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带娃，全部免费。”这条消息近日在郑州乃至多个一线城市的家长微信群里迅速发酵】
“官方带娃，全部免费。”这条消息近日在郑州乃至多个一线城市的家长微信群里迅速发酵。
这条消息为什么引起广泛关注？本期观察就带您来看一看。
“官方带娃” 群众所盼
百姓口中的所谓“官方带娃”，实际上说的是中小学课后服务，这是让许多家长纠结的一件事情。“放学了，谁能来接我？”简单的一问，让家长颇费脑筋。
中小学每天一般在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而此时大多数家长还在工作岗位上忙碌着，谁去接孩子就成了一个问题。很多家长也自然想到，三点半后，学校能不能再照看一下学生，跟家长下班时间衔接上。
2017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探索开展“弹性离校”“课后一小时”等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新形式，切实满足群众对教育的期盼。
就在几天前，教育部在部署新学期开学工作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又一次表示，要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时间安排上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要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完善课后服务保障机制。从“全覆盖”这个要求来看，就能体会到教育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的力度有多大。
事实上，郑州关注和解决课后服务问题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从2019年10月8日起，郑州市郑东新区率先“破题”，启动课后延时服务，迈出“官方带娃”第一步，全区69所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启动校内课后延时服务。
基于良好的探索效果，2020年8月，郑州市发布通知在市内各区相继推进。截至2020年12月，经过一年多探索，课后延时服务在郑州市内中小学已实现全覆盖。
“以前放学孩子没地儿去，只能交给课外班。”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学生家长郝营坦言，现在有了课后延时服务，孩子在学校学得好、玩得有意义，家长也不用再赶着提前下班接孩子了。
不单单是郑州，我们梳理发现，自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全国已有29个省份根据本省实际推出了课后服务。
2014年，上海就要求看护服务覆盖所有公办小学，一般可至17时。2017年底，天津市教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开始在全市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
长春启动“蓓蕾计划”在全市城区开展小学课后免费托管服务，济南学校试行弹性离校制度，北京则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发挥高校集聚优势，支持中小学推行课外活动计划。
正所谓，群众有所盼，教育有所应。
公益普惠 各有妙招
我们注意到，“官方带娃”这条消息火热的原因，还有后面这4个字的作用——“全部免费”。对于家长来说，既有人出力解难题，又有人掏钱享免费，何乐而不为！
但对于这项改革，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在具体实施中就没有那么轻松了。
首先是钱的问题。
我们仔细梳理发现，全国多数省份是以政府为主导，坚持公益普惠原则，统筹各项资金，基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服务水平等实际差异，政府、学校、家长三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略有不同。
一大类是政府全部“埋单”。郑州就是其中的典型，2020年8月，郑州市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实行免费制度，各开发区、县（市）区要将课后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经费，对承担课后服务的教职工给予适当的劳务补助。
天津、石家庄等多地也是坚持公益普惠的原则，实行免费制度，由政府兜底。
另一大类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适当收取费用。例如长沙，2019年8月5日，长沙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共同发出通知指出，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根据校内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学校支持、适当收取费用等方式筹措经费，同时根据长沙实际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收费标准最高不超过每生每学期1000元。
同样，江苏南通提出，各县（市、区）通过“以政府补贴为主、服务性收费为辅”的方式筹措经费，各校在核定绩效总量时，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均给予相应保障。
其实，收费的关键，就是缓解财政资金不足的难题。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主任督学李晓丽算了笔账：以每生每学期限价1000元计算，参与学生计8万人，试行两期，如果全部由区财政兜底，费用总计为1.6亿元。
岳麓区的经济虽然处在全省第一方阵，但近几年受城区新建小区数量急剧增加、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等因素影响，区内适龄入学儿童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巨额资金新建数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再加上教育日常运转所需的经费，财政能够用于教育的经费已所剩不多。
学校内部也存在对于收费的困惑。石家庄市一位中学校长认为家庭应该承担部分费用，一方面这一工作放大了学校的责任，另一方面确实增加了教师工作量。
天下不都是“免费的午餐”，对于中小学课后服务来说同样如此。
成本分担 同舟共济
收不收费，收多少，成本比例如何确定，收费标准多少合理，城乡之间如何统筹？要想理清上述问题，正确认识课后服务的性质是关键。
“对于接受政府补贴由中小学提供或组织开展的课后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属性。”在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程斯辉看来，准公共产品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
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浙江省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师金佩庆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学校是开展三点半课后服务的天然承载主体，但三点半课后服务具有‘非义务性’本质”。这个时候政府要发挥主要的引导作用，既不越位也不应缺位，必须加强指导与监管，包括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服务的时间与要求核定服务收费的指导性价格。
看得出来，学校收费合情合理，但必须坚持公益原则。
而对于如何确定责任与成本分担问题，程斯辉提出，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依据，测算课后服务成本，完善政府经费支持方式，确定课后服务家长分担比例和收费标准，对课后服务包含的具体项目及收费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指导，由此建立起公正合理的课后服务成本分担机制。
“究竟是政府保障还是多方分摊，各地要因地制宜。”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提出，实行成本分摊机制的，要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核算课后服务成本，确定家长分摊比例，并尊重家长的自主选择；课后服务要开设各种兴趣班，这需要给学校自主权，不能设置太多的限制。
山东省烟台市教育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纪超说：“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是一项社会公共事务，应该综合施策，构建政府主导、学校实施、多元协同的格局。”
由此看来，课后服务不能靠学校单打独斗。
#建议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必修课##如何保障中小学生睡眠时间#
“官方带娃，全部免费。”这条消息近日在郑州乃至多个一线城市的家长微信群里迅速发酵。
这条消息为什么引起广泛关注？本期观察就带您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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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口中的所谓“官方带娃”，实际上说的是中小学课后服务，这是让许多家长纠结的一件事情。“放学了，谁能来接我？”简单的一问，让家长颇费脑筋。
中小学每天一般在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而此时大多数家长还在工作岗位上忙碌着，谁去接孩子就成了一个问题。很多家长也自然想到，三点半后，学校能不能再照看一下学生，跟家长下班时间衔接上。
2017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探索开展“弹性离校”“课后一小时”等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新形式，切实满足群众对教育的期盼。
就在几天前，教育部在部署新学期开学工作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又一次表示，要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时间安排上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要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完善课后服务保障机制。从“全覆盖”这个要求来看，就能体会到教育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的力度有多大。
事实上，郑州关注和解决课后服务问题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从2019年10月8日起，郑州市郑东新区率先“破题”，启动课后延时服务，迈出“官方带娃”第一步，全区69所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启动校内课后延时服务。
基于良好的探索效果，2020年8月，郑州市发布通知在市内各区相继推进。截至2020年12月，经过一年多探索，课后延时服务在郑州市内中小学已实现全覆盖。
“以前放学孩子没地儿去，只能交给课外班。”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学生家长郝营坦言，现在有了课后延时服务，孩子在学校学得好、玩得有意义，家长也不用再赶着提前下班接孩子了。
不单单是郑州，我们梳理发现，自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全国已有29个省份根据本省实际推出了课后服务。
2014年，上海就要求看护服务覆盖所有公办小学，一般可至17时。2017年底，天津市教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开始在全市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
长春启动“蓓蕾计划”在全市城区开展小学课后免费托管服务，济南学校试行弹性离校制度，北京则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发挥高校集聚优势，支持中小学推行课外活动计划。
正所谓，群众有所盼，教育有所应。
公益普惠 各有妙招
我们注意到，“官方带娃”这条消息火热的原因，还有后面这4个字的作用——“全部免费”。对于家长来说，既有人出力解难题，又有人掏钱享免费，何乐而不为！
但对于这项改革，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在具体实施中就没有那么轻松了。
首先是钱的问题。
我们仔细梳理发现，全国多数省份是以政府为主导，坚持公益普惠原则，统筹各项资金，基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服务水平等实际差异，政府、学校、家长三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略有不同。
一大类是政府全部“埋单”。郑州就是其中的典型，2020年8月，郑州市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实行免费制度，各开发区、县（市）区要将课后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经费，对承担课后服务的教职工给予适当的劳务补助。
天津、石家庄等多地也是坚持公益普惠的原则，实行免费制度，由政府兜底。
另一大类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适当收取费用。例如长沙，2019年8月5日，长沙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共同发出通知指出，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根据校内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学校支持、适当收取费用等方式筹措经费，同时根据长沙实际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收费标准最高不超过每生每学期1000元。
同样，江苏南通提出，各县（市、区）通过“以政府补贴为主、服务性收费为辅”的方式筹措经费，各校在核定绩效总量时，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均给予相应保障。
其实，收费的关键，就是缓解财政资金不足的难题。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主任督学李晓丽算了笔账：以每生每学期限价1000元计算，参与学生计8万人，试行两期，如果全部由区财政兜底，费用总计为1.6亿元。
岳麓区的经济虽然处在全省第一方阵，但近几年受城区新建小区数量急剧增加、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等因素影响，区内适龄入学儿童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巨额资金新建数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再加上教育日常运转所需的经费，财政能够用于教育的经费已所剩不多。
学校内部也存在对于收费的困惑。石家庄市一位中学校长认为家庭应该承担部分费用，一方面这一工作放大了学校的责任，另一方面确实增加了教师工作量。
天下不都是“免费的午餐”，对于中小学课后服务来说同样如此。
成本分担 同舟共济
收不收费，收多少，成本比例如何确定，收费标准多少合理，城乡之间如何统筹？要想理清上述问题，正确认识课后服务的性质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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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浙江省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师金佩庆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学校是开展三点半课后服务的天然承载主体，但三点半课后服务具有‘非义务性’本质”。这个时候政府要发挥主要的引导作用，既不越位也不应缺位，必须加强指导与监管，包括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服务的时间与要求核定服务收费的指导性价格。
看得出来，学校收费合情合理，但必须坚持公益原则。
而对于如何确定责任与成本分担问题，程斯辉提出，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依据，测算课后服务成本，完善政府经费支持方式，确定课后服务家长分担比例和收费标准，对课后服务包含的具体项目及收费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指导，由此建立起公正合理的课后服务成本分担机制。
“究竟是政府保障还是多方分摊，各地要因地制宜。”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提出，实行成本分摊机制的，要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核算课后服务成本，确定家长分摊比例，并尊重家长的自主选择；课后服务要开设各种兴趣班，这需要给学校自主权，不能设置太多的限制。
山东省烟台市教育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纪超说：“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是一项社会公共事务，应该综合施策，构建政府主导、学校实施、多元协同的格局。”
由此看来，课后服务不能靠学校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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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最有钱城市: 三城超10万亿,
杭州成都表现如何[2021]
资金的流动与变化是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变迁的映射。其中，城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又叫“资金总量”，反映了一个城市对资金的吸附能力。
2020年过去了，各大城市的资金总量变化如何？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各大城市资金总量发现，截至2020年末，资金总量前十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南京、苏州和天津。这10个城市，包括了4大直辖市，5个副省级城市以及1个普通地级市。其中，北上深三城超过10万亿，广州、杭州位列四、五位。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城市发布的数据是以万亿元为单位，部分城市以亿元为单位，为方便比较，统一为以亿元为单位。
北上深超10万亿
数据显示，当前北上深三城资金总量均已超过10万亿元。从整体格局来看，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必须要有全国性的要素市场、交易体系，比如证券交易所，以及较大的金融机构总部，包括大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机构等。在这些方面，上海和深圳都拥有证券交易所，北京则是金融监管中心，较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总部十分集中。
其中，北京以18.8万亿元高居榜首。2020年12月末，北京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高1.0个百分点，全年增加16667.3亿元，同比多增2745.0亿元。
作为我国城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上海拥有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上交所等金融机构，总部经济、研发创新等十分突出。
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全市金融市场成交额2274.8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额增长54.4%，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额增长35.8%，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交额增长65.8%，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额增长50.7%。2020年12月末，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5.5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4%。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官网刊文表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直接反映了一个城市对资金的吸附能力。这不仅是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指标，更是衡量这个城市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依据。2020年12月末，深圳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19万亿元，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突破十万亿元的城市，成绩引人瞩目，彰显深圳金融业发展优势与潜力。
在总量突破10万亿的同时，21.4%的增速也位居十大城市第一，比全国平均水平(10.2%)高出11.2个百分点。
深圳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同时又是全国性的金融中心。近年来，随着创业板、科创板的先后推出，当地这些高新企业就地加速资产证券化，很多企业一旦上市，发展特别快，资金沉淀在再投资领域滚动很快。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深圳的高新产业市场空间比较大，扩张比较快。包括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的市场扩张都很快。另一方面，深圳不仅有深交所，还有一大堆PE、VC等机构，平台很多，培育上市公司很容易，上市后变现很快，资本运作的过程使得产业呈现几何级数放大，财富增长很快。这些财富又投入到社会经济的很多方面，无论是实业、还是房地产，还是进一步的资本运作，使得深圳成为全国非常重要的金融平台。
资金的集聚也增加了房价上涨的压力，房价上涨又进一步吸引资金集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二手房市场中，深圳涨幅最高，疫情一年来涨幅高达14.1%，在各大城市中遥遥领先。根据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数据，2021年1月深圳的平均单价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90049元，是北京的1.35倍、上海的1.45倍、广州的2.2倍。
2020年12月本外币存款余额前十城市
资金向东南沿海集聚
深圳之后，广州以6.78万亿元位居第四。2020年广州资金快速增长，增速达到了14.7%。
资金增速较快与广州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有关。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广州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方面的布局比较早。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广州新兴产业增长后劲不断显现，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等发展势头都比较好。
四个一线城市之外，新一线城市杭州的资金总量达到5.4万亿元，位居第五。为何杭州的资金总量远高于重庆、成都、苏州等经济总量靠前的城市？一方面，杭州所在的浙江是第四经济大省，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仅次于京沪两大直辖市。作为强省会城市，杭州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金不仅来于自身，也来自浙江全省。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快了人口与资金的集聚。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近年来杭州数字经济、新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受疫情影响小，而且疫情之后新经济表现更加突出，因此杭州的发展后劲很足。
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4290亿元，增长13.3%，高于GDP增速9.4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26.6%，较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在成都，截至2020年底，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4万亿元，在19个主要城市中排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之后，位列第6。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4.1万亿元，在19个主要城市中排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广州、重庆之后，位列第7。
今年资金总量十强城市中，前八名均超过了4万亿元，第十名天津也达到了3.4万亿元。另外，位列第九的苏州是十个城市中唯一的普通地级市，被誉为“最牛地级市”。苏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170.5亿元，成为第六个GDP突破2万亿大关的城市，全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03亿元，比上年增长3.7%，首次进入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
从增速来看，十个城市中，有九个城市本外币存款余额增速已经揭晓，此外成都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速也达到了9.5%，由于外币总体占比较低，因此这个增速也可以作为参考。
总体上看，资金总量前十的城市中，增速前五的城市分别是深圳、杭州、上海、广州和南京，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也大体反应了疫情之后资金以及人口流动的趋势。体现在楼市方面，今年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广东等地不仅销售额大，而且销售面积增速和销售金额增速也都比较高，整体楼市较为火热。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高新产业、新兴产业对区域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近年来新兴产业发展十分突出，人口流入较快。这些产业需要中高端人才，他们收入较高，而且以年轻人为主，集聚的资金也更强。
彭澎分析，这些城市的疫情控制比较好，产业结构比较高科技化，有一定的市场先导性，疫情之后这些地方房价反弹也比较明显。#V光计划##洞见计划##唐戈的肥唐说[超话]# https://t.cn/A6tcSQ1J
杭州成都表现如何[2021]
资金的流动与变化是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变迁的映射。其中，城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又叫“资金总量”，反映了一个城市对资金的吸附能力。
2020年过去了，各大城市的资金总量变化如何？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各大城市资金总量发现，截至2020年末，资金总量前十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南京、苏州和天津。这10个城市，包括了4大直辖市，5个副省级城市以及1个普通地级市。其中，北上深三城超过10万亿，广州、杭州位列四、五位。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城市发布的数据是以万亿元为单位，部分城市以亿元为单位，为方便比较，统一为以亿元为单位。
北上深超10万亿
数据显示，当前北上深三城资金总量均已超过10万亿元。从整体格局来看，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必须要有全国性的要素市场、交易体系，比如证券交易所，以及较大的金融机构总部，包括大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机构等。在这些方面，上海和深圳都拥有证券交易所，北京则是金融监管中心，较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总部十分集中。
其中，北京以18.8万亿元高居榜首。2020年12月末，北京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高1.0个百分点，全年增加16667.3亿元，同比多增2745.0亿元。
作为我国城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上海拥有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上交所等金融机构，总部经济、研发创新等十分突出。
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全市金融市场成交额2274.8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额增长54.4%，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额增长35.8%，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交额增长65.8%，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额增长50.7%。2020年12月末，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5.5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4%。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官网刊文表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直接反映了一个城市对资金的吸附能力。这不仅是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指标，更是衡量这个城市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依据。2020年12月末，深圳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19万亿元，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突破十万亿元的城市，成绩引人瞩目，彰显深圳金融业发展优势与潜力。
在总量突破10万亿的同时，21.4%的增速也位居十大城市第一，比全国平均水平(10.2%)高出11.2个百分点。
深圳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同时又是全国性的金融中心。近年来，随着创业板、科创板的先后推出，当地这些高新企业就地加速资产证券化，很多企业一旦上市，发展特别快，资金沉淀在再投资领域滚动很快。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深圳的高新产业市场空间比较大，扩张比较快。包括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的市场扩张都很快。另一方面，深圳不仅有深交所，还有一大堆PE、VC等机构，平台很多，培育上市公司很容易，上市后变现很快，资本运作的过程使得产业呈现几何级数放大，财富增长很快。这些财富又投入到社会经济的很多方面，无论是实业、还是房地产，还是进一步的资本运作，使得深圳成为全国非常重要的金融平台。
资金的集聚也增加了房价上涨的压力，房价上涨又进一步吸引资金集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二手房市场中，深圳涨幅最高，疫情一年来涨幅高达14.1%，在各大城市中遥遥领先。根据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数据，2021年1月深圳的平均单价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90049元，是北京的1.35倍、上海的1.45倍、广州的2.2倍。
2020年12月本外币存款余额前十城市
资金向东南沿海集聚
深圳之后，广州以6.78万亿元位居第四。2020年广州资金快速增长，增速达到了14.7%。
资金增速较快与广州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有关。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广州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方面的布局比较早。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广州新兴产业增长后劲不断显现，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等发展势头都比较好。
四个一线城市之外，新一线城市杭州的资金总量达到5.4万亿元，位居第五。为何杭州的资金总量远高于重庆、成都、苏州等经济总量靠前的城市？一方面，杭州所在的浙江是第四经济大省，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仅次于京沪两大直辖市。作为强省会城市，杭州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金不仅来于自身，也来自浙江全省。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快了人口与资金的集聚。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近年来杭州数字经济、新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受疫情影响小，而且疫情之后新经济表现更加突出，因此杭州的发展后劲很足。
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4290亿元，增长13.3%，高于GDP增速9.4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26.6%，较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在成都，截至2020年底，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4万亿元，在19个主要城市中排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之后，位列第6。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4.1万亿元，在19个主要城市中排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广州、重庆之后，位列第7。
今年资金总量十强城市中，前八名均超过了4万亿元，第十名天津也达到了3.4万亿元。另外，位列第九的苏州是十个城市中唯一的普通地级市，被誉为“最牛地级市”。苏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170.5亿元，成为第六个GDP突破2万亿大关的城市，全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03亿元，比上年增长3.7%，首次进入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
从增速来看，十个城市中，有九个城市本外币存款余额增速已经揭晓，此外成都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速也达到了9.5%，由于外币总体占比较低，因此这个增速也可以作为参考。
总体上看，资金总量前十的城市中，增速前五的城市分别是深圳、杭州、上海、广州和南京，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也大体反应了疫情之后资金以及人口流动的趋势。体现在楼市方面，今年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广东等地不仅销售额大，而且销售面积增速和销售金额增速也都比较高，整体楼市较为火热。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高新产业、新兴产业对区域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近年来新兴产业发展十分突出，人口流入较快。这些产业需要中高端人才，他们收入较高，而且以年轻人为主，集聚的资金也更强。
彭澎分析，这些城市的疫情控制比较好，产业结构比较高科技化，有一定的市场先导性，疫情之后这些地方房价反弹也比较明显。#V光计划##洞见计划##唐戈的肥唐说[超话]# https://t.cn/A6tcSQ1J
十大最有钱城市: 三城超10万亿,
杭州成都表现如何[2021]
资金的流动与变化是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变迁的映射。其中，城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又叫“资金总量”，反映了一个城市对资金的吸附能力。
2020年过去了，各大城市的资金总量变化如何？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各大城市资金总量发现，截至2020年末，资金总量前十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南京、苏州和天津。这10个城市，包括了4大直辖市，5个副省级城市以及1个普通地级市。其中，北上深三城超过10万亿，广州、杭州位列四、五位。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城市发布的数据是以万亿元为单位，部分城市以亿元为单位，为方便比较，统一为以亿元为单位。
北上深超10万亿
数据显示，当前北上深三城资金总量均已超过10万亿元。从整体格局来看，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必须要有全国性的要素市场、交易体系，比如证券交易所，以及较大的金融机构总部，包括大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机构等。在这些方面，上海和深圳都拥有证券交易所，北京则是金融监管中心，较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总部十分集中。
其中，北京以18.8万亿元高居榜首。2020年12月末，北京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高1.0个百分点，全年增加16667.3亿元，同比多增2745.0亿元。
作为我国城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上海拥有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上交所等金融机构，总部经济、研发创新等十分突出。
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全市金融市场成交额2274.8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额增长54.4%，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额增长35.8%，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交额增长65.8%，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额增长50.7%。2020年12月末，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5.5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4%。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官网刊文表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直接反映了一个城市对资金的吸附能力。这不仅是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指标，更是衡量这个城市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依据。2020年12月末，深圳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19万亿元，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突破十万亿元的城市，成绩引人瞩目，彰显深圳金融业发展优势与潜力。
在总量突破10万亿的同时，21.4%的增速也位居十大城市第一，比全国平均水平(10.2%)高出11.2个百分点。
深圳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同时又是全国性的金融中心。近年来，随着创业板、科创板的先后推出，当地这些高新企业就地加速资产证券化，很多企业一旦上市，发展特别快，资金沉淀在再投资领域滚动很快。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深圳的高新产业市场空间比较大，扩张比较快。包括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的市场扩张都很快。另一方面，深圳不仅有深交所，还有一大堆PE、VC等机构，平台很多，培育上市公司很容易，上市后变现很快，资本运作的过程使得产业呈现几何级数放大，财富增长很快。这些财富又投入到社会经济的很多方面，无论是实业、还是房地产，还是进一步的资本运作，使得深圳成为全国非常重要的金融平台。
资金的集聚也增加了房价上涨的压力，房价上涨又进一步吸引资金集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二手房市场中，深圳涨幅最高，疫情一年来涨幅高达14.1%，在各大城市中遥遥领先。根据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数据，2021年1月深圳的平均单价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90049元，是北京的1.35倍、上海的1.45倍、广州的2.2倍。
2020年12月本外币存款余额前十城市
资金向东南沿海集聚
深圳之后，广州以6.78万亿元位居第四。2020年广州资金快速增长，增速达到了14.7%。
资金增速较快与广州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有关。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广州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方面的布局比较早。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广州新兴产业增长后劲不断显现，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等发展势头都比较好。
四个一线城市之外，新一线城市杭州的资金总量达到5.4万亿元，位居第五。为何杭州的资金总量远高于重庆、成都、苏州等经济总量靠前的城市？一方面，杭州所在的浙江是第四经济大省，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仅次于京沪两大直辖市。作为强省会城市，杭州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金不仅来于自身，也来自浙江全省。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快了人口与资金的集聚。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近年来杭州数字经济、新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受疫情影响小，而且疫情之后新经济表现更加突出，因此杭州的发展后劲很足。
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4290亿元，增长13.3%，高于GDP增速9.4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26.6%，较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在成都，截至2020年底，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4万亿元，在19个主要城市中排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之后，位列第6。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4.1万亿元，在19个主要城市中排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广州、重庆之后，位列第7。
今年资金总量十强城市中，前八名均超过了4万亿元，第十名天津也达到了3.4万亿元。另外，位列第九的苏州是十个城市中唯一的普通地级市，被誉为“最牛地级市”。苏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170.5亿元，成为第六个GDP突破2万亿大关的城市，全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03亿元，比上年增长3.7%，首次进入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
从增速来看，十个城市中，有九个城市本外币存款余额增速已经揭晓，此外成都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速也达到了9.5%，由于外币总体占比较低，因此这个增速也可以作为参考。
总体上看，资金总量前十的城市中，增速前五的城市分别是深圳、杭州、上海、广州和南京，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也大体反应了疫情之后资金以及人口流动的趋势。体现在楼市方面，今年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广东等地不仅销售额大，而且销售面积增速和销售金额增速也都比较高，整体楼市较为火热。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高新产业、新兴产业对区域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近年来新兴产业发展十分突出，人口流入较快。这些产业需要中高端人才，他们收入较高，而且以年轻人为主，集聚的资金也更强。
彭澎分析，这些城市的疫情控制比较好，产业结构比较高科技化，有一定的市场先导性，疫情之后这些地方房价反弹也比较明显。#V光计划##洞见计划##唐戈的肥唐说[超话]# https://t.cn/A6ttfJ4d
杭州成都表现如何[2021]
资金的流动与变化是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变迁的映射。其中，城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又叫“资金总量”，反映了一个城市对资金的吸附能力。
2020年过去了，各大城市的资金总量变化如何？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各大城市资金总量发现，截至2020年末，资金总量前十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南京、苏州和天津。这10个城市，包括了4大直辖市，5个副省级城市以及1个普通地级市。其中，北上深三城超过10万亿，广州、杭州位列四、五位。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城市发布的数据是以万亿元为单位，部分城市以亿元为单位，为方便比较，统一为以亿元为单位。
北上深超10万亿
数据显示，当前北上深三城资金总量均已超过10万亿元。从整体格局来看，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必须要有全国性的要素市场、交易体系，比如证券交易所，以及较大的金融机构总部，包括大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机构等。在这些方面，上海和深圳都拥有证券交易所，北京则是金融监管中心，较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总部十分集中。
其中，北京以18.8万亿元高居榜首。2020年12月末，北京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高1.0个百分点，全年增加16667.3亿元，同比多增2745.0亿元。
作为我国城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上海拥有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上交所等金融机构，总部经济、研发创新等十分突出。
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全市金融市场成交额2274.8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额增长54.4%，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额增长35.8%，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交额增长65.8%，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额增长50.7%。2020年12月末，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5.5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4%。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官网刊文表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直接反映了一个城市对资金的吸附能力。这不仅是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指标，更是衡量这个城市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依据。2020年12月末，深圳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19万亿元，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突破十万亿元的城市，成绩引人瞩目，彰显深圳金融业发展优势与潜力。
在总量突破10万亿的同时，21.4%的增速也位居十大城市第一，比全国平均水平(10.2%)高出11.2个百分点。
深圳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同时又是全国性的金融中心。近年来，随着创业板、科创板的先后推出，当地这些高新企业就地加速资产证券化，很多企业一旦上市，发展特别快，资金沉淀在再投资领域滚动很快。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深圳的高新产业市场空间比较大，扩张比较快。包括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的市场扩张都很快。另一方面，深圳不仅有深交所，还有一大堆PE、VC等机构，平台很多，培育上市公司很容易，上市后变现很快，资本运作的过程使得产业呈现几何级数放大，财富增长很快。这些财富又投入到社会经济的很多方面，无论是实业、还是房地产，还是进一步的资本运作，使得深圳成为全国非常重要的金融平台。
资金的集聚也增加了房价上涨的压力，房价上涨又进一步吸引资金集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二手房市场中，深圳涨幅最高，疫情一年来涨幅高达14.1%，在各大城市中遥遥领先。根据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数据，2021年1月深圳的平均单价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90049元，是北京的1.35倍、上海的1.45倍、广州的2.2倍。
2020年12月本外币存款余额前十城市
资金向东南沿海集聚
深圳之后，广州以6.78万亿元位居第四。2020年广州资金快速增长，增速达到了14.7%。
资金增速较快与广州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有关。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广州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方面的布局比较早。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广州新兴产业增长后劲不断显现，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等发展势头都比较好。
四个一线城市之外，新一线城市杭州的资金总量达到5.4万亿元，位居第五。为何杭州的资金总量远高于重庆、成都、苏州等经济总量靠前的城市？一方面，杭州所在的浙江是第四经济大省，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仅次于京沪两大直辖市。作为强省会城市，杭州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金不仅来于自身，也来自浙江全省。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快了人口与资金的集聚。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近年来杭州数字经济、新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受疫情影响小，而且疫情之后新经济表现更加突出，因此杭州的发展后劲很足。
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4290亿元，增长13.3%，高于GDP增速9.4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26.6%，较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在成都，截至2020年底，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4万亿元，在19个主要城市中排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之后，位列第6。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4.1万亿元，在19个主要城市中排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广州、重庆之后，位列第7。
今年资金总量十强城市中，前八名均超过了4万亿元，第十名天津也达到了3.4万亿元。另外，位列第九的苏州是十个城市中唯一的普通地级市，被誉为“最牛地级市”。苏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170.5亿元，成为第六个GDP突破2万亿大关的城市，全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03亿元，比上年增长3.7%，首次进入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
从增速来看，十个城市中，有九个城市本外币存款余额增速已经揭晓，此外成都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速也达到了9.5%，由于外币总体占比较低，因此这个增速也可以作为参考。
总体上看，资金总量前十的城市中，增速前五的城市分别是深圳、杭州、上海、广州和南京，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也大体反应了疫情之后资金以及人口流动的趋势。体现在楼市方面，今年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广东等地不仅销售额大，而且销售面积增速和销售金额增速也都比较高，整体楼市较为火热。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高新产业、新兴产业对区域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近年来新兴产业发展十分突出，人口流入较快。这些产业需要中高端人才，他们收入较高，而且以年轻人为主，集聚的资金也更强。
彭澎分析，这些城市的疫情控制比较好，产业结构比较高科技化，有一定的市场先导性，疫情之后这些地方房价反弹也比较明显。#V光计划##洞见计划##唐戈的肥唐说[超话]# https://t.cn/A6ttfJ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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