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金陵凤凰台
李白 〔唐代〕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二水 一作：一水)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译文
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来悠游，凤去台空只有江水依旧奔流。
吴国宫殿的鲜花芳草遮没荒凉小径，晋代多少王族已成荒冢古丘。
三山云雾中隐现如落青天外，江水被白鹭洲分成两条河流。
那些悠悠浮云总是遮蔽太阳的光辉，登高不见长安城，怎么不让人内心沉痛忧郁。
注释
凤凰台：在金陵凤凰山上。
江：长江。
吴宫：三国时孙吴曾于金陵建都筑宫。
晋代：指东晋，南渡后也建都于金陵。衣冠：指的是东晋文学家郭璞的衣冠冢。现今仍在南京玄武湖公园内。一说指当时豪门世族。衣冠，士大夫的穿戴，借指士大夫、官绅。成古丘：晋明帝当年为郭璞修建的衣冠冢豪华一时，然而到了唐朝诗人来看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丘壑了。现今这里被称为郭璞墩，位于南京玄武湖公园内
三山：山名。今三山街为其旧址，明初朱元璋筑城时，将城南的三座无名小山也围在了城中。这三座山正好挡住了从城北通向南门──聚宝门的去路。恰逢当时正在城东燕雀湖修筑宫城，于是将这三座山填进了燕雀湖。三山挖平后，在山基修了一条街道，取名为三山街。半落青天外：形容极远，看不大清楚。
二水：一作“一水”。指秦淮河流经南京后，西入长江，被横截其间的白鹭洲分为二支。白鹭洲：古代长江中的沙洲，洲上多集白鹭，故名。今已与陆地相连，位于今南京市秦淮区武定门北侧。
浮云蔽日：比喻谗臣当道障蔽贤良。浮云：比喻奸邪小人。日：一语双关，因为古代把太阳看作是帝王的象征。
长安：这里用京城指代朝廷和皇帝。
《登金陵凤凰台》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十四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却不嫌重复，音节流转明快，极其优美。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凤凰山。相传，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如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由眼前之景进一步生发，联想到六朝的繁华。三国时期的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在金陵定都，故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六朝时期，金陵达到空前的繁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绵长的秦淮河横贯城内，两岸汇聚六朝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市民的居住中心，其繁华可见一斑。可是，六朝虽繁荣却也短命，每个王朝的寿命平均大约55年，轮转之速，令人恍惚。如今看来，吴国曾经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时代的风流人物也早已作古，六朝的繁华也如凤凰台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淘浪中。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两句由抒情转为写景。诗人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而抽出思绪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河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三峰并列，矗立在缥缈的云雾之中，若隐若现，好似落在了青天之外;秦淮河西入长江，被白鹭洲横截，江水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河流。此二句气象壮丽，境界阔大，为末联“不见长安”作铺垫。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不见长安”暗点诗题的“登”字，触境生愁，意寓言外，饶有余味。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该诗与崔诗工力悉敌，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李白是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惟独李白临黄鹤楼时，没能尽情尽意，“驰志”千里。原因也很简单，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而，“谪仙诗人”难受、不甘心，要与崔颢一比高低；于是他“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直到写出可与崔颢的《黄鹤楼》等量齐观的《登金陵凤凰台》时，才肯罢休。
这虽然是传言，但也挺恰切李白性格。《登金陵凤凰台》博得了“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赞扬。其实，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崔颢的《黄鹤楼》，它们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其中所回荡着的那种充沛、浑厚之气。气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从先秦时代起就被广泛运用。随着魏晋时期的曹丕以气论文，气也就被当做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在许多的艺术门类里加以运用。虽然，论者对气的理解、认识不完全相同，但对所含蕴的思想性情、人格精神与艺术情调，又都一致认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明显地充溢着一股浑厚博大之气，它使李白观古阅今，统揽四海于一瞬之间，且超然物外，挥洒自如。浑厚博大之气使李白渊深的思想，高妙的见解，阔大的心胸，成为编织巨大艺术境界的核心与精神内含。就像透过“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巨大立体时空，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与诗人的呼吸一样，通过李白的举重若轻，从容自在，以浩然雄大之气充塞整个诗歌境界的努力，也能更进一步感受到他整个诗歌以气夺人的艺术特点。
李白此诗的艺术特点，又在于对时空观念的完美表达。这既体现在对历史与自然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他构造时空艺术境界的表达方法上。李白强调的自然永恒不朽，一方面是宣传他的以自然为中心的“物我为一”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露历史上的统治神话。因为从古而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他们都宣扬自己的世代永存与精神不灭，并且还把这样一种模式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使人深信不疑。但是，李白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即或是极为强有力的统治者，就像秦始皇，他可以“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然而他终归也要“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风·秦王扫六合》），烟消云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李白看来，宇宙万物之中，能够获得永恒存在的只有自然。一切的繁华与骄奢淫逸都会烟消云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似乎也只是作为自然的反衬而存在的。另外，李白在表现自然力量的雄大与变化的时空观时，则选取了最为典型的事物，即“三山半落”之混茫与“二水中分”之辽阔，从而构造出阔大的境界，并且把历史的变迁，即时间的改变与地点的依旧，即空间的不改整体地表现出来，启发人们作更深的思考。
《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在格律气势上不分上下。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登金陵凤凰台》的创作背景说法不一。此诗一说是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年间，作者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一说是作者流放夜郎遇赦返回后所作；也有人称是李白游览黄鹤楼，是想与崔颢的《黄鹤楼》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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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唐代〕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二水 一作：一水)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译文
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来悠游，凤去台空只有江水依旧奔流。
吴国宫殿的鲜花芳草遮没荒凉小径，晋代多少王族已成荒冢古丘。
三山云雾中隐现如落青天外，江水被白鹭洲分成两条河流。
那些悠悠浮云总是遮蔽太阳的光辉，登高不见长安城，怎么不让人内心沉痛忧郁。
注释
凤凰台：在金陵凤凰山上。
江：长江。
吴宫：三国时孙吴曾于金陵建都筑宫。
晋代：指东晋，南渡后也建都于金陵。衣冠：指的是东晋文学家郭璞的衣冠冢。现今仍在南京玄武湖公园内。一说指当时豪门世族。衣冠，士大夫的穿戴，借指士大夫、官绅。成古丘：晋明帝当年为郭璞修建的衣冠冢豪华一时，然而到了唐朝诗人来看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丘壑了。现今这里被称为郭璞墩，位于南京玄武湖公园内
三山：山名。今三山街为其旧址，明初朱元璋筑城时，将城南的三座无名小山也围在了城中。这三座山正好挡住了从城北通向南门──聚宝门的去路。恰逢当时正在城东燕雀湖修筑宫城，于是将这三座山填进了燕雀湖。三山挖平后，在山基修了一条街道，取名为三山街。半落青天外：形容极远，看不大清楚。
二水：一作“一水”。指秦淮河流经南京后，西入长江，被横截其间的白鹭洲分为二支。白鹭洲：古代长江中的沙洲，洲上多集白鹭，故名。今已与陆地相连，位于今南京市秦淮区武定门北侧。
浮云蔽日：比喻谗臣当道障蔽贤良。浮云：比喻奸邪小人。日：一语双关，因为古代把太阳看作是帝王的象征。
长安：这里用京城指代朝廷和皇帝。
《登金陵凤凰台》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十四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却不嫌重复，音节流转明快，极其优美。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凤凰山。相传，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如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由眼前之景进一步生发，联想到六朝的繁华。三国时期的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在金陵定都，故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六朝时期，金陵达到空前的繁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绵长的秦淮河横贯城内，两岸汇聚六朝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市民的居住中心，其繁华可见一斑。可是，六朝虽繁荣却也短命，每个王朝的寿命平均大约55年，轮转之速，令人恍惚。如今看来，吴国曾经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时代的风流人物也早已作古，六朝的繁华也如凤凰台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淘浪中。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两句由抒情转为写景。诗人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而抽出思绪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河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三峰并列，矗立在缥缈的云雾之中，若隐若现，好似落在了青天之外;秦淮河西入长江，被白鹭洲横截，江水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河流。此二句气象壮丽，境界阔大，为末联“不见长安”作铺垫。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不见长安”暗点诗题的“登”字，触境生愁，意寓言外，饶有余味。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该诗与崔诗工力悉敌，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李白是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惟独李白临黄鹤楼时，没能尽情尽意，“驰志”千里。原因也很简单，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而，“谪仙诗人”难受、不甘心，要与崔颢一比高低；于是他“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直到写出可与崔颢的《黄鹤楼》等量齐观的《登金陵凤凰台》时，才肯罢休。
这虽然是传言，但也挺恰切李白性格。《登金陵凤凰台》博得了“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赞扬。其实，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崔颢的《黄鹤楼》，它们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其中所回荡着的那种充沛、浑厚之气。气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从先秦时代起就被广泛运用。随着魏晋时期的曹丕以气论文，气也就被当做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在许多的艺术门类里加以运用。虽然，论者对气的理解、认识不完全相同，但对所含蕴的思想性情、人格精神与艺术情调，又都一致认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明显地充溢着一股浑厚博大之气，它使李白观古阅今，统揽四海于一瞬之间，且超然物外，挥洒自如。浑厚博大之气使李白渊深的思想，高妙的见解，阔大的心胸，成为编织巨大艺术境界的核心与精神内含。就像透过“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巨大立体时空，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与诗人的呼吸一样，通过李白的举重若轻，从容自在，以浩然雄大之气充塞整个诗歌境界的努力，也能更进一步感受到他整个诗歌以气夺人的艺术特点。
李白此诗的艺术特点，又在于对时空观念的完美表达。这既体现在对历史与自然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他构造时空艺术境界的表达方法上。李白强调的自然永恒不朽，一方面是宣传他的以自然为中心的“物我为一”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露历史上的统治神话。因为从古而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他们都宣扬自己的世代永存与精神不灭，并且还把这样一种模式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使人深信不疑。但是，李白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即或是极为强有力的统治者，就像秦始皇，他可以“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然而他终归也要“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风·秦王扫六合》），烟消云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李白看来，宇宙万物之中，能够获得永恒存在的只有自然。一切的繁华与骄奢淫逸都会烟消云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似乎也只是作为自然的反衬而存在的。另外，李白在表现自然力量的雄大与变化的时空观时，则选取了最为典型的事物，即“三山半落”之混茫与“二水中分”之辽阔，从而构造出阔大的境界，并且把历史的变迁，即时间的改变与地点的依旧，即空间的不改整体地表现出来，启发人们作更深的思考。
《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在格律气势上不分上下。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登金陵凤凰台》的创作背景说法不一。此诗一说是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年间，作者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一说是作者流放夜郎遇赦返回后所作；也有人称是李白游览黄鹤楼，是想与崔颢的《黄鹤楼》争胜。
#诗词##古诗词##古诗##吾爱诗词##诗词歌赋#
【我国人口出生率4年下降2.47‰，为啥？人口专家一语道破：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 5.73‰。
赵鹏（化名）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时，赵鹏决绝地回答：“不想了！压力太大了。”赵鹏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压力就不小，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足够让他们伤脑筋了。
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记者梳理了各省市统计年鉴发现，2014年，黑龙江年末常住总人口为3833万人，比上年减少2万人，在东北率先出现下降趋势。其后，2015年，辽宁也出现下降，比2014年减少9万人。到2016年，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20.29万人，三省均出现下降态势。
截至2019年末，东北三省相比2013年合计减少人口182.55万人。伴随着常住人口的减少，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逐年走低。
全国大部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东北三省垫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5.73‰。
2019年，西藏以出生率14.60‰高居榜首，宁夏、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出生率分别为13.72‰、13.66‰。贵州、广西出生率超13‰，依次排名第四和第五。北京、上海、天津出生率分别为8.12‰、7.00‰、6.73‰。
记者梳理了2014-2019年全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发现，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迎来了一波小幅上升，到2016年达到12.95‰，为近年来最高。而随着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在31个省份中（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了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这5个省份外，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下降，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会快于其他地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已经超前全国十多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逼近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导致的结果就是东北经济的衰退，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根据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东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东北不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商品粮基地，无论是工业还是商品粮，都必须依靠劳动力来完成。东北劳动力大幅减少，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就缺乏保障。
“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人口专家盘点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结：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岁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虽然已经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都会降低。从国内看，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差异已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易富贤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2019年365万人。“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尤其是与20-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易富贤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易富贤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易富贤还指出，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原国家计生委此前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12.5%-15%左右。也就是说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
易富贤告诉记者，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中国内地的婚育年龄有相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上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超过了30岁。这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
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达预期，开放人口政策不是“一招鲜”
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再次对18日发布答复做出解释称，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还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易富贤看来，想要短期内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于现状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变人口政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个是慢性病，几十年的慢性病，不可能靠一剂药治好。”
《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现阶段的人口问题，应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针对人口政策进行规范化讨论，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要引导提升家庭价值，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提升适龄家庭的生育意愿；还要提高女性劳动的社会参与度，提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间接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此外，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最后，可适当降低开放婚育年龄，保护生育能力，减少那些因为法律问题选择"堕胎"等伤及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问题。
易富贤还建议，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会发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儿童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或普惠型民营幼儿园，降低甚至免除幼儿园的收费，并对其安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免去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此外，免费的儿童医疗政策也应该尽快落地。
其次，要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女性产假及产假期间的收入，应由政府来承担，同时用人单位在女性产假期间应保留其岗位，避免女性因为怀孕生子而失业，改善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的问题。同时，可以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
第三，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政府应该补位，给予生育补贴等。在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取42万日元，此后还能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一直持续到孩子上初中。
“鼓励生育、改变生育率低的现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一蹴而就，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这就说明开放人口政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招鲜”，几十年来，在人口问题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贤说。
参考文献：
① 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②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计委，2016.8；
③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020；
④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财经杂志，2018.
来源：健康时报
赵鹏（化名）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时，赵鹏决绝地回答：“不想了！压力太大了。”赵鹏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压力就不小，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足够让他们伤脑筋了。
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记者梳理了各省市统计年鉴发现，2014年，黑龙江年末常住总人口为3833万人，比上年减少2万人，在东北率先出现下降趋势。其后，2015年，辽宁也出现下降，比2014年减少9万人。到2016年，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20.29万人，三省均出现下降态势。
截至2019年末，东北三省相比2013年合计减少人口182.55万人。伴随着常住人口的减少，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逐年走低。
全国大部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东北三省垫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5.73‰。
2019年，西藏以出生率14.60‰高居榜首，宁夏、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出生率分别为13.72‰、13.66‰。贵州、广西出生率超13‰，依次排名第四和第五。北京、上海、天津出生率分别为8.12‰、7.00‰、6.73‰。
记者梳理了2014-2019年全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发现，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迎来了一波小幅上升，到2016年达到12.95‰，为近年来最高。而随着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在31个省份中（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了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这5个省份外，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下降，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会快于其他地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已经超前全国十多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逼近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导致的结果就是东北经济的衰退，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根据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东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东北不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商品粮基地，无论是工业还是商品粮，都必须依靠劳动力来完成。东北劳动力大幅减少，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就缺乏保障。
“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人口专家盘点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结：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岁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虽然已经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都会降低。从国内看，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差异已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易富贤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2019年365万人。“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尤其是与20-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易富贤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易富贤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易富贤还指出，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原国家计生委此前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12.5%-15%左右。也就是说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
易富贤告诉记者，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中国内地的婚育年龄有相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上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超过了30岁。这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
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达预期，开放人口政策不是“一招鲜”
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再次对18日发布答复做出解释称，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还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易富贤看来，想要短期内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于现状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变人口政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个是慢性病，几十年的慢性病，不可能靠一剂药治好。”
《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现阶段的人口问题，应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针对人口政策进行规范化讨论，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要引导提升家庭价值，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提升适龄家庭的生育意愿；还要提高女性劳动的社会参与度，提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间接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此外，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最后，可适当降低开放婚育年龄，保护生育能力，减少那些因为法律问题选择"堕胎"等伤及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问题。
易富贤还建议，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会发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儿童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或普惠型民营幼儿园，降低甚至免除幼儿园的收费，并对其安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免去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此外，免费的儿童医疗政策也应该尽快落地。
其次，要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女性产假及产假期间的收入，应由政府来承担，同时用人单位在女性产假期间应保留其岗位，避免女性因为怀孕生子而失业，改善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的问题。同时，可以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
第三，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政府应该补位，给予生育补贴等。在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取42万日元，此后还能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一直持续到孩子上初中。
“鼓励生育、改变生育率低的现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一蹴而就，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这就说明开放人口政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招鲜”，几十年来，在人口问题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贤说。
参考文献：
① 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②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计委，2016.8；
③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020；
④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财经杂志，2018.
来源：健康时报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支撑着人类能够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重要基础。诗中有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业的发展不仅仅依靠着大自然的赐予，也蕴含着劳动人民的辛勤与智慧。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都是以这种“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维系着生活，他们在春天辛勤播种，认真耕耘，将万千期盼寄托于收获的那一日。若遇到丰年的秋收时节，那便是他们一年当中最为喜悦的时刻。在稻谷飘香的金秋里，他们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庆祝“大自然的恩赐”，其中最常见、最经典的一种便是——“踏歌”。
踏歌，这一传统的舞蹈形式流行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兴盛于唐代，宋元时期亦未断绝，始终在民间非常流行。中国现存的元代铜女舞俑便是古代劳动人民“垅上踏歌”的生动证明之一，它将农民丰收的喜悦情态刻画的栩栩如生，让人不禁心向神往。今天我们就将思绪穿越回千年之前，共同对古代舞娘踏歌而舞之姿细细探寻一番。
一、踏歌的起源
踏歌，顾名思义，随着悠扬的歌声翩翩起舞。
想象一下，在金秋送爽的好时节里，一群农民们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生活，齐聚在月夜之下，他们围着篝火，并肩而坐；他们时而饮酒赏月，闲聊家常，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他们时而异口同声，唱着当地那首妇孺皆知的民歌，无论男女老少，手拉着手，和着歌声翩翩起舞。一边庆祝着五谷丰登，忙碌一年总算有个好收成，一边感慨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勤劳作总算没有付之东流，足以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弥漫在空气中，画面感十足。
年年播种，年年收获，因而常常会有风调雨顺的丰收年份。久而久之，踏歌成为了民间最流行的庆祝丰收的方式。
提到踏歌的起源，最早要追溯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文明刚刚萌芽，农业发展并不成熟，因此踏歌起初并非指舞蹈，更不是作为一种庆祝和祈求丰收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而在当时，“踏歌”是一种常见的农业生产方式。相传，三五人为一组在田地中耕作，耕作者手持牛尾，脚踏着地作为节拍，这种手脚并用的形态，久而久之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伴着祈福的歌曲而跳的舞，并流传下来被后人所沿用。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踏歌的形式和内涵也被赋予新的定义。它从简易单一的歌和舞转变成了有动人的情节的故事，例如隋唐时期的踏歌表演《踏摇娘》就取材于真实的民间故事。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黄河以北地区有一位姓苏的“渣男”，虽然容貌很丑陋，却自负狂妄，明明平平无奇却自信的不得了；苏某刚愎自用且趾高气扬，虽然只是个布衣百姓，从未做过官，但他却常常自称为“郎中”，幻想自己有朝一日定能发达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十足的酒鬼，整日里不务正业，只知道胡吃海喝，每次喝得烂醉回到家里都会对妻子进行殴打。
长此以往，妻子苦不堪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遂将满腔悲伤与怨恨化作动人的旋律，借此来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很快，这字字泣血的《踏摇娘》在民间得到传唱，女子悲惨的遭遇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与关怀。经过时间的推移，这首歌谣得到了丰富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精彩的歌舞表演。
二、“踏歌”舞风的盛行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至宋元时期，“踏歌”从一种小众的歌舞表演，真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元代，“踏歌”成为大曲表演的一部分，之后又进入转踏及歌舞表演，再后来成了杂剧表演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踏歌”舞风渐渐在青楼教坊也十分盛行。
1.“踏歌”舞进入大曲表演
从元代舞女俑婀娜之姿间我们可以发现，“踏歌”舞融入到了大曲表演中。舞者在进行大曲表演之时，踏节为拍，前期舞蹈节奏舒缓柔和，至表演的关键点时，即“入破”之时，多种乐器合作演奏，随着乐声的急促，舞者所踏节拍越来越频繁，舞蹈节奏越来越快。舞者举足扬袖，俯仰皆舞，舞姿轻妙敏捷，好似身侧疾风呼啸而过。“踏歌”舞的融入，给观看者带来了更加极致的视听享受以及更为独特的体验。
2.“踏歌”进入转踏及歌舞表演
“转踏”，又被称作“传踏”，由于舞者连手踏足而得名。它是宋代歌舞表演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是由“说唱”和“踏歌”组合而成的表演形式。
当然，此处的“说唱”与我们现代意义的“说唱”截然不同，可不是充满嘻哈风的“药药切克闹”，这里所说、所唱的“歌词”指的是宋词和元诗。
“转踏”表演分成若干个小节，每节配有一首诗一首词，有时还配有一个小故事。这些用来表演的诗词非常讲究，绝不是随随便便拿来一首诗词就能滥竽充数的。
比如表演之前所唱的词称为“引子”，也称为“勾队词”，大多由骈体文句构成；再比如表演结束所唱的词称为“尾声”，也称作“放队词”，大多由七言绝句组成。在表演过程中，舞者伴随着诗词的说唱踏着节拍翩翩起舞，一舞便是一故事，引人入胜，这种表演形式在北宋时期最为流行，深受百姓们的喜爱。
3.“踏歌”舞进入杂剧表演
杂剧，是宋元时期兴盛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是将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一种表演方式。杂剧内容丰富，有歌舞、有音乐、有杂技等多种表演形式，正因其内容“杂”故而命名为“杂剧”。
在此时期，“踏歌”舞与杂剧融合，二者互相汲取精华，促进自身艺术形式发展壮大。在杂剧中有一种非正剧的舞段，称作“踏舞”，正是以“踏歌”舞为基础所改编的舞种。
在表演之时，舞者需要用脚踏地，作出节奏，勾肩搭背边唱边舞。每逢杂剧表演，“踏舞”必作为开场舞蹈出现，待到“踏舞”表演完毕之后，再正式上演杂剧。“踏歌”舞与杂剧的结合，不仅促进了“踏歌”舞的发展，也丰富了杂剧表演的内容。
4.“踏歌”舞进入青楼教坊
伎者，以唱歌跳舞为业，出卖才艺为主的女子；妓者，以容貌为资本，出卖色相为主的女子。这两类人是古代青楼教坊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元代，这两类人的界限划分的并不是那么清晰，娼妓、歌舞、戏艺人大多混杂在一起。因此在青楼教坊的女性需得努力修炼自身技艺，使得自己说唱、歌舞、戏曲、演奏、容貌俱佳。如果她们才艺平平，容貌平平，就很难达到招揽生意的目的，这便给“踏歌”舞的传入创建了便利条件。
就这样，“踏歌”从市井之中来到了青楼教坊，成为了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们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舞者巾袖飞舞，帛带飘扬，舞姿动人，谁人见了不说句美哉？
三、踏歌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流行
古代中国以农耕立国，因而中原地区大多土壤肥沃，良田众多，百姓以农业耕作为主；而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多以一望无垠的草原为主，百姓以游牧为生。“踏歌”这一民间舞蹈形式在中原农耕民族间流行的同时，也受到了周边以游牧为生的广大少数民族的喜爱。在匈奴、突厥民族内尤其盛行，他们将“踏歌”加以“民族特色化”的处理，在舞蹈动作、曲调等方面进行改编，最终发展成为了族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羌胡踏舞，共同讴歌。匈奴人和突厥人每逢重大场合会举行“踏歌”，他们或四人列队，或十几人为一队，或是勾肩搭背，或是手拉着手，双腿微曲，顿足踏地，和歌而舞，与中原人的踏歌形式虽有小异，但大体上仍是相近的。
四、结语
“踏歌”这一传统的舞蹈形式之所以能盛行，原因在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与其他歌舞交融渗透，取之精华去之糟粕，因而才能够一步一步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成了故事情节生动、载歌载舞的民间庆典形式，不仅得到了中原人民的广泛喜爱，也能够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十分流行。
踏歌作为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见证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而真实的民间舞蹈艺术，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值得世世代代的后人去探寻、去传承。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都是以这种“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维系着生活，他们在春天辛勤播种，认真耕耘，将万千期盼寄托于收获的那一日。若遇到丰年的秋收时节，那便是他们一年当中最为喜悦的时刻。在稻谷飘香的金秋里，他们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庆祝“大自然的恩赐”，其中最常见、最经典的一种便是——“踏歌”。
踏歌，这一传统的舞蹈形式流行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兴盛于唐代，宋元时期亦未断绝，始终在民间非常流行。中国现存的元代铜女舞俑便是古代劳动人民“垅上踏歌”的生动证明之一，它将农民丰收的喜悦情态刻画的栩栩如生，让人不禁心向神往。今天我们就将思绪穿越回千年之前，共同对古代舞娘踏歌而舞之姿细细探寻一番。
一、踏歌的起源
踏歌，顾名思义，随着悠扬的歌声翩翩起舞。
想象一下，在金秋送爽的好时节里，一群农民们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生活，齐聚在月夜之下，他们围着篝火，并肩而坐；他们时而饮酒赏月，闲聊家常，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他们时而异口同声，唱着当地那首妇孺皆知的民歌，无论男女老少，手拉着手，和着歌声翩翩起舞。一边庆祝着五谷丰登，忙碌一年总算有个好收成，一边感慨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勤劳作总算没有付之东流，足以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弥漫在空气中，画面感十足。
年年播种，年年收获，因而常常会有风调雨顺的丰收年份。久而久之，踏歌成为了民间最流行的庆祝丰收的方式。
提到踏歌的起源，最早要追溯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文明刚刚萌芽，农业发展并不成熟，因此踏歌起初并非指舞蹈，更不是作为一种庆祝和祈求丰收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而在当时，“踏歌”是一种常见的农业生产方式。相传，三五人为一组在田地中耕作，耕作者手持牛尾，脚踏着地作为节拍，这种手脚并用的形态，久而久之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伴着祈福的歌曲而跳的舞，并流传下来被后人所沿用。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踏歌的形式和内涵也被赋予新的定义。它从简易单一的歌和舞转变成了有动人的情节的故事，例如隋唐时期的踏歌表演《踏摇娘》就取材于真实的民间故事。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黄河以北地区有一位姓苏的“渣男”，虽然容貌很丑陋，却自负狂妄，明明平平无奇却自信的不得了；苏某刚愎自用且趾高气扬，虽然只是个布衣百姓，从未做过官，但他却常常自称为“郎中”，幻想自己有朝一日定能发达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十足的酒鬼，整日里不务正业，只知道胡吃海喝，每次喝得烂醉回到家里都会对妻子进行殴打。
长此以往，妻子苦不堪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遂将满腔悲伤与怨恨化作动人的旋律，借此来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很快，这字字泣血的《踏摇娘》在民间得到传唱，女子悲惨的遭遇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与关怀。经过时间的推移，这首歌谣得到了丰富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精彩的歌舞表演。
二、“踏歌”舞风的盛行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至宋元时期，“踏歌”从一种小众的歌舞表演，真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元代，“踏歌”成为大曲表演的一部分，之后又进入转踏及歌舞表演，再后来成了杂剧表演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踏歌”舞风渐渐在青楼教坊也十分盛行。
1.“踏歌”舞进入大曲表演
从元代舞女俑婀娜之姿间我们可以发现，“踏歌”舞融入到了大曲表演中。舞者在进行大曲表演之时，踏节为拍，前期舞蹈节奏舒缓柔和，至表演的关键点时，即“入破”之时，多种乐器合作演奏，随着乐声的急促，舞者所踏节拍越来越频繁，舞蹈节奏越来越快。舞者举足扬袖，俯仰皆舞，舞姿轻妙敏捷，好似身侧疾风呼啸而过。“踏歌”舞的融入，给观看者带来了更加极致的视听享受以及更为独特的体验。
2.“踏歌”进入转踏及歌舞表演
“转踏”，又被称作“传踏”，由于舞者连手踏足而得名。它是宋代歌舞表演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是由“说唱”和“踏歌”组合而成的表演形式。
当然，此处的“说唱”与我们现代意义的“说唱”截然不同，可不是充满嘻哈风的“药药切克闹”，这里所说、所唱的“歌词”指的是宋词和元诗。
“转踏”表演分成若干个小节，每节配有一首诗一首词，有时还配有一个小故事。这些用来表演的诗词非常讲究，绝不是随随便便拿来一首诗词就能滥竽充数的。
比如表演之前所唱的词称为“引子”，也称为“勾队词”，大多由骈体文句构成；再比如表演结束所唱的词称为“尾声”，也称作“放队词”，大多由七言绝句组成。在表演过程中，舞者伴随着诗词的说唱踏着节拍翩翩起舞，一舞便是一故事，引人入胜，这种表演形式在北宋时期最为流行，深受百姓们的喜爱。
3.“踏歌”舞进入杂剧表演
杂剧，是宋元时期兴盛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是将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一种表演方式。杂剧内容丰富，有歌舞、有音乐、有杂技等多种表演形式，正因其内容“杂”故而命名为“杂剧”。
在此时期，“踏歌”舞与杂剧融合，二者互相汲取精华，促进自身艺术形式发展壮大。在杂剧中有一种非正剧的舞段，称作“踏舞”，正是以“踏歌”舞为基础所改编的舞种。
在表演之时，舞者需要用脚踏地，作出节奏，勾肩搭背边唱边舞。每逢杂剧表演，“踏舞”必作为开场舞蹈出现，待到“踏舞”表演完毕之后，再正式上演杂剧。“踏歌”舞与杂剧的结合，不仅促进了“踏歌”舞的发展，也丰富了杂剧表演的内容。
4.“踏歌”舞进入青楼教坊
伎者，以唱歌跳舞为业，出卖才艺为主的女子；妓者，以容貌为资本，出卖色相为主的女子。这两类人是古代青楼教坊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元代，这两类人的界限划分的并不是那么清晰，娼妓、歌舞、戏艺人大多混杂在一起。因此在青楼教坊的女性需得努力修炼自身技艺，使得自己说唱、歌舞、戏曲、演奏、容貌俱佳。如果她们才艺平平，容貌平平，就很难达到招揽生意的目的，这便给“踏歌”舞的传入创建了便利条件。
就这样，“踏歌”从市井之中来到了青楼教坊，成为了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们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舞者巾袖飞舞，帛带飘扬，舞姿动人，谁人见了不说句美哉？
三、踏歌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流行
古代中国以农耕立国，因而中原地区大多土壤肥沃，良田众多，百姓以农业耕作为主；而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多以一望无垠的草原为主，百姓以游牧为生。“踏歌”这一民间舞蹈形式在中原农耕民族间流行的同时，也受到了周边以游牧为生的广大少数民族的喜爱。在匈奴、突厥民族内尤其盛行，他们将“踏歌”加以“民族特色化”的处理，在舞蹈动作、曲调等方面进行改编，最终发展成为了族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羌胡踏舞，共同讴歌。匈奴人和突厥人每逢重大场合会举行“踏歌”，他们或四人列队，或十几人为一队，或是勾肩搭背，或是手拉着手，双腿微曲，顿足踏地，和歌而舞，与中原人的踏歌形式虽有小异，但大体上仍是相近的。
四、结语
“踏歌”这一传统的舞蹈形式之所以能盛行，原因在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与其他歌舞交融渗透，取之精华去之糟粕，因而才能够一步一步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成了故事情节生动、载歌载舞的民间庆典形式，不仅得到了中原人民的广泛喜爱，也能够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十分流行。
踏歌作为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见证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而真实的民间舞蹈艺术，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值得世世代代的后人去探寻、去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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