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
祁克果……欧洲正迈向破产的地步。
个人主义是祁克果对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反动。但它也包括了跟祁克果同一时期的一个丹麦人的世界观。他就是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安徒生。他对大自然种种不可思议的细微事物也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比他早100多年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也看到了相同的事物。莱布尼兹对斯宾诺莎的理想主义哲学的反动就像是祁克果对黑格尔的反动一般。
我们不能说浪漫主义者是错的，或者说世间其实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祁克果对个体的意义有敏锐的观察力。我们不只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活一次。
黑格尔对广阔的历史比较有兴趣，这正是祁克果对他如此不满的原因。祁克果认为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抹杀了个人对自己生命所应负的责任。因此对祁克果而言，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有同样的缺点。
祁克果生于1813年，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并且遗传了父亲的宗教抑郁症。由于得了抑郁症，他觉得自己必须解除婚约，但此举不太受到哥本哈根中产阶级的谅解，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受人唾弃或耻笑的对象。后来他逐渐也厌弃世人、取笑世人，并因此而逐渐成为后来易卜生所描述的“人民公敌”。
他在晚年时，对于社会更是大肆批评。他说：“整个欧洲正走向破产的地步。”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缺乏热情和奉献的时代。他对丹麦路德派教会的了无生气尤其感到不满，并对所谓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无情的抨击。
对于祁克果而言，基督教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且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因此一个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种“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种程度”的态度。耶稣要不就是真的在复活节复活，要不就是没有。如果他真的死而复活，如果他真的为我们而死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在实在深奥难解，势必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
可是祁克果看的教会和一般大众对宗教问题采用采取一种暧昧含糊的态度。对于他而言，宗教或知识可以说水火不容，光是相信基督教的是“真理”并不够。相信基督教就要过着基督教徒般的生活。
17岁那年，祁克果开始研究神学。但他对哲学问题却日益感到兴趣。他在27岁时以《论反讽观念》这篇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这篇论文中批评浪漫主义的反讽以及浪漫主义者任意玩弄幻像的做法。他并提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作为对比。苏格拉底虽然也以反讽技巧得到很大效果，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寻求有关生命的根本真理。祁克果认为，苏格拉底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完全将他的存在放进他思考的思想。
1814年解除婚约后，祁克果前往柏林访问，并在那儿听了谢林讲课（此时黑格尔已去世10年了）。
祁克果认为，与其寻找那唯一的真理，不如去寻找那些对个人生命具有意义的真理。他说，找寻“我心目中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他借此以个人来对抗“体系”。祁克果认为，黑格尔忘了自己是一个人。他并且如此描述那些教导黑格尔主义的教授：，“当那令人厌烦的教授先生解释生命的玄秘时，他太过专注，以致忘了自己的姓名，也忘了自己是一个人。而不只是3/8段精彩的文章。”
祁克果认为很难为人做概括性的说明。对他而言，描绘人或人性的面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世间唯一重要的事情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你无法在书桌后面体验自己的存在。唯有在我们的行动——尤其做一些重要的选择——时，我们才和自我的存在有关联，有一个关于佛陀的故事可以说明祁克果的意思。
因为佛教的哲学也是以人的存在为起点。从前有一个和尚问佛陀他如何才能更清楚地回答“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佛陀在回答时，将他比喻为一个被毒箭射伤的人。他说，这个受伤的人不会对“这支箭什么材料做的”，“它沾了什么样的毒药”或“它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这些问题感兴趣。他应该是希望有人能把箭拔出来，并治疗他的伤口。
佛陀和祁克果都强烈感受到人生苦短的现象。祁克果并说真理是“主观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什么，相信什么都无所谓。而是说真正重要的真理都是属于个人的。只有这些真理“对我而言是真的。”
举例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基督教是否是真实的，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或学术上的问题。对于一个“了解自我生命”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你光是坐下来为了讨论而讨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以最热情，最真诚的态度来讨论。
比如：如果你掉到水里，你对你是否淹死的理论不会感到兴趣，而水是否有鳄鱼的问题既不“有趣”也不“无趣”，因为你已经面临生死关头了。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上帝是否存在”这个哲学性的问题与个人与这些问题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独立回答这些问题。而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经由信仰来找寻答案。但照祁克果的看法，那是我们经有理性而得知的事情（也就是知识）是完全不重要的。
八加四等于十二，这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这是笛卡尔以来每位哲学家都谈到的那种“可以推算的真理”。可是我们会把它放在每天的祈祷文中吗？我们躺着时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不去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吗？绝不是的。那样的真理也许“客观”也许“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每个人的存在却完全无关紧要。
但是信仰就不同了，你永远不会知道当你对不起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否会原谅你？因为这个问题对你的存在而言是很重要的。这是个你会极度关切的问题，同样的，你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是否爱你，你只能相信他爱你或者希望他爱你。可是这些事情对你而言，要比“三角形内各内角的总和等于180度”更加重要。
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信仰是最重要的因素。祁克果曾写道：“如果我能客观地抓住上帝，我就不会相信他了，但正因为我无法如此，所以我必须信他。如果我希望保守住我的信心，我必须时时紧握住客观的不确定性，以便让我即使在7万寸深的海上，仍能保有我的信心。”
许多人曾经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至少是尝试用理性去解释它。但是如果你满足于这样的证明或理论，你就会失去你的信仰，同时也会失去你的宗教热情。因为重要的并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对你而言它是否真实。中世纪的一句格言“我信，因为荒谬”。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所以我才相信，如果基督教所输球诉求的是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我们的另外一面，那它就不叫做信仰了。
至此，我们已经谈到了祁克果所说的“存在的”和“主观真理”的意义，以及他对“信仰”的观念。他创造第三个观念是为了批评传统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不过其中也包含尖锐的“社会批评”在内。他说，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个人已经成为“大众”了，而这些大众或群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喜欢说一些含糊不确定的话。他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所“想”、所“相信”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而没有人真正对这些东西有深刻的感受。
祁克果的人生三阶段
祁克果认为，生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他把他们称为“美感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他用“阶段”这个名词是为了强调人可能会生活在一个较低的阶段，然后突然跃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同样的阶段。
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只是为了现在而活，因此他会抓住每个享乐的机会，只要是美的，令人满足的，令人愉快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感官的世界中，是他自己的欲望与情绪的奴隶，对他而言，凡是令人讨厌烦的，就是不好的。
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因为这个阶段所包含的并不只是纯粹的感官享乐而已。一个从美感的角度来看待现实，或自己的艺术，或他所相信的他所信仰的哲学的人，就是活在美感阶段里。他们也可能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痛苦或悲伤，但这只是虚荣心作祟罢了。易卜生的《皮尔金》这出戏的男主角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
一个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很容易有焦虑或恐怖或空虚的感受。但果真这样，他就有救了。祁克果认为，害怕几乎是有正面意义的。他表示，它表示这个人正处于“存在的状态中”，可以跃升到更高阶段。可是你要不就晋升到较高的阶段，要不就停留原地。如果你不采取行动，而只是在即将跃升的边缘徘徊是没有用的。这是个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而且没有人能够帮你做这件事，这是你自己的抉择。
祁克果所描述的这个“决定的范畴”，可能会使人想起苏格拉底所说的所有真正的智慧都来自内心的话。是否要从美感阶段跃升到道德阶段或宗教阶段，必须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决定。易卜生在《皮尔金》里面也描绘了这一点。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大作《罪与罚》这本小说中，也生动的描述存在的抉择如何必须发自内心的需要与绝望的感受。
如此你也许才可以改开始活在道德阶段。这个阶段的特色就是对生命保持认真的态度，并且始终一贯的做一些符合道德的决策。这种态度有点像是康德的责任道德观，就是人应该努力依循道德的法则而生活。祁克果和康德一样注重人的性情。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你认为何者是，何者非，而是你开始在意事情的是非对错。相反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则只注重一件事是否有趣。
祁克果从不认为道德阶段是很圆满的。即使是一个敬业尽责的人，如果一直彻底地过着这种生活，最后也会厌倦的。许多人到了年长之后。开始有这种厌倦的感受。有些人就因此重新回到美感阶段的生活方式。可是也有人进一步跃升到宗教阶段。他们一步就跳进信仰那“七万吋的深渊里”。他们选择信仰而不选择美感的愉悦或理性所要求的责任。而就像祁克果所说的，虽然“跳进上帝张开的双臂”，也许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但这却是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
因为对祁克果而言，活在“宗教阶段”就等于是信奉基督。不过对于非基督徒的思想家而言，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盛行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就是受到这里丹麦哲学家的启发。
祁克果……欧洲正迈向破产的地步。
个人主义是祁克果对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反动。但它也包括了跟祁克果同一时期的一个丹麦人的世界观。他就是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安徒生。他对大自然种种不可思议的细微事物也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比他早100多年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也看到了相同的事物。莱布尼兹对斯宾诺莎的理想主义哲学的反动就像是祁克果对黑格尔的反动一般。
我们不能说浪漫主义者是错的，或者说世间其实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祁克果对个体的意义有敏锐的观察力。我们不只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活一次。
黑格尔对广阔的历史比较有兴趣，这正是祁克果对他如此不满的原因。祁克果认为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抹杀了个人对自己生命所应负的责任。因此对祁克果而言，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有同样的缺点。
祁克果生于1813年，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并且遗传了父亲的宗教抑郁症。由于得了抑郁症，他觉得自己必须解除婚约，但此举不太受到哥本哈根中产阶级的谅解，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受人唾弃或耻笑的对象。后来他逐渐也厌弃世人、取笑世人，并因此而逐渐成为后来易卜生所描述的“人民公敌”。
他在晚年时，对于社会更是大肆批评。他说：“整个欧洲正走向破产的地步。”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缺乏热情和奉献的时代。他对丹麦路德派教会的了无生气尤其感到不满，并对所谓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无情的抨击。
对于祁克果而言，基督教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且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因此一个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种“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种程度”的态度。耶稣要不就是真的在复活节复活，要不就是没有。如果他真的死而复活，如果他真的为我们而死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在实在深奥难解，势必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
可是祁克果看的教会和一般大众对宗教问题采用采取一种暧昧含糊的态度。对于他而言，宗教或知识可以说水火不容，光是相信基督教的是“真理”并不够。相信基督教就要过着基督教徒般的生活。
17岁那年，祁克果开始研究神学。但他对哲学问题却日益感到兴趣。他在27岁时以《论反讽观念》这篇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这篇论文中批评浪漫主义的反讽以及浪漫主义者任意玩弄幻像的做法。他并提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作为对比。苏格拉底虽然也以反讽技巧得到很大效果，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寻求有关生命的根本真理。祁克果认为，苏格拉底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完全将他的存在放进他思考的思想。
1814年解除婚约后，祁克果前往柏林访问，并在那儿听了谢林讲课（此时黑格尔已去世10年了）。
祁克果认为，与其寻找那唯一的真理，不如去寻找那些对个人生命具有意义的真理。他说，找寻“我心目中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他借此以个人来对抗“体系”。祁克果认为，黑格尔忘了自己是一个人。他并且如此描述那些教导黑格尔主义的教授：，“当那令人厌烦的教授先生解释生命的玄秘时，他太过专注，以致忘了自己的姓名，也忘了自己是一个人。而不只是3/8段精彩的文章。”
祁克果认为很难为人做概括性的说明。对他而言，描绘人或人性的面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世间唯一重要的事情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你无法在书桌后面体验自己的存在。唯有在我们的行动——尤其做一些重要的选择——时，我们才和自我的存在有关联，有一个关于佛陀的故事可以说明祁克果的意思。
因为佛教的哲学也是以人的存在为起点。从前有一个和尚问佛陀他如何才能更清楚地回答“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佛陀在回答时，将他比喻为一个被毒箭射伤的人。他说，这个受伤的人不会对“这支箭什么材料做的”，“它沾了什么样的毒药”或“它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这些问题感兴趣。他应该是希望有人能把箭拔出来，并治疗他的伤口。
佛陀和祁克果都强烈感受到人生苦短的现象。祁克果并说真理是“主观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什么，相信什么都无所谓。而是说真正重要的真理都是属于个人的。只有这些真理“对我而言是真的。”
举例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基督教是否是真实的，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或学术上的问题。对于一个“了解自我生命”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你光是坐下来为了讨论而讨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以最热情，最真诚的态度来讨论。
比如：如果你掉到水里，你对你是否淹死的理论不会感到兴趣，而水是否有鳄鱼的问题既不“有趣”也不“无趣”，因为你已经面临生死关头了。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上帝是否存在”这个哲学性的问题与个人与这些问题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独立回答这些问题。而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经由信仰来找寻答案。但照祁克果的看法，那是我们经有理性而得知的事情（也就是知识）是完全不重要的。
八加四等于十二，这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这是笛卡尔以来每位哲学家都谈到的那种“可以推算的真理”。可是我们会把它放在每天的祈祷文中吗？我们躺着时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不去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吗？绝不是的。那样的真理也许“客观”也许“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每个人的存在却完全无关紧要。
但是信仰就不同了，你永远不会知道当你对不起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否会原谅你？因为这个问题对你的存在而言是很重要的。这是个你会极度关切的问题，同样的，你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是否爱你，你只能相信他爱你或者希望他爱你。可是这些事情对你而言，要比“三角形内各内角的总和等于180度”更加重要。
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信仰是最重要的因素。祁克果曾写道：“如果我能客观地抓住上帝，我就不会相信他了，但正因为我无法如此，所以我必须信他。如果我希望保守住我的信心，我必须时时紧握住客观的不确定性，以便让我即使在7万寸深的海上，仍能保有我的信心。”
许多人曾经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至少是尝试用理性去解释它。但是如果你满足于这样的证明或理论，你就会失去你的信仰，同时也会失去你的宗教热情。因为重要的并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对你而言它是否真实。中世纪的一句格言“我信，因为荒谬”。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所以我才相信，如果基督教所输球诉求的是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我们的另外一面，那它就不叫做信仰了。
至此，我们已经谈到了祁克果所说的“存在的”和“主观真理”的意义，以及他对“信仰”的观念。他创造第三个观念是为了批评传统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不过其中也包含尖锐的“社会批评”在内。他说，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个人已经成为“大众”了，而这些大众或群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喜欢说一些含糊不确定的话。他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所“想”、所“相信”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而没有人真正对这些东西有深刻的感受。
祁克果的人生三阶段
祁克果认为，生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他把他们称为“美感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他用“阶段”这个名词是为了强调人可能会生活在一个较低的阶段，然后突然跃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同样的阶段。
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只是为了现在而活，因此他会抓住每个享乐的机会，只要是美的，令人满足的，令人愉快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感官的世界中，是他自己的欲望与情绪的奴隶，对他而言，凡是令人讨厌烦的，就是不好的。
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因为这个阶段所包含的并不只是纯粹的感官享乐而已。一个从美感的角度来看待现实，或自己的艺术，或他所相信的他所信仰的哲学的人，就是活在美感阶段里。他们也可能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痛苦或悲伤，但这只是虚荣心作祟罢了。易卜生的《皮尔金》这出戏的男主角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
一个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很容易有焦虑或恐怖或空虚的感受。但果真这样，他就有救了。祁克果认为，害怕几乎是有正面意义的。他表示，它表示这个人正处于“存在的状态中”，可以跃升到更高阶段。可是你要不就晋升到较高的阶段，要不就停留原地。如果你不采取行动，而只是在即将跃升的边缘徘徊是没有用的。这是个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而且没有人能够帮你做这件事，这是你自己的抉择。
祁克果所描述的这个“决定的范畴”，可能会使人想起苏格拉底所说的所有真正的智慧都来自内心的话。是否要从美感阶段跃升到道德阶段或宗教阶段，必须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决定。易卜生在《皮尔金》里面也描绘了这一点。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大作《罪与罚》这本小说中，也生动的描述存在的抉择如何必须发自内心的需要与绝望的感受。
如此你也许才可以改开始活在道德阶段。这个阶段的特色就是对生命保持认真的态度，并且始终一贯的做一些符合道德的决策。这种态度有点像是康德的责任道德观，就是人应该努力依循道德的法则而生活。祁克果和康德一样注重人的性情。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你认为何者是，何者非，而是你开始在意事情的是非对错。相反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则只注重一件事是否有趣。
祁克果从不认为道德阶段是很圆满的。即使是一个敬业尽责的人，如果一直彻底地过着这种生活，最后也会厌倦的。许多人到了年长之后。开始有这种厌倦的感受。有些人就因此重新回到美感阶段的生活方式。可是也有人进一步跃升到宗教阶段。他们一步就跳进信仰那“七万吋的深渊里”。他们选择信仰而不选择美感的愉悦或理性所要求的责任。而就像祁克果所说的，虽然“跳进上帝张开的双臂”，也许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但这却是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
因为对祁克果而言，活在“宗教阶段”就等于是信奉基督。不过对于非基督徒的思想家而言，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盛行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就是受到这里丹麦哲学家的启发。
算命，究竟在算什么，真的有所谓人命天定吗？#三宗书院#
得先搞清楚啥是命，再说天命。
命者，以口令之也。在人，则为人所禀受。天予人之气。故谓之以口。庄子齐物所云大块噫气也。气以口出。气故与口通。天以气使人，谓之天命。穷理尽性乃至于命。以命言天。故能至于命，实为能至于天，则天亦不违。此谓后天顺天时，先天天弗违。
在原本的意义上，命是定的，只有尽性至命，也就是达到配天之人，才是改命的。但是后来命主要是指的是固定吉凶祸福。已经落实到事情上了，那么明确的讲，命运不是确定的。
一、现在人对于命运有几种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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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宿命论
消极怠工的思想温床，干啥都是天定的，那就啥也不用干好了。混吃等死的废材大都这样安慰自己。还有就是做坏事都赖老天身上。
2
人定论
一切都是可以由人改变的，唯心是造。这个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了不遵从自然规律，发生了很多没必要错扭，也就是人为之伪。这往往是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小孩舞大刀，能力和想法不相匹配。所以经常白日做梦。空言大话。不肯脚踏实地。
3
无命论
类似上条，但完全否定人受天气而生，决裂人从天地而来之根源。也不相信自身行止决定了事务的结果。过度自信。盲目自大，所以会造成恣意妄为，狂妄无稽的性格。
以上前两种都直接导致唯心迷信的产生。最后一种，就是狂徒的大本营。一般那种啥都不怕，偏激不知收敛的流氓大都是这样的。
二、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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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事
命不是说寿算福祸等等，更非具体的事情。六经里面的命都是令使之义。天以气使人为用故生之，斯意尽矣。后人乱用，不解其意。就流变成现在的这种。命是天命之气。命不能由己造的。你受生之气，怎么能自己选呢？
那些算着时辰的剖腹产，都是扯淡，八字受气压根就不是出生的第一口气。不然胎神必定不准。总想投机取巧，真是无语之极。其实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气往往受也不足。孩子意志薄弱，性情居移不定。真是事与愿违。能顺产还是顺的好，实在不成，两者相较，取其轻，听医生便宜处之。
2
气用
命是受气之用。你活一辈子，能干点啥对别人对天地有用的事吗，这个是天命之本义。也是天生予气之所由。王命诸臣，天命诸生。命不是具体事物。
所以原则上算不出你的具体发生。但是可以用别的法子知道。就如王命司空。我们知道司空这个职务要做什么，有什么职权。但是他具体做啥事情了，不管，也不知道，但是司空做啥，都要有记录。人秉气而生。受的气搭配以及多寡就是决定具体人性情天生禀赋的初始变量。
这个变量决定很多事情上人怎么抉择，但是礼教有止情之功，所以按礼而行，负面的情绪都不会被放大，临事不会因为自己的私情过度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讲，发而有节谓之和。能致中和，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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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八字
确实反映了相当的受气信息，但不是全部，而且受了多少，那完全不是这个八个字能看出来的。有的算命算卦先生为了求准而不求真。那么就非算，而是查。
只不过他们自己不清楚这两者的区别。有没有经验，差别在于对人事上的推敲熟悉和象气之对应。但是这八字本身不能推算出来太多的东西，你拿着半拉算盘能算出来多少呢？
所以大部分后来都是走的交通无形的道路。又不明其理，没有正经学过，所以不自觉中付出的代价太大，身体不咋地是常事，多半神叨叨的。劝两句，反过来倒打一耙有的是。而明白的又愿意换，我们能说啥。爱咋地咋地去。
4
命格
是八字受气搭配出来的一个种东西，可以类比成形状，一定会怎么样嘛？
错，这根本不是具体事务上的断定。象气理数都分不清，整天吹泡泡的先生们，我也是醉了。很多行为，外行之极。铁口直断，命相占卜行当的大忌。是不是这行的，一言可知。网上上大部分是爱好者来练手吹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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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运
那是二气周流，而年月日时各气交替。再加上人间时代造就出来的大形状。
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代以及家庭环境，经历着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和结果。人的受气出来的形状和时运大形状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排流年。而具体的事情怎么发生，怎么处理，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全靠人自身所处环境，以及个人修养。
6
人动
人为三才四大之一，能与天地并列，是有原因的。人代表着一切阴阳和合之生之物。具体到人这个种族，是参天地化育而生，到现在为止仍是天地的宠儿。所以有相当的主动能力去改变自身而后影响一些东西。而这种改变是有层次渐进的。也就是由己推人，忠恕之道。而在不断修行能够触及到更深层面后，才会有尽性及天之说。
大部分常人，只要行止有节，即便凶灾之气相临，也无大碍。程度和所应之事完全由人的行为决定，也就是说，自己能够调节自己的性情、情绪、行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都感觉不到就过了。所以圣贤之道，都是在教大家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所以宿命论是不着调的。未来从来没有定下来。
人需要自己努力有礼有节，补益己所不能。自然不会太差。但是若是人人都说命由己造，在我们这层面上看，又忽略了自然所予以及外部环境。过于凸显人和自然的对立，也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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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寿算
很显然这不是定的。一个大活人，非要被尿憋死吗？只有几种情况下寿算已定，但那也绝对不是啥算命能算出来的。整天痴迷这些东西的人，都会迷于随机事件的必然性，最后只有陷入唯心迷信的坑。过于放大人的能力，过于迷信心的力量，人天分离，也是不可取的。
8
干涉
医生治病和施术改事，是两回事。一般先生算命，也不算什么真的干涉，提点一下不说太具体事务，你从现在行为、性情上有改正，自然结果就不一样了，那么就和治病一样，没事。但是有的术法确实可以横加干涉，就和医者里有祝由移神之类，那么就不是当事人自身自愿自觉做到而发生的变化。
施术者以自身能力强行扭转，表现就是没有过程，而结果就是积累所谓的恶业吧。当事人心甘情愿去从自身出发却改变，那么你的劝诫道理就和医生用药一样，是从身上治，从根上改，那么就没有那些不利。圣贤劝教和术士行法的区别在于是不是强行干涉。修行人能讲理而不用术。
能用小不用大的道理就在这里。而到了后来，别说算或者那啥，连看都不会看。道教修行有非常明确的规矩不准随意算命占卜。而这些规矩来自于前辈血的教训。历史的厚重代表着无数的实验经验的积累。不学不知道，学了少走很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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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厚薄
命越算越薄。这个有点复杂。需要更深的知识才可以。简单说，一般意义上的命运不是定数，但是被人直说了，就不会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
那么你剩下的可能性就会更少。这个点上有一百种可能，算一次少一次，就越来越少。每个点都减少，加权下去，可能性就会锐减，那么你人生的厚度就变薄了。所以修道人，到了一定程度根本不会算给人算命的。算命先生不会给小孩批整个八字，都基于此。
这几种玄学是历史中都演化成职业，但是职业也是有规矩的。那些规矩是保证双方都不受伤害的。对于有意修道的同学尤其要注意这点。
10
自决
自己的路自己走。算命是抄不了近路，了不起就是个借别人加了磨砂的望远镜看看模糊的前景。看到的其实不是具体的东西。而你痴迷远方，不注意脚下，该摔该倒谁也帮不了，近处时下都走不踏实，后面远景能不能走到那还两说呢。但是人都好投机取巧。不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喜好这个。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是叫人在根上下功夫，不用去担心远方的事，现在准备的足，未来如何都能活的很好，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而问命都是存在着先看看情况，我怎么应对的心思，还是拔萝卜的思维才会做的事情。原来的卜之贞问根本是这种事情的。不是总说活在当下吗？这话就是叫人事事专心，不去瞻前顾后而已。
得先搞清楚啥是命，再说天命。
命者，以口令之也。在人，则为人所禀受。天予人之气。故谓之以口。庄子齐物所云大块噫气也。气以口出。气故与口通。天以气使人，谓之天命。穷理尽性乃至于命。以命言天。故能至于命，实为能至于天，则天亦不违。此谓后天顺天时，先天天弗违。
在原本的意义上，命是定的，只有尽性至命，也就是达到配天之人，才是改命的。但是后来命主要是指的是固定吉凶祸福。已经落实到事情上了，那么明确的讲，命运不是确定的。
一、现在人对于命运有几种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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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宿命论
消极怠工的思想温床，干啥都是天定的，那就啥也不用干好了。混吃等死的废材大都这样安慰自己。还有就是做坏事都赖老天身上。
2
人定论
一切都是可以由人改变的，唯心是造。这个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了不遵从自然规律，发生了很多没必要错扭，也就是人为之伪。这往往是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小孩舞大刀，能力和想法不相匹配。所以经常白日做梦。空言大话。不肯脚踏实地。
3
无命论
类似上条，但完全否定人受天气而生，决裂人从天地而来之根源。也不相信自身行止决定了事务的结果。过度自信。盲目自大，所以会造成恣意妄为，狂妄无稽的性格。
以上前两种都直接导致唯心迷信的产生。最后一种，就是狂徒的大本营。一般那种啥都不怕，偏激不知收敛的流氓大都是这样的。
二、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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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事
命不是说寿算福祸等等，更非具体的事情。六经里面的命都是令使之义。天以气使人为用故生之，斯意尽矣。后人乱用，不解其意。就流变成现在的这种。命是天命之气。命不能由己造的。你受生之气，怎么能自己选呢？
那些算着时辰的剖腹产，都是扯淡，八字受气压根就不是出生的第一口气。不然胎神必定不准。总想投机取巧，真是无语之极。其实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气往往受也不足。孩子意志薄弱，性情居移不定。真是事与愿违。能顺产还是顺的好，实在不成，两者相较，取其轻，听医生便宜处之。
2
气用
命是受气之用。你活一辈子，能干点啥对别人对天地有用的事吗，这个是天命之本义。也是天生予气之所由。王命诸臣，天命诸生。命不是具体事物。
所以原则上算不出你的具体发生。但是可以用别的法子知道。就如王命司空。我们知道司空这个职务要做什么，有什么职权。但是他具体做啥事情了，不管，也不知道，但是司空做啥，都要有记录。人秉气而生。受的气搭配以及多寡就是决定具体人性情天生禀赋的初始变量。
这个变量决定很多事情上人怎么抉择，但是礼教有止情之功，所以按礼而行，负面的情绪都不会被放大，临事不会因为自己的私情过度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讲，发而有节谓之和。能致中和，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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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八字
确实反映了相当的受气信息，但不是全部，而且受了多少，那完全不是这个八个字能看出来的。有的算命算卦先生为了求准而不求真。那么就非算，而是查。
只不过他们自己不清楚这两者的区别。有没有经验，差别在于对人事上的推敲熟悉和象气之对应。但是这八字本身不能推算出来太多的东西，你拿着半拉算盘能算出来多少呢？
所以大部分后来都是走的交通无形的道路。又不明其理，没有正经学过，所以不自觉中付出的代价太大，身体不咋地是常事，多半神叨叨的。劝两句，反过来倒打一耙有的是。而明白的又愿意换，我们能说啥。爱咋地咋地去。
4
命格
是八字受气搭配出来的一个种东西，可以类比成形状，一定会怎么样嘛？
错，这根本不是具体事务上的断定。象气理数都分不清，整天吹泡泡的先生们，我也是醉了。很多行为，外行之极。铁口直断，命相占卜行当的大忌。是不是这行的，一言可知。网上上大部分是爱好者来练手吹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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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运
那是二气周流，而年月日时各气交替。再加上人间时代造就出来的大形状。
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代以及家庭环境，经历着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和结果。人的受气出来的形状和时运大形状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排流年。而具体的事情怎么发生，怎么处理，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全靠人自身所处环境，以及个人修养。
6
人动
人为三才四大之一，能与天地并列，是有原因的。人代表着一切阴阳和合之生之物。具体到人这个种族，是参天地化育而生，到现在为止仍是天地的宠儿。所以有相当的主动能力去改变自身而后影响一些东西。而这种改变是有层次渐进的。也就是由己推人，忠恕之道。而在不断修行能够触及到更深层面后，才会有尽性及天之说。
大部分常人，只要行止有节，即便凶灾之气相临，也无大碍。程度和所应之事完全由人的行为决定，也就是说，自己能够调节自己的性情、情绪、行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都感觉不到就过了。所以圣贤之道，都是在教大家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所以宿命论是不着调的。未来从来没有定下来。
人需要自己努力有礼有节，补益己所不能。自然不会太差。但是若是人人都说命由己造，在我们这层面上看，又忽略了自然所予以及外部环境。过于凸显人和自然的对立，也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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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寿算
很显然这不是定的。一个大活人，非要被尿憋死吗？只有几种情况下寿算已定，但那也绝对不是啥算命能算出来的。整天痴迷这些东西的人，都会迷于随机事件的必然性，最后只有陷入唯心迷信的坑。过于放大人的能力，过于迷信心的力量，人天分离，也是不可取的。
8
干涉
医生治病和施术改事，是两回事。一般先生算命，也不算什么真的干涉，提点一下不说太具体事务，你从现在行为、性情上有改正，自然结果就不一样了，那么就和治病一样，没事。但是有的术法确实可以横加干涉，就和医者里有祝由移神之类，那么就不是当事人自身自愿自觉做到而发生的变化。
施术者以自身能力强行扭转，表现就是没有过程，而结果就是积累所谓的恶业吧。当事人心甘情愿去从自身出发却改变，那么你的劝诫道理就和医生用药一样，是从身上治，从根上改，那么就没有那些不利。圣贤劝教和术士行法的区别在于是不是强行干涉。修行人能讲理而不用术。
能用小不用大的道理就在这里。而到了后来，别说算或者那啥，连看都不会看。道教修行有非常明确的规矩不准随意算命占卜。而这些规矩来自于前辈血的教训。历史的厚重代表着无数的实验经验的积累。不学不知道，学了少走很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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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厚薄
命越算越薄。这个有点复杂。需要更深的知识才可以。简单说，一般意义上的命运不是定数，但是被人直说了，就不会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
那么你剩下的可能性就会更少。这个点上有一百种可能，算一次少一次，就越来越少。每个点都减少，加权下去，可能性就会锐减，那么你人生的厚度就变薄了。所以修道人，到了一定程度根本不会算给人算命的。算命先生不会给小孩批整个八字，都基于此。
这几种玄学是历史中都演化成职业，但是职业也是有规矩的。那些规矩是保证双方都不受伤害的。对于有意修道的同学尤其要注意这点。
10
自决
自己的路自己走。算命是抄不了近路，了不起就是个借别人加了磨砂的望远镜看看模糊的前景。看到的其实不是具体的东西。而你痴迷远方，不注意脚下，该摔该倒谁也帮不了，近处时下都走不踏实，后面远景能不能走到那还两说呢。但是人都好投机取巧。不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喜好这个。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是叫人在根上下功夫，不用去担心远方的事，现在准备的足，未来如何都能活的很好，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而问命都是存在着先看看情况，我怎么应对的心思，还是拔萝卜的思维才会做的事情。原来的卜之贞问根本是这种事情的。不是总说活在当下吗？这话就是叫人事事专心，不去瞻前顾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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