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回应对新冠联合溯源研究的质疑#】3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彭博社提问，《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有20多位签名者表示，现有调查组不够独立，其中有很多是中国公民，他们的科学独立性受到限制，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首先我要纠正你，中国和世卫组织开展的是联合溯源研究，不是调查。这一联合研究是全球溯源研究的一部分。2月9日，联合专家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了溯源合作成果。如有的国家和媒体未能准确了解情况，建议他们再收听收看发布会的内容。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的名单完全由世卫方面提出，来自10多个国家以及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既有科学独立性，也有广泛代表性。
第二，中国政府为这次联合溯源作了大量行政、技术、后勤保障和支持工作。为支持此次联合溯源研究，中方应世卫方面和国际专家组要求，组织了中国相关领域顶级专家参与溯源工作，并动员大量技术人员为联合专家组搜集数据和资料提供必要支撑。专家实地参访需求由专家组自主提出，访谈对象和访谈内容由专家组现场自主确定，报告由专家组自行起草。
第三，此次溯源合作是中外方联合专家组基于科学研究和事实依据开展的一项科学任务，双方专家进行了充分坦诚交流，其结论反应了双方专家共识，是客观、科学和权威的。一些人罔顾科学事实，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对专家组科学结论进行肆意曲解，鼓吹对特定国家进行“有罪推定”式的调查，这种行为不利于抗疫国际合作。你所谓的“科学家的公开信”，究竟是秉持科学、专业态度为溯源研究建言献策，还是搞“有罪推定”和政治化，他们心知肚明。
第四，疫情和病毒在2019年下半年多点多地出现的报道越来越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类似考察也愈发显得紧迫和必要。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也像中方一样，采取科学合作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中方将继续本着开放、透明态度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溯源合作，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更好应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中国贡献。（@人民日报 ）
汪文斌：首先我要纠正你，中国和世卫组织开展的是联合溯源研究，不是调查。这一联合研究是全球溯源研究的一部分。2月9日，联合专家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了溯源合作成果。如有的国家和媒体未能准确了解情况，建议他们再收听收看发布会的内容。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的名单完全由世卫方面提出，来自10多个国家以及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既有科学独立性，也有广泛代表性。
第二，中国政府为这次联合溯源作了大量行政、技术、后勤保障和支持工作。为支持此次联合溯源研究，中方应世卫方面和国际专家组要求，组织了中国相关领域顶级专家参与溯源工作，并动员大量技术人员为联合专家组搜集数据和资料提供必要支撑。专家实地参访需求由专家组自主提出，访谈对象和访谈内容由专家组现场自主确定，报告由专家组自行起草。
第三，此次溯源合作是中外方联合专家组基于科学研究和事实依据开展的一项科学任务，双方专家进行了充分坦诚交流，其结论反应了双方专家共识，是客观、科学和权威的。一些人罔顾科学事实，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对专家组科学结论进行肆意曲解，鼓吹对特定国家进行“有罪推定”式的调查，这种行为不利于抗疫国际合作。你所谓的“科学家的公开信”，究竟是秉持科学、专业态度为溯源研究建言献策，还是搞“有罪推定”和政治化，他们心知肚明。
第四，疫情和病毒在2019年下半年多点多地出现的报道越来越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类似考察也愈发显得紧迫和必要。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也像中方一样，采取科学合作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中方将继续本着开放、透明态度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溯源合作，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更好应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中国贡献。（@人民日报 ）
【#外交部回应对新冠联合溯源研究的质疑#】3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彭博社提问，《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有20多位签名者表示，现有调查组不够独立，其中有很多是中国公民，他们的科学独立性受到限制，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首先我要纠正你，中国和世卫组织开展的是联合溯源研究，不是调查。这一联合研究是全球溯源研究的一部分。2月9日，联合专家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了溯源合作成果。如有的国家和媒体未能准确了解情况，建议他们再收听收看发布会的内容。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的名单完全由世卫方面提出，来自10多个国家以及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既有科学独立性，也有广泛代表性。
第二，中国政府为这次联合溯源作了大量行政、技术、后勤保障和支持工作。为支持此次联合溯源研究，中方应世卫方面和国际专家组要求，组织了中国相关领域顶级专家参与溯源工作，并动员大量技术人员为联合专家组搜集数据和资料提供必要支撑。专家实地参访需求由专家组自主提出，访谈对象和访谈内容由专家组现场自主确定，报告由专家组自行起草。
第三，此次溯源合作是中外方联合专家组基于科学研究和事实依据开展的一项科学任务，双方专家进行了充分坦诚交流，其结论反应了双方专家共识，是客观、科学和权威的。一些人罔顾科学事实，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对专家组科学结论进行肆意曲解，鼓吹对特定国家进行“有罪推定”式的调查，这种行为不利于抗疫国际合作。你所谓的“科学家的公开信”，究竟是秉持科学、专业态度为溯源研究建言献策，还是搞“有罪推定”和政治化，他们心知肚明。
第四，疫情和病毒在2019年下半年多点多地出现的报道越来越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类似考察也愈发显得紧迫和必要。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也像中方一样，采取科学合作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中方将继续本着开放、透明态度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溯源合作，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更好应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中国贡献。by人民日报
汪文斌：首先我要纠正你，中国和世卫组织开展的是联合溯源研究，不是调查。这一联合研究是全球溯源研究的一部分。2月9日，联合专家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了溯源合作成果。如有的国家和媒体未能准确了解情况，建议他们再收听收看发布会的内容。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的名单完全由世卫方面提出，来自10多个国家以及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既有科学独立性，也有广泛代表性。
第二，中国政府为这次联合溯源作了大量行政、技术、后勤保障和支持工作。为支持此次联合溯源研究，中方应世卫方面和国际专家组要求，组织了中国相关领域顶级专家参与溯源工作，并动员大量技术人员为联合专家组搜集数据和资料提供必要支撑。专家实地参访需求由专家组自主提出，访谈对象和访谈内容由专家组现场自主确定，报告由专家组自行起草。
第三，此次溯源合作是中外方联合专家组基于科学研究和事实依据开展的一项科学任务，双方专家进行了充分坦诚交流，其结论反应了双方专家共识，是客观、科学和权威的。一些人罔顾科学事实，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对专家组科学结论进行肆意曲解，鼓吹对特定国家进行“有罪推定”式的调查，这种行为不利于抗疫国际合作。你所谓的“科学家的公开信”，究竟是秉持科学、专业态度为溯源研究建言献策，还是搞“有罪推定”和政治化，他们心知肚明。
第四，疫情和病毒在2019年下半年多点多地出现的报道越来越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类似考察也愈发显得紧迫和必要。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也像中方一样，采取科学合作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中方将继续本着开放、透明态度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溯源合作，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更好应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中国贡献。by人民日报
【#带着家人看两会# 政协委员杨杰孚：#建议出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国家标准#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健康的头号杀手。而在心血管疾病死亡中，因心脏猝死者超过一半，其中一大部分猝死发生在院外。
“心脏病猝死患者的抢救黄金时间是4-6分钟，要求第一目击者及时施救。由于绝大多数情况下，第一目击者不是医务人员，错过抢救时间而发生死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心脏中心主任杨杰孚表示，猝死的发生机制是心室颤动，对心室颤动最有效的就是利用除颤器除颤。
基于目前国内现状，杨杰孚的提案聚焦《关于出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国家标准 提升我国心血管急救能力》。
杨杰孚介绍，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广自动体外除颤器（以下简称“AED”），由于对AED知晓率低，很多人既不知道AED的功能，也不会使用AED除颤。即使有人会使用，也担心救治失败承担法律风险而不敢施救，所以我国AED推广受到很多阻碍。为进一步普及AED，他提出了3个建议。
一是我国人均拥有AED的数量相比发达国家较少，国家需大幅增加AED数量，采取国家出资、企业捐赠、单位自行购买等形式在机场、车站、体育馆、企事业单位等地放置AED。
二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国家标准，由行业学会联合培训推广AED使用。在培训推广过程中，通过公共媒体、互联网，让老百姓了解、知晓、应用AED，争取使已经配置AED的单位人人都会使用。
三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施救者权利。避免施救者因急救失败而承担法律责任。另外，通过大力宣传，提高公众急救意识，尤其鼓励表彰施救者，促使公众树立全面急救意识，弘扬全民道德风尚。 #全国两会# 文/本报记者 侯杰
“心脏病猝死患者的抢救黄金时间是4-6分钟，要求第一目击者及时施救。由于绝大多数情况下，第一目击者不是医务人员，错过抢救时间而发生死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心脏中心主任杨杰孚表示，猝死的发生机制是心室颤动，对心室颤动最有效的就是利用除颤器除颤。
基于目前国内现状，杨杰孚的提案聚焦《关于出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国家标准 提升我国心血管急救能力》。
杨杰孚介绍，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广自动体外除颤器（以下简称“AED”），由于对AED知晓率低，很多人既不知道AED的功能，也不会使用AED除颤。即使有人会使用，也担心救治失败承担法律风险而不敢施救，所以我国AED推广受到很多阻碍。为进一步普及AED，他提出了3个建议。
一是我国人均拥有AED的数量相比发达国家较少，国家需大幅增加AED数量，采取国家出资、企业捐赠、单位自行购买等形式在机场、车站、体育馆、企事业单位等地放置AED。
二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国家标准，由行业学会联合培训推广AED使用。在培训推广过程中，通过公共媒体、互联网，让老百姓了解、知晓、应用AED，争取使已经配置AED的单位人人都会使用。
三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施救者权利。避免施救者因急救失败而承担法律责任。另外，通过大力宣传，提高公众急救意识，尤其鼓励表彰施救者，促使公众树立全面急救意识，弘扬全民道德风尚。 #全国两会# 文/本报记者 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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