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现在的95后女孩子都是公主呀，昨天招了10个，跑了7个】我们工厂那么好的条件都走，我有什么办法？
而且她们给的理由更是奇葩:宿舍太小，饭菜里面没有猪肉，这个床太挤了，没有化妆桌，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
天呀，她们还以为自己是明星呢，虽然年纪不大，都是20岁左右，但是应该是从小被惯坏了，要知道我们公司包吃包住，底薪3000元，甚至一个床，老板都给她们买了三层，目的就是让她们有伴，而且人多热闹。
我们老板特意交代了，对待女孩子就应该用心，温柔，不能让她们加班，每天工作8小时，真的很好了，本来招聘时候说得好好的，但是有7个才做一天就不干了，我招个人容易吗？太难了。
现在的女孩子，真的是吃不了苦，一个宿舍12个人都嫌弃，真是无语了……#为什么年轻人不愿去工厂打工##求职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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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呀，她们还以为自己是明星呢，虽然年纪不大，都是20岁左右，但是应该是从小被惯坏了，要知道我们公司包吃包住，底薪3000元，甚至一个床，老板都给她们买了三层，目的就是让她们有伴，而且人多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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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0日国资智库报道企业改革专家，国企改革亲历者周放生，对话《引资购商：中国制造2025新思维》的作者顾雏军：重思“郎顾之争”对国企改革的影响。在全力推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当下，读来仍然有很强的启示意义[赞][good][中国赞]】
『导读：2004年，当年“郎顾之争”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国企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地方政府不敢改，国企老总也不敢改，民企老总也不敢改，这个阴影一直到今天可以讲都没有散去。当年“郎顾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听顾雏军的说法。』
周放生：2004年，当年“郎顾之争”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国企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至今记忆犹新。您是当事人之一，请您谈一谈当年“郎顾之争”的起因，以及它产生的背景？
顾雏军：“郎顾之争”这个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但是“郎顾之争”实质上起因我也是后来知道的，因为郎咸平这个人在“郎顾之争”之前跟我就认识。我2001年底收购科龙，我是2002年1月7日入主科龙，入主科龙之后郎咸平当时在香港的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我当时入主科龙，因为科龙已经ST了，我作为新入主科龙的董事长当时是一个月只拿一块钱工资，郎咸平在香港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是一种负责任的企业家精神，在企业运营不行的时候企业家只拿一块钱工资。所以这个文章应该说是对我唱了赞歌。。。
顾雏军：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应该弄清楚，当年郎咸平写我的那个文章，七大招来侵吞国有资产的文章，他有没有拿400万来写，这是可以调查清楚的。这些账都在，这些公司也都在。你调查清楚就知道，这个起源是一个犯罪行为，而且这个犯罪行为挑起了所谓的“郎顾之争”，使得最后的国企改革嘎然而止，这种事情应该有一个结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有人去进行调查。为什么不调查他，我一直呼吁要对这件事有一个结论，包括郎咸平有没有拿400万来写这篇文章。如果说我们不做出结论，时间长了有些证据就没有了，将来要做结论就很困难了。
周放生：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说一说关于流失这个问题，因为流失问题是当年郎咸平唱的主调，就是把国企改革说成漆黑一片，都是流失。大家反驳、批驳他的也是在这一点上，认为他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夸大事实的。
流失应该说分成两类：
第一类流失叫交易型流失，其实在产权改革过程当中可能导致的流失。比如说不评估、低评估、隐匿资产、转移资产、低价转让等等这些现象都可能造成国有资产，实际应该叫国有资本的流失。刚才我已经说了，这种现象有，我原来在的体制内是认账的，这么大规模的改革不可能一点问题不出。我们一直讲反腐败还出了这么多腐败现象，它是一个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而且即使在当时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是比较规范的，是不存在流失的。而且我刚才讲了，实际上很多企业管理层去接盘、去出资持股他们是被逼的，是职工要求、政府要求他们带头改革，是这么一个结果（广州无线电的改革就属于此类）。这是关于怎么看待交易型流失。我觉得随着制度越来越规范，只要规范按照国家的文件做，大的交易性流失是可以防止的，小的流失永远有，这也可以看成一个改革的成本。这是第一类流失。
第二类流失叫做体制性流失，就是不改制，没有产权交易，还是百分之百国有企业，按说就没有交易性流失，没有交易，就不存在交易性流失。是不是就没有流失呢？不是这样的，通过我们现在的反腐败就能看出来，腐败就是直接导致国有资本的流失，成本为什么那么高、科龙为什么成本那么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腐败导致的。而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现象，因此腐败直接导致流失，我相信在当前这种反腐高潮当中揭露出来的这些事例，我相信大家对这一点应该是了解和认同的。另外就是由于体制机制的问题，大量产生企业的浪费，企业的投资失误，这些都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和流失一个根本的原因。原因的背后是体制机制没有改革造成的，所以我说第二种流失叫体制性流失。
也就是说，不改革不等于没有流失，不改革天天在流失，不改革会产生更大的流失。我认为对流失我们肯定是反对的，肯定是要控制的，肯定是要尽最大努力减少流失的，这两种流失都要反对，都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我觉得这是流失一个基本的认识。
另外现在对流失还有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法律不追溯以往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法律在不断的完善，有些人是用现在的法律法规去衡量当年发生的事情，就认为你当年那个事件不符合现在的政策规定，你就是流失。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法律是不追溯以往的，你判断一个事务是不是有问题，一定要把它放到当时的法律法规环境下，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判断，而不能用现在的法律。这是很多人得出了错误结论的一个根源。
第二个不能把改革红利当成流失。比如说当年你改制的时候，企业的利润是500万，就根据这500万进行审计评估，确定交易价格，包括竞价。改革以后可能经过若干年以后企业利润增长、效益提高了，利润变成1,000万，有的人就说当年利润就应该是1000万。经过改革，有500万国有资产流失了。其实从500万到1,000万的增长，是因为改革之后的红利带来的。将改革的红利看做国有资产流失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怎么看待流失，什么是流失。怎么去认识流失，这个问题在当下还是应该通过讨论，能够把这些基本的认识梳理清楚，这样有助于解脱人们的一种恐惧而导致人们不敢去改革。
顾雏军：总的来说，还是要把“郎顾之争”做一个结论，那场声势浩大的国企改革也是党中央的十五大制定的方针。这是中央制定出来的中央决定，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决定。
周放生：我重复一下，十五大是这么说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放小。这是当时十五大定的方针。
顾雏军：这个方针也是中央全会做出来的。
周放生：当然是了。
顾雏军：现在我们如果不对“郎顾之争”做出一个结论的话，十五大当初做出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举动，实际上对后来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腾飞应该在十五大轻装上阵之后才成功的，这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的。
周放生：没错，我觉得对上一轮改革评价可以从两个方面讲：因为已经过十多年了，历史在一段时间之后会看得很清楚。根据我去各地调查，上一轮改革大多数企业是改制改革比较规范的，上一轮改制企业的大多数企业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生存和发展，也有少数企业又陷入了困境，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是一个结论。正因为有十年时间，实践得出了结论。第二个结论，由于有上一轮国企改革那样一个基础，才为后来的十年经济腾飞、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如果没有上一轮国企改革的成果，很难说是不是就能够有后来的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它是一个因果关系，我觉得从这两点来回顾和评价当年的国企改革，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上一轮改革的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对的，改制的实际效果也是好的，既推动了经济改革，又推动了企业变革。
顾雏军：增加了企业的活力。
周放生：为现在这一轮改革应该说也提供了经验，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能得出了。这个结论反过来也能够证明，当年郎咸平对上一轮改革的抹黑和诬蔑、攻击是错误的。
顾雏军：所以我认为要调查他，“郎顾之争”始作俑者的那篇文章，就是关于科龙的七种侵吞国有资产方法的文章，是不是拿了400万的钱以后才写的，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要把历史的真相还原给大家，让大家真正弄明白到底当时发起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发起来的。
周放生：对，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有没有商业犯罪行为，一个是他本身所公开表达的那些观点和结论也是错误的。
顾雏军：他在2010年以后就完全反过来了，所以这个人的思想没有学术方面一贯的持续的结论，不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可是这么一个人，居然在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明星经济专家，这是中国很奇怪的社会现象。相反，像我们这些兢兢业业做产业的人，反而莫名其妙地受到了打击，甚至还蒙冤入狱。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以前是做学问的，有自己的专利，然后靠专利发了财，然后做实业，实业我全部做的是制造业，并没有做房地产。那好，我现在还没有平反的时候，我利用时间写了这一本书，至少表明我们也是干实事的人。为什么每次受伤都是我们这些干实事的人，而那些拿了钱妖言惑众的人没有人追究他们。
我对他以前就这么说他，我现在仍然这么说他，我要求把“郎顾之争”这个背景弄明白，到底当年是起源一个什么东西，最后弄成这么一种对中国影响非常坏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现在居然没人做出一个结论。
『【国资智库】周放生对话顾雏军：重思“郎顾之争”对国企改革的影响』https://t.cn/A6tEyec3
『导读：2004年，当年“郎顾之争”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国企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地方政府不敢改，国企老总也不敢改，民企老总也不敢改，这个阴影一直到今天可以讲都没有散去。当年“郎顾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听顾雏军的说法。』
周放生：2004年，当年“郎顾之争”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国企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至今记忆犹新。您是当事人之一，请您谈一谈当年“郎顾之争”的起因，以及它产生的背景？
顾雏军：“郎顾之争”这个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但是“郎顾之争”实质上起因我也是后来知道的，因为郎咸平这个人在“郎顾之争”之前跟我就认识。我2001年底收购科龙，我是2002年1月7日入主科龙，入主科龙之后郎咸平当时在香港的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我当时入主科龙，因为科龙已经ST了，我作为新入主科龙的董事长当时是一个月只拿一块钱工资，郎咸平在香港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是一种负责任的企业家精神，在企业运营不行的时候企业家只拿一块钱工资。所以这个文章应该说是对我唱了赞歌。。。
顾雏军：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应该弄清楚，当年郎咸平写我的那个文章，七大招来侵吞国有资产的文章，他有没有拿400万来写，这是可以调查清楚的。这些账都在，这些公司也都在。你调查清楚就知道，这个起源是一个犯罪行为，而且这个犯罪行为挑起了所谓的“郎顾之争”，使得最后的国企改革嘎然而止，这种事情应该有一个结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有人去进行调查。为什么不调查他，我一直呼吁要对这件事有一个结论，包括郎咸平有没有拿400万来写这篇文章。如果说我们不做出结论，时间长了有些证据就没有了，将来要做结论就很困难了。
周放生：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说一说关于流失这个问题，因为流失问题是当年郎咸平唱的主调，就是把国企改革说成漆黑一片，都是流失。大家反驳、批驳他的也是在这一点上，认为他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夸大事实的。
流失应该说分成两类：
第一类流失叫交易型流失，其实在产权改革过程当中可能导致的流失。比如说不评估、低评估、隐匿资产、转移资产、低价转让等等这些现象都可能造成国有资产，实际应该叫国有资本的流失。刚才我已经说了，这种现象有，我原来在的体制内是认账的，这么大规模的改革不可能一点问题不出。我们一直讲反腐败还出了这么多腐败现象，它是一个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而且即使在当时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是比较规范的，是不存在流失的。而且我刚才讲了，实际上很多企业管理层去接盘、去出资持股他们是被逼的，是职工要求、政府要求他们带头改革，是这么一个结果（广州无线电的改革就属于此类）。这是关于怎么看待交易型流失。我觉得随着制度越来越规范，只要规范按照国家的文件做，大的交易性流失是可以防止的，小的流失永远有，这也可以看成一个改革的成本。这是第一类流失。
第二类流失叫做体制性流失，就是不改制，没有产权交易，还是百分之百国有企业，按说就没有交易性流失，没有交易，就不存在交易性流失。是不是就没有流失呢？不是这样的，通过我们现在的反腐败就能看出来，腐败就是直接导致国有资本的流失，成本为什么那么高、科龙为什么成本那么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腐败导致的。而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现象，因此腐败直接导致流失，我相信在当前这种反腐高潮当中揭露出来的这些事例，我相信大家对这一点应该是了解和认同的。另外就是由于体制机制的问题，大量产生企业的浪费，企业的投资失误，这些都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和流失一个根本的原因。原因的背后是体制机制没有改革造成的，所以我说第二种流失叫体制性流失。
也就是说，不改革不等于没有流失，不改革天天在流失，不改革会产生更大的流失。我认为对流失我们肯定是反对的，肯定是要控制的，肯定是要尽最大努力减少流失的，这两种流失都要反对，都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我觉得这是流失一个基本的认识。
另外现在对流失还有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法律不追溯以往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法律在不断的完善，有些人是用现在的法律法规去衡量当年发生的事情，就认为你当年那个事件不符合现在的政策规定，你就是流失。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法律是不追溯以往的，你判断一个事务是不是有问题，一定要把它放到当时的法律法规环境下，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判断，而不能用现在的法律。这是很多人得出了错误结论的一个根源。
第二个不能把改革红利当成流失。比如说当年你改制的时候，企业的利润是500万，就根据这500万进行审计评估，确定交易价格，包括竞价。改革以后可能经过若干年以后企业利润增长、效益提高了，利润变成1,000万，有的人就说当年利润就应该是1000万。经过改革，有500万国有资产流失了。其实从500万到1,000万的增长，是因为改革之后的红利带来的。将改革的红利看做国有资产流失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怎么看待流失，什么是流失。怎么去认识流失，这个问题在当下还是应该通过讨论，能够把这些基本的认识梳理清楚，这样有助于解脱人们的一种恐惧而导致人们不敢去改革。
顾雏军：总的来说，还是要把“郎顾之争”做一个结论，那场声势浩大的国企改革也是党中央的十五大制定的方针。这是中央制定出来的中央决定，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决定。
周放生：我重复一下，十五大是这么说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放小。这是当时十五大定的方针。
顾雏军：这个方针也是中央全会做出来的。
周放生：当然是了。
顾雏军：现在我们如果不对“郎顾之争”做出一个结论的话，十五大当初做出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举动，实际上对后来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腾飞应该在十五大轻装上阵之后才成功的，这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的。
周放生：没错，我觉得对上一轮改革评价可以从两个方面讲：因为已经过十多年了，历史在一段时间之后会看得很清楚。根据我去各地调查，上一轮改革大多数企业是改制改革比较规范的，上一轮改制企业的大多数企业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生存和发展，也有少数企业又陷入了困境，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是一个结论。正因为有十年时间，实践得出了结论。第二个结论，由于有上一轮国企改革那样一个基础，才为后来的十年经济腾飞、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如果没有上一轮国企改革的成果，很难说是不是就能够有后来的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它是一个因果关系，我觉得从这两点来回顾和评价当年的国企改革，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上一轮改革的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对的，改制的实际效果也是好的，既推动了经济改革，又推动了企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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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放生：为现在这一轮改革应该说也提供了经验，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能得出了。这个结论反过来也能够证明，当年郎咸平对上一轮改革的抹黑和诬蔑、攻击是错误的。
顾雏军：所以我认为要调查他，“郎顾之争”始作俑者的那篇文章，就是关于科龙的七种侵吞国有资产方法的文章，是不是拿了400万的钱以后才写的，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要把历史的真相还原给大家，让大家真正弄明白到底当时发起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发起来的。
周放生：对，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有没有商业犯罪行为，一个是他本身所公开表达的那些观点和结论也是错误的。
顾雏军：他在2010年以后就完全反过来了，所以这个人的思想没有学术方面一贯的持续的结论，不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可是这么一个人，居然在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明星经济专家，这是中国很奇怪的社会现象。相反，像我们这些兢兢业业做产业的人，反而莫名其妙地受到了打击，甚至还蒙冤入狱。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以前是做学问的，有自己的专利，然后靠专利发了财，然后做实业，实业我全部做的是制造业，并没有做房地产。那好，我现在还没有平反的时候，我利用时间写了这一本书，至少表明我们也是干实事的人。为什么每次受伤都是我们这些干实事的人，而那些拿了钱妖言惑众的人没有人追究他们。
我对他以前就这么说他，我现在仍然这么说他，我要求把“郎顾之争”这个背景弄明白，到底当年是起源一个什么东西，最后弄成这么一种对中国影响非常坏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现在居然没人做出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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