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定事件簿[超话]##左然[超话]#
读到最新一章这里，想起《非自然死亡》里女主和久部被困在冷箱 水没过胸口快冻死的时候还在问久部“明晚吃什么”。虽然很危险很害怕的环境，但一想到“以后”就又有了希望
做选择这里选了救左然，虽然知道不会让主角死但还是吓到，人物配音和这个阴间bgm太有代入感了
每一章结局都会被真相震撼到泪目，心情复杂。夸夸米忽悠设计的剧情
呜呜 和左然也是过命的交情了#未定事件簿##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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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
祁克果……欧洲正迈向破产的地步。
个人主义是祁克果对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反动。但它也包括了跟祁克果同一时期的一个丹麦人的世界观。他就是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安徒生。他对大自然种种不可思议的细微事物也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比他早100多年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也看到了相同的事物。莱布尼兹对斯宾诺莎的理想主义哲学的反动就像是祁克果对黑格尔的反动一般。
我们不能说浪漫主义者是错的，或者说世间其实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祁克果对个体的意义有敏锐的观察力。我们不只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活一次。
黑格尔对广阔的历史比较有兴趣，这正是祁克果对他如此不满的原因。祁克果认为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抹杀了个人对自己生命所应负的责任。因此对祁克果而言，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有同样的缺点。
祁克果生于1813年，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并且遗传了父亲的宗教抑郁症。由于得了抑郁症，他觉得自己必须解除婚约，但此举不太受到哥本哈根中产阶级的谅解，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受人唾弃或耻笑的对象。后来他逐渐也厌弃世人、取笑世人，并因此而逐渐成为后来易卜生所描述的“人民公敌”。
他在晚年时，对于社会更是大肆批评。他说：“整个欧洲正走向破产的地步。”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缺乏热情和奉献的时代。他对丹麦路德派教会的了无生气尤其感到不满，并对所谓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无情的抨击。
对于祁克果而言，基督教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且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因此一个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种“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种程度”的态度。耶稣要不就是真的在复活节复活，要不就是没有。如果他真的死而复活，如果他真的为我们而死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在实在深奥难解，势必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
可是祁克果看的教会和一般大众对宗教问题采用采取一种暧昧含糊的态度。对于他而言，宗教或知识可以说水火不容，光是相信基督教的是“真理”并不够。相信基督教就要过着基督教徒般的生活。
17岁那年，祁克果开始研究神学。但他对哲学问题却日益感到兴趣。他在27岁时以《论反讽观念》这篇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这篇论文中批评浪漫主义的反讽以及浪漫主义者任意玩弄幻像的做法。他并提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作为对比。苏格拉底虽然也以反讽技巧得到很大效果，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寻求有关生命的根本真理。祁克果认为，苏格拉底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完全将他的存在放进他思考的思想。
1814年解除婚约后，祁克果前往柏林访问，并在那儿听了谢林讲课（此时黑格尔已去世10年了）。
祁克果认为，与其寻找那唯一的真理，不如去寻找那些对个人生命具有意义的真理。他说，找寻“我心目中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他借此以个人来对抗“体系”。祁克果认为，黑格尔忘了自己是一个人。他并且如此描述那些教导黑格尔主义的教授：，“当那令人厌烦的教授先生解释生命的玄秘时，他太过专注，以致忘了自己的姓名，也忘了自己是一个人。而不只是3/8段精彩的文章。”
祁克果认为很难为人做概括性的说明。对他而言，描绘人或人性的面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世间唯一重要的事情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你无法在书桌后面体验自己的存在。唯有在我们的行动——尤其做一些重要的选择——时，我们才和自我的存在有关联，有一个关于佛陀的故事可以说明祁克果的意思。
因为佛教的哲学也是以人的存在为起点。从前有一个和尚问佛陀他如何才能更清楚地回答“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佛陀在回答时，将他比喻为一个被毒箭射伤的人。他说，这个受伤的人不会对“这支箭什么材料做的”，“它沾了什么样的毒药”或“它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这些问题感兴趣。他应该是希望有人能把箭拔出来，并治疗他的伤口。
佛陀和祁克果都强烈感受到人生苦短的现象。祁克果并说真理是“主观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什么，相信什么都无所谓。而是说真正重要的真理都是属于个人的。只有这些真理“对我而言是真的。”
举例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基督教是否是真实的，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或学术上的问题。对于一个“了解自我生命”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你光是坐下来为了讨论而讨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以最热情，最真诚的态度来讨论。
比如：如果你掉到水里，你对你是否淹死的理论不会感到兴趣，而水是否有鳄鱼的问题既不“有趣”也不“无趣”，因为你已经面临生死关头了。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上帝是否存在”这个哲学性的问题与个人与这些问题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独立回答这些问题。而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经由信仰来找寻答案。但照祁克果的看法，那是我们经有理性而得知的事情（也就是知识）是完全不重要的。
八加四等于十二，这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这是笛卡尔以来每位哲学家都谈到的那种“可以推算的真理”。可是我们会把它放在每天的祈祷文中吗？我们躺着时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不去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吗？绝不是的。那样的真理也许“客观”也许“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每个人的存在却完全无关紧要。
但是信仰就不同了，你永远不会知道当你对不起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否会原谅你？因为这个问题对你的存在而言是很重要的。这是个你会极度关切的问题，同样的，你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是否爱你，你只能相信他爱你或者希望他爱你。可是这些事情对你而言，要比“三角形内各内角的总和等于180度”更加重要。
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信仰是最重要的因素。祁克果曾写道：“如果我能客观地抓住上帝，我就不会相信他了，但正因为我无法如此，所以我必须信他。如果我希望保守住我的信心，我必须时时紧握住客观的不确定性，以便让我即使在7万寸深的海上，仍能保有我的信心。”
许多人曾经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至少是尝试用理性去解释它。但是如果你满足于这样的证明或理论，你就会失去你的信仰，同时也会失去你的宗教热情。因为重要的并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对你而言它是否真实。中世纪的一句格言“我信，因为荒谬”。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所以我才相信，如果基督教所输球诉求的是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我们的另外一面，那它就不叫做信仰了。
至此，我们已经谈到了祁克果所说的“存在的”和“主观真理”的意义，以及他对“信仰”的观念。他创造第三个观念是为了批评传统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不过其中也包含尖锐的“社会批评”在内。他说，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个人已经成为“大众”了，而这些大众或群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喜欢说一些含糊不确定的话。他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所“想”、所“相信”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而没有人真正对这些东西有深刻的感受。
祁克果的人生三阶段
祁克果认为，生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他把他们称为“美感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他用“阶段”这个名词是为了强调人可能会生活在一个较低的阶段，然后突然跃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同样的阶段。
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只是为了现在而活，因此他会抓住每个享乐的机会，只要是美的，令人满足的，令人愉快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感官的世界中，是他自己的欲望与情绪的奴隶，对他而言，凡是令人讨厌烦的，就是不好的。
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因为这个阶段所包含的并不只是纯粹的感官享乐而已。一个从美感的角度来看待现实，或自己的艺术，或他所相信的他所信仰的哲学的人，就是活在美感阶段里。他们也可能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痛苦或悲伤，但这只是虚荣心作祟罢了。易卜生的《皮尔金》这出戏的男主角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
一个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很容易有焦虑或恐怖或空虚的感受。但果真这样，他就有救了。祁克果认为，害怕几乎是有正面意义的。他表示，它表示这个人正处于“存在的状态中”，可以跃升到更高阶段。可是你要不就晋升到较高的阶段，要不就停留原地。如果你不采取行动，而只是在即将跃升的边缘徘徊是没有用的。这是个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而且没有人能够帮你做这件事，这是你自己的抉择。
祁克果所描述的这个“决定的范畴”，可能会使人想起苏格拉底所说的所有真正的智慧都来自内心的话。是否要从美感阶段跃升到道德阶段或宗教阶段，必须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决定。易卜生在《皮尔金》里面也描绘了这一点。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大作《罪与罚》这本小说中，也生动的描述存在的抉择如何必须发自内心的需要与绝望的感受。
如此你也许才可以改开始活在道德阶段。这个阶段的特色就是对生命保持认真的态度，并且始终一贯的做一些符合道德的决策。这种态度有点像是康德的责任道德观，就是人应该努力依循道德的法则而生活。祁克果和康德一样注重人的性情。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你认为何者是，何者非，而是你开始在意事情的是非对错。相反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则只注重一件事是否有趣。
祁克果从不认为道德阶段是很圆满的。即使是一个敬业尽责的人，如果一直彻底地过着这种生活，最后也会厌倦的。许多人到了年长之后。开始有这种厌倦的感受。有些人就因此重新回到美感阶段的生活方式。可是也有人进一步跃升到宗教阶段。他们一步就跳进信仰那“七万吋的深渊里”。他们选择信仰而不选择美感的愉悦或理性所要求的责任。而就像祁克果所说的，虽然“跳进上帝张开的双臂”，也许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但这却是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
因为对祁克果而言，活在“宗教阶段”就等于是信奉基督。不过对于非基督徒的思想家而言，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盛行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就是受到这里丹麦哲学家的启发。
祁克果……欧洲正迈向破产的地步。
个人主义是祁克果对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反动。但它也包括了跟祁克果同一时期的一个丹麦人的世界观。他就是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安徒生。他对大自然种种不可思议的细微事物也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比他早100多年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也看到了相同的事物。莱布尼兹对斯宾诺莎的理想主义哲学的反动就像是祁克果对黑格尔的反动一般。
我们不能说浪漫主义者是错的，或者说世间其实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祁克果对个体的意义有敏锐的观察力。我们不只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活一次。
黑格尔对广阔的历史比较有兴趣，这正是祁克果对他如此不满的原因。祁克果认为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抹杀了个人对自己生命所应负的责任。因此对祁克果而言，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有同样的缺点。
祁克果生于1813年，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并且遗传了父亲的宗教抑郁症。由于得了抑郁症，他觉得自己必须解除婚约，但此举不太受到哥本哈根中产阶级的谅解，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受人唾弃或耻笑的对象。后来他逐渐也厌弃世人、取笑世人，并因此而逐渐成为后来易卜生所描述的“人民公敌”。
他在晚年时，对于社会更是大肆批评。他说：“整个欧洲正走向破产的地步。”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缺乏热情和奉献的时代。他对丹麦路德派教会的了无生气尤其感到不满，并对所谓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无情的抨击。
对于祁克果而言，基督教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且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因此一个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种“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种程度”的态度。耶稣要不就是真的在复活节复活，要不就是没有。如果他真的死而复活，如果他真的为我们而死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在实在深奥难解，势必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
可是祁克果看的教会和一般大众对宗教问题采用采取一种暧昧含糊的态度。对于他而言，宗教或知识可以说水火不容，光是相信基督教的是“真理”并不够。相信基督教就要过着基督教徒般的生活。
17岁那年，祁克果开始研究神学。但他对哲学问题却日益感到兴趣。他在27岁时以《论反讽观念》这篇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这篇论文中批评浪漫主义的反讽以及浪漫主义者任意玩弄幻像的做法。他并提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作为对比。苏格拉底虽然也以反讽技巧得到很大效果，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寻求有关生命的根本真理。祁克果认为，苏格拉底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完全将他的存在放进他思考的思想。
1814年解除婚约后，祁克果前往柏林访问，并在那儿听了谢林讲课（此时黑格尔已去世10年了）。
祁克果认为，与其寻找那唯一的真理，不如去寻找那些对个人生命具有意义的真理。他说，找寻“我心目中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他借此以个人来对抗“体系”。祁克果认为，黑格尔忘了自己是一个人。他并且如此描述那些教导黑格尔主义的教授：，“当那令人厌烦的教授先生解释生命的玄秘时，他太过专注，以致忘了自己的姓名，也忘了自己是一个人。而不只是3/8段精彩的文章。”
祁克果认为很难为人做概括性的说明。对他而言，描绘人或人性的面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世间唯一重要的事情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你无法在书桌后面体验自己的存在。唯有在我们的行动——尤其做一些重要的选择——时，我们才和自我的存在有关联，有一个关于佛陀的故事可以说明祁克果的意思。
因为佛教的哲学也是以人的存在为起点。从前有一个和尚问佛陀他如何才能更清楚地回答“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佛陀在回答时，将他比喻为一个被毒箭射伤的人。他说，这个受伤的人不会对“这支箭什么材料做的”，“它沾了什么样的毒药”或“它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这些问题感兴趣。他应该是希望有人能把箭拔出来，并治疗他的伤口。
佛陀和祁克果都强烈感受到人生苦短的现象。祁克果并说真理是“主观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什么，相信什么都无所谓。而是说真正重要的真理都是属于个人的。只有这些真理“对我而言是真的。”
举例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基督教是否是真实的，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或学术上的问题。对于一个“了解自我生命”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你光是坐下来为了讨论而讨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以最热情，最真诚的态度来讨论。
比如：如果你掉到水里，你对你是否淹死的理论不会感到兴趣，而水是否有鳄鱼的问题既不“有趣”也不“无趣”，因为你已经面临生死关头了。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上帝是否存在”这个哲学性的问题与个人与这些问题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独立回答这些问题。而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经由信仰来找寻答案。但照祁克果的看法，那是我们经有理性而得知的事情（也就是知识）是完全不重要的。
八加四等于十二，这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这是笛卡尔以来每位哲学家都谈到的那种“可以推算的真理”。可是我们会把它放在每天的祈祷文中吗？我们躺着时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不去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吗？绝不是的。那样的真理也许“客观”也许“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每个人的存在却完全无关紧要。
但是信仰就不同了，你永远不会知道当你对不起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否会原谅你？因为这个问题对你的存在而言是很重要的。这是个你会极度关切的问题，同样的，你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是否爱你，你只能相信他爱你或者希望他爱你。可是这些事情对你而言，要比“三角形内各内角的总和等于180度”更加重要。
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信仰是最重要的因素。祁克果曾写道：“如果我能客观地抓住上帝，我就不会相信他了，但正因为我无法如此，所以我必须信他。如果我希望保守住我的信心，我必须时时紧握住客观的不确定性，以便让我即使在7万寸深的海上，仍能保有我的信心。”
许多人曾经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至少是尝试用理性去解释它。但是如果你满足于这样的证明或理论，你就会失去你的信仰，同时也会失去你的宗教热情。因为重要的并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对你而言它是否真实。中世纪的一句格言“我信，因为荒谬”。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所以我才相信，如果基督教所输球诉求的是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我们的另外一面，那它就不叫做信仰了。
至此，我们已经谈到了祁克果所说的“存在的”和“主观真理”的意义，以及他对“信仰”的观念。他创造第三个观念是为了批评传统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不过其中也包含尖锐的“社会批评”在内。他说，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个人已经成为“大众”了，而这些大众或群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喜欢说一些含糊不确定的话。他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所“想”、所“相信”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而没有人真正对这些东西有深刻的感受。
祁克果的人生三阶段
祁克果认为，生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他把他们称为“美感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他用“阶段”这个名词是为了强调人可能会生活在一个较低的阶段，然后突然跃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同样的阶段。
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只是为了现在而活，因此他会抓住每个享乐的机会，只要是美的，令人满足的，令人愉快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感官的世界中，是他自己的欲望与情绪的奴隶，对他而言，凡是令人讨厌烦的，就是不好的。
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因为这个阶段所包含的并不只是纯粹的感官享乐而已。一个从美感的角度来看待现实，或自己的艺术，或他所相信的他所信仰的哲学的人，就是活在美感阶段里。他们也可能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痛苦或悲伤，但这只是虚荣心作祟罢了。易卜生的《皮尔金》这出戏的男主角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
一个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很容易有焦虑或恐怖或空虚的感受。但果真这样，他就有救了。祁克果认为，害怕几乎是有正面意义的。他表示，它表示这个人正处于“存在的状态中”，可以跃升到更高阶段。可是你要不就晋升到较高的阶段，要不就停留原地。如果你不采取行动，而只是在即将跃升的边缘徘徊是没有用的。这是个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而且没有人能够帮你做这件事，这是你自己的抉择。
祁克果所描述的这个“决定的范畴”，可能会使人想起苏格拉底所说的所有真正的智慧都来自内心的话。是否要从美感阶段跃升到道德阶段或宗教阶段，必须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决定。易卜生在《皮尔金》里面也描绘了这一点。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大作《罪与罚》这本小说中，也生动的描述存在的抉择如何必须发自内心的需要与绝望的感受。
如此你也许才可以改开始活在道德阶段。这个阶段的特色就是对生命保持认真的态度，并且始终一贯的做一些符合道德的决策。这种态度有点像是康德的责任道德观，就是人应该努力依循道德的法则而生活。祁克果和康德一样注重人的性情。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你认为何者是，何者非，而是你开始在意事情的是非对错。相反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则只注重一件事是否有趣。
祁克果从不认为道德阶段是很圆满的。即使是一个敬业尽责的人，如果一直彻底地过着这种生活，最后也会厌倦的。许多人到了年长之后。开始有这种厌倦的感受。有些人就因此重新回到美感阶段的生活方式。可是也有人进一步跃升到宗教阶段。他们一步就跳进信仰那“七万吋的深渊里”。他们选择信仰而不选择美感的愉悦或理性所要求的责任。而就像祁克果所说的，虽然“跳进上帝张开的双臂”，也许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但这却是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
因为对祁克果而言，活在“宗教阶段”就等于是信奉基督。不过对于非基督徒的思想家而言，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盛行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就是受到这里丹麦哲学家的启发。
#平淡流年#
今天依然阴天，早上骑车在路上，想起我带着一起我型我塑的女子们，天天叮咛她们要葆有活力、葆有英气，气息上提，昂头挺胸的。或许我们老了，所以特别渴望“归来依旧是少年”，而同伴却告诉我，自己的孩子怎么那么“少年暮气”，人生最悲伤的事情，就是拥有“年少”的少年不珍惜，失去之后才想“自己是少年”多好吧。现在有慧根的孩子太少了，或许是因为距离我们古圣先贤的慧命太远了吧，一代比一代更远。于是，我们这些中老年一提起自己的孩子就有很多很多地不满意与泄气，又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害莫大于肤浅的俗情世界，带给孩子的冲击与诱惑太大了，孩子一时无所适从又无体无理无力，无法壁立千仞地挺立自己。不过，或许我们这样怨尤时，也暴露了我们的“局限”。我们凡夫俗子所执着的世俗世界，“花依爱惜落，草逐弃嫌生”，人世间的取舍爱憎，花落本无心，人却有心，以爱惜之念观看美花飘落；草生亦本无心，人却有心，以嫌弃之情观看杂草丛生，便有差等。“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无我无执，谈何容易？
今天的工作又接续《逻辑与思维》，从德慧说教到知性思考，让我感受到作为一个生命有限的凡夫俗子，如果对于我们学科整体有一个深邃的把握，是何其艰难。但正如修道上说的，最高处亦是最低，最艰难也意味着最容易。因为这就如康德哲学系统之完成是靠两层立法而完成。在两层立法中，实践理性（理性之实践的使用）优越于思辨理性（理性之思辨的使用）。实践理性必指向于圆满的善。因此，圆满的善是哲学系统之究极，最终是“道德主体”挺立其自己完成的。亦即存在决定意识，而意志决定实践。头脑对应我们的意识，心对应我们的意志，而“我”是我的意志在头脑中客观立体化的反映。很多时候，我的头脑让我这样做，我是不听使唤的；而我的心告诉我这样做，我便投入地行动起立。到最高处，唯圣人能“践形”，就是德润身。于是，我们古圣先贤从“心”处见体立极，而“心”有很多层次的：有心理学的感性的心，喜怒哀惧纷纷扰扰、私欲造作熙熙攘攘的心，喜怒哀乐一发就“跑偏”而不是“皆中节”；有头脑认知的认识之心，此时就像我们专心致志做数学题，忘记“自己”的悲喜等心理情态，而只是按照公式做数学题，心湖如境静如止水，头脑思路自然清晰；有良知的超越而内在的本心，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只是当旁观者时会特别明辨是非，一旦涉及个人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成败得失时，我们就很难“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客观与理性。而修为出道德本心，才是之所以有儒家心性之学、人生哲学的缘由，所以哲学或智慧学（实践的智慧论），作为一门学问看，是不能离开“最高善”的。因此，哲学，依古义而言，亦可径直名曰“最高善论”。哲学若非只纯技术而且亦有别于科学，则哲学亦是教，即凡足以启发人之理性并指导人通过实践以纯洁化人之生命而至其极者为教。启发人的理性去澄澈生命，让心灵更少纷扰、头脑更为清晰客观，此才是见体立极的基础，所言的“止于至善”的“止”也在于此，当然，这又是理论上我们能洞彻的，修为到无一毫之杂，是一生无止境进步的努力。即使是颜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大多数人则”日月至焉”而已。但我们依然笃信，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不是能力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渴望不渴望的问题。不过我们讲大道理的悲催之处，就是孔夫子因材施教地来到大众面前，人们也可以说我不欲仁，你能怎样？那圣人也没办法了，又不能不仁地削你一顿，只能仁义内在地继续“当机指点”……说多了，继续说认知心，今天讲逻辑，也有美趣，即使我不擅长。为此，我开始读牟宗三先生的《理则学》，这里有AEIO分别“存在命题”与“非存在命题”两者而成的对当四角图。不过，教材写得也很好，主编是淳朴厚道的大学教授，写得也很有美趣。
今天依然阴天，早上骑车在路上，想起我带着一起我型我塑的女子们，天天叮咛她们要葆有活力、葆有英气，气息上提，昂头挺胸的。或许我们老了，所以特别渴望“归来依旧是少年”，而同伴却告诉我，自己的孩子怎么那么“少年暮气”，人生最悲伤的事情，就是拥有“年少”的少年不珍惜，失去之后才想“自己是少年”多好吧。现在有慧根的孩子太少了，或许是因为距离我们古圣先贤的慧命太远了吧，一代比一代更远。于是，我们这些中老年一提起自己的孩子就有很多很多地不满意与泄气，又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害莫大于肤浅的俗情世界，带给孩子的冲击与诱惑太大了，孩子一时无所适从又无体无理无力，无法壁立千仞地挺立自己。不过，或许我们这样怨尤时，也暴露了我们的“局限”。我们凡夫俗子所执着的世俗世界，“花依爱惜落，草逐弃嫌生”，人世间的取舍爱憎，花落本无心，人却有心，以爱惜之念观看美花飘落；草生亦本无心，人却有心，以嫌弃之情观看杂草丛生，便有差等。“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无我无执，谈何容易？
今天的工作又接续《逻辑与思维》，从德慧说教到知性思考，让我感受到作为一个生命有限的凡夫俗子，如果对于我们学科整体有一个深邃的把握，是何其艰难。但正如修道上说的，最高处亦是最低，最艰难也意味着最容易。因为这就如康德哲学系统之完成是靠两层立法而完成。在两层立法中，实践理性（理性之实践的使用）优越于思辨理性（理性之思辨的使用）。实践理性必指向于圆满的善。因此，圆满的善是哲学系统之究极，最终是“道德主体”挺立其自己完成的。亦即存在决定意识，而意志决定实践。头脑对应我们的意识，心对应我们的意志，而“我”是我的意志在头脑中客观立体化的反映。很多时候，我的头脑让我这样做，我是不听使唤的；而我的心告诉我这样做，我便投入地行动起立。到最高处，唯圣人能“践形”，就是德润身。于是，我们古圣先贤从“心”处见体立极，而“心”有很多层次的：有心理学的感性的心，喜怒哀惧纷纷扰扰、私欲造作熙熙攘攘的心，喜怒哀乐一发就“跑偏”而不是“皆中节”；有头脑认知的认识之心，此时就像我们专心致志做数学题，忘记“自己”的悲喜等心理情态，而只是按照公式做数学题，心湖如境静如止水，头脑思路自然清晰；有良知的超越而内在的本心，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只是当旁观者时会特别明辨是非，一旦涉及个人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成败得失时，我们就很难“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客观与理性。而修为出道德本心，才是之所以有儒家心性之学、人生哲学的缘由，所以哲学或智慧学（实践的智慧论），作为一门学问看，是不能离开“最高善”的。因此，哲学，依古义而言，亦可径直名曰“最高善论”。哲学若非只纯技术而且亦有别于科学，则哲学亦是教，即凡足以启发人之理性并指导人通过实践以纯洁化人之生命而至其极者为教。启发人的理性去澄澈生命，让心灵更少纷扰、头脑更为清晰客观，此才是见体立极的基础，所言的“止于至善”的“止”也在于此，当然，这又是理论上我们能洞彻的，修为到无一毫之杂，是一生无止境进步的努力。即使是颜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大多数人则”日月至焉”而已。但我们依然笃信，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不是能力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渴望不渴望的问题。不过我们讲大道理的悲催之处，就是孔夫子因材施教地来到大众面前，人们也可以说我不欲仁，你能怎样？那圣人也没办法了，又不能不仁地削你一顿，只能仁义内在地继续“当机指点”……说多了，继续说认知心，今天讲逻辑，也有美趣，即使我不擅长。为此，我开始读牟宗三先生的《理则学》，这里有AEIO分别“存在命题”与“非存在命题”两者而成的对当四角图。不过，教材写得也很好，主编是淳朴厚道的大学教授，写得也很有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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