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小人，不难于严，而难于不恶； 待君子，不难于恭，而难于有礼，施恩者，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则斗粟可当万钟之惠； 利物者，计己之施，责人之报，虽百镒难成一文之功，不责人之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亦可以远害，怨因德彰，故使人德我，不若德怨之两忘， 仇因恩立，故使人知恩，不若恩仇之俱泯，曲意而使人喜，不若直躬而使人忌； 无善而致人誉，不若无恶而致人毁，千金难结一时之欢，一饭竟致终身之感，盖爱重反为仇，薄极反成喜也。
——洪应明《菜根谭》
——洪应明《菜根谭》
第五个主题是“咏物言志”。现在老是说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等等，那都是题材，我这里说的是主题。山水田园诗里既有人生苦短也有伤春悲秋，也有怀才不遇也有羁旅情愁，也有咏物言志。不要只根据表面分类。
咏物不一定是静物，山水、田园、风景都是物。咏物言志，状景抒情，我们熟悉的很多山水、田园、风景诗，实际上都是言志的诗。
咏物的诗，只要是咏一类事物的，咏静物的，比如咏梅、雪、松、石、笔、壶、瀑布、山峰、动物、植物、艺术品等等的，这是一般意义上大家认为的咏物诗，那么基本上都是言志的。
什么志？儒士之志。那是什么志？基础是做人的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志，所以文人爱咏梅兰竹菊四君子等等之类，都是说做人的品格。比如我们熟悉的王冕咏的墨梅、于谦咏的石灰等等。遇到这种诗，不要简简单单说做人的品格，而是要联系儒家思想，联系儒士的特点去说。儒士的特点是什么？记住三句话，就可以知道儒士是一群什么人。
第一句出自《论语》，是孔子说的话：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当然这后面还有话。但就这一句，已经足够吓人。想一想我们自己吧，还在想着怎么赚钱，想着自己的个人价值，给儒士提鞋都不配。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第二句出自《孟子》，是孟子说的话：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当然这前面还有话。但这一句，也已经足够吓人。儒士是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济世安民的，这一点一定要知道。所有的儒士，不管他表面上怎样豁达，这个志向都是忘不了的，因为这是誓言，是使命。
第三句出自《礼记》，也是孔子说的：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
儒士追求的是大道，自孔子出，道统与政统分开，儒士就代表了一群只相信真理，可以面对任何势力挺胸抬头做人的人。不仅不事天子诸侯，也不事怪力乱神。
掌握了这些，就可以读那些咏物诗了。王安石的《梅》：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梅花傲霜雪而独立，这个品格我们是都知道的。为什么有“香”呢？“香”就是好的、有益的、造福于人的，并不是孤僻、自大、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意思，因此“雪”与“梅花”对立，梅花因此而可以喻君子、儒士。
王安石以此自励，要做梅花那样的人，所以是言志的。其志不仅仅在坚强，更在于造福于人，而且还是不求名利，是为“暗香”，这样才是君子。这首诗的入声字用的很棒，每一个都用到位了，特别突出了梅花倔强的感觉。尤其是“雪”字一顿，与后面的悠长形成了情绪的对比。灰韵也选的好，压抑而开阔，与“暗香”吻合。
我们经常说的状景诗基本上也属于广义的咏物诗。歌咏景色而言儒士之志，这种诗也很多。比如柳宗元的《江雪》、王维的《竹里馆》、李白的《渡荆门送别》等等。
但是这种状景诗，更多的是抒发儒士济世安民情怀的另一方面——任性自然。任性自然与入世行道并不是矛盾的，实际上是一回事。道法自然，入世行道的目的，本来就是使天下为公，使天地自然各安其位，所以自己先得任性自然，赞美自然。自己既已任性自然，就应该让天地万物都任性自然，不然自己的这份任性自然还是自私自利啊。这就是儒家的逻辑。
状景诗的主题多是任性自然，这个传统是由魏晋时期确立起来的。阮籍、谢灵运、陶潜、谢朓等都做出了贡献。其后唐宋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多循此道。而任性自然，又归于儒士人格的追求。这种人格的追求，又与其济世安民的使命有关。把这些看穿，就读懂了。
先说赞美自然的，比如杜甫的《绝句》：
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 沙暖睡鸳鸯
这是干嘛呢？描述了一个画面，是搞科学研究吗？不是。那是干什么呢？感受生命的可爱。这样一说，很多人就会跟朱自清的《春》之类的文章联系起来，说赞美春天，赞美生命等等。这么说也不是不对，但是没有说完。儒家的基本世界观是万物一体，同生共荣。物我一体，所以格物可以致知，由此可以修身养性，最终达到可以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中庸》：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朱熹注：
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赞，犹助也。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
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历代文人欣赏自然的态度。参赞天地之化育。杜甫面对春景，他可以有很多的描述角度、描述方法，为什么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画面？说是描述的是“丽”，但整个画面所提示的都是安详。
太阳是“迟”的，好像不动了；花草是“香”的，好像四面笼罩；燕子虽然飞得很快，但是嘴里的泥是软软的；沙滩是暖的，鸳鸯是睡着的。而“江山”两字，提示他观照的不是这样几个小角落，而是整个的天地。
你要说作者喜欢的是春天，那就是简单的儿童心理了，其实作者在欣赏的是万物遵循天道时的安详。“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咏物不一定是静物，山水、田园、风景都是物。咏物言志，状景抒情，我们熟悉的很多山水、田园、风景诗，实际上都是言志的诗。
咏物的诗，只要是咏一类事物的，咏静物的，比如咏梅、雪、松、石、笔、壶、瀑布、山峰、动物、植物、艺术品等等的，这是一般意义上大家认为的咏物诗，那么基本上都是言志的。
什么志？儒士之志。那是什么志？基础是做人的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志，所以文人爱咏梅兰竹菊四君子等等之类，都是说做人的品格。比如我们熟悉的王冕咏的墨梅、于谦咏的石灰等等。遇到这种诗，不要简简单单说做人的品格，而是要联系儒家思想，联系儒士的特点去说。儒士的特点是什么？记住三句话，就可以知道儒士是一群什么人。
第一句出自《论语》，是孔子说的话：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当然这后面还有话。但就这一句，已经足够吓人。想一想我们自己吧，还在想着怎么赚钱，想着自己的个人价值，给儒士提鞋都不配。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第二句出自《孟子》，是孟子说的话：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当然这前面还有话。但这一句，也已经足够吓人。儒士是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济世安民的，这一点一定要知道。所有的儒士，不管他表面上怎样豁达，这个志向都是忘不了的，因为这是誓言，是使命。
第三句出自《礼记》，也是孔子说的：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
儒士追求的是大道，自孔子出，道统与政统分开，儒士就代表了一群只相信真理，可以面对任何势力挺胸抬头做人的人。不仅不事天子诸侯，也不事怪力乱神。
掌握了这些，就可以读那些咏物诗了。王安石的《梅》：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梅花傲霜雪而独立，这个品格我们是都知道的。为什么有“香”呢？“香”就是好的、有益的、造福于人的，并不是孤僻、自大、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意思，因此“雪”与“梅花”对立，梅花因此而可以喻君子、儒士。
王安石以此自励，要做梅花那样的人，所以是言志的。其志不仅仅在坚强，更在于造福于人，而且还是不求名利，是为“暗香”，这样才是君子。这首诗的入声字用的很棒，每一个都用到位了，特别突出了梅花倔强的感觉。尤其是“雪”字一顿，与后面的悠长形成了情绪的对比。灰韵也选的好，压抑而开阔，与“暗香”吻合。
我们经常说的状景诗基本上也属于广义的咏物诗。歌咏景色而言儒士之志，这种诗也很多。比如柳宗元的《江雪》、王维的《竹里馆》、李白的《渡荆门送别》等等。
但是这种状景诗，更多的是抒发儒士济世安民情怀的另一方面——任性自然。任性自然与入世行道并不是矛盾的，实际上是一回事。道法自然，入世行道的目的，本来就是使天下为公，使天地自然各安其位，所以自己先得任性自然，赞美自然。自己既已任性自然，就应该让天地万物都任性自然，不然自己的这份任性自然还是自私自利啊。这就是儒家的逻辑。
状景诗的主题多是任性自然，这个传统是由魏晋时期确立起来的。阮籍、谢灵运、陶潜、谢朓等都做出了贡献。其后唐宋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多循此道。而任性自然，又归于儒士人格的追求。这种人格的追求，又与其济世安民的使命有关。把这些看穿，就读懂了。
先说赞美自然的，比如杜甫的《绝句》：
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 沙暖睡鸳鸯
这是干嘛呢？描述了一个画面，是搞科学研究吗？不是。那是干什么呢？感受生命的可爱。这样一说，很多人就会跟朱自清的《春》之类的文章联系起来，说赞美春天，赞美生命等等。这么说也不是不对，但是没有说完。儒家的基本世界观是万物一体，同生共荣。物我一体，所以格物可以致知，由此可以修身养性，最终达到可以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中庸》：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朱熹注：
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赞，犹助也。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
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历代文人欣赏自然的态度。参赞天地之化育。杜甫面对春景，他可以有很多的描述角度、描述方法，为什么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画面？说是描述的是“丽”，但整个画面所提示的都是安详。
太阳是“迟”的，好像不动了；花草是“香”的，好像四面笼罩；燕子虽然飞得很快，但是嘴里的泥是软软的；沙滩是暖的，鸳鸯是睡着的。而“江山”两字，提示他观照的不是这样几个小角落，而是整个的天地。
你要说作者喜欢的是春天，那就是简单的儿童心理了，其实作者在欣赏的是万物遵循天道时的安详。“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哪种重要的哲学和宗教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都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虽然它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却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
01
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
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02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
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03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明心见性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六祖慧能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
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禅宗：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太阳][太阳]
01
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
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02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
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03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明心见性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六祖慧能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
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禅宗：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太阳][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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