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空老和尚开示# 净宗法门之微妙，净宗法门成就那么快速，等于说它保证你成佛，它的方法就是教你执持名号。众生喜欢执着，世出世法全放下，你就执持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句阿弥陀佛与世出世间法都不相应，它只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你念它，等于说直接跟阿弥陀佛建立关系，妙在此地。所以你真明白了，我们就可以肯定、承认诸佛说的，不是我们自己编的，大乘佛法当中，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证、所传之法，第一法就是信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深契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机，没有一个人不成就，不成就的是他善根福德有问题，为什么？他不相信，他怀疑，他不能放下。
这个法门第一等善根的，海贤法师、海庆法师，海贤法师的母亲，在家居士；再往前看，谛闲法师那个锅漏匠的徒弟，都是这个法门第一当机者。锅漏匠三年成功了，他的条件没有别的，四十多岁才遇到佛法，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学什么都不会，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堂课，就一句佛号念到底。预知时至，自在往生，锅漏匠也是自在往生。要信，要真信；怀疑，吃亏的是自己。不怀疑，往生表演给别人看，别人看了听了生起信心，那都是你的功德。一个人听到一个人生信心，你就度了那个人，所以你这个表演度无量众生。锅漏匠是个例子，念佛人看到他的公案，也就是看到他的事实证明，对净土的信心坚定了，于往生净土的愿心恳切了，都是锅漏匠度的，都是海贤和尚度的。帮助多少众生到极乐世界作佛去，而且一生成就，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不能跟他比。宗门虽然快速，要上上根人，上上根人难找，不容易。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分量，要知道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自己认识自己，与哪个法门相应，遇到之后，一生不改变，没有一个不成就。
恭录自《二零一四净土大经科注》（第一二三集）
这个法门第一等善根的，海贤法师、海庆法师，海贤法师的母亲，在家居士；再往前看，谛闲法师那个锅漏匠的徒弟，都是这个法门第一当机者。锅漏匠三年成功了，他的条件没有别的，四十多岁才遇到佛法，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学什么都不会，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堂课，就一句佛号念到底。预知时至，自在往生，锅漏匠也是自在往生。要信，要真信；怀疑，吃亏的是自己。不怀疑，往生表演给别人看，别人看了听了生起信心，那都是你的功德。一个人听到一个人生信心，你就度了那个人，所以你这个表演度无量众生。锅漏匠是个例子，念佛人看到他的公案，也就是看到他的事实证明，对净土的信心坚定了，于往生净土的愿心恳切了，都是锅漏匠度的，都是海贤和尚度的。帮助多少众生到极乐世界作佛去，而且一生成就，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不能跟他比。宗门虽然快速，要上上根人，上上根人难找，不容易。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分量，要知道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自己认识自己，与哪个法门相应，遇到之后，一生不改变，没有一个不成就。
恭录自《二零一四净土大经科注》（第一二三集）
#朱熹与《周易本义》#
《周易》是儒经，易学是儒教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刘歆、班固开始，《周易》被奉为儒经之首，易学在儒教经学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然而，它无论如何特殊，易学既在经学之数，也就服从着儒教经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不断对适应过去时代的经学做出适应新时代的诠释。儒经和一切被称为经的文献一样，都是过去时代所产生的文献，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和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本身也在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因而，经中所说的原则，一定或多或少地不能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然而，经既然为经，就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是一点也不能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经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对之做出新的、甚至是违背经文本义的解释，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释经者一定要完成的工作。对于《周易》来说，自然也是如此。易学，就是儒教学者不断进行的释经之学。易学的种种面貌，也都围绕着经学的内在矛盾展开。
易学的内在矛盾
作为经学之一的易学内在矛盾的展开，就是易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冯友兰先生说：《周易》都是一些空套子，可以套入各种不同的内容。其实，所有被称为经的东西都是如此，后人也总是不断填入各种各样原来没有的内容，对于《周易》，这种情况显得特别突出罢了。其原因是由于《周易》中的符号给了后人的解释以更大的自由度。然而这些符号起初也并非毫无内容的空套子，它们本有自己的含义，只是这些含义不易弄清罢了。加之后人对这些符号的随意解释，如朱熹所说是“颇为诸儒所乱”（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语），就更增加了弄清这些符号本义的难度。然而无论如何，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后人无法仅仅满足于过去的内容，而必然给它填入新的内容。
现存《易传》，可说是给《易经》填入的第一批新内容。在《易传》看来，《易经》是“弥纶天地之道”的书。而这个道的内容，又归结为“一阴一阳”。那么，《易经》所载，是不是就是天地之道，特别是一阴一阳之道？今天的学者自然能够做出判断，这不过是《易传》作者给《易经》这个套子里填充的新内容。
到了汉代，儒者认为《易经》是讲卦气的书。卦气说是汉代儒者给《易经》填充的新内容。王弼扫象数，扫掉了汉代许多解易原则，但有一条他没有扫掉，就是给《易经》填充上适合自己时代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就是所谓的义理之学，有无之辨。王弼易学影响深远。直到唐代，它还是儒者的标准读本。从宋代开始，一部分儒者继承汉代象数学，一部分儒者继承王弼讲义理。然而，宋代开始的象数学既不同于汉代象数学的内容，宋代易学所讲的义理也和王弼大相迳庭。相同的只有一条，都是在根据自己时代、甚至根据自己偏狭的理解，给《易经》填充新的内容。在这种风气下，出现了朱熹的《周易本义》。
朱熹对当时易学的不满
朱熹虽然是个儒者，但他对以往的易学极为不满。他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的弟子们说，“易本为卜筮而作”，“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然而，后人却要从中推出许多道理来，所以他极为不满：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辩，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自他当时剔开这一个机，后世间生得许多事来，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做什么？若有人来与某辩，某只是不答。”（《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这一大段冗长的引文（其实原文比所引还长得多），都是朱熹在反反复复地辨明，易起初只是卜筮之书，后人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那么，这些道理，也就不是圣人的，而是那些“后人”们加上的。一个“只好不说”，又一个“某只是不答”，足见朱熹对这样的易学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端愤慨又无可奈何的程度。甚至因为这种易学的存在，使朱熹不敢用易来教人：“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切己”。（同上书）那么，在这样的易学普遍流行、朱熹甚至无力与之分辨的时候，朱熹自己要做些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弄清《周易》的本义。
朱熹对《周易》本义的探求
朱熹对前人解易的不满，一是“生出许多象数来”；二是“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也就是说，从汉代以来，无论是讲象数还是讲义理，在朱熹看来，都不是圣人的本义，而是后人的节外生枝。然而经是圣人之书，假如解经者所说不是圣人本义，却使人误认为那是圣人本义，岂不是要误人子弟，甚至祸国殃民？所以朱熹要一改前人之说，去探求《周易》的本义。朱熹所探求出的《周易》本义，第一是“易本卜筮之书”。其中没有那么多的象数说法，也没有那么多的义理。第二是“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依朱熹所说，则不仅经是经，传是传，而且经中也是卦画是卦画，文辞是文辞。不过都在讲着自己的意思。卦爻辞所说，未必就是卦爻象的意思；至于《易传》所论，就更不必是卦爻辞的意思。依这样的理解，朱熹将自己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定名为《周易本义》。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所论，才是圣人们的本义。
朱熹的《周易本义》与《周易》的本义
那么，朱熹追求《周易》本义的《周易本义》是否就是《周易》的本义呢？依朱熹说，伏羲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于是画了卦，给人们“剔开这一机”。然而据今天学者的研究，则《易经》中就没有阴阳概念，至于卦画，就很难说本义就是阴和阳。依朱熹说，《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因而是《周易》的源头，据今天学者们的研究，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宋代的产物，根本不是画卦的根据。
卦画的意义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这都是易学的基本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些问题上，朱熹所说的本义，未必就是本义。那么，朱熹对卦爻象、辞的解释是否就是本义呢？依朱熹所说，六画卦也是伏羲所画，卦辞则是文王所作，爻辞周公所作，传则是孔子所作。这就是所谓“世历三古，人更四圣”之说。然而，今天的学者，也很少能够承认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朱熹的这个结论也不是本义。
在对经传文字的注释中，朱熹不仅采用了取象说，也采用了爻位说。比如：乾卦“初阳在下”，朱熹认为是“潜龙”之象；需卦初阳在下，却是“近于险之象”；大有卦也是初阳在下，其象又各不同，那么，周公系辞取象，有没有一定之规呢？这种取象的不一致，只能说明，爻辞不是由所谓取象而来。因此，朱熹此处所追求的本义也未必就是本义。至于义理，朱熹也说了许多。这些义理是不是圣人本义？朱熹对他人的指责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类似情况不只一处。把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追求本义的《周易本义》，所说未必就是本义。
追求《周易》本义的意义
那么，朱熹是否根本没有求得《周易》的本义呢？也不能这么说。
和以往的象数易学比较，朱熹讲爻位，但没有“生出许多象数来”；和以往的义理易学相比，朱熹讲含义，但没有“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他的注释不仅文字非常简明扼要，而且在那比较详细的地方，“也只是取可解的来解，如不可晓的也不曾说”。这是他对孔子解易原则的理解，也是他的《周易本义》所奉行的原则。
依据这个原则，《周易本义》所说，较为接近《周易》文字的本义，至少可以说，它较之以往的许多易学著作，比较更接近《周易》的本义。自然，这个结论，也只能从比较而来，因为我们无法认定那些就是《周易》的本义。而朱熹的《周易本义》之所以至今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作为解易必备的参考书，不单是由于朱熹的权威，重要的是因为直至今日，学者们经过比较，认为《周易本义》所说，还是比较符合《周易》的本义。
然而，朱熹的《周易本义》，其意义不仅是为我们解易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参考书，而且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那就是：解易应该首先弄清易的本义。并且由此推广开来，可以说，对于一切传统文化典籍，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也是要弄清它们的本义。
《周易本义》与当代易学
重提《周易本义》，不仅是个纯学术问题，也是关乎人们思维方式的现实问题。那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想当然地认为《周易》“是什么”，其中“有什么”的思维方式，那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解开千古之秘”的喧嚣，不仅危害着《周易》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影响所及，它实在影响着人们一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危害着整个民族精神。它使人淡化实事求是之风，助长哗众取宠之意，甚至给一些骗子制造可乘之机。
《周易》在古代是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人们的言行，必须从它的文字中寻找根据。因此，追求《周易》的本义不仅非常困难，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朱熹想求本义，但未能求得较多的本义，反而求到了不少非本义，其原因在此。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周易》，也是一切被称为经的东西的共同处境。它们的本义，只在有解释权的人们那里。
这不是说过去的解经者就没有解到经的本义，而是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追求本义，而是在做一种“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假如他们没有解到一点本义，我们今天就更加无从着手。他们解到了本义，但是不以追求本义为目的。而当他们解到的本义违背他们现实需要的时候，他们宁可牺牲掉自己找到的本义。这种情况，对于研究古文化的学者，几乎是司空见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周易》已不再是指导人们言行的必要文献，我们应当借鉴朱熹的学风，弄清《周易》的本义，进而弄清易学，弄清整个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本义，并在这个基础上，来熔铸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李申）
《周易》是儒经，易学是儒教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刘歆、班固开始，《周易》被奉为儒经之首，易学在儒教经学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然而，它无论如何特殊，易学既在经学之数，也就服从着儒教经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不断对适应过去时代的经学做出适应新时代的诠释。儒经和一切被称为经的文献一样，都是过去时代所产生的文献，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和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本身也在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因而，经中所说的原则，一定或多或少地不能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然而，经既然为经，就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是一点也不能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经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对之做出新的、甚至是违背经文本义的解释，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释经者一定要完成的工作。对于《周易》来说，自然也是如此。易学，就是儒教学者不断进行的释经之学。易学的种种面貌，也都围绕着经学的内在矛盾展开。
易学的内在矛盾
作为经学之一的易学内在矛盾的展开，就是易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冯友兰先生说：《周易》都是一些空套子，可以套入各种不同的内容。其实，所有被称为经的东西都是如此，后人也总是不断填入各种各样原来没有的内容，对于《周易》，这种情况显得特别突出罢了。其原因是由于《周易》中的符号给了后人的解释以更大的自由度。然而这些符号起初也并非毫无内容的空套子，它们本有自己的含义，只是这些含义不易弄清罢了。加之后人对这些符号的随意解释，如朱熹所说是“颇为诸儒所乱”（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语），就更增加了弄清这些符号本义的难度。然而无论如何，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后人无法仅仅满足于过去的内容，而必然给它填入新的内容。
现存《易传》，可说是给《易经》填入的第一批新内容。在《易传》看来，《易经》是“弥纶天地之道”的书。而这个道的内容，又归结为“一阴一阳”。那么，《易经》所载，是不是就是天地之道，特别是一阴一阳之道？今天的学者自然能够做出判断，这不过是《易传》作者给《易经》这个套子里填充的新内容。
到了汉代，儒者认为《易经》是讲卦气的书。卦气说是汉代儒者给《易经》填充的新内容。王弼扫象数，扫掉了汉代许多解易原则，但有一条他没有扫掉，就是给《易经》填充上适合自己时代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就是所谓的义理之学，有无之辨。王弼易学影响深远。直到唐代，它还是儒者的标准读本。从宋代开始，一部分儒者继承汉代象数学，一部分儒者继承王弼讲义理。然而，宋代开始的象数学既不同于汉代象数学的内容，宋代易学所讲的义理也和王弼大相迳庭。相同的只有一条，都是在根据自己时代、甚至根据自己偏狭的理解，给《易经》填充新的内容。在这种风气下，出现了朱熹的《周易本义》。
朱熹对当时易学的不满
朱熹虽然是个儒者，但他对以往的易学极为不满。他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的弟子们说，“易本为卜筮而作”，“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然而，后人却要从中推出许多道理来，所以他极为不满：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辩，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自他当时剔开这一个机，后世间生得许多事来，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做什么？若有人来与某辩，某只是不答。”（《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这一大段冗长的引文（其实原文比所引还长得多），都是朱熹在反反复复地辨明，易起初只是卜筮之书，后人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那么，这些道理，也就不是圣人的，而是那些“后人”们加上的。一个“只好不说”，又一个“某只是不答”，足见朱熹对这样的易学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端愤慨又无可奈何的程度。甚至因为这种易学的存在，使朱熹不敢用易来教人：“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切己”。（同上书）那么，在这样的易学普遍流行、朱熹甚至无力与之分辨的时候，朱熹自己要做些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弄清《周易》的本义。
朱熹对《周易》本义的探求
朱熹对前人解易的不满，一是“生出许多象数来”；二是“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也就是说，从汉代以来，无论是讲象数还是讲义理，在朱熹看来，都不是圣人的本义，而是后人的节外生枝。然而经是圣人之书，假如解经者所说不是圣人本义，却使人误认为那是圣人本义，岂不是要误人子弟，甚至祸国殃民？所以朱熹要一改前人之说，去探求《周易》的本义。朱熹所探求出的《周易》本义，第一是“易本卜筮之书”。其中没有那么多的象数说法，也没有那么多的义理。第二是“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依朱熹所说，则不仅经是经，传是传，而且经中也是卦画是卦画，文辞是文辞。不过都在讲着自己的意思。卦爻辞所说，未必就是卦爻象的意思；至于《易传》所论，就更不必是卦爻辞的意思。依这样的理解，朱熹将自己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定名为《周易本义》。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所论，才是圣人们的本义。
朱熹的《周易本义》与《周易》的本义
那么，朱熹追求《周易》本义的《周易本义》是否就是《周易》的本义呢？依朱熹说，伏羲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于是画了卦，给人们“剔开这一机”。然而据今天学者的研究，则《易经》中就没有阴阳概念，至于卦画，就很难说本义就是阴和阳。依朱熹说，《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因而是《周易》的源头，据今天学者们的研究，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宋代的产物，根本不是画卦的根据。
卦画的意义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这都是易学的基本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些问题上，朱熹所说的本义，未必就是本义。那么，朱熹对卦爻象、辞的解释是否就是本义呢？依朱熹所说，六画卦也是伏羲所画，卦辞则是文王所作，爻辞周公所作，传则是孔子所作。这就是所谓“世历三古，人更四圣”之说。然而，今天的学者，也很少能够承认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朱熹的这个结论也不是本义。
在对经传文字的注释中，朱熹不仅采用了取象说，也采用了爻位说。比如：乾卦“初阳在下”，朱熹认为是“潜龙”之象；需卦初阳在下，却是“近于险之象”；大有卦也是初阳在下，其象又各不同，那么，周公系辞取象，有没有一定之规呢？这种取象的不一致，只能说明，爻辞不是由所谓取象而来。因此，朱熹此处所追求的本义也未必就是本义。至于义理，朱熹也说了许多。这些义理是不是圣人本义？朱熹对他人的指责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类似情况不只一处。把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追求本义的《周易本义》，所说未必就是本义。
追求《周易》本义的意义
那么，朱熹是否根本没有求得《周易》的本义呢？也不能这么说。
和以往的象数易学比较，朱熹讲爻位，但没有“生出许多象数来”；和以往的义理易学相比，朱熹讲含义，但没有“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他的注释不仅文字非常简明扼要，而且在那比较详细的地方，“也只是取可解的来解，如不可晓的也不曾说”。这是他对孔子解易原则的理解，也是他的《周易本义》所奉行的原则。
依据这个原则，《周易本义》所说，较为接近《周易》文字的本义，至少可以说，它较之以往的许多易学著作，比较更接近《周易》的本义。自然，这个结论，也只能从比较而来，因为我们无法认定那些就是《周易》的本义。而朱熹的《周易本义》之所以至今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作为解易必备的参考书，不单是由于朱熹的权威，重要的是因为直至今日，学者们经过比较，认为《周易本义》所说，还是比较符合《周易》的本义。
然而，朱熹的《周易本义》，其意义不仅是为我们解易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参考书，而且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那就是：解易应该首先弄清易的本义。并且由此推广开来，可以说，对于一切传统文化典籍，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也是要弄清它们的本义。
《周易本义》与当代易学
重提《周易本义》，不仅是个纯学术问题，也是关乎人们思维方式的现实问题。那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想当然地认为《周易》“是什么”，其中“有什么”的思维方式，那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解开千古之秘”的喧嚣，不仅危害着《周易》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影响所及，它实在影响着人们一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危害着整个民族精神。它使人淡化实事求是之风，助长哗众取宠之意，甚至给一些骗子制造可乘之机。
《周易》在古代是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人们的言行，必须从它的文字中寻找根据。因此，追求《周易》的本义不仅非常困难，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朱熹想求本义，但未能求得较多的本义，反而求到了不少非本义，其原因在此。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周易》，也是一切被称为经的东西的共同处境。它们的本义，只在有解释权的人们那里。
这不是说过去的解经者就没有解到经的本义，而是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追求本义，而是在做一种“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假如他们没有解到一点本义，我们今天就更加无从着手。他们解到了本义，但是不以追求本义为目的。而当他们解到的本义违背他们现实需要的时候，他们宁可牺牲掉自己找到的本义。这种情况，对于研究古文化的学者，几乎是司空见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周易》已不再是指导人们言行的必要文献，我们应当借鉴朱熹的学风，弄清《周易》的本义，进而弄清易学，弄清整个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本义，并在这个基础上，来熔铸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李申）
古人说：“若论成道本来易，欲除妄想真个难。”道者理也，理者心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人人本具，个个现成，在圣不增，在凡不减。“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一切世出世间，若凡若圣，本来是空，何生死之有呢？故曰成道本来易。此心体虽然妙明，但被种种妄想所盖覆，光明无由显现，而欲除此妄想就不容易了。
妄想有二种：一者轻妄，二者粗妄。又有有漏妄想与无漏妄想之分。有漏者，感人天苦乐果报；无漏者，可成佛作祖，了脱生死，超出三界。粗妄想感地狱、饿鬼、畜生三途苦果；轻妄想就是营作种种善事，如念佛、参禅、诵经、持咒、礼拜、戒杀放生，等等。粗妄想与十恶业相应，意起贪嗔痴，口作妄言、绮语、恶口、两舌，身行杀、盗、淫，这是身口意所造十恶业。其中轻重程度，犹有分别，即上品十恶堕地狱，中品十恶堕饿鬼，下品十恶堕畜生。总而言之，不论轻妄粗妄，皆是吾人现前一念，而十法界都是这一念造成的，所谓一切唯心造也。
『佛知 | 虚云老和尚：若论成道本来易 欲除妄想真个难』https://t.cn/A6tMSps3
妄想有二种：一者轻妄，二者粗妄。又有有漏妄想与无漏妄想之分。有漏者，感人天苦乐果报；无漏者，可成佛作祖，了脱生死，超出三界。粗妄想感地狱、饿鬼、畜生三途苦果；轻妄想就是营作种种善事，如念佛、参禅、诵经、持咒、礼拜、戒杀放生，等等。粗妄想与十恶业相应，意起贪嗔痴，口作妄言、绮语、恶口、两舌，身行杀、盗、淫，这是身口意所造十恶业。其中轻重程度，犹有分别，即上品十恶堕地狱，中品十恶堕饿鬼，下品十恶堕畜生。总而言之，不论轻妄粗妄，皆是吾人现前一念，而十法界都是这一念造成的，所谓一切唯心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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