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II/RQFII新规实施逾三个月 新增45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去年11月1日，QFII/RQFII新规正式实施以来，至今已经3个多月。“QFII/RQFII新规实施后，外资投资中国股票、债券市场的空间和便利性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粤开证券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殷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QFII/RQFII新规实施以来，截至2020年年底，国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新增45家，外资持有A股市值和占比稳步提升。
市场人士认为，科创板股票纳入富时罗素、MSCI等国际指数，以及资本项目进一步双向开放等仍值得期待。外资在A股的持股占比仍有望继续提升。https://t.cn/A6tcDDSg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QFII/RQFII新规实施以来，截至2020年年底，国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新增45家，外资持有A股市值和占比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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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播报# #连线成都# 【全球竞争格局下的“城市之问”】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将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城市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战场，国家的竞争力也愈发取决于城市的竞争力。而在经历“十三五”时期的快速崛起之后，中国城市开始走向前列，影响竞争的方向和态势。
近期，各地密集步入“两会时间”，陆续公布“十四五”规划。1月27日，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获批通过，“五个人人”写入2035年展望中；而在日前召开的成都市“两会”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被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请审议。
一东一西两座城市，均围绕“人”下功夫，并非巧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人”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关注，城市的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
当“人”成为新时代发展的落脚点，谁能下好“人”这盘棋，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世界城市竞争中拔得头筹。
在此情形下，将目光投向“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别有深意。对于正处于多重机遇叠加期的成都而言，这是进入新阶段面对新需求的率先探索；更重要的是，透过成都的新实践，更能看到中国城市面对全新时代之问的解题思路。
1、什么是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十四五”开始，城市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主题，幸福美好生活是主线。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覆盖居民收入、生活成本竞争力、公共服务、通勤效率、营商环境等市民和企业最关心的十大领域，是成都“十四五”的重点和亮点，也是成都通往“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实现路径。
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
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
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
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设工程
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
生态惠民示范工程
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
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
成都市委政研室主任曾明友早前表示，“十大工程”是在前期“开门问策”广泛问计于民的基础上形成的，过去的五年规划并无类似专门安排。
今年1月，成都已就《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作为“十四五”开局的“一号文件”，它关系着成都的城市功能能否顺利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2、为什么要提出“十大工程”？
没有人能否认成都的快速发展。“十三五”时期，这座西部城市以年均7.1%的增速做大经济规模，以年均超过40万人的流入量集聚人口，不仅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更立下冲刺世界城市的壮志雄心，成为后发赶超的新兴城市代表。
但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和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成都的初衷是，通过解决普通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地满足新阶段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改革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
共享红利、增强认同，背后既是营城理念和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也是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承诺的具体体现。对今天的成都而言，更广泛的认同，意味着向上生长更强劲的支撑。
3、为什么它不只是民生工程？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包含许多改善民生的具体举措，涉及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等，但从根本上讲，它并不只是一个“民生工程”。
以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为例，它被放在“十大工程”之首，凸显重要性的同时，也反映了成都之所急。
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经济总量位列全国城市第7位，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靠后，推动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无论是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还是助力扩内需，居民“钱袋子”厚度有待增加。
同时，成都人均GDP已迈过10万元大关——“城市富裕度”站上新起点，继续领跑西部，其意义不亚于“十二五”时期GDP总量突破万亿。但必须看到的是，这样的“人均”水平，与东部沿海和部分中部城市仍有不小差距。
如何提升居民收入？成都把目光对准“产业结构”，依托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更多高收入就业岗位，同时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提升就业层次和竞争力。
事实上，成都此举颇有摆脱“西部宿命”之意。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但由此也造成了西部城市一直以来处在产业链、价值链底端的境况。
“不能永远落后”，带着这样的认识，成都2017年组建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四年来大力推动新经济发展，就是希望重构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打破传统产业“约等于”较低收入的局面。如此，换个角度看，“十大工程”也将为成都新时期产业培育带来新机会。
4、它如何帮助成都构筑新的比较优势？
《全球城市史》作者乔尔·科特金曾说：哪里更宜居，知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知识分子选择在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类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终人类的财富也会在哪里聚集。
在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生活生产方式的今天，更是如此。
从李冰父子引岷江之水浇灌成都平原，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开始，这座内陆城市便有了“宜居”属性，“休闲之都”声名在外。
作为西南生活中心和西部消费中心，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加持”之下，不断提升宜居品质，巩固着“生活城市”的比较优势。
视效公司MORE VFX合伙人、《流浪地球》制作总监刘姗姗形容，“吃的太多、绿道太长、公园太美以及住得太舒服”是一种成都式“凡尔赛”。对年轻人，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不用让安家置业成为一种奢望”，直击要害。
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意味着成都对“生活城市”特质进一步加码，是拉长“长板”的重要策略。
比如“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目的就是聚焦衣食住行，完善供给体系、稳定价格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房价收入比保持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较低水平，打造“中国最具生活成本竞争力” 的超大城市。
5、它如何释放城市活力？
城市发展愈加离不开创新，纵观全球，新一代创新聚集地正从城市郊区回归城市中心城区配套服务与生活环境更优的“硅巷”。面临新一轮创新“抢位战”，“生活城市”特质将有利于成都创造价值、挖掘自身创新能力。
从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年轻人”的重视。
比如，专门提出“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就是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干事创业。又如，“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的第一要务，就是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
“敞开城市胸怀”的同时，更要考虑如何为年轻人实现人生价值减少“后顾之忧”。
据统计，“人才新政”实施以来，成都已吸引超过 41 万青年人才落户，第三方报告评价其为“最受年轻人喜欢”和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新一线城市。预测显示，年轻人还将继续流入，相较于其他同等体量世界城市面临的“人口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优势。
应该说，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做强“生活城市”特色，既是主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更将通过提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强城市活力。
6、它如何重塑“城市”与“人”的关系？
一座城市的兴衰，总是不断上演留住人、吸引人、激励人、服务人的故事。吸引什么样的人、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建设，关系到城市未来的社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及文化结构。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以市场化逻辑推动共建共享为最根本支撑，特别是打造各类场景，展示了未来城市塑造“人”“城”关系的具体路径。
成都“场景营城”已推进多年。“场景”理论提出者丹尼尔·西尔曾指出，场景强调的正是城市的各项功能在空间和个体生命互相交叠中的重新定位。新场景的构建，不仅将提升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更能激发其在城市中的创造力。
“十大工程”实质上能带来消费升级的新场景。一方面，包括生活美学、通勤生活、智慧化个性生活等具体场景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成都还将定期发布幸福美好生活应用场景和机会清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十大工程”投建管运。通过政府主导、市场主体，运用商业化逻辑，调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特别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场景的构建更有可能实现本地消费的“进口替代”，原来对国际商品的消费潜力有望在本地化场景中释放，既满足了品质消费需求，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7、它能否引领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万亿级”城市迎来最大规模“扩容潮”，参与世界竞争的中国城市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城市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整体上看，“十四五”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分水岭。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城市通过拓展范围、吸纳人口、提升经济，不断在“造城”上下功夫，搭起“四梁八柱”。随着“人本城市”回归，城市更应将注意力放在“营城”上，围绕“人”的需求注入内涵。
我们欣喜地发现，站在“十四五”开局，先行者已有了更为具体的探索：上海提出“五个人人”，通过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建设工程，为“人民城市”构建完整理论和实践框架；成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从市民和企业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着手，系统谋划、系统推进，确保每一项举措、指标均能落地可行。
未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应当处处体现“城市的核心是人”，还应在满足个体对美好生活新向往新期待的基础上，探索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发展模式”。
8、它如何助推成都参与国际竞争？
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为城市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特殊时期下，联合国人居署在《新城市议程》中提出的“更加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城市”目标，愈加成为衡量世界城市的重要依据——韧性和包容，不仅是城市必须补齐的短板，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放眼全球，先发城市早已有所布局。新加坡提出建设全龄友好的社区、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北京成为首个将“韧性城市”写入城市总规的中国城市。
而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既提出建设国际韧性城市典范，同时亦将建设全龄友好的城市环境。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涵盖“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将成都此前的相关筹谋一并写进“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在尚无成熟经验的发展领域，成都有望率先取得突破。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成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去年最新一期GaWC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排名再上升12位，被称为“10年内全球增长最快城市”。受到越来越多全球关注的成都，也理应拿出进一步增强国际化水平、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姿态与动作。
9、它如何帮助成都走向“超大城市”？
根据住建部近期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成都城区常住人口达816.97万人，愈加靠近超大城市的1000万人门槛。若比较常住人口，早在2016年，成都就已超过天津，并维持全国第四人口大市至今。
人们用脚投票、加速涌入成都，一方面证明了成都的吸引力，但同时，大城市可能面临的“城市病”，对于处于“超大城市”门口的成都亦是隐忧——城市的治理难度将越来越大，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关系。
此前，成都提出以TOD规划城市的方式，利用轨道交通优化老城、营建新城；最近，成都频频提及EOD，以期“用生活城市的品质留住人，用公园城市的影响吸引人，用天府文化的魅力激励人”。在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一系列新的理念被具化为“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生态惠民示范工程”等行动中的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对“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新探索，既是对未来理想城市的设计创造可能，也是对成都等超、特大城市治理能力的检验。
10、如何保障落实效果？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一项全新探索。“新”既意味着成都有在细分赛道上领先的机遇，同时也说明无先例可循、无标准参照，更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社会广泛参与，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因此，此次成都“两会”上专门提请代表委员审议和讨论。
与此同时，构建一套可量化、可感知、可分析、可考核的考核体系也势在必行，成都此前在征求意见稿中已提出，将把相关内容纳入目标绩效管理，以确保政策的落实落地。
当然，“人”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将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在保证政策定力同时，也应持续保持对规律的关注和把握。
按照成都的说法，将通过联合全球智库、招募独立观察员，持续展开跟踪研究，让“十大工程”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也更加可持续。（成都发布）
近期，各地密集步入“两会时间”，陆续公布“十四五”规划。1月27日，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获批通过，“五个人人”写入2035年展望中；而在日前召开的成都市“两会”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被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请审议。
一东一西两座城市，均围绕“人”下功夫，并非巧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人”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关注，城市的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
当“人”成为新时代发展的落脚点，谁能下好“人”这盘棋，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世界城市竞争中拔得头筹。
在此情形下，将目光投向“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别有深意。对于正处于多重机遇叠加期的成都而言，这是进入新阶段面对新需求的率先探索；更重要的是，透过成都的新实践，更能看到中国城市面对全新时代之问的解题思路。
1、什么是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十四五”开始，城市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主题，幸福美好生活是主线。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覆盖居民收入、生活成本竞争力、公共服务、通勤效率、营商环境等市民和企业最关心的十大领域，是成都“十四五”的重点和亮点，也是成都通往“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实现路径。
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
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
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
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设工程
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
生态惠民示范工程
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
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
成都市委政研室主任曾明友早前表示，“十大工程”是在前期“开门问策”广泛问计于民的基础上形成的，过去的五年规划并无类似专门安排。
今年1月，成都已就《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作为“十四五”开局的“一号文件”，它关系着成都的城市功能能否顺利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2、为什么要提出“十大工程”？
没有人能否认成都的快速发展。“十三五”时期，这座西部城市以年均7.1%的增速做大经济规模，以年均超过40万人的流入量集聚人口，不仅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更立下冲刺世界城市的壮志雄心，成为后发赶超的新兴城市代表。
但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和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成都的初衷是，通过解决普通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地满足新阶段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改革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
共享红利、增强认同，背后既是营城理念和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也是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承诺的具体体现。对今天的成都而言，更广泛的认同，意味着向上生长更强劲的支撑。
3、为什么它不只是民生工程？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包含许多改善民生的具体举措，涉及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等，但从根本上讲，它并不只是一个“民生工程”。
以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为例，它被放在“十大工程”之首，凸显重要性的同时，也反映了成都之所急。
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经济总量位列全国城市第7位，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靠后，推动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无论是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还是助力扩内需，居民“钱袋子”厚度有待增加。
同时，成都人均GDP已迈过10万元大关——“城市富裕度”站上新起点，继续领跑西部，其意义不亚于“十二五”时期GDP总量突破万亿。但必须看到的是，这样的“人均”水平，与东部沿海和部分中部城市仍有不小差距。
如何提升居民收入？成都把目光对准“产业结构”，依托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更多高收入就业岗位，同时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提升就业层次和竞争力。
事实上，成都此举颇有摆脱“西部宿命”之意。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但由此也造成了西部城市一直以来处在产业链、价值链底端的境况。
“不能永远落后”，带着这样的认识，成都2017年组建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四年来大力推动新经济发展，就是希望重构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打破传统产业“约等于”较低收入的局面。如此，换个角度看，“十大工程”也将为成都新时期产业培育带来新机会。
4、它如何帮助成都构筑新的比较优势？
《全球城市史》作者乔尔·科特金曾说：哪里更宜居，知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知识分子选择在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类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终人类的财富也会在哪里聚集。
在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生活生产方式的今天，更是如此。
从李冰父子引岷江之水浇灌成都平原，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开始，这座内陆城市便有了“宜居”属性，“休闲之都”声名在外。
作为西南生活中心和西部消费中心，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加持”之下，不断提升宜居品质，巩固着“生活城市”的比较优势。
视效公司MORE VFX合伙人、《流浪地球》制作总监刘姗姗形容，“吃的太多、绿道太长、公园太美以及住得太舒服”是一种成都式“凡尔赛”。对年轻人，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不用让安家置业成为一种奢望”，直击要害。
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意味着成都对“生活城市”特质进一步加码，是拉长“长板”的重要策略。
比如“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目的就是聚焦衣食住行，完善供给体系、稳定价格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房价收入比保持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较低水平，打造“中国最具生活成本竞争力” 的超大城市。
5、它如何释放城市活力？
城市发展愈加离不开创新，纵观全球，新一代创新聚集地正从城市郊区回归城市中心城区配套服务与生活环境更优的“硅巷”。面临新一轮创新“抢位战”，“生活城市”特质将有利于成都创造价值、挖掘自身创新能力。
从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年轻人”的重视。
比如，专门提出“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就是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干事创业。又如，“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的第一要务，就是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
“敞开城市胸怀”的同时，更要考虑如何为年轻人实现人生价值减少“后顾之忧”。
据统计，“人才新政”实施以来，成都已吸引超过 41 万青年人才落户，第三方报告评价其为“最受年轻人喜欢”和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新一线城市。预测显示，年轻人还将继续流入，相较于其他同等体量世界城市面临的“人口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优势。
应该说，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做强“生活城市”特色，既是主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更将通过提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强城市活力。
6、它如何重塑“城市”与“人”的关系？
一座城市的兴衰，总是不断上演留住人、吸引人、激励人、服务人的故事。吸引什么样的人、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建设，关系到城市未来的社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及文化结构。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以市场化逻辑推动共建共享为最根本支撑，特别是打造各类场景，展示了未来城市塑造“人”“城”关系的具体路径。
成都“场景营城”已推进多年。“场景”理论提出者丹尼尔·西尔曾指出，场景强调的正是城市的各项功能在空间和个体生命互相交叠中的重新定位。新场景的构建，不仅将提升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更能激发其在城市中的创造力。
“十大工程”实质上能带来消费升级的新场景。一方面，包括生活美学、通勤生活、智慧化个性生活等具体场景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成都还将定期发布幸福美好生活应用场景和机会清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十大工程”投建管运。通过政府主导、市场主体，运用商业化逻辑，调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特别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场景的构建更有可能实现本地消费的“进口替代”，原来对国际商品的消费潜力有望在本地化场景中释放，既满足了品质消费需求，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7、它能否引领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万亿级”城市迎来最大规模“扩容潮”，参与世界竞争的中国城市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城市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整体上看，“十四五”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分水岭。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城市通过拓展范围、吸纳人口、提升经济，不断在“造城”上下功夫，搭起“四梁八柱”。随着“人本城市”回归，城市更应将注意力放在“营城”上，围绕“人”的需求注入内涵。
我们欣喜地发现，站在“十四五”开局，先行者已有了更为具体的探索：上海提出“五个人人”，通过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建设工程，为“人民城市”构建完整理论和实践框架；成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从市民和企业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着手，系统谋划、系统推进，确保每一项举措、指标均能落地可行。
未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应当处处体现“城市的核心是人”，还应在满足个体对美好生活新向往新期待的基础上，探索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发展模式”。
8、它如何助推成都参与国际竞争？
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为城市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特殊时期下，联合国人居署在《新城市议程》中提出的“更加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城市”目标，愈加成为衡量世界城市的重要依据——韧性和包容，不仅是城市必须补齐的短板，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放眼全球，先发城市早已有所布局。新加坡提出建设全龄友好的社区、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北京成为首个将“韧性城市”写入城市总规的中国城市。
而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既提出建设国际韧性城市典范，同时亦将建设全龄友好的城市环境。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涵盖“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将成都此前的相关筹谋一并写进“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在尚无成熟经验的发展领域，成都有望率先取得突破。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成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去年最新一期GaWC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排名再上升12位，被称为“10年内全球增长最快城市”。受到越来越多全球关注的成都，也理应拿出进一步增强国际化水平、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姿态与动作。
9、它如何帮助成都走向“超大城市”？
根据住建部近期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成都城区常住人口达816.97万人，愈加靠近超大城市的1000万人门槛。若比较常住人口，早在2016年，成都就已超过天津，并维持全国第四人口大市至今。
人们用脚投票、加速涌入成都，一方面证明了成都的吸引力，但同时，大城市可能面临的“城市病”，对于处于“超大城市”门口的成都亦是隐忧——城市的治理难度将越来越大，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关系。
此前，成都提出以TOD规划城市的方式，利用轨道交通优化老城、营建新城；最近，成都频频提及EOD，以期“用生活城市的品质留住人，用公园城市的影响吸引人，用天府文化的魅力激励人”。在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一系列新的理念被具化为“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生态惠民示范工程”等行动中的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对“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新探索，既是对未来理想城市的设计创造可能，也是对成都等超、特大城市治理能力的检验。
10、如何保障落实效果？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一项全新探索。“新”既意味着成都有在细分赛道上领先的机遇，同时也说明无先例可循、无标准参照，更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社会广泛参与，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因此，此次成都“两会”上专门提请代表委员审议和讨论。
与此同时，构建一套可量化、可感知、可分析、可考核的考核体系也势在必行，成都此前在征求意见稿中已提出，将把相关内容纳入目标绩效管理，以确保政策的落实落地。
当然，“人”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将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在保证政策定力同时，也应持续保持对规律的关注和把握。
按照成都的说法，将通过联合全球智库、招募独立观察员，持续展开跟踪研究，让“十大工程”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也更加可持续。（成都发布）
【读懂这十大文化，就读懂了江西】
江西是文化大省，不仅因为江西文化历史悠久、名人辈出，还因为江西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一）书院文化
“江右书院甲天下”。在1000多年的古代书院历史中，江西一直是全国书院发展的中心地区，并且数度“独领风骚”，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重镇，拥有独特的历史地位。高安桂岩书院和德安东佳书院是我国创办最早的私家招徒授业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后世书院准绳；上饶的鹅湖书院首开学术自由辩论之风；吉安的白鹭洲书院绵延800年，至今朗朗读书声不断。20世纪80年代，季啸风先生率领全国百余学者普查古代书院，发现全国有书院7300余所，其中江西990所，居全国各省之首。
（二）陶瓷文化
“昌南瓷名天下”。陶瓷是江西闻名于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江西是我国陶器文化最早发源地之一：万年仙人洞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陶片；吴城遗址中发现中国目前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器和已粗备瓷器烧造条件的六座龙窑；鹰潭角山窑址是至今我国最大的商代窑炉；丰城洪州窑是全国研究青瓷起源和发展的主要窑场之一；吉州窑是宋代著名的兼收南北名窑制瓷技艺的综合性大瓷窑，其生产的黑釉瓷和彩绘瓷独具风格，尤其彩绘技术对景德镇元青花瓷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景德镇更是举世闻名的“千年瓷都”。
（三）茶业文化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江西是历史上著名的产茶区，在中国茶叶和茶业文化史上，曾扮演过极其辉煌的角色。早在汉代庐山的僧人就开始种茶，唐代怀海禅师创立禅门茶事仪规，茶圣陆羽将庐山康王谷谷帘泉定为天下第一泉，上饶广教寺（现上饶一中内）为天下第四泉。宁王朱权著《茶谱》将饮茶“崇新改易”，直接用沸水冲泡散茶的形式才得以普及。当代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先生创建中国茶文化重点学科而独领风骚等。茶兴于唐、盛于宋、简于明，江西茶叶的产销在唐代即进入昌盛时期，浮梁是当时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茶贸易集散中心，且上交的茶税最多时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
（四）药业文化
“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江西药材商人多出清江县，药铺则集中在清江县樟树镇。樟树镇在全国药材生产和流通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海内外公认的“药都”，其药材生产可追溯到三国时期葛玄在阁皂山上的采药炼丹，药材交易至唐代初具规模。樟树药材制作有一套完整的加工炮制技术体系，以精于选料、严于制作而闻名。在长期从事药材贸易的过程中，樟树药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帮系—“药帮”，称“樟帮”，与京帮、川帮并列为全国三大药帮。
（五）稻作文化
江西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尤其利于水稻生长，成为历史悠久的稻作之乡。江西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万年发现的距今1.2万年前的栽培水稻植硅石，成为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水稻栽培稻遗存，表明江西人最早实现了水稻从野生到种植的转变，为人类解决吃饭问题进行了成功探索。到东汉时期，江西已逐渐发展成为江南的重要的产粮地区，清代时九江已成为中国著名的米市。元代广丰县尹王祯著《王祯农书》37卷，为我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并收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
（六）造纸文化
江西山林资源丰富，又是传统的文化大省，纸的需求量大，故造纸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隋唐时，吉安县就有手工造纸作坊，以纸质优著称。明朝中后期，铅山成了江西乃至全国最重要的纸张生产基地，其取料毛竹生产的连四纸要经72道工艺，长达一年的生产期，纸质洁白莹辉，永不变色，明清的贵重书籍、碑帖多用之。华林造纸作坊遗址是我国发现的最早造纸作坊遗迹。宋代以来，吉州、抚州、饶州的刻版印书业非常繁盛，至明清时期，金溪和婺源等地成为著名的刻书中心。尤其是金溪浒湾镇是当时是我国最大的刻版印刷基地之一，汤显祖的作品也多由此刊刻。由此被古人称为“临川才子金溪书”。
（七）矿冶文化
江西的冶铜业源远流长，商周时期就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化。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开采历史最早的矿冶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不仅为江南之冠，也为全国所罕见。宋代是江西冶铜业的重要发展时期，铅山场是全国三大铜场之一，胆水浸铜技术成功地运用于德兴和铅山铜矿开采实践，德兴张潜的《浸铜要略》专著问世，更是对世界冶金史的杰出贡献。
（八）风水文化
“世界风水在中国，中国风水在赣州，赣州风水在三僚。” 江西风水文化的兴起，始于唐末杨筠松隐居赣州三僚村授徒传艺。杨筠松著有《撼龙经》《疑龙经》《青囊奥语》等名著流传于世，开创发展的风水地理“形法理论”，世称“形势派”“峦头派”或“江西派”，亦称赣派，被后世堪舆界尊为风水祖师。明永乐5年，明成祖朱棣下诏礼部在全国访求风水术士，请赣州府兴国县三僚村的风水师廖均卿、曾从政为永乐皇帝堪地，得明十三陵、天坛祈年殿、明长城等。
（九）宗教文化
江西宗教繁盛，是佛、道两教的开源播流之地，形成庞大的宗教派别。历史上就有“求官到长安，求佛到江西”的说法。佛教净土宗始于晋代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禅宗五家七宗之中，三家五宗源于江西。有“不到江西，不能得禅宗之要”一说。唐代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推进了佛教中国化进程，解决了佛教发展史上的硬件和软件问题。道教则有汉代张道陵在鹰潭龙虎山开创天师道，葛玄在樟树阁皂山创道教灵宝派。灵宝派阁皂山、天师派龙虎山、上清派茅山并称为江南道教三大名山。
（十）商帮文化
江西商帮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是中国古代最早成形的商帮，纵横中华工业、金融、盐业、农业商品等市场900多年。江右商帮以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瞩目，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湖广，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说法；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如今遍布全国及东南亚的以“万寿宫”命名的江西会馆，当年就是江右商帮的主要落脚点和联络点，这既是赣商财富与实力的象征，更是赣商的标志，也几乎成了江西的象征。https://t.cn/A65qUCZK
江西是文化大省，不仅因为江西文化历史悠久、名人辈出，还因为江西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一）书院文化
“江右书院甲天下”。在1000多年的古代书院历史中，江西一直是全国书院发展的中心地区，并且数度“独领风骚”，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重镇，拥有独特的历史地位。高安桂岩书院和德安东佳书院是我国创办最早的私家招徒授业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后世书院准绳；上饶的鹅湖书院首开学术自由辩论之风；吉安的白鹭洲书院绵延800年，至今朗朗读书声不断。20世纪80年代，季啸风先生率领全国百余学者普查古代书院，发现全国有书院7300余所，其中江西990所，居全国各省之首。
（二）陶瓷文化
“昌南瓷名天下”。陶瓷是江西闻名于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江西是我国陶器文化最早发源地之一：万年仙人洞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陶片；吴城遗址中发现中国目前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器和已粗备瓷器烧造条件的六座龙窑；鹰潭角山窑址是至今我国最大的商代窑炉；丰城洪州窑是全国研究青瓷起源和发展的主要窑场之一；吉州窑是宋代著名的兼收南北名窑制瓷技艺的综合性大瓷窑，其生产的黑釉瓷和彩绘瓷独具风格，尤其彩绘技术对景德镇元青花瓷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景德镇更是举世闻名的“千年瓷都”。
（三）茶业文化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江西是历史上著名的产茶区，在中国茶叶和茶业文化史上，曾扮演过极其辉煌的角色。早在汉代庐山的僧人就开始种茶，唐代怀海禅师创立禅门茶事仪规，茶圣陆羽将庐山康王谷谷帘泉定为天下第一泉，上饶广教寺（现上饶一中内）为天下第四泉。宁王朱权著《茶谱》将饮茶“崇新改易”，直接用沸水冲泡散茶的形式才得以普及。当代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先生创建中国茶文化重点学科而独领风骚等。茶兴于唐、盛于宋、简于明，江西茶叶的产销在唐代即进入昌盛时期，浮梁是当时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茶贸易集散中心，且上交的茶税最多时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
（四）药业文化
“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江西药材商人多出清江县，药铺则集中在清江县樟树镇。樟树镇在全国药材生产和流通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海内外公认的“药都”，其药材生产可追溯到三国时期葛玄在阁皂山上的采药炼丹，药材交易至唐代初具规模。樟树药材制作有一套完整的加工炮制技术体系，以精于选料、严于制作而闻名。在长期从事药材贸易的过程中，樟树药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帮系—“药帮”，称“樟帮”，与京帮、川帮并列为全国三大药帮。
（五）稻作文化
江西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尤其利于水稻生长，成为历史悠久的稻作之乡。江西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万年发现的距今1.2万年前的栽培水稻植硅石，成为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水稻栽培稻遗存，表明江西人最早实现了水稻从野生到种植的转变，为人类解决吃饭问题进行了成功探索。到东汉时期，江西已逐渐发展成为江南的重要的产粮地区，清代时九江已成为中国著名的米市。元代广丰县尹王祯著《王祯农书》37卷，为我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并收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
（六）造纸文化
江西山林资源丰富，又是传统的文化大省，纸的需求量大，故造纸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隋唐时，吉安县就有手工造纸作坊，以纸质优著称。明朝中后期，铅山成了江西乃至全国最重要的纸张生产基地，其取料毛竹生产的连四纸要经72道工艺，长达一年的生产期，纸质洁白莹辉，永不变色，明清的贵重书籍、碑帖多用之。华林造纸作坊遗址是我国发现的最早造纸作坊遗迹。宋代以来，吉州、抚州、饶州的刻版印书业非常繁盛，至明清时期，金溪和婺源等地成为著名的刻书中心。尤其是金溪浒湾镇是当时是我国最大的刻版印刷基地之一，汤显祖的作品也多由此刊刻。由此被古人称为“临川才子金溪书”。
（七）矿冶文化
江西的冶铜业源远流长，商周时期就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化。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开采历史最早的矿冶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不仅为江南之冠，也为全国所罕见。宋代是江西冶铜业的重要发展时期，铅山场是全国三大铜场之一，胆水浸铜技术成功地运用于德兴和铅山铜矿开采实践，德兴张潜的《浸铜要略》专著问世，更是对世界冶金史的杰出贡献。
（八）风水文化
“世界风水在中国，中国风水在赣州，赣州风水在三僚。” 江西风水文化的兴起，始于唐末杨筠松隐居赣州三僚村授徒传艺。杨筠松著有《撼龙经》《疑龙经》《青囊奥语》等名著流传于世，开创发展的风水地理“形法理论”，世称“形势派”“峦头派”或“江西派”，亦称赣派，被后世堪舆界尊为风水祖师。明永乐5年，明成祖朱棣下诏礼部在全国访求风水术士，请赣州府兴国县三僚村的风水师廖均卿、曾从政为永乐皇帝堪地，得明十三陵、天坛祈年殿、明长城等。
（九）宗教文化
江西宗教繁盛，是佛、道两教的开源播流之地，形成庞大的宗教派别。历史上就有“求官到长安，求佛到江西”的说法。佛教净土宗始于晋代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禅宗五家七宗之中，三家五宗源于江西。有“不到江西，不能得禅宗之要”一说。唐代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推进了佛教中国化进程，解决了佛教发展史上的硬件和软件问题。道教则有汉代张道陵在鹰潭龙虎山开创天师道，葛玄在樟树阁皂山创道教灵宝派。灵宝派阁皂山、天师派龙虎山、上清派茅山并称为江南道教三大名山。
（十）商帮文化
江西商帮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是中国古代最早成形的商帮，纵横中华工业、金融、盐业、农业商品等市场900多年。江右商帮以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瞩目，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湖广，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说法；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如今遍布全国及东南亚的以“万寿宫”命名的江西会馆，当年就是江右商帮的主要落脚点和联络点，这既是赣商财富与实力的象征，更是赣商的标志，也几乎成了江西的象征。https://t.cn/A65qUC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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