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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是不是“道”呢?显然不是。这就是：“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这句经文的意思。
这个经文要学透，它翻过来翻过去全是通的，并不是说这个就不是那个，这是佛的文字般若。
为什么让你看原经不要看乱七八糟的注解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经文啊，翻过来翻过去，可以前文解后文后文解前文。(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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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最适合感受的方法不是读文字，而是安排一个完整的时间，我们为大家献上了来自现场的原汁原味的录音。
虽然这个录音不能够反映现场的全部情况，但是也比文字强很多，值得每个人抽出完整的时间，听一听我们录音中的对话。
在这个对话当中，我想帮助我们的女性读者，通过这个故事领悟三个关键词。#泰国情降合和法事##带着边框一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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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文化集大成者
1773年3月，在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开始编修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它是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九年完成初稿的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共计收书3503种、79337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
这是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的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这里找到源头。
那么，当时清朝为什么要编《四库全书》呢？
一、对明朝《永乐大典》进行辑佚的需要。
什么是辑佚呢？就是对其他存世文献中引用过，但已经失传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的工作。
1772年，也就是《四库全书》开始编修的前一年，安徽学政（清代地方文化教育长官）朱筠提出成书于明代的《永乐大典》存在很多需要辑佚的文献记载。
这个建议直接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于是，皇帝的诏令即刻下达，命令将所有辑佚的书籍和如今“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集成《四库全书》。
所谓“四库”是从初唐时期开始历代官方藏书的分类方法，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因为《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了古代所有的图书，所以称为全书。
二、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
乾嘉学派是清朝前期的一种主流学风，以考据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而著称。由于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命名“乾嘉之学”。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就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运动领袖之一的大儒顾炎武。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启了清初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
作为清代汉学的重要支流，乾嘉学派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渊源流变。
在乾嘉学派朴实考据学风的影响下，乾隆朝的学者们阅读大量藏书，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所以，《四库全书》正是对这些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和评价。
三、乾隆帝想要建立修书之功。
古人有云，伟人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立德”和“立功”方面，乾隆皇帝自有两次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整个新疆、稳定西藏的功绩，以及迎回土尔扈特部、实现中华民族融合高潮的“大德”。
而在“立言”方面，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自然不肯放过。《四库全书》正是他的“立言”之功，虽然不是著作传世，但就像秦始皇的“书同文”一样，对于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作用不可估量。
于是，在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这样的盛世荣光自然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和体现，加上乾隆的父辈们顺、康、雍三代都有修书的功绩，尤其是祖父康熙帝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盛名在外。所以乾隆帝想要超越父辈，留下“文治”美名的私意成为《四库全书》很快进入编纂工作的内驱力。
那么，《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又经历了哪几步呢？
第一，征集图书。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开始征书工作，截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多。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流通的图书、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来的珍本、善本等。“珍本”就是比较少见或非常珍贵的书籍资料。“善本”原来指刻印精美的古籍，后来含义变广，包括刻印时间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顺利进行。据统计，最终征集图书13501种。
为了表彰和鼓励这些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词、记名等奖励办法，例如乾隆曾亲自赐给献书最多的江浙四位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每人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筛选、整理图书。
通过政府收藏、私人进献、各省采进等方式征集来的大量图书需要按照不同分类进行整理。
首先是符合抄录条件的列入“着录”。而那些不合格的著作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至于“抵触本朝”的图书一律“禁毁”。
在最终收录的3461种图书中，“存目”书要比“着录”书多出两倍多。多是因为书中有批评清王朝统治的“悖谬之言”，或者违反礼教的“离经叛道”著作。
如明代焦竑所辑《献徵录》、谈迁《枣林杂俎》、袁宏道《袁中郎集》、王世贞《弇州史料》、毛霦《平叛记》等等，都因为内容涉及明清之际的史事，不能为清王朝所容，而被摒入存目。
第三，抄写底本。
列入着录的书籍经过整理、校勘和考证后，需要重新抄写存入。而担任抄写工作的人员由最初的保举，改为应征，最后由乡试落第的生徒中挑选。最终选拔了3826人担任此工作。
为了保证抄写的进度，还规定了每人每天抄写的定额为1000字，五年期满后，抄写200万字的列为一等。然后按照等级还可以授予不同官职。如果发现字体不工整的，也会有处罚，罚多写1万字。
就这样，《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抄写，至少可抄60多万字。
第四，校订过程。
校订工作是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四库全书馆还制定了《功过处罚条例》，但凡错一字，记过一次，能查出原本错误改正的，每处记功一次。
一本书经过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由总裁抽阅，才能装潢、进呈皇帝。
为了《四库全书》的美观和便于识别，采取分色装帧。四部颜色按照四季确定，经部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浅蓝色，集部用灰黑色。而《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的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四库全书》成书后的命运如何，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存放《四库全书》，乾隆帝效仿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特点，在南北方共建立了七阁，每阁存放一部《四库全书》。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饱经沧桑。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那部被焚毁。1861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宗阁、文汇阁所存完整本《四库全书》被毁。而文渊阁抄本后来辗转上海、南京，最终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饱经战乱之后，多份抄本被毁，至今仅存世4套，其中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避暑山庄文津阁本，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销毁了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大量书籍。据统计，被列入禁书的总数达15万册，销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收录的书籍一样多。另外，对于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进行了或删或改。这也是鲁迅批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原因。
不过，作为中国最丰富、最完备的典籍集成，《四库全书》的编修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保存了历代大量文献，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永乐大典》里的385种佚书，还在古籍整理方法、目录学等方面给后来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
所以，无论从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学术上的体例开发来看，《四库全书》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
1773年3月，在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开始编修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它是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九年完成初稿的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共计收书3503种、79337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
这是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的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这里找到源头。
那么，当时清朝为什么要编《四库全书》呢？
一、对明朝《永乐大典》进行辑佚的需要。
什么是辑佚呢？就是对其他存世文献中引用过，但已经失传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的工作。
1772年，也就是《四库全书》开始编修的前一年，安徽学政（清代地方文化教育长官）朱筠提出成书于明代的《永乐大典》存在很多需要辑佚的文献记载。
这个建议直接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于是，皇帝的诏令即刻下达，命令将所有辑佚的书籍和如今“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集成《四库全书》。
所谓“四库”是从初唐时期开始历代官方藏书的分类方法，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因为《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了古代所有的图书，所以称为全书。
二、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
乾嘉学派是清朝前期的一种主流学风，以考据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而著称。由于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命名“乾嘉之学”。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就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运动领袖之一的大儒顾炎武。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启了清初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
作为清代汉学的重要支流，乾嘉学派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渊源流变。
在乾嘉学派朴实考据学风的影响下，乾隆朝的学者们阅读大量藏书，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所以，《四库全书》正是对这些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和评价。
三、乾隆帝想要建立修书之功。
古人有云，伟人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立德”和“立功”方面，乾隆皇帝自有两次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整个新疆、稳定西藏的功绩，以及迎回土尔扈特部、实现中华民族融合高潮的“大德”。
而在“立言”方面，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自然不肯放过。《四库全书》正是他的“立言”之功，虽然不是著作传世，但就像秦始皇的“书同文”一样，对于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作用不可估量。
于是，在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这样的盛世荣光自然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和体现，加上乾隆的父辈们顺、康、雍三代都有修书的功绩，尤其是祖父康熙帝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盛名在外。所以乾隆帝想要超越父辈，留下“文治”美名的私意成为《四库全书》很快进入编纂工作的内驱力。
那么，《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又经历了哪几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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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开始征书工作，截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多。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流通的图书、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来的珍本、善本等。“珍本”就是比较少见或非常珍贵的书籍资料。“善本”原来指刻印精美的古籍，后来含义变广，包括刻印时间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顺利进行。据统计，最终征集图书1350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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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符合抄录条件的列入“着录”。而那些不合格的著作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至于“抵触本朝”的图书一律“禁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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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代焦竑所辑《献徵录》、谈迁《枣林杂俎》、袁宏道《袁中郎集》、王世贞《弇州史料》、毛霦《平叛记》等等，都因为内容涉及明清之际的史事，不能为清王朝所容，而被摒入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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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存放《四库全书》，乾隆帝效仿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特点，在南北方共建立了七阁，每阁存放一部《四库全书》。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饱经沧桑。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那部被焚毁。1861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宗阁、文汇阁所存完整本《四库全书》被毁。而文渊阁抄本后来辗转上海、南京，最终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饱经战乱之后，多份抄本被毁，至今仅存世4套，其中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避暑山庄文津阁本，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销毁了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大量书籍。据统计，被列入禁书的总数达15万册，销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收录的书籍一样多。另外，对于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进行了或删或改。这也是鲁迅批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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