字让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科研团队为之兴奋。“我们的小白帆真能打！检测中几乎是没有100%的，这个数据就代表最高杀伤力了。”这份检测报告由中科广州检测和广州呼研所联合完成，钟南山院士所在的广州呼研所是我国为数不多可以做H1N1病毒灭活实验的机构。团队设计组负责人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建学院贺征教授表示，“小白帆取得的成绩超过了‘爸爸’们的预期，我们这两个月为它付出的心血都值了。”
“小白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款空气消毒净化器，它的“爸爸”们此前多年服务于国家舰船领域，新冠病毒的肆虐，激发了这群热血男儿剿灭病毒的斗志和赤诚的报国情。
2月初，“如何快速灭活病毒”成了抗疫关注的焦点。而作为长期服务于与国防相关的舰船系统的科研团队，哈船科技在船用空气净化领域有丰富的科研经验，他们研发的空气净化器可快速高效消毒。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支持下，哈船科技总经理赖初荣将当时仅剩的18台“船用空气净化器”全部捐赠给了抗疫一线，用于隔离区、医疗区、发热门诊。
当捐赠一事被报道后，全国多地抗疫前线纷纷致电寻求空气消毒净化器，看到迫切的市场需求，研发团队立即成立“专项组”，投入到民用空气消毒净化器的研发，及时满足抗疫需要。
小白帆巧“电”病毒 无需耗材可持续运行
疫情期间，研发人员被困于家中，拿不到曾经的设计数据，但这并未给研发人员带来太大的阻碍，因为这些年研发的数据已经深深刻进他们的脑海，凭借“最强大脑”，大家一点点回忆，最终通过云计算等办法，“拼”出了完整的设计方案。
“我们的原理是‘电’死病毒。”贺征教授介绍，产品通过高压脉冲放电的形式将气体激活，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大量具备很高能量的氧离子一旦和空气中的微生物（例如病毒，霉菌孢子、细菌）接触，就能够立即破坏细菌的细及病毒的蛋白质衣壳等，从而达到快速灭活消毒的作用。
赖初荣介绍，高能离子灭活病毒这一原理让“小白帆”获得了三大先天优势，“首先，它对空气有高效的消毒净化能力；第二，不需要滤芯、消毒液等耗材；第三，运行时不像紫外线消毒等方式需要人员避离，可以连续作业。”
没有零部件，手工打造电路板，“盘”出一代样机
由于疫情期间，零部件厂家纷纷停产，助手们不能入校实验，为了不影响进程，贺征手工改造和制作了电源和控制电路板，硬是把空气消毒净化器的一代原理样机给“盘”了出来。
贺征说：“我们主要攻克的有两个问题，一是降低成本，二是功能优化，保证安全。”为了降低成本，大家对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精打细算”，货比三家，多次尝试，找到性价比最高的进行组装。为了保证安全性，这些造船出身的研发人员更加细心耐心，谨慎评估每一个微小的缝隙。“要让老人、孩子都能够安全方便的使用，更要注意不能有可能产生危险的设计和部件，比如所有的进出风风口都不能让小孩纤细的手指塞得进去”。
在方案磨合阶段，研发人员每天几乎都要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能休息。团队成员潘博睿说，“我们主要做的就是云上计算，部件放在什么位置，结构能不能支撑住，甚至空气净化器出风量大小、方向，摆放位置等这些都要经过计算，而这些计算一动而牵全身，一个部件的改变必然也要导致相关部件的改变，而且不是说一个程序设计好就不用动了，看着就行，因此计算过程中要不停地修改，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还要重复多次计算，直到满足条件。”
为了让净化器更美观，大家在净化器的外形上花了很多心思。直到一款帆船造型的消毒净化器出现时，所有人眼前一亮，帆船线条流畅，并契合哈尔滨工程大学“三海一核”办学理念，而这已经是大家推翻重来的第十几版了。
赖初荣表示，在抗疫期间，大家见到最多的，最崇敬的颜色就是白色，他们也希望净化器能像白衣战士们一样在抗疫一线发挥作用，于是团队将净化器周身喷成白色，并取名“小白帆”。
“小白帆”兄弟更牛，可在中央空调内部“灭敌”
“在团队研发过程中，项目进入了哈尔滨市第一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科技专项立项名单，获得了哈尔滨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也因此，团队的研发进展较为顺利，从原理样机到工程样机，再到‘小白帆’的诞生，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赖初荣表示。
在此期间，哈船科技还为“小白帆”打造了一个大个子兄弟。“因为新冠病毒是否会通过气溶胶传播一直未有定论，尤其是使用中央空调时，会不会提高病毒传播的风险一直是大家的疑虑。我们结合此前积累的经验，研发了一款专门针对中央空调的空气消毒净化器，它可以装在空调管道内部，在‘隐蔽战线’消灭病毒、细菌。”
目前哈船科技已经接到全国各地的订单百余件，“未来，空气安全健康将成为产业发展的方向。献身国防，服务人民一直是我们的发展理念，能为疫情防控出一份力，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担当。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小白帆做升级，通过增加智能系统、传感器等让小白帆变得更聪明。”（受访者供图）
赠送哈尔滨工程大学医院使用（图一）
团队设计组负责人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建学院贺征教授在研发中（图二）
#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生态博物馆的“进化史”
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一个进化的定义”，没有“固定模式”，各自都有一套独特的经历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开始了“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目前，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已“进化”了三代。
一、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代”，是社会学划分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的标志。最早用“代”对生态博物馆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划分的是生态博物馆的发源地——法国。目前，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为保护乡村地区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而建立的“地方自然公园”，第二代则是已将博物馆运营范畴扩及整个社区所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生态博物馆，第三代为尝试使用企业式的经营理念进行运营的生态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诞生后，迅速席卷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中国成为了亚洲生态博物馆早期探索和实践者。此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而生态博物馆理论却是后工业时期经济、社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具有“理念先行”的特点，为了使生态博物馆与国情相适应，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从一开始就进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根据各地的实际建设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生态博物馆，逐步将生态博物馆理念“中国化”和“本土化”。因此，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苏东海先生也用“代”一词概括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各种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将中国目前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
二、“民主化”的第一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经过10年的传播之后，1995年3月贵州省成立了由中国和挪威两国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论证”课题小组，开始对贵州省的布依、苗、侗和汉等民族村寨进行考察，形成了《在贵州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提出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群的构想。
1997年10月23日，中国和挪威两国签署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挪两国开始在贵州省合作建设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自此开启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
998年10月31日，在中挪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随后，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2年7月）、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0月)、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6月)相继建成。与此同时，2005年1月民间投资的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建成，从而形成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
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设开启了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起来，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同时确立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成为“中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三、“专业化”的第二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直接影响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建设。1999年，广西开始将生态博物馆建设纳入工作思路，并将其定位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开始探索具有广西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发展道路。
2003年，广西成立“生态博物馆建设课题组”在全区开展实地考察，随后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试点建设，先后建成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9月），从此拉开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序幕。
2005年，广西创新性地将传统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全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联结成“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联合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此后，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2007年4月）、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2008年9月）、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2009年5月）、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7月）、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11月）、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2010年11月）、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2011年5月）相继建成开放，从而形成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群。
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体系中，各生态博物馆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站和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博物馆运用传统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巩固其发展，各生态博物馆则借助广西民族博物馆拓展和延伸对外联系，从而实现了两者互动互益的发展格局。因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在贵州生态博物馆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展示传播水平，努力把生态博物馆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提升，被称为“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
四、“发现地方”的第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等中国生态博物馆早期实践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即均建设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村寨，通过对过去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强调，来凸显生态博物馆的差异性、独特性与价值性。
2007年后，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也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2009—2012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按照“1个中心馆，13个专题馆和26个村落馆”的模式建设完成了覆盖整个县域生态博物馆群。2011年8月，由1个中心馆、37个专题馆和24个展示点组成的中国首个社区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建成。2013年5月，安徽省黄山市采取“一个中心馆，七个展示区”的馆群模式建成了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2014年11月，山西平顺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建成开放。2015年11月，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开始按照“1个中心馆、8个专题馆、42个展示点”的模式打造全县域生态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开始回归中国最根本的“乡土性”，用以发现地方价值，并拓展至中国城市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由保护单一的民族文化遗产走向保护综合类文化遗产。因此，“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的生态博物馆被也称为“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其“代际”的划分只是各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总结。中国生态博物馆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将生态博物馆理念进行了“中国化”和“本土化”，发展出的“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充分体现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潘守永：《“第三代”生态博物馆与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的理论思考》，《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
[2]弗朗索瓦·于贝尔：《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矛盾和畸变》，《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
[3]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湾：五观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0—66页。
[3]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
[4]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Z1期。
[5] 段阳萍：《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不同类型生态博物馆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22—29页。
[6] 钟经纬：《中国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08年，第10—18页。
[7]龚世扬：《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 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8]于富业：《关于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初步研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4年，第33—40页。
[9]尹凯：《表征民族——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博物院》2017年第2期。
[10]尹凯：《生态博物馆：理想、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3—117页。
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一个进化的定义”，没有“固定模式”，各自都有一套独特的经历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开始了“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目前，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已“进化”了三代。
一、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代”，是社会学划分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的标志。最早用“代”对生态博物馆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划分的是生态博物馆的发源地——法国。目前，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为保护乡村地区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而建立的“地方自然公园”，第二代则是已将博物馆运营范畴扩及整个社区所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生态博物馆，第三代为尝试使用企业式的经营理念进行运营的生态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诞生后，迅速席卷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中国成为了亚洲生态博物馆早期探索和实践者。此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而生态博物馆理论却是后工业时期经济、社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具有“理念先行”的特点，为了使生态博物馆与国情相适应，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从一开始就进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根据各地的实际建设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生态博物馆，逐步将生态博物馆理念“中国化”和“本土化”。因此，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苏东海先生也用“代”一词概括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各种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将中国目前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
二、“民主化”的第一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经过10年的传播之后，1995年3月贵州省成立了由中国和挪威两国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论证”课题小组，开始对贵州省的布依、苗、侗和汉等民族村寨进行考察，形成了《在贵州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提出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群的构想。
1997年10月23日，中国和挪威两国签署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挪两国开始在贵州省合作建设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自此开启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
998年10月31日，在中挪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随后，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2年7月）、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0月)、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6月)相继建成。与此同时，2005年1月民间投资的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建成，从而形成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
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设开启了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起来，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同时确立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成为“中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三、“专业化”的第二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直接影响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建设。1999年，广西开始将生态博物馆建设纳入工作思路，并将其定位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开始探索具有广西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发展道路。
2003年，广西成立“生态博物馆建设课题组”在全区开展实地考察，随后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试点建设，先后建成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9月），从此拉开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序幕。
2005年，广西创新性地将传统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全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联结成“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联合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此后，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2007年4月）、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2008年9月）、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2009年5月）、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7月）、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11月）、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2010年11月）、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2011年5月）相继建成开放，从而形成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群。
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体系中，各生态博物馆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站和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博物馆运用传统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巩固其发展，各生态博物馆则借助广西民族博物馆拓展和延伸对外联系，从而实现了两者互动互益的发展格局。因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在贵州生态博物馆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展示传播水平，努力把生态博物馆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提升，被称为“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
四、“发现地方”的第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等中国生态博物馆早期实践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即均建设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村寨，通过对过去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强调，来凸显生态博物馆的差异性、独特性与价值性。
2007年后，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也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2009—2012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按照“1个中心馆，13个专题馆和26个村落馆”的模式建设完成了覆盖整个县域生态博物馆群。2011年8月，由1个中心馆、37个专题馆和24个展示点组成的中国首个社区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建成。2013年5月，安徽省黄山市采取“一个中心馆，七个展示区”的馆群模式建成了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2014年11月，山西平顺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建成开放。2015年11月，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开始按照“1个中心馆、8个专题馆、42个展示点”的模式打造全县域生态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开始回归中国最根本的“乡土性”，用以发现地方价值，并拓展至中国城市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由保护单一的民族文化遗产走向保护综合类文化遗产。因此，“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的生态博物馆被也称为“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其“代际”的划分只是各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总结。中国生态博物馆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将生态博物馆理念进行了“中国化”和“本土化”，发展出的“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充分体现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潘守永：《“第三代”生态博物馆与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的理论思考》，《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
[2]弗朗索瓦·于贝尔：《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矛盾和畸变》，《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
[3]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湾：五观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0—66页。
[3]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
[4]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Z1期。
[5] 段阳萍：《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不同类型生态博物馆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22—29页。
[6] 钟经纬：《中国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08年，第10—18页。
[7]龚世扬：《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 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8]于富业：《关于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初步研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4年，第33—40页。
[9]尹凯：《表征民族——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博物院》2017年第2期。
[10]尹凯：《生态博物馆：理想、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3—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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