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来“天网”行动打法不断升级震慑持续强化 追逃追赃目标愈加精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1-03-01
利刃再出鞘。2月24日，“天网2021”行动正式启动。
此次行动，对近年出逃、县处级以上、涉案金额较大、政治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外逃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持续加大对金融、国企、政法和民生领域外逃腐败分子追逃追赃力度，持续释放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的强烈信号。
“天网”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的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重要行动。2014年6月，中央追逃办正式成立，于2015年组织开展“天网”行动，至今已走过6年铿锵历程，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捷报频传，成绩单不断刷新，“天网”行动已经成为追逃追赃的标志性行动。
2014年12月22日，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从美国回国投案。王国强是中央追逃办成立后，首个从美国主动回国投案的腐败犯罪嫌疑人。
2015年3月，中央追逃办部署开展“天网”行动，要求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
3月28日，天津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天津港保税区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被成功押解回国，这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的首个战果。
5月9日，在外逃4年多之后，“百名红通人员”的“二号人物”、被媒体称为“亿元股长”的李华波被遣返回国。无论是隐蔽国内的“老虎”、“苍蝇”，还是遁身国外的“狐狸”，终究逃不脱党纪国法的恢恢天网。
12月5日，“百名红通人员”的“四号人物”、滞留美国13年之久的黄玉荣回国投案，他也是“天网”行动以来第一个从美国主动回国投案的红通逃犯。
从2016年起，“天网”行动的名称以“天网+年份”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自此，每年部署开展“天网”行动就成了追逃追赃的规定动作。
从公开的数据来看，“天网”行动开展以来，追回的外逃人员人数逐年增加——2015年追回外逃人员1023人、追回赃款30亿元；“天网2016”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032人、追回赃款24亿元；“天网2017”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300人、追回赃款9.8亿元；“天网2018”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335人，追回赃款35.41亿元，追赃金额比2017年增长261%；“天网2019”行动追回外逃人员2041人、追回赃款54.2亿元，达到历年最高。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天网2020”行动仍以追回外逃人员1421人的总数创2014年中央追逃办成立以来第二好成绩，仅次于上一年；追赃数额29.5亿元与2014年以来的平均值基本持平。
这些鲜活的数字背后是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和追逃追赃一刻不停歇的有力出击，表明外逃人员的避罪之路已经越走越窄，还在幻想“贪了就跑、跑了就了”必然只会陷入穷途。
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有关部门，集中各方资源开展追逃追赃，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推进个案攻坚，成功突破一批典型案件，持续强化高压态势。
2016年11月12日，经中国和新西兰执法部门密切合作，潜逃15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闫永明回国投案。
2016年11月16日，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杨秀珠案是近年来最艰巨、最复杂、也是最成功的境外追逃案件之一，形成了追逃过程完整、战法丰富并具有借鉴意义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经验，是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标志性案件。
2017年11月7日，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百名红通人员”贺俭回国投案。
2018年7月11日，外逃美国17年之久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
2019年5月29日，“百名红通人员”肖建明回国投案。
2020年1月，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依法裁定没收“红通人员”彭旭峰、贾斯语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一手抓政策协调、一手抓重点个案，追逃追赃一刻不停歇的决心和意志可见一斑。
记者注意到，每年的“天网”行动在延续上一年经验基础上，根据追逃追赃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不断升级打法，工具箱里的手段日益丰富，使这张撒向全球的“天网”发挥强劲的威力。
2015年4月22日，“天网”行动启动一个月后，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等人的红色通缉令。此次点名道姓公开曝光百名外逃人员，释放出贪腐者虽远必追的强烈信号，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和全球参与，提高追逃追赃效率。
在“天网2017”行动和“天网2018”行动期间，中央追逃办分两次向社会公布未归案外逃人员的藏匿线索。2018年8月23日，国家监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境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发出的敦促投案自首公告，在政策感召和高压震慑下，四个月内，全国共计追回外逃人员441人，其中主动投案165人。
通过媒体、网络公开曝光尚未追回的人员，采用这一手段既形成追逃追赃的强大攻势，有效挤压外逃腐败分子的生存空间，也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追逃追赃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2018年3月，国家监委的成立标志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与以往的“天网”行动不同，“天网2018”行动的部署中，明确“由国家监委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继续统筹协调追逃追赃工作，而且成为案件的主办部门，在收集证据、运用法律以及对内工作程序、对外配合、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起主导作用。
“天网2018”行动开创了数个第一——首次以国家监委名义开展刑事司法协助，首次在无引渡条约情况下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引渡请求，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这些都是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追逃追赃的生动注脚。
作为“天网2019”行动的组成部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首次组织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取得丰硕战果——全国共追回职务犯罪外逃人员969人，其中“红通人员”16人，追回赃款24.37亿元人民币。肖建明、刘宝凤、莫佩芬、黄平等4名“百名红通人员”案件均由纪检监察机关主办，国家监委首次组织开展集中缉捕行动，一批级别较高、影响恶劣的外逃腐败分子被追回，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追逃追赃领域的治理效能。
从过去主要依靠劝返手段，到着力运用遣返、引渡、异地追诉等方式，监察体制改革以来，追逃追赃工作正在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天网2020”行动期间，国家监委牵头与外方开展执法合作，提请外方执法部门将“红通人员”杨玉荣、臧春伟、张衡贤等3名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缉捕并遣返。
从追逃追赃一起抓、追逃防逃一起抓，到推进追逃防逃追赃一体化建设，再到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经历多年实战的历练，“天网”行动思路愈加清晰、目标愈加精准、方法愈加成熟。
如今，“天网2021”整装待发，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我们拭目以待。（文/王卓）
（责任编辑：杨奕)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1-03-01
利刃再出鞘。2月24日，“天网2021”行动正式启动。
此次行动，对近年出逃、县处级以上、涉案金额较大、政治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外逃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持续加大对金融、国企、政法和民生领域外逃腐败分子追逃追赃力度，持续释放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的强烈信号。
“天网”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的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重要行动。2014年6月，中央追逃办正式成立，于2015年组织开展“天网”行动，至今已走过6年铿锵历程，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捷报频传，成绩单不断刷新，“天网”行动已经成为追逃追赃的标志性行动。
2014年12月22日，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从美国回国投案。王国强是中央追逃办成立后，首个从美国主动回国投案的腐败犯罪嫌疑人。
2015年3月，中央追逃办部署开展“天网”行动，要求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
3月28日，天津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天津港保税区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被成功押解回国，这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的首个战果。
5月9日，在外逃4年多之后，“百名红通人员”的“二号人物”、被媒体称为“亿元股长”的李华波被遣返回国。无论是隐蔽国内的“老虎”、“苍蝇”，还是遁身国外的“狐狸”，终究逃不脱党纪国法的恢恢天网。
12月5日，“百名红通人员”的“四号人物”、滞留美国13年之久的黄玉荣回国投案，他也是“天网”行动以来第一个从美国主动回国投案的红通逃犯。
从2016年起，“天网”行动的名称以“天网+年份”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自此，每年部署开展“天网”行动就成了追逃追赃的规定动作。
从公开的数据来看，“天网”行动开展以来，追回的外逃人员人数逐年增加——2015年追回外逃人员1023人、追回赃款30亿元；“天网2016”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032人、追回赃款24亿元；“天网2017”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300人、追回赃款9.8亿元；“天网2018”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335人，追回赃款35.41亿元，追赃金额比2017年增长261%；“天网2019”行动追回外逃人员2041人、追回赃款54.2亿元，达到历年最高。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天网2020”行动仍以追回外逃人员1421人的总数创2014年中央追逃办成立以来第二好成绩，仅次于上一年；追赃数额29.5亿元与2014年以来的平均值基本持平。
这些鲜活的数字背后是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和追逃追赃一刻不停歇的有力出击，表明外逃人员的避罪之路已经越走越窄，还在幻想“贪了就跑、跑了就了”必然只会陷入穷途。
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有关部门，集中各方资源开展追逃追赃，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推进个案攻坚，成功突破一批典型案件，持续强化高压态势。
2016年11月12日，经中国和新西兰执法部门密切合作，潜逃15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闫永明回国投案。
2016年11月16日，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杨秀珠案是近年来最艰巨、最复杂、也是最成功的境外追逃案件之一，形成了追逃过程完整、战法丰富并具有借鉴意义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经验，是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标志性案件。
2017年11月7日，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百名红通人员”贺俭回国投案。
2018年7月11日，外逃美国17年之久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
2019年5月29日，“百名红通人员”肖建明回国投案。
2020年1月，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依法裁定没收“红通人员”彭旭峰、贾斯语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一手抓政策协调、一手抓重点个案，追逃追赃一刻不停歇的决心和意志可见一斑。
记者注意到，每年的“天网”行动在延续上一年经验基础上，根据追逃追赃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不断升级打法，工具箱里的手段日益丰富，使这张撒向全球的“天网”发挥强劲的威力。
2015年4月22日，“天网”行动启动一个月后，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等人的红色通缉令。此次点名道姓公开曝光百名外逃人员，释放出贪腐者虽远必追的强烈信号，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和全球参与，提高追逃追赃效率。
在“天网2017”行动和“天网2018”行动期间，中央追逃办分两次向社会公布未归案外逃人员的藏匿线索。2018年8月23日，国家监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境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发出的敦促投案自首公告，在政策感召和高压震慑下，四个月内，全国共计追回外逃人员441人，其中主动投案165人。
通过媒体、网络公开曝光尚未追回的人员，采用这一手段既形成追逃追赃的强大攻势，有效挤压外逃腐败分子的生存空间，也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追逃追赃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2018年3月，国家监委的成立标志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与以往的“天网”行动不同，“天网2018”行动的部署中，明确“由国家监委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继续统筹协调追逃追赃工作，而且成为案件的主办部门，在收集证据、运用法律以及对内工作程序、对外配合、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起主导作用。
“天网2018”行动开创了数个第一——首次以国家监委名义开展刑事司法协助，首次在无引渡条约情况下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引渡请求，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这些都是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追逃追赃的生动注脚。
作为“天网2019”行动的组成部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首次组织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取得丰硕战果——全国共追回职务犯罪外逃人员969人，其中“红通人员”16人，追回赃款24.37亿元人民币。肖建明、刘宝凤、莫佩芬、黄平等4名“百名红通人员”案件均由纪检监察机关主办，国家监委首次组织开展集中缉捕行动，一批级别较高、影响恶劣的外逃腐败分子被追回，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追逃追赃领域的治理效能。
从过去主要依靠劝返手段，到着力运用遣返、引渡、异地追诉等方式，监察体制改革以来，追逃追赃工作正在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天网2020”行动期间，国家监委牵头与外方开展执法合作，提请外方执法部门将“红通人员”杨玉荣、臧春伟、张衡贤等3名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缉捕并遣返。
从追逃追赃一起抓、追逃防逃一起抓，到推进追逃防逃追赃一体化建设，再到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经历多年实战的历练，“天网”行动思路愈加清晰、目标愈加精准、方法愈加成熟。
如今，“天网2021”整装待发，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我们拭目以待。（文/王卓）
（责任编辑：杨奕)
【CTPI】国内主题公园一周新闻热点报道 （2021.02.22-2021.02.28）
1.文旅部：春节期间国内旅游收入超3000亿，同比增长8.2%
2.华强方特文旅项目正式落户江西宜春
3.国内首个超级飞侠IP实景主题区拟6月1日开业
4.南方文旅高端游乐设施生产制造项目签约
5.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项目预计年内开建
6.济南华谊兄弟电影城五月份计划开业
7.北京环球度假区发声明辟谣：未向公众售票
8.郑州世纪欢乐园已确定更名为“郑州市世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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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经理，太嫩了！》
投资不是青春饭。
文丨华商韬略 张静波
华尔街流传着一句话：投资像山岳一样古老。
但中国执掌20万亿资金的基金经理们，却越来越年轻。

网红基金栽了!
节后第一天，正当数千万新基民翘首企盼，节后天降大红包时，暴跌duang一下，砸晕所有人。
原本，他们的意念盘是这样（以茅台股价为例）：

结果，惨跌成这样：

数据显示，2020年涌入基金市场的投资者中，一半以上都是90后，甚至00后。这些年轻人正把娱乐精神带进基金圈。
“全世界最好的坤坤，不是蔡徐坤，而是张坤！”
不知道张坤是谁？你OUT了！人称“基金一哥”，公募基金史上首位千亿级基金经理。疯狂的粉丝们，甚至给张坤组建了后援会。

张坤只是基金公司推出的众多“流量明星”之一，在他身后，还有刘格菘、蔡嵩松、朱少醒、刘彦春等一批人。
与明星相比，他们不靠唱片，靠回报率吸引流量。
比如，张坤任期内最佳基金回报740%，秒杀巴菲特。稍年长的朱少醒，更创下任期内最佳回报率达2175%的惊人纪录。

▲图源：天天基金网
创纪录的法宝之一，是重仓押注某个板块。
比如，张坤旗下最热的一只基金——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十大持仓股如下：

▲图源：天天基金网
前四大持仓股，清一水都是酒，占到整个盘子的40%。其“孤注一掷”的程度，连许多小散都自叹不如。
再来看另一位明星基金经理蔡嵩松。旗下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十大持仓股如下：

▲图源：天天基金网
几乎就是一只半导体指数基金。
押注、集中持仓，最大的好处是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2020年，白酒和半导体，都是最大的风口之一。
坏处是，跌起来，也很酸爽。这不，春节后就来了一波。
于是，很多人不干了。
清华理工男出身的张坤，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90后粉丝，变起脸来比牛魔王还快：当初赚钱叫人小坤坤，如今赔钱叫人菜坤。
被年轻人追捧的张坤，自己也还年轻，投资年限不到9年。但在中国基金业，他已经算是老人。
换太平洋那头，情况却大不一样！

论中美两国的基金经理，有啥不同？
答：脸上的皱纹不一样多！
在美国，当红基金经理，通常长这样：

而在中国，基金经理通常长这样：

如果事先不告诉你，这是一场投资界大PK ，你可能误以为，自己点进了某大型娱乐活动的选秀现场。
皱纹的多少，直接体现在从业年龄上。
笔者用天天基金网的数据，做了个简单统计：

总共2502位基金经理中，任职10年以上的133位，占比5%；5-10年，676位，占比27%；5年以下，占比高达68%，其中500人，也就是1/5，任职不满一年。
任职时间最长的嘉实基金王茜，17年零1个月。
热门基金经理中，富国基金朱少醒算是任职时间最长的，15年。其他，基本都在10年以下。
年轻，曾是我们傲娇的资本。在大数据中心、航天发射场……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但投资这个行业，年轻并不是优势。
历经300年锤打的华尔街，操盘世界上最大规模基金的，大多是耄耋老者，他们拥有数十年投资经验，穿越过无数个牛熊周期。
福布斯曾评出2020年全球最富有25位对冲基金经理，排名第一的吉姆·西蒙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创始人，今年83岁。
排名第二的瑞·达利欧，桥水基金创始人，今年72岁。
即便是以投资新兴产业著称的凯瑟琳·伍德，女版巴菲特，今年也已66岁“高龄”，在中国已是奶奶辈的人。
几年前，曾有人查阅wind和彭博社数据，对比了中美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龄，结果显示：
国内公募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龄为39岁，而美国公私募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龄为54.9岁，两者相差近16岁！

造成当前这种局面，有历史的原因。
中国资本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初创办以来，至今满打满算，也只有三十几年，基金业更是1998年才正式启动。
跟欧美动辄上百年的历史相比，几乎就是个小学生。
再加上，成功的公募基金经理人，特别喜欢另立门户，转投私募基金。最终，导致公募基金行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新兵蛋子特别多。
新兵蛋子，业绩就一定不如“老司机”吗？也未必！
比如，按年化收益率来看，朱少醒、刘格菘、谢治宇等人，都在24%以上，超过股神巴菲特。

但从投资年限看，他们只有巴菲特的零头。自从1941年买入第一只股票至今，巴菲特已纵横股海80年。
国外有人对比了索罗斯和巴菲特的历史战绩，时间起点是1969年。那个时候，中国大多数基金经理人还没出生。

与之相比，中国当红的基金经理张坤、刘格菘、谢治宇，从业年限都不超过十年，最长的朱少醒也只有15年。
如果以5-10年为一个牛熊周期，他们基本上都只经历了1-2个。更多年轻的基金经理，甚至还没尝过熊市的滋味。
投资年限短，更容易创造出超越市场的奇迹。
上一个牛熊周期（2005年到2012年），王亚伟曾带领华夏大盘基金，在短短六年半里让基金净值飙升1189%，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

他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个为基金持有人带来10倍收益的基金经理。
让王亚伟一战成名的，是他超强的选股能力。
然而，自从2012年转战私募后，其头顶的光环便迅速褪去，不但旗下产品业绩不佳，甚至一度传出亏到清盘的消息。
如今，城头变换大王旗，90后已经很少有人记得王亚伟，他们有了新的偶像坤坤。
几乎就像历史的翻版，让今天的年轻人对张坤、刘格菘、蔡嵩松们津津乐道的，同样是他们“超强”的选股能力。
但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曾经说过：好机会，做过了头，危机四伏！
对比美国成功的基金大佬，坤坤们还要穿越更多的牛熊周期，才算是真正拿到了通往投资圣殿的证书。

与中国年轻人疯狂追捧基金经理不同，历经300多年的锤打后，华尔街上上下下正达成一个残酷的共识：
靠个人能力持续跑赢市场，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当中国新基民们疯狂追求能人选股时，作为老前辈的华尔街却在“去人化”。
彭博社曾统计过美国股票基金的表现，结果发现：
2019年，70%的股票基金表现都不如标准普尔500指数。而且，时间拉得越长，表现就越差，15年以上，90%以上的基金都是跑输指数的。
原因也很简单，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就连股神巴菲特，也在错过贝佐斯之后，懊恼地说：“我太蠢了，没有意识到他能成功。”

或许是意识到，人类在投资决策上存在重大的短板和缺陷，当我们还热衷于明星选股时，位于大洋彼岸的全人类的投资灯塔——华尔街，正在爆发一场革命。
2019年，包括福布斯、彭博社、经济学人在内，众多权威的财经媒体都在纷纷报道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被动基金的规模，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主动基金。

彭博社在报道这件事时，用了一个词：时代的终结！

什么是被动基金呢？通俗讲，就是指数基金，也就是不选股，直接复制指数的基金。
反之，主动基金就是相信自己能战胜市场，主动选股、择时。2020年红极一时的基金，大多属于后者。
美国历史上，也曾流行过明星选股，最著名的如彼得·林奇。
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传奇的基金经理，曾在13年间创造了高达29倍的收益。然而，在人生最巅峰的1990年，他却选择了提前退休。
至于原因，他说：“我希望避免一个悲惨的结局！”
无数人为林奇感到惋惜，但事后看，这简直是一个英明无比的决定。因为，属于明星基金经理的时代已过去。
有图为证！
2001年之前，明星选股（橙色线）占据绝对主流。那之后，大兵团作战的主动基金（红色线）开始异军突起。

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指数基金（浅蓝线）一柱擎天。
表现在基金公司的规模上，2001年之前，主动选股的富达基金，傲视群雄。而今，全球十大基金，七个是指数基金。
排名前两位的贝莱德（BlackRock）和先锋领航（Vanguard），旗下管理资产超5万亿美元，贝莱德更是高达7万亿美元。
规模，是战绩和被市场认可程度的象征。
如图，在2000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里，被动基金（紫柱）的收益都高于主动基金（蓝柱），回撤却比后者小。

更要命的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包括算力和算法的突飞猛进，基金经理正感受到来自人工智能越来越强烈的威胁。
量化交易、自动化交易逐渐在华尔街流行。
上世纪70年代初，还在纽交所交易大厅“跑腿”的瑞·达利欧，不得不靠大屏幕和股票行情机来获取行情信息。
那之后，人类在股票交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算法和指数编制机构。
英国《经济学人》曾为此专门撰文感叹：当今的股票市场，已是计算机、算法和被动基金的天下。

2020年全球最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吉姆·西蒙斯，就是做量化交易起家的，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数学家。
市场、资金、技术……一切都变得与20年前不同，华尔街正迎来一个新的基金时代
人称“基金一哥”，公募基金史上首位千亿级基金经理。但在中国基金业，他已经算是老人。https://t.cn/A6tSZg3g
投资不是青春饭。
文丨华商韬略 张静波
华尔街流传着一句话：投资像山岳一样古老。
但中国执掌20万亿资金的基金经理们，却越来越年轻。

网红基金栽了!
节后第一天，正当数千万新基民翘首企盼，节后天降大红包时，暴跌duang一下，砸晕所有人。
原本，他们的意念盘是这样（以茅台股价为例）：

结果，惨跌成这样：

数据显示，2020年涌入基金市场的投资者中，一半以上都是90后，甚至00后。这些年轻人正把娱乐精神带进基金圈。
“全世界最好的坤坤，不是蔡徐坤，而是张坤！”
不知道张坤是谁？你OUT了！人称“基金一哥”，公募基金史上首位千亿级基金经理。疯狂的粉丝们，甚至给张坤组建了后援会。

张坤只是基金公司推出的众多“流量明星”之一，在他身后，还有刘格菘、蔡嵩松、朱少醒、刘彦春等一批人。
与明星相比，他们不靠唱片，靠回报率吸引流量。
比如，张坤任期内最佳基金回报740%，秒杀巴菲特。稍年长的朱少醒，更创下任期内最佳回报率达2175%的惊人纪录。

▲图源：天天基金网
创纪录的法宝之一，是重仓押注某个板块。
比如，张坤旗下最热的一只基金——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十大持仓股如下：

▲图源：天天基金网
前四大持仓股，清一水都是酒，占到整个盘子的40%。其“孤注一掷”的程度，连许多小散都自叹不如。
再来看另一位明星基金经理蔡嵩松。旗下诺安成长混合基金，十大持仓股如下：

▲图源：天天基金网
几乎就是一只半导体指数基金。
押注、集中持仓，最大的好处是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2020年，白酒和半导体，都是最大的风口之一。
坏处是，跌起来，也很酸爽。这不，春节后就来了一波。
于是，很多人不干了。
清华理工男出身的张坤，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90后粉丝，变起脸来比牛魔王还快：当初赚钱叫人小坤坤，如今赔钱叫人菜坤。
被年轻人追捧的张坤，自己也还年轻，投资年限不到9年。但在中国基金业，他已经算是老人。
换太平洋那头，情况却大不一样！

论中美两国的基金经理，有啥不同？
答：脸上的皱纹不一样多！
在美国，当红基金经理，通常长这样：

而在中国，基金经理通常长这样：

如果事先不告诉你，这是一场投资界大PK ，你可能误以为，自己点进了某大型娱乐活动的选秀现场。
皱纹的多少，直接体现在从业年龄上。
笔者用天天基金网的数据，做了个简单统计：

总共2502位基金经理中，任职10年以上的133位，占比5%；5-10年，676位，占比27%；5年以下，占比高达68%，其中500人，也就是1/5，任职不满一年。
任职时间最长的嘉实基金王茜，17年零1个月。
热门基金经理中，富国基金朱少醒算是任职时间最长的，15年。其他，基本都在10年以下。
年轻，曾是我们傲娇的资本。在大数据中心、航天发射场……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但投资这个行业，年轻并不是优势。
历经300年锤打的华尔街，操盘世界上最大规模基金的，大多是耄耋老者，他们拥有数十年投资经验，穿越过无数个牛熊周期。
福布斯曾评出2020年全球最富有25位对冲基金经理，排名第一的吉姆·西蒙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创始人，今年83岁。
排名第二的瑞·达利欧，桥水基金创始人，今年72岁。
即便是以投资新兴产业著称的凯瑟琳·伍德，女版巴菲特，今年也已66岁“高龄”，在中国已是奶奶辈的人。
几年前，曾有人查阅wind和彭博社数据，对比了中美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龄，结果显示：
国内公募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龄为39岁，而美国公私募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龄为54.9岁，两者相差近16岁！

造成当前这种局面，有历史的原因。
中国资本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初创办以来，至今满打满算，也只有三十几年，基金业更是1998年才正式启动。
跟欧美动辄上百年的历史相比，几乎就是个小学生。
再加上，成功的公募基金经理人，特别喜欢另立门户，转投私募基金。最终，导致公募基金行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新兵蛋子特别多。
新兵蛋子，业绩就一定不如“老司机”吗？也未必！
比如，按年化收益率来看，朱少醒、刘格菘、谢治宇等人，都在24%以上，超过股神巴菲特。

但从投资年限看，他们只有巴菲特的零头。自从1941年买入第一只股票至今，巴菲特已纵横股海80年。
国外有人对比了索罗斯和巴菲特的历史战绩，时间起点是1969年。那个时候，中国大多数基金经理人还没出生。

与之相比，中国当红的基金经理张坤、刘格菘、谢治宇，从业年限都不超过十年，最长的朱少醒也只有15年。
如果以5-10年为一个牛熊周期，他们基本上都只经历了1-2个。更多年轻的基金经理，甚至还没尝过熊市的滋味。
投资年限短，更容易创造出超越市场的奇迹。
上一个牛熊周期（2005年到2012年），王亚伟曾带领华夏大盘基金，在短短六年半里让基金净值飙升1189%，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

他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个为基金持有人带来10倍收益的基金经理。
让王亚伟一战成名的，是他超强的选股能力。
然而，自从2012年转战私募后，其头顶的光环便迅速褪去，不但旗下产品业绩不佳，甚至一度传出亏到清盘的消息。
如今，城头变换大王旗，90后已经很少有人记得王亚伟，他们有了新的偶像坤坤。
几乎就像历史的翻版，让今天的年轻人对张坤、刘格菘、蔡嵩松们津津乐道的，同样是他们“超强”的选股能力。
但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曾经说过：好机会，做过了头，危机四伏！
对比美国成功的基金大佬，坤坤们还要穿越更多的牛熊周期，才算是真正拿到了通往投资圣殿的证书。

与中国年轻人疯狂追捧基金经理不同，历经300多年的锤打后，华尔街上上下下正达成一个残酷的共识：
靠个人能力持续跑赢市场，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当中国新基民们疯狂追求能人选股时，作为老前辈的华尔街却在“去人化”。
彭博社曾统计过美国股票基金的表现，结果发现：
2019年，70%的股票基金表现都不如标准普尔500指数。而且，时间拉得越长，表现就越差，15年以上，90%以上的基金都是跑输指数的。
原因也很简单，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就连股神巴菲特，也在错过贝佐斯之后，懊恼地说：“我太蠢了，没有意识到他能成功。”

或许是意识到，人类在投资决策上存在重大的短板和缺陷，当我们还热衷于明星选股时，位于大洋彼岸的全人类的投资灯塔——华尔街，正在爆发一场革命。
2019年，包括福布斯、彭博社、经济学人在内，众多权威的财经媒体都在纷纷报道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被动基金的规模，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主动基金。

彭博社在报道这件事时，用了一个词：时代的终结！

什么是被动基金呢？通俗讲，就是指数基金，也就是不选股，直接复制指数的基金。
反之，主动基金就是相信自己能战胜市场，主动选股、择时。2020年红极一时的基金，大多属于后者。
美国历史上，也曾流行过明星选股，最著名的如彼得·林奇。
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传奇的基金经理，曾在13年间创造了高达29倍的收益。然而，在人生最巅峰的1990年，他却选择了提前退休。
至于原因，他说：“我希望避免一个悲惨的结局！”
无数人为林奇感到惋惜，但事后看，这简直是一个英明无比的决定。因为，属于明星基金经理的时代已过去。
有图为证！
2001年之前，明星选股（橙色线）占据绝对主流。那之后，大兵团作战的主动基金（红色线）开始异军突起。

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指数基金（浅蓝线）一柱擎天。
表现在基金公司的规模上，2001年之前，主动选股的富达基金，傲视群雄。而今，全球十大基金，七个是指数基金。
排名前两位的贝莱德（BlackRock）和先锋领航（Vanguard），旗下管理资产超5万亿美元，贝莱德更是高达7万亿美元。
规模，是战绩和被市场认可程度的象征。
如图，在2000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里，被动基金（紫柱）的收益都高于主动基金（蓝柱），回撤却比后者小。

更要命的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包括算力和算法的突飞猛进，基金经理正感受到来自人工智能越来越强烈的威胁。
量化交易、自动化交易逐渐在华尔街流行。
上世纪70年代初，还在纽交所交易大厅“跑腿”的瑞·达利欧，不得不靠大屏幕和股票行情机来获取行情信息。
那之后，人类在股票交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算法和指数编制机构。
英国《经济学人》曾为此专门撰文感叹：当今的股票市场，已是计算机、算法和被动基金的天下。

2020年全球最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吉姆·西蒙斯，就是做量化交易起家的，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数学家。
市场、资金、技术……一切都变得与20年前不同，华尔街正迎来一个新的基金时代
人称“基金一哥”，公募基金史上首位千亿级基金经理。但在中国基金业，他已经算是老人。https://t.cn/A6tSZg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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