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霸主为何最后成战国小透明？越国：我是苟到秦灭六国的第八雄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吹雪
字数：4280，阅读时间：约19分钟
编者按：灭吴是春秋战国间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成为春秋战争的尾声，也开创了战国前期各国的地理新格局。但到了战国时期，在一般人的视野中，越国的存在感很低，仿佛突然消失了。但其实在战国时期，越国一直也在争雄，甚至可以算作是战国七雄外的第八雄，甚至直到始皇帝发动天下统一战才被灭掉。本文就简单介绍下战国时期的越国。
▲勾践、范蠡、文种雕像
越国在战国初期对于东南地理格局的调整首先是对于周边各国。楚、宋、鲁等国的疆界。《吴越春秋》卷十载句践灭吴后归还原来吴国所占的楚、鲁，宋三国的土地：“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与鲁泅东方百里。”越国将淮河流域的土地送给楚国，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地区给了鲁国，同时将吴国所侵占的宋国领土也一并归还。而越国此时已经据有吴、越旧地，其疆域北抵今山东，东达海滨，南包宁绍平原和金衢盆地，西至今浙赣、苏皖两省交界处。除此之外，越国还解决了鲁国、卫国及今山东境内小国邾、莒等国的内部纠纷，并曾试图西伐秦国，迫使秦国服从周王室的权威，而当时的中原大国中，齐国因在艾陵之战大败于吴国，尚未恢复元气，大族田氏又忙于取代姜氏自立，无暇它顾。晋国正处于六卿争权的内耗中，也不敢与越国争锋。这些都成了造成了当时越国崛起的因素。
公元前468年，越王勾践迁都琅琊，迁都琅琊对于越国向中原的发展与其争霸中原的事业有重要的意义。最明显的就是将齐国作为其争霸中原的重要战略对手。当然争霸之路除了迁都琅琊之外，越国还与鲁、宋等国结盟，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了孤立齐国。齐、鲁两国毗邻而居，长期来磨擦不断。搞好与鲁国关系是整个争霸战略的需要。
▲齐鲁地缘图
虽然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65年在琅邪病亡。但其后的越王朱句八年（公元前441年），赵桓子与越国令尹宋会盟以后，共同伐齐，迫使齐国大规模修建齐长城。可见越国的威胁也是齐国修建长城进行防御的重要原因。十一年以后，越王朱句十九年（公元前430年），越王朱句亲帅大军与赵军再次伐齐，赵军攻破了齐国长城，越军和宋军则在襄平大败齐军，越国在齐国的交锋中占得头筹。更重要的战争则是越王翳八年（公元前404年）的三晋伐齐长城之战。
▲战国初期形势图
三晋伐齐是战国初期的重大事件，只不过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越国在这次伐齐中的作用。实际上强大的越国在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曾迫使齐国割地，还得向越国提供男女奴仆。此后的两代越王朱句和翳时期的越国还不断地攻灭山东一带的小国，扩张自己的版图。比如越王朱句三十四年（公元前415年），越国灭滕国，越王朱句三十五年（公元前414年），越国灭郯国。（《竹书纪年》：“於粤子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三十五年灭郯，以郯子鸪归。”在越王翳时期，越国还灭掉了缯国。①
但是在越国国力强盛的背后，危机已经逐级显现。因为在参与三晋齐争霸的同时，战国早期的越国也在和楚国发生战争。楚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楚国灭掉了勾践时代依附于越国的蔡国，掀开了楚越战争的序幕。两年后，楚惠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楚国又灭掉了越国的同姓国杞国，越国在中原的势力受到全面压制。在长江上的水战中，越国也遭到了重大失败。②楚军在不利的水战中取得胜利是因为充分利用了进入战国以来涌现出的科技人才与新的军事科技成果，到了楚简王元年（公元前431年），楚国灭掉了莒国，逼近琅琊，最终越王翳三十三年（公元前379年），越国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将都城由琅琊迁往姑苏，（琅琊作为越国都城共计89年）如此一来与中原联系的疏远也进一步阻碍了越国的进步。不久越国就因为越王翳迁都姑苏与“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发生由大国沦为小国。
▲今青岛琅琊风景区
而会发生此等弑君篡位无非就是越王翳本人的昏庸导致了弑君的发生。越王翳听信王弟豫的谗言，杀害了自己的三个儿子，最终在太子诸咎为求自保的情况下而不得不发动政变。君王个人的悲剧最终导致了整个越国的悲剧。三个月后诸咎也被杀， 其子错枝成为越王。此后的越国沉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至公元前343年越王无疆即位之后，经过二十余年整顿，越国才又逐渐强盛起来。
应该说越王无疆是越国历史上继勾践之后又一位颇有名气并企图有所作为的君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王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此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311年。无疆敢于大动干戈地主动出击与强国争战是因为此时的越国又重振起雄风。③此时齐国就派使者游说无疆，其目的是把战祸引向楚国。无疆图霸心切居然相信齐使的挑动，结果酿成大错连无疆本人也遭杀身之祸。那么无疆死了，越国是否灭亡了呢？
事实上公元前311年无疆在伐楚时战死，但是楚还没有占据吴越大地。楚怀王十年（公元前3 1 9年）楚国甚至还在楚越边境的广陵修筑城池，这显然是为了防范越军的侵扰。由此说明无疆被杀后楚还在防范越国。这同时也说明越并未丧失战斗能力。而且仍是楚之劲敌。楚、越两国间的战争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战国策·楚策一》载张仪对楚怀王说：“且大王尝与吴（应是“越”因张仪说此话是在公元前3 1 1年而吴国早在公元前473年已被越所灭）人五战三胜而亡之阵卒尽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闻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于上。”这里所说的“五战三胜”证明楚军只是险胜，“阵卒尽矣”证明楚军伤亡惨重。“民苦矣”、“怨于上”又说明饱受战祸的百姓苦不堪言，以致于民怨沸腾。
▲大秦帝国张仪剧照
更为重要的是无疆战败后直至秦统一全国前夕越国仍有外交、军事活动。此类记载颇多散见于先秦及两汉、魏晋时人的各类著述。这也证明了战国晚期越国仍独立存在。④就算楚顷襄王东迁之后，越国虽然具体事迹从史书中基本消失。但作为一个地理名词与其他诸侯并列，并没有消失于史料。⑤
直到战国末期的楚考烈王时期，春申君当政，楚国趁着秦赵长平之战时，东侵灭掉了有着悠久历史的鲁国。楚灭鲁是楚伐越之后楚国在秦国的巨大压力下在东方的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虽然春申君时期楚国在诸侯中重新走向强大，但是楚国向鲁国的扩张也激怒了齐国，因为齐楚关系紧张的原因，齐国没有参与后来的最后一次合纵攻秦之战：蕞之战。楚国随后也遭到了秦国的报复。为此楚国只得再次迁都。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被迫献出其在淮北的封邑，然后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
▲芈月传春申君剧照
春申君封于江东，也意味着加强了楚国对江东的统治，从而遭到了当地越国贵族的抵抗。越王无疆的孙子开建城让其儿子守卫来防御春申君。面对江东的越国贵族，春申君也建立起军事阵地与越人对抗。经过一段时间的征讨，春申君最终征服了江东地区的越国贵族，并打败了会稽的越君。对于这一事件，史书里留下了不少记载。⑥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楚考烈王时期，楚国才发动了对越国残余势力的最后的战争，夺取了会稽。越君战败后被迫向南退去，从地理上看也就是钱塘江以南的浙南，甚至是福建山区一带。关于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应该就是春申君封于江东之年。也就是说，春申君在封于江东后，才通过战争征服了越国故地的旧贵族，并驱逐了越君，建立起楚国对吴国故地的直接统治。由此也可知，楚国直到战国末期秦灭楚时都没有征服钱塘江以南的会稽一带宁绍地区的越国本土。
到了公元前223年，秦上将军王翦灭楚，并征服了江东地区，结束了楚国在越国故地二十多年的统治。之后才继续南下，真正灭掉了越国，⑦所以应该是秦灭越而非楚灭越。史载秦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 2 2年）“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标志着越国的真正灭亡。其亡国时间仅早于齐是秦统一全国过程中最后第二个被灭亡的国家。秦统一全国以后为巩固统一强迫于越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至会稽… …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彰。囚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内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至此古越国的力量已基本肃清。“后世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此时的“越王”只能算是汉王朝的一个诸侯王与先秦之越国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越国作为独立的诸侯国在秦统一时已被灭亡。
▲大秦帝国王翦剧照
①《战国策》：“缯恃齐以悍越，齐和子之乱而越人亡缯。”
②《墨子·鲁问》：“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执亟败楚人。”
③《墨子》：“越王无疆，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
④《水经·河水注四》引《竹书记年》：“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 1 2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此为楚怀王十七年事。此时越国尚能向魏赠送如此众多而贵重的礼品。证明其经济实力还相当雄厚。在军事斗争方面越国的力量更为各国所忌惮。”《战国策·齐策五》：“载苏秦在公元前2 8 8年对齐泯王说：“且天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此十国者皆以相敌为意。”《韩非子·孤愤》也记载：“越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国富兵强中原诸国难以制服且地处偏远无益于己又非中原之主所能制服。”
⑤《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2 4 8年楚“春申君徙封于吴。”《史记·春申君列传》：“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自为郡邑。”《后汉书·郡国志四》注引《越绝书》：“有西岑冢越王孙开所立以备春申君使其子守之死送葬城中。”
⑥《越绝书•吴地传》：“越王句践徙琅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后四十余年，秦并楚。”《越绝书•记地传》：“威王灭无疆。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亲以上至句践，凡八君，都琅玡二百二十四岁。无疆以上，霸， 称王。之侯以下微弱，称君长。”《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强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亲。自勾践于亲，其历八主，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吴矣。”
⑦《始皇本纪》：“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吹雪，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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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灭吴是春秋战国间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成为春秋战争的尾声，也开创了战国前期各国的地理新格局。但到了战国时期，在一般人的视野中，越国的存在感很低，仿佛突然消失了。但其实在战国时期，越国一直也在争雄，甚至可以算作是战国七雄外的第八雄，甚至直到始皇帝发动天下统一战才被灭掉。本文就简单介绍下战国时期的越国。
▲勾践、范蠡、文种雕像
越国在战国初期对于东南地理格局的调整首先是对于周边各国。楚、宋、鲁等国的疆界。《吴越春秋》卷十载句践灭吴后归还原来吴国所占的楚、鲁，宋三国的土地：“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与鲁泅东方百里。”越国将淮河流域的土地送给楚国，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地区给了鲁国，同时将吴国所侵占的宋国领土也一并归还。而越国此时已经据有吴、越旧地，其疆域北抵今山东，东达海滨，南包宁绍平原和金衢盆地，西至今浙赣、苏皖两省交界处。除此之外，越国还解决了鲁国、卫国及今山东境内小国邾、莒等国的内部纠纷，并曾试图西伐秦国，迫使秦国服从周王室的权威，而当时的中原大国中，齐国因在艾陵之战大败于吴国，尚未恢复元气，大族田氏又忙于取代姜氏自立，无暇它顾。晋国正处于六卿争权的内耗中，也不敢与越国争锋。这些都成了造成了当时越国崛起的因素。
公元前468年，越王勾践迁都琅琊，迁都琅琊对于越国向中原的发展与其争霸中原的事业有重要的意义。最明显的就是将齐国作为其争霸中原的重要战略对手。当然争霸之路除了迁都琅琊之外，越国还与鲁、宋等国结盟，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了孤立齐国。齐、鲁两国毗邻而居，长期来磨擦不断。搞好与鲁国关系是整个争霸战略的需要。
▲齐鲁地缘图
虽然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65年在琅邪病亡。但其后的越王朱句八年（公元前441年），赵桓子与越国令尹宋会盟以后，共同伐齐，迫使齐国大规模修建齐长城。可见越国的威胁也是齐国修建长城进行防御的重要原因。十一年以后，越王朱句十九年（公元前430年），越王朱句亲帅大军与赵军再次伐齐，赵军攻破了齐国长城，越军和宋军则在襄平大败齐军，越国在齐国的交锋中占得头筹。更重要的战争则是越王翳八年（公元前404年）的三晋伐齐长城之战。
▲战国初期形势图
三晋伐齐是战国初期的重大事件，只不过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越国在这次伐齐中的作用。实际上强大的越国在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曾迫使齐国割地，还得向越国提供男女奴仆。此后的两代越王朱句和翳时期的越国还不断地攻灭山东一带的小国，扩张自己的版图。比如越王朱句三十四年（公元前415年），越国灭滕国，越王朱句三十五年（公元前414年），越国灭郯国。（《竹书纪年》：“於粤子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三十五年灭郯，以郯子鸪归。”在越王翳时期，越国还灭掉了缯国。①
但是在越国国力强盛的背后，危机已经逐级显现。因为在参与三晋齐争霸的同时，战国早期的越国也在和楚国发生战争。楚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楚国灭掉了勾践时代依附于越国的蔡国，掀开了楚越战争的序幕。两年后，楚惠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楚国又灭掉了越国的同姓国杞国，越国在中原的势力受到全面压制。在长江上的水战中，越国也遭到了重大失败。②楚军在不利的水战中取得胜利是因为充分利用了进入战国以来涌现出的科技人才与新的军事科技成果，到了楚简王元年（公元前431年），楚国灭掉了莒国，逼近琅琊，最终越王翳三十三年（公元前379年），越国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将都城由琅琊迁往姑苏，（琅琊作为越国都城共计89年）如此一来与中原联系的疏远也进一步阻碍了越国的进步。不久越国就因为越王翳迁都姑苏与“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发生由大国沦为小国。
▲今青岛琅琊风景区
而会发生此等弑君篡位无非就是越王翳本人的昏庸导致了弑君的发生。越王翳听信王弟豫的谗言，杀害了自己的三个儿子，最终在太子诸咎为求自保的情况下而不得不发动政变。君王个人的悲剧最终导致了整个越国的悲剧。三个月后诸咎也被杀， 其子错枝成为越王。此后的越国沉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至公元前343年越王无疆即位之后，经过二十余年整顿，越国才又逐渐强盛起来。
应该说越王无疆是越国历史上继勾践之后又一位颇有名气并企图有所作为的君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王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此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311年。无疆敢于大动干戈地主动出击与强国争战是因为此时的越国又重振起雄风。③此时齐国就派使者游说无疆，其目的是把战祸引向楚国。无疆图霸心切居然相信齐使的挑动，结果酿成大错连无疆本人也遭杀身之祸。那么无疆死了，越国是否灭亡了呢？
事实上公元前311年无疆在伐楚时战死，但是楚还没有占据吴越大地。楚怀王十年（公元前3 1 9年）楚国甚至还在楚越边境的广陵修筑城池，这显然是为了防范越军的侵扰。由此说明无疆被杀后楚还在防范越国。这同时也说明越并未丧失战斗能力。而且仍是楚之劲敌。楚、越两国间的战争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战国策·楚策一》载张仪对楚怀王说：“且大王尝与吴（应是“越”因张仪说此话是在公元前3 1 1年而吴国早在公元前473年已被越所灭）人五战三胜而亡之阵卒尽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闻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于上。”这里所说的“五战三胜”证明楚军只是险胜，“阵卒尽矣”证明楚军伤亡惨重。“民苦矣”、“怨于上”又说明饱受战祸的百姓苦不堪言，以致于民怨沸腾。
▲大秦帝国张仪剧照
更为重要的是无疆战败后直至秦统一全国前夕越国仍有外交、军事活动。此类记载颇多散见于先秦及两汉、魏晋时人的各类著述。这也证明了战国晚期越国仍独立存在。④就算楚顷襄王东迁之后，越国虽然具体事迹从史书中基本消失。但作为一个地理名词与其他诸侯并列，并没有消失于史料。⑤
直到战国末期的楚考烈王时期，春申君当政，楚国趁着秦赵长平之战时，东侵灭掉了有着悠久历史的鲁国。楚灭鲁是楚伐越之后楚国在秦国的巨大压力下在东方的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虽然春申君时期楚国在诸侯中重新走向强大，但是楚国向鲁国的扩张也激怒了齐国，因为齐楚关系紧张的原因，齐国没有参与后来的最后一次合纵攻秦之战：蕞之战。楚国随后也遭到了秦国的报复。为此楚国只得再次迁都。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被迫献出其在淮北的封邑，然后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
▲芈月传春申君剧照
春申君封于江东，也意味着加强了楚国对江东的统治，从而遭到了当地越国贵族的抵抗。越王无疆的孙子开建城让其儿子守卫来防御春申君。面对江东的越国贵族，春申君也建立起军事阵地与越人对抗。经过一段时间的征讨，春申君最终征服了江东地区的越国贵族，并打败了会稽的越君。对于这一事件，史书里留下了不少记载。⑥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楚考烈王时期，楚国才发动了对越国残余势力的最后的战争，夺取了会稽。越君战败后被迫向南退去，从地理上看也就是钱塘江以南的浙南，甚至是福建山区一带。关于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应该就是春申君封于江东之年。也就是说，春申君在封于江东后，才通过战争征服了越国故地的旧贵族，并驱逐了越君，建立起楚国对吴国故地的直接统治。由此也可知，楚国直到战国末期秦灭楚时都没有征服钱塘江以南的会稽一带宁绍地区的越国本土。
到了公元前223年，秦上将军王翦灭楚，并征服了江东地区，结束了楚国在越国故地二十多年的统治。之后才继续南下，真正灭掉了越国，⑦所以应该是秦灭越而非楚灭越。史载秦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 2 2年）“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标志着越国的真正灭亡。其亡国时间仅早于齐是秦统一全国过程中最后第二个被灭亡的国家。秦统一全国以后为巩固统一强迫于越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至会稽… …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彰。囚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内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至此古越国的力量已基本肃清。“后世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此时的“越王”只能算是汉王朝的一个诸侯王与先秦之越国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越国作为独立的诸侯国在秦统一时已被灭亡。
▲大秦帝国王翦剧照
①《战国策》：“缯恃齐以悍越，齐和子之乱而越人亡缯。”
②《墨子·鲁问》：“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执亟败楚人。”
③《墨子》：“越王无疆，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
④《水经·河水注四》引《竹书记年》：“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 1 2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此为楚怀王十七年事。此时越国尚能向魏赠送如此众多而贵重的礼品。证明其经济实力还相当雄厚。在军事斗争方面越国的力量更为各国所忌惮。”《战国策·齐策五》：“载苏秦在公元前2 8 8年对齐泯王说：“且天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此十国者皆以相敌为意。”《韩非子·孤愤》也记载：“越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国富兵强中原诸国难以制服且地处偏远无益于己又非中原之主所能制服。”
⑤《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2 4 8年楚“春申君徙封于吴。”《史记·春申君列传》：“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自为郡邑。”《后汉书·郡国志四》注引《越绝书》：“有西岑冢越王孙开所立以备春申君使其子守之死送葬城中。”
⑥《越绝书•吴地传》：“越王句践徙琅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后四十余年，秦并楚。”《越绝书•记地传》：“威王灭无疆。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亲以上至句践，凡八君，都琅玡二百二十四岁。无疆以上，霸， 称王。之侯以下微弱，称君长。”《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强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亲。自勾践于亲，其历八主，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吴矣。”
⑦《始皇本纪》：“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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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时代，一直在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这段历史非常乱，但有一个大趋势是清晰的，即从大分裂走向大融合和大统一。
西晋虽然短暂统一，却止不住分裂的大趋势。所以，八王之乱后，继续分裂。那么，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地方做大而中央无力、豪族做强而朝廷无奈。所以，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方豪族问题。这里一定要加上地方。
因为隋唐也有豪族，但隋唐豪族并没有导致分裂。
最初的关陇贵族，就是左右隋唐两朝的军事贵族。这伙人跟朝廷是合一的。后来，关陇贵族和山东豪族逐渐发展成为两京阀阅，即央级豪族。豪族与朝廷还是合一的。
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豪族，却都是从东汉发展过来的地方豪族。豪族不仅控制了地方上的土地和人口，而且在地方上就有强悍的影响力。
东汉的郡、县，基本控制在一个个的郡级、县级豪族手中。而推出州牧制度之后，这些县级和郡级豪族，又升格为州级豪族。黄巾起义之后，这些县级、郡级以及州级豪族，纷纷支持各自的军事代理人，搞起了兼并战争。
战争兼并的结果，就是大鱼吃小鱼，然后小鱼被吃掉、大鱼变鲨鱼。最后形成了三条大鲨鱼，也就是魏蜀吴三国。
而兼并战争一旦开启，就不是豪族能左右的了。因为三国一旦形成，豪族就控制不住曹操、刘备、孙权这些军事代理人了，而是反被这些军事代理人裹挟着继续兼并。
兼并的极限，就是三国归一。但三国归一，只是在军事上和道义上实现了归一。西晋司马家，控制了枪杆子，就是军队；卡住了位置，就是皇帝。但政治上和财政上呢？
政治上还是豪族说了算。司马家任用的官员，只能是豪族士大夫。任用寒门子弟就不行吗？曹操就是要用寒门子弟压制豪族士大夫。但曹操失败了。他也必须失败。汉武帝以后，地方豪族便已经向着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方向发展了。
官僚制要实现文书行政。文书行政必须依靠知识精英。知识精英融入官僚制便升级为政治精英。而知识精英是要花钱才能培养出来的。这时候，只有豪族才有财力培养出知识精英以及升格的政治精英。所以，豪族和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一伙人。皇帝和朝廷想用也得用，不想用也得用。这个趋势，在东汉以来，已经不可阻挡。
那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呢？
最初的游士是没落的贵族。没落的贵族，既可以成为列国的政治精英，又可以成为民间的知识精英。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不是贵族，也不是豪族。后来，私学兴盛，无法跻身政治精英的没落贵族，又培养了一拨知识精英。比如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些人，都是知识精英。但当官了吗？没有，没有就只能一直是知识精英，然后就去招弟子、传学问。这股风气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所以，皇帝和朝廷还是有人可用的。
但是，不平等是历史常态。财富要集中、知识也要集中。因为这些都是稀缺资源。最后，一定会集中到一拨人身上。而这拨人就是豪族。
司马炎为什么要去州郡兵？为什么又要大封司马王？不这么干，朝廷肯定干不过豪族、朝廷也肯定干不过地方。然并卵，司马王比豪族还厉害，自己家里搞起了武装械斗。
于是，统一只是小趋势，分裂才是大趋势。但是，八王之乱为什么没有演变成另一个汉末乱世，军阀割据而后三分天下、再后三国归一呢？
因为胡人问题又爆发了。
胡人问题也要追溯到汉武帝。汉武帝一边打匈奴、一边纳匈奴。但是，匈奴的人口体量太小，汉朝的体量太大，所以流入多少就能融合多少。但，这个政策是一直延续的。后来，匈奴人要么被打到西域以西，要么被纳入大汉中原。这就是胡人内迁。
但是，草原这片土地，不会成为无主土地。匈奴人走了、鲜卑人来了。同时，西北的羌人也开始闹腾了。豪族是内部癌变，不断汲取资源，于是国家没钱了。而胡人就是外部感染，不断消耗资源，于是国家更没钱了。当时，主要是镇压西北羌乱的开支和雇佣鲜卑军队的军费。
所以，与豪族问题相伴相生的，就是胡人问题。强汉很猛，匈奴干掉、羌人干服、鲜卑人也不敢造次。但是，打败胡人却不能杀光胡人。于是，胡人打不过就投降，投降了就内迁。
在东汉的时候，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大汉各州郡的豪族和军阀太厉害，根本不给胡人造次的机会。到了西晋，天下重归一统。胡人问题就已经取代了豪族问题，成为国家必须关心的问题。
在平灭东吴之后，有大臣就像晋武帝司马炎建议，趁着军力尚强，直接把这帮胡人给收拾掉。但是，统一天下，已经让晋武帝司马炎志得意满了，所以他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实际上，即便把胡人问题提上皇帝关注的程度，也没用。因为你不可能把胡人都杀光。
后来，又有了《徙戎论》，就是把胡人再给赶回草原。然而，这仍旧停留在建议的层面。对于胡人问题，从东汉到三国再到西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
八王之乱的过程中，胡人问题正式爆发。而北方的豪族们已经完全扛不住胡人的进攻了。为什么扛不住了？因为豪族已经无法培植军事代理人了。军队都被司马王们拿去搞内斗了。所以，衣冠南渡、南北朝立，也就在所难免。
在南北朝之前，南方是东晋、北方是五胡十六国。那东晋在干什么？这家伙能不能力挽狂澜、收复山河？
就北方的一群胡人流寇来说，东晋还真有这个实力。一个祖逖带着自家兄弟、招揽北方百姓，就能把石勒这个胡人领袖挡在黄河过不来。所以，东晋如果能够做到知耻而后勇，然后集中资源、擎着王旗，那大概率能够扫平北方。
但，关键是这个集中资源，东晋心有余而力不足。祖逖北伐的时候，王氏豪族竟然造反了。造反的确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是王氏豪族心不齐，而是其他豪族不答应。这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东晋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旧是豪族问题。
八王之乱前，西晋要军队有军队、要道义有道义，还能勉强压住豪族。而八王之乱以后，东晋则是要军队没军队、要道义没道义，完全压制不住豪族了。
所以，以南扫北完全不可能。
五胡、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十六国、城头变幻大王旗。乱的确是乱，但也是在最乱、最残酷的战争方式中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豪族问题和胡人问题。
豪族问题基本上是东晋的问题，因为衣冠南渡了。后赵石勒也搞九品中正制，他也要承认豪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但豪族却难以成什么气候，因为北方的豪族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所以，北方的问题主要是胡人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胡汉融合的问题。
前赵、后赵，搞胡人压迫汉人的政策，但冉闵一出、胡人遭戮。于是，这个政策破产了。
慕容鲜卑和氐人羌人，搞得是胡汉融合政策，但前秦崩溃了。于是，这个政策也破产了。
北魏立国之后，搞得是胡人汉化政策，但六镇起义了。于是，这个政策还破产了。
北朝走到了死胡同。胡人压迫汉人、胡人汉人融合、胡人归化汉人，全玩一遍但全都破产。这就没法玩了。
于是，北魏分裂成了东西两魏。然后，北朝，在底层趋势上，还要解决胡汉融合的问题；而在表层趋势上，则是两魏的东西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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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非常乱，但有一个大趋势是清晰的，即从大分裂走向大融合和大统一。
西晋虽然短暂统一，却止不住分裂的大趋势。所以，八王之乱后，继续分裂。那么，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地方做大而中央无力、豪族做强而朝廷无奈。所以，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方豪族问题。这里一定要加上地方。
因为隋唐也有豪族，但隋唐豪族并没有导致分裂。
最初的关陇贵族，就是左右隋唐两朝的军事贵族。这伙人跟朝廷是合一的。后来，关陇贵族和山东豪族逐渐发展成为两京阀阅，即央级豪族。豪族与朝廷还是合一的。
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豪族，却都是从东汉发展过来的地方豪族。豪族不仅控制了地方上的土地和人口，而且在地方上就有强悍的影响力。
东汉的郡、县，基本控制在一个个的郡级、县级豪族手中。而推出州牧制度之后，这些县级和郡级豪族，又升格为州级豪族。黄巾起义之后，这些县级、郡级以及州级豪族，纷纷支持各自的军事代理人，搞起了兼并战争。
战争兼并的结果，就是大鱼吃小鱼，然后小鱼被吃掉、大鱼变鲨鱼。最后形成了三条大鲨鱼，也就是魏蜀吴三国。
而兼并战争一旦开启，就不是豪族能左右的了。因为三国一旦形成，豪族就控制不住曹操、刘备、孙权这些军事代理人了，而是反被这些军事代理人裹挟着继续兼并。
兼并的极限，就是三国归一。但三国归一，只是在军事上和道义上实现了归一。西晋司马家，控制了枪杆子，就是军队；卡住了位置，就是皇帝。但政治上和财政上呢？
政治上还是豪族说了算。司马家任用的官员，只能是豪族士大夫。任用寒门子弟就不行吗？曹操就是要用寒门子弟压制豪族士大夫。但曹操失败了。他也必须失败。汉武帝以后，地方豪族便已经向着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方向发展了。
官僚制要实现文书行政。文书行政必须依靠知识精英。知识精英融入官僚制便升级为政治精英。而知识精英是要花钱才能培养出来的。这时候，只有豪族才有财力培养出知识精英以及升格的政治精英。所以，豪族和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一伙人。皇帝和朝廷想用也得用，不想用也得用。这个趋势，在东汉以来，已经不可阻挡。
那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呢？
最初的游士是没落的贵族。没落的贵族，既可以成为列国的政治精英，又可以成为民间的知识精英。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不是贵族，也不是豪族。后来，私学兴盛，无法跻身政治精英的没落贵族，又培养了一拨知识精英。比如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些人，都是知识精英。但当官了吗？没有，没有就只能一直是知识精英，然后就去招弟子、传学问。这股风气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所以，皇帝和朝廷还是有人可用的。
但是，不平等是历史常态。财富要集中、知识也要集中。因为这些都是稀缺资源。最后，一定会集中到一拨人身上。而这拨人就是豪族。
司马炎为什么要去州郡兵？为什么又要大封司马王？不这么干，朝廷肯定干不过豪族、朝廷也肯定干不过地方。然并卵，司马王比豪族还厉害，自己家里搞起了武装械斗。
于是，统一只是小趋势，分裂才是大趋势。但是，八王之乱为什么没有演变成另一个汉末乱世，军阀割据而后三分天下、再后三国归一呢？
因为胡人问题又爆发了。
胡人问题也要追溯到汉武帝。汉武帝一边打匈奴、一边纳匈奴。但是，匈奴的人口体量太小，汉朝的体量太大，所以流入多少就能融合多少。但，这个政策是一直延续的。后来，匈奴人要么被打到西域以西，要么被纳入大汉中原。这就是胡人内迁。
但是，草原这片土地，不会成为无主土地。匈奴人走了、鲜卑人来了。同时，西北的羌人也开始闹腾了。豪族是内部癌变，不断汲取资源，于是国家没钱了。而胡人就是外部感染，不断消耗资源，于是国家更没钱了。当时，主要是镇压西北羌乱的开支和雇佣鲜卑军队的军费。
所以，与豪族问题相伴相生的，就是胡人问题。强汉很猛，匈奴干掉、羌人干服、鲜卑人也不敢造次。但是，打败胡人却不能杀光胡人。于是，胡人打不过就投降，投降了就内迁。
在东汉的时候，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大汉各州郡的豪族和军阀太厉害，根本不给胡人造次的机会。到了西晋，天下重归一统。胡人问题就已经取代了豪族问题，成为国家必须关心的问题。
在平灭东吴之后，有大臣就像晋武帝司马炎建议，趁着军力尚强，直接把这帮胡人给收拾掉。但是，统一天下，已经让晋武帝司马炎志得意满了，所以他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实际上，即便把胡人问题提上皇帝关注的程度，也没用。因为你不可能把胡人都杀光。
后来，又有了《徙戎论》，就是把胡人再给赶回草原。然而，这仍旧停留在建议的层面。对于胡人问题，从东汉到三国再到西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
八王之乱的过程中，胡人问题正式爆发。而北方的豪族们已经完全扛不住胡人的进攻了。为什么扛不住了？因为豪族已经无法培植军事代理人了。军队都被司马王们拿去搞内斗了。所以，衣冠南渡、南北朝立，也就在所难免。
在南北朝之前，南方是东晋、北方是五胡十六国。那东晋在干什么？这家伙能不能力挽狂澜、收复山河？
就北方的一群胡人流寇来说，东晋还真有这个实力。一个祖逖带着自家兄弟、招揽北方百姓，就能把石勒这个胡人领袖挡在黄河过不来。所以，东晋如果能够做到知耻而后勇，然后集中资源、擎着王旗，那大概率能够扫平北方。
但，关键是这个集中资源，东晋心有余而力不足。祖逖北伐的时候，王氏豪族竟然造反了。造反的确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是王氏豪族心不齐，而是其他豪族不答应。这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东晋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旧是豪族问题。
八王之乱前，西晋要军队有军队、要道义有道义，还能勉强压住豪族。而八王之乱以后，东晋则是要军队没军队、要道义没道义，完全压制不住豪族了。
所以，以南扫北完全不可能。
五胡、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十六国、城头变幻大王旗。乱的确是乱，但也是在最乱、最残酷的战争方式中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豪族问题和胡人问题。
豪族问题基本上是东晋的问题，因为衣冠南渡了。后赵石勒也搞九品中正制，他也要承认豪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但豪族却难以成什么气候，因为北方的豪族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所以，北方的问题主要是胡人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胡汉融合的问题。
前赵、后赵，搞胡人压迫汉人的政策，但冉闵一出、胡人遭戮。于是，这个政策破产了。
慕容鲜卑和氐人羌人，搞得是胡汉融合政策，但前秦崩溃了。于是，这个政策也破产了。
北魏立国之后，搞得是胡人汉化政策，但六镇起义了。于是，这个政策还破产了。
北朝走到了死胡同。胡人压迫汉人、胡人汉人融合、胡人归化汉人，全玩一遍但全都破产。这就没法玩了。
于是，北魏分裂成了东西两魏。然后，北朝，在底层趋势上，还要解决胡汉融合的问题；而在表层趋势上，则是两魏的东西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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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宁夏博物馆里的“牛”】牛年，踏春而来。
在这辞旧迎新的春天里，人们都期盼“牛气冲天”，“牛市”连连，日子过得很牛等等。更希望各级干部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不畏艰险，锐意进取，带领咱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日子。
宁夏各座博物馆和文化遗存中，牛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劳作的帮手、祭祀的牺牲，牛文化寓意着力量、希望、坚韧。
在贺兰山西峰沟的一面向阳的黑石头上，曾有一幅宽34厘米、高48厘米的公牛岩画，通体阴刻。寥寥几条线条勾勒出公牛健壮有力，公牛阳具被刻画得尤为突出，夸张地表现原始先民的生殖崇拜。这头公牛岩画，被印刻在1998年发行的《贺兰山岩画》特种邮票上。
贺兰山存在很多牛形象的岩画。《巨牛图》岩画刻在40多米高的山顶上，高110厘米，宽201厘米，体型大小接近于真正的牛。巨牛的肚子里还刻有几只动物，像是小牛。牛身上的复线象征着牛从小长到大的过程中，体型的变化。而腹中几只小动物，则表示孕育。原始先民盼望牛越长越大，也希望它能生出更多小牛，为先民们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
贺兰山岩画大多表达先民的生殖崇拜，就拿岩画上的牛来说，希望公牛和母牛们具有更大的种群繁殖能力，牛群越大，先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食物，从而完成人类自身的生产，达到人多力量大的目的。先民们带着这种创作目的进行岩画刻画时，那是相当的虔诚，相当的卖力，用尽自己所有绘画水平，表现出牛的力量之美。
彭阳县新集乡姚河塬西周遗址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从墓葬坑里已发掘出8件牛头骨，骨头上还有刀剔肉的刮痕，也就是说，这8件牛头骨上的肉是被人吃了。情景还原应是这样的：当时，姚河塬人把牛杀了，把牛头作为牺牲品祭祀神灵或先祖，而牛身上的肉则用作招待这起丧葬白事的来宾。祭祀结束后，再把牛头肉吃了，牛头骨作为殉葬品埋入墓葬坑。
与低贱的牛不同，姚河塬墓葬坑里拉铜车的马匹是完整埋入墓葬坑，马骨上没有剔肉的刀痕，以此显示墓主人的诸侯身份。
《诗经》中的《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第五十八》记载：“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意思是诸侯一级的祭祀用牛，称之为太牢。最高等级的祭祀是必须用牛的，可见西周管理姚河塬地区的诸侯等级之高。
无独有偶。
2007年彭阳县古城镇王大户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发现，这里每座墓葬都有二三十件马、牛、羊头骨殉葬，且都出土了青铜兵器和车马铜饰。于是，有人推测，葬在这个墓地的家族是富贵人家。甚至根据出土大量刀、剑、戈、矛等青铜兵器及马具，推测王大户墓地可能是一个游牧民族将军的家族墓地。
但有专家不认同这个推测。
宁夏在原州区彭堡、西吉县新营等地先前发掘的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存也出土了青铜兵器，及大量马、牛、羊殉葬头骨。如果仅以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剑证明墓主人就是贵族的话，那么以前发掘的众多墓葬主人都是贵族？如果仅以墓葬中出土的兵器证明是墓主人是军人身份的话，那么以前发掘的墓葬主人都是将军？显然，这样的推测是不成立的。
因此，王大户墓地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游牧民族墓葬群。出土青铜兵器只能印证生活在这一带的游牧民族具有尚武精神，“好带刀剑”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死去也要带着心爱的兵器入土。
因为游牧民族放牧着大量家畜，家人去世，用二三十件马、牛、羊头骨殉葬也不是件太奢侈的事。再者，游牧民族平时就以马、牛、羊肉为主食，他们有可能把平时宰杀的牲畜头骨积攒下来用于殉葬。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些殉葬的牲畜头骨不是一个家庭一次宰杀的，而是亲朋好友各宰几头凑的“份子”。从这个意义说，把牲畜头骨层层叠压在人骨上面不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而是为了威慑，或为了迷惑盗墓贼 (发掘的7座墓葬没有一座被盗)。因此，墓主人不一定是富人或贵人，很可能就是寻常百姓。
汉朝时期的墓葬中也有很多牛头骨殉葬，还有牛俑。比如贺兰暖泉汉墓群里的陶牛俑、吴忠同心倒墩子匈奴墓中有牛、马、羊的头骨。
镇墓神俑是古代人们防止魍魉鬼怪对墓主灵魂的侵害，捍卫其祖先及随葬品不受侵扰而安放在墓中的。镇墓神俑包括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等。固原南郊王涝坝村北周宇文猛墓、深沟村北周李贤墓、小马庄唐史道洛墓和南塬唐墓出土的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等较为独特。
宁夏博物馆收藏着几尊出自固原南塬汉唐墓地的天王俑。他们头戴头盔，身穿明光铠，嘴大张，怒目圆睁，眉弓突出，唇上八字胡，唇下有一撮小胡须。右臂折肘握拳，左手叉腰，右腿直立，左腿弓膝，脚踏卧兽。
被天王踩在足下的卧兽是牛。要么四蹄朝天，被天王踩翻在地，使着蛮力想翻身，但“天王”摁着丝毫没饶过它的意思；要么被天王实实地踩在牛头上，被拿捏得死死的，牛目圆睁，牛气冲天，却动弹不得。
这是古代工匠为了突出天王的气概，在天王脚下添置了凶猛的怪兽作为反衬。用夸张的手法，通过高矮强弱的对比，在天王俑身上明确表达出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主题。
这牛也可能是“牛鬼蛇神”的牛鬼、牛魔王的形象。
古代文献中最早记录牛耕的是《论语》。《论语•雍也》记载：“子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对仲弓说，犁地的牛生的小牛是赤色的，毛色好，角也长的漂亮，如果就因为是犁地的牛生的牛，身份有问题，不用它来祭祀，山川都不忍心了。可见，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用牛犁地的现象已经存在了。
《战国策》记载赵国的平阳君赵豹劝诫赵王避免与秦交战时，历数秦人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强势。其中经济上的重要一点是“秦以牛田”，即秦人用牛犁地，可见在战国时，牛耕在当时还不是普遍现象，还是一项前卫科技、国之重器。
在彭阳县新集北魏墓中出土了以陶牛车为中心的军事出行仪仗队。陶牛稳健有力，神采自信而矜持，体现了墓主人的军事首领的德高望重。在汉代初年，还是“诸侯贫者或乘牛车”，到了西晋时期石崇就用牛车和王恺斗富。北魏时期，皇帝的御车都要用牛拉。也就是这个时候，以牛车为明器成为社会流行的时尚。这可能与当时士大夫阶层尊崇黄老之道，回归本真自然、关注内心生活、追求闲适慢生活有关。
鎏金铜牛，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真牛一般大小的鎏金铜牛安安静静地卧着，青铜铸造，外表通体鎏金，代表了西夏时期当时最高铸造技术成就。
西夏壁画《牛耕图》。图中一人扬起鞭子，赶着两头牛，“二牛抬杠”在地里耕作，逼真再现了西夏劳动人民的耕作场景。
“二牛抬杠”的牛耕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深耕，深耕能比较彻底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改良土壤，还能加大吸收人工施肥、水利灌溉的能力。带来的第二个效果是取代了用人力踩耒耜翻土的劳动，不但直接减轻了人们的劳动量，还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便于大量开垦荒地，从而提高粮食的总产量，生产更多的粮食，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了粮食保证。
自牛耕开始实行以来数千年的时间里，由于朝代的变更、社会制度的变革，农村的土地政策经历过多次变化，但是以牛耕的方式进行耕作一直持续到现代化的拖拉机出现为止。在使用拖拉机耕地之前，牛耕始终是中国农村的第一生产力。
正是牛耕才诞生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也衍生出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等中华民族的埋头苦干、勤劳奉献精神。（宁夏日报记者 王玉平）
在这辞旧迎新的春天里，人们都期盼“牛气冲天”，“牛市”连连，日子过得很牛等等。更希望各级干部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不畏艰险，锐意进取，带领咱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日子。
宁夏各座博物馆和文化遗存中，牛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劳作的帮手、祭祀的牺牲，牛文化寓意着力量、希望、坚韧。
在贺兰山西峰沟的一面向阳的黑石头上，曾有一幅宽34厘米、高48厘米的公牛岩画，通体阴刻。寥寥几条线条勾勒出公牛健壮有力，公牛阳具被刻画得尤为突出，夸张地表现原始先民的生殖崇拜。这头公牛岩画，被印刻在1998年发行的《贺兰山岩画》特种邮票上。
贺兰山存在很多牛形象的岩画。《巨牛图》岩画刻在40多米高的山顶上，高110厘米，宽201厘米，体型大小接近于真正的牛。巨牛的肚子里还刻有几只动物，像是小牛。牛身上的复线象征着牛从小长到大的过程中，体型的变化。而腹中几只小动物，则表示孕育。原始先民盼望牛越长越大，也希望它能生出更多小牛，为先民们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
贺兰山岩画大多表达先民的生殖崇拜，就拿岩画上的牛来说，希望公牛和母牛们具有更大的种群繁殖能力，牛群越大，先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食物，从而完成人类自身的生产，达到人多力量大的目的。先民们带着这种创作目的进行岩画刻画时，那是相当的虔诚，相当的卖力，用尽自己所有绘画水平，表现出牛的力量之美。
彭阳县新集乡姚河塬西周遗址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从墓葬坑里已发掘出8件牛头骨，骨头上还有刀剔肉的刮痕，也就是说，这8件牛头骨上的肉是被人吃了。情景还原应是这样的：当时，姚河塬人把牛杀了，把牛头作为牺牲品祭祀神灵或先祖，而牛身上的肉则用作招待这起丧葬白事的来宾。祭祀结束后，再把牛头肉吃了，牛头骨作为殉葬品埋入墓葬坑。
与低贱的牛不同，姚河塬墓葬坑里拉铜车的马匹是完整埋入墓葬坑，马骨上没有剔肉的刀痕，以此显示墓主人的诸侯身份。
《诗经》中的《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第五十八》记载：“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意思是诸侯一级的祭祀用牛，称之为太牢。最高等级的祭祀是必须用牛的，可见西周管理姚河塬地区的诸侯等级之高。
无独有偶。
2007年彭阳县古城镇王大户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发现，这里每座墓葬都有二三十件马、牛、羊头骨殉葬，且都出土了青铜兵器和车马铜饰。于是，有人推测，葬在这个墓地的家族是富贵人家。甚至根据出土大量刀、剑、戈、矛等青铜兵器及马具，推测王大户墓地可能是一个游牧民族将军的家族墓地。
但有专家不认同这个推测。
宁夏在原州区彭堡、西吉县新营等地先前发掘的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存也出土了青铜兵器，及大量马、牛、羊殉葬头骨。如果仅以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剑证明墓主人就是贵族的话，那么以前发掘的众多墓葬主人都是贵族？如果仅以墓葬中出土的兵器证明是墓主人是军人身份的话，那么以前发掘的墓葬主人都是将军？显然，这样的推测是不成立的。
因此，王大户墓地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游牧民族墓葬群。出土青铜兵器只能印证生活在这一带的游牧民族具有尚武精神，“好带刀剑”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死去也要带着心爱的兵器入土。
因为游牧民族放牧着大量家畜，家人去世，用二三十件马、牛、羊头骨殉葬也不是件太奢侈的事。再者，游牧民族平时就以马、牛、羊肉为主食，他们有可能把平时宰杀的牲畜头骨积攒下来用于殉葬。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些殉葬的牲畜头骨不是一个家庭一次宰杀的，而是亲朋好友各宰几头凑的“份子”。从这个意义说，把牲畜头骨层层叠压在人骨上面不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而是为了威慑，或为了迷惑盗墓贼 (发掘的7座墓葬没有一座被盗)。因此，墓主人不一定是富人或贵人，很可能就是寻常百姓。
汉朝时期的墓葬中也有很多牛头骨殉葬，还有牛俑。比如贺兰暖泉汉墓群里的陶牛俑、吴忠同心倒墩子匈奴墓中有牛、马、羊的头骨。
镇墓神俑是古代人们防止魍魉鬼怪对墓主灵魂的侵害，捍卫其祖先及随葬品不受侵扰而安放在墓中的。镇墓神俑包括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等。固原南郊王涝坝村北周宇文猛墓、深沟村北周李贤墓、小马庄唐史道洛墓和南塬唐墓出土的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等较为独特。
宁夏博物馆收藏着几尊出自固原南塬汉唐墓地的天王俑。他们头戴头盔，身穿明光铠，嘴大张，怒目圆睁，眉弓突出，唇上八字胡，唇下有一撮小胡须。右臂折肘握拳，左手叉腰，右腿直立，左腿弓膝，脚踏卧兽。
被天王踩在足下的卧兽是牛。要么四蹄朝天，被天王踩翻在地，使着蛮力想翻身，但“天王”摁着丝毫没饶过它的意思；要么被天王实实地踩在牛头上，被拿捏得死死的，牛目圆睁，牛气冲天，却动弹不得。
这是古代工匠为了突出天王的气概，在天王脚下添置了凶猛的怪兽作为反衬。用夸张的手法，通过高矮强弱的对比，在天王俑身上明确表达出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主题。
这牛也可能是“牛鬼蛇神”的牛鬼、牛魔王的形象。
古代文献中最早记录牛耕的是《论语》。《论语•雍也》记载：“子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对仲弓说，犁地的牛生的小牛是赤色的，毛色好，角也长的漂亮，如果就因为是犁地的牛生的牛，身份有问题，不用它来祭祀，山川都不忍心了。可见，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用牛犁地的现象已经存在了。
《战国策》记载赵国的平阳君赵豹劝诫赵王避免与秦交战时，历数秦人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强势。其中经济上的重要一点是“秦以牛田”，即秦人用牛犁地，可见在战国时，牛耕在当时还不是普遍现象，还是一项前卫科技、国之重器。
在彭阳县新集北魏墓中出土了以陶牛车为中心的军事出行仪仗队。陶牛稳健有力，神采自信而矜持，体现了墓主人的军事首领的德高望重。在汉代初年，还是“诸侯贫者或乘牛车”，到了西晋时期石崇就用牛车和王恺斗富。北魏时期，皇帝的御车都要用牛拉。也就是这个时候，以牛车为明器成为社会流行的时尚。这可能与当时士大夫阶层尊崇黄老之道，回归本真自然、关注内心生活、追求闲适慢生活有关。
鎏金铜牛，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真牛一般大小的鎏金铜牛安安静静地卧着，青铜铸造，外表通体鎏金，代表了西夏时期当时最高铸造技术成就。
西夏壁画《牛耕图》。图中一人扬起鞭子，赶着两头牛，“二牛抬杠”在地里耕作，逼真再现了西夏劳动人民的耕作场景。
“二牛抬杠”的牛耕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深耕，深耕能比较彻底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改良土壤，还能加大吸收人工施肥、水利灌溉的能力。带来的第二个效果是取代了用人力踩耒耜翻土的劳动，不但直接减轻了人们的劳动量，还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便于大量开垦荒地，从而提高粮食的总产量，生产更多的粮食，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了粮食保证。
自牛耕开始实行以来数千年的时间里，由于朝代的变更、社会制度的变革，农村的土地政策经历过多次变化，但是以牛耕的方式进行耕作一直持续到现代化的拖拉机出现为止。在使用拖拉机耕地之前，牛耕始终是中国农村的第一生产力。
正是牛耕才诞生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也衍生出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等中华民族的埋头苦干、勤劳奉献精神。（宁夏日报记者 王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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