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過目之六七九】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清，金簡著。浙美古刻新韻第三輯之一種，此書為清人編撰，圖文並舉，詳細記錄了木活字排版的工藝流程、技術標準種種，是中國印刷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前幾年讀艾俊川《文中象外》，知道活字印刷發明雖早，使用並不廣泛，原因之一即因其中有若干技術問題未能解決，細讀此書，便知科技進步，須多少工匠心血，若干歲月積累，豈易事哉。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清，金簡著。浙美古刻新韻第三輯之一種，此書為清人編撰，圖文並舉，詳細記錄了木活字排版的工藝流程、技術標準種種，是中國印刷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前幾年讀艾俊川《文中象外》，知道活字印刷發明雖早，使用並不廣泛，原因之一即因其中有若干技術問題未能解決，細讀此書，便知科技進步，須多少工匠心血，若干歲月積累，豈易事哉。
#文谈[超话]#【古物古衣[羞嗒嗒]】
谈刺绣（一）
刺绣出于绘画的加工，使用到纺织物方面，和多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它虽起源于纺织物提花技术发明以前，却在纺织物高度发展后，还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为多数人所爱好。就中国现存花纹纺织物残余材料分析，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丝绸提花技术已相当成熟。刺绣应用到服饰及仪仗中旗帜和其他方面，时间显然还应当早些[见安阳丝织花纹]。
根据中国古文献《尚书·益稷》中记载说来，刺绣和氏族社会结合在政治上的应用，是属于半传说中的著名帝王大舜，嘱咐治洪水的大禹，为在衣服上绘绣十二种图案起始的。十二种图案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fú)”，通称十二章(前六种图案是手绘的，用于上衣；后六种图案是刺绣的，用于下裳。当时衣裳的图案花纹，手绘与刺绣并存)这种用在古帝王衣服上装饰图案，花纹色彩真实情况虽难于考究。唯公元前十二三世纪以来，青铜器和玉、石、牙骨等雕刻图案，多还保存下来，许多花纹图案都做得十分精美，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极显明[见商夔凤龙纹图案]。刺绣虽因所用材料性质不尽相同，图案花纹和这些古代工艺品却必然有一定的联系。从当时工艺图案中去探讨古代刺绣十二种装饰图案，总还有些线索可寻[见周清三图案]。《尚书》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就被当成古代重要历史文献而流传，因此十二章旧说，二千年来深入一般学人心中。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却少具体说明。汉代部分锦绣图案，就由于反映这个传统而形成。但是极显明，历史既在不断发展中，新的创作和古代花纹是有距离的[见怀安乐浪二地出土金银错花纹复原]。公元前一世纪的时期，有个宫廷官吏史游，贯串前人旧作，用三七言韵语写了个通俗读物《急就章》,曾提起些丝绸锦绣花纹。虽只二千年前事情，经后来学者研究注释，由于孤立的引书注书，不结合实物分析，还是不容易明白。直到近半世纪，在西北地区发现许多汉代锦绣后，这部门知识，才比较具体[见新神灵广锦、云纹绣等]。用它和同时期工艺纹样相互比较，又才深一层明白它的成因，大约可分作三部分：一属周代以来旧有样式，二受当时儒家传说影响，三受汉代流行神仙思想影响[见汉云纹绣、韩仁锦、金银错花纹]。至于公元三世纪后帝王服饰种种及十二章图案，却近于二世纪以来学者附会旧说而成，《帝王图》前后延续千余年，累代各有增饰。例如唐人作《帝王图》所见，除肩部图案日中三足乌月中蟾蜍，系本于汉代传述旧样，其余花纹多去古日远。至宋《三礼图》所见十二章，则和六朝以来又隔一层了[见宋聂崇义集注《新定三礼图》中十二章图案]。明程君房《程氏墨苑》玄工卷一下《有虞十二章图》则本于宋《三礼图》。
还有个历史文献《禹贡》,曾提起中国古代九州物产，若干地区养蚕和生产起花丝织物，每年纳贡。文献产生时代虽可疑，唯说及丝绸主要生产在山东河南一带，却和公元前三世纪文献说的“锦出陈留，绣出齐鲁”情形相合。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锦绣比较具体可靠的是公元前四五六世纪的《诗经》《左传》《国语》《礼记》《考工记》《墨子》《晏子春秋》……或用诗歌描写当时人衣服装饰应用锦绣的情况，或记载当时诸邦国外交聘问用锦绣作礼物的情形。《礼记·月令》曾叙述及周代蚕织染事和有关法令，得知政府曾设官监督生产。又说“画绣共职”,可知自古以来就重视设计。[鲜花]
——摘自《古衣之美》
谈刺绣（一）
刺绣出于绘画的加工，使用到纺织物方面，和多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它虽起源于纺织物提花技术发明以前，却在纺织物高度发展后，还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为多数人所爱好。就中国现存花纹纺织物残余材料分析，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丝绸提花技术已相当成熟。刺绣应用到服饰及仪仗中旗帜和其他方面，时间显然还应当早些[见安阳丝织花纹]。
根据中国古文献《尚书·益稷》中记载说来，刺绣和氏族社会结合在政治上的应用，是属于半传说中的著名帝王大舜，嘱咐治洪水的大禹，为在衣服上绘绣十二种图案起始的。十二种图案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fú)”，通称十二章(前六种图案是手绘的，用于上衣；后六种图案是刺绣的，用于下裳。当时衣裳的图案花纹，手绘与刺绣并存)这种用在古帝王衣服上装饰图案，花纹色彩真实情况虽难于考究。唯公元前十二三世纪以来，青铜器和玉、石、牙骨等雕刻图案，多还保存下来，许多花纹图案都做得十分精美，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极显明[见商夔凤龙纹图案]。刺绣虽因所用材料性质不尽相同，图案花纹和这些古代工艺品却必然有一定的联系。从当时工艺图案中去探讨古代刺绣十二种装饰图案，总还有些线索可寻[见周清三图案]。《尚书》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就被当成古代重要历史文献而流传，因此十二章旧说，二千年来深入一般学人心中。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却少具体说明。汉代部分锦绣图案，就由于反映这个传统而形成。但是极显明，历史既在不断发展中，新的创作和古代花纹是有距离的[见怀安乐浪二地出土金银错花纹复原]。公元前一世纪的时期，有个宫廷官吏史游，贯串前人旧作，用三七言韵语写了个通俗读物《急就章》,曾提起些丝绸锦绣花纹。虽只二千年前事情，经后来学者研究注释，由于孤立的引书注书，不结合实物分析，还是不容易明白。直到近半世纪，在西北地区发现许多汉代锦绣后，这部门知识，才比较具体[见新神灵广锦、云纹绣等]。用它和同时期工艺纹样相互比较，又才深一层明白它的成因，大约可分作三部分：一属周代以来旧有样式，二受当时儒家传说影响，三受汉代流行神仙思想影响[见汉云纹绣、韩仁锦、金银错花纹]。至于公元三世纪后帝王服饰种种及十二章图案，却近于二世纪以来学者附会旧说而成，《帝王图》前后延续千余年，累代各有增饰。例如唐人作《帝王图》所见，除肩部图案日中三足乌月中蟾蜍，系本于汉代传述旧样，其余花纹多去古日远。至宋《三礼图》所见十二章，则和六朝以来又隔一层了[见宋聂崇义集注《新定三礼图》中十二章图案]。明程君房《程氏墨苑》玄工卷一下《有虞十二章图》则本于宋《三礼图》。
还有个历史文献《禹贡》,曾提起中国古代九州物产，若干地区养蚕和生产起花丝织物，每年纳贡。文献产生时代虽可疑，唯说及丝绸主要生产在山东河南一带，却和公元前三世纪文献说的“锦出陈留，绣出齐鲁”情形相合。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锦绣比较具体可靠的是公元前四五六世纪的《诗经》《左传》《国语》《礼记》《考工记》《墨子》《晏子春秋》……或用诗歌描写当时人衣服装饰应用锦绣的情况，或记载当时诸邦国外交聘问用锦绣作礼物的情形。《礼记·月令》曾叙述及周代蚕织染事和有关法令，得知政府曾设官监督生产。又说“画绣共职”,可知自古以来就重视设计。[鲜花]
——摘自《古衣之美》
#语文研究[超话]# 【资料分享】042高明著《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上1.7.3~1.7.4①
三 清代金石学的发展
请代乾嘉时期，关于金石学的研究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各地出上的商周铜器，数量超过宋代，对铭文的训释，更加谨严详实。当时，有许多学者将这些铭文视为重要的史料。他们研究的目的也更明确，即以古代彝铭“证经辨史”。例如孙星衍在《答袁简斋前辈书》中曾说:“经文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本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可得而解。”【注：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清代学者不仅已经充分认识到古代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井且已经尽一切可能进行搜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关于金石学的研究远居前人之上。
清自乾隆开始将内府收藏的古代铜器陆续印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 等四部巨著，随后私家藏器也皆刊印成书。这一时期所辑铜器铭文的书籍，主要有两类：一是仿照宋代《考古图》的体例，以记录铜器图形为主，并附以铭文和考释。上述官府所搜“四鉴”，皆属此类。属于这一类型的私人著作，有嘉庆六年钱坫撰《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道光十九年曹载奎撰《怀米山房吉金图》一卷，同治十一年吴云撰《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同年潘祖荫撰《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光绪十一年吴大澂撰《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一卷，光绪三十四年端方撰《陶斋吉金录》八卷，宣统元年又撰《陶斋吉金续录》二卷等，皆图文井举，即后来图录性的著作。二是享仿宋薛尚功《法帖》的体例，只录铭文，不绘器形，专以考释彝铭为主。如嘉庆九年阮元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道光十八年刘喜海撰《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 二十年吴荣光撰《筠清馆金文》五卷，光绪二十年徐同柏撰《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二十一年吴式芬撰《攈古录金文》三卷，二十二年吴大澂撰《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册，二十五年方濬益猬《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二十八年刘心源撰《奇觚宝吉金文述》二十卷，三十四年朱善旅撰《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两册等。由于作者学识水平不尽相同，各自见解也难得一致。当时卓有成绩，贡献较大者，当推清末孙诒让。他曾校订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和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三书，而撰《古籀拾遗》。最初孙氏研究以上三书，凡有心得即批于眉端，三书眉批辑成三卷， 上卷订正薛书十四条，中卷订正阮书三十条，下卷订正吴书二十二条。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选器谨严，摹刻精善，在当时堪称精华之作，孙诒让为校订此书撰有《古籀馀论》，订正其中错误若干条。孙氏提倡用分析偏旁法考释古文字，曾依据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等资料撰有《名原》一书，他不仅在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上有所创新，同时还提出一定的理论根据。再如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无论是辨识文字，训释词义，颇有创造发明。刘心源在《奇觚宝吉金文述》中利用文词对勘辨识难识之字，也是一种认识古字的好方法。在这个时期，不仅是在铜器铭文研究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还在其它古代铭刻，诸如玺印、货币、石刻、陶文等方面均有专门研究著作问世，并且获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清初汪立名编撰《钟鼎字源》五卷，此书撰成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当时关于商周铜器铭文的研究，经过元、明两代大抵有四百年的沉寂阶段，刚开始复甦，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超时代的作品。此书是在元杨銁的《增广钟鼎篆韵》基础上加以增改而成。《增广钟鼎篆韵》共七卷，乃是对薛尚功《广篆韵》的增补，薛书早佚，杨书增添的内容又非常复杂。汪立名的《钟鼎字源》虽脱胎于《增广钟鼎篆韵》，但经过了较大的删改。诸如：在《增广钟鼎篆韵》中除鼎彝铭文之外，并兼收一些经典、遗文字书与碑铭等，汪氏《钟鼎字源》凡同钟鼎无关的资料全都刪去；再如杨书重文很多，形体相同的字一并胪列， 汪氏只取异构，不收同体。两书在编排方面也有不同，杨书用《唐韵》分二百零五部，汪氏用《平水韵》分一百零六部。总的看来，汪立名对金文的辨识能力，并不比前三百余年的杨钧强多少。可见，当时对金文研究是停滞不前的。
四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罗、王的学术活动①
清朝末年，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即商代甲骨文的出土。商代的甲骨文出土在今河南省安阳市郊的小屯村，这里原是商代后期的国都。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共在这里经历了八代十二位商王。由于居住的时间较长，当时占卜用过的龟甲牛骨几乎遍布小屯村及其附近，数千年来始终未被人们所察觉。但在这地区自宋代以来不断有商代铜器出土，甲骨文出土也很有可能，由于当时无人认识，故没有引起注意。在中医处方里，有名叫“龙骨”的药材，很久以前药商即在小屯采购商代甲骨充当，现已无法估计有多少甲骨辞被当作药材用掉。
三 清代金石学的发展
请代乾嘉时期，关于金石学的研究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各地出上的商周铜器，数量超过宋代，对铭文的训释，更加谨严详实。当时，有许多学者将这些铭文视为重要的史料。他们研究的目的也更明确，即以古代彝铭“证经辨史”。例如孙星衍在《答袁简斋前辈书》中曾说:“经文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本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可得而解。”【注：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清代学者不仅已经充分认识到古代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井且已经尽一切可能进行搜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关于金石学的研究远居前人之上。
清自乾隆开始将内府收藏的古代铜器陆续印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 等四部巨著，随后私家藏器也皆刊印成书。这一时期所辑铜器铭文的书籍，主要有两类：一是仿照宋代《考古图》的体例，以记录铜器图形为主，并附以铭文和考释。上述官府所搜“四鉴”，皆属此类。属于这一类型的私人著作，有嘉庆六年钱坫撰《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道光十九年曹载奎撰《怀米山房吉金图》一卷，同治十一年吴云撰《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同年潘祖荫撰《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光绪十一年吴大澂撰《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一卷，光绪三十四年端方撰《陶斋吉金录》八卷，宣统元年又撰《陶斋吉金续录》二卷等，皆图文井举，即后来图录性的著作。二是享仿宋薛尚功《法帖》的体例，只录铭文，不绘器形，专以考释彝铭为主。如嘉庆九年阮元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道光十八年刘喜海撰《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 二十年吴荣光撰《筠清馆金文》五卷，光绪二十年徐同柏撰《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二十一年吴式芬撰《攈古录金文》三卷，二十二年吴大澂撰《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册，二十五年方濬益猬《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二十八年刘心源撰《奇觚宝吉金文述》二十卷，三十四年朱善旅撰《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两册等。由于作者学识水平不尽相同，各自见解也难得一致。当时卓有成绩，贡献较大者，当推清末孙诒让。他曾校订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和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三书，而撰《古籀拾遗》。最初孙氏研究以上三书，凡有心得即批于眉端，三书眉批辑成三卷， 上卷订正薛书十四条，中卷订正阮书三十条，下卷订正吴书二十二条。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选器谨严，摹刻精善，在当时堪称精华之作，孙诒让为校订此书撰有《古籀馀论》，订正其中错误若干条。孙氏提倡用分析偏旁法考释古文字，曾依据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等资料撰有《名原》一书，他不仅在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上有所创新，同时还提出一定的理论根据。再如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无论是辨识文字，训释词义，颇有创造发明。刘心源在《奇觚宝吉金文述》中利用文词对勘辨识难识之字，也是一种认识古字的好方法。在这个时期，不仅是在铜器铭文研究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还在其它古代铭刻，诸如玺印、货币、石刻、陶文等方面均有专门研究著作问世，并且获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清初汪立名编撰《钟鼎字源》五卷，此书撰成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当时关于商周铜器铭文的研究，经过元、明两代大抵有四百年的沉寂阶段，刚开始复甦，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超时代的作品。此书是在元杨銁的《增广钟鼎篆韵》基础上加以增改而成。《增广钟鼎篆韵》共七卷，乃是对薛尚功《广篆韵》的增补，薛书早佚，杨书增添的内容又非常复杂。汪立名的《钟鼎字源》虽脱胎于《增广钟鼎篆韵》，但经过了较大的删改。诸如：在《增广钟鼎篆韵》中除鼎彝铭文之外，并兼收一些经典、遗文字书与碑铭等，汪氏《钟鼎字源》凡同钟鼎无关的资料全都刪去；再如杨书重文很多，形体相同的字一并胪列， 汪氏只取异构，不收同体。两书在编排方面也有不同，杨书用《唐韵》分二百零五部，汪氏用《平水韵》分一百零六部。总的看来，汪立名对金文的辨识能力，并不比前三百余年的杨钧强多少。可见，当时对金文研究是停滞不前的。
四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罗、王的学术活动①
清朝末年，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即商代甲骨文的出土。商代的甲骨文出土在今河南省安阳市郊的小屯村，这里原是商代后期的国都。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共在这里经历了八代十二位商王。由于居住的时间较长，当时占卜用过的龟甲牛骨几乎遍布小屯村及其附近，数千年来始终未被人们所察觉。但在这地区自宋代以来不断有商代铜器出土，甲骨文出土也很有可能，由于当时无人认识，故没有引起注意。在中医处方里，有名叫“龙骨”的药材，很久以前药商即在小屯采购商代甲骨充当，现已无法估计有多少甲骨辞被当作药材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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