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
先秦儒家学说的圣言似乎作为先验的知识一般根植于古代士夫的心中。“达则兼济天下”这种出世，辅佐君王而使社会伦理纲常照常运转的理想有着广泛影响，但是对于乱世的建议先贤也有所提及——“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而即便以“游艺”为邦无道时的生活，仍需要以“道”为纲领，如此则造成了“礼”的艺术在魏晋之前的盛行。巫鸿将先秦、秦汉的青铜、玉器解释为“微型纪念碑”大有切合中国文化之独特的需要，在其他文化之中则不会产生如此“微型”的纪念碑。而与这些器物不同，绘画在这段时间并不“微型”，而是多作大型的壁画。《孔子家语》“孔子观乎明堂，都四门墙，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就是在典型的先秦纪念碑——明堂——的内部观察，其中有明君与昏君之相，可见明堂实则是内外一体的“礼”的显现。即便是在西汉早期马王堆墓中的“T”型帛画，其也是是作为棺椁、墓坑的一部分出现的。图画附属于这些“礼”的活动与纪念碑中。而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些作品体现了“道”乃至于本身的功用就在于“道”。而之所以如此除却帝王需要等级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在各处体现外，另外则是文人士夫需要“观器以体道”，这也就是“游艺”所体现的“寓教于乐”。
但是文士想要创作又当何为？曹植《画赞序》“知存乎戒鉴者，图画也”道出了文人心中的绘画功用与创作目的。而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论”同样显示出六朝时的绘画批评标准是技术向、就艺品艺的。气韵生动作为一种整体氛围需要其余五法皆精湛而达到和谐、自然。而在乱世之下的老庄之学与玄学盛行、佛教入侵与天灾人祸的原因，儒家伦理宇宙观崩溃了，这种崩溃致使有文士更向往自然。但是“邦无道，可卷而怀之”的影响还在，那么该如何去做？宗炳、王微欲将山水画的地位提高，虽然可以“畅神”，但是更重要的是“澄怀观道”。即便对于对于宗炳的道还未定论，但是必然有着“儒家”的印记。虽然山水画可以“赏”而“卧游”但是又可以“作”而“味象”。但是可以想见宗炳、王微创作之简率，功力之不足，更在于意——谢赫将其二人置于四品与六品。这就造成了一种冲突，文人需要专于道而又需要“游于艺”，但是绘画在当时仍旧以“技术”为标准，如此则有了宗炳这样的文人技术不达标而简率作之还被批评，不过已经算是后来文人画之先河，也是他们才使得后人可以开辟另一种批评态度。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高逸之士。”与“（宗炳、王微）意远迹高，不知画者，难可与论。”表达了谢赫将二人置于下品的不满与以人论画的别样批评态度。但是张彦远或许也是矛盾的，其在新出之余也是传统的；“失自然而后神，失神而后妙……”“（吴道子）六法俱全，万象毕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其中“神人假手，穷极造化”就是“自然”的状态，说明张彦远认为最高品是“物我皆忘”，技术臻至，自然而然的作品与画家——不知是否有“技进乎于道”的思想。所以张彦远的态度是矛盾的，其既想以人品艺又想以艺品艺。这种态度在同时期的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也有体现，置“逸品”于三品之外是很明确的“以人品艺”，而其又只能以神品置于最上品，说明还无法完全背弃传统批评态度。个人觉得从这点上或许也能说明“感神通灵”的艺术批评态度的没落，“以人品艺”态度的出现就在于晚唐时期的文人更在意“道”之传统，也就是否“言之有物”、“文以载道”。我想韩愈推动的“古文运动”之思想也影响到了张彦远等人，在这段时期之中，张璪、王洽的泼墨山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方式也异常流行，同样也是不在乎形式否，而更在意是否有“明道”的内容，而“泼墨”作为游戏的方式也不有力地调和了“道—艺”冲突。这个时候异常重要，或许能被称作为节点。“泼墨”的游戏态度或许很有趣，但是也容易被人同时与“中得心源”为自己技术太差而作为遮羞布与说辞。而与文学史一样，古文运动波及的绘画变革也一直影响到了同样是古文运动代表的苏轼。
二、“君子可寓意于物，不可留于物”
———苏轼 《宝绘堂记》
五代为后世文人画家留下最为宝贵的或许就是董巨山水。董北苑的山水画就是再现金陵景色的作品，被米芾评为“近世绝品”“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而沈括概其作品的风格“近观几不类物象，远视而景物灿然。”这种可“卧游”而具有诗意的山水恰恰就是北宋文人所需要的，他们需要观林泉丘壑的同时还能够感受诗意。更重要的是董巨山水留下了“再现”自然的概念化图式，并且这种图式还具有笔墨趣味——卧笔中锋的圆点可以作为造型技巧又可作碎石、矾石——对于必修书法的文人来说更为有利。当然，董源《寒林重汀》与《潇湘图》的经典构图也给予元代文人以借鉴——近景沙汀松林、中景江河流水、远景层峦横山。而概念化的图式则是被北宋米芾所发展与夸张，指导其将笔墨趣味的北苑之卧笔造型圆点发展为落茄皴的块面山水（由点发展为面）的“墨戏”趣味性，而显的“元气淋漓，布境特妙”“山融于云，风雨显晦”。与之不同的是苏轼，苏轼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其诗文就强调“明道”。而其欲将绘画提高至“诗、文、书”的地位，在不反对传统绘画批评标准的态度之下而看重“解寄无边春”的诗意，另外则是“文以载道”的绘画意义。而这两者在苏轼欣赏的文与可的画中实现了——物象流类与人格迹化——这也就形成了文与可的“画竹悟道”，而又有了相应的“以人品画”的提示。
以上两种调节“道—艺”冲突的方式，米芾是以“墨戏”的趣味性与“不事绳墨”的“不拘格法”新意为导向来调和，并且发展了原本的再现性图式为概念化图式。而苏轼是以“寓意于物”的价值态度（更为传统）来调和其中的冲突，既不否定传统的技艺标准而又提出“诗意—人格”的标准。
而此二者在元代、明代时将继续发展与争锋。但是其中的隐患也早被韩拙敏锐的历史意识提出：①古今绘画高手都要讲格法，不讲究格法只是游戏一时而已，终不可成大家。②若太讲究“以人品画”则会本末倒置。以上两点的结论是恐怕继续发展后将成为技术差画家的遮羞布。
———《论语·述而》
先秦儒家学说的圣言似乎作为先验的知识一般根植于古代士夫的心中。“达则兼济天下”这种出世，辅佐君王而使社会伦理纲常照常运转的理想有着广泛影响，但是对于乱世的建议先贤也有所提及——“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而即便以“游艺”为邦无道时的生活，仍需要以“道”为纲领，如此则造成了“礼”的艺术在魏晋之前的盛行。巫鸿将先秦、秦汉的青铜、玉器解释为“微型纪念碑”大有切合中国文化之独特的需要，在其他文化之中则不会产生如此“微型”的纪念碑。而与这些器物不同，绘画在这段时间并不“微型”，而是多作大型的壁画。《孔子家语》“孔子观乎明堂，都四门墙，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就是在典型的先秦纪念碑——明堂——的内部观察，其中有明君与昏君之相，可见明堂实则是内外一体的“礼”的显现。即便是在西汉早期马王堆墓中的“T”型帛画，其也是是作为棺椁、墓坑的一部分出现的。图画附属于这些“礼”的活动与纪念碑中。而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些作品体现了“道”乃至于本身的功用就在于“道”。而之所以如此除却帝王需要等级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在各处体现外，另外则是文人士夫需要“观器以体道”，这也就是“游艺”所体现的“寓教于乐”。
但是文士想要创作又当何为？曹植《画赞序》“知存乎戒鉴者，图画也”道出了文人心中的绘画功用与创作目的。而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论”同样显示出六朝时的绘画批评标准是技术向、就艺品艺的。气韵生动作为一种整体氛围需要其余五法皆精湛而达到和谐、自然。而在乱世之下的老庄之学与玄学盛行、佛教入侵与天灾人祸的原因，儒家伦理宇宙观崩溃了，这种崩溃致使有文士更向往自然。但是“邦无道，可卷而怀之”的影响还在，那么该如何去做？宗炳、王微欲将山水画的地位提高，虽然可以“畅神”，但是更重要的是“澄怀观道”。即便对于对于宗炳的道还未定论，但是必然有着“儒家”的印记。虽然山水画可以“赏”而“卧游”但是又可以“作”而“味象”。但是可以想见宗炳、王微创作之简率，功力之不足，更在于意——谢赫将其二人置于四品与六品。这就造成了一种冲突，文人需要专于道而又需要“游于艺”，但是绘画在当时仍旧以“技术”为标准，如此则有了宗炳这样的文人技术不达标而简率作之还被批评，不过已经算是后来文人画之先河，也是他们才使得后人可以开辟另一种批评态度。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高逸之士。”与“（宗炳、王微）意远迹高，不知画者，难可与论。”表达了谢赫将二人置于下品的不满与以人论画的别样批评态度。但是张彦远或许也是矛盾的，其在新出之余也是传统的；“失自然而后神，失神而后妙……”“（吴道子）六法俱全，万象毕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其中“神人假手，穷极造化”就是“自然”的状态，说明张彦远认为最高品是“物我皆忘”，技术臻至，自然而然的作品与画家——不知是否有“技进乎于道”的思想。所以张彦远的态度是矛盾的，其既想以人品艺又想以艺品艺。这种态度在同时期的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也有体现，置“逸品”于三品之外是很明确的“以人品艺”，而其又只能以神品置于最上品，说明还无法完全背弃传统批评态度。个人觉得从这点上或许也能说明“感神通灵”的艺术批评态度的没落，“以人品艺”态度的出现就在于晚唐时期的文人更在意“道”之传统，也就是否“言之有物”、“文以载道”。我想韩愈推动的“古文运动”之思想也影响到了张彦远等人，在这段时期之中，张璪、王洽的泼墨山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方式也异常流行，同样也是不在乎形式否，而更在意是否有“明道”的内容，而“泼墨”作为游戏的方式也不有力地调和了“道—艺”冲突。这个时候异常重要，或许能被称作为节点。“泼墨”的游戏态度或许很有趣，但是也容易被人同时与“中得心源”为自己技术太差而作为遮羞布与说辞。而与文学史一样，古文运动波及的绘画变革也一直影响到了同样是古文运动代表的苏轼。
二、“君子可寓意于物，不可留于物”
———苏轼 《宝绘堂记》
五代为后世文人画家留下最为宝贵的或许就是董巨山水。董北苑的山水画就是再现金陵景色的作品，被米芾评为“近世绝品”“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而沈括概其作品的风格“近观几不类物象，远视而景物灿然。”这种可“卧游”而具有诗意的山水恰恰就是北宋文人所需要的，他们需要观林泉丘壑的同时还能够感受诗意。更重要的是董巨山水留下了“再现”自然的概念化图式，并且这种图式还具有笔墨趣味——卧笔中锋的圆点可以作为造型技巧又可作碎石、矾石——对于必修书法的文人来说更为有利。当然，董源《寒林重汀》与《潇湘图》的经典构图也给予元代文人以借鉴——近景沙汀松林、中景江河流水、远景层峦横山。而概念化的图式则是被北宋米芾所发展与夸张，指导其将笔墨趣味的北苑之卧笔造型圆点发展为落茄皴的块面山水（由点发展为面）的“墨戏”趣味性，而显的“元气淋漓，布境特妙”“山融于云，风雨显晦”。与之不同的是苏轼，苏轼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其诗文就强调“明道”。而其欲将绘画提高至“诗、文、书”的地位，在不反对传统绘画批评标准的态度之下而看重“解寄无边春”的诗意，另外则是“文以载道”的绘画意义。而这两者在苏轼欣赏的文与可的画中实现了——物象流类与人格迹化——这也就形成了文与可的“画竹悟道”，而又有了相应的“以人品画”的提示。
以上两种调节“道—艺”冲突的方式，米芾是以“墨戏”的趣味性与“不事绳墨”的“不拘格法”新意为导向来调和，并且发展了原本的再现性图式为概念化图式。而苏轼是以“寓意于物”的价值态度（更为传统）来调和其中的冲突，既不否定传统的技艺标准而又提出“诗意—人格”的标准。
而此二者在元代、明代时将继续发展与争锋。但是其中的隐患也早被韩拙敏锐的历史意识提出：①古今绘画高手都要讲格法，不讲究格法只是游戏一时而已，终不可成大家。②若太讲究“以人品画”则会本末倒置。以上两点的结论是恐怕继续发展后将成为技术差画家的遮羞布。
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道教法术中的变化之术及隐身法！
道教变化之术由来已久，在汉代已经有不少著名的善于变化之术的方士，至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就有相关记载：变化之术中，比较大的只有《墨子五行记》，本来有五卷。刘安没有仙去时抄出其中的要点，成为一卷。方法是用药用符，能够让人飞行上下，隐藏自己，而且没有固定的形态，含笑着变成妇人，面孔一绉，成了老头儿，蹲在地上，又变为小孩子，执着木棍，立即长成树林，种下种子顷刻生成瓜果可以吃，画地便成了江河，撮一把泥土变成山，坐那儿便可召来各种美味佳肴，至于凭空兴云、起火，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其次有《玉女隐微》一卷，也能够变化成飞禽走兽的形象，以及金、木、玉石，兴云致雨达到百里方圆，兴雷也能如此，渡大河用不着渡船和桥梁，分身成千人，借着风高飞，在没有空隙的地方进出自如，能吐气变成七彩，坐于原处却看到八极以外，以及地下的事物，放出光芒达到万丈之高，暗室中自能生出光明。但是作法中要步星纲几十种，步法曲折能以弄清，很少有人能够踏准的。至于《淮南鸿宝》和《淮南万毕术》，都不及这本书的。
又有一种白虎七变法，取三月三日所杀的白虎头皮，活骆驼身上的血，虎血，紫绶带，鞋上的花纽儿，和浮萍一起，于三月三日混种下。初长出的草象芝麻苗，结有果实，就用这果实再种，长一次，产生一次变异。共七次种植，用其果实合成药，也能够用来变化形体改变面貌，随意飞行或潜行水底，和《墨子五行记》、《玉女隐微》差不多。除此之外，就不足谈了。
这里说的几乎包括了道教中大部份变化之术。
从内容上看，变化之术可以分为变化自身和变化外物两大类。前者主要为变形易貌、化凡为仙及隐显随心的各种法术；后者有兴云布雨，使万物有无、异类互变等法术。大多数变化之术都以步罡、掐诀、符咒等手段，加以本身炼气、存想等构成，也有相当一部份使用了某些药物，造成了某些化学或者物理变化。
变化外物的法术比较常被提起的有搬运、豆人纸马、缩地脉、划地成河乃至装天等，有些只见于神仙传说，有些则在道书中留下了方法，如道书中有关于“草豆法”的记载，即撒豆成兵、斩草为马，与平常说的豆人纸马差不多。它的核心是用咒术。画灰用坛，置香盘、净水，用大豆一斗二升、净草一束安于坛心，披头作咒，并用《起灵符》等法器，据说可以将之咒成活人活马。缩地脉，神仙家言，地脉随意伸缩，千里可缩成一寸。
如学得此法，“往往甚速於飞空”（《金锁流珠引》卷一七）。据说东汉的费长房得过来壶公传得此术，能缩地脉千里。有的道书说如果学成地轴禹步，存想二十四位地轴神，可以开一寸之地而为万里江山，或万里江山摄为一寸。其法载在《金锁流珠引》卷二七，主要方法是用符箓，掐诀步罡。
变化自身的法术，有飞行虚空、存神驭气、隐沦、分形及一般的变形易貌等等，此类法术种类也很繁多，其要义在于使自己神通自在，打破一切时间空间和通常的自然规律的束缚。这类神通假如真的拥有，那便具有常人所不具备、且难以抗拒的异能，这种异能又可用于不同的目的。因此，它们的传播既可以造福于民，也可加祸于民。所以，道门中对此类秘术的传授有严格的规范，不允许传给心术不正之人。而且认为即使学得正法，若是用于不正当用途，那也会招致失败。正如崂山道士的故事中，王生学了穿墙而过的法术，但妄想用之于入室为盗，结果在墙上碰得头破血流。
这类变化自身的法术，大抵也用符咒诀步为主，而且常要配合以内气的运转，和存思，有时也要用药物，如移形易貌（易容术），便要用药。不过，药料的配方都秘而不宣。这种改易容貌的方术只能算是小术，比较重大的法术，如隐沦、分形（分身法）、存神驭气等，便要求带符箓，精存思，内气充盈，踏罡步斗纯熟。这里以隐沦为例，稍事说明。
隐沦，又称隐遁，俗称隐身法。据说能修成此法，便能够使自己的形迹在别人眼皮底下消失，甚至连鬼神也不识自己下落，那么任何灾难也无法临身了。这种隐沦之法，在魏晋时已经有相当系统的发展。
《抱朴子内篇·杂应》记载说：有人问隐沦之道，我说：神奇的方术有五种，坐在那里突然消失也算在里边。但是对增长寿命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在人间无缘无故显示这种神通，反而招致怪异的评议，不足以随便施行。只是可以备来应付兵乱和危急之时，不得已时才使用它，可以免除灾难。服用《大隐符》连着十天，想隐身便向左转，想显身则向右转。或者用玉丸涂在人身上；或是用蛇足散，或是怀中藏著「离母之草」，或是折下青龙之草，身体伏在六丁的方位下；或者进入竹园之中，手中执著「天枢之壤」；或者依河洛书河图的样子造一座石房子，而隐在云层的荫影之下；………或可变为小儿，或可变为老翁，或可变为飞鸟，或可变为走兽，或可变成为草，或可变成树木，或可变形为六畜，或依傍树木成树木，或依傍石头就变成石头，依傍水变成水，依傍火变成火，这此都是所谓移形易貌，不能全部都隐藏的。
从这些记载看，当时的隐身法，主要有用符和用药两大类。用符的，比较高级，可以让人全隐，用药的，则要差一些，只能随不同的环境，变成和环境一样的东西。至於具体的运用方法，抱朴子没有详说，实际上是有特别的讲究的。比如，所谓伏于六丁之下，是指处在六丁的方位，六丁在何处，是需要推算的，而且一般说来，走至这些方位，步伐有一些特殊的样式，即所谓的踏罡步斗。后世隐沦之术的发展，在大抵上沿著用符、用药和对方位的推算、步伐的规定，或者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的路数。只是更加强调法师自身运气存想的决定作用。
变化不仅是道法中的一大类，而且往往是其它道法的基础，比如飞神驭气之术，在上章奏时便要用到。据《长恨歌传》说，唐玄宗在晚年思念杨贵妃，派了道士运用存神驭气之术，即存想自己的元神驾驭着元气，“上穷碧落下黄泉”去寻找香魂，结果在蓬莱仙岛才找到她。这种存神驭气之术是变化之术的一种，常被称为出神、出阳神，也称飞神驭气。自己在原处不动，元神却可以到处往来，到达形体无法抵达的天府或仙境。如上章奏时，常要出神，往三天之上，当三清或玉帝面，递上章表，奏明事由，面聆神旨，带回有关的信息。章奏通常在祈祷、破幽等法事中使用，存神驭气之术在具体运用中便成了其法事的一部份。
文章来源:红尘仙风
道教变化之术由来已久，在汉代已经有不少著名的善于变化之术的方士，至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就有相关记载：变化之术中，比较大的只有《墨子五行记》，本来有五卷。刘安没有仙去时抄出其中的要点，成为一卷。方法是用药用符，能够让人飞行上下，隐藏自己，而且没有固定的形态，含笑着变成妇人，面孔一绉，成了老头儿，蹲在地上，又变为小孩子，执着木棍，立即长成树林，种下种子顷刻生成瓜果可以吃，画地便成了江河，撮一把泥土变成山，坐那儿便可召来各种美味佳肴，至于凭空兴云、起火，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其次有《玉女隐微》一卷，也能够变化成飞禽走兽的形象，以及金、木、玉石，兴云致雨达到百里方圆，兴雷也能如此，渡大河用不着渡船和桥梁，分身成千人，借着风高飞，在没有空隙的地方进出自如，能吐气变成七彩，坐于原处却看到八极以外，以及地下的事物，放出光芒达到万丈之高，暗室中自能生出光明。但是作法中要步星纲几十种，步法曲折能以弄清，很少有人能够踏准的。至于《淮南鸿宝》和《淮南万毕术》，都不及这本书的。
又有一种白虎七变法，取三月三日所杀的白虎头皮，活骆驼身上的血，虎血，紫绶带，鞋上的花纽儿，和浮萍一起，于三月三日混种下。初长出的草象芝麻苗，结有果实，就用这果实再种，长一次，产生一次变异。共七次种植，用其果实合成药，也能够用来变化形体改变面貌，随意飞行或潜行水底，和《墨子五行记》、《玉女隐微》差不多。除此之外，就不足谈了。
这里说的几乎包括了道教中大部份变化之术。
从内容上看，变化之术可以分为变化自身和变化外物两大类。前者主要为变形易貌、化凡为仙及隐显随心的各种法术；后者有兴云布雨，使万物有无、异类互变等法术。大多数变化之术都以步罡、掐诀、符咒等手段，加以本身炼气、存想等构成，也有相当一部份使用了某些药物，造成了某些化学或者物理变化。
变化外物的法术比较常被提起的有搬运、豆人纸马、缩地脉、划地成河乃至装天等，有些只见于神仙传说，有些则在道书中留下了方法，如道书中有关于“草豆法”的记载，即撒豆成兵、斩草为马，与平常说的豆人纸马差不多。它的核心是用咒术。画灰用坛，置香盘、净水，用大豆一斗二升、净草一束安于坛心，披头作咒，并用《起灵符》等法器，据说可以将之咒成活人活马。缩地脉，神仙家言，地脉随意伸缩，千里可缩成一寸。
如学得此法，“往往甚速於飞空”（《金锁流珠引》卷一七）。据说东汉的费长房得过来壶公传得此术，能缩地脉千里。有的道书说如果学成地轴禹步，存想二十四位地轴神，可以开一寸之地而为万里江山，或万里江山摄为一寸。其法载在《金锁流珠引》卷二七，主要方法是用符箓，掐诀步罡。
变化自身的法术，有飞行虚空、存神驭气、隐沦、分形及一般的变形易貌等等，此类法术种类也很繁多，其要义在于使自己神通自在，打破一切时间空间和通常的自然规律的束缚。这类神通假如真的拥有，那便具有常人所不具备、且难以抗拒的异能，这种异能又可用于不同的目的。因此，它们的传播既可以造福于民，也可加祸于民。所以，道门中对此类秘术的传授有严格的规范，不允许传给心术不正之人。而且认为即使学得正法，若是用于不正当用途，那也会招致失败。正如崂山道士的故事中，王生学了穿墙而过的法术，但妄想用之于入室为盗，结果在墙上碰得头破血流。
这类变化自身的法术，大抵也用符咒诀步为主，而且常要配合以内气的运转，和存思，有时也要用药物，如移形易貌（易容术），便要用药。不过，药料的配方都秘而不宣。这种改易容貌的方术只能算是小术，比较重大的法术，如隐沦、分形（分身法）、存神驭气等，便要求带符箓，精存思，内气充盈，踏罡步斗纯熟。这里以隐沦为例，稍事说明。
隐沦，又称隐遁，俗称隐身法。据说能修成此法，便能够使自己的形迹在别人眼皮底下消失，甚至连鬼神也不识自己下落，那么任何灾难也无法临身了。这种隐沦之法，在魏晋时已经有相当系统的发展。
《抱朴子内篇·杂应》记载说：有人问隐沦之道，我说：神奇的方术有五种，坐在那里突然消失也算在里边。但是对增长寿命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在人间无缘无故显示这种神通，反而招致怪异的评议，不足以随便施行。只是可以备来应付兵乱和危急之时，不得已时才使用它，可以免除灾难。服用《大隐符》连着十天，想隐身便向左转，想显身则向右转。或者用玉丸涂在人身上；或是用蛇足散，或是怀中藏著「离母之草」，或是折下青龙之草，身体伏在六丁的方位下；或者进入竹园之中，手中执著「天枢之壤」；或者依河洛书河图的样子造一座石房子，而隐在云层的荫影之下；………或可变为小儿，或可变为老翁，或可变为飞鸟，或可变为走兽，或可变成为草，或可变成树木，或可变形为六畜，或依傍树木成树木，或依傍石头就变成石头，依傍水变成水，依傍火变成火，这此都是所谓移形易貌，不能全部都隐藏的。
从这些记载看，当时的隐身法，主要有用符和用药两大类。用符的，比较高级，可以让人全隐，用药的，则要差一些，只能随不同的环境，变成和环境一样的东西。至於具体的运用方法，抱朴子没有详说，实际上是有特别的讲究的。比如，所谓伏于六丁之下，是指处在六丁的方位，六丁在何处，是需要推算的，而且一般说来，走至这些方位，步伐有一些特殊的样式，即所谓的踏罡步斗。后世隐沦之术的发展，在大抵上沿著用符、用药和对方位的推算、步伐的规定，或者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的路数。只是更加强调法师自身运气存想的决定作用。
变化不仅是道法中的一大类，而且往往是其它道法的基础，比如飞神驭气之术，在上章奏时便要用到。据《长恨歌传》说，唐玄宗在晚年思念杨贵妃，派了道士运用存神驭气之术，即存想自己的元神驾驭着元气，“上穷碧落下黄泉”去寻找香魂，结果在蓬莱仙岛才找到她。这种存神驭气之术是变化之术的一种，常被称为出神、出阳神，也称飞神驭气。自己在原处不动，元神却可以到处往来，到达形体无法抵达的天府或仙境。如上章奏时，常要出神，往三天之上，当三清或玉帝面，递上章表，奏明事由，面聆神旨，带回有关的信息。章奏通常在祈祷、破幽等法事中使用，存神驭气之术在具体运用中便成了其法事的一部份。
文章来源:红尘仙风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