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严经》说：“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作为一个选择佛教信仰的出家人，因缘是大乘佛教，那么在现实中，定位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就必然是我们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佛教的发菩提心和行菩萨道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不二法门”。在《维摩经》的“法供养品”中，提倡用佛法供养自己和他人，从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通过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从而完成自利。应该说，这就是菩萨行！而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就是“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虽然如此，我们还要面临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佛教面临的现状
1、古代印度佛教现实
从佛教的典籍中，我们知道：“九十六种外道”，“六十二种邪见”在佛教传播中的困扰。当时的情行，印度沙门集团林立，都在追求和传播解脱自在，于是有持苦行、牛戒、狗戒等。
佛陀出世教以学佛成佛之法，如日丽中天、浩月当空，而佛陀的弘法环境不甚乐观，于是有“生中国难”之说，据说是中印度的“摩竭陀国”。佛陀及弟子们也曾因为弘法遭受过迫害，佛陀灭度后九百年左右，不仅部派佛教知见纷纭，就是外道思想对佛教的伤害已经到了不能击鼓撞钟敲打法器的地步。于是龙树、提婆出世中兴佛教，可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2、现代佛教的忧思
当走进佛历2553年之际，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佛教的末法时代。就大陆而言，全国有几万所寺院。因为弘法事业的欠缺，佛教的存在，单就人们把烧纸、算命、看风水误以为佛法而加以接受。就足以使佛教受到污染，不能正见正行。虽然有人们对现实利益的诱惑，充满功利色彩的成分，从而对佛教产生的误解和误导。
但佛教自身责任的迷失成分不容忽视的。我们扪心自问：“生为佛子，当做佛事”，“弘法是家务”，“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等等。我们的出家人到底努力了多少？尤其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寺院经济随之而增长的现实，出家人自身生存压力减少，甚至生活条件更加优越的情况下，部分佛教徒不思进取；佛教徒整体素质需要提升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但无论如何，对于弘法的热情不足，阻碍了自身责任的担当。于是，更多的人依然不了解佛教，无法受益于佛教。对于出家人自身的价值和成就，无疑是一种欠缺，正如孔子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矣！”
不能否认，除去众生共业的因素以及素质方面的欠缺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寺院的重要职能，弘扬佛法的力度不够。作为出家人的份内事，“弘法是家务”的事业没有做好。而对于佛教正法的弘扬，恰恰是佛教面对现实的永恒使命。而使命分明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动力。
只有如此，佛教才能正本清源，佛教才会有不朽的生命力。追寻古德先贤的足迹，我们会找到一个使命的支点；回到现实中的我们，自然会承担起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未来的佛教，将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生机勃勃。让我们回顾一下前人的行履。
从汉代开始，许多印度译经僧带着让佛法泽被更多众生的使命，历尽千辛万苦相继来到中土。如最初摄摩腾、竺法兰来华译出《四十二章经》，接下来的则是其他高僧连绵不断的努力。历史已经记下了他们的伟绩。
待到三国之际，自朱土行西行求法始，佛教已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追求，表明中国佛教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在这个转折点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高僧大德。如东晋高僧法显，在他六十岁高龄之际，依然西行印度求法，涉流沙，踏雪山，出生入死，除取得一批经典之外，还完成了《佛国记》的撰写。发心所在，用《高僧传》中法显自己的话说：“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
还有著名的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事迹，同样使我们心旌摇动。从历时十九年的艰苦征程，留学于那烂陀寺，享誉于五天竺，到归国之后，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中国佛教翻译史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佛教才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感谢这些“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佛教的骄傲，同时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循着历史，让我们走进公元三世纪的南印度。一位叫作提婆的菩萨，为了拯救中印度波吒厘城佛教僧团衰微的现状，为了佛教正法的伸张，毅然前去建立法幢，展开辩论，大破外道。
当一外道弟子为发泄其师被破之愤，将利刃插入菩萨的腹中，临终之际，菩萨依然教诲他的弟子：“诸法本空，无我我所。谁为加害？谁为被害？”一位圣者的境界让我们的心灵深深震颤。
在中国的东晋时代，同样有一位值得尊敬的高僧道生法师。当大本《涅槃经》未传入中土之际，法师即能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观点。虽遭僧团摈弃，却仍坚定不移。
据说当年无限寂寞的法师，躲在虎丘山上，对着一堆石头说法，竟然使得顽石点头，却没有办法让人信受。感慨之余，深知真理的孤独，弘法的不易 https://t.cn/R2dyZN6
佛教的发菩提心和行菩萨道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不二法门”。在《维摩经》的“法供养品”中，提倡用佛法供养自己和他人，从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通过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从而完成自利。应该说，这就是菩萨行！而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就是“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虽然如此，我们还要面临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佛教面临的现状
1、古代印度佛教现实
从佛教的典籍中，我们知道：“九十六种外道”，“六十二种邪见”在佛教传播中的困扰。当时的情行，印度沙门集团林立，都在追求和传播解脱自在，于是有持苦行、牛戒、狗戒等。
佛陀出世教以学佛成佛之法，如日丽中天、浩月当空，而佛陀的弘法环境不甚乐观，于是有“生中国难”之说，据说是中印度的“摩竭陀国”。佛陀及弟子们也曾因为弘法遭受过迫害，佛陀灭度后九百年左右，不仅部派佛教知见纷纭，就是外道思想对佛教的伤害已经到了不能击鼓撞钟敲打法器的地步。于是龙树、提婆出世中兴佛教，可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2、现代佛教的忧思
当走进佛历2553年之际，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佛教的末法时代。就大陆而言，全国有几万所寺院。因为弘法事业的欠缺，佛教的存在，单就人们把烧纸、算命、看风水误以为佛法而加以接受。就足以使佛教受到污染，不能正见正行。虽然有人们对现实利益的诱惑，充满功利色彩的成分，从而对佛教产生的误解和误导。
但佛教自身责任的迷失成分不容忽视的。我们扪心自问：“生为佛子，当做佛事”，“弘法是家务”，“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等等。我们的出家人到底努力了多少？尤其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寺院经济随之而增长的现实，出家人自身生存压力减少，甚至生活条件更加优越的情况下，部分佛教徒不思进取；佛教徒整体素质需要提升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但无论如何，对于弘法的热情不足，阻碍了自身责任的担当。于是，更多的人依然不了解佛教，无法受益于佛教。对于出家人自身的价值和成就，无疑是一种欠缺，正如孔子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矣！”
不能否认，除去众生共业的因素以及素质方面的欠缺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寺院的重要职能，弘扬佛法的力度不够。作为出家人的份内事，“弘法是家务”的事业没有做好。而对于佛教正法的弘扬，恰恰是佛教面对现实的永恒使命。而使命分明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动力。
只有如此，佛教才能正本清源，佛教才会有不朽的生命力。追寻古德先贤的足迹，我们会找到一个使命的支点；回到现实中的我们，自然会承担起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未来的佛教，将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生机勃勃。让我们回顾一下前人的行履。
从汉代开始，许多印度译经僧带着让佛法泽被更多众生的使命，历尽千辛万苦相继来到中土。如最初摄摩腾、竺法兰来华译出《四十二章经》，接下来的则是其他高僧连绵不断的努力。历史已经记下了他们的伟绩。
待到三国之际，自朱土行西行求法始，佛教已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追求，表明中国佛教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在这个转折点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高僧大德。如东晋高僧法显，在他六十岁高龄之际，依然西行印度求法，涉流沙，踏雪山，出生入死，除取得一批经典之外，还完成了《佛国记》的撰写。发心所在，用《高僧传》中法显自己的话说：“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
还有著名的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事迹，同样使我们心旌摇动。从历时十九年的艰苦征程，留学于那烂陀寺，享誉于五天竺，到归国之后，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中国佛教翻译史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佛教才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感谢这些“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佛教的骄傲，同时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循着历史，让我们走进公元三世纪的南印度。一位叫作提婆的菩萨，为了拯救中印度波吒厘城佛教僧团衰微的现状，为了佛教正法的伸张，毅然前去建立法幢，展开辩论，大破外道。
当一外道弟子为发泄其师被破之愤，将利刃插入菩萨的腹中，临终之际，菩萨依然教诲他的弟子：“诸法本空，无我我所。谁为加害？谁为被害？”一位圣者的境界让我们的心灵深深震颤。
在中国的东晋时代，同样有一位值得尊敬的高僧道生法师。当大本《涅槃经》未传入中土之际，法师即能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观点。虽遭僧团摈弃，却仍坚定不移。
据说当年无限寂寞的法师，躲在虎丘山上，对着一堆石头说法，竟然使得顽石点头，却没有办法让人信受。感慨之余，深知真理的孤独，弘法的不易 https://t.cn/R2dyZN6
弘法，出家人永恒的使命！
《楞严经》说：“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作为一个选择佛教信仰的出家人，因缘是大乘佛教，那么在现实中，定位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就必然是我们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佛教的发菩提心和行菩萨道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不二法门”。在《维摩经》的“法供养品”中，提倡用佛法供养自己和他人，从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通过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从而完成自利。应该说，这就是菩萨行！而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就是“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虽然如此，我们还要面临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佛教面临的现状
1、古代印度佛教现实
从佛教的典籍中，我们知道：“九十六种外道”，“六十二种邪见”在佛教传播中的困扰。当时的情行，印度沙门集团林立，都在追求和传播解脱自在，于是有持苦行、牛戒、狗戒等。佛陀出世教以学佛成佛之法，如日丽中天、浩月当空，而佛陀的弘法环境不甚乐观，于是有“生中国难”之说，据说是中印度的“摩竭陀国”。佛陀及弟子们也曾因为弘法遭受过迫害，佛陀灭度后九百年左右，不仅部派佛教知见纷纭，就是外道思想对佛教的伤害已经到了不能击鼓撞钟敲打法器的地步。于是龙树、提婆出世中兴佛教，可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2、现代佛教的忧思
当走进佛历2553年之际，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佛教的末法时代。就大陆而言，全国有几万所寺院。因为弘法事业的欠缺，佛教的存在，单就人们把烧纸、算命、看风水误以为佛法而加以接受。就足以使佛教受到污染，不能正见正行。虽然有人们对现实利益的诱惑，充满功利色彩的成分，从而对佛教产生的误解和误导。但佛教自身责任的迷失成分不容忽视的。我们扪心自问：“生为佛子，当做佛事”，“弘法是家务”，“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等等。我们的出家人到底努力了多少？尤其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寺院经济随之而增长的现实，出家人自身生存压力减少，甚至生活条件更加优越的情况下，部分佛教徒不思进取；佛教徒整体素质需要提升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但无论如何，对于弘法的热情不足，阻碍了自身责任的担当。于是，更多的人依然不了解佛教，无法受益于佛教。对于出家人自身的价值和成就，无疑是一种欠缺，正如孔子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矣！”
不能否认，除去众生共业的因素以及素质方面的欠缺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寺院的重要职能，弘扬佛法的力度不够。作为出家人的份内事，“弘法是家务”的事业没有做好。而对于佛教正法的弘扬，恰恰是佛教面对现实的永恒使命。而使命分明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动力。只有如此，佛教才能正本清源，佛教才会有不朽的生命力。追寻古德先贤的足迹，我们会找到一个使命的支点；回到现实中的我们，自然会承担起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未来的佛教，将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生机勃勃。让我们回顾一下前人的行履。
从汉代开始，许多印度译经僧带着让佛法泽被更多众生的使命，历尽千辛万苦相继来到中土。如最初摄摩腾、竺法兰来华译出《四十二章经》，接下来的则是其他高僧连绵不断的努力。历史已经记下了他们的伟绩。
待到三国之际，自朱土行西行求法始，佛教已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追求，表明中国佛教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在这个转折点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高僧大德。如东晋高僧法显，在他六十岁高龄之际，依然西行印度求法，涉流沙，踏雪山，出生入死，除取得一批经典之外，还完成了《佛国记》的撰写。发心所在，用《高僧传》中法显自己的话说：“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
还有著名的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事迹，同样使我们心旌摇动。从历时十九年的艰苦征程，留学于那烂陀寺，享誉于五天竺，到归国之后，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中国佛教翻译史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佛教才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感谢这些“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佛教的骄傲，同时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循着历史，让我们走进公元三世纪的南印度。一位叫作提婆的菩萨，为了拯救中印度波吒厘城佛教僧团衰微的现状，为了佛教正法的伸张，毅然前去建立法幢，展开辩论，大破外道。当一外道弟子为发泄其师被破之愤，将利刃插入菩萨的腹中，临终之际，菩萨依然教诲他的弟子：“诸法本空，无我我所。谁为加害？谁为被害？”一位圣者的境界让我们的心灵深深震颤。
在中国的东晋时代，同样有一位值得尊敬的高僧道生法师。当大本《涅槃经》未传入中土之际，法师即能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观点。虽遭僧团摈弃，却仍坚定不移。据说当年无限寂寞的法师，躲在虎丘山上，对着一堆石头说法，竟然使得顽石点头，却没有办法让人信受。感慨之余，深知真理的孤独，弘法的不易。但法师并没有放弃，最终实践了他的誓言——“愿舍…全文https://t.cn/RkBy8lg
《楞严经》说：“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作为一个选择佛教信仰的出家人，因缘是大乘佛教，那么在现实中，定位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就必然是我们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佛教的发菩提心和行菩萨道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不二法门”。在《维摩经》的“法供养品”中，提倡用佛法供养自己和他人，从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通过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从而完成自利。应该说，这就是菩萨行！而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就是“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虽然如此，我们还要面临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佛教面临的现状
1、古代印度佛教现实
从佛教的典籍中，我们知道：“九十六种外道”，“六十二种邪见”在佛教传播中的困扰。当时的情行，印度沙门集团林立，都在追求和传播解脱自在，于是有持苦行、牛戒、狗戒等。佛陀出世教以学佛成佛之法，如日丽中天、浩月当空，而佛陀的弘法环境不甚乐观，于是有“生中国难”之说，据说是中印度的“摩竭陀国”。佛陀及弟子们也曾因为弘法遭受过迫害，佛陀灭度后九百年左右，不仅部派佛教知见纷纭，就是外道思想对佛教的伤害已经到了不能击鼓撞钟敲打法器的地步。于是龙树、提婆出世中兴佛教，可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2、现代佛教的忧思
当走进佛历2553年之际，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佛教的末法时代。就大陆而言，全国有几万所寺院。因为弘法事业的欠缺，佛教的存在，单就人们把烧纸、算命、看风水误以为佛法而加以接受。就足以使佛教受到污染，不能正见正行。虽然有人们对现实利益的诱惑，充满功利色彩的成分，从而对佛教产生的误解和误导。但佛教自身责任的迷失成分不容忽视的。我们扪心自问：“生为佛子，当做佛事”，“弘法是家务”，“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等等。我们的出家人到底努力了多少？尤其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寺院经济随之而增长的现实，出家人自身生存压力减少，甚至生活条件更加优越的情况下，部分佛教徒不思进取；佛教徒整体素质需要提升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但无论如何，对于弘法的热情不足，阻碍了自身责任的担当。于是，更多的人依然不了解佛教，无法受益于佛教。对于出家人自身的价值和成就，无疑是一种欠缺，正如孔子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矣！”
不能否认，除去众生共业的因素以及素质方面的欠缺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寺院的重要职能，弘扬佛法的力度不够。作为出家人的份内事，“弘法是家务”的事业没有做好。而对于佛教正法的弘扬，恰恰是佛教面对现实的永恒使命。而使命分明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动力。只有如此，佛教才能正本清源，佛教才会有不朽的生命力。追寻古德先贤的足迹，我们会找到一个使命的支点；回到现实中的我们，自然会承担起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未来的佛教，将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生机勃勃。让我们回顾一下前人的行履。
从汉代开始，许多印度译经僧带着让佛法泽被更多众生的使命，历尽千辛万苦相继来到中土。如最初摄摩腾、竺法兰来华译出《四十二章经》，接下来的则是其他高僧连绵不断的努力。历史已经记下了他们的伟绩。
待到三国之际，自朱土行西行求法始，佛教已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追求，表明中国佛教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在这个转折点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高僧大德。如东晋高僧法显，在他六十岁高龄之际，依然西行印度求法，涉流沙，踏雪山，出生入死，除取得一批经典之外，还完成了《佛国记》的撰写。发心所在，用《高僧传》中法显自己的话说：“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
还有著名的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事迹，同样使我们心旌摇动。从历时十九年的艰苦征程，留学于那烂陀寺，享誉于五天竺，到归国之后，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中国佛教翻译史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佛教才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感谢这些“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佛教的骄傲，同时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循着历史，让我们走进公元三世纪的南印度。一位叫作提婆的菩萨，为了拯救中印度波吒厘城佛教僧团衰微的现状，为了佛教正法的伸张，毅然前去建立法幢，展开辩论，大破外道。当一外道弟子为发泄其师被破之愤，将利刃插入菩萨的腹中，临终之际，菩萨依然教诲他的弟子：“诸法本空，无我我所。谁为加害？谁为被害？”一位圣者的境界让我们的心灵深深震颤。
在中国的东晋时代，同样有一位值得尊敬的高僧道生法师。当大本《涅槃经》未传入中土之际，法师即能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观点。虽遭僧团摈弃，却仍坚定不移。据说当年无限寂寞的法师，躲在虎丘山上，对着一堆石头说法，竟然使得顽石点头，却没有办法让人信受。感慨之余，深知真理的孤独，弘法的不易。但法师并没有放弃，最终实践了他的誓言——“愿舍…全文https://t.cn/RkBy8lg
#今日一书#
《碎成十二片的心》——德博拉·利维
一部美妙的小说集，关于心灵的孤独与归属、人性中的暴虐与温柔一面、转瞬即逝的光辉与永恒、生活的奇异与美妙、爱与信仰……
作者以犀利的幽默感与近乎残忍的好奇心，定格现代生活的一个个刺痛，书里的人们都背负着伤痛，并不歇斯底里，只是平静表层下深不见底的沟壑，但你永远不知他们何时会纵身跳下
《碎成十二片的心》——德博拉·利维
一部美妙的小说集，关于心灵的孤独与归属、人性中的暴虐与温柔一面、转瞬即逝的光辉与永恒、生活的奇异与美妙、爱与信仰……
作者以犀利的幽默感与近乎残忍的好奇心，定格现代生活的一个个刺痛，书里的人们都背负着伤痛，并不歇斯底里，只是平静表层下深不见底的沟壑，但你永远不知他们何时会纵身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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