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剧名拗口到观众集体上头，然而《你是我的城池营垒》一开始拿得并不是真香剧的配置。
原著是经典军旅言情的IP，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所以还是带有一丝古早味儿；白敬亭和马思纯乍看之下CP感缺缺，一个偶像派一个现实感，貌似融合度有点问题。总之，整体的故事和演员配置没有新奇到让人第一眼被吸引。在开播前这部剧的大众期待值并不算非常高，刚播出还得到了“土味版《太阳的后裔》”的戏谑评价。
真香永远不会迟到。《城池营垒》不仅有了8.0的豆瓣高分，也把把白敬亭从“万年男二”的刻板印象里一下子拔了出来，尽管他之前也有几部担纲主演的剧，但显然没有这部剧带给他的加持要大。穿上制服的白敬亭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戏路，而憨憨的马思纯这次也没有被大面积批评是傻白甜。
尽管剧中的雷人桥段和套路场面也不少，男女主情感推进更是靠“工具人”一般的刻板剧情推进，但有点土，又有点甜，再品还有点现实感的味道，这部剧奇也就奇在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爆款剧的配置，硬是从耽改和悬爱的凶猛围堵中突围了。
《城池营垒》更像是一颗“怪味豆”，虽然槽点不少，但的确有其可以咂摸的味道。
演员人设：
看似不搭，竟也真香
白敬亭饰演的邢克垒，在本剧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一方面是其人设和演员的表演相当贴合，以至于很多观众在看剧的时候疯狂带入的是白敬亭本人，弹幕评论两开花齐齐造梗，白敬亭戏外“直男表现”的梗不断被提起，比如“米佧（马思纯饰演）怎么惩罚邢克垒？”弹幕很快就有人调侃起“爱鞋男孩”：“踩他的A锥”，“让白rap穿着A锥去泥地里唱RAP！”
“直男”如白敬亭，恰好接到了一个既能放大他个性中有趣之处，人设又比他本人更讨喜一些的角色：年轻帅气、口嫌体直，前期“追妻火葬场”，甜起来也齁的人眼睛疼。
而白敬亭本人用一种反差萌大体hold住了这个角色，偶像感之外多了一丝正剧小生的范儿，激烈打斗时又不时溢出苏感，整体看来，白敬亭演特警不出戏，且有意料之外的切合感。
马思纯则是延续了她在戏外带给人敏感温柔的感觉，很多场面比如米佧坚持不顾自己组的训练成绩也要帮助其他组先救助伤员这样非常容易变“圣母”的剧情，马思纯恰好能用她的那一点小倔强演出几分真实感，轴还是轴，倒显得没有那么矫情。
男女主演的人设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冷面心热特警男x温暖热心女医生的配置也不新奇，但这部剧之所以能从“土味版”逆袭到被观众认可的本土军旅偶像剧，也源于其剧本和演员之间足够了解。
白敬亭和马思纯的确存在调性画风不搭的问题，但在剧中人设亦悬浮亦现实的设定下，两个演员都找到了自己本色出演的部分，所谓“合适”也许就是最标准的答案。
有趣的是，这两位演员之前的电视剧事业之路都曾遭遇不顺，马思纯总被诟病选戏不佳，白敬亭则是一直兢兢业业地演，一直保持着“剧挺好但好像始终没有代表作”的状态，《城池营垒》从立意和艺术性等角度出发都不算优越，恰好也算暂时给了两位演员一个落脚点。
从前期不被看好到后期被磕到飞起，剧中CP营造出氛围感也像是一种玄学：明明看着不像有火花，怎么擦枪走火起来那么要命？两人恋爱里的尴尬、耿直、爱意，基本也都被写实的笔触捕捉，即便剧情堆砌再刻意，情愫基本也都是自然而然地喂到了观众的嘴边。
有什么比磕一部有颜、有氛围、有暗流涌动又不是工业糖精的甜剧来的快乐呢？有时候满足观众也很简单。
写实感和偶像感：
左右互博，却也成了
前文提到的“写实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整部剧偏现实感的基调造就的。
以往播出的军旅情感剧不少见，或许是为了迎合女性观众里对“军恋”的向往，一用力过猛就把男主角写成刀枪不入的神兵，上演种种尴尬到脚趾扣地的剧情，《你和我的倾城时光》里金瀚饰演的特种兵深入毒枭基地营救被劫持的赵丽颖，只见他怀抱赵丽颖转着圈向四周扫射，看似很酷炫很无敌，但却把女主角的背部始终留给敌人、无意（编剧当然不是故意）为自己挡抢的设定，让这部剧招来了“幼稚”“悬浮”的大面积负评声。
更别提这些军人大概率还是高干子弟或者财阀二代，为了理想才使出一身武艺保卫家国，进可成骁勇神兵，退也可有家族企业等着继承，摇身一变还是邪魅霸总。
《城池营垒》用白敬亭演军人本来不被看好，周所周知他“白瘦幼”，剧中米佧“官方吐槽”邢克垒长得太清秀不像特警队长，邢克垒的一句台词可能就是白敬亭的心声：“我还白？（撸起袖子）你知道我以前有多白吗？”
事实证明，不强拗霸气狂狷的姿态，清秀特种兵也有春天。邢克垒的现实感是通过抛弃不必要的打斗炫技、符合基本逻辑的特警营救剧情设计来完成的，开篇的珠宝店劫匪案就基本为全剧定好了现实感的调子，白敬亭的“眼”技和声线也没让人失望，不浮夸，不欠缺。
另外，对于这群特警的日常工作和训练描绘虽着墨不多但没有脱缰，基本遵循了朴实主义，场景没有花花绿绿的滤镜和端着下不来的“伪高大上”，再加上女主角马思纯饰演新手医生的倔劲儿和理想主义，甚至是做手术时候的血肉淋漓细节，整部剧的现实感算是及格了。
但仅仅如此还不够，男女主角要情感递进要谈恋爱，怎么基于彼此的职业背景专业度不悬浮还有戏看，这便是编剧要下功夫的地方了。
职业场景基本符合逻辑和七八分真实感官体验，在辅助剧情方面没掉链子，特警邢克垒在“战场”上守住了专业和帅的平衡，马思纯则在职业进阶中不断向自己发出追问，两个场景又时不时地发生交互，“战场”和“神职”的光环便由此而来，戏剧冲突足够。比如一场激烈的追捕戏后，因为要先救嫌犯还是先救负伤的特警的问题，邢克垒和其队员和米佧的导师产生了分歧，而邢克垒对医生的拷问直到最终认同，也表明了他与米佧之间存在天然的连接又有必然的冲突，背景线在既有现实感又不沦为撒狗血的前提下，通过一些具体事件和冲突完成了对职场背景和人物性格的融合塑造，还有和恋爱故事的嵌合。
仅从这一点来看，这部剧所贡献的“真实感”，由于不浮夸和朴素主义的特征，甚至已经跑赢了不少专门聚焦的职场剧、行业剧。
《城池营垒》的化学反应便是产生在这里：它的土味和甜味，靠现实感中和，而CP感既带动了剧情，也同时被剧集质感所催生、推动。
仍有缺憾：
故事张力不足，终也过誉
该剧“写实感”另一重加持，也来自在电影里摸爬滚打出生活感的马思纯的气质，某些场合，她甚至比白敬亭队伍里的特警更像是真正存在的人，观众很难从她的日常憨笑、遇事执拗和星星眼里出戏，但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偶像感不足。
演员的画面和表演过于自然生活流，对于一部谈情说爱的偶像剧来说并非全是好事，但恰好是白敬亭的偶像感中和了马思纯的生活感，马思纯的自然派演技又刚好弥补了些许这部剧的悬浮，两人的CP感很大程度是“演”出来的，这也赋予了剧集一种以主角为中心扩散的光环，其余角落却光照不到、显得并不为人注意的的割裂感。
当然，这仍然是跟剧情本身的模式化设置有关：女主角的培训结不了业那就安排男女主一起去处理突发事故，受点小伤升温感情，顺便立功拿回结业证；转头回到医院赢得主治医师的青睐，靠的还是电梯突然故障和女主的沉稳应对；要展开另一对儿CP线的故事，那就安排恰巧是女主闺蜜的记者到训练营采访，展开欢喜冤家的套路关系……CP们缠缠绕绕，彼此给彼此的剧情发展递台阶。
本该配上更流畅和更有回味空间的剧情，却意外显露了剧本在架构设置上的短板，不得不用生硬的“突发事件”来衔接，故事张力明显不足。但那又怎么样呢？如此也不影响观众的磕糖体验，可见观众是多么想吃这一嘴“天然糖”。
由此可见，在职场感上进了一步的《城池营垒》，却在故事性上暴露了其短板，这仍是它的缺陷和不可忽视的症结。
尽管这部剧在专业度、职业感包括视效体验上都做了许多努力，剧情转折上的刻意、粗糙，使得这部剧很难再超越“甜宠偶像剧”的标签，更是无法称之为“军旅偶像”的标杆。
众所周知，正剧和都市偶像剧气场的不同正是源于更有严谨度和层次感的故事，《城池营垒》颇有种为了追求自然而然的“巧合”去推进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线，而放弃更高级的剧情追求之嫌。作为一部甜宠类型剧集，它无疑能拿到优秀分，但往更高处看，便也没有更多了。
这也是当下8.0的高评分让人颇感违和的原因：它走了一部别出心裁的奇棋，但不代表它本身应该拿到这个成绩。
剧情先天不足、酷爱套路，就造成了这部剧好看、好磕，但也容易中途“下头”、弃剧。回想剧集刚开始紧张剧情的那种箭在弦上，之后两人情愫暗埋的前四集，那些训练过程自然舒畅地便给到了各个主演、参演的职业特征和个人特征……这部剧笼罩着的近乎行业剧、职场剧的气质本就优秀且少见，最终还是“套路”误口碑，令人惋惜。
原著是经典军旅言情的IP，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所以还是带有一丝古早味儿；白敬亭和马思纯乍看之下CP感缺缺，一个偶像派一个现实感，貌似融合度有点问题。总之，整体的故事和演员配置没有新奇到让人第一眼被吸引。在开播前这部剧的大众期待值并不算非常高，刚播出还得到了“土味版《太阳的后裔》”的戏谑评价。
真香永远不会迟到。《城池营垒》不仅有了8.0的豆瓣高分，也把把白敬亭从“万年男二”的刻板印象里一下子拔了出来，尽管他之前也有几部担纲主演的剧，但显然没有这部剧带给他的加持要大。穿上制服的白敬亭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戏路，而憨憨的马思纯这次也没有被大面积批评是傻白甜。
尽管剧中的雷人桥段和套路场面也不少，男女主情感推进更是靠“工具人”一般的刻板剧情推进，但有点土，又有点甜，再品还有点现实感的味道，这部剧奇也就奇在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爆款剧的配置，硬是从耽改和悬爱的凶猛围堵中突围了。
《城池营垒》更像是一颗“怪味豆”，虽然槽点不少，但的确有其可以咂摸的味道。
演员人设：
看似不搭，竟也真香
白敬亭饰演的邢克垒，在本剧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一方面是其人设和演员的表演相当贴合，以至于很多观众在看剧的时候疯狂带入的是白敬亭本人，弹幕评论两开花齐齐造梗，白敬亭戏外“直男表现”的梗不断被提起，比如“米佧（马思纯饰演）怎么惩罚邢克垒？”弹幕很快就有人调侃起“爱鞋男孩”：“踩他的A锥”，“让白rap穿着A锥去泥地里唱RAP！”
“直男”如白敬亭，恰好接到了一个既能放大他个性中有趣之处，人设又比他本人更讨喜一些的角色：年轻帅气、口嫌体直，前期“追妻火葬场”，甜起来也齁的人眼睛疼。
而白敬亭本人用一种反差萌大体hold住了这个角色，偶像感之外多了一丝正剧小生的范儿，激烈打斗时又不时溢出苏感，整体看来，白敬亭演特警不出戏，且有意料之外的切合感。
马思纯则是延续了她在戏外带给人敏感温柔的感觉，很多场面比如米佧坚持不顾自己组的训练成绩也要帮助其他组先救助伤员这样非常容易变“圣母”的剧情，马思纯恰好能用她的那一点小倔强演出几分真实感，轴还是轴，倒显得没有那么矫情。
男女主演的人设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冷面心热特警男x温暖热心女医生的配置也不新奇，但这部剧之所以能从“土味版”逆袭到被观众认可的本土军旅偶像剧，也源于其剧本和演员之间足够了解。
白敬亭和马思纯的确存在调性画风不搭的问题，但在剧中人设亦悬浮亦现实的设定下，两个演员都找到了自己本色出演的部分，所谓“合适”也许就是最标准的答案。
有趣的是，这两位演员之前的电视剧事业之路都曾遭遇不顺，马思纯总被诟病选戏不佳，白敬亭则是一直兢兢业业地演，一直保持着“剧挺好但好像始终没有代表作”的状态，《城池营垒》从立意和艺术性等角度出发都不算优越，恰好也算暂时给了两位演员一个落脚点。
从前期不被看好到后期被磕到飞起，剧中CP营造出氛围感也像是一种玄学：明明看着不像有火花，怎么擦枪走火起来那么要命？两人恋爱里的尴尬、耿直、爱意，基本也都被写实的笔触捕捉，即便剧情堆砌再刻意，情愫基本也都是自然而然地喂到了观众的嘴边。
有什么比磕一部有颜、有氛围、有暗流涌动又不是工业糖精的甜剧来的快乐呢？有时候满足观众也很简单。
写实感和偶像感：
左右互博，却也成了
前文提到的“写实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整部剧偏现实感的基调造就的。
以往播出的军旅情感剧不少见，或许是为了迎合女性观众里对“军恋”的向往，一用力过猛就把男主角写成刀枪不入的神兵，上演种种尴尬到脚趾扣地的剧情，《你和我的倾城时光》里金瀚饰演的特种兵深入毒枭基地营救被劫持的赵丽颖，只见他怀抱赵丽颖转着圈向四周扫射，看似很酷炫很无敌，但却把女主角的背部始终留给敌人、无意（编剧当然不是故意）为自己挡抢的设定，让这部剧招来了“幼稚”“悬浮”的大面积负评声。
更别提这些军人大概率还是高干子弟或者财阀二代，为了理想才使出一身武艺保卫家国，进可成骁勇神兵，退也可有家族企业等着继承，摇身一变还是邪魅霸总。
《城池营垒》用白敬亭演军人本来不被看好，周所周知他“白瘦幼”，剧中米佧“官方吐槽”邢克垒长得太清秀不像特警队长，邢克垒的一句台词可能就是白敬亭的心声：“我还白？（撸起袖子）你知道我以前有多白吗？”
事实证明，不强拗霸气狂狷的姿态，清秀特种兵也有春天。邢克垒的现实感是通过抛弃不必要的打斗炫技、符合基本逻辑的特警营救剧情设计来完成的，开篇的珠宝店劫匪案就基本为全剧定好了现实感的调子，白敬亭的“眼”技和声线也没让人失望，不浮夸，不欠缺。
另外，对于这群特警的日常工作和训练描绘虽着墨不多但没有脱缰，基本遵循了朴实主义，场景没有花花绿绿的滤镜和端着下不来的“伪高大上”，再加上女主角马思纯饰演新手医生的倔劲儿和理想主义，甚至是做手术时候的血肉淋漓细节，整部剧的现实感算是及格了。
但仅仅如此还不够，男女主角要情感递进要谈恋爱，怎么基于彼此的职业背景专业度不悬浮还有戏看，这便是编剧要下功夫的地方了。
职业场景基本符合逻辑和七八分真实感官体验，在辅助剧情方面没掉链子，特警邢克垒在“战场”上守住了专业和帅的平衡，马思纯则在职业进阶中不断向自己发出追问，两个场景又时不时地发生交互，“战场”和“神职”的光环便由此而来，戏剧冲突足够。比如一场激烈的追捕戏后，因为要先救嫌犯还是先救负伤的特警的问题，邢克垒和其队员和米佧的导师产生了分歧，而邢克垒对医生的拷问直到最终认同，也表明了他与米佧之间存在天然的连接又有必然的冲突，背景线在既有现实感又不沦为撒狗血的前提下，通过一些具体事件和冲突完成了对职场背景和人物性格的融合塑造，还有和恋爱故事的嵌合。
仅从这一点来看，这部剧所贡献的“真实感”，由于不浮夸和朴素主义的特征，甚至已经跑赢了不少专门聚焦的职场剧、行业剧。
《城池营垒》的化学反应便是产生在这里：它的土味和甜味，靠现实感中和，而CP感既带动了剧情，也同时被剧集质感所催生、推动。
仍有缺憾：
故事张力不足，终也过誉
该剧“写实感”另一重加持，也来自在电影里摸爬滚打出生活感的马思纯的气质，某些场合，她甚至比白敬亭队伍里的特警更像是真正存在的人，观众很难从她的日常憨笑、遇事执拗和星星眼里出戏，但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偶像感不足。
演员的画面和表演过于自然生活流，对于一部谈情说爱的偶像剧来说并非全是好事，但恰好是白敬亭的偶像感中和了马思纯的生活感，马思纯的自然派演技又刚好弥补了些许这部剧的悬浮，两人的CP感很大程度是“演”出来的，这也赋予了剧集一种以主角为中心扩散的光环，其余角落却光照不到、显得并不为人注意的的割裂感。
当然，这仍然是跟剧情本身的模式化设置有关：女主角的培训结不了业那就安排男女主一起去处理突发事故，受点小伤升温感情，顺便立功拿回结业证；转头回到医院赢得主治医师的青睐，靠的还是电梯突然故障和女主的沉稳应对；要展开另一对儿CP线的故事，那就安排恰巧是女主闺蜜的记者到训练营采访，展开欢喜冤家的套路关系……CP们缠缠绕绕，彼此给彼此的剧情发展递台阶。
本该配上更流畅和更有回味空间的剧情，却意外显露了剧本在架构设置上的短板，不得不用生硬的“突发事件”来衔接，故事张力明显不足。但那又怎么样呢？如此也不影响观众的磕糖体验，可见观众是多么想吃这一嘴“天然糖”。
由此可见，在职场感上进了一步的《城池营垒》，却在故事性上暴露了其短板，这仍是它的缺陷和不可忽视的症结。
尽管这部剧在专业度、职业感包括视效体验上都做了许多努力，剧情转折上的刻意、粗糙，使得这部剧很难再超越“甜宠偶像剧”的标签，更是无法称之为“军旅偶像”的标杆。
众所周知，正剧和都市偶像剧气场的不同正是源于更有严谨度和层次感的故事，《城池营垒》颇有种为了追求自然而然的“巧合”去推进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线，而放弃更高级的剧情追求之嫌。作为一部甜宠类型剧集，它无疑能拿到优秀分，但往更高处看，便也没有更多了。
这也是当下8.0的高评分让人颇感违和的原因：它走了一部别出心裁的奇棋，但不代表它本身应该拿到这个成绩。
剧情先天不足、酷爱套路，就造成了这部剧好看、好磕，但也容易中途“下头”、弃剧。回想剧集刚开始紧张剧情的那种箭在弦上，之后两人情愫暗埋的前四集，那些训练过程自然舒畅地便给到了各个主演、参演的职业特征和个人特征……这部剧笼罩着的近乎行业剧、职场剧的气质本就优秀且少见，最终还是“套路”误口碑，令人惋惜。
信贷业务必须按照规定，切不可自作主张
原标题：钱迷心窍！这家大行分行行长与员工收受数百万“好处费”，私开保函违规担保5.2亿贷款，结果一地鸡毛
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超过5.2亿元，收受百万元“好处费”，交通银行攀枝花分行原行长赵某、综合管理部原主任王某以及综合管理部原秘书杨某因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受贿罪获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员工闫某利同时涉案。近日，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揭开了这起案件的始末。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银行资信好，一些企业主为了融通资金，找门道、花“好处费”搬动银行开具保函。翻阅银监部门的罚单也不难发现，涉该类案由的处罚不少；尤其是一些大行、股份行地方分支机构“一把手”，违规合谋私自开保函犯下金融票证罪、受贿罪而获刑的“大案”也不少见诸报端。专业金融犯罪研究律师解释，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在主观上是由过失构成，比如作为银行行长，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轻信能够避免。在客观方面，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情节严重”不仅包括给金融机构造成了较大损失，还包括虽然还没有造成较大损失，但涉及金额巨大，或者多次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等情形。
大行“一把手”违规担保2.5亿元，合伙收500万“好处费”
裁判文书披露，2013年至2015年，四川攀枝花鹏申公司实控人罗某在重庆银行成都分行贷款7000余万元；然而，这时的罗某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无法偿还借款。重庆银行员工闫某利给罗某建议通过政府或国企担保再贷款。
于是，罗某找到时任交通银行攀枝花分行综合管理部主任王某，两人商议决定以交行攀枝花分行名义无偿为其借款出具担保，但事成之后罗某需借款1300万元给一家企业用以偿还这家企业在交行攀枝花分行的不良贷款。
期间，王某安排罗某刻制了一套交行攀枝花分行的行政公章以及时任交行攀枝花分行行长赵某的私章，用于出具保函使用。
2015年11月，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罗某实际控制的两家公司分别签订了5600万元的借款合同，王某为两家公司出具了借款保函，并在上面盖上私刻的印章。
2016年4月，重庆银行员工闫某利准备从单位辞职，向罗某要求提前还款。然而，这时的罗某说无钱还款。
在裁判文书中，闫某利供述，一次朋友聚会中认识了信托公司的人，得知“美的公司有资金，也有发放贷款的业务，但前提是要有银行担保，还说罗可向美的公司贷款做成后，大家不会白忙。”
在得知只要银行出具保函，美的集团就可以借款后，罗某主动找到王某商议，决定再次用交行攀枝花分行出具担保函的方式，获得美的集团资金。
此后，罗某带领美的集团员工到交行攀枝花分行找到该行行长赵某、综合管理部主任王某，确定两人同意为罗某提供暗保（也指“抽屉保函“，即保函不对外公开），美的集团与四川信托签订2.5亿元的信托合同，由四川信托将资金交付至罗某公司。
2016年4月，罗某等人到交行攀枝花分行赵某办公室面签保函，该行综合管理部秘书杨某在明知是违规保函的情况下仍在该保函上盖章。
美的置业集团财务资金部融资经理成某在的证言中称，他曾通过电话和王某联系，“王自称是交行攀分行业务部总经理，他们向领导进行了汇报。2016年4月19日，他和同事朱立明一起去攀枝花，按照公司的流程进行了相关工作，核实了赵某是交行攀分行的现任行长，办公地点和联系方式以及公章都真实存在”，“并在机要室当面盖了章，签字和盖章的过程都进行了拍照。”而在另一份供词中显示，签字盖章过程中，赵某“交代”关掉了监控录像设备。
裁判文书显示，随后美的公司在没有和鹏申公司签合同的情况下，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划转认购理财款2.5亿元人民币，利息由四川信托代收代支付。之后由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将2.5亿元人民币发放到鹏申公司账户。四川信托起到通道和中间人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从王某的供述中，罗某为了感谢交行攀枝花分行的他和赵某，按之前承诺的2%“好处费”转账了500万元到一家公司的账户。尽管两人都商量觉得“这个钱现在不能拿，等项目做好了，融资款还上了再说。”
但罗某还是将钱转到了上述公司账户。而后，赵某因需要用钱，先转走了200万；而他也用了200万用于“买房和个人消费”。另一个证词显示，罗某得到资金后，曾给予赵某80万元，给他买了辆宝马车，而在得知罗某无法归还2.5亿元欠款后，赵某将车退还给罗某。
为何银行行长数次违规担保栽跟头？
保函，又称担保函，是银行最为重要的资信文件之一，指应申请人的请求，向第三方开具的保证申请人会按照保函的规定履行某种特定的义务，一旦申请人未能履行保函所规定的义务，则由担保人代为履行义务的书面保证文件。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银行信用好，一些企业主为了融通资金，花“好处费”搬动银行开具保函。翻阅银监部门的罚单也不难发现，该类案由的处罚不少；尤其是一些大行、股份行地方分支机构“一把手”，违规合谋私自开保函挨罚被判刑屡屡见诸报端。
上述案件中的赵某和王某除了给罗某公司2.5亿元的违规担保之外，另经法院查明，2015年下半年，两人还私自为攀枝花市兴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2.2亿元的反担保，该行员工杨某在明知是违规保函的情况下仍在该保函上盖章，兴华房地产公司最终无力偿还债务。
裁判文书显示，赵某、王某违法为他人提供担保超过5.2亿元，杨某参与知晓金额4.7亿元。案发后，涉案人员均被攀枝花市公安局逮捕。
2020年12月，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并对涉案人员进行判决。法院认为，赵某、王某、杨某三人身为国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伙同他人为兴华公司以及罗某实际控制公司出具保函的行为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罗某以及兴华公司董事长李某华等人伙同赵某等人违规出具保函，并使用该违规票据进行担保贷款的行为同样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最终，法院判处交行攀枝花分行的赵某有期徒刑7年，王某有期徒刑7年，杨某有期徒刑3年，其他涉案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3-6年不等。
事实上，早在2019年5月26日，四川银保监局就披露〔2019〕71、72、73号三份罚单，针对此案涉案的杨某、赵某、王某作出了行政处罚。三人均因严重违反内部管理相关制度对外开展业务，行政印章管理管理不到位等，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依据《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造成较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在主观上是由过失构成，这种过失一般表现为过于自信的过失。作为银行行长，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轻信能够避免。在客观方面，本罪必须情节严重才构成。”上海律协刑辩委委员、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建飞解释，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情节严重”不仅包括给金融机构造成了较大损失，还包括虽然还没有造成较大损失，但涉及金额巨大，或者多次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等情形。
来源：券商中国
欢迎各家银行联系内训课程了，官方互动微信号：(名称:北京立金，微信号：bjljyhpxzx）欢迎您关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联系电话010-85863668/13552641410范老师
原标题：钱迷心窍！这家大行分行行长与员工收受数百万“好处费”，私开保函违规担保5.2亿贷款，结果一地鸡毛
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超过5.2亿元，收受百万元“好处费”，交通银行攀枝花分行原行长赵某、综合管理部原主任王某以及综合管理部原秘书杨某因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受贿罪获刑，重庆银行成都分行员工闫某利同时涉案。近日，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揭开了这起案件的始末。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银行资信好，一些企业主为了融通资金，找门道、花“好处费”搬动银行开具保函。翻阅银监部门的罚单也不难发现，涉该类案由的处罚不少；尤其是一些大行、股份行地方分支机构“一把手”，违规合谋私自开保函犯下金融票证罪、受贿罪而获刑的“大案”也不少见诸报端。专业金融犯罪研究律师解释，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在主观上是由过失构成，比如作为银行行长，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轻信能够避免。在客观方面，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情节严重”不仅包括给金融机构造成了较大损失，还包括虽然还没有造成较大损失，但涉及金额巨大，或者多次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等情形。
大行“一把手”违规担保2.5亿元，合伙收500万“好处费”
裁判文书披露，2013年至2015年，四川攀枝花鹏申公司实控人罗某在重庆银行成都分行贷款7000余万元；然而，这时的罗某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无法偿还借款。重庆银行员工闫某利给罗某建议通过政府或国企担保再贷款。
于是，罗某找到时任交通银行攀枝花分行综合管理部主任王某，两人商议决定以交行攀枝花分行名义无偿为其借款出具担保，但事成之后罗某需借款1300万元给一家企业用以偿还这家企业在交行攀枝花分行的不良贷款。
期间，王某安排罗某刻制了一套交行攀枝花分行的行政公章以及时任交行攀枝花分行行长赵某的私章，用于出具保函使用。
2015年11月，重庆银行成都分行与罗某实际控制的两家公司分别签订了5600万元的借款合同，王某为两家公司出具了借款保函，并在上面盖上私刻的印章。
2016年4月，重庆银行员工闫某利准备从单位辞职，向罗某要求提前还款。然而，这时的罗某说无钱还款。
在裁判文书中，闫某利供述，一次朋友聚会中认识了信托公司的人，得知“美的公司有资金，也有发放贷款的业务，但前提是要有银行担保，还说罗可向美的公司贷款做成后，大家不会白忙。”
在得知只要银行出具保函，美的集团就可以借款后，罗某主动找到王某商议，决定再次用交行攀枝花分行出具担保函的方式，获得美的集团资金。
此后，罗某带领美的集团员工到交行攀枝花分行找到该行行长赵某、综合管理部主任王某，确定两人同意为罗某提供暗保（也指“抽屉保函“，即保函不对外公开），美的集团与四川信托签订2.5亿元的信托合同，由四川信托将资金交付至罗某公司。
2016年4月，罗某等人到交行攀枝花分行赵某办公室面签保函，该行综合管理部秘书杨某在明知是违规保函的情况下仍在该保函上盖章。
美的置业集团财务资金部融资经理成某在的证言中称，他曾通过电话和王某联系，“王自称是交行攀分行业务部总经理，他们向领导进行了汇报。2016年4月19日，他和同事朱立明一起去攀枝花，按照公司的流程进行了相关工作，核实了赵某是交行攀分行的现任行长，办公地点和联系方式以及公章都真实存在”，“并在机要室当面盖了章，签字和盖章的过程都进行了拍照。”而在另一份供词中显示，签字盖章过程中，赵某“交代”关掉了监控录像设备。
裁判文书显示，随后美的公司在没有和鹏申公司签合同的情况下，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划转认购理财款2.5亿元人民币，利息由四川信托代收代支付。之后由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将2.5亿元人民币发放到鹏申公司账户。四川信托起到通道和中间人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从王某的供述中，罗某为了感谢交行攀枝花分行的他和赵某，按之前承诺的2%“好处费”转账了500万元到一家公司的账户。尽管两人都商量觉得“这个钱现在不能拿，等项目做好了，融资款还上了再说。”
但罗某还是将钱转到了上述公司账户。而后，赵某因需要用钱，先转走了200万；而他也用了200万用于“买房和个人消费”。另一个证词显示，罗某得到资金后，曾给予赵某80万元，给他买了辆宝马车，而在得知罗某无法归还2.5亿元欠款后，赵某将车退还给罗某。
为何银行行长数次违规担保栽跟头？
保函，又称担保函，是银行最为重要的资信文件之一，指应申请人的请求，向第三方开具的保证申请人会按照保函的规定履行某种特定的义务，一旦申请人未能履行保函所规定的义务，则由担保人代为履行义务的书面保证文件。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银行信用好，一些企业主为了融通资金，花“好处费”搬动银行开具保函。翻阅银监部门的罚单也不难发现，该类案由的处罚不少；尤其是一些大行、股份行地方分支机构“一把手”，违规合谋私自开保函挨罚被判刑屡屡见诸报端。
上述案件中的赵某和王某除了给罗某公司2.5亿元的违规担保之外，另经法院查明，2015年下半年，两人还私自为攀枝花市兴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2.2亿元的反担保，该行员工杨某在明知是违规保函的情况下仍在该保函上盖章，兴华房地产公司最终无力偿还债务。
裁判文书显示，赵某、王某违法为他人提供担保超过5.2亿元，杨某参与知晓金额4.7亿元。案发后，涉案人员均被攀枝花市公安局逮捕。
2020年12月，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并对涉案人员进行判决。法院认为，赵某、王某、杨某三人身为国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伙同他人为兴华公司以及罗某实际控制公司出具保函的行为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罗某以及兴华公司董事长李某华等人伙同赵某等人违规出具保函，并使用该违规票据进行担保贷款的行为同样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最终，法院判处交行攀枝花分行的赵某有期徒刑7年，王某有期徒刑7年，杨某有期徒刑3年，其他涉案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3-6年不等。
事实上，早在2019年5月26日，四川银保监局就披露〔2019〕71、72、73号三份罚单，针对此案涉案的杨某、赵某、王某作出了行政处罚。三人均因严重违反内部管理相关制度对外开展业务，行政印章管理管理不到位等，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依据《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造成较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在主观上是由过失构成，这种过失一般表现为过于自信的过失。作为银行行长，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轻信能够避免。在客观方面，本罪必须情节严重才构成。”上海律协刑辩委委员、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建飞解释，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情节严重”不仅包括给金融机构造成了较大损失，还包括虽然还没有造成较大损失，但涉及金额巨大，或者多次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等情形。
来源：券商中国
欢迎各家银行联系内训课程了，官方互动微信号：(名称:北京立金，微信号：bjljyhpxzx）欢迎您关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联系电话010-85863668/13552641410范老师
好文—上下同欲者胜，上下同欲在于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搭建一定的交集。解决决策者“基数思维1 2 3”和执行者“序数思维，首先 其次 第三”交集。
观察专栏 | 陈彩虹：在决策和执行之间
一家公司只要超过两个人，决策者通常就不是执行者。对于大中型公司来说，决策和执行还是由不同的人群来承担的。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一方面，分列开来了专门职责，便于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升各自的“专业水平”，这是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在物理上的“自然距离”，导致了“决策要求下达”和“执行问题上传”的信息传递出现问题，这是劣势的一面。实践表明，后者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大难题，其“信息不对称”之说，已为公司治理内外各方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形式上看是上上下下信息的传递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资源、利益、成本、职责等的配置问题。由于决策者不是执行者，决策的信息下达时，是否能契合执行者对各种配置的期望，从而保证执行顺畅无滞，是难点之一；同时，执行中的问题向上报告时，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认同并给予重视解决，是难点之二。在这样的两个难点中，执行者通常担心“决策不符合实际”，而决策者则忧虑“执行不到位”或“反馈信息不真实”。结果是，公司治理要花费很大精力来解决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保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和完备。这种处理，可以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执行者的情况，进而适时、适量地调整决策；执行者则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决策者的意图，使得执行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然而，技术手段难以完全解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现代科技进步已经有传感器、移动通讯和数据及时处理等完全同步的设施，可以随时将人们发生的言行记录、整理并分析得到某种结论，大大地提高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但不可更改的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在物理上的距离，决定了两者都有制造信息的“自主性”。传递的信息是实在的，但这种实在，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决策或执行的“可靠和真实”，并不确定。
举例说，某种决策下达后，并不完全契合执行者的期望。那么，在执行中，执行者通常会对执行的事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性地配置执行资源和力度；同时，执行者也会有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迫使决策者调整某些战略配置。即使是在信息可以由先进技术手段集中、并由决策者掌握的情况下，执行者亦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时传递的“信息”并非不真实，而是执行行动本身存在偏差，产生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的公司治理者，并不是特别地清楚。之所以有如此判定，因为倚重于技术手段来面对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当下公司治理中相当突出的特点。公司治理中信息的传递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各种各样的信息科技手段都运用上了，但由于解决的还是“表”而不是“里”的问题，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博弈”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最大化。
既然如此，公司治理中对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问题，就应当有更为开阔的思路，深入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核心区域去，让两者之间的信息从其产生根源上，就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来看，问题就转移到了“上下同欲者胜”的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安排方面了。它的实质，就是如何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的“欲”“同”起来——决策者能够充分地了解执行者，而执行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决策者，同心同德服务于治理的共同目标。
我将这一不同信息产生主体的问题，命名为“决策者是执行者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要强调其为“定律”，在于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是天然性的存在。治理者必须清楚，如果要让两者“同欲”起来，必须有某种中介或方式来密切地连接两者；而且，这种连接必须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否则，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就会由“自然距离”的天然存在，转化为决策和执行的距离，严重时甚至于两者反向而行。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这种连接表现为有关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两方面——战略制定为一元，算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层面；而战术安排则为另一元，算是微观的、局部的、分散的层面。前者通常以“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实施细则”或“操作方案”等。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公司特别是大中型的公司来说，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并不是由同一批人来完成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主要由决策者来主导，而微观层面的战术类执行方案，大多由执行者为主来制定。这种分离得很清楚的高层战略和执行方案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战略之“欲”与战术执行之“欲”可能的脱节，为后来的治理留下难题。
对此，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明了问题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将过于分离的“二元化”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尽最大努力地融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大中型的公司来说，战略的制定和战术的安排，一定要有决策者和执行者“混合”起来谋划的组织形式：战略制定中有执行者参加，或至少有执行者较为充分的意见加入；在战术安排中，也有决策者的一定介入，充分地将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者可能实现的操作安排结合起来。从现实情况看，实践中首要的问题是决策中执行者很少能够介入；同时，决策者又深入基层不够，征求执行者的意见少，或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听听执行者的一般汇报。结果，决策本身，仍然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和决策的便利，很少结合执行者的战术安排来考虑。上下之“欲”，差别大大地存在也。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制定大多是单一的“基数思维”，与战术执行的“序数思维”相距较大。所谓“基数思维”，是指按照1、2，3……的基数来排列事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是条线，相互之间并没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如1是指生产，2是指销售，3是指财务，你无法从这样的排列里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当先行一步的。实际运行中，谁先谁后，通常取决于决策层面的偏好和部门的博弈能力。“序数思维”则是明确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就是开始之处，第二就必须排列在第一之后，等等。在战术性的执行中，无疑，一定有先后的排列，有重要性的次序；即使有时需要“齐头并进”，也总有主有次。
应当说，战略制定的要求，决定了“基数思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在宏观、整体和系统层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以构造出整个战略的完备，无先后的平行性排列，体现出明晰的全局观；而且，部门或是条线之间，也没有特别紧密的先后关联，它们都要在同样的时空里各自进行作业。但是，如果在战略制定中，加入一定的“序数思维”，在某些战略事项特别是跨部门和条线的事项里，按照关联度的大小，排列出重大战略事项的先后顺序，就将对执行产生积极的、明确的导向，加上战略资源的配置适当地倾斜，执行层面的“欲”就会制度性地向战略层面的“欲”靠近，较好地实现战略制定和战术执行之间的契合。
容易看出，决策和执行关系的“定律”，传递给了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在这两者关系上，不可能存在“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实践中对其的认知和处理不可理想化；二是两者之间，核心仍然是利益问题，而非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6年第9期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 https://t.cn/A6t9Zo1H
观察专栏 | 陈彩虹：在决策和执行之间
一家公司只要超过两个人，决策者通常就不是执行者。对于大中型公司来说，决策和执行还是由不同的人群来承担的。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一方面，分列开来了专门职责，便于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升各自的“专业水平”，这是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在物理上的“自然距离”，导致了“决策要求下达”和“执行问题上传”的信息传递出现问题，这是劣势的一面。实践表明，后者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大难题，其“信息不对称”之说，已为公司治理内外各方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形式上看是上上下下信息的传递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资源、利益、成本、职责等的配置问题。由于决策者不是执行者，决策的信息下达时，是否能契合执行者对各种配置的期望，从而保证执行顺畅无滞，是难点之一；同时，执行中的问题向上报告时，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认同并给予重视解决，是难点之二。在这样的两个难点中，执行者通常担心“决策不符合实际”，而决策者则忧虑“执行不到位”或“反馈信息不真实”。结果是，公司治理要花费很大精力来解决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保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和完备。这种处理，可以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执行者的情况，进而适时、适量地调整决策；执行者则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决策者的意图，使得执行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然而，技术手段难以完全解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现代科技进步已经有传感器、移动通讯和数据及时处理等完全同步的设施，可以随时将人们发生的言行记录、整理并分析得到某种结论，大大地提高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但不可更改的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在物理上的距离，决定了两者都有制造信息的“自主性”。传递的信息是实在的，但这种实在，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决策或执行的“可靠和真实”，并不确定。
举例说，某种决策下达后，并不完全契合执行者的期望。那么，在执行中，执行者通常会对执行的事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性地配置执行资源和力度；同时，执行者也会有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迫使决策者调整某些战略配置。即使是在信息可以由先进技术手段集中、并由决策者掌握的情况下，执行者亦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时传递的“信息”并非不真实，而是执行行动本身存在偏差，产生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的公司治理者，并不是特别地清楚。之所以有如此判定，因为倚重于技术手段来面对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当下公司治理中相当突出的特点。公司治理中信息的传递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各种各样的信息科技手段都运用上了，但由于解决的还是“表”而不是“里”的问题，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博弈”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最大化。
既然如此，公司治理中对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问题，就应当有更为开阔的思路，深入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核心区域去，让两者之间的信息从其产生根源上，就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来看，问题就转移到了“上下同欲者胜”的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安排方面了。它的实质，就是如何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的“欲”“同”起来——决策者能够充分地了解执行者，而执行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决策者，同心同德服务于治理的共同目标。
我将这一不同信息产生主体的问题，命名为“决策者是执行者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要强调其为“定律”，在于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是天然性的存在。治理者必须清楚，如果要让两者“同欲”起来，必须有某种中介或方式来密切地连接两者；而且，这种连接必须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否则，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就会由“自然距离”的天然存在，转化为决策和执行的距离，严重时甚至于两者反向而行。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这种连接表现为有关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两方面——战略制定为一元，算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层面；而战术安排则为另一元，算是微观的、局部的、分散的层面。前者通常以“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实施细则”或“操作方案”等。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公司特别是大中型的公司来说，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并不是由同一批人来完成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主要由决策者来主导，而微观层面的战术类执行方案，大多由执行者为主来制定。这种分离得很清楚的高层战略和执行方案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战略之“欲”与战术执行之“欲”可能的脱节，为后来的治理留下难题。
对此，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明了问题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将过于分离的“二元化”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尽最大努力地融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大中型的公司来说，战略的制定和战术的安排，一定要有决策者和执行者“混合”起来谋划的组织形式：战略制定中有执行者参加，或至少有执行者较为充分的意见加入；在战术安排中，也有决策者的一定介入，充分地将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者可能实现的操作安排结合起来。从现实情况看，实践中首要的问题是决策中执行者很少能够介入；同时，决策者又深入基层不够，征求执行者的意见少，或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听听执行者的一般汇报。结果，决策本身，仍然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和决策的便利，很少结合执行者的战术安排来考虑。上下之“欲”，差别大大地存在也。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制定大多是单一的“基数思维”，与战术执行的“序数思维”相距较大。所谓“基数思维”，是指按照1、2，3……的基数来排列事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是条线，相互之间并没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如1是指生产，2是指销售，3是指财务，你无法从这样的排列里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当先行一步的。实际运行中，谁先谁后，通常取决于决策层面的偏好和部门的博弈能力。“序数思维”则是明确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就是开始之处，第二就必须排列在第一之后，等等。在战术性的执行中，无疑，一定有先后的排列，有重要性的次序；即使有时需要“齐头并进”，也总有主有次。
应当说，战略制定的要求，决定了“基数思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在宏观、整体和系统层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以构造出整个战略的完备，无先后的平行性排列，体现出明晰的全局观；而且，部门或是条线之间，也没有特别紧密的先后关联，它们都要在同样的时空里各自进行作业。但是，如果在战略制定中，加入一定的“序数思维”，在某些战略事项特别是跨部门和条线的事项里，按照关联度的大小，排列出重大战略事项的先后顺序，就将对执行产生积极的、明确的导向，加上战略资源的配置适当地倾斜，执行层面的“欲”就会制度性地向战略层面的“欲”靠近，较好地实现战略制定和战术执行之间的契合。
容易看出，决策和执行关系的“定律”，传递给了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在这两者关系上，不可能存在“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实践中对其的认知和处理不可理想化；二是两者之间，核心仍然是利益问题，而非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6年第9期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 https://t.cn/A6t9Zo1H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