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医史文献[超话]#（旧文新发）
迩来旧书少翻，故而就有些记不清了。因为突然记起一个药方，就想起《经验各种秘方辑要》这书来。翻腾出来一看，赫然是“光绪戊戌年”一行字，虽不必“算而今，重到须惊”，却已是整整120年了。
徕安堂堂所藏，是光绪戊戌年孟夏之月由浙江孙顺斋、王松堂二位先生辑刊印送。经考察版本，为初刻本。（附按：经研究，此本极有可能是用于校勘的最初印本，论有专文。）
据光绪十九年（1893）古越高昌寒食生的《重刻大生要旨附增秘方原序》（载《辑要》中），辑刊的的✨ 缘起✨ ，乃“《大生要旨》一书，前年王松堂司马刊刷送人，并附经验秘方，盖欲使穷乡僻境之间无医可延者，得此书，亦可以依症（按：原书不作证，是）检方，依方服药，人人得以自治。其用心可谓至矣。而司马犹惜复方之不多，各症（按：原书不作证，是）之未备，今年，因前书早经送罄，重行刊刻，乃先期委鄙人为之征方。”最终编成此书。
此书✨ 编纂✨ ，依次为《重刻大生要旨附增秘方原序》、《例言》、《目录》、《保命延生种子戒期》、各门正文，后无跋。全书共分妇科门、儿科门、内科门、喉科门、眼科门、外科门、伤科门、杂治门，凡八门，载方甚多。
据《序》，该书是“请著名医生悉心选择”、“精选实有效验之家传秘方”，故而在【版本学】上的价值，就已经很值得重视了。现仅就较突出的谈一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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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科门》之“釀乳煎”，下注云“见邵大年先生《临证秘要》”（原书第七叶上）。按：查《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未见邵大年及其著作。再在医学百科中搜索“酿乳煎”，只有“《经验各种秘方辑要》引《邵大年临证秘要方》”一条而已。若不是此书的这一条信息，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在百余年前，有一位医家叫邵大年，以及他曾撰有这样的一部医书。
⭐ 《妇科门》之“蔡松汀难产神效方”（见原书第十三叶上），小注云“见山阴金兰生《格言联璧》”。《内科门》“治瘧半夏散”（原书三十三叶下），下注云“见山阴金兰生先生《格言联璧》”。按：金兰生《格言联璧》成书于咸丰元年（1851），然而，该书内容、体例，与《菜根谭》等书相似，一点都没有医方的影子，这对于考察该书的版本极有帮助。笔者猜测，有可能当时刊刻的《格言联璧》之后附刻医方，一同行世，故而此处才说“见山阴金兰生《格言联璧》”。
⭐ 《儿科门》之“治目中痘方”（见原书十九叶上），小注云“见江阴金玠堂《客窗随笔》”。按：江阴金捧阊，字玠堂，其《守一斋客窗笔记》四卷、《客窗二笔》一卷，有同治癸酉（1873）重刻本（按：《粟香室丛书》于卷本束汇刻缘起，云“旧印本求索久罄”，未知是否指此本）。其后金武祥曾收在《粟香室丛书》中，有光绪十六年（1890）刊本。经考察，至今只存此两个版本而已，且至今亦未见有整理本行世。
⭐ 前代医家的方，也有选录。如《儿科门》“徐灵胎先生妒乳方”（原书二十四叶上）。以及陈修园等人的相关论述等。同时，一些文人墨客著作中散见的方子，也被搜集来。有：《内科门》“治三消病方”（原书四十四叶上），下注云“见纪文达公《如是我闻》”；《内科门》“治瘧良方”（原书三十三叶上），下注云“见海宁陈子庄先生《庸闲斋笔记》”；《伤科门》“止血补伤丹”（原书六十七叶下），方后云“右方见福州梁中丞章钜《归田琐记》……”；《伤科门》“治折骨伤方”（原书六十八叶下），下注云“见《瓠坚集》”。“又方”则注云“见纪文达公《槐西杂志》”；《伤科门》“治铅丸入肉方”（原书七十叶上），下注云“见陈钧堂先生《郎潜纪闻》”；《杂治门》“治壁镜毒”（原书七十七叶上），下注云“见李石《续博物志》”；《杂治门》“急救蛇钻人窍”（原书七十九叶下），下注云“见昆山《环堵室随笔》”；《杂治门》“急救蜈蚣入腹方”（见原书八十叶上），下注云“见《冷庐杂识》”。
⭐ 同时，一些没有著作传世的人的方子，即极难整理，而又极易湮没失传的，也通过此书，有了不朽的载体。有：《儿科门》神验松葱膏后，云“以上四方乃江西省城万载汪试馆内汪君光焱家秘传方，函寄附刊以济世也”（原书二十三叶上）；《内科门》“治吊脚痧外熨法”（原书三十一叶下），“此方乃张雨三茂才所传”；《内科门》“和平正气丸”（原书三十二叶上），下注云“吴兴凌氏赤霆子定元和（？）陈恪敬堂传送”；《内科门》“治瘧疾又一方”（原书三十四叶上），下注云“张仲芳先生传”；《内科门》“治伤寒伏暑神效方”（原书四十三页下），下注云“前两江制军于公成龙传方”；《喉科门》“喉痧有烂喉白喉之异论”（原书五十叶下），下注云“慈溪邵琴夫茂才著”。
⭐ 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方外人士。有：《外科门》之“观音露”（原书五十八叶上），下注云“洞庭东山杨季明制”；《内科门》“赤霆救疫夺命丹”（原书二十九叶下），下注云“云巢山道士传”；《喉科门》“外治异功散膏药”（原书四十八叶上），下注云“此乾隆丁未河南乩方”；《外科门》“灵宝救苦丹”（原书六十一叶下），下注云“湖州金盖山古梅花观赤霆子抄传”。
以上这些，对于文献的保存，有很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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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该书也存在一些✨ 缺点✨ 。例如解剖生理不清，《儿科门》“治胎叫方”（原书二十六叶上），“胎中子叫，是子口中偶失血饼，急令母屈身就之，饼入口，即愈。活用绿豆一升撒地，令母拾完，自然不叫。”以为儿在母腹，是口含血饼，如《医林改错》所讥，实在昧腐。同时，也有些靠不住的方，如《妇科门》中“急救血崩方”，云“又方，陈蛀旧毡帽坐身下即止”。“救胎衣不下简便方”云“将本妇中衣覆井上即下”。我想，大概是没什么治疗效果的。
瑕不掩瑜，此书的内容，以及在版本学上的意义等，都足以让此书不朽。
愿在下一轮甲子的戊戌年，我还能在箧中翻腾出此书，和年轻的下几代年轻人们，说起它的故事。
《经验各种秘方辑要》刊行后之第三戊戌年（2018），二月龙抬头之夜，伟隆。
#徕说中医##医史拾零##中医医史文献#
迩来旧书少翻，故而就有些记不清了。因为突然记起一个药方，就想起《经验各种秘方辑要》这书来。翻腾出来一看，赫然是“光绪戊戌年”一行字，虽不必“算而今，重到须惊”，却已是整整120年了。
徕安堂堂所藏，是光绪戊戌年孟夏之月由浙江孙顺斋、王松堂二位先生辑刊印送。经考察版本，为初刻本。（附按：经研究，此本极有可能是用于校勘的最初印本，论有专文。）
据光绪十九年（1893）古越高昌寒食生的《重刻大生要旨附增秘方原序》（载《辑要》中），辑刊的的✨ 缘起✨ ，乃“《大生要旨》一书，前年王松堂司马刊刷送人，并附经验秘方，盖欲使穷乡僻境之间无医可延者，得此书，亦可以依症（按：原书不作证，是）检方，依方服药，人人得以自治。其用心可谓至矣。而司马犹惜复方之不多，各症（按：原书不作证，是）之未备，今年，因前书早经送罄，重行刊刻，乃先期委鄙人为之征方。”最终编成此书。
此书✨ 编纂✨ ，依次为《重刻大生要旨附增秘方原序》、《例言》、《目录》、《保命延生种子戒期》、各门正文，后无跋。全书共分妇科门、儿科门、内科门、喉科门、眼科门、外科门、伤科门、杂治门，凡八门，载方甚多。
据《序》，该书是“请著名医生悉心选择”、“精选实有效验之家传秘方”，故而在【版本学】上的价值，就已经很值得重视了。现仅就较突出的谈一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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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科门》之“蔡松汀难产神效方”（见原书第十三叶上），小注云“见山阴金兰生《格言联璧》”。《内科门》“治瘧半夏散”（原书三十三叶下），下注云“见山阴金兰生先生《格言联璧》”。按：金兰生《格言联璧》成书于咸丰元年（1851），然而，该书内容、体例，与《菜根谭》等书相似，一点都没有医方的影子，这对于考察该书的版本极有帮助。笔者猜测，有可能当时刊刻的《格言联璧》之后附刻医方，一同行世，故而此处才说“见山阴金兰生《格言联璧》”。
⭐ 《儿科门》之“治目中痘方”（见原书十九叶上），小注云“见江阴金玠堂《客窗随笔》”。按：江阴金捧阊，字玠堂，其《守一斋客窗笔记》四卷、《客窗二笔》一卷，有同治癸酉（1873）重刻本（按：《粟香室丛书》于卷本束汇刻缘起，云“旧印本求索久罄”，未知是否指此本）。其后金武祥曾收在《粟香室丛书》中，有光绪十六年（1890）刊本。经考察，至今只存此两个版本而已，且至今亦未见有整理本行世。
⭐ 前代医家的方，也有选录。如《儿科门》“徐灵胎先生妒乳方”（原书二十四叶上）。以及陈修园等人的相关论述等。同时，一些文人墨客著作中散见的方子，也被搜集来。有：《内科门》“治三消病方”（原书四十四叶上），下注云“见纪文达公《如是我闻》”；《内科门》“治瘧良方”（原书三十三叶上），下注云“见海宁陈子庄先生《庸闲斋笔记》”；《伤科门》“止血补伤丹”（原书六十七叶下），方后云“右方见福州梁中丞章钜《归田琐记》……”；《伤科门》“治折骨伤方”（原书六十八叶下），下注云“见《瓠坚集》”。“又方”则注云“见纪文达公《槐西杂志》”；《伤科门》“治铅丸入肉方”（原书七十叶上），下注云“见陈钧堂先生《郎潜纪闻》”；《杂治门》“治壁镜毒”（原书七十七叶上），下注云“见李石《续博物志》”；《杂治门》“急救蛇钻人窍”（原书七十九叶下），下注云“见昆山《环堵室随笔》”；《杂治门》“急救蜈蚣入腹方”（见原书八十叶上），下注云“见《冷庐杂识》”。
⭐ 同时，一些没有著作传世的人的方子，即极难整理，而又极易湮没失传的，也通过此书，有了不朽的载体。有：《儿科门》神验松葱膏后，云“以上四方乃江西省城万载汪试馆内汪君光焱家秘传方，函寄附刊以济世也”（原书二十三叶上）；《内科门》“治吊脚痧外熨法”（原书三十一叶下），“此方乃张雨三茂才所传”；《内科门》“和平正气丸”（原书三十二叶上），下注云“吴兴凌氏赤霆子定元和（？）陈恪敬堂传送”；《内科门》“治瘧疾又一方”（原书三十四叶上），下注云“张仲芳先生传”；《内科门》“治伤寒伏暑神效方”（原书四十三页下），下注云“前两江制军于公成龙传方”；《喉科门》“喉痧有烂喉白喉之异论”（原书五十叶下），下注云“慈溪邵琴夫茂才著”。
⭐ 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方外人士。有：《外科门》之“观音露”（原书五十八叶上），下注云“洞庭东山杨季明制”；《内科门》“赤霆救疫夺命丹”（原书二十九叶下），下注云“云巢山道士传”；《喉科门》“外治异功散膏药”（原书四十八叶上），下注云“此乾隆丁未河南乩方”；《外科门》“灵宝救苦丹”（原书六十一叶下），下注云“湖州金盖山古梅花观赤霆子抄传”。
以上这些，对于文献的保存，有很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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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在下一轮甲子的戊戌年，我还能在箧中翻腾出此书，和年轻的下几代年轻人们，说起它的故事。
《经验各种秘方辑要》刊行后之第三戊戌年（2018），二月龙抬头之夜，伟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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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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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之前写的一篇小说
当做今天的睡前故事吧
知道微博粉丝有一小部分是看我句子来的
很不好意思
这个博很杂，更句子也是看心情
陆陆续续有人来有人走
这个当做一个小小的弥补吧
之前有在晋江更新一个文，后来因为一点儿个人原因，那个文不会再更新了，这个也就成了我的辞别文（不是连载，更像随笔）
文笔不是很好，凑合看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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