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财新闻# 【党代会专题| 改革释放动力 创新激发活力——我校科研发展步入快车道】
全国政协委员、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教授提交全国两会3份提案均获立案；南岭学者、广东地方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林木教授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经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李林木教授、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王先庆教授分别以论文和专著获商务部科研奖励；旅游管理与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伟强教授获聘“广东十大美丽乡村”等系列活动特聘专家……近日，我校教师捷报频传，充分发挥各自科研优势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地方经济，贡献广财智慧，发出广财声音。
正如副校长邹新月所说，科学发展理念的贯彻、科研机制体制的改革创新、科研生力军青年团队的培育、省级平台的引领示范作用对推动学校科研发展尤为关键。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学校坚持“求真、致用”的科学研究理念，贯彻落实“放管服”政策，改革管理体制机制、构建科研创新平台、打造科研团队，学校科研实力和社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目前，我校人文社科总体实力跃居广东高校前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已成为服务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为我校主动融入区域产业升级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管理体制，科研成果量增质提
改革体制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为调动我校教师科研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以创新科研评价考核机制为抓手，以科研项目经费报销使用改革为突破，以组织创新为关键，整合资源、汇聚力量，有重点、分步骤深化我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
八年间，学校修订出台了《广东财经大学科研奖励办法》等23个文件。改科研项目配套为科研奖励，项目组可以根据实际贡献分配奖励科研人员；重奖重大科研项目并配备专职科研助手，让学科带头人腾出精力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推行高级别项目专家论证会，为老师们课题申报提供更专业的指导，提高申报成功率；加大重点平台建设的扶持力度，培育青年科研创新团队……从项目到成果，从个人到团队，学校对科学研究奖励的力度在广东省内高校位居前列。
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给予了老师们更多的自主权和主动权。报销科研经费难，曾是学校教师头疼的问题。为此，学校创新科研经费管理机制，修订了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实施项目负责人制，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10万元以下的支出可由项目负责人“财务一支笔”审批，科研项目经费审签程序大为简化。此外，科研人员出差的交通工具和住宿不受职级影响，节省了不少报销科研项目经费的时间和精力。
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激发了老师们参与选题和申报的热情。目前，已有6个选题列入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选题，有2个项目获批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1个项目获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其中，我校杜承铭教授负责的《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研究》获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19年8月，该项目通过专家鉴定，最终成果列入重大攻关项目成果出版计划，将有助于推进全国依法治国新时代法学教育理念的变革和创新。这是我校第一个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并顺利通过结项的项目，实现我校重大项目立项结项双“第一”。
学校出台的系列科研管理政策，有效地发挥了机制的引领和导向作用，科研成果质量明显提升，实现了多项突破。八年来，共获校外科研项目220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64项、省部级项目568项；获科研经费2.45亿元；公开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508篇。1篇论文入选ESI全球TOP0.1%热点论文，实现学校在ESI被引论文、热点论文零的突破。多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权威期刊上。省部级科研成果奖达42项，实现了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突破。
“学校的科研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转变。老师们科研积极性提高，科研能力增强，学校科研成果稳步提升，科研经费也逐年增加。”科研处处长邓世豹对近年学校科研发展态势非常认可与肯定。
构建科研创新平台，社会服务特色凸显
2019年底，珠三角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标志着我校协同中心也进入了智库建设的“国家队”。至此，我校先后共有三个科研平台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这是我校推进重点科研平台建设，打造为广东地方经济发展重要“智囊团”的举措。
科研发展离不开平台建设，平台建设又促进人才培养。近年来，学校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以协同创新平台、省市级重点研究平台和具有良好基础的校级研究机构建设为抓手，打造新型智库，搭建现代服务业研究大平台，建立完善多层次的校政行企合作与成果转化体系。
一个个特色鲜明、高效运转的科研平台喷涌而出，一项项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层次标志性成果增速产出，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社会服务等工作均得到长足推进。
作为广东和华南地区重要的经、管、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基地，我校历来重视科研与学术。2017年，学校整合各方资源，成立广东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使之成为学术型科研机构的代表。研究院坚持学术为本、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研究领域，发表学术论文被SCI、SSCI收录30多篇（其中JCR一区13篇），获得省部级科研奖项6项，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6项，为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开展咨询服务，多次参加省与国家政策咨询服务。
作为身处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我校不余遗力地抢抓重大发展机遇，提升自身在湾区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近年来，学校协同打造开放型经济创新研究中心、商贸物流与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国民经济研究中心特色新型智库等7个高端新型智库，致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智”高点；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竞争力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资本市场与审计治理研究院等一批省市级科研平台，积极为大湾区建设贡献“广财智慧”。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王先庆说，商贸流通研究院始终紧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际，既有《新冠肺炎疫情对粤港澳大湾区商贸服务业的冲击与对策》这样宏观视角的成果，也有讨论消费券发放与政府促进消费这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研究。“我们主动作为，发挥财经类院校的专业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广财的眼光和战略。”
八年来，我校省市科研平台快速增长。共获得15个省市级科研平台，“珠三角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中心”获批为广东省首批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华南商业智库”获批为首批省级重点智库；“广东省智能商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我校首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增广东省重点研究平台12个、广州市重点研究平台3个。部分平台是应问题、热点、社会需求而生，在学校服务社会中起到良好作用。
八年来，我校各科研平台不断为政府部门和行企业出谋划策。学校共获得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委托决策咨询服务、应用对策研究等横向项目经费9450万元；与国家自然资源部南海局等上百个单位开展合作，与广州市税务局共建税务干部进修学院培训4万多人次，社会服务经费2.85亿；依托共建的广东纳税服务研究中心等21个校政行企一体化平台，在地方法规咨询、商贸流通服务、乡村振兴、旅游产业规划、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等方面提供咨询报告500余份。此外，学校还牵头起草《广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等多项重要地方法规。《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等多份研究咨询报告获省市主要领导批示或政府采纳；67位专家教授被聘为省市行政决策咨询专家、应急管理顾问和省市人大立法顾问、财经顾问等。
培育科研人才，青年科研团队崛起
若说改革是科研建设的基础，平台是科研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人才与团队，便是科研实力提升之根本。在百万年薪广纳贤才的同时，学校实施青年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培育和打造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科研团队，科研团队建设成效初显。
由金融学院黄金波副教授负责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研究团队”，是2016年我校首届青年科研创新研究团队之一。团队组建之初，充分利用学校给予的6万元团队建设经费，制定团队的主要奖励激励机制，鼓励团队成员交流和申报课题。截至目前，团队在B类以上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获得国家级课题4项、省部级课题6项。团队负责人黄金波于2017年入选学校“南岭学者”青年拔尖人才，2018年入选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团队也由培育团队晋级为攀登团队，可以拿到学校30万元的绩效奖励。
近年来，学校像这样的青年科研创新团队不断涌现。依托这些科研团队，我校平台建设实现新提升。“银行业竞争对公司财务的影响研究团队”推动珠三角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入选CTTI中国智库索引，同时顺利申请首个金融领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地方金融研究院”。该团队组建的“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防控研究团队”立项为广东省创新团队，开启了青年创新团队建设的新篇章。“创新驱动下企业管理及商业模式研究团队”整合了工商管理学院的学术骨干，围绕国家或广东省经济发展中最急需的和现实性强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突出广东本土特色以及实现政校行企间的协同、融合与创新。2019年，团队获得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支持。
“团结高效的科研队伍是攀登科学高峰不可或缺的左臂右膀。” 南岭学者、我校省级创新团队负责人聂普焱教授对自己的科研团队满怀感激。他说，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单个研究人员的影响力与竞争力越来越小，团队作战往往比单打独斗效率要高得多。学校着力构建高端与特色并重的学术团队，以团队建设促进学校科研发展，实为明智之举。
近八年，学校共建设7个省级科研创新团队，28个校级科研创新团队，产出成果丰富，接近于当年学校成果产出的一半。7个团队共聘任2个珠江学者，实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零的突破，在打造较强学术竞争合力和发展潜力方面起到较好示范带头作用。
接下来，学校将加大青年科研创新团队建设力度，让更多团队通过建设成为青年科研创新团队培育对象，让青年老师有事干、愿意干、干后有收获，也使研究团队小型化、稳定化、品牌化，为提升学校科研实力奠定基础。
八载峥嵘岁月，学校在科研体制机制的创新、重点平台的建设、青年团队的培育等方面，于挑战中创新、求索中收获，满载丰收的喜悦迈步走向新征程；八载凝心聚力，学校为老师们营造了更好的科研环境，提供了更高效的服务，激发老师们科研的活力和热情，学校科研发展已然步入快车道。
谈及未来学校的科研工作，新到任的校党委书记郑贤操表示，学校要大胆探索建立与大湾区一流财经大学相匹配的科研体制机制，建立规范、有效的评价和考核机制、竞争和激励机制、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等，把论文写在大湾区这块热土上，不断提升我校的科研实力，促进教研相长。
全国政协委员、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教授提交全国两会3份提案均获立案；南岭学者、广东地方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林木教授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经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李林木教授、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王先庆教授分别以论文和专著获商务部科研奖励；旅游管理与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伟强教授获聘“广东十大美丽乡村”等系列活动特聘专家……近日，我校教师捷报频传，充分发挥各自科研优势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地方经济，贡献广财智慧，发出广财声音。
正如副校长邹新月所说，科学发展理念的贯彻、科研机制体制的改革创新、科研生力军青年团队的培育、省级平台的引领示范作用对推动学校科研发展尤为关键。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学校坚持“求真、致用”的科学研究理念，贯彻落实“放管服”政策，改革管理体制机制、构建科研创新平台、打造科研团队，学校科研实力和社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目前，我校人文社科总体实力跃居广东高校前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已成为服务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为我校主动融入区域产业升级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管理体制，科研成果量增质提
改革体制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为调动我校教师科研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以创新科研评价考核机制为抓手，以科研项目经费报销使用改革为突破，以组织创新为关键，整合资源、汇聚力量，有重点、分步骤深化我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
八年间，学校修订出台了《广东财经大学科研奖励办法》等23个文件。改科研项目配套为科研奖励，项目组可以根据实际贡献分配奖励科研人员；重奖重大科研项目并配备专职科研助手，让学科带头人腾出精力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推行高级别项目专家论证会，为老师们课题申报提供更专业的指导，提高申报成功率；加大重点平台建设的扶持力度，培育青年科研创新团队……从项目到成果，从个人到团队，学校对科学研究奖励的力度在广东省内高校位居前列。
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给予了老师们更多的自主权和主动权。报销科研经费难，曾是学校教师头疼的问题。为此，学校创新科研经费管理机制，修订了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实施项目负责人制，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10万元以下的支出可由项目负责人“财务一支笔”审批，科研项目经费审签程序大为简化。此外，科研人员出差的交通工具和住宿不受职级影响，节省了不少报销科研项目经费的时间和精力。
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激发了老师们参与选题和申报的热情。目前，已有6个选题列入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选题，有2个项目获批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1个项目获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其中，我校杜承铭教授负责的《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研究》获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19年8月，该项目通过专家鉴定，最终成果列入重大攻关项目成果出版计划，将有助于推进全国依法治国新时代法学教育理念的变革和创新。这是我校第一个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并顺利通过结项的项目，实现我校重大项目立项结项双“第一”。
学校出台的系列科研管理政策，有效地发挥了机制的引领和导向作用，科研成果质量明显提升，实现了多项突破。八年来，共获校外科研项目220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64项、省部级项目568项；获科研经费2.45亿元；公开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508篇。1篇论文入选ESI全球TOP0.1%热点论文，实现学校在ESI被引论文、热点论文零的突破。多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权威期刊上。省部级科研成果奖达42项，实现了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突破。
“学校的科研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转变。老师们科研积极性提高，科研能力增强，学校科研成果稳步提升，科研经费也逐年增加。”科研处处长邓世豹对近年学校科研发展态势非常认可与肯定。
构建科研创新平台，社会服务特色凸显
2019年底，珠三角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标志着我校协同中心也进入了智库建设的“国家队”。至此，我校先后共有三个科研平台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这是我校推进重点科研平台建设，打造为广东地方经济发展重要“智囊团”的举措。
科研发展离不开平台建设，平台建设又促进人才培养。近年来，学校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以协同创新平台、省市级重点研究平台和具有良好基础的校级研究机构建设为抓手，打造新型智库，搭建现代服务业研究大平台，建立完善多层次的校政行企合作与成果转化体系。
一个个特色鲜明、高效运转的科研平台喷涌而出，一项项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层次标志性成果增速产出，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社会服务等工作均得到长足推进。
作为广东和华南地区重要的经、管、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基地，我校历来重视科研与学术。2017年，学校整合各方资源，成立广东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使之成为学术型科研机构的代表。研究院坚持学术为本、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研究领域，发表学术论文被SCI、SSCI收录30多篇（其中JCR一区13篇），获得省部级科研奖项6项，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6项，为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开展咨询服务，多次参加省与国家政策咨询服务。
作为身处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我校不余遗力地抢抓重大发展机遇，提升自身在湾区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近年来，学校协同打造开放型经济创新研究中心、商贸物流与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国民经济研究中心特色新型智库等7个高端新型智库，致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智”高点；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竞争力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资本市场与审计治理研究院等一批省市级科研平台，积极为大湾区建设贡献“广财智慧”。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王先庆说，商贸流通研究院始终紧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际，既有《新冠肺炎疫情对粤港澳大湾区商贸服务业的冲击与对策》这样宏观视角的成果，也有讨论消费券发放与政府促进消费这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研究。“我们主动作为，发挥财经类院校的专业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广财的眼光和战略。”
八年来，我校省市科研平台快速增长。共获得15个省市级科研平台，“珠三角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中心”获批为广东省首批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华南商业智库”获批为首批省级重点智库；“广东省智能商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我校首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增广东省重点研究平台12个、广州市重点研究平台3个。部分平台是应问题、热点、社会需求而生，在学校服务社会中起到良好作用。
八年来，我校各科研平台不断为政府部门和行企业出谋划策。学校共获得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委托决策咨询服务、应用对策研究等横向项目经费9450万元；与国家自然资源部南海局等上百个单位开展合作，与广州市税务局共建税务干部进修学院培训4万多人次，社会服务经费2.85亿；依托共建的广东纳税服务研究中心等21个校政行企一体化平台，在地方法规咨询、商贸流通服务、乡村振兴、旅游产业规划、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等方面提供咨询报告500余份。此外，学校还牵头起草《广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等多项重要地方法规。《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等多份研究咨询报告获省市主要领导批示或政府采纳；67位专家教授被聘为省市行政决策咨询专家、应急管理顾问和省市人大立法顾问、财经顾问等。
培育科研人才，青年科研团队崛起
若说改革是科研建设的基础，平台是科研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人才与团队，便是科研实力提升之根本。在百万年薪广纳贤才的同时，学校实施青年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培育和打造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科研团队，科研团队建设成效初显。
由金融学院黄金波副教授负责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研究团队”，是2016年我校首届青年科研创新研究团队之一。团队组建之初，充分利用学校给予的6万元团队建设经费，制定团队的主要奖励激励机制，鼓励团队成员交流和申报课题。截至目前，团队在B类以上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获得国家级课题4项、省部级课题6项。团队负责人黄金波于2017年入选学校“南岭学者”青年拔尖人才，2018年入选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团队也由培育团队晋级为攀登团队，可以拿到学校30万元的绩效奖励。
近年来，学校像这样的青年科研创新团队不断涌现。依托这些科研团队，我校平台建设实现新提升。“银行业竞争对公司财务的影响研究团队”推动珠三角科技金融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入选CTTI中国智库索引，同时顺利申请首个金融领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地方金融研究院”。该团队组建的“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防控研究团队”立项为广东省创新团队，开启了青年创新团队建设的新篇章。“创新驱动下企业管理及商业模式研究团队”整合了工商管理学院的学术骨干，围绕国家或广东省经济发展中最急需的和现实性强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突出广东本土特色以及实现政校行企间的协同、融合与创新。2019年，团队获得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支持。
“团结高效的科研队伍是攀登科学高峰不可或缺的左臂右膀。” 南岭学者、我校省级创新团队负责人聂普焱教授对自己的科研团队满怀感激。他说，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单个研究人员的影响力与竞争力越来越小，团队作战往往比单打独斗效率要高得多。学校着力构建高端与特色并重的学术团队，以团队建设促进学校科研发展，实为明智之举。
近八年，学校共建设7个省级科研创新团队，28个校级科研创新团队，产出成果丰富，接近于当年学校成果产出的一半。7个团队共聘任2个珠江学者，实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零的突破，在打造较强学术竞争合力和发展潜力方面起到较好示范带头作用。
接下来，学校将加大青年科研创新团队建设力度，让更多团队通过建设成为青年科研创新团队培育对象，让青年老师有事干、愿意干、干后有收获，也使研究团队小型化、稳定化、品牌化，为提升学校科研实力奠定基础。
八载峥嵘岁月，学校在科研体制机制的创新、重点平台的建设、青年团队的培育等方面，于挑战中创新、求索中收获，满载丰收的喜悦迈步走向新征程；八载凝心聚力，学校为老师们营造了更好的科研环境，提供了更高效的服务，激发老师们科研的活力和热情，学校科研发展已然步入快车道。
谈及未来学校的科研工作，新到任的校党委书记郑贤操表示，学校要大胆探索建立与大湾区一流财经大学相匹配的科研体制机制，建立规范、有效的评价和考核机制、竞争和激励机制、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等，把论文写在大湾区这块热土上，不断提升我校的科研实力，促进教研相长。
6月18日，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了关于201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说，2019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总体较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财政运行总体平稳。支出结构不断优化，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财税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效果较好，健全相关规章制度1538项。 胡泽君表示，下一步，审计署将认真督促整改，国务院将在年底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整改情况。 着力促进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实施包括减税降费、增发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一系列政策措施。2019年，我国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4.5%、支出增长6.9%，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7.4%，着力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 “审计结果表明，在财政收支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加强统筹管理，强化政策与预算衔接，注重结构调整和预算绩效。对审计指出的中央决算草案个别事项编报不完整等问题，财政部在编制决算时已作了调整。”胡泽君说。 但胡泽君也表示，审计发现，财政管理的制度机制还不够完善，有些基础性工作不够扎实，资金使用绩效也需进一步提高。在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方面，审计发现，2019年，各部门加强预算执行，注重预算绩效，预算管理情况总体较好，财政拨款预算执行率87.2%。对2019年底部门结转结余资金1271.12亿元，财政部已纳入2020年预算统筹安排。“但一些部门执行财经制度还不够严格，预算执行质量有待提高。”胡泽君表示，这包括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还不够到位、项目支出“花旧补新”或往来账款长期未清理、资产管理仍存在薄弱环节、部门信息系统建设绩效有待提高。 “国家审计以全方位、常态化、渗透式的‘经济体检’，整体推进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能够起到治已病、防未病的重要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华说，以今年为例，审计工作报告中揭示出的财政支出效率不够高、中央部门资产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等方面问题，反映出有关部门和机构履职中存在的具有一定普遍性、代表性问题，通过问题反推原因，能够促使相关政府部门进一步改善管理、优化制度，促进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完善，进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胡泽君建议，加快健全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健全项目支出标准和绩效评价制度，为优化预算编制、改进项目管理、完善支出政策、落实支出责任提供依据，着力减少资源配置中的闲置浪费。 着力推动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等任务落实 在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方面，审计部门全年共抽查1.3万多个单位、9900多个项目，按季度公告了审计结果。胡泽君表示，近期，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重点审计了就业优先、减税降费、清理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账款、科技、乡村振兴、政府投资基金等政策落实情况。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审计署连续两年开展就业相关资金和政策落实审计。“从审计20省就业补助、职业教育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情况看，相关地方坚持就业优先，加强资金统筹优化，为城镇新增就业、就业困难和失业人员再就业提供了有力保障。”胡泽君说。但审计也发现，有的政策执行中存在相关工作对接不到位、具体措施衔接不够、信息不共享等问题，影响政策效果充分发挥。 “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就业作为‘六稳’‘六保’之首，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性影响力，就业优先必须从战略总体要求具体化到政策措施上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认为，应以审计监督促进构建就业优先政策长效机制，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审计署新闻发言人表示，疫情冲击下，保市场主体就是保长期发展能力，稳住了企业才能稳住就业。审计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重点跟进了减税降费、清理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账款、政府投资基金运营等保市场主体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具体来说，分别包括：在减税降费上，“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效果明显，所有行业税负均不同程度下降，涉企收费有效规范，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胡泽君说。在清理拖欠账款上，“有关部门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推动完善台账，建立登记投诉平台，强化清欠约束机制，完成了至2019年底清偿一半以上的目标任务。”胡泽君说。在政府投资基金上，“从审计情况看，政府投资基金的设立和运作，对支持创新创业、中小企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一些基金在设立阶段统筹不够、项目储备不足，难以及时落地形成有效投资。”胡泽君说。 胡泽君建议，加大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尽快建立健全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完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在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等方面的作用。 着力推动三大攻坚战相关任务落实到位 审计中重点检查了三大攻坚战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以保障资金有效使用为抓手，推动三大攻坚战相关任务落实到位。 报告显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18.9%、污染防治支出3906亿元，有效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在扶贫审计方面，2016年以来，审计署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实行审计全覆盖。“从审计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聚焦重点任务，加大扶贫投入，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胡泽君说，至2019年底，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减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尤为亮眼的是，扶贫资金管理逐年规范，审计查出问题金额占抽查资金比例由2016年的25.8%降至1.5%，其中违纪违规问题占比降至0.19%。胡泽君表示，对于扶贫审计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有关部门和地方在脱贫攻坚剩余任务推进中正加快解决。 在污染防治审计方面，围绕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要求，重点关注了污染防治资金分配、项目建设、资金管理等情况。从审计239.3亿元中央财政生态环保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看，有关部门和地方持续加大投入，有力推进了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相关工作。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面，审计重点关注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基层财政运转和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情况。“结果表明，有关方面积极化解存量债务，努力提高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信贷管理和风险管控不断加强，风险总体可控。”胡泽君表示。 着力保障疫情防控款物规范高效使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审计署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组织全国2万多人迅速开展专项审计。 “我们对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进行了专项审计，坚持大数据审计与现场重点核查相结合，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推动整改，全力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胡泽君说。 报告显示，至2020年3月底，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371.86亿元；审计的40家银行共向5995家重点保障企业发放疫情防控专项贷款2314.73亿元；审计的8445个慈善组织和相关部门共接收社会捐赠资金378.24亿元、物资16.65亿件，已分配使用320.65亿元、15.1亿件。 “从审计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及时出台完善相关规章制度，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健全专项贷款投放机制，款物管理、分配和使用总体比较规范，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保障，有效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胡泽君说。 “边审边改、以审促改”在疫情防控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报告显示，对审计发现的资金滞拨、物资积压等问题，有关方面及时整改，加快分配下拨资金76.51亿元、物资9994万余件，建立健全制度1584项。
#洛阳24小时#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我在洛阳修文物！】编者按：13日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洛阳有三项六处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龙门石窟、中国大运河（洛阳境内有回洛仓遗址和含嘉仓遗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洛阳境内有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县汉函谷关遗址）。
在这些文化遗产中，有不少守护者多年如一日，默默保护着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守护者，听听他们和世界文化遗产之间的故事。
△△杨刚亮：保护+修复，让龙门石窟更好地传于后代
9日，一场盼望已久的甘霖降落洛城。在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研究院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杨刚亮一早就来到龙门东山万佛沟。此前，由他负责的“龙门石窟万佛沟区修缮工程——地表防渗排水治理及危岩体加固设计”刚刚完工，这场雨正是检验他的保护成果的最好机会。
看着雨水顺着佛龛上部刚修的排水沟滑落，杨刚亮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万佛沟位于龙门东山南部，依山傍水而建，沟东西走向。万佛沟以北区域的千手观音龛、西方净土变龛、高平郡王洞、看经寺、二莲花洞等洞窟，是此次保护的主要区域。
看经寺是东山最大的洞窟，洞内东、南、北三壁的29尊浮雕为我国现存最精美的唐代罗汉像。可就是这样一个大型洞窟，却饱经渗漏水之苦，而其他一些小型洞窟、石龛中，也存在比较严重的渗水和危岩体问题。
如果石质文物表面被溶蚀1毫米至5毫米，那么其将面目全非。如何让这些饱受不同程度“病痛”之苦的窟龛得到更好保护，是此次万佛沟区修缮工程所涉及的全部工程内容。这其中包括危岩加固、深部及浅层压力灌浆、排水沟及防渗工程等。
工程于2015年立项，2017年做好设计方案，去年8月开始进场施工，直到本月初，一期工程才完工。站在东山万佛沟南侧的石路上，看到正前方万佛沟北部的半山腰上，是一条蜿蜒的排水沟，这是此次保护工程的一个成果，这条后人修建的排水沟，和龙门西山奉先寺上一千多年前古人修的排水沟遥遥相对。
东山万佛沟的保护工程是杨刚亮他们所做的众多保护工程中的一个。除此之外，为了守护龙门石窟，他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保护中心的文物修复室，身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件残损的造像。只见这尊唐代造像面部已经不可辨认，但残缺的上半身仍可见精美的璎珞纹饰。
“到了这里，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清洗。”杨刚亮说。只见他拿出工具，在聚光灯下小心翼翼地清扫造像表面的浮尘。修复室里很安静，专注工作的杨刚亮看起来宛如正在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只是他的“病人”是这些历经千年的石刻造像。整个龙门石窟目前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杨刚亮他们的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
近日，在位于龙门西山南段的皇甫公窟，杨刚亮拿出一只针管，往里面加入一些液体，然后小心翼翼地注入起皮的壁面。这些液体是一些固定剂，可以起到加固、补强的作用。杨刚亮说，相比于渗漏水，风化会让造像或者洞窟表面起皮、剥落，而对于风化的防治是一项世界难题，也是最让保护人员心痛的。
在古阳洞内，这个拥有众多精美佛龛的洞窟内，杨刚亮拿出一把刷子，一边小心翼翼刷去上面的浮尘，一边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这些浮尘，它们会吸收水分和酸性物质，久而久之也会对石刻文物造成损害。
在龙门工作的这些年里，和杨刚亮一样，这里的守护者们对龙门的一窟一造像，一草一木都有很深的感情。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陈建平，曾在龙门进行了30年的保护工作，他说，当他们走到一个石窟前，知道这个石窟被保护过，心里就很踏实。
△△王炬：在考古的世界里，享受与古人对话的惊喜
“我热爱考古，考古就是与古人对话的过程，每次都有惊喜。” 近日，在洛龙区隋唐洛阳城正平坊考古发掘现场，记者见到了王炬。瘦瘦高高的他，看起来安静而斯文，但当谈起考古发掘的那些事，他侃侃而谈，眼中有光。
今年57岁的王炬，从事考古工作已有30多年，现任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主持或参与发掘过回洛仓遗址、隋唐洛阳城里坊区遗址、新安县盐东新石器时代遗址、东周王城遗址宫殿区等重要历史遗迹。
回洛仓是隋代的国家粮仓，全国各地的粮食经隋唐大运河运抵洛阳后会储存在这儿。但是，由于已被废弃近千年，加上历史文献记载不详，长久以来，回洛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个谜。
“2004年，一拖的轮胎厂整体搬迁改造，考古人员对瀍河区小李村进行了钻探，发现了71座古代仓窖。”王炬回忆，根据当时的发掘情况，专家确定这里应该是隋代著名的回洛仓。
2012年，为配合大运河申遗，王炬作为考古领队，带领考古工作者对回洛仓进行了新一轮勘探发掘，逐渐揭开了回洛仓的神秘面纱。
“回洛仓不是一个仓窖，而是一座城，它由道路、管理区、仓窖区等组成，面积非常大。”王炬说，仓城内有仓窖700座左右，以一个内径约10米、深约10米的仓窖为例，其储存的粮食应该在50万斤左右。这样算来，回洛仓储粮的总量能达到3.55亿斤。
世界文化遗产评定标准十分苛刻，对申报点的真实性、完整性、保护程度要求非常高。但是，在发掘初期，回洛仓的城墙、路网布局、漕运的渠道等遗迹迟迟没有找到，不利于遗产点申报。
于是，王炬与同事放弃休息时间，加大力度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经过考古人员对整个仓窖区的普探，最终确定了回洛仓的具体范围在小李村、马坡村以西，呈长方形，310国道横穿而过。
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回落仓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如今，王炬依然喜欢待在考古现场或去乡间地头开展田野调查，他正在参与的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目前，全国只有洛阳较完整的保留有隋唐时期的里坊区，有关里坊的布局形制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来解开这个谜，对隋唐里坊的全面发掘和研究，我们责任重大，也十分自豪。”王炬说。
△△王洪超：从门外汉到“世界遗产保护者”
“这是关城的城墙，从夯土的质量和厚度能看出来，函谷关当年肯定是一个国家级工程。”
“这是马道，是往城墙上运送粮草和物资的通道。”
……
近日，在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王洪超的一番专业解说，让记者和旁边的游客听得津津有味、收获满满。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个毫无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经验的门外汉。
王洪超今年40岁，2010年，在县文物局从事行政工作的王洪超，被调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保护管理所，正式踏上漫漫申遗征程。
当时，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已经被列入丝绸之路捆绑项目申遗预备名单，前期筹备工作已经陆续开展，但发掘进展、周边环境和设施现状与申报世界遗产要求相差较大。王洪超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汉函谷关遗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来验收前达到申报标准。
一开始，王洪超没有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的经验。“当时时间紧任务重，一个活赶一个活，一个活压一个活。”王洪超这样描述当时的工作状态。
尽管如此，世界遗产点申报工作依然不太顺利。
2010年，从北京赶来的专家在现场考察评估后，认为汉函谷关遗址“环境不佳”“时间来不及”，当场表示“建议退出申报”；过了一年，专家再次来到现场考察评估，认为 “申遗材料不扎实、发掘和保护力度不到位，对申遗支撑力度不够”。
眼看形势不妙，王洪超与相关领导专门跑到北京“取经”，了解如何做好申报工作。
2012年5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丝绸之路各个遗产点进行实地考察论证。在之后的研讨会上，有专家对汉函谷关申遗工作前景表示担心，甚至提出重新考虑是否将汉函谷关遗址列入丝路申遗捆绑项目名单。消息传到县里后，王洪超很是沮丧。
“要倾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不遗余力支持汉函谷关申遗工作！”关键时刻，新安县委县政府的表态，让王洪超得到鼓舞，开启了加班加点、全年无休的工作状态。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22处遗址点入选首批申遗点名单，汉函谷关遗址名列其中。
2013年7月底，汉函谷关申遗相关工作基本完成。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汉函谷关遗址进行模拟预演评估验收。通过现场考察，专家认为新安汉函谷关遗址是全国22个入选项目中，申遗难度最大，但工作成效最好的。
两个月后，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日本考古专家山内和也对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进行了现场考察评估，山内和也被保存如此完整的汉代庞大的防御体系深深震撼，现场对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时我们就感觉十拿九稳了。”王洪超说， 2014年6月22日下午，申遗成功的好消息传来，他和工作人员激动地相拥在了一起。
如今，王洪超已经在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工作了近10年。今年以来，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关城东墙保护展示工程开工建设，区域内环境整治工程启动招标………在王洪超看来，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刘嘉仪 文/图）
在这些文化遗产中，有不少守护者多年如一日，默默保护着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守护者，听听他们和世界文化遗产之间的故事。
△△杨刚亮：保护+修复，让龙门石窟更好地传于后代
9日，一场盼望已久的甘霖降落洛城。在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研究院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杨刚亮一早就来到龙门东山万佛沟。此前，由他负责的“龙门石窟万佛沟区修缮工程——地表防渗排水治理及危岩体加固设计”刚刚完工，这场雨正是检验他的保护成果的最好机会。
看着雨水顺着佛龛上部刚修的排水沟滑落，杨刚亮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万佛沟位于龙门东山南部，依山傍水而建，沟东西走向。万佛沟以北区域的千手观音龛、西方净土变龛、高平郡王洞、看经寺、二莲花洞等洞窟，是此次保护的主要区域。
看经寺是东山最大的洞窟，洞内东、南、北三壁的29尊浮雕为我国现存最精美的唐代罗汉像。可就是这样一个大型洞窟，却饱经渗漏水之苦，而其他一些小型洞窟、石龛中，也存在比较严重的渗水和危岩体问题。
如果石质文物表面被溶蚀1毫米至5毫米，那么其将面目全非。如何让这些饱受不同程度“病痛”之苦的窟龛得到更好保护，是此次万佛沟区修缮工程所涉及的全部工程内容。这其中包括危岩加固、深部及浅层压力灌浆、排水沟及防渗工程等。
工程于2015年立项，2017年做好设计方案，去年8月开始进场施工，直到本月初，一期工程才完工。站在东山万佛沟南侧的石路上，看到正前方万佛沟北部的半山腰上，是一条蜿蜒的排水沟，这是此次保护工程的一个成果，这条后人修建的排水沟，和龙门西山奉先寺上一千多年前古人修的排水沟遥遥相对。
东山万佛沟的保护工程是杨刚亮他们所做的众多保护工程中的一个。除此之外，为了守护龙门石窟，他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保护中心的文物修复室，身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件残损的造像。只见这尊唐代造像面部已经不可辨认，但残缺的上半身仍可见精美的璎珞纹饰。
“到了这里，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清洗。”杨刚亮说。只见他拿出工具，在聚光灯下小心翼翼地清扫造像表面的浮尘。修复室里很安静，专注工作的杨刚亮看起来宛如正在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只是他的“病人”是这些历经千年的石刻造像。整个龙门石窟目前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杨刚亮他们的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
近日，在位于龙门西山南段的皇甫公窟，杨刚亮拿出一只针管，往里面加入一些液体，然后小心翼翼地注入起皮的壁面。这些液体是一些固定剂，可以起到加固、补强的作用。杨刚亮说，相比于渗漏水，风化会让造像或者洞窟表面起皮、剥落，而对于风化的防治是一项世界难题，也是最让保护人员心痛的。
在古阳洞内，这个拥有众多精美佛龛的洞窟内，杨刚亮拿出一把刷子，一边小心翼翼刷去上面的浮尘，一边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这些浮尘，它们会吸收水分和酸性物质，久而久之也会对石刻文物造成损害。
在龙门工作的这些年里，和杨刚亮一样，这里的守护者们对龙门的一窟一造像，一草一木都有很深的感情。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陈建平，曾在龙门进行了30年的保护工作，他说，当他们走到一个石窟前，知道这个石窟被保护过，心里就很踏实。
△△王炬：在考古的世界里，享受与古人对话的惊喜
“我热爱考古，考古就是与古人对话的过程，每次都有惊喜。” 近日，在洛龙区隋唐洛阳城正平坊考古发掘现场，记者见到了王炬。瘦瘦高高的他，看起来安静而斯文，但当谈起考古发掘的那些事，他侃侃而谈，眼中有光。
今年57岁的王炬，从事考古工作已有30多年，现任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主持或参与发掘过回洛仓遗址、隋唐洛阳城里坊区遗址、新安县盐东新石器时代遗址、东周王城遗址宫殿区等重要历史遗迹。
回洛仓是隋代的国家粮仓，全国各地的粮食经隋唐大运河运抵洛阳后会储存在这儿。但是，由于已被废弃近千年，加上历史文献记载不详，长久以来，回洛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个谜。
“2004年，一拖的轮胎厂整体搬迁改造，考古人员对瀍河区小李村进行了钻探，发现了71座古代仓窖。”王炬回忆，根据当时的发掘情况，专家确定这里应该是隋代著名的回洛仓。
2012年，为配合大运河申遗，王炬作为考古领队，带领考古工作者对回洛仓进行了新一轮勘探发掘，逐渐揭开了回洛仓的神秘面纱。
“回洛仓不是一个仓窖，而是一座城，它由道路、管理区、仓窖区等组成，面积非常大。”王炬说，仓城内有仓窖700座左右，以一个内径约10米、深约10米的仓窖为例，其储存的粮食应该在50万斤左右。这样算来，回洛仓储粮的总量能达到3.55亿斤。
世界文化遗产评定标准十分苛刻，对申报点的真实性、完整性、保护程度要求非常高。但是，在发掘初期，回洛仓的城墙、路网布局、漕运的渠道等遗迹迟迟没有找到，不利于遗产点申报。
于是，王炬与同事放弃休息时间，加大力度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经过考古人员对整个仓窖区的普探，最终确定了回洛仓的具体范围在小李村、马坡村以西，呈长方形，310国道横穿而过。
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回落仓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如今，王炬依然喜欢待在考古现场或去乡间地头开展田野调查，他正在参与的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目前，全国只有洛阳较完整的保留有隋唐时期的里坊区，有关里坊的布局形制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来解开这个谜，对隋唐里坊的全面发掘和研究，我们责任重大，也十分自豪。”王炬说。
△△王洪超：从门外汉到“世界遗产保护者”
“这是关城的城墙，从夯土的质量和厚度能看出来，函谷关当年肯定是一个国家级工程。”
“这是马道，是往城墙上运送粮草和物资的通道。”
……
近日，在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王洪超的一番专业解说，让记者和旁边的游客听得津津有味、收获满满。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个毫无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经验的门外汉。
王洪超今年40岁，2010年，在县文物局从事行政工作的王洪超，被调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保护管理所，正式踏上漫漫申遗征程。
当时，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已经被列入丝绸之路捆绑项目申遗预备名单，前期筹备工作已经陆续开展，但发掘进展、周边环境和设施现状与申报世界遗产要求相差较大。王洪超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汉函谷关遗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来验收前达到申报标准。
一开始，王洪超没有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的经验。“当时时间紧任务重，一个活赶一个活，一个活压一个活。”王洪超这样描述当时的工作状态。
尽管如此，世界遗产点申报工作依然不太顺利。
2010年，从北京赶来的专家在现场考察评估后，认为汉函谷关遗址“环境不佳”“时间来不及”，当场表示“建议退出申报”；过了一年，专家再次来到现场考察评估，认为 “申遗材料不扎实、发掘和保护力度不到位，对申遗支撑力度不够”。
眼看形势不妙，王洪超与相关领导专门跑到北京“取经”，了解如何做好申报工作。
2012年5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丝绸之路各个遗产点进行实地考察论证。在之后的研讨会上，有专家对汉函谷关申遗工作前景表示担心，甚至提出重新考虑是否将汉函谷关遗址列入丝路申遗捆绑项目名单。消息传到县里后，王洪超很是沮丧。
“要倾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不遗余力支持汉函谷关申遗工作！”关键时刻，新安县委县政府的表态，让王洪超得到鼓舞，开启了加班加点、全年无休的工作状态。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22处遗址点入选首批申遗点名单，汉函谷关遗址名列其中。
2013年7月底，汉函谷关申遗相关工作基本完成。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汉函谷关遗址进行模拟预演评估验收。通过现场考察，专家认为新安汉函谷关遗址是全国22个入选项目中，申遗难度最大，但工作成效最好的。
两个月后，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日本考古专家山内和也对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进行了现场考察评估，山内和也被保存如此完整的汉代庞大的防御体系深深震撼，现场对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时我们就感觉十拿九稳了。”王洪超说， 2014年6月22日下午，申遗成功的好消息传来，他和工作人员激动地相拥在了一起。
如今，王洪超已经在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工作了近10年。今年以来，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关城东墙保护展示工程开工建设，区域内环境整治工程启动招标………在王洪超看来，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刘嘉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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