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料美债息目标水平仅1.5厘 人行解读意味甚浓】于资产定价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10年期国债孳息率近日抽升，环球投资者随即陷入一片风声鹤唳，中金公司估计今年高点将介乎1.8至2厘，比起上周五收市还有最多0.4厘或27%上升空间。不过，大行对港股后市仍未悲观，又指科技股近日跌势亦并非完全因为债息，市场毋须过分恐慌。
中金之所以「看好」美国债息，理由是华府财政刺激政策将会令物价上涨动力从目前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扩展至租金、休閒娱乐、交通运输等受疫情打击的服务性行业。该行亦不见得美国联储局会出手压抑长债孳息，指债息抽高并未扰乱其他市场，官员倾向相信现象反映经济好转，干预反而可能触发市场担忧经济过热。
瑞信对债息的预测较为保守，10年期美国债息的目标水平仅1.5厘；未来5年平均目标亦只有1.8厘。该行亚太区高级投资策略师邵志铭解释，联储局料会在经济复甦不平衡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低息政策，并因应去年的低基数效应，容许通胀于第二季处于较高水平而不「收水」；而且美国大规模财政刺激背后涉及大额发债，若要降低债务成本，债息亦不会升得太高。
花旗银行投资策略及环球财富策划部主管黄栢宁认为，近期债息上涨更多是反映市场预期经济反弹及通胀升温，尤其是当市场预料财政刺激实施后有大量资金涌入，「从时间上来看，债息上升更多是发生在华府规模近两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消息出台之后，因为疫苗等利好消息去年下旬已陆续出现，但当时仍未对债息产生显著影响」。
对于近日环球科技股大跌，黄氏认为，除了债息上涨的外在因素，还由于不少科技股的估值本身已经很高，即使许多是盈利能力强大的「现金流王」，现价已相当充分地反映亮丽前景，一有风吹草动都「更容易触发股价调整」，而且投资者亦比之前更加关注其盈利表现能否跟上股价及持续性，若业绩稍有差池，股价便可能会大跌。
随着经济渐渐重回正轨，他认为，板块轮动的浪潮会继续，故传统经济股今年很可能会跑赢科技股。他看好消费股可受惠经济重启及疫后复甦概念，而近期债息上涨亦会令息差扩阔，利好金融股。然而，板块轮动的过程「不会平坦」，资金亦不时会换仓炒作不同板块，故不宜一次过清仓科技股，「板块轮动始于去年，若当时已清仓科技股，相信最终也会后悔，因为错过了今年初的涨势」，因此最理想的做法是逐步转仓，均衡调整投资组合。
邵志铭则称，瑞信今年恒指目标为31,000点，惟港股长远「慢牛」的格局末改，只是碍于今年初升势稍急，目前正处于「健康调整」当中，中长线而言可算是「逢低买入」的机会。
他续指，从资金流来看，外国投资者继续押注港股；「北水」近期流入速度有所放缓，应该只是与内地投资者的套现有关，因为据统计「北水」较倾向短炒，套现周期多为2至6个月，惟要注意的是，内地同一时间亦不断有新发行的基金入场，可补足离场资金，因此未来出现大额淨流出的机会亦不大。
●人行：美债供过于求 解读意味甚浓
对于近日美国债息走高，市场有着诸多不同的解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该行调查统计司前司长盛松成近日发表文章，指其基本原因是美国政府大量发债导致美国国债供过于求。文章刊于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总统拜登1.9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方案前夕，可谓意味甚浓。
盛指，2020年美国财政赤字因为3轮共计2.2万亿美元的纾困措施而急剧扩大，国债发行量大幅上升，去年底国债馀额达27.9万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7%，比率创下历史新高。
他续称，美国国债投资者结构较2008年金融海啸时出现明显变化，包括外国投资者佔比大跌，去年美国国债馀额膨胀8.5万亿美元，外国投资者仅增持约3,000亿美元，佔比从35.1%骤降至25.4%。
新增美债的主要持有者就是联储局，持仓增幅达到2.2万亿美元，佔比17.5%。盛松成认为，联储局增持美债只是配合政府的财政政策，而非对美债的投资需求。外国投资者佔比大幅下降意味著美债供大于求，这是美债价格下降、孳息率上升的根本原因。另有市场观点认为，若美国政府想维持这种「先使未来钱」的公共财政，不应动辄用美元制裁别国，以尽量保持外国持有美元资产的意欲。
不过，邵志铭指出，根据往绩，债息更多是在反映货币政策因素，跟供求关係不大。财政部在发债之前，会先与各方预先沟通，因此不存在国债无人问津的情况，长期债息更多是反映出经济前景及通胀预期。他预期，今年第三季有美国疫苗接种率可达到六成，加上最新通过的财政刺激、第三季会有大型基建计划出台，均可提振美国经济。
由于债息上升意味着债价下跌，有观点认为，资金正在抛售美债。但邵氏解释，全球总体资金不断上升，现在市场并不是在争夺有限的资金，反而资金会追求回报，故债息走势不能代表资金流出美国，相反更应视为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增加。
中金之所以「看好」美国债息，理由是华府财政刺激政策将会令物价上涨动力从目前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扩展至租金、休閒娱乐、交通运输等受疫情打击的服务性行业。该行亦不见得美国联储局会出手压抑长债孳息，指债息抽高并未扰乱其他市场，官员倾向相信现象反映经济好转，干预反而可能触发市场担忧经济过热。
瑞信对债息的预测较为保守，10年期美国债息的目标水平仅1.5厘；未来5年平均目标亦只有1.8厘。该行亚太区高级投资策略师邵志铭解释，联储局料会在经济复甦不平衡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低息政策，并因应去年的低基数效应，容许通胀于第二季处于较高水平而不「收水」；而且美国大规模财政刺激背后涉及大额发债，若要降低债务成本，债息亦不会升得太高。
花旗银行投资策略及环球财富策划部主管黄栢宁认为，近期债息上涨更多是反映市场预期经济反弹及通胀升温，尤其是当市场预料财政刺激实施后有大量资金涌入，「从时间上来看，债息上升更多是发生在华府规模近两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消息出台之后，因为疫苗等利好消息去年下旬已陆续出现，但当时仍未对债息产生显著影响」。
对于近日环球科技股大跌，黄氏认为，除了债息上涨的外在因素，还由于不少科技股的估值本身已经很高，即使许多是盈利能力强大的「现金流王」，现价已相当充分地反映亮丽前景，一有风吹草动都「更容易触发股价调整」，而且投资者亦比之前更加关注其盈利表现能否跟上股价及持续性，若业绩稍有差池，股价便可能会大跌。
随着经济渐渐重回正轨，他认为，板块轮动的浪潮会继续，故传统经济股今年很可能会跑赢科技股。他看好消费股可受惠经济重启及疫后复甦概念，而近期债息上涨亦会令息差扩阔，利好金融股。然而，板块轮动的过程「不会平坦」，资金亦不时会换仓炒作不同板块，故不宜一次过清仓科技股，「板块轮动始于去年，若当时已清仓科技股，相信最终也会后悔，因为错过了今年初的涨势」，因此最理想的做法是逐步转仓，均衡调整投资组合。
邵志铭则称，瑞信今年恒指目标为31,000点，惟港股长远「慢牛」的格局末改，只是碍于今年初升势稍急，目前正处于「健康调整」当中，中长线而言可算是「逢低买入」的机会。
他续指，从资金流来看，外国投资者继续押注港股；「北水」近期流入速度有所放缓，应该只是与内地投资者的套现有关，因为据统计「北水」较倾向短炒，套现周期多为2至6个月，惟要注意的是，内地同一时间亦不断有新发行的基金入场，可补足离场资金，因此未来出现大额淨流出的机会亦不大。
●人行：美债供过于求 解读意味甚浓
对于近日美国债息走高，市场有着诸多不同的解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该行调查统计司前司长盛松成近日发表文章，指其基本原因是美国政府大量发债导致美国国债供过于求。文章刊于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总统拜登1.9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方案前夕，可谓意味甚浓。
盛指，2020年美国财政赤字因为3轮共计2.2万亿美元的纾困措施而急剧扩大，国债发行量大幅上升，去年底国债馀额达27.9万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7%，比率创下历史新高。
他续称，美国国债投资者结构较2008年金融海啸时出现明显变化，包括外国投资者佔比大跌，去年美国国债馀额膨胀8.5万亿美元，外国投资者仅增持约3,000亿美元，佔比从35.1%骤降至25.4%。
新增美债的主要持有者就是联储局，持仓增幅达到2.2万亿美元，佔比17.5%。盛松成认为，联储局增持美债只是配合政府的财政政策，而非对美债的投资需求。外国投资者佔比大幅下降意味著美债供大于求，这是美债价格下降、孳息率上升的根本原因。另有市场观点认为，若美国政府想维持这种「先使未来钱」的公共财政，不应动辄用美元制裁别国，以尽量保持外国持有美元资产的意欲。
不过，邵志铭指出，根据往绩，债息更多是在反映货币政策因素，跟供求关係不大。财政部在发债之前，会先与各方预先沟通，因此不存在国债无人问津的情况，长期债息更多是反映出经济前景及通胀预期。他预期，今年第三季有美国疫苗接种率可达到六成，加上最新通过的财政刺激、第三季会有大型基建计划出台，均可提振美国经济。
由于债息上升意味着债价下跌，有观点认为，资金正在抛售美债。但邵氏解释，全球总体资金不断上升，现在市场并不是在争夺有限的资金，反而资金会追求回报，故债息走势不能代表资金流出美国，相反更应视为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增加。
文学作品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同时，文学作品也是文人们用语言艺术表现其心灵和理想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在几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无数杰出的文人、作家，他们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智慧。他们在追求文艺创作的过程中，更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个人理想，比如元代戏曲的蓬勃发展。
元蒙统治者废除了科举制度，致使无数文人才子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他们转战至元杂剧的创作中，将自己的抱负理想和饱受元蒙统治者摧残的世人的悲欢离合融合到戏曲作品中。原本带有俗世娱乐的戏曲在文人的文学加盟下愈加成熟，戏曲中的娱乐气质也逐渐被文人悲天悯人的思想淡化，逐渐走向悲情。中国古典戏曲也成了文人救世思想寄存的载体。
无论是《窦娥冤》还是《西厢记》都是文人们书写着他们人生的悲剧意识和思想观念。从悲情到悲境都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变迁，文人们将抽象的救世理念融洽到文学作品创作中，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中国最古典的戏曲作品中看文人悲观救世思想的形成。
一、作品中的悲剧情怀
戏曲作品是文人墨客对于现实生活中愤懑和悲苦的客观表达。在中国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中，抒写人生百态、悲欢离合的悲剧描写手法逐渐成为了文人们创作戏曲的风格。中国古典戏曲作品，虽然表面上是在展示故事、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在抒发作者本人的主观感情和个人的悲情感受。比如屈原的《离骚》，就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作品的源头代表。
这足以证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文人就已经对人生悲剧产生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可见人生的悲剧虽然不同、文人表述悲剧的题材虽然不同，但是人们对于悲剧的感受以及个人的悲悯情怀都是相同的。后世读者在卒读这些文学作品时也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一个作品都充满了作者和文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深深凝视。
可见在千年之前的文人们就已经会用抒情的创作风格来宣泄个人情感，而这一手法就渐渐地演变成中国古典戏曲的叙事风格，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浓重悲情观感。
1.元杂剧如何表达悲剧
元朝时期，民族矛盾突出，平凡百姓生活在元蒙压制之下，中原文化受到侵袭，与此同时文人地位逐渐降低，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打击了文人阶级，于是随着世人文艺作品的发展，元朝文人加入到了艺人行列，用他们的笔杆子描写一个个旷世传奇故事。
于是在金院本和说唱宫调的基础上，元朝出现了一个新的剧种——元杂剧。杂剧虽然剧本题材短小，但是在一个剧作过程中秉承着“四折一楔子”的剧本构成模式。四折就是我们现代剧本创作中常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阶段，所以说元杂剧的剧本都较为饱满和完整，故事创作流程十分成熟。
以元杂剧中的《窦娥冤》为例，作者将自己放在普通百姓的角色上，将自己代入，描绘了底层人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和困苦境遇。
窦娥就是在有原型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揭露当时统治者的黑暗、腐朽、没落，同时衬托出戏曲中人物的悲苦。当然反映现实中，又运用了理想化的手法来描绘结局。
窦娥结局是窦娥的冤死，招致了神灵的帮助，冤誓全部实现，这一理想化、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将故事营造在悲情氛围当中，就连文字都充满了诗意般的悲伤情绪。
虽然元杂剧与以往的文学体裁都不相同，但是同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元杂剧却将戏曲与诗作作品融合，拥有了诗意化特征。后来戏曲经过发展也就继承了元杂剧中在悲情意境和境遇中体现人生悲剧。
2.传奇戏曲如何表达悲剧
说到“传奇”，大家脑海第一印象或许是唐朝流行的小说“唐传奇”。除此之外，传奇还可以用来指宋元时期的诸宫调说唱艺术以及“南戏、杂剧”。但明朝以后，“传奇”一词就被后人用作长篇戏曲的称呼，传奇也在明朝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集结了戏曲的特点，传奇戏曲也是以叙述故事为主，但是因为篇幅较长，所以在叙事上更为深入。传奇的特点也让它在悲剧上的表达不同于元杂剧。比如元杂剧在表达悲剧中善于表现作者的主观情绪以及悲剧的意境表达，但是传奇戏曲篇幅较长，所以在叙事过程中常刻画人物的悲情境遇和人物所处的悲难苦境来表达悲剧色彩。
从个人情绪化的表达到人物境遇的营造，戏曲悲剧进行了很大的跨越，可见悲剧的刻画与戏曲类型有关。比如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就是元末戏曲创作者，高明创作的一部经典传奇戏曲。
这部戏曲讲述了书生蔡伯喈与农妇赵五娘的爱情悲剧，虽然故事的结尾是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在整个戏曲中表现的却是人文悲剧，这里没有再专注于表达作者的主观悲悯情怀，反而从人物的悲剧遭遇来体现悲剧的构成。戏曲中蔡伯喈被人强制逼婚以及农妇赵五娘在家乡照顾公婆，日子艰苦，都是对人物遭遇的描述。可见戏曲作者的悲剧叙述逐渐倾向成熟。
3.传统戏曲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崛起
西方戏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分化出了不同剧种，以意大利为例，西方戏剧出了喜剧、悲剧等。悲剧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包含着人文主义情怀，所以最能作为戏曲成熟的标志特征。比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等都是欧洲戏剧成熟的标志。而中国戏曲发展过程较为漫长，所以悲剧意识崛起在传统戏曲文化中较为迟缓。但是随着文人的加入以及戏曲艺术的发展，中国式悲剧逐渐成形。
在早期传统戏曲中，作者专注于在悲剧中加以自己的主观描述或是情绪化的表达，但随着作者文学创作的成熟，传统戏曲的悲剧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比如在叙事中加入了人物的悲情塑造，以及故事情节的悲情化处理和悲悯意境的阐述。此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中悲剧意识正式崛起。
二、戏曲中文人救世思想的形成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都有着中华特有的风骨，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无数文人保持着积极入世的情怀，他们以家、国为念，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家族的兴亡，读书入仕。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文人救世思想的表达。
而渐渐地，文人的风骨和救世思想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比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君子之哀的历史戏曲。在戏曲中，作者一改常态，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与明朝兴亡融合在一起，所以有“以离合之情，述家国之情”的说法。
戏剧中，李香君虽为女主，但是性格果断，更有一种女子豪杰之感，甚至超过普通男子。只是在家国面前，男女主的爱情始终太过渺小，所以两人的爱情以悲剧收场。可见在戏曲发展过程中，文人的救世思想已然形成。
1. 劝人向善的普世价值观
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文人们也希望世人能够时刻保持善良，于是他们在戏曲创作过程中委婉地将劝人向善的价值观传达出去，希望能够换来世人的一丝善良。比如很多戏曲中都是表现着正能量的主题思想，哪怕是《窦娥冤》里，最后的结局也是窦娥的父亲做官回来为窦娥主持公道，批判世道的黑暗。
2. 因愤而起的作者思维
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人思想感情和情绪化的表达，比如李白常常在酒醉后的酒席上兴起作诗，《将进酒》就是李白酒桌上所作的一首诗。而很多戏曲也是在文人对世间万事的感慨的表达，一些文人常常“因愤而起”而创作戏曲。
三、总结；
从元曲四大家到明代的汤显祖，这一批的戏剧作家都是生活在底层社会中，与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他们亲眼目睹了无数黑暗的现实和穷苦百姓的悲欢离合、眼泪、欢笑。
这些黑暗或多或少的都刺痛了文人作家们的双眼，但是面对阴暗和肮脏的交易，他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反抗，只能通过自己的文字去痛斥这黑暗的现实。于是越来越多的戏曲作品出现，它们就成了我们眼中带有悲剧性的戏曲，这些作品成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珍宝。这些悲剧戏曲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在向观众传达文人的救世思想和积极的普世价值，最终成为表现中国文化、反映社会生活的中国传统“悲剧作品”。
元蒙统治者废除了科举制度，致使无数文人才子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他们转战至元杂剧的创作中，将自己的抱负理想和饱受元蒙统治者摧残的世人的悲欢离合融合到戏曲作品中。原本带有俗世娱乐的戏曲在文人的文学加盟下愈加成熟，戏曲中的娱乐气质也逐渐被文人悲天悯人的思想淡化，逐渐走向悲情。中国古典戏曲也成了文人救世思想寄存的载体。
无论是《窦娥冤》还是《西厢记》都是文人们书写着他们人生的悲剧意识和思想观念。从悲情到悲境都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变迁，文人们将抽象的救世理念融洽到文学作品创作中，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中国最古典的戏曲作品中看文人悲观救世思想的形成。
一、作品中的悲剧情怀
戏曲作品是文人墨客对于现实生活中愤懑和悲苦的客观表达。在中国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中，抒写人生百态、悲欢离合的悲剧描写手法逐渐成为了文人们创作戏曲的风格。中国古典戏曲作品，虽然表面上是在展示故事、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在抒发作者本人的主观感情和个人的悲情感受。比如屈原的《离骚》，就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作品的源头代表。
这足以证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文人就已经对人生悲剧产生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可见人生的悲剧虽然不同、文人表述悲剧的题材虽然不同，但是人们对于悲剧的感受以及个人的悲悯情怀都是相同的。后世读者在卒读这些文学作品时也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一个作品都充满了作者和文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深深凝视。
可见在千年之前的文人们就已经会用抒情的创作风格来宣泄个人情感，而这一手法就渐渐地演变成中国古典戏曲的叙事风格，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浓重悲情观感。
1.元杂剧如何表达悲剧
元朝时期，民族矛盾突出，平凡百姓生活在元蒙压制之下，中原文化受到侵袭，与此同时文人地位逐渐降低，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打击了文人阶级，于是随着世人文艺作品的发展，元朝文人加入到了艺人行列，用他们的笔杆子描写一个个旷世传奇故事。
于是在金院本和说唱宫调的基础上，元朝出现了一个新的剧种——元杂剧。杂剧虽然剧本题材短小，但是在一个剧作过程中秉承着“四折一楔子”的剧本构成模式。四折就是我们现代剧本创作中常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阶段，所以说元杂剧的剧本都较为饱满和完整，故事创作流程十分成熟。
以元杂剧中的《窦娥冤》为例，作者将自己放在普通百姓的角色上，将自己代入，描绘了底层人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和困苦境遇。
窦娥就是在有原型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揭露当时统治者的黑暗、腐朽、没落，同时衬托出戏曲中人物的悲苦。当然反映现实中，又运用了理想化的手法来描绘结局。
窦娥结局是窦娥的冤死，招致了神灵的帮助，冤誓全部实现，这一理想化、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将故事营造在悲情氛围当中，就连文字都充满了诗意般的悲伤情绪。
虽然元杂剧与以往的文学体裁都不相同，但是同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元杂剧却将戏曲与诗作作品融合，拥有了诗意化特征。后来戏曲经过发展也就继承了元杂剧中在悲情意境和境遇中体现人生悲剧。
2.传奇戏曲如何表达悲剧
说到“传奇”，大家脑海第一印象或许是唐朝流行的小说“唐传奇”。除此之外，传奇还可以用来指宋元时期的诸宫调说唱艺术以及“南戏、杂剧”。但明朝以后，“传奇”一词就被后人用作长篇戏曲的称呼，传奇也在明朝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集结了戏曲的特点，传奇戏曲也是以叙述故事为主，但是因为篇幅较长，所以在叙事上更为深入。传奇的特点也让它在悲剧上的表达不同于元杂剧。比如元杂剧在表达悲剧中善于表现作者的主观情绪以及悲剧的意境表达，但是传奇戏曲篇幅较长，所以在叙事过程中常刻画人物的悲情境遇和人物所处的悲难苦境来表达悲剧色彩。
从个人情绪化的表达到人物境遇的营造，戏曲悲剧进行了很大的跨越，可见悲剧的刻画与戏曲类型有关。比如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就是元末戏曲创作者，高明创作的一部经典传奇戏曲。
这部戏曲讲述了书生蔡伯喈与农妇赵五娘的爱情悲剧，虽然故事的结尾是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在整个戏曲中表现的却是人文悲剧，这里没有再专注于表达作者的主观悲悯情怀，反而从人物的悲剧遭遇来体现悲剧的构成。戏曲中蔡伯喈被人强制逼婚以及农妇赵五娘在家乡照顾公婆，日子艰苦，都是对人物遭遇的描述。可见戏曲作者的悲剧叙述逐渐倾向成熟。
3.传统戏曲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崛起
西方戏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分化出了不同剧种，以意大利为例，西方戏剧出了喜剧、悲剧等。悲剧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包含着人文主义情怀，所以最能作为戏曲成熟的标志特征。比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等都是欧洲戏剧成熟的标志。而中国戏曲发展过程较为漫长，所以悲剧意识崛起在传统戏曲文化中较为迟缓。但是随着文人的加入以及戏曲艺术的发展，中国式悲剧逐渐成形。
在早期传统戏曲中，作者专注于在悲剧中加以自己的主观描述或是情绪化的表达，但随着作者文学创作的成熟，传统戏曲的悲剧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比如在叙事中加入了人物的悲情塑造，以及故事情节的悲情化处理和悲悯意境的阐述。此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中悲剧意识正式崛起。
二、戏曲中文人救世思想的形成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都有着中华特有的风骨，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无数文人保持着积极入世的情怀，他们以家、国为念，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家族的兴亡，读书入仕。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文人救世思想的表达。
而渐渐地，文人的风骨和救世思想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比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君子之哀的历史戏曲。在戏曲中，作者一改常态，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与明朝兴亡融合在一起，所以有“以离合之情，述家国之情”的说法。
戏剧中，李香君虽为女主，但是性格果断，更有一种女子豪杰之感，甚至超过普通男子。只是在家国面前，男女主的爱情始终太过渺小，所以两人的爱情以悲剧收场。可见在戏曲发展过程中，文人的救世思想已然形成。
1. 劝人向善的普世价值观
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文人们也希望世人能够时刻保持善良，于是他们在戏曲创作过程中委婉地将劝人向善的价值观传达出去，希望能够换来世人的一丝善良。比如很多戏曲中都是表现着正能量的主题思想，哪怕是《窦娥冤》里，最后的结局也是窦娥的父亲做官回来为窦娥主持公道，批判世道的黑暗。
2. 因愤而起的作者思维
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人思想感情和情绪化的表达，比如李白常常在酒醉后的酒席上兴起作诗，《将进酒》就是李白酒桌上所作的一首诗。而很多戏曲也是在文人对世间万事的感慨的表达，一些文人常常“因愤而起”而创作戏曲。
三、总结；
从元曲四大家到明代的汤显祖，这一批的戏剧作家都是生活在底层社会中，与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他们亲眼目睹了无数黑暗的现实和穷苦百姓的悲欢离合、眼泪、欢笑。
这些黑暗或多或少的都刺痛了文人作家们的双眼，但是面对阴暗和肮脏的交易，他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反抗，只能通过自己的文字去痛斥这黑暗的现实。于是越来越多的戏曲作品出现，它们就成了我们眼中带有悲剧性的戏曲，这些作品成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珍宝。这些悲剧戏曲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在向观众传达文人的救世思想和积极的普世价值，最终成为表现中国文化、反映社会生活的中国传统“悲剧作品”。
泰达困局显中超弊端！把政府接盘当做改革出路？足协过于异想天开
一年前，天海挂了，现在泰达也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当各方发出了“直辖市养不起一个球队”、“天津不能没有足球”的呐喊，泰达保卫战已经拉响。
金元足球对立面+青训体系曾崩塌，泰达早就脱离了时代轨道
泰达用单外援战胜鲁能拿的足协杯
遥想十几年前，泰达曾经是转会市场上极有吸引力的名字。在那个很多俱乐部严重欠薪的年代，泰达、鲁能、国安这三家是最稳定的；当时泰达的工资结构仅仅低于鲁能，但他们的成绩压力又远小于鲁能和国安的背景下，泰达成了很多优秀球员的理想下家。当他们先后引进了王新欣、白岳峰、于大宝、陈涛、李玮锋等强援，十年前的那支泰达是中超踢的最有观赏性，对外援依赖性最低的球队。他们也在好评中拿到了10年联赛亚军，11年成为唯一亚冠小组出线的中超球队，还拿到了足协杯冠军。
然而金元足球之前，国企俱乐部可以用稳定来吸引球员；但金元风暴刮起后，当稳定已经无法成为俱乐部招募球员的筹码时，鲁能、国安、泰达这三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
鲁能由于一直抱着王者姿态，因此当年鲁能的投入完全在跟着恒大的节奏走；直到2016年，鲁能一度坐到了联赛副班长位置上，他们终于放低了姿态，放掉了一些高薪球员，运作也趋于理性，投入完全脱离了第一集团，并在这个冬天把俱乐部交给了济南文旅！
前些年中信治下的国安，对成绩也有追求；因此即便跟不上恒大的投入速度，但他们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投入力度。只不过中信的级别决定了，他们不能疯狂烧钱，他们搞足球也不需要要政策，纯粹是公益行为的情况下，最终把接力棒交给了中赫。
泰达当年对于恒大的金元战略，要比国安、鲁能更有微辞；前些年每一次中超俱乐部老总们在一块开会，李广益都要抨击下恒大；每一次泰达打恒大前，李广益都要亲自给球员打一针鸡血。而在操作层面，泰达当年比国安的“公益足球”贯彻的更彻底，李广益的理念就是“小投入、大产出”，因此在金元足球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先后把于大宝。陈涛等能卖上价的球员都给卖了。然而随着中超投入越来越大，李广益所倡导的泰达模式受到了残酷打击，球队战绩出现了下滑。
李广益一直呼吁的追加投入，在他离任后终于实现了；然而李广益时期泰达最大的问题，不是搞派系，也不是省钱拉低泰达的定位，而是泰达的青训被毁了。泰达现在的青训体系，是高应钦上任后重搭的！当泰达投入跟不上了，买不来好球员；青训体系重建也不可能迅速见效，实际上泰达过去几年的衰落是在给李广益时期的操作还债！
泰达困境凸显“企业联赛”弊端，解决问题可借鉴足改方案
投入跟不上，青训体系重建过程中，青训的花销也没别的俱乐部多，这决定了泰达的成绩不可能好。但过去大家对于泰达的印象还是江湖中朋友不少，且相对稳定；因此各方曾普遍认为，泰达想活在中超并不难。TEDA四个字母本来就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缩写，足球俱乐部对于泰达控股来说，已经从前些年的任务变成了使命感。
泰达一直在坚持投钱搞足球，但持续投钱的前提之一是主业得能赚钱。只要主业赚到了，或者是有关方面出台一些政策扶持投资方的主业，投资方就算“挤牙膏”也会把投足球的钱挤出来。然而泰达控股本身盈利能力偏弱，在混改的浪潮下，他们真的玩不动了；天津本地媒体曾爆出，泰达去年就数次向上级部门打报告表示想退出。
泰达控股已经很困难了，谁能站出来救津门虎？足协允许工资确认表延期，只是第一步；但就算忽悠球员把字给签了，只要这个钱补不上，今年过了准入，明后年依旧会出问题。而足协还要保证自己的利益，拿着中超36%的分红，导致各俱乐部每年只能拿到4%，约合几千万的分红，这跟运营成本显然相去甚远，因此各方把期望寄托在了地方政府身上！
然而去年此时，天津市有关方面在天海的问题上，充其量也就是帮天海使用了拖字诀，实际上并没有管天海死活；再考虑到现如今泰达所展现的情况，要比去年同期的天海更麻烦的情况下，外界对于天津有关方面的态度感到悲观。但泰达毕竟是天津足球最后的独苗，又是正统地位；泰达控股也是国企，他们又不像权健那样犯了错误，导致各方避而远之的情况下，天津市有关方面不可能轻易放弃泰达。
如果地方政府想出手，救泰达可以有多种方式，比如说先救企业，继续让泰达控股投，或者再找一个企业来接。但不管是泰达继续投，还是换个企业来接，谁也不敢保证泰达如今的局面不会重现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借鉴足改方案，即俱乐部股权结构多元化！如果俱乐部的投入模式是像青岛那种，由多个企业共同出资，显然是一个让俱乐部运营更稳定的操作！
指着地方政府救足球，官僚化的中国足协太异想天开了
泰达的困境各方指着政府来救，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华夏、重庆、苏宁等俱乐部身上。而为了推行足球改革，中国足协目前不光采取了中性名一刀切，断了俱乐部和企业“冠名价值”的维系，也想借着俱乐部萌生退意实现股权多元化，实际上足协想把俱乐部的生存问题转嫁给地方政府。然而就目前的情况看，也许会有一两个地方政府出手，但大部分不会！
遥想职业联赛初期，在专业队转型为职业俱乐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主导力量。由于当年各地还在大力推动经济建设，人民精神文化极度匮乏，信息传播方式相对闭塞，足球俱乐部一度成为地区的招牌和名片；不少地方政府拉企业搞足球，给予承诺实现双赢成了常规操作，当时催生了一大批足球市长，足球省长，足球书记，给中国足球“企业联赛”定下了基调。
度过了最初的红利期后，这20多年充分证明了，足球已经不可能继续作为杠杆的一头去带动地区经济活力，且一线及省会级城市也基本上不需要靠足球来增加城市影响力的情况下，政府出不出来救足球俱乐部这个无底洞，取决于这是否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地方发展规划、以及俱乐部原本的品牌效应！
金元足球的到来，跟国家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但现阶段政策导向的风潮已经过去了，这也是很多地方已经不愿意继续兑现承诺的原因之一。原本申花、国安、泰达、建业、亚泰等老字号，哪怕是恒大、上港等俱乐部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结果现如今中性名一刀切下去，这就导致大多数俱乐部失去了品牌效应。而现如今各地的发展重心都在经济和民生上，国字号成绩太差，导致外界对于中国球员拿那么多钱怨天尤人，因此中超的形象、品牌价值根本就不值得政府花费太多精力和资金去扶持！
当年上港集团之所以进军中国足坛，选择亡命投入的背后，是上海市一把手亲自下令，要求他们必须拿到联赛冠军。然而不是每个地方政府都会像上海那样，对足球有着特殊的诉求。很显然陈戌源把他在上海的思路，带到中国足协强推下去，既说明他缺乏远见，也是官僚化的一种体现！
只不过足协虽然可以对俱乐部吆五喝六的，但在整个中国社会，足协算个屁啊！当联赛运营极不健康，至今没有建立成熟的商业逻辑，俱乐部本身无法给当地带来直观收入，投资方还想用足球换政策，占据宝贵的土地资源，且搞个足球俱乐部还容易背上骂名的情况下，各地政府凭什么来接这个烂摊子呢？
#足球##中超#
一年前，天海挂了，现在泰达也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当各方发出了“直辖市养不起一个球队”、“天津不能没有足球”的呐喊，泰达保卫战已经拉响。
金元足球对立面+青训体系曾崩塌，泰达早就脱离了时代轨道
泰达用单外援战胜鲁能拿的足协杯
遥想十几年前，泰达曾经是转会市场上极有吸引力的名字。在那个很多俱乐部严重欠薪的年代，泰达、鲁能、国安这三家是最稳定的；当时泰达的工资结构仅仅低于鲁能，但他们的成绩压力又远小于鲁能和国安的背景下，泰达成了很多优秀球员的理想下家。当他们先后引进了王新欣、白岳峰、于大宝、陈涛、李玮锋等强援，十年前的那支泰达是中超踢的最有观赏性，对外援依赖性最低的球队。他们也在好评中拿到了10年联赛亚军，11年成为唯一亚冠小组出线的中超球队，还拿到了足协杯冠军。
然而金元足球之前，国企俱乐部可以用稳定来吸引球员；但金元风暴刮起后，当稳定已经无法成为俱乐部招募球员的筹码时，鲁能、国安、泰达这三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
鲁能由于一直抱着王者姿态，因此当年鲁能的投入完全在跟着恒大的节奏走；直到2016年，鲁能一度坐到了联赛副班长位置上，他们终于放低了姿态，放掉了一些高薪球员，运作也趋于理性，投入完全脱离了第一集团，并在这个冬天把俱乐部交给了济南文旅！
前些年中信治下的国安，对成绩也有追求；因此即便跟不上恒大的投入速度，但他们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投入力度。只不过中信的级别决定了，他们不能疯狂烧钱，他们搞足球也不需要要政策，纯粹是公益行为的情况下，最终把接力棒交给了中赫。
泰达当年对于恒大的金元战略，要比国安、鲁能更有微辞；前些年每一次中超俱乐部老总们在一块开会，李广益都要抨击下恒大；每一次泰达打恒大前，李广益都要亲自给球员打一针鸡血。而在操作层面，泰达当年比国安的“公益足球”贯彻的更彻底，李广益的理念就是“小投入、大产出”，因此在金元足球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先后把于大宝。陈涛等能卖上价的球员都给卖了。然而随着中超投入越来越大，李广益所倡导的泰达模式受到了残酷打击，球队战绩出现了下滑。
李广益一直呼吁的追加投入，在他离任后终于实现了；然而李广益时期泰达最大的问题，不是搞派系，也不是省钱拉低泰达的定位，而是泰达的青训被毁了。泰达现在的青训体系，是高应钦上任后重搭的！当泰达投入跟不上了，买不来好球员；青训体系重建也不可能迅速见效，实际上泰达过去几年的衰落是在给李广益时期的操作还债！
泰达困境凸显“企业联赛”弊端，解决问题可借鉴足改方案
投入跟不上，青训体系重建过程中，青训的花销也没别的俱乐部多，这决定了泰达的成绩不可能好。但过去大家对于泰达的印象还是江湖中朋友不少，且相对稳定；因此各方曾普遍认为，泰达想活在中超并不难。TEDA四个字母本来就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缩写，足球俱乐部对于泰达控股来说，已经从前些年的任务变成了使命感。
泰达一直在坚持投钱搞足球，但持续投钱的前提之一是主业得能赚钱。只要主业赚到了，或者是有关方面出台一些政策扶持投资方的主业，投资方就算“挤牙膏”也会把投足球的钱挤出来。然而泰达控股本身盈利能力偏弱，在混改的浪潮下，他们真的玩不动了；天津本地媒体曾爆出，泰达去年就数次向上级部门打报告表示想退出。
泰达控股已经很困难了，谁能站出来救津门虎？足协允许工资确认表延期，只是第一步；但就算忽悠球员把字给签了，只要这个钱补不上，今年过了准入，明后年依旧会出问题。而足协还要保证自己的利益，拿着中超36%的分红，导致各俱乐部每年只能拿到4%，约合几千万的分红，这跟运营成本显然相去甚远，因此各方把期望寄托在了地方政府身上！
然而去年此时，天津市有关方面在天海的问题上，充其量也就是帮天海使用了拖字诀，实际上并没有管天海死活；再考虑到现如今泰达所展现的情况，要比去年同期的天海更麻烦的情况下，外界对于天津有关方面的态度感到悲观。但泰达毕竟是天津足球最后的独苗，又是正统地位；泰达控股也是国企，他们又不像权健那样犯了错误，导致各方避而远之的情况下，天津市有关方面不可能轻易放弃泰达。
如果地方政府想出手，救泰达可以有多种方式，比如说先救企业，继续让泰达控股投，或者再找一个企业来接。但不管是泰达继续投，还是换个企业来接，谁也不敢保证泰达如今的局面不会重现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借鉴足改方案，即俱乐部股权结构多元化！如果俱乐部的投入模式是像青岛那种，由多个企业共同出资，显然是一个让俱乐部运营更稳定的操作！
指着地方政府救足球，官僚化的中国足协太异想天开了
泰达的困境各方指着政府来救，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华夏、重庆、苏宁等俱乐部身上。而为了推行足球改革，中国足协目前不光采取了中性名一刀切，断了俱乐部和企业“冠名价值”的维系，也想借着俱乐部萌生退意实现股权多元化，实际上足协想把俱乐部的生存问题转嫁给地方政府。然而就目前的情况看，也许会有一两个地方政府出手，但大部分不会！
遥想职业联赛初期，在专业队转型为职业俱乐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主导力量。由于当年各地还在大力推动经济建设，人民精神文化极度匮乏，信息传播方式相对闭塞，足球俱乐部一度成为地区的招牌和名片；不少地方政府拉企业搞足球，给予承诺实现双赢成了常规操作，当时催生了一大批足球市长，足球省长，足球书记，给中国足球“企业联赛”定下了基调。
度过了最初的红利期后，这20多年充分证明了，足球已经不可能继续作为杠杆的一头去带动地区经济活力，且一线及省会级城市也基本上不需要靠足球来增加城市影响力的情况下，政府出不出来救足球俱乐部这个无底洞，取决于这是否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地方发展规划、以及俱乐部原本的品牌效应！
金元足球的到来，跟国家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但现阶段政策导向的风潮已经过去了，这也是很多地方已经不愿意继续兑现承诺的原因之一。原本申花、国安、泰达、建业、亚泰等老字号，哪怕是恒大、上港等俱乐部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结果现如今中性名一刀切下去，这就导致大多数俱乐部失去了品牌效应。而现如今各地的发展重心都在经济和民生上，国字号成绩太差，导致外界对于中国球员拿那么多钱怨天尤人，因此中超的形象、品牌价值根本就不值得政府花费太多精力和资金去扶持！
当年上港集团之所以进军中国足坛，选择亡命投入的背后，是上海市一把手亲自下令，要求他们必须拿到联赛冠军。然而不是每个地方政府都会像上海那样，对足球有着特殊的诉求。很显然陈戌源把他在上海的思路，带到中国足协强推下去，既说明他缺乏远见，也是官僚化的一种体现！
只不过足协虽然可以对俱乐部吆五喝六的，但在整个中国社会，足协算个屁啊！当联赛运营极不健康，至今没有建立成熟的商业逻辑，俱乐部本身无法给当地带来直观收入，投资方还想用足球换政策，占据宝贵的土地资源，且搞个足球俱乐部还容易背上骂名的情况下，各地政府凭什么来接这个烂摊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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