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胃癌早诊率仍低于20%，全国政协委员李兆申给出最优胃癌筛查策略】"我国是胃癌高发国家，2018年新发病例45.6万例、死亡病例39.0万例，约占全球的44.1%和49.9%，其发病率、死亡率分别位居恶性肿瘤第2、第3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兆申表示，全国早期胃癌的诊断率仍然低于20%，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27.4%，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开展全国性的适龄人群胃癌筛查工作。"降低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李兆申解释，胃癌的预后与诊治时机密切相关，早期胃癌的5年生存率超过90%，而进展期胃癌则低于20%，早期发现胃癌可以显著提高胃癌患者生存率、降低病死率。由于胃癌早期往往缺乏症状，大多于例行检查时发现，筛查成为发现早期胃癌的重要途径。
"日本和韩国也是胃癌高发国家。日本曾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立基于健康保险的胃癌普查，并于20世纪80年代推出政府主导的基于社区人群的胃癌筛查计划。韩国也于20世纪90年代开展全国性社区人群胃癌筛查，从而使得这两个国家的早期胃癌检出率分别升高到70%和55%，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高达64.6%和71.5%，胃癌死亡率明显降低。"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开展了胃癌筛查的实践和探索。包括2005年卫生部启动的农村恶性肿瘤高发区癌症早诊早治项目、2007年卫生部启动的淮河流域癌症早诊早治项目、2012年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2018年初由我们团队牵头组织实施的全国消化道肿瘤筛查与防治（GICC）项目、以及多地政府作为民生实事工程推出的各种类型的胃癌筛查项目。
截至2021年1月31日，李兆申院士团队牵头的GICC项目早期胃癌筛查协同网络吸引了全国180家三级医联体加入。基于"新型胃癌风险评分-胃镜二步法"筛查策略，完成了10.7281万例40-79岁社区无症状人群的胃癌筛查工作，胃镜精查应答率37%，检出250例早期胃癌、64例早期食管癌，早期胃癌检出率高达67.4%（高于韩国，与日本相似），筛查发现1例早癌平均需投入11.2918万元，因早期治疗节省医保费用（贴现后）16.7437万元/例，退休前创造价值带来的间接效益（贴现后）5.1852万元/例，成本效益比为1∶1.94，增加质量调整生命年（贴现后）3.92岁/例，具有良好的卫生经济学效益。
"虽然我国在部分人群中开展的胃癌筛查工作取得了很好效果，但胃癌诊治效果与日本、韩国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死亡率、病死率居高不下。因此我这次提出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人群胃癌筛查的提案》。"
李兆申院士认为，针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人群胃癌筛查这一提案，可以从五个方面"发力"。
一是制订政府主导的全国性社区人群胃癌筛查计划。国家卫生健康委为实施牵头部门，组建胃癌筛查、早诊早治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工作；组建专家委员会，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全国性胃癌筛查策略和方案，负责业务指导工作；将胃癌筛查与现有的"两癌"筛查、结直肠癌筛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60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查体等活动统筹结合起来，依托各级疾控中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二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建立胃癌筛查和早诊早治体系；统筹公共卫生费用、医保基金、政府财政专项拨款、慈善基金、企业捐赠等各类经费，在三年内实现适龄目标筛查人群胃癌筛查及早诊早治全覆盖，对低保对象和农村特困人员进行全额补助，对贫困的癌症患者实行大病补充保障和二次补助；完善考核机制，胃癌等恶性肿瘤筛查、早诊早治重要指标与地方政绩指标、各级医疗机构考核指标相挂钩。
二是在社区适龄人群中推行早期胃癌筛查措施和高危人群进行胃镜精查策略，是改变我国胃癌诊治严峻形势的可行、经济、高效途径。超过80%的早期胃癌病例来自于40岁以上的社区无症状人群，开展社区人群胃癌筛查是提高早癌检出率的必然途径。目前常用的胃癌筛查方法包括胃镜、血清胃蛋白酶原检测（PG法）、血清胃蛋白酶原与幽门螺杆菌抗体联合检测（ABC法）、血清胃蛋白酶原与胃泌素17联合检测（新ABC法）、以及基于年龄、性别、血清幽门螺杆菌抗体、胃蛋白酶原和胃泌素17的新型胃癌风险评分方法。我国胃癌目标筛查人群超过2亿，现有医疗资源无法支撑胃镜作为胃癌的直接筛查手段。先进行胃癌风险评估，尔后对高危群体进行胃镜检查是适合我国国情的胃癌筛查策略。在我们团队完成的14929例社区无症状人群胃癌筛查的研究样本中（均完成胃镜检查和血清幽门螺杆菌抗体、胃蛋白酶原和胃泌素17检测），发现新型胃癌风险评分方法区分胃癌和非胃癌的能力明显优于PG法、ABC法和新ABC法，成本效益比（1∶2.70）也明显优于PG法（1∶0.38）、ABC法（1∶1.28）和新ABC法（1∶1.14）。在社区适龄人群中采用新型胃癌风险评分方法进行胃癌初筛，尔后对高危人群进行胃镜检查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目前最优的胃癌筛查策略。
三是建立消化道肿瘤筛查、早诊早治技术培训中心及培训基地，提高消化内镜医师发现早癌的能力。我国每百万人口拥有消化内镜医师19.59人，消化内镜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总体不足且地区分布不均，基层医疗机构胃镜精查能力欠缺，建议国家加大消化内镜资源投入力度，建立消化内镜技术培训中心和培训基地，提升消化内镜医师胃镜精查能力，优化消化内镜医疗资源配置，使得基层医疗机构有能力开展基础的消化内镜检查，更好地满足基层人民群众的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筛查需求。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胃癌防治意识和胃镜检查依从性。胃癌筛查参与率和胃镜检查依从性是决定胃癌筛查效果的关键因素。在GICC项目中，如果胃镜精查应答率从37%提高到50%，则预期将多检出114例早癌，成本效益比从1∶1.94降低到1∶2.44，具有更优的卫生经济学效益。胃癌防治知识缺乏是影响胃癌筛查参与率和胃镜检查依从性的主要因素，应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网站、微信等媒体加大胃癌筛查与早诊早治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打消筛查人群的思想顾虑，提高胃癌筛查的主动性和依从性。
五是以大数据共享为基础，探索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在胃癌筛查全流程中的作用，带动全链条胃癌筛查产业发展。建立全国性胃癌筛查数据共享数据库，利用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筛查资源配置，加快筛查信息智能采集技术、胃镜检查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人工智能读片、智能随访、内镜手术机器人等新技术新方法的研发和审批应用。周学津／整理
李兆申解释，胃癌的预后与诊治时机密切相关，早期胃癌的5年生存率超过90%，而进展期胃癌则低于20%，早期发现胃癌可以显著提高胃癌患者生存率、降低病死率。由于胃癌早期往往缺乏症状，大多于例行检查时发现，筛查成为发现早期胃癌的重要途径。
"日本和韩国也是胃癌高发国家。日本曾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立基于健康保险的胃癌普查，并于20世纪80年代推出政府主导的基于社区人群的胃癌筛查计划。韩国也于20世纪90年代开展全国性社区人群胃癌筛查，从而使得这两个国家的早期胃癌检出率分别升高到70%和55%，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高达64.6%和71.5%，胃癌死亡率明显降低。"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开展了胃癌筛查的实践和探索。包括2005年卫生部启动的农村恶性肿瘤高发区癌症早诊早治项目、2007年卫生部启动的淮河流域癌症早诊早治项目、2012年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2018年初由我们团队牵头组织实施的全国消化道肿瘤筛查与防治（GICC）项目、以及多地政府作为民生实事工程推出的各种类型的胃癌筛查项目。
截至2021年1月31日，李兆申院士团队牵头的GICC项目早期胃癌筛查协同网络吸引了全国180家三级医联体加入。基于"新型胃癌风险评分-胃镜二步法"筛查策略，完成了10.7281万例40-79岁社区无症状人群的胃癌筛查工作，胃镜精查应答率37%，检出250例早期胃癌、64例早期食管癌，早期胃癌检出率高达67.4%（高于韩国，与日本相似），筛查发现1例早癌平均需投入11.2918万元，因早期治疗节省医保费用（贴现后）16.7437万元/例，退休前创造价值带来的间接效益（贴现后）5.1852万元/例，成本效益比为1∶1.94，增加质量调整生命年（贴现后）3.92岁/例，具有良好的卫生经济学效益。
"虽然我国在部分人群中开展的胃癌筛查工作取得了很好效果，但胃癌诊治效果与日本、韩国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死亡率、病死率居高不下。因此我这次提出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人群胃癌筛查的提案》。"
李兆申院士认为，针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人群胃癌筛查这一提案，可以从五个方面"发力"。
一是制订政府主导的全国性社区人群胃癌筛查计划。国家卫生健康委为实施牵头部门，组建胃癌筛查、早诊早治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工作；组建专家委员会，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全国性胃癌筛查策略和方案，负责业务指导工作；将胃癌筛查与现有的"两癌"筛查、结直肠癌筛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60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查体等活动统筹结合起来，依托各级疾控中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二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建立胃癌筛查和早诊早治体系；统筹公共卫生费用、医保基金、政府财政专项拨款、慈善基金、企业捐赠等各类经费，在三年内实现适龄目标筛查人群胃癌筛查及早诊早治全覆盖，对低保对象和农村特困人员进行全额补助，对贫困的癌症患者实行大病补充保障和二次补助；完善考核机制，胃癌等恶性肿瘤筛查、早诊早治重要指标与地方政绩指标、各级医疗机构考核指标相挂钩。
二是在社区适龄人群中推行早期胃癌筛查措施和高危人群进行胃镜精查策略，是改变我国胃癌诊治严峻形势的可行、经济、高效途径。超过80%的早期胃癌病例来自于40岁以上的社区无症状人群，开展社区人群胃癌筛查是提高早癌检出率的必然途径。目前常用的胃癌筛查方法包括胃镜、血清胃蛋白酶原检测（PG法）、血清胃蛋白酶原与幽门螺杆菌抗体联合检测（ABC法）、血清胃蛋白酶原与胃泌素17联合检测（新ABC法）、以及基于年龄、性别、血清幽门螺杆菌抗体、胃蛋白酶原和胃泌素17的新型胃癌风险评分方法。我国胃癌目标筛查人群超过2亿，现有医疗资源无法支撑胃镜作为胃癌的直接筛查手段。先进行胃癌风险评估，尔后对高危群体进行胃镜检查是适合我国国情的胃癌筛查策略。在我们团队完成的14929例社区无症状人群胃癌筛查的研究样本中（均完成胃镜检查和血清幽门螺杆菌抗体、胃蛋白酶原和胃泌素17检测），发现新型胃癌风险评分方法区分胃癌和非胃癌的能力明显优于PG法、ABC法和新ABC法，成本效益比（1∶2.70）也明显优于PG法（1∶0.38）、ABC法（1∶1.28）和新ABC法（1∶1.14）。在社区适龄人群中采用新型胃癌风险评分方法进行胃癌初筛，尔后对高危人群进行胃镜检查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目前最优的胃癌筛查策略。
三是建立消化道肿瘤筛查、早诊早治技术培训中心及培训基地，提高消化内镜医师发现早癌的能力。我国每百万人口拥有消化内镜医师19.59人，消化内镜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总体不足且地区分布不均，基层医疗机构胃镜精查能力欠缺，建议国家加大消化内镜资源投入力度，建立消化内镜技术培训中心和培训基地，提升消化内镜医师胃镜精查能力，优化消化内镜医疗资源配置，使得基层医疗机构有能力开展基础的消化内镜检查，更好地满足基层人民群众的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筛查需求。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胃癌防治意识和胃镜检查依从性。胃癌筛查参与率和胃镜检查依从性是决定胃癌筛查效果的关键因素。在GICC项目中，如果胃镜精查应答率从37%提高到50%，则预期将多检出114例早癌，成本效益比从1∶1.94降低到1∶2.44，具有更优的卫生经济学效益。胃癌防治知识缺乏是影响胃癌筛查参与率和胃镜检查依从性的主要因素，应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网站、微信等媒体加大胃癌筛查与早诊早治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打消筛查人群的思想顾虑，提高胃癌筛查的主动性和依从性。
五是以大数据共享为基础，探索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在胃癌筛查全流程中的作用，带动全链条胃癌筛查产业发展。建立全国性胃癌筛查数据共享数据库，利用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筛查资源配置，加快筛查信息智能采集技术、胃镜检查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人工智能读片、智能随访、内镜手术机器人等新技术新方法的研发和审批应用。周学津／整理
【2020年度淮安法院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典型案例（一）】
案例一：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财产权益类
李某某诉金湖县某村村民委员会、某村四联组承办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农村“外嫁女”的权益应予保护
简要案情：李某某系金湖县某村四联组村民，出嫁后户口一直在该村并未迁出。自2013年起，因政府征用土地，其他村民均获得了补偿的渗溢田和征地补偿款、安置费或与之相对应的土地换社保村民待遇，但其却未享有上述权益，故对此提出异议并提起诉讼。
被告村委会、四联组主张原告李某某仅系户籍登记形式上的成员，没有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履行自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村委会在制定方案时已经考虑到该种情形的补救措施，但原告李某某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相关手续，视为放弃该权利。该村委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案件裁判：金湖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后，认定原告李某某系金湖县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所依据的草案虽系村规民约，但其内容与现有法律相冲突，不具备法律效力，也就无法约束村民，作为方案分配的制定者和落实者的四联组，对因行使权利而造成损害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而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应予以一体承担。
金湖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四联组给付原告土地安置费17708元、土地补偿费14048元。一审判决后，被告四联组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发生效力。
审理思路：该案主要办案思路在于一方面明确制定村规民约的主要目的在于弥补法律法规中的空白，确保村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但明显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村规民约不受法律保护。
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的身份认定应当综合具体情况判断和分析，原告户籍并未迁出该集体经济组织，也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目前自谋职业，不应仅以其“外嫁女”的身份剥夺其成员资格。
案件启示：即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长期未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活，也不能简单认定其不能获得与其他成员同等的权利，要综合考虑其实际情况再做判断，同时以村规民约等方式排除外嫁女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其相关征地补偿的合法权益的，属于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应当认定无效处理。
案例二：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财产权益类案例
许某与赵某乙、何某、赵某丙、赵某丁继承纠纷案——农村老年妇女的房屋拆迁利益应予保护
简要案情：原告许某与赵某甲（已故）系夫妻关系，被告赵某乙系许某长子，赵某丙系许某次子，被告赵某丁系许某长女，被告赵某乙与被告何某系夫妻关系。
1983年4月27日，赵某甲申领建筑执照，在原淮阴市清河区城北乡西郊村6组翻建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主屋三间，过道三间。
1986年8月2日赵某甲又申领建筑执照，在自家院内翻扩建砖木结构厨房两间，坐东朝西，计40平方米。1987年被告赵某乙与何某结婚，婚后与赵某甲、许某、赵某丙共同居住在上述房屋中。
1992年，因赵某乙与赵某丙均已成年，赵某甲决定将上述房屋宅基地北面的部分（163.72平方米）分给赵某乙。
1999年赵某甲、许某以赵某乙为被告诉至原清河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清河区城北乡西郊村6组现由原、被告居住使用的坐北朝南主屋三间、过道三间及坐东朝西房屋两间厨房归赵某甲、许某所有。原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判决上述房屋归赵某甲、许某所有，赵某甲、许某补偿赵某乙1000元。
2000年5月29日，淮安市国土局向赵某甲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位置位于城北乡西郊村6组，用途为住宅，使用权类型为宅基地，使用权面积259.3平方米，土地使用者为赵某甲。同年，赵某乙一家户口从赵某甲户籍中分出，独立成户。
2002年，经家庭内部协商后，赵某丙拆除老宅基地上南边的几间房屋，建成坐南朝北楼房两间以及平房三间。房屋建成后，被告赵某乙也经家庭内部同意准备将北面房屋翻建。因赵某乙系单位职工，无法以自己的名义申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2年8月20日赵某乙以父亲赵某甲的名义申请规划许可证，工程内容为翻建主屋危房，后赵某乙、何某共同出资建成坐北朝南楼房两层（即涉案房屋）。
赵某乙、赵某丙两家的房屋建成后，赵某乙夫妻以及女儿均住在涉案房屋中，原告许某夫妻与赵某丙共同生活在赵某丙翻建的房屋中，双方各自分灶吃饭。2016年3月5日，赵某甲因病去世。
2020年初，赵某乙与清江浦区住建局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赵某乙将西郊乡6组374.97平方米房屋交由清江浦区住建局拆迁。
赵某乙应获得拆迁补偿款合计2532470.26元，补偿安置协议书被征收人列名为许某、赵某乙、赵某丙、赵某丁，但落款处仅有赵某乙一人签字。原告许某请求判决淮安市清江浦区柳树湾街道西郊村6组62号被拆迁房屋及院落41.66%的份额即1055027元归原告所有。
案件裁判：一审法院认为，2002年，经赵某甲、许某同意，被告赵某丙、赵某乙办理建房手续，分别将老房拆除后在宅基地南北两侧建造房屋。
房屋建成后，被告赵某乙一家独立居住在涉案房屋中，赵某甲、许某和赵某丙居住在赵某丙房屋中，双方分灶另炊。赵某甲、许某、赵某丙、赵某丁对赵某乙、何某一家占据使用涉案房屋并未提出异议。此外，2000年赵某乙一家与赵某甲、许某分立户籍，各为户主，对外亦各自独立的与他人建立债权、债务等民事关系。
因此，2002年房屋建造时被告赵某乙一家与父母分家的事实应予认定，分家行为应视为赵某甲、许某将其在原老房中的权利赠与赵某乙、赵某丙。涉案房屋系被告赵某乙、何某投资所建，应认定为其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许某、被告赵某丙、赵某丁在涉案房屋建成后至涉案房屋拆迁前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未曾对涉案房屋的权属提出异议，也未主张分割，亦是默认涉案房屋归赵某乙夫妻所有的事实。
综上，涉案房屋应归被告赵某乙、何某所有，拆迁利益亦应归赵某乙、何某所有。原告主张涉案房屋中有赵某甲的遗产份额并要求分割拆迁利益，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赵某乙建造涉案房屋时其曾出资5000元，被告赵某乙、何某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故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许某与赵某乙、何某已分家并将原宅基地与房屋的相关权益赠与赵某乙与何某不当，依据不足，判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审理思路：经对案件认真梳理，本案中案涉房屋在2000年经原清河区法院审理，判决归赵某甲、许某所有，即生效判决确认房屋归许某夫妇。2000年5月29日，赵某甲申请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者为赵某甲。
2002年，虽然经过家庭内部协商，由赵某丙拆除老宅基地上南边的几间房屋建设新房，由赵某乙将老宅基地上北边的房屋翻建，因赵某乙亲属于单位职工不能以自己名义办证而以父亲名义申请工程规划许可证，建成房屋，不管该房屋由谁出资，许某虽与赵某丙一家生活，但对于赵某乙一家翻建的房屋如何处置，当事人没有进行约定，且该房屋还登记在许某丈夫名下，可以说明，该房屋应有许某一定的份额。
至于份额多少，应根据当事人出资、房屋来源等因素确定。一审法院没有判决给予许某份额，从情理上说不过去，也不符合一般民众认知。许某目前没有其他房屋居住，认定案涉房屋归赵某乙一家，将使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案件启示：涉及到房屋征收利益的继承纠纷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要查清涉案被征收房屋的出资、房屋来源等情况，综合认定各方应当占有的利益份额。在不能确定是否分家的情况下，要侧重保护老年人被继承人的利益。本案中，因为不确定许某是否与赵某乙、赵某丙分家，在许某没有其他房屋居住的情况下，应当充分保护其作为老年妇女的权益，确保其能老有所居。
案例三:婚姻家庭类
陈某诉何某离婚纠纷案——精神分裂症妇女在离婚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应予保护
简要案情：原告陈某与被告何某于2000年12月6日办理了结婚登记，于2001年8月5日生育一女，取名陈某某。2011年3月13日，何某因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于2011年4月25日出院。
2017年10月12日，何某与陈某至清江浦区民政局提出离婚申请，该局为双方办理了离婚登记。后原告即将何某送回其父亲何某某住处。2018年1月11日，何某向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撤销其与陈某办理的离婚登记，该院判决撤销了双方的离婚登记。
在该行政案件判决前，原告何某父亲何某某于2018年5月9日向该院申请认定何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经鉴定，原告何某患精神分裂症，目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法院判决宣告何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何某某为何某的监护人。
离婚登记被撤销后，原告陈某并未将被告何某接回住处继续生活，也未给付扶养费用。2018年9月12日，原告周成国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后于同年10月11日撤回起诉。
2019年2月19日，何某诉至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要求陈某给付扶养费，该院判决陈某给付何某医疗、扶养等费用，该判决经二审判决维持后已生效。2019年5月6日，陈某第二次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与何某离婚，法院审理后，判令不准予双方离婚。后陈某第三次诉至法院，要求与何某离婚。
案件裁判：原告诉称，由于双方长期分居，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请求判决双方离婚。被告辩称，不同意离婚。被告正在患病期间，希望原告能够尽到作为丈夫的责任与担当，在生活和经济及精神上对被告进行扶助，而不是通过离婚来抛弃糟糠之妻。
经审理后，法院的处理意见是：原、被告婚前经过相识相恋并自愿结婚，婚后共同生活十余年，且育有一女，双方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但自被告何某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双方在近几年间历经登记离婚后被撤销，三次起诉离婚和给付扶养费等多次诉讼，并已分居多年，原有的夫妻感情早已被消耗殆尽，继续和好相处已无从谈起，因此，对于原告要求与被告离婚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原、被告婚生女已成年并能独立生活，且双方之间无共同债权债务。与此同时，考虑到被告何某的实际情况，其目前仍在患病期间且尚需治疗，又缺乏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生活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依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出于道德层面的考量，应当由原告陈某给予被告何某适当帮助，综合原告的负担能力和被告的实际需要，原告应给付被告一定的经济帮助。
在案例办理过程中，鉴于案件特殊情况，承办法官还多次与女方及其监护人通过谈话等方式开展心理帮扶、法律宣传，让他们理解和支持法院的裁判思路。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同时判令原告陈某一次性给予被告何某经济帮助款30000元。案件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该案已生效。
审理思路：本案因涉及精神分裂患者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并不是一件普通的离婚案件，故在案件审理中，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注重案件的圆满解决。
首先，被告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对双方婚姻状况、离婚条件等作出清晰明确的陈述与判断，这为承办法官审理案件增添了一定难度；其次，该离婚案件先后经历登记离婚、离婚证明被撤销以及数次诉讼，过程较为复杂，需要考量的因素较多。
承办法官认为，历经多次诉讼后，再强行维持这段婚姻的意义已经不大，在此前提下，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保障好女方离婚后的生活，因双方并无可供分割的共财产，在考量女方的实际需要和男方的给付能力后，综合确定由男方一次性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帮助，切实保障女方的合法权益。
案件启示：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处理婚姻家庭纠纷的基本原则。《婚姻法》第42条（现《民法典》第1090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本案中，女方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仍在患病期间且尚需治疗，又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来源，在男方多次起诉要求离婚的情况下，双方的婚姻难以再继续维系。在判决双方离婚时，法院充分考虑到女方的现状和男方的经济状况，判决男方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补助，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女方的合法权益。
案例一：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财产权益类
李某某诉金湖县某村村民委员会、某村四联组承办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农村“外嫁女”的权益应予保护
简要案情：李某某系金湖县某村四联组村民，出嫁后户口一直在该村并未迁出。自2013年起，因政府征用土地，其他村民均获得了补偿的渗溢田和征地补偿款、安置费或与之相对应的土地换社保村民待遇，但其却未享有上述权益，故对此提出异议并提起诉讼。
被告村委会、四联组主张原告李某某仅系户籍登记形式上的成员，没有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履行自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村委会在制定方案时已经考虑到该种情形的补救措施，但原告李某某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相关手续，视为放弃该权利。该村委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案件裁判：金湖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后，认定原告李某某系金湖县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所依据的草案虽系村规民约，但其内容与现有法律相冲突，不具备法律效力，也就无法约束村民，作为方案分配的制定者和落实者的四联组，对因行使权利而造成损害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而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应予以一体承担。
金湖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四联组给付原告土地安置费17708元、土地补偿费14048元。一审判决后，被告四联组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发生效力。
审理思路：该案主要办案思路在于一方面明确制定村规民约的主要目的在于弥补法律法规中的空白，确保村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但明显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村规民约不受法律保护。
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的身份认定应当综合具体情况判断和分析，原告户籍并未迁出该集体经济组织，也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目前自谋职业，不应仅以其“外嫁女”的身份剥夺其成员资格。
案件启示：即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长期未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活，也不能简单认定其不能获得与其他成员同等的权利，要综合考虑其实际情况再做判断，同时以村规民约等方式排除外嫁女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其相关征地补偿的合法权益的，属于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应当认定无效处理。
案例二：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财产权益类案例
许某与赵某乙、何某、赵某丙、赵某丁继承纠纷案——农村老年妇女的房屋拆迁利益应予保护
简要案情：原告许某与赵某甲（已故）系夫妻关系，被告赵某乙系许某长子，赵某丙系许某次子，被告赵某丁系许某长女，被告赵某乙与被告何某系夫妻关系。
1983年4月27日，赵某甲申领建筑执照，在原淮阴市清河区城北乡西郊村6组翻建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主屋三间，过道三间。
1986年8月2日赵某甲又申领建筑执照，在自家院内翻扩建砖木结构厨房两间，坐东朝西，计40平方米。1987年被告赵某乙与何某结婚，婚后与赵某甲、许某、赵某丙共同居住在上述房屋中。
1992年，因赵某乙与赵某丙均已成年，赵某甲决定将上述房屋宅基地北面的部分（163.72平方米）分给赵某乙。
1999年赵某甲、许某以赵某乙为被告诉至原清河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清河区城北乡西郊村6组现由原、被告居住使用的坐北朝南主屋三间、过道三间及坐东朝西房屋两间厨房归赵某甲、许某所有。原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判决上述房屋归赵某甲、许某所有，赵某甲、许某补偿赵某乙1000元。
2000年5月29日，淮安市国土局向赵某甲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位置位于城北乡西郊村6组，用途为住宅，使用权类型为宅基地，使用权面积259.3平方米，土地使用者为赵某甲。同年，赵某乙一家户口从赵某甲户籍中分出，独立成户。
2002年，经家庭内部协商后，赵某丙拆除老宅基地上南边的几间房屋，建成坐南朝北楼房两间以及平房三间。房屋建成后，被告赵某乙也经家庭内部同意准备将北面房屋翻建。因赵某乙系单位职工，无法以自己的名义申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2年8月20日赵某乙以父亲赵某甲的名义申请规划许可证，工程内容为翻建主屋危房，后赵某乙、何某共同出资建成坐北朝南楼房两层（即涉案房屋）。
赵某乙、赵某丙两家的房屋建成后，赵某乙夫妻以及女儿均住在涉案房屋中，原告许某夫妻与赵某丙共同生活在赵某丙翻建的房屋中，双方各自分灶吃饭。2016年3月5日，赵某甲因病去世。
2020年初，赵某乙与清江浦区住建局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赵某乙将西郊乡6组374.97平方米房屋交由清江浦区住建局拆迁。
赵某乙应获得拆迁补偿款合计2532470.26元，补偿安置协议书被征收人列名为许某、赵某乙、赵某丙、赵某丁，但落款处仅有赵某乙一人签字。原告许某请求判决淮安市清江浦区柳树湾街道西郊村6组62号被拆迁房屋及院落41.66%的份额即1055027元归原告所有。
案件裁判：一审法院认为，2002年，经赵某甲、许某同意，被告赵某丙、赵某乙办理建房手续，分别将老房拆除后在宅基地南北两侧建造房屋。
房屋建成后，被告赵某乙一家独立居住在涉案房屋中，赵某甲、许某和赵某丙居住在赵某丙房屋中，双方分灶另炊。赵某甲、许某、赵某丙、赵某丁对赵某乙、何某一家占据使用涉案房屋并未提出异议。此外，2000年赵某乙一家与赵某甲、许某分立户籍，各为户主，对外亦各自独立的与他人建立债权、债务等民事关系。
因此，2002年房屋建造时被告赵某乙一家与父母分家的事实应予认定，分家行为应视为赵某甲、许某将其在原老房中的权利赠与赵某乙、赵某丙。涉案房屋系被告赵某乙、何某投资所建，应认定为其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许某、被告赵某丙、赵某丁在涉案房屋建成后至涉案房屋拆迁前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未曾对涉案房屋的权属提出异议，也未主张分割，亦是默认涉案房屋归赵某乙夫妻所有的事实。
综上，涉案房屋应归被告赵某乙、何某所有，拆迁利益亦应归赵某乙、何某所有。原告主张涉案房屋中有赵某甲的遗产份额并要求分割拆迁利益，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赵某乙建造涉案房屋时其曾出资5000元，被告赵某乙、何某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故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许某与赵某乙、何某已分家并将原宅基地与房屋的相关权益赠与赵某乙与何某不当，依据不足，判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审理思路：经对案件认真梳理，本案中案涉房屋在2000年经原清河区法院审理，判决归赵某甲、许某所有，即生效判决确认房屋归许某夫妇。2000年5月29日，赵某甲申请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者为赵某甲。
2002年，虽然经过家庭内部协商，由赵某丙拆除老宅基地上南边的几间房屋建设新房，由赵某乙将老宅基地上北边的房屋翻建，因赵某乙亲属于单位职工不能以自己名义办证而以父亲名义申请工程规划许可证，建成房屋，不管该房屋由谁出资，许某虽与赵某丙一家生活，但对于赵某乙一家翻建的房屋如何处置，当事人没有进行约定，且该房屋还登记在许某丈夫名下，可以说明，该房屋应有许某一定的份额。
至于份额多少，应根据当事人出资、房屋来源等因素确定。一审法院没有判决给予许某份额，从情理上说不过去，也不符合一般民众认知。许某目前没有其他房屋居住，认定案涉房屋归赵某乙一家，将使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案件启示：涉及到房屋征收利益的继承纠纷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要查清涉案被征收房屋的出资、房屋来源等情况，综合认定各方应当占有的利益份额。在不能确定是否分家的情况下，要侧重保护老年人被继承人的利益。本案中，因为不确定许某是否与赵某乙、赵某丙分家，在许某没有其他房屋居住的情况下，应当充分保护其作为老年妇女的权益，确保其能老有所居。
案例三:婚姻家庭类
陈某诉何某离婚纠纷案——精神分裂症妇女在离婚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应予保护
简要案情：原告陈某与被告何某于2000年12月6日办理了结婚登记，于2001年8月5日生育一女，取名陈某某。2011年3月13日，何某因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于2011年4月25日出院。
2017年10月12日，何某与陈某至清江浦区民政局提出离婚申请，该局为双方办理了离婚登记。后原告即将何某送回其父亲何某某住处。2018年1月11日，何某向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撤销其与陈某办理的离婚登记，该院判决撤销了双方的离婚登记。
在该行政案件判决前，原告何某父亲何某某于2018年5月9日向该院申请认定何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经鉴定，原告何某患精神分裂症，目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法院判决宣告何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何某某为何某的监护人。
离婚登记被撤销后，原告陈某并未将被告何某接回住处继续生活，也未给付扶养费用。2018年9月12日，原告周成国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后于同年10月11日撤回起诉。
2019年2月19日，何某诉至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要求陈某给付扶养费，该院判决陈某给付何某医疗、扶养等费用，该判决经二审判决维持后已生效。2019年5月6日，陈某第二次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与何某离婚，法院审理后，判令不准予双方离婚。后陈某第三次诉至法院，要求与何某离婚。
案件裁判：原告诉称，由于双方长期分居，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请求判决双方离婚。被告辩称，不同意离婚。被告正在患病期间，希望原告能够尽到作为丈夫的责任与担当，在生活和经济及精神上对被告进行扶助，而不是通过离婚来抛弃糟糠之妻。
经审理后，法院的处理意见是：原、被告婚前经过相识相恋并自愿结婚，婚后共同生活十余年，且育有一女，双方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但自被告何某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双方在近几年间历经登记离婚后被撤销，三次起诉离婚和给付扶养费等多次诉讼，并已分居多年，原有的夫妻感情早已被消耗殆尽，继续和好相处已无从谈起，因此，对于原告要求与被告离婚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原、被告婚生女已成年并能独立生活，且双方之间无共同债权债务。与此同时，考虑到被告何某的实际情况，其目前仍在患病期间且尚需治疗，又缺乏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生活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依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出于道德层面的考量，应当由原告陈某给予被告何某适当帮助，综合原告的负担能力和被告的实际需要，原告应给付被告一定的经济帮助。
在案例办理过程中，鉴于案件特殊情况，承办法官还多次与女方及其监护人通过谈话等方式开展心理帮扶、法律宣传，让他们理解和支持法院的裁判思路。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同时判令原告陈某一次性给予被告何某经济帮助款30000元。案件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该案已生效。
审理思路：本案因涉及精神分裂患者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并不是一件普通的离婚案件，故在案件审理中，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注重案件的圆满解决。
首先，被告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对双方婚姻状况、离婚条件等作出清晰明确的陈述与判断，这为承办法官审理案件增添了一定难度；其次，该离婚案件先后经历登记离婚、离婚证明被撤销以及数次诉讼，过程较为复杂，需要考量的因素较多。
承办法官认为，历经多次诉讼后，再强行维持这段婚姻的意义已经不大，在此前提下，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保障好女方离婚后的生活，因双方并无可供分割的共财产，在考量女方的实际需要和男方的给付能力后，综合确定由男方一次性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帮助，切实保障女方的合法权益。
案件启示：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处理婚姻家庭纠纷的基本原则。《婚姻法》第42条（现《民法典》第1090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本案中，女方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仍在患病期间且尚需治疗，又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来源，在男方多次起诉要求离婚的情况下，双方的婚姻难以再继续维系。在判决双方离婚时，法院充分考虑到女方的现状和男方的经济状况，判决男方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补助，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女方的合法权益。
【市北区优化营商环境 持续推进服务企业行动】营商环境的提升关系到地方经济的发展。今年以来，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大背景，市北区各街道紧抓全年发展规划，转变思路谋发展，进一步激发社会创造力和辖区发展活力，为全区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奠定基础。
近日，来自即墨路街道的工作人员在即墨路小商品市场进行日常走访。这种现场查看和交流的方式可以及时锁定问题，现场提出解决方案，很受商户们欢迎。王宁经营的店铺这几天屋檐发生渗水，街道工作人员现场检查后，发现是空调外机排水造成的，立即为其协调解决。
除了就地办公为商家解难，即墨路街道还充分发挥顶格协调机制、区域创新平台的作用，调动各方力量推进辖区营商环境不断提升。
近日，关于落实人才政策的座谈会在青岛生物科技创新园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海伦路街道经济运行专班、街道人社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会议的议题是如何为辖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解决发展中亟需的高新人才难题，做好人才的落地工作。
青岛康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祝青波介绍，这两年我们也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对各方面人才都有非常强烈的需求，经常过来走访对我们人才的稳定和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未来希望扎根在市北，让我们园区实现更好的发展。
除了重点园区，海伦路街道在辖区重点项目、企业、楼宇中也积极推进营商环境提升，充分发挥“首席联络员”、“楼宇服务专员”、“人才服务专员”的作用，对企业遇到的难题实行“一包到底”的解决方案。海伦路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战继红说：“结合全市项目落地年、全区作风建设年，海伦路街道还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共享会客厅，对辖区财政收入前100家企业进行走访服务全覆盖，通过多措并举，优化作风建设，进一步提升辖区营商环境。”
近日，一场企业座谈会在延安路街道召开。会上，街道党工委书记丁刚德同志介绍了市北区招商引资政策和街道的基本情况。现场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结合各自领域和街道实际，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搭建起街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效沟通交流平台，掀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头脑风暴”。“政府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加舒适的发展环境。”晨鸣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刘旭宁说。“抓住一个核心点，围绕发展延伸产业。”城商基础资产有限公司姜伟提议。
为了帮企业减少人力成本压力，延安路街道主动作为，成立服务企业专班，一家、一家地比对企业法人和员工的就业信息，核定企业可以享受的各项补贴，并通过微信和电话的方式指导企业申报了小微创业补贴、社保补贴、稳岗失业返还以及在职培训补贴等，让企业“不见面”就能“马上办”。截至目前，街道共帮助260余家企业成功申报就业稳岗补贴和创业扶持补贴共计392万元。
“我们将抢抓RCEP青岛经贸合作先行创新试验基地机遇，围绕‘1+6+N’产业布局，整合辖区资源，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服好务。”延安路街道党工委书记丁刚德说。
市北区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锚定打造中国北方最优营商环境城区的目标定位，以创新机制、再造流程、优化服务为抓手，不断实现优化营商环境的“市北模式”“市北样板”“市北名片”，为建设创新中心核心区和RCEP创新试验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日，来自即墨路街道的工作人员在即墨路小商品市场进行日常走访。这种现场查看和交流的方式可以及时锁定问题，现场提出解决方案，很受商户们欢迎。王宁经营的店铺这几天屋檐发生渗水，街道工作人员现场检查后，发现是空调外机排水造成的，立即为其协调解决。
除了就地办公为商家解难，即墨路街道还充分发挥顶格协调机制、区域创新平台的作用，调动各方力量推进辖区营商环境不断提升。
近日，关于落实人才政策的座谈会在青岛生物科技创新园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海伦路街道经济运行专班、街道人社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会议的议题是如何为辖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解决发展中亟需的高新人才难题，做好人才的落地工作。
青岛康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祝青波介绍，这两年我们也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对各方面人才都有非常强烈的需求，经常过来走访对我们人才的稳定和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未来希望扎根在市北，让我们园区实现更好的发展。
除了重点园区，海伦路街道在辖区重点项目、企业、楼宇中也积极推进营商环境提升，充分发挥“首席联络员”、“楼宇服务专员”、“人才服务专员”的作用，对企业遇到的难题实行“一包到底”的解决方案。海伦路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战继红说：“结合全市项目落地年、全区作风建设年，海伦路街道还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建立共享会客厅，对辖区财政收入前100家企业进行走访服务全覆盖，通过多措并举，优化作风建设，进一步提升辖区营商环境。”
近日，一场企业座谈会在延安路街道召开。会上，街道党工委书记丁刚德同志介绍了市北区招商引资政策和街道的基本情况。现场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结合各自领域和街道实际，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搭建起街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效沟通交流平台，掀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头脑风暴”。“政府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加舒适的发展环境。”晨鸣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刘旭宁说。“抓住一个核心点，围绕发展延伸产业。”城商基础资产有限公司姜伟提议。
为了帮企业减少人力成本压力，延安路街道主动作为，成立服务企业专班，一家、一家地比对企业法人和员工的就业信息，核定企业可以享受的各项补贴，并通过微信和电话的方式指导企业申报了小微创业补贴、社保补贴、稳岗失业返还以及在职培训补贴等，让企业“不见面”就能“马上办”。截至目前，街道共帮助260余家企业成功申报就业稳岗补贴和创业扶持补贴共计392万元。
“我们将抢抓RCEP青岛经贸合作先行创新试验基地机遇，围绕‘1+6+N’产业布局，整合辖区资源，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服好务。”延安路街道党工委书记丁刚德说。
市北区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锚定打造中国北方最优营商环境城区的目标定位，以创新机制、再造流程、优化服务为抓手，不断实现优化营商环境的“市北模式”“市北样板”“市北名片”，为建设创新中心核心区和RCEP创新试验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