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药的传说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2019年12月16日 ·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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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茶，它和气功一样，是我国传统医学预防保健的一种常见方式，药茶兼食用、药用价值于一体，既是日常饮品，又是治疗药物，在传统保健方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饮食养生文化。药茶文化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分支，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一、药茶的不同呈现方式
药茶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从早期的药茶同烹，到中期以茶为药，再到最后的炮制药茶成方代茶饮，药茶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药茶理论。
1、药物与茶同烹煮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对茶的性味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缓解茶的苦寒之性，选择用生姜、韭菜、薄荷等药物与茶一起烹煮成茶汤饮用，汉末期壶居士的《食忌》就记载了这种茶汤的烹煮方法：“苦荼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韭菜味甘辛，性温，与茶烹煮可以调和茶的苦寒之性，使之入口不伤脾胃。一直到了唐代，人们还一直在饮用这种茶汤。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而这种茶汤，就是药茶的一种表现形式，将辛温的药物与茶共同烹煮，正是因为人们对于茶之滋味爱之入骨，但是又惧其药性，所以才想出了这种药茶，既能使人享用到美味的茶汤，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
2、茶作为药物入药
如上所述，关于茶的性味古人早就对其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日常饮用对于体制虚寒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但就就其药效来说茶也是一味良药。唐代陆羽所撰写的《茶经》就记载了茶作为药物的妙用：“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 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如宋代《太平圣惠方》书中就记载了八种“药茶诸方”，如治疗伤寒头痛壮热的葱豉茶方、薄荷茶方、石膏茶方等，在这些药茶方中，茶都是作为一味药物出现，可知茶入药的历史悠久。
早在唐朝时期，药学家陈藏器就曾提出了“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观点，纵观各种医家典籍，其中提到茶的功效以及应用数不胜数，可想而知古人还是认为多饮用茶可以养生保健，由此可知，茶文化能在我国风靡数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3、药物代茶饮出现
除了以上两种药茶应用之外，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还发展除了另外一种药茶表现形式，就是药物代茶饮，即用药汤代替茶叶饮品作为日常饮品。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而在古代，药物代茶饮药茶文化的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将民间常见的中草药的叶、嫩芽等，用类似制茶的手法去制作，如宋朝时出现的槐芽茶方、皂荚芽茶方等，而清代太医院编修的《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也记载了普济药茶等数首药茶方，甚至清朝时茶疗之风盛行，药茶还被做成丸剂、散剂、冲剂等多种剂型方便外出携带，使用时用茶水送服即可。
药物代茶饮作为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的结晶，既继承了前代药茶文化的精髓，又在继承中将传统发扬光大，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性。
二、药茶的发展演变历史
从汉唐时期的初始萌芽，到宋元时期发展壮大，再到明清时期的成熟兴盛，随着古代人民对药茶认识的逐渐深入，中国药茶先后出现了药食同源、以茶入药、药物代茶方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药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崇新改异，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药茶文化。
1、汉至南北朝时期：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药文化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以茶入药”的记载，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载：“茶治便脓血，甚效。”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医药学家对于茶的认识不够深入，药茶仍出于“食药共用”的阶段，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从汉朝至南北朝七百多年里，药茶文化发展缓慢，至隋唐之前，人们通常是将茶与姜、韭、芫荽等食物一起烹煮成茶汤，着便是当时的药茶了，这种药茶既可以养生保健，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当时还曾有人将这种药茶方做成商品出售，在三国时期魏人张揖所撰写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除此之外，在很多当时的医籍里都记载了茶的功用，如《本草·木部》记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再如《孺子方》中记载：“疗小儿无故惊蹶，以苦荼、葱须煮，服之。”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汉朝之南北朝时期，茶仍是处于“药食同源”时候，对于茶的功用人们只是有了初步认识，并未有深入了解。
2、隋唐宋元时期：药茶文化的繁荣时期
从隋唐至宋元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市井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的流行文化，医药学家对于茶的功效认识逐渐深入，茶开始成为药方中的君药，“药茶”一词也首现于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中的“药茶诸方”一则。这一时期是药茶的繁荣发展阶段，虽然这一时期已有代茶方的出现，但是以茶入药仍是这一时期药茶的主要表现形式。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随着人们对于茶的药用价值有了深入的了解，开始将茶作为一味药物使用，在现存的隋唐宋元时期的典籍里，有很多关于茶的药用价值的记载，唐代医药学家陈藏器就对茶的治疗作用推崇不已，在他编写的《本草拾遗》中夸到：“诸药为诸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
而陆羽的《茶经》中也提到了茶的药用价值：“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而关于茶的入药最广为流传的应该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川芎茶调散，方中茶清为药引，可治疗外感风邪所致的头痛，至今仍是中医常用方剂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使用价值。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随着官修医书的不断出现，药茶也作为中药的分支被单独记录起来，如宋代太医院官修的《和济局方》中就有关于药茶的专篇介绍，可见药茶文化在隋唐至宋元时期已经进入繁荣昌盛阶段，并且对明清时期的药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明清时期：药茶文化的成熟时期
明清时期，由于前朝的影响，茶疗之风盛行，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社会各阶层都乐意接受药茶这一种养生保健方式，而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药茶逐渐商品化、平民化、普及化，加上这一时期中医药开始进入总结阶段，药茶文化也随之进入成熟阶段，药物代茶饮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药茶的主流表现形式，而药茶的剂型也随之增多，出现了丸型、膏型、散型等。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随着祖国传统医学分科的日益专业化、精细化，药茶文化也随之有了改变，各类药茶处方也开始因人而异、因人制宜，如合适老年人服用的“三子养亲汤”，适宜妇人服用的“四物汤”等，药茶成为明清时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随着此时茶疗之风的广泛传播开来，大量行之有效的药物代茶饮方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午时茶、枸杞茶、姜茶、八宝茶、八仙茶、天中茶等，而这些代茶饮方还被记录进《随息居饮食谱》这一类生活记录用书中，言其可以“清心神，凉肝胆，涤热，肃肺胃。”
而在曹雪芹先生所著的《红楼梦》梦中就有妙玉沏老君眉茶 为贾母治酒肉伤脾胃停食的记载。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书中记载慈禧热病咳嗽时曾饮用清热止咳代茶饮，光绪也常饮用药茶，如安神代茶饮、清肝聪耳代茶饮等。
从种种记载来看，药茶不仅出现在各种医籍和茶经中，还出现在了生活用书里，由此可知，在明清之际药茶文化的兴盛。从以茶为主，到茶药并重，再到以药替茶，药茶方剂的变化发展也说明了药茶文化在明清时期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的药茶文化诞生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中，它的出现，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养生的需要以及古人对于茶文化的喜爱，随着“不治已病治未病”理论的深入人心，使得古人发挥智慧将茶文化与药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联系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药茶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药茶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到了今天，随着治未病观念的逐渐普及，加上现代人因为饮食不调、起居无常，身体正气渐亏，身体常年处于亚健康状态，养生保健不再是中老年的专用词，年轻人中市场也很广大，而药茶具有的简便快捷、经济实惠的优点在年轻人保健市场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药茶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了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2019年12月16日 ·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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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茶，它和气功一样，是我国传统医学预防保健的一种常见方式，药茶兼食用、药用价值于一体，既是日常饮品，又是治疗药物，在传统保健方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饮食养生文化。药茶文化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分支，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一、药茶的不同呈现方式
药茶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从早期的药茶同烹，到中期以茶为药，再到最后的炮制药茶成方代茶饮，药茶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药茶理论。
1、药物与茶同烹煮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对茶的性味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缓解茶的苦寒之性，选择用生姜、韭菜、薄荷等药物与茶一起烹煮成茶汤饮用，汉末期壶居士的《食忌》就记载了这种茶汤的烹煮方法：“苦荼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韭菜味甘辛，性温，与茶烹煮可以调和茶的苦寒之性，使之入口不伤脾胃。一直到了唐代，人们还一直在饮用这种茶汤。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而这种茶汤，就是药茶的一种表现形式，将辛温的药物与茶共同烹煮，正是因为人们对于茶之滋味爱之入骨，但是又惧其药性，所以才想出了这种药茶，既能使人享用到美味的茶汤，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
2、茶作为药物入药
如上所述，关于茶的性味古人早就对其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日常饮用对于体制虚寒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但就就其药效来说茶也是一味良药。唐代陆羽所撰写的《茶经》就记载了茶作为药物的妙用：“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 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如宋代《太平圣惠方》书中就记载了八种“药茶诸方”，如治疗伤寒头痛壮热的葱豉茶方、薄荷茶方、石膏茶方等，在这些药茶方中，茶都是作为一味药物出现，可知茶入药的历史悠久。
早在唐朝时期，药学家陈藏器就曾提出了“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观点，纵观各种医家典籍，其中提到茶的功效以及应用数不胜数，可想而知古人还是认为多饮用茶可以养生保健，由此可知，茶文化能在我国风靡数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3、药物代茶饮出现
除了以上两种药茶应用之外，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还发展除了另外一种药茶表现形式，就是药物代茶饮，即用药汤代替茶叶饮品作为日常饮品。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而在古代，药物代茶饮药茶文化的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将民间常见的中草药的叶、嫩芽等，用类似制茶的手法去制作，如宋朝时出现的槐芽茶方、皂荚芽茶方等，而清代太医院编修的《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也记载了普济药茶等数首药茶方，甚至清朝时茶疗之风盛行，药茶还被做成丸剂、散剂、冲剂等多种剂型方便外出携带，使用时用茶水送服即可。
药物代茶饮作为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的结晶，既继承了前代药茶文化的精髓，又在继承中将传统发扬光大，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性。
二、药茶的发展演变历史
从汉唐时期的初始萌芽，到宋元时期发展壮大，再到明清时期的成熟兴盛，随着古代人民对药茶认识的逐渐深入，中国药茶先后出现了药食同源、以茶入药、药物代茶方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药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崇新改异，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药茶文化。
1、汉至南北朝时期：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药文化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以茶入药”的记载，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载：“茶治便脓血，甚效。”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医药学家对于茶的认识不够深入，药茶仍出于“食药共用”的阶段，是药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从汉朝至南北朝七百多年里，药茶文化发展缓慢，至隋唐之前，人们通常是将茶与姜、韭、芫荽等食物一起烹煮成茶汤，着便是当时的药茶了，这种药茶既可以养生保健，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当时还曾有人将这种药茶方做成商品出售，在三国时期魏人张揖所撰写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除此之外，在很多当时的医籍里都记载了茶的功用，如《本草·木部》记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再如《孺子方》中记载：“疗小儿无故惊蹶，以苦荼、葱须煮，服之。”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汉朝之南北朝时期，茶仍是处于“药食同源”时候，对于茶的功用人们只是有了初步认识，并未有深入了解。
2、隋唐宋元时期：药茶文化的繁荣时期
从隋唐至宋元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市井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的流行文化，医药学家对于茶的功效认识逐渐深入，茶开始成为药方中的君药，“药茶”一词也首现于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中的“药茶诸方”一则。这一时期是药茶的繁荣发展阶段，虽然这一时期已有代茶方的出现，但是以茶入药仍是这一时期药茶的主要表现形式。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随着人们对于茶的药用价值有了深入的了解，开始将茶作为一味药物使用，在现存的隋唐宋元时期的典籍里，有很多关于茶的药用价值的记载，唐代医药学家陈藏器就对茶的治疗作用推崇不已，在他编写的《本草拾遗》中夸到：“诸药为诸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
而陆羽的《茶经》中也提到了茶的药用价值：“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而关于茶的入药最广为流传的应该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川芎茶调散，方中茶清为药引，可治疗外感风邪所致的头痛，至今仍是中医常用方剂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使用价值。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随着官修医书的不断出现，药茶也作为中药的分支被单独记录起来，如宋代太医院官修的《和济局方》中就有关于药茶的专篇介绍，可见药茶文化在隋唐至宋元时期已经进入繁荣昌盛阶段，并且对明清时期的药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明清时期：药茶文化的成熟时期
明清时期，由于前朝的影响，茶疗之风盛行，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社会各阶层都乐意接受药茶这一种养生保健方式，而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药茶逐渐商品化、平民化、普及化，加上这一时期中医药开始进入总结阶段，药茶文化也随之进入成熟阶段，药物代茶饮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药茶的主流表现形式，而药茶的剂型也随之增多，出现了丸型、膏型、散型等。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随着祖国传统医学分科的日益专业化、精细化，药茶文化也随之有了改变，各类药茶处方也开始因人而异、因人制宜，如合适老年人服用的“三子养亲汤”，适宜妇人服用的“四物汤”等，药茶成为明清时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随着此时茶疗之风的广泛传播开来，大量行之有效的药物代茶饮方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午时茶、枸杞茶、姜茶、八宝茶、八仙茶、天中茶等，而这些代茶饮方还被记录进《随息居饮食谱》这一类生活记录用书中，言其可以“清心神，凉肝胆，涤热，肃肺胃。”
而在曹雪芹先生所著的《红楼梦》梦中就有妙玉沏老君眉茶 为贾母治酒肉伤脾胃停食的记载。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书中记载慈禧热病咳嗽时曾饮用清热止咳代茶饮，光绪也常饮用药茶，如安神代茶饮、清肝聪耳代茶饮等。
从种种记载来看，药茶不仅出现在各种医籍和茶经中，还出现在了生活用书里，由此可知，在明清之际药茶文化的兴盛。从以茶为主，到茶药并重，再到以药替茶，药茶方剂的变化发展也说明了药茶文化在明清时期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细谈我国古代药茶文化的演变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的药茶文化诞生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中，它的出现，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养生的需要以及古人对于茶文化的喜爱，随着“不治已病治未病”理论的深入人心，使得古人发挥智慧将茶文化与药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联系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药茶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药茶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到了今天，随着治未病观念的逐渐普及，加上现代人因为饮食不调、起居无常，身体正气渐亏，身体常年处于亚健康状态，养生保健不再是中老年的专用词，年轻人中市场也很广大，而药茶具有的简便快捷、经济实惠的优点在年轻人保健市场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药茶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了
①中国1月金融数据出炉，房贷、企业中长贷强劲增长，人民币贷款投放创新高，新增社融超预期
②贵州茅台决定终止8亿元捐赠事项，称此番取消相关捐赠议案，是需要从制度层面与股东一起培育共识的土壤与基础
③国办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
④深圳楼市调控出“大招”，银行将根据官方参考价发放二手房贷款
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表示，总统拜登提出的到2025年6月前将工人最低时薪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提议，将使美国减少140万个就业岗位，并使美国财政赤字10年内增加540亿美元
②贵州茅台决定终止8亿元捐赠事项，称此番取消相关捐赠议案，是需要从制度层面与股东一起培育共识的土壤与基础
③国办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
④深圳楼市调控出“大招”，银行将根据官方参考价发放二手房贷款
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表示，总统拜登提出的到2025年6月前将工人最低时薪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提议，将使美国减少140万个就业岗位，并使美国财政赤字10年内增加540亿美元
五苓散重在治三焦气化不利
对于五苓散证的认识，伤寒学界和方剂学界直囿于“膀胱蓄水”说，以至于人们误以五苓散是中医的“利尿剂”。
本文拟根据《灵枢·本藏第四十七》“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的论述，结合《伤寒论》五苓散原文，从方剂学的制方原理和临床运用角度，揭示五苓散证的病机实质、组方特点、方后注原意等。
五苓散证并非”膀胱蓄水”之一端
膀胱蓄水，一般认为是因太阳病汗不得法，表邪循经入腑，影响膀胱的气化功能所致，其实是对《伤寒论》71条的曲解。
“太阳病，发汗后，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指的是太阳表证发汗太过后会出现伤津与伤阳两变证。较之者一时性胃津匮乏无需药治而言，后者在表邪未解之微热、脉浮基础上，又有大汗伤阳之口渴、小便不利，就复杂多了。
如何理解这种表里相应的病理现象？
《灵枢·本藏第四十七》云：“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其病焉。”
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曰：“肾以应骨，骨应三焦、膀胱，三焦、膀胱气发腠理，故以腠理候三焦、膀胱也。三焦之气如雾沤沟渎，与膀胱水腑是同，故合为一腑也。腠理、毫毛在皮，故亦以皮之毫毛为候也。”以上说明，三焦、膀胱的病变亦可从相应的腠理、皮毛反映出来，即察其外而知其内。
《伤寒论》71条是从病机学角度论述太阳病发汗太过，还可损伤与腠理、皮毛相应的三焦、膀胱阳气。二腑气化失司，水饮内停，既不能外敷于腠理毫毛，又不能下输于膀胱，也不能上输于口舌。此小便不利与口渴并见之由来。
五苓散证的病机实质是三焦气化不利
五苓散证以小便不利、烦渴欲饮、饮后欲吐，或头痛微热、水逆、吐涎沫、心下痞、水泻、脐下动悸、头目眩晕、短气而咳、水肿、舌苔白滑、脉缓或浮为临床表现，从《伤寒论》条文分布来看，除71条外，五苓散尚主治“发汗已，脉浮，烦渴者”(72条)；“伤寒，汗出而渴者”(73条)；“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等。
其病机为三焦不利，气不化津，津停不布，或兼外邪未解。
盖“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津四布，五经并行”；而“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三焦之职也。受藏津液，气化能出，膀胱之职也”。
显然，人体水液代谢是由脾、胃、肺、肾、膀胱、三焦等脏腑共同协作完成的复杂过程。
如三焦不利，气不化津，水湿(饮)内停，不能下输膀胱则小便不利，不能布津上承则渴欲饮水。
因非真正津液不足，故虽烦渴欲饮，但饮水不多；而饮入之水，下无出路，内失输布，反致上逆，故水入即吐，水湿(饮)内盛，流动不居，动于下焦则脐下动悸，阻于中焦则心下痞，逆于胃中则吐涎沫，上凌肺气则短气而咳，上犯清阳则头眩，下注大肠则为泄泻，外溢肌肤则为水肿，舌苔白滑、脉缓为水湿(饮)内盛之象，如兼太阳表邪未解，还可伴头痛微热、脉浮等。
由此可见，五苓散证的病机核心是三焦不能化气布津，病位在三焦，而不仅是膀胱，病性有水湿(饮)停蓄某处与水津不布全身两种。
五苓散功善化气布津、分消水气
五苓散针对三焦气化不利，水湿(饮)内停，水津不布，或兼外邪未解之病机，根据“三焦膀胱与腠理毫毛相应”、水制在脾的病理生理特点，以淡渗利水为主，结合化气布津、解肌发汗、实脾制水而组方。方中泽泻直达肾与膀胱，利水渗湿之力较强，重用为君。茯苓、猪苓甘淡渗利，增强利水渗湿之力，为臣。白术合茯苓健脾布津，且寓实脾制水之意；桂枝内可通阳化气，以恢复三焦、膀胱气化功能，外能解肌发汗，“亦宜入治上焦药”。
综观全方，表里同治，三焦兼调，针对气化不利、津停不布病机，发挥利水渗湿、化气布津功效。
其特色配伍有二：一是泽泻、猪苓、茯苓配桂枝，化气利水，分消水气；二是白术、茯苓配桂枝，化气布津，实脾制水。
五苓散方后注蕴含深意
五苓散方后注云：“多饮暖水，汗出愈。”一般认为，《伤寒论》示人服后当饮暖水，以助发汗，使表邪从汗而解。考《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所载五苓散，其方后均注明“多饮暖水，汗出愈”，仲景深意实非助发汗可以尽释。因五苓散证主导病机不是表证，而是三焦气化不利，水湿(饮)内停。局部蓄水虽多，但输布全身之津液却相对不足。柯琴《伤寒来苏集·伤寒附翼》卷上指出：“然表里之邪，谅不因水利而顿解，故必少加桂枝，多服暖水，使水津四布，上滋心肺，外达皮毛，溱溱汗出，表里之烦热两除也”，可谓一语中的。
因此，多饮暖水一方面助发汗解表，另一方面藉本方通阳化气作用，以恢复三焦膀胱气化功能。
何以知三焦、膀胱气化功能恢复？仲景以“汗出愈”为观察指征，即多饮暖水后见到汗出，表明内停之水湿已除，饮入之暖水已散布全身，外达皮毛。
对于五苓散证的认识，伤寒学界和方剂学界直囿于“膀胱蓄水”说，以至于人们误以五苓散是中医的“利尿剂”。
本文拟根据《灵枢·本藏第四十七》“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的论述，结合《伤寒论》五苓散原文，从方剂学的制方原理和临床运用角度，揭示五苓散证的病机实质、组方特点、方后注原意等。
五苓散证并非”膀胱蓄水”之一端
膀胱蓄水，一般认为是因太阳病汗不得法，表邪循经入腑，影响膀胱的气化功能所致，其实是对《伤寒论》71条的曲解。
“太阳病，发汗后，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指的是太阳表证发汗太过后会出现伤津与伤阳两变证。较之者一时性胃津匮乏无需药治而言，后者在表邪未解之微热、脉浮基础上，又有大汗伤阳之口渴、小便不利，就复杂多了。
如何理解这种表里相应的病理现象？
《灵枢·本藏第四十七》云：“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其病焉。”
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曰：“肾以应骨，骨应三焦、膀胱，三焦、膀胱气发腠理，故以腠理候三焦、膀胱也。三焦之气如雾沤沟渎，与膀胱水腑是同，故合为一腑也。腠理、毫毛在皮，故亦以皮之毫毛为候也。”以上说明，三焦、膀胱的病变亦可从相应的腠理、皮毛反映出来，即察其外而知其内。
《伤寒论》71条是从病机学角度论述太阳病发汗太过，还可损伤与腠理、皮毛相应的三焦、膀胱阳气。二腑气化失司，水饮内停，既不能外敷于腠理毫毛，又不能下输于膀胱，也不能上输于口舌。此小便不利与口渴并见之由来。
五苓散证的病机实质是三焦气化不利
五苓散证以小便不利、烦渴欲饮、饮后欲吐，或头痛微热、水逆、吐涎沫、心下痞、水泻、脐下动悸、头目眩晕、短气而咳、水肿、舌苔白滑、脉缓或浮为临床表现，从《伤寒论》条文分布来看，除71条外，五苓散尚主治“发汗已，脉浮，烦渴者”(72条)；“伤寒，汗出而渴者”(73条)；“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等。
其病机为三焦不利，气不化津，津停不布，或兼外邪未解。
盖“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津四布，五经并行”；而“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三焦之职也。受藏津液，气化能出，膀胱之职也”。
显然，人体水液代谢是由脾、胃、肺、肾、膀胱、三焦等脏腑共同协作完成的复杂过程。
如三焦不利，气不化津，水湿(饮)内停，不能下输膀胱则小便不利，不能布津上承则渴欲饮水。
因非真正津液不足，故虽烦渴欲饮，但饮水不多；而饮入之水，下无出路，内失输布，反致上逆，故水入即吐，水湿(饮)内盛，流动不居，动于下焦则脐下动悸，阻于中焦则心下痞，逆于胃中则吐涎沫，上凌肺气则短气而咳，上犯清阳则头眩，下注大肠则为泄泻，外溢肌肤则为水肿，舌苔白滑、脉缓为水湿(饮)内盛之象，如兼太阳表邪未解，还可伴头痛微热、脉浮等。
由此可见，五苓散证的病机核心是三焦不能化气布津，病位在三焦，而不仅是膀胱，病性有水湿(饮)停蓄某处与水津不布全身两种。
五苓散功善化气布津、分消水气
五苓散针对三焦气化不利，水湿(饮)内停，水津不布，或兼外邪未解之病机，根据“三焦膀胱与腠理毫毛相应”、水制在脾的病理生理特点，以淡渗利水为主，结合化气布津、解肌发汗、实脾制水而组方。方中泽泻直达肾与膀胱，利水渗湿之力较强，重用为君。茯苓、猪苓甘淡渗利，增强利水渗湿之力，为臣。白术合茯苓健脾布津，且寓实脾制水之意；桂枝内可通阳化气，以恢复三焦、膀胱气化功能，外能解肌发汗，“亦宜入治上焦药”。
综观全方，表里同治，三焦兼调，针对气化不利、津停不布病机，发挥利水渗湿、化气布津功效。
其特色配伍有二：一是泽泻、猪苓、茯苓配桂枝，化气利水，分消水气；二是白术、茯苓配桂枝，化气布津，实脾制水。
五苓散方后注蕴含深意
五苓散方后注云：“多饮暖水，汗出愈。”一般认为，《伤寒论》示人服后当饮暖水，以助发汗，使表邪从汗而解。考《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所载五苓散，其方后均注明“多饮暖水，汗出愈”，仲景深意实非助发汗可以尽释。因五苓散证主导病机不是表证，而是三焦气化不利，水湿(饮)内停。局部蓄水虽多，但输布全身之津液却相对不足。柯琴《伤寒来苏集·伤寒附翼》卷上指出：“然表里之邪，谅不因水利而顿解，故必少加桂枝，多服暖水，使水津四布，上滋心肺，外达皮毛，溱溱汗出，表里之烦热两除也”，可谓一语中的。
因此，多饮暖水一方面助发汗解表，另一方面藉本方通阳化气作用，以恢复三焦膀胱气化功能。
何以知三焦、膀胱气化功能恢复？仲景以“汗出愈”为观察指征，即多饮暖水后见到汗出，表明内停之水湿已除，饮入之暖水已散布全身，外达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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