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当代资本主义痼疾的“四民分业”理论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考察制针业，提出劳动分工理论很久以前，中国先贤就发展了更完善的社会分工理论——“四民分业”。它通过节制资本、“不与民争利业”制度，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建立起防火墙，有效防止了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是根治当代资本主义痼疾——资本权力过度泛滥的大药！
“四民分业”理论诞生于农业时代，表面上比18世纪西欧工场手工业时代企业内部分工理论粗糙，实质上它不仅提高了生产率，也维系了社会整体平衡，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学，有着西方经济学迄今为止尚未达到的理论水准。
流源极古的《逸周书》书就屡屡提及四民分业思想，强调分业定居，通过专业化提高经济效率。《逸周书·程典解》中有：“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力治。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
《逸周书》的上述思想为《管子》所继承，在此不再详述。可以肯定的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四民分业”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战国时的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yōng sūn，意思是做饭——笔者注）而洽”，就是说贤者应与民众一起种出庄稼来吃，做出饭来才处理政务。孟子对此进行了严厉驳斥，并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断。尽管他指的是社会的纵向分层，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劳动分工，孟子还用三代圣王为例说明“大人”与“小人”分工的重要性。
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即位后欲整军经武，作丘甲。寓兵于农，让丘（古代行政单位，“四邑为丘”）民作甲。《春秋榖梁传》认为该政策与劳动分工理论不符，不合礼制。上面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
有了劳动分工，必然会产生不同职业间的利益冲突。在平衡四民关系方面，中国古典的社会分工理论要比西方劳动分工理论复杂得多。为了让读者对这种复杂的制衡关系一目了然，我们作了下图。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的制衡关系比下图所示复杂得多——比如有时国家法定利率以制约商人等等。
上图我们将工、商放在一起，把本业农以及士单列了出来，目的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简洁方便。
农、工商与士的关系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人”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反映到劳动分工上，就是士大夫进行政治治理、小人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与交换。《孟子·滕文公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与“劳力者”是阴阳互系，相辅相承的关系，双方有对等的不可转换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传统政治形象地称之为水与舟的关系——水有义务载舟，也有权力覆舟。这里水代指百姓，舟代指统治者。
西周居住在都城之内的平民——国人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尚书·洪范》讲商周治国的基本原则，其中就有，当国家的疑难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左传》中记述的大量史实表明，春秋时国人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如决定国君的废立、过问外交和战等等。《周礼·秋官·小司寇》职询万民三政，即“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可能绝非虚构。
如果君主作为统治者专制，为所欲为，不能安养百姓，百姓就有驱逐国君的权利。公元前559年，暴虐无道的卫献公被国人所驱逐，晋悼公认为卫人太过分，他的大臣师旷则认为，是卫献公没有尽到治民之责，又专权自恃才导致这样的后果。他说：
或者其君实甚……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大意是：也许是他们国君实在太过分了……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以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一定不会这样的。）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特别强调节制资本，防止商人阶层垄断国家政权。这使中国长期存在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强大中央政府，没有陷入当代资本主义的泥潭之中。因为正是商人阶层独大导致社会失衡，才使今天美国这样的国家陷入政治信任危机和经济金融危机——几乎不能自拔。
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和资本家阶层，也不是专门针对商人的政策。比如为了防止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中国历代都强调“食禄者不得争利”。
节制资本是为了制衡商人阶层。工业时代以前，农业是最主要、最根本的财富来源，抑商重农是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国策，是节制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先哲看来，四民间并不具有完全均等的地位。商人阶层更容易垄断经济，进而导致政治社会结构的整体失衡。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大意是：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
这里，太史公还应加上一句话：商不如政！战国时代卫国巨商，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和今天的美国犹太商人一样懂得投资政治的巨大利益。《战国策·秦策五》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大意是：濮阳商人吕不韦到邯郸做买卖，见到秦国入赵为质的公子异人，回家便问父亲：“农耕获利几何？”其父亲回答说：“十倍吧。”他又问：“珠宝买卖赢利几倍？”答道：“一百倍吧。”他又问：“如果拥立一位君主呢？”他父亲说：“这可无法计算了。”吕不韦说：“如今即便我艰苦工作，仍然不能衣食无忧，而拥君立国则可泽被后世。我决定去做这笔买卖。”）
于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成了吕不韦作长线投资的“政治奇货”。
商人的逐利特点决定着，他们一有机会就进行政治投击，资本权力化，以取得比市场竞争大得多的暴利。基于上述认识，即使重视商业的《管子》也不断强调本事农业的重要性，反对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防止暴利的出现；《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的作者提出以提高粮食价格和税收为杠杆调节农民与商人的利益，这种思想更具有现代意义。
针对统治者士阶层的“食禄者不得争利”，在阻止权力资本化的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陈焕章在其名著《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一书中，专辟一章（第二十八章：食禄者不得争利）讨论这一主题，他认为，这一原则会“提高统治阶级的道德水准，削除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有利地位和强大竞争力，给所有平民以充分机会——这些是该原则所求的目标。这是一个社会改革的伟大方案，其趋势是走向经济平等。”（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考察制针业，提出劳动分工理论很久以前，中国先贤就发展了更完善的社会分工理论——“四民分业”。它通过节制资本、“不与民争利业”制度，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建立起防火墙，有效防止了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是根治当代资本主义痼疾——资本权力过度泛滥的大药！
“四民分业”理论诞生于农业时代，表面上比18世纪西欧工场手工业时代企业内部分工理论粗糙，实质上它不仅提高了生产率，也维系了社会整体平衡，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学，有着西方经济学迄今为止尚未达到的理论水准。
流源极古的《逸周书》书就屡屡提及四民分业思想，强调分业定居，通过专业化提高经济效率。《逸周书·程典解》中有：“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力治。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
《逸周书》的上述思想为《管子》所继承，在此不再详述。可以肯定的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四民分业”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战国时的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yōng sūn，意思是做饭——笔者注）而洽”，就是说贤者应与民众一起种出庄稼来吃，做出饭来才处理政务。孟子对此进行了严厉驳斥，并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断。尽管他指的是社会的纵向分层，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劳动分工，孟子还用三代圣王为例说明“大人”与“小人”分工的重要性。
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即位后欲整军经武，作丘甲。寓兵于农，让丘（古代行政单位，“四邑为丘”）民作甲。《春秋榖梁传》认为该政策与劳动分工理论不符，不合礼制。上面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
有了劳动分工，必然会产生不同职业间的利益冲突。在平衡四民关系方面，中国古典的社会分工理论要比西方劳动分工理论复杂得多。为了让读者对这种复杂的制衡关系一目了然，我们作了下图。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的制衡关系比下图所示复杂得多——比如有时国家法定利率以制约商人等等。
上图我们将工、商放在一起，把本业农以及士单列了出来，目的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简洁方便。
农、工商与士的关系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人”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反映到劳动分工上，就是士大夫进行政治治理、小人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与交换。《孟子·滕文公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劳心者”与“劳力者”是阴阳互系，相辅相承的关系，双方有对等的不可转换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传统政治形象地称之为水与舟的关系——水有义务载舟，也有权力覆舟。这里水代指百姓，舟代指统治者。
西周居住在都城之内的平民——国人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尚书·洪范》讲商周治国的基本原则，其中就有，当国家的疑难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左传》中记述的大量史实表明，春秋时国人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如决定国君的废立、过问外交和战等等。《周礼·秋官·小司寇》职询万民三政，即“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可能绝非虚构。
如果君主作为统治者专制，为所欲为，不能安养百姓，百姓就有驱逐国君的权利。公元前559年，暴虐无道的卫献公被国人所驱逐，晋悼公认为卫人太过分，他的大臣师旷则认为，是卫献公没有尽到治民之责，又专权自恃才导致这样的后果。他说：
或者其君实甚……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大意是：也许是他们国君实在太过分了……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以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一定不会这样的。）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特别强调节制资本，防止商人阶层垄断国家政权。这使中国长期存在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强大中央政府，没有陷入当代资本主义的泥潭之中。因为正是商人阶层独大导致社会失衡，才使今天美国这样的国家陷入政治信任危机和经济金融危机——几乎不能自拔。
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和资本家阶层，也不是专门针对商人的政策。比如为了防止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中国历代都强调“食禄者不得争利”。
节制资本是为了制衡商人阶层。工业时代以前，农业是最主要、最根本的财富来源，抑商重农是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国策，是节制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先哲看来，四民间并不具有完全均等的地位。商人阶层更容易垄断经济，进而导致政治社会结构的整体失衡。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大意是：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
这里，太史公还应加上一句话：商不如政！战国时代卫国巨商，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和今天的美国犹太商人一样懂得投资政治的巨大利益。《战国策·秦策五》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大意是：濮阳商人吕不韦到邯郸做买卖，见到秦国入赵为质的公子异人，回家便问父亲：“农耕获利几何？”其父亲回答说：“十倍吧。”他又问：“珠宝买卖赢利几倍？”答道：“一百倍吧。”他又问：“如果拥立一位君主呢？”他父亲说：“这可无法计算了。”吕不韦说：“如今即便我艰苦工作，仍然不能衣食无忧，而拥君立国则可泽被后世。我决定去做这笔买卖。”）
于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成了吕不韦作长线投资的“政治奇货”。
商人的逐利特点决定着，他们一有机会就进行政治投击，资本权力化，以取得比市场竞争大得多的暴利。基于上述认识，即使重视商业的《管子》也不断强调本事农业的重要性，反对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防止暴利的出现；《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的作者提出以提高粮食价格和税收为杠杆调节农民与商人的利益，这种思想更具有现代意义。
针对统治者士阶层的“食禄者不得争利”，在阻止权力资本化的同时，也有效地维护了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陈焕章在其名著《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一书中，专辟一章（第二十八章：食禄者不得争利）讨论这一主题，他认为，这一原则会“提高统治阶级的道德水准，削除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有利地位和强大竞争力，给所有平民以充分机会——这些是该原则所求的目标。这是一个社会改革的伟大方案，其趋势是走向经济平等。”（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重点实验室巡礼# 【“高”掌远跖 万象更新——走进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当大量分子相互交融时，神奇的一幕就可能发生。通过调控催化聚合的条件，小分子丁烯—1变成了“塑料黄金”聚丁烯—1材料，可以广泛用于管材和薄膜制作。
人类的智慧创造出无数纷繁复杂的物质材料，如果以材料的变迁看社会文明的发展，不难发现，以塑料、橡胶与合成纤维为代表的高分子材料从20世纪就在这个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应化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高分子科学的发祥地，这里的科研人员立足前沿，探究新聚合物的性能表征，不断将“长链分子”变成日常材料。
“实验室成立30余年以来，紧紧围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发展自身学科。基础研究学科发展是实验室之本，最终目的是不断推出具有产业化能力的核心技术，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我们始终要做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这件事，从而把握高分子科学发展态势。”长春应化所研究员、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王利祥表示。
新布局：应需求而变
事实上，从1920年高分子的概念提出开始，高分子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才不过100年的发展历程，但重要性却非同寻常。
“没有橡胶就没有国防。”在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都把橡胶视为战略物资。1949年，世界合成橡胶的年产量已达60万吨，而新中国的产量几乎为零。
为了尽快掌握合成橡胶技术，长春应化所肩负使命，率先开展了相关研究。1950年12月28日，在长春应化所的中间工厂，20公斤生胶（氯丁橡胶）成功产出，标志着新中国第一块合成橡胶诞生。
从合成橡胶开始，老一辈高分子科学家不断推动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发展。1989年，依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长春应化所建立的中国科学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成立，此为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
从那时起，中国科学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便开始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不断促进高分子科学的人才流动和学科交叉渗透。
由于1995年和1999年连续两次在“国家化学学科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实验室，2000年经科技部批准，中国科学6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晋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并扩充“中国科学院—中国石化总公司高分子化学联合开放实验室”，重新组建成“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从开放实验室晋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跨越为我们提供了机遇，也让实验室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在实验室工作已有30个年头的王利祥告诉《中国科学报》，重新组建后的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对学科方向进行了重大调整，将高分子化学的部分融入高分子物理中。研究方向的拓展使得实验室在高分子学科上的布局更加完善。
“自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两条腿走路’的特色，同时也为实验室的未来发展凝聚出研究方向。”王利祥表示。
在学科布局调整的过程中，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连续5次在“国家化学学科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实验室，已成为体现我国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领域研究水平的突出代表之一。“协同攻关国家重大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长春应化所副所长逯乐慧道出其中奥秘。
围绕特色研究所的建设，实验室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针对吉林省地方的研究特色，开展了玉米后端材料加工、秸秆高值化利用、高性能农膜等多项工作，这也是国家布局的重要方向。
目前，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高分子的高性能化、高分子复杂体系和功能高分子的分子工程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坚持“基础研究面向国际化，高技术研究面向国家需求”的学术传统和战略定位，力争在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加工等领域创造出标志性成果。
新战场：让知识转为生产力
高分子材料是现代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石，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如何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是我国高分子科学研究中面临的问题。而这一点，始终贯穿在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发展过程中。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门永锋表示，实验室有义务做好高分子科学的基础研究，虽然当前生产了各种各样的新材料，但整个高分子工业中占主导的还是聚烯烃材料，实验室也正在布局相关研究，把握好“半壁江山”。
“实验室从基础研究出发，解决产业中的关键问题。例如，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与产业发展关联非常密切，我们将高分子物理领域的研究力量进行整合，与山东威高集团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合作，在医疗器械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门永锋介绍。
以静脉留置针为例，这是目前医院广泛使用的一种医疗器械。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在接近人体温度时软化，可随着血管弯曲，能显著减轻患者的不适感。但是之前这种材料被国外垄断，套管也只能依靠进口。在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威高集团的努力下，研发的新材料和产品不但具有国外同类产品的所有性能，而且还增加了抗菌、抗感染功能。
此外，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化工巨头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由门永锋领衔组织实验室聚烯烃研究链条上的主要课题组，共同承担聚烯烃结构与性能方向的攻关任务。这是2018年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与中国科研机构的最大合作项目。
为何这个项目会落地该实验室？“因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实验室都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团队，可以从聚烯烃链结构出发，形成完整的研究链条。”门永锋语气中透出自豪。
在研究与产业化之间，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路径。
长春应化所科技处副处长胡士奇表示，科研管理部门也在不断推动科研人员向产业化发展。“我们对经费不足的课题组进行改革，将它们并到上下游关联的课题组。同时引导课题组自己布局方向进行攻关。这个方向如果是对的，我们就鼓励科研人员一直向这个方向攻关。”
“在30余年的科研过程中，我认为无论研究哪个方面，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紧密围绕未来产业需求。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双轮驱动模式，构成了实验室发展的文化。”王利祥总结说。
新改革：打造高水平研究团队
在人才竞争中，东北地区的人才流失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身处其中的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无法做到“独善其身”，但在人才流动中，实验室也摸索出了巩固科研队伍的新办法。
逯乐慧告诉《中国科学报》，长春应化所经过分析发现，不少青年科研人员在子女到了上学年龄时，会选择到南方或者师范院校工作。
针对这一痛点，长春应化所对症下药。“我们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积极配合，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学争取到了一定的入学名额；同时积极向省里申请人才政策，帮助骨干人才提高待遇、解决子女入学问题；此外，针对青年人才发展，研究所拨出经费，设立协同创新项目，鼓励他们参与。”逯乐慧介绍。
除了研究所的政策，为了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2018年开始，设立了两项为期1年的火花课题，帮助青年人才成长。
实验室青年科研人员陈全的工作主要聚焦在具有可逆相互作用的高分子体系的流变学研究上，这个方向相对“小众”，但实验室在分析测试平台划出独立区域建立的流变学实验室，整合了课题组和实验室的多台流变测试仪器，为他的课题组建设提供了良好保障。
“实验室的科研评价不是量化的‘唯论文’，实验室对青年人才最大的帮助就是学科齐全，有许多老一代、中生代科学家，我希望年轻人能从‘无名’的学者成长为行业里有影响力的优秀学者。”门永锋说。
此外，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不断推动国际合作，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自2015年起，门永锋课题组与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高分子多学科中心的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Phil Coates团队深度合作，在皇家学会牛顿高级学者基金的支持下，互派科研团队骨干开展合作研究。“我们在高分子加工物理，特别是高分子固态模拉加工领域进行了优势互补的深入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Coates因与四川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及长春应化所等机构合作，还荣获了2017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门永锋说。
从新中国第一代合成橡胶到中国第一条能开工生产的生物可降解材料生产线，从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输注器械到单一高分子白光材料，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创造了高分子领域的无数“第一”。面对新需求，在这30余年中，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始终强调改革创新，于变化中寻找新突破。
面向未来，门永锋一直在构思如何更好地发挥重点实验室的优势。“我希望重点实验室保持传承，真正形成多个能打硬仗的团队，为国家高分子科学建设和高分子工程应用作出更多支撑和贡献。”门永锋说。https://t.cn/A6bnKtOh
人类的智慧创造出无数纷繁复杂的物质材料，如果以材料的变迁看社会文明的发展，不难发现，以塑料、橡胶与合成纤维为代表的高分子材料从20世纪就在这个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应化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高分子科学的发祥地，这里的科研人员立足前沿，探究新聚合物的性能表征，不断将“长链分子”变成日常材料。
“实验室成立30余年以来，紧紧围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发展自身学科。基础研究学科发展是实验室之本，最终目的是不断推出具有产业化能力的核心技术，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我们始终要做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这件事，从而把握高分子科学发展态势。”长春应化所研究员、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王利祥表示。
新布局：应需求而变
事实上，从1920年高分子的概念提出开始，高分子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才不过100年的发展历程，但重要性却非同寻常。
“没有橡胶就没有国防。”在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都把橡胶视为战略物资。1949年，世界合成橡胶的年产量已达60万吨，而新中国的产量几乎为零。
为了尽快掌握合成橡胶技术，长春应化所肩负使命，率先开展了相关研究。1950年12月28日，在长春应化所的中间工厂，20公斤生胶（氯丁橡胶）成功产出，标志着新中国第一块合成橡胶诞生。
从合成橡胶开始，老一辈高分子科学家不断推动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发展。1989年，依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长春应化所建立的中国科学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成立，此为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
从那时起，中国科学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便开始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不断促进高分子科学的人才流动和学科交叉渗透。
由于1995年和1999年连续两次在“国家化学学科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实验室，2000年经科技部批准，中国科学6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晋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并扩充“中国科学院—中国石化总公司高分子化学联合开放实验室”，重新组建成“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从开放实验室晋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跨越为我们提供了机遇，也让实验室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在实验室工作已有30个年头的王利祥告诉《中国科学报》，重新组建后的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对学科方向进行了重大调整，将高分子化学的部分融入高分子物理中。研究方向的拓展使得实验室在高分子学科上的布局更加完善。
“自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两条腿走路’的特色，同时也为实验室的未来发展凝聚出研究方向。”王利祥表示。
在学科布局调整的过程中，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连续5次在“国家化学学科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实验室，已成为体现我国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领域研究水平的突出代表之一。“协同攻关国家重大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长春应化所副所长逯乐慧道出其中奥秘。
围绕特色研究所的建设，实验室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针对吉林省地方的研究特色，开展了玉米后端材料加工、秸秆高值化利用、高性能农膜等多项工作，这也是国家布局的重要方向。
目前，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高分子的高性能化、高分子复杂体系和功能高分子的分子工程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坚持“基础研究面向国际化，高技术研究面向国家需求”的学术传统和战略定位，力争在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加工等领域创造出标志性成果。
新战场：让知识转为生产力
高分子材料是现代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石，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如何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是我国高分子科学研究中面临的问题。而这一点，始终贯穿在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发展过程中。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门永锋表示，实验室有义务做好高分子科学的基础研究，虽然当前生产了各种各样的新材料，但整个高分子工业中占主导的还是聚烯烃材料，实验室也正在布局相关研究，把握好“半壁江山”。
“实验室从基础研究出发，解决产业中的关键问题。例如，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与产业发展关联非常密切，我们将高分子物理领域的研究力量进行整合，与山东威高集团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合作，在医疗器械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门永锋介绍。
以静脉留置针为例，这是目前医院广泛使用的一种医疗器械。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在接近人体温度时软化，可随着血管弯曲，能显著减轻患者的不适感。但是之前这种材料被国外垄断，套管也只能依靠进口。在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威高集团的努力下，研发的新材料和产品不但具有国外同类产品的所有性能，而且还增加了抗菌、抗感染功能。
此外，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化工巨头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由门永锋领衔组织实验室聚烯烃研究链条上的主要课题组，共同承担聚烯烃结构与性能方向的攻关任务。这是2018年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与中国科研机构的最大合作项目。
为何这个项目会落地该实验室？“因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实验室都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团队，可以从聚烯烃链结构出发，形成完整的研究链条。”门永锋语气中透出自豪。
在研究与产业化之间，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路径。
长春应化所科技处副处长胡士奇表示，科研管理部门也在不断推动科研人员向产业化发展。“我们对经费不足的课题组进行改革，将它们并到上下游关联的课题组。同时引导课题组自己布局方向进行攻关。这个方向如果是对的，我们就鼓励科研人员一直向这个方向攻关。”
“在30余年的科研过程中，我认为无论研究哪个方面，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紧密围绕未来产业需求。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双轮驱动模式，构成了实验室发展的文化。”王利祥总结说。
新改革：打造高水平研究团队
在人才竞争中，东北地区的人才流失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身处其中的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无法做到“独善其身”，但在人才流动中，实验室也摸索出了巩固科研队伍的新办法。
逯乐慧告诉《中国科学报》，长春应化所经过分析发现，不少青年科研人员在子女到了上学年龄时，会选择到南方或者师范院校工作。
针对这一痛点，长春应化所对症下药。“我们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积极配合，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学争取到了一定的入学名额；同时积极向省里申请人才政策，帮助骨干人才提高待遇、解决子女入学问题；此外，针对青年人才发展，研究所拨出经费，设立协同创新项目，鼓励他们参与。”逯乐慧介绍。
除了研究所的政策，为了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2018年开始，设立了两项为期1年的火花课题，帮助青年人才成长。
实验室青年科研人员陈全的工作主要聚焦在具有可逆相互作用的高分子体系的流变学研究上，这个方向相对“小众”，但实验室在分析测试平台划出独立区域建立的流变学实验室，整合了课题组和实验室的多台流变测试仪器，为他的课题组建设提供了良好保障。
“实验室的科研评价不是量化的‘唯论文’，实验室对青年人才最大的帮助就是学科齐全，有许多老一代、中生代科学家，我希望年轻人能从‘无名’的学者成长为行业里有影响力的优秀学者。”门永锋说。
此外，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不断推动国际合作，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自2015年起，门永锋课题组与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高分子多学科中心的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Phil Coates团队深度合作，在皇家学会牛顿高级学者基金的支持下，互派科研团队骨干开展合作研究。“我们在高分子加工物理，特别是高分子固态模拉加工领域进行了优势互补的深入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Coates因与四川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及长春应化所等机构合作，还荣获了2017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门永锋说。
从新中国第一代合成橡胶到中国第一条能开工生产的生物可降解材料生产线，从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输注器械到单一高分子白光材料，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创造了高分子领域的无数“第一”。面对新需求，在这30余年中，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始终强调改革创新，于变化中寻找新突破。
面向未来，门永锋一直在构思如何更好地发挥重点实验室的优势。“我希望重点实验室保持传承，真正形成多个能打硬仗的团队，为国家高分子科学建设和高分子工程应用作出更多支撑和贡献。”门永锋说。https://t.cn/A6bnKtOh
德国队的问题是在于没有中锋吗？看看防守有多烂
德国队目前总被外界冠以“无高中锋”，但实际上德国队队史上就鲜有高中锋。
克林斯曼，克洛泽，鲁梅尼格，沃勒尔等均为一米八五以下的球员，而只有扬克尔，比埃尔霍夫，才是身高达到一米九的球员。所以德国队根本不是需要高中锋，而是真中锋，如同克林斯曼，克洛泽，比利亚这种正九号，而目前队中只有格纳布里，萨内，维尔纳这种伪九号，或者严格说他们无法胜任支点作用，而所谓支点，很多人的理解都已走向误区。
除德国外，其余世界强队都有很多中锋，但身高都为过一米八八，已经退役的罗纳尔多，比利亚，舍瓦，身高都不是特别高，但却完全胜任九号位，但很多球迷都以为所谓支点，就必须是比埃尔霍夫这种篮球身高，其实不然，现今足坛的中锋里就有很多如：阿圭罗，瓦尔迪这种中等身材的中锋，他们是纯正的中锋，总能在对方禁区捕捉战机，这就是中锋的作用。另外也可吸引对手注意力，出其不意。所以德国队目前需要的是一名真正的中锋，而非高大中锋。
前锋的作用就是进球，像昔日大罗，舍瓦，都是高产射手。但现在德国队中没有真正的中锋球员，所以就必须以格纳布里和萨内二合一，以二人之力合成中锋的作用，对于目前的德国队也不失为一种办法。缺少箭头成为德国队当前的苦恼，昔日的盖德穆勒，鲁梅尼格，沃勒尔，克林斯曼，克洛泽都是纯正的九号球员，是实打实的中锋，可现在的德国队中就连基尔斯滕这种球员都缺少，所以勒夫要思索出良方，以备万全。但我认为虽然目前没有中锋的事实成为了德国队的梦魇，但至少格纳布里或萨内都很有天赋，加之亦有布兰特，哈弗茨这种全才球员，相信进攻端不成问题。而且从近来的几场比赛来看，德国队的进球很多，所以不存在进攻便秘，而从进攻垂直到防守，就能看到防线的疲软和弊病。
所以勒夫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解决防守端的问题，而非进攻。
所以德国球迷看的的问题却与现实相左。无论从欧国联或欧预赛亦或热身赛，德国队的防守问题一直是不完善，甚至有些业余。从18年到20年，从欧国联到热身赛，德国队与强队交手的成绩都不好，唯一一次胜绩则是德国在欧预赛里战胜荷兰，此外在欧国联的比赛中德国面对法国，西班牙，却无一胜绩。并且两度被荷兰双杀，成为球迷倒戈勒夫的最强事实。诚然，任何球队都有低估，德国队在世界杯惨败后，要进行整合和试炼，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从最近的比赛中可以看得出德国队从未看重欧国联的比赛，而是以练兵为主，比赛为辅的主旨去实施。所以我们也不必过于对勒夫进行口诛笔伐。
但从比赛中也能阅读出很多问题，这是勒夫不能回避的，虽然从欧国联的比赛性质看，成绩好坏值得商榷。但如果不能小组出线，是否实在说不过去？难道勒夫要重蹈覆辙？如果不能小组出线，可能对于德国来说会少了很多机会（练兵），而且从投入度看，欧国联的比赛还是让很多强队认真比赛的，这点要略强于热身赛。所以综合比赛性质强弱看，欧国联的比赛还是比较规范和正式的，所以希望德国队不要再以半投入的状态面对比赛，每一场比赛，国家队的比赛都是极其重要而严肃的，因为国家队在一起合练的机会本来就很少，所以每次比赛都是十分重要的部分，需要极其认真。而球员也需要珍惜场上的分秒，去体现自我价值。
而我观察勒夫，从18世界杯结束后，以欧国联的比赛为例，他使用的后卫和中卫已经有接近19位，他不停的在试炼和实验，至今的效果依然中下，而对于博阿滕，胡梅尔斯却依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们可以理解勒夫，想要推陈出新。但似乎以目前的德国来说，很难找出优秀的中卫，所以勒夫应该直面现实，改变思路，推翻自我。重新召回：博阿滕，胡梅尔斯，穆勒。要让此三人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正是德国队目前急需的，也是领袖精神。一支球队，要保证成绩好，需要一条稳定的后防线做基础。这是必须的，而如今德国队正是缺少一条优秀的防线做支撑，导致德国队为欧洲杯前景蒙上了阴影。
虽然进攻不再像18年那样便秘，而且有时可以行云流水，但防守却成为目前的顽疾，世界杯后，勒夫在欧国联，热身赛，欧预赛中反复尝试新阵型，新组合，甚至让很多球员上场历练，其中包括有拉拢性质的达胡德（只要球员为成年队出场比赛，就不能选择为其他国家队效力，而达胡德拥有德国和阿富汗双重国籍）。但成绩平平，除去欧预赛中的大杀四方，在欧国联的比赛就像一支弱旅。丝毫无强队风范，从精气神看，德国队呈现出的种种，完全摒弃了90年代那种高大上，却变换为小快灵，可能这种转变也成为了目前德国队的整体现象，但德国队不能遗忘传统，在传控流不断被现实鞭笞后，勒夫需要及时转变，球风不要再偏软，而要变硬，不能一味在对方禁区传来传去，要一脚出球，适当尝试远射，虽然14年德国队是以传控战术获得冠军，但队中亦有施魏因斯泰格这种善于远射的球员，而德国队目前恰恰缺少这种（远射）。
所以德国队要渐渐走出误区，回归正轨。不能再像东方不败那样阴郁，而要像萧峰一样阳刚，不能再练葵花宝典，而要耍起降龙十八掌，德国队本就适合于阳刚和粗枝大叶，他们善于高空轰炸，地面俯冲，而非将时间和体力浪费在传球上。德国队应该学会高位逼抢，而非现在的非传控和非防反，整体就是四不像，既不是正宗传控，也不是纯粹的防反，看来不仅德国球迷走进了误区，勒夫也走进了-----------误区。#吐槽个球##世界杯##足球#
德国队目前总被外界冠以“无高中锋”，但实际上德国队队史上就鲜有高中锋。
克林斯曼，克洛泽，鲁梅尼格，沃勒尔等均为一米八五以下的球员，而只有扬克尔，比埃尔霍夫，才是身高达到一米九的球员。所以德国队根本不是需要高中锋，而是真中锋，如同克林斯曼，克洛泽，比利亚这种正九号，而目前队中只有格纳布里，萨内，维尔纳这种伪九号，或者严格说他们无法胜任支点作用，而所谓支点，很多人的理解都已走向误区。
除德国外，其余世界强队都有很多中锋，但身高都为过一米八八，已经退役的罗纳尔多，比利亚，舍瓦，身高都不是特别高，但却完全胜任九号位，但很多球迷都以为所谓支点，就必须是比埃尔霍夫这种篮球身高，其实不然，现今足坛的中锋里就有很多如：阿圭罗，瓦尔迪这种中等身材的中锋，他们是纯正的中锋，总能在对方禁区捕捉战机，这就是中锋的作用。另外也可吸引对手注意力，出其不意。所以德国队目前需要的是一名真正的中锋，而非高大中锋。
前锋的作用就是进球，像昔日大罗，舍瓦，都是高产射手。但现在德国队中没有真正的中锋球员，所以就必须以格纳布里和萨内二合一，以二人之力合成中锋的作用，对于目前的德国队也不失为一种办法。缺少箭头成为德国队当前的苦恼，昔日的盖德穆勒，鲁梅尼格，沃勒尔，克林斯曼，克洛泽都是纯正的九号球员，是实打实的中锋，可现在的德国队中就连基尔斯滕这种球员都缺少，所以勒夫要思索出良方，以备万全。但我认为虽然目前没有中锋的事实成为了德国队的梦魇，但至少格纳布里或萨内都很有天赋，加之亦有布兰特，哈弗茨这种全才球员，相信进攻端不成问题。而且从近来的几场比赛来看，德国队的进球很多，所以不存在进攻便秘，而从进攻垂直到防守，就能看到防线的疲软和弊病。
所以勒夫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解决防守端的问题，而非进攻。
所以德国球迷看的的问题却与现实相左。无论从欧国联或欧预赛亦或热身赛，德国队的防守问题一直是不完善，甚至有些业余。从18年到20年，从欧国联到热身赛，德国队与强队交手的成绩都不好，唯一一次胜绩则是德国在欧预赛里战胜荷兰，此外在欧国联的比赛中德国面对法国，西班牙，却无一胜绩。并且两度被荷兰双杀，成为球迷倒戈勒夫的最强事实。诚然，任何球队都有低估，德国队在世界杯惨败后，要进行整合和试炼，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从最近的比赛中可以看得出德国队从未看重欧国联的比赛，而是以练兵为主，比赛为辅的主旨去实施。所以我们也不必过于对勒夫进行口诛笔伐。
但从比赛中也能阅读出很多问题，这是勒夫不能回避的，虽然从欧国联的比赛性质看，成绩好坏值得商榷。但如果不能小组出线，是否实在说不过去？难道勒夫要重蹈覆辙？如果不能小组出线，可能对于德国来说会少了很多机会（练兵），而且从投入度看，欧国联的比赛还是让很多强队认真比赛的，这点要略强于热身赛。所以综合比赛性质强弱看，欧国联的比赛还是比较规范和正式的，所以希望德国队不要再以半投入的状态面对比赛，每一场比赛，国家队的比赛都是极其重要而严肃的，因为国家队在一起合练的机会本来就很少，所以每次比赛都是十分重要的部分，需要极其认真。而球员也需要珍惜场上的分秒，去体现自我价值。
而我观察勒夫，从18世界杯结束后，以欧国联的比赛为例，他使用的后卫和中卫已经有接近19位，他不停的在试炼和实验，至今的效果依然中下，而对于博阿滕，胡梅尔斯却依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们可以理解勒夫，想要推陈出新。但似乎以目前的德国来说，很难找出优秀的中卫，所以勒夫应该直面现实，改变思路，推翻自我。重新召回：博阿滕，胡梅尔斯，穆勒。要让此三人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正是德国队目前急需的，也是领袖精神。一支球队，要保证成绩好，需要一条稳定的后防线做基础。这是必须的，而如今德国队正是缺少一条优秀的防线做支撑，导致德国队为欧洲杯前景蒙上了阴影。
虽然进攻不再像18年那样便秘，而且有时可以行云流水，但防守却成为目前的顽疾，世界杯后，勒夫在欧国联，热身赛，欧预赛中反复尝试新阵型，新组合，甚至让很多球员上场历练，其中包括有拉拢性质的达胡德（只要球员为成年队出场比赛，就不能选择为其他国家队效力，而达胡德拥有德国和阿富汗双重国籍）。但成绩平平，除去欧预赛中的大杀四方，在欧国联的比赛就像一支弱旅。丝毫无强队风范，从精气神看，德国队呈现出的种种，完全摒弃了90年代那种高大上，却变换为小快灵，可能这种转变也成为了目前德国队的整体现象，但德国队不能遗忘传统，在传控流不断被现实鞭笞后，勒夫需要及时转变，球风不要再偏软，而要变硬，不能一味在对方禁区传来传去，要一脚出球，适当尝试远射，虽然14年德国队是以传控战术获得冠军，但队中亦有施魏因斯泰格这种善于远射的球员，而德国队目前恰恰缺少这种（远射）。
所以德国队要渐渐走出误区，回归正轨。不能再像东方不败那样阴郁，而要像萧峰一样阳刚，不能再练葵花宝典，而要耍起降龙十八掌，德国队本就适合于阳刚和粗枝大叶，他们善于高空轰炸，地面俯冲，而非将时间和体力浪费在传球上。德国队应该学会高位逼抢，而非现在的非传控和非防反，整体就是四不像，既不是正宗传控，也不是纯粹的防反，看来不仅德国球迷走进了误区，勒夫也走进了-----------误区。#吐槽个球##世界杯##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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