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李焕英》面对父母离去，怎么才能不只是个无助的旁观者
最近，春节档电影《你好，李焕英》大受关注，票房成功逆袭。虽然关于电影的艺术表现见仁见智，但创作者还是以真挚朴实的母女情戳中了许多人的软肋。
如果母女之间有一架爱的天平，那它一定是失衡的。母亲给了我们最柔软的爱，她也在我们心里埋下了一处最柔软的地方，稍微碰触，感情的洪流便无可遏制地渲涌。
如果对轮回稍微有一点了解和信任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在轮回中，我们无数次地遇到过“李焕英”，每一世，她们都像今生的“李焕英”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照顾我，抚养我长大。为了我，她付出了青春、容颜、健康，甚至生命。然而在我们还没有条件，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应该好好报答她的时候，她就离我们而去了，在这世上徒留下余生都活在遗憾和懊悔中的我们。
“李焕英”们，我们究竟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穿越回过去的女儿对妈妈说，下辈子她要做妈妈，这样能很好地照顾她，但妈妈却说下辈子自己还要做女儿的母亲。在佛教看来，人生并非只有短短的一世，每个众生都经历着从无始以来难以计数的生生世世。在漫长的轮回中，我们和众生都曾经无数次地互为母女。
释迦牟尼佛曾说过，从无始以来，在流转轮回的过程中，我们在三千大千世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曾经生过成千上万次，也死过成千上万次；从无始以来，我们在流转轮回时所舍弃过的肉体，包括我们所做过的小如蚂蚁之类的小动物的肉体，如果可以堆起来测量，也会高广如须弥山；在无始以来流转轮回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痛苦时所流下的眼泪，如果集中起来，会比印度恒河等四大江河的河水还要多、还要深；我们从无始以来流转轮回的过程中，曾经堕在地狱和饿鬼道，那些时候所喝过的脓血和铜汁，如果能收集起来，会比四方的海洋还要深、还要广。
释迦牟尼佛以上的教导，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轮回是无始无终的。既然轮回无始无终，当然生死也是无始、无数，而只要有生，大多数是要依靠母亲的，所以在这无始无终、冗长繁复的过程中，每一个众生都必定曾做过母亲，而且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现世的母亲来说，她不但现世是我的母亲，而且在过去、未来的很多世中也肯定做过我的母亲。
回到过去的女儿想到妈妈曾经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爱，即使自己不那么优秀也依然是妈妈心里的宝时，眼泪止不住滚滚落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母爱深广似海，没有她，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佛经中说：孩子将父母扛在左右双肩上转绕大地承侍，也难以报答父母之恩。
父母的恩德是难以度量的，可以归纳为五种：
第一，赐给肉体。如果没有父母，则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有今天的这个身体，这是很肯定的。
第二，赐给生命。出生以后，如果母亲不养育我们，则每个刚刚落地、嗷嗷待哺的婴儿都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从这方面来看，不但肉体是母亲给的，连生命也是母亲赐予的。
第三，赐予财产。我们刚刚降临人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吃、穿、用等所有的基本生活用品都是母亲赐给我们的，这是给予财产的恩德。
第四，赐教世间法。每个人出生时，都不会说话，不会走路，连吃饭都不会。这些人间最基本的知识都来源于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第一位老师也就是母亲。这就是教世间法的恩德。
第五是从出世间的角度来忆念，今天我们能有机会听法，有机会修行，有机会解脱，这也是仰仗母亲所赐的人身，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身，这一切都不可能有。
我们都明白，天下所有的父母，对自己的子女都是极其关爱的，哪怕是毒蛇、老虎等猛兽也不例外。它们虽然可以凶残地杀死其他生命，可是对儿女们依然是舐犊情深、慈爱有加，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既然动物都能如此，人又岂能例外呢？可见父母的深恩厚德是难以尽述的。
母亲不但现世是我的母亲，对我有这样的恩德，而且在多世累劫当中，她也无数次地做过我母亲。每次做母亲时，都与现在一样，对我有那么多的恩德。她为了养育我含辛茹苦、任劳任怨，还造了那么多杀生等罪业。一位母亲从怀孕到最后命终之时，在养育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造多少杀盗等业，这是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的。因果报应，纤毫不爽，她当时为我造业的果报，我没有办法代受，却要让她独自去承担。
女儿决定牺牲自己，去换取母亲更好的人生，然而最终她未能如愿，即使穿越回母亲年轻的时代，她也无力改变母亲既定的人生。但其实，我们真的有机会改变生生世世母亲的人生。
该如何去报父母恩呢？布施他们一些钱财，或是在他们生病时去照顾照顾，这是不是报恩呢？这是世俗人报答恩德的一种方法，菩萨也并不排斥，可以这样做。但是，这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死轮回的根本问题。因为，从无始以来，我们彼此之间已经这样做过成千上万次了，然而我和一切众生依然流转至今，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生老病死的痛苦该怎样解决呢？是不是用神通和神变来解决呢？不是。让他们明白生死轮回的本体，怎样抛弃烦恼和痛苦，懂得自己该如何走解脱道，这才是最关键的。
为此，就需要为他们传讲佛法，若想最究竟地传讲佛法，就要自己成佛。虽然目前佛法尚存于世，即使自己没有开悟，也可以依照佛的教言来宣讲佛法。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修法，通过修法救度她，这才是报答母亲无边恩德的最好方法。
相信，这种慈悲心会一直鼓励我们，不让我们停滞不前，始终将母亲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督促自己：我就是要去度她！
如果没有佛法，只能成为一个旁观者，没有办法参与到父母的生活中去，哪怕再思念他们，也于事无补。但是如果有信仰，通过自己身口意积累的功德，念大乘经典发菩提心的功德，乃至有了智慧之后，去认知诸佛甚深的果地功德，所有这些吉祥的力量，可以借助心灵无量光无量寿而超越时空，帮助我们的父母祖先。不光能帮助这一生的爸爸妈妈，生生世世的父母都能得利益。不管他们堕落到哪一道，这个功德都可以帮到他们。
认知得越深，实际上生命链接的能力就越强。如果口袋里只有十块钱，那只有十块钱的能力。有了一万块，就有一万块的能力。有出离心功德的时候，只有出离心的功德去拯救父母，如果修到了菩提心的功德，那无边无际的如母有情都能帮到。
如果以此无量无边的功德去报答父母的恩，就能报答。如理如法的修行，不仅自己可以有成就，最大的成就就是光宗耀祖，你能够利益过去一切有恩德的人，而不是一个无助的旁观者。
这个题材特别好，但是如果没有佛法，我们只是被这个思亲之情、天伦之爱挑起，这个是伤疤。
因为轮回的路上，无常的车轮会碾压一切，当爱别离的时候，它就叫爱别离苦。当亲人分开的时候，生离死别是锥心之痛。轮回路上没有喜剧，这就叫苦谛。苦是轮回的本质，因为世事的无常性，一切皆具苦的本质。纵使再亲的人都有别离的一天，如果没有佛法，就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先天的缺陷，这轮回的短板没有佛法是补不了的，有佛法就有办法。
最近，春节档电影《你好，李焕英》大受关注，票房成功逆袭。虽然关于电影的艺术表现见仁见智，但创作者还是以真挚朴实的母女情戳中了许多人的软肋。
如果母女之间有一架爱的天平，那它一定是失衡的。母亲给了我们最柔软的爱，她也在我们心里埋下了一处最柔软的地方，稍微碰触，感情的洪流便无可遏制地渲涌。
如果对轮回稍微有一点了解和信任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在轮回中，我们无数次地遇到过“李焕英”，每一世，她们都像今生的“李焕英”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照顾我，抚养我长大。为了我，她付出了青春、容颜、健康，甚至生命。然而在我们还没有条件，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应该好好报答她的时候，她就离我们而去了，在这世上徒留下余生都活在遗憾和懊悔中的我们。
“李焕英”们，我们究竟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穿越回过去的女儿对妈妈说，下辈子她要做妈妈，这样能很好地照顾她，但妈妈却说下辈子自己还要做女儿的母亲。在佛教看来，人生并非只有短短的一世，每个众生都经历着从无始以来难以计数的生生世世。在漫长的轮回中，我们和众生都曾经无数次地互为母女。
释迦牟尼佛曾说过，从无始以来，在流转轮回的过程中，我们在三千大千世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曾经生过成千上万次，也死过成千上万次；从无始以来，我们在流转轮回时所舍弃过的肉体，包括我们所做过的小如蚂蚁之类的小动物的肉体，如果可以堆起来测量，也会高广如须弥山；在无始以来流转轮回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痛苦时所流下的眼泪，如果集中起来，会比印度恒河等四大江河的河水还要多、还要深；我们从无始以来流转轮回的过程中，曾经堕在地狱和饿鬼道，那些时候所喝过的脓血和铜汁，如果能收集起来，会比四方的海洋还要深、还要广。
释迦牟尼佛以上的教导，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轮回是无始无终的。既然轮回无始无终，当然生死也是无始、无数，而只要有生，大多数是要依靠母亲的，所以在这无始无终、冗长繁复的过程中，每一个众生都必定曾做过母亲，而且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现世的母亲来说，她不但现世是我的母亲，而且在过去、未来的很多世中也肯定做过我的母亲。
回到过去的女儿想到妈妈曾经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爱，即使自己不那么优秀也依然是妈妈心里的宝时，眼泪止不住滚滚落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母爱深广似海，没有她，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佛经中说：孩子将父母扛在左右双肩上转绕大地承侍，也难以报答父母之恩。
父母的恩德是难以度量的，可以归纳为五种：
第一，赐给肉体。如果没有父母，则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有今天的这个身体，这是很肯定的。
第二，赐给生命。出生以后，如果母亲不养育我们，则每个刚刚落地、嗷嗷待哺的婴儿都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从这方面来看，不但肉体是母亲给的，连生命也是母亲赐予的。
第三，赐予财产。我们刚刚降临人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吃、穿、用等所有的基本生活用品都是母亲赐给我们的，这是给予财产的恩德。
第四，赐教世间法。每个人出生时，都不会说话，不会走路，连吃饭都不会。这些人间最基本的知识都来源于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第一位老师也就是母亲。这就是教世间法的恩德。
第五是从出世间的角度来忆念，今天我们能有机会听法，有机会修行，有机会解脱，这也是仰仗母亲所赐的人身，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身，这一切都不可能有。
我们都明白，天下所有的父母，对自己的子女都是极其关爱的，哪怕是毒蛇、老虎等猛兽也不例外。它们虽然可以凶残地杀死其他生命，可是对儿女们依然是舐犊情深、慈爱有加，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既然动物都能如此，人又岂能例外呢？可见父母的深恩厚德是难以尽述的。
母亲不但现世是我的母亲，对我有这样的恩德，而且在多世累劫当中，她也无数次地做过我母亲。每次做母亲时，都与现在一样，对我有那么多的恩德。她为了养育我含辛茹苦、任劳任怨，还造了那么多杀生等罪业。一位母亲从怀孕到最后命终之时，在养育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造多少杀盗等业，这是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的。因果报应，纤毫不爽，她当时为我造业的果报，我没有办法代受，却要让她独自去承担。
女儿决定牺牲自己，去换取母亲更好的人生，然而最终她未能如愿，即使穿越回母亲年轻的时代，她也无力改变母亲既定的人生。但其实，我们真的有机会改变生生世世母亲的人生。
该如何去报父母恩呢？布施他们一些钱财，或是在他们生病时去照顾照顾，这是不是报恩呢？这是世俗人报答恩德的一种方法，菩萨也并不排斥，可以这样做。但是，这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死轮回的根本问题。因为，从无始以来，我们彼此之间已经这样做过成千上万次了，然而我和一切众生依然流转至今，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生老病死的痛苦该怎样解决呢？是不是用神通和神变来解决呢？不是。让他们明白生死轮回的本体，怎样抛弃烦恼和痛苦，懂得自己该如何走解脱道，这才是最关键的。
为此，就需要为他们传讲佛法，若想最究竟地传讲佛法，就要自己成佛。虽然目前佛法尚存于世，即使自己没有开悟，也可以依照佛的教言来宣讲佛法。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修法，通过修法救度她，这才是报答母亲无边恩德的最好方法。
相信，这种慈悲心会一直鼓励我们，不让我们停滞不前，始终将母亲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督促自己：我就是要去度她！
如果没有佛法，只能成为一个旁观者，没有办法参与到父母的生活中去，哪怕再思念他们，也于事无补。但是如果有信仰，通过自己身口意积累的功德，念大乘经典发菩提心的功德，乃至有了智慧之后，去认知诸佛甚深的果地功德，所有这些吉祥的力量，可以借助心灵无量光无量寿而超越时空，帮助我们的父母祖先。不光能帮助这一生的爸爸妈妈，生生世世的父母都能得利益。不管他们堕落到哪一道，这个功德都可以帮到他们。
认知得越深，实际上生命链接的能力就越强。如果口袋里只有十块钱，那只有十块钱的能力。有了一万块，就有一万块的能力。有出离心功德的时候，只有出离心的功德去拯救父母，如果修到了菩提心的功德，那无边无际的如母有情都能帮到。
如果以此无量无边的功德去报答父母的恩，就能报答。如理如法的修行，不仅自己可以有成就，最大的成就就是光宗耀祖，你能够利益过去一切有恩德的人，而不是一个无助的旁观者。
这个题材特别好，但是如果没有佛法，我们只是被这个思亲之情、天伦之爱挑起，这个是伤疤。
因为轮回的路上，无常的车轮会碾压一切，当爱别离的时候，它就叫爱别离苦。当亲人分开的时候，生离死别是锥心之痛。轮回路上没有喜剧，这就叫苦谛。苦是轮回的本质，因为世事的无常性，一切皆具苦的本质。纵使再亲的人都有别离的一天，如果没有佛法，就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先天的缺陷，这轮回的短板没有佛法是补不了的，有佛法就有办法。
唐诗选读：李白诗《折荷有赠》赏析！
【原作再现】
折荷有赠
李白
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
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
【译文】
划船到江中去荡漾秋天的江水，更喜爱这荷花的鲜艳。
拨弄那荷叶上为水珠，滚动着却总不成圆。
美好的佳人藏在彩云里，要想赠给她鲜花，又远在天际。
苦苦相思而相见无期，惆怅遥望在凄凉的秋风里。
【注释】
涉：本义是步行渡水，这里有泛舟游历之意。玩：赏玩、欣赏。秋水：秋天的江湖水，雨水。唐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红蕖（qú）：荷花盛开的样子。蕖：芙蕖，荷花的别名。
弄：有把玩、欣赏之意。
荡漾：水波微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
佳人：美女。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
远天：遥远的天宇，说明空间距离之远。
相似：彼此想念。后多指男女相悦而无法接近所引起的想念。汉苏武《留别妻》诗：“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无因：没有门径，没有办法。
凉风：秋风。《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李白《秋思》诗：“芜然蕙草暮，飒尔凉风吹。”
【创作背景】
根据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此诗当作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当时李白二十九岁，与许氏夫人居安陆（今属湖北）。
【名家鉴赏】
这首诗与李白的《拟古十二首》其十一很相似。《拟古十二首》其十一曰：“涉江弄秋水，爱此荷花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期彩云重，欲赠隔远天。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除六字不同外，余皆相同。这或许是由于传抄之误的缘故。
“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芙蕖即荷花，所以《拟古》中又作“爱此荷花鲜”。秋高气爽，秋水浩淼，首先就给人以清新、凉爽及高雅、纯洁之感。此时江上弄舟，领略一番江水秋色，已是够惬意的了，然而最引人入胜、最逗人喜爱的，还是那婷婷玉立的鲜红的荷花。从字面上看，这是通过写景而点明了时间地点。但从诗歌意象的沉积所蕴含的内容看，这已不是单纯描景，而是暗含了这位女子如花似玉的体貌及纯洁高雅，坚贞自守的品格。
“涉江”一词，最早见于《楚辞·九章》，那是屈原借以抒发愤世忧国之情并表现其纯洁高雅、坚贞自守的品格。这里虽无愤世忧国之意，但借以表现女子纯洁高雅，坚守贞操的品格和向往专一的爱情，也是未尝不可的。梁元帝《赋得涉江采芙蓉》诗云：“叶卷珠难溜，花舒红易倾。”孔德昭同上题诗云：“朝来采摘倦，讵得久盘桓。”辛德源《芙蓉》诗亦云：“涉江良自远，托意在无穷。”就都是借以表现女子对专一爱情的渴望与向往。当然，这一点还需结合下句的“爱此红蕖鲜”理解。
梁吴均《拟古四首》其三《采莲曲》云：“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因缘。愿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鲜。”“荷花鲜”，就已完全象征着年轻貌美的女子及其纯洁坚贞的品性。可见李白《拟古》中作“爱此荷花鲜”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说，李白的这首诗，与上引吴均诗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从整首诗的布局来看，首二句还只是兴起，但它在感情的抒发与意境的创造上，已为整首诗奠定了基调。
“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圆大的绿荷之上，滚动着颗颗晶莹的水珠，仔细把玩之中，才突然发现荡漾中的水珠并不是圆的。这只是字面上的理解，实际上，这两句诗巧妙地暗寓了这位女子细微的内心活动。这里，既受到梁元帝“叶卷珠难溜，花舒红易倾”的启发，同时与南朝民歌《西洲曲》中“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诗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人运用了南朝民歌中常用的叶音与双关的艺术手法，“荷”谐音合，“攀荷”即有希望匹合成双之意。“不成圆”的“圆”，又双关为团圆之圆。那么由“攀荷”到“不成圆”，已非简单的动作与物象描写，而是重在刻画这位女子由对专一爱情的渴望而感发的焦虑与苦闷的心态。诗歌由开始轻松愉快的赏秋玩荷，到感物而发后的焦虑苦闷，这在意脉上是一次转折，在情感上是一次跌宕。因而，下面便很自然地过渡到直抒对“佳人”的思念之情：“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
“佳人彩云里”，可以说是受到《西洲曲》“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的启发。然而在李白的诗中，“彩云”，却带有一种虚无飘渺、行踪不定的意象，如其《宫中行乐词八首》其一：“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就有相似之处。“欲赠隔远天”，则更明显是受到了《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又《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及吴均“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因缘”等诗的影响，借以表现对远方情人无限思念而又无可奈何的强烈情感。
末二句是进一步抒发相思之苦与惆怅无奈的悲哀情思。“怅望凉风前”，不仅有外貌的描写、心理的刻划，而且与首句“涉江玩秋水”遥相呼应，并与整首诗的情感、气氛相统一，这就使得诗歌意境自然浑成，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李白的这首诗所受前人的影响是不小的，把它归入“拟古”之组诗，亦不无道理。但是，在完整、统一的意境创造上，这首诗却不为前人所囿，具有独自的风格特征。其一，诗歌虽然始终并没有对女主人公作正面的描写，但从诗歌意象及意脉中可以看出，这位女主人公除具有年轻貌美的特征外，对专一爱情的追求与向往是执着的，其内心情感是细腻而又复杂的。
其二，在诗歌意脉的变化上，由赏秋玩荷经情因物牵到相思苦闷的过程，过渡自然巧妙，毫无人工的痕迹。诗歌紧紧围绕“攀荷”这一短暂的细节，把女主人公由“爱此红蕖鲜”到“相思无因见”的整个内心的细微变化，揭示得一览无余。这与前人相比，就显得更为凝炼、更为集中。全诗运用委婉含蓄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情感。
#诗词##国学知识##吾爱诗词#
【原作再现】
折荷有赠
李白
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
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
【译文】
划船到江中去荡漾秋天的江水，更喜爱这荷花的鲜艳。
拨弄那荷叶上为水珠，滚动着却总不成圆。
美好的佳人藏在彩云里，要想赠给她鲜花，又远在天际。
苦苦相思而相见无期，惆怅遥望在凄凉的秋风里。
【注释】
涉：本义是步行渡水，这里有泛舟游历之意。玩：赏玩、欣赏。秋水：秋天的江湖水，雨水。唐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红蕖（qú）：荷花盛开的样子。蕖：芙蕖，荷花的别名。
弄：有把玩、欣赏之意。
荡漾：水波微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
佳人：美女。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
远天：遥远的天宇，说明空间距离之远。
相似：彼此想念。后多指男女相悦而无法接近所引起的想念。汉苏武《留别妻》诗：“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无因：没有门径，没有办法。
凉风：秋风。《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李白《秋思》诗：“芜然蕙草暮，飒尔凉风吹。”
【创作背景】
根据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此诗当作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当时李白二十九岁，与许氏夫人居安陆（今属湖北）。
【名家鉴赏】
这首诗与李白的《拟古十二首》其十一很相似。《拟古十二首》其十一曰：“涉江弄秋水，爱此荷花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期彩云重，欲赠隔远天。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除六字不同外，余皆相同。这或许是由于传抄之误的缘故。
“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芙蕖即荷花，所以《拟古》中又作“爱此荷花鲜”。秋高气爽，秋水浩淼，首先就给人以清新、凉爽及高雅、纯洁之感。此时江上弄舟，领略一番江水秋色，已是够惬意的了，然而最引人入胜、最逗人喜爱的，还是那婷婷玉立的鲜红的荷花。从字面上看，这是通过写景而点明了时间地点。但从诗歌意象的沉积所蕴含的内容看，这已不是单纯描景，而是暗含了这位女子如花似玉的体貌及纯洁高雅，坚贞自守的品格。
“涉江”一词，最早见于《楚辞·九章》，那是屈原借以抒发愤世忧国之情并表现其纯洁高雅、坚贞自守的品格。这里虽无愤世忧国之意，但借以表现女子纯洁高雅，坚守贞操的品格和向往专一的爱情，也是未尝不可的。梁元帝《赋得涉江采芙蓉》诗云：“叶卷珠难溜，花舒红易倾。”孔德昭同上题诗云：“朝来采摘倦，讵得久盘桓。”辛德源《芙蓉》诗亦云：“涉江良自远，托意在无穷。”就都是借以表现女子对专一爱情的渴望与向往。当然，这一点还需结合下句的“爱此红蕖鲜”理解。
梁吴均《拟古四首》其三《采莲曲》云：“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因缘。愿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鲜。”“荷花鲜”，就已完全象征着年轻貌美的女子及其纯洁坚贞的品性。可见李白《拟古》中作“爱此荷花鲜”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说，李白的这首诗，与上引吴均诗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从整首诗的布局来看，首二句还只是兴起，但它在感情的抒发与意境的创造上，已为整首诗奠定了基调。
“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圆大的绿荷之上，滚动着颗颗晶莹的水珠，仔细把玩之中，才突然发现荡漾中的水珠并不是圆的。这只是字面上的理解，实际上，这两句诗巧妙地暗寓了这位女子细微的内心活动。这里，既受到梁元帝“叶卷珠难溜，花舒红易倾”的启发，同时与南朝民歌《西洲曲》中“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诗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人运用了南朝民歌中常用的叶音与双关的艺术手法，“荷”谐音合，“攀荷”即有希望匹合成双之意。“不成圆”的“圆”，又双关为团圆之圆。那么由“攀荷”到“不成圆”，已非简单的动作与物象描写，而是重在刻画这位女子由对专一爱情的渴望而感发的焦虑与苦闷的心态。诗歌由开始轻松愉快的赏秋玩荷，到感物而发后的焦虑苦闷，这在意脉上是一次转折，在情感上是一次跌宕。因而，下面便很自然地过渡到直抒对“佳人”的思念之情：“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
“佳人彩云里”，可以说是受到《西洲曲》“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的启发。然而在李白的诗中，“彩云”，却带有一种虚无飘渺、行踪不定的意象，如其《宫中行乐词八首》其一：“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就有相似之处。“欲赠隔远天”，则更明显是受到了《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又《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及吴均“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因缘”等诗的影响，借以表现对远方情人无限思念而又无可奈何的强烈情感。
末二句是进一步抒发相思之苦与惆怅无奈的悲哀情思。“怅望凉风前”，不仅有外貌的描写、心理的刻划，而且与首句“涉江玩秋水”遥相呼应，并与整首诗的情感、气氛相统一，这就使得诗歌意境自然浑成，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李白的这首诗所受前人的影响是不小的，把它归入“拟古”之组诗，亦不无道理。但是，在完整、统一的意境创造上，这首诗却不为前人所囿，具有独自的风格特征。其一，诗歌虽然始终并没有对女主人公作正面的描写，但从诗歌意象及意脉中可以看出，这位女主人公除具有年轻貌美的特征外，对专一爱情的追求与向往是执着的，其内心情感是细腻而又复杂的。
其二，在诗歌意脉的变化上，由赏秋玩荷经情因物牵到相思苦闷的过程，过渡自然巧妙，毫无人工的痕迹。诗歌紧紧围绕“攀荷”这一短暂的细节，把女主人公由“爱此红蕖鲜”到“相思无因见”的整个内心的细微变化，揭示得一览无余。这与前人相比，就显得更为凝炼、更为集中。全诗运用委婉含蓄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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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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