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迁碑】
又名《张迁表颂》，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译文」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秋，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政。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筭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子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
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来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干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
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
「创作背景」
此碑石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是颂扬张迁执政谷城时多施惠政的政绩；碑阴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及捐资钱数。[6]
碑主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碑文系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此碑为后人摹刻，但多数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则认为，其书风通篇方笔，古朴拙茂，非汉代人不能为之，碑面剥落的痕迹，也非人为所能做到，因此，当是汉代原碑无疑。
「用笔」
《张迁碑》运笔以方笔为主，用笔逆锋坚实，万毫齐力，方圆兼备，沉着饱满。横画两端都见方，粗重浑厚，有万钧不屈之力，如“言”、“善”等字。书写时万毫齐力，行笔似有反力相阻，右端回锋上提收笔，欲左先右，无往不收。“蚕头雁尾”的横画写法也一样，起笔处重顿后，渐提行笔，正锋而行，笔壮墨饱，收笔时顿笔后迅速上提，挺直凝重而有力。竖画的用笔方法是落笔逆锋向上，提笔调锋起笔处方厚饱满，再调笔锋向下，竖锋运笔，收笔时或轻或重顿后，提笔向上回收笔锋，如“之”、“中”、“尚”等字。折画是在横画收笔处将笔锋上提，换向后在原处入纸行笔，转折处方整斩截又自然，略呈外方内圆，或内外皆方，如“月”、“巾”等字的折画。
特别是此碑的撇画比绝大多数知名的汉碑隶书都要丰富些，如“更”、“令”等字，其写法下笔如同竖画，藏锋逆入，中锋行笔顺势顿驻后逐渐上提后回收。撇画是隶书中具有特色的笔画，由于是向左方运笔，行时阻力大，力量强劲，圆转道健，笔力畅达，如“命”字，部分字的竖钩也可看作撇画的一种，如“孝”字。撇画的妙处在于收笔的变化，因轻重、长短、斜度的不同作相应处理，因此变化多姿。有的收笔回锋圆浑，有的收笔方截，每一撇画皆根据字形差异处理得恰到好处。
捺画也是此碑极为突出的笔画，主要是平捺和斜捺。此碑捺画写得厚重而雄健，落笔取逆势，调锋后提笔行笔，用力匀称至捺脚稍顿后提锋，然后顺势宛转而出，笔锋在空中作收势，给人一种朴拙但不刻板的感觉。如“吏”字的捺逆锋起笔，在行笔过程中，逐渐用力渐行渐按，铺毫向右下行笔，行至捺端，提笔右上轻出，捺脚似方似圆，力含其中“敦”字之捺虽不粗壮，但笔画含力在内，雄强刚劲，深沉有力。捺画落笔常作蚕头状，捺脚作雁尾状，与他碑横画“蚕头雁尾”之状相合。
「结字」
《张迁碑》结字巧中有拙，拙中寓巧，大巧若拙。它完全去掉了雕饰的成分，一任天然，真可谓道法自然，浑然天成。字的各部分关系处理得非常生动，挪让呼应，顾盼有情，憨态可掬。
在整体上虽扁方，整饬划一，又因字立形，顺其自然，险中求正，字体端庄朴茂，笔短意长，有些字突出主笔横画和捺画，以尽其势。全碑各字稳而不呆，动感强烈，动中求稳，稳中求变。神采奕然的体态特征在形体、笔画的避让、空间布白的处理、平正与险绝的错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简单，实则妙趣横生，有“险绝”后“复归平正”之感。
「章法」
《张迁碑》章法不拘一格，生动活泼。汉代碑刻多有边框方格，排列整齐，所以大部分汉碑字形大小一致，平均摆放，给人中规中矩的感觉。而《张迁碑》却独树一帜，通篇取茂密之势，但字间和行间都无严格的固定距离，疏与密适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既严谨又空灵，疏处阔绰而不散漫，达到了疏与密的对立统一。同时，字形大小参差，正斜互用，疏密随意，但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左右顾盼，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
「名家点评」
明·王世贞《州山人题跋》：“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1]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1]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汉碑严重平硬，是碑为冠。”[1]
清·杨守敬《平碑记》：“（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1]
现代碑帖鉴定家蒋文光：“《张迁碑》是汉碑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一件作品。书法浑厚方折，朴茂端严为汉碑中方整类的主要代表。书法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笔画端正，结体取势平直，饱满严密，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动，多有变化。同时，用笔与结体是相互为用的，不同书体，其用笔亦有所侧重。笔致变化多端，往往在均衡的横直线条和方折之中掺以一笔极其熟练而有力的弧线。看去既笔笔挺劲，气势雄浑，却又在拙朴中见秀美，在端重中显生动。全碑字字生动，变化生新，朴实自然，从而达到全局皆活的奇妙效果。”
「后世影响」
《张迁碑》对清代隶书影响极大，直至近代仍有着独特的地位。与东汉时期其他名碑相比，它是对东汉桓灵时期讲究规则整饬的流行汉隶的一种创新，为汉碑带来活泼的意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该碑不仅为汉人分书之代表，而且其用笔结体之奇肆跌宕已开魏晋风气，对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承启的作用。
「历史传承」
《张迁碑》于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山东东平县。明代初年被掘地发现，最早著录见于明代都穆《金薤琳琅》。明初出土时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铭文尚完好可读。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东里润色”四字尚完好，仅残缺五字。清乾隆间（1711—1799年），“东里润色”的“东”字泐半，“润”字的“水”旁仅存中点，“色”字与下“君”字皆泐大半。光绪十八年（1892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就原碑重新剔刻，但神气全非，幸碑阴文尚完好如旧。解放后，在东平县府院内建亭，将碑置于亭内。1965年移岱庙炳灵门内，外置玻璃罩保护。1983年9月移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后一直陈列收藏于此。现残泐六十八字，其中二十二字全泐。
又名《张迁表颂》，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译文」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秋，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政。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筭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子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
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来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干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
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
「创作背景」
此碑石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是颂扬张迁执政谷城时多施惠政的政绩；碑阴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及捐资钱数。[6]
碑主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碑文系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此碑为后人摹刻，但多数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则认为，其书风通篇方笔，古朴拙茂，非汉代人不能为之，碑面剥落的痕迹，也非人为所能做到，因此，当是汉代原碑无疑。
「用笔」
《张迁碑》运笔以方笔为主，用笔逆锋坚实，万毫齐力，方圆兼备，沉着饱满。横画两端都见方，粗重浑厚，有万钧不屈之力，如“言”、“善”等字。书写时万毫齐力，行笔似有反力相阻，右端回锋上提收笔，欲左先右，无往不收。“蚕头雁尾”的横画写法也一样，起笔处重顿后，渐提行笔，正锋而行，笔壮墨饱，收笔时顿笔后迅速上提，挺直凝重而有力。竖画的用笔方法是落笔逆锋向上，提笔调锋起笔处方厚饱满，再调笔锋向下，竖锋运笔，收笔时或轻或重顿后，提笔向上回收笔锋，如“之”、“中”、“尚”等字。折画是在横画收笔处将笔锋上提，换向后在原处入纸行笔，转折处方整斩截又自然，略呈外方内圆，或内外皆方，如“月”、“巾”等字的折画。
特别是此碑的撇画比绝大多数知名的汉碑隶书都要丰富些，如“更”、“令”等字，其写法下笔如同竖画，藏锋逆入，中锋行笔顺势顿驻后逐渐上提后回收。撇画是隶书中具有特色的笔画，由于是向左方运笔，行时阻力大，力量强劲，圆转道健，笔力畅达，如“命”字，部分字的竖钩也可看作撇画的一种，如“孝”字。撇画的妙处在于收笔的变化，因轻重、长短、斜度的不同作相应处理，因此变化多姿。有的收笔回锋圆浑，有的收笔方截，每一撇画皆根据字形差异处理得恰到好处。
捺画也是此碑极为突出的笔画，主要是平捺和斜捺。此碑捺画写得厚重而雄健，落笔取逆势，调锋后提笔行笔，用力匀称至捺脚稍顿后提锋，然后顺势宛转而出，笔锋在空中作收势，给人一种朴拙但不刻板的感觉。如“吏”字的捺逆锋起笔，在行笔过程中，逐渐用力渐行渐按，铺毫向右下行笔，行至捺端，提笔右上轻出，捺脚似方似圆，力含其中“敦”字之捺虽不粗壮，但笔画含力在内，雄强刚劲，深沉有力。捺画落笔常作蚕头状，捺脚作雁尾状，与他碑横画“蚕头雁尾”之状相合。
「结字」
《张迁碑》结字巧中有拙，拙中寓巧，大巧若拙。它完全去掉了雕饰的成分，一任天然，真可谓道法自然，浑然天成。字的各部分关系处理得非常生动，挪让呼应，顾盼有情，憨态可掬。
在整体上虽扁方，整饬划一，又因字立形，顺其自然，险中求正，字体端庄朴茂，笔短意长，有些字突出主笔横画和捺画，以尽其势。全碑各字稳而不呆，动感强烈，动中求稳，稳中求变。神采奕然的体态特征在形体、笔画的避让、空间布白的处理、平正与险绝的错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简单，实则妙趣横生，有“险绝”后“复归平正”之感。
「章法」
《张迁碑》章法不拘一格，生动活泼。汉代碑刻多有边框方格，排列整齐，所以大部分汉碑字形大小一致，平均摆放，给人中规中矩的感觉。而《张迁碑》却独树一帜，通篇取茂密之势，但字间和行间都无严格的固定距离，疏与密适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既严谨又空灵，疏处阔绰而不散漫，达到了疏与密的对立统一。同时，字形大小参差，正斜互用，疏密随意，但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左右顾盼，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
「名家点评」
明·王世贞《州山人题跋》：“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1]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1]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汉碑严重平硬，是碑为冠。”[1]
清·杨守敬《平碑记》：“（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1]
现代碑帖鉴定家蒋文光：“《张迁碑》是汉碑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一件作品。书法浑厚方折，朴茂端严为汉碑中方整类的主要代表。书法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笔画端正，结体取势平直，饱满严密，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动，多有变化。同时，用笔与结体是相互为用的，不同书体，其用笔亦有所侧重。笔致变化多端，往往在均衡的横直线条和方折之中掺以一笔极其熟练而有力的弧线。看去既笔笔挺劲，气势雄浑，却又在拙朴中见秀美，在端重中显生动。全碑字字生动，变化生新，朴实自然，从而达到全局皆活的奇妙效果。”
「后世影响」
《张迁碑》对清代隶书影响极大，直至近代仍有着独特的地位。与东汉时期其他名碑相比，它是对东汉桓灵时期讲究规则整饬的流行汉隶的一种创新，为汉碑带来活泼的意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该碑不仅为汉人分书之代表，而且其用笔结体之奇肆跌宕已开魏晋风气，对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承启的作用。
「历史传承」
《张迁碑》于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山东东平县。明代初年被掘地发现，最早著录见于明代都穆《金薤琳琅》。明初出土时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铭文尚完好可读。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东里润色”四字尚完好，仅残缺五字。清乾隆间（1711—1799年），“东里润色”的“东”字泐半，“润”字的“水”旁仅存中点，“色”字与下“君”字皆泐大半。光绪十八年（1892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就原碑重新剔刻，但神气全非，幸碑阴文尚完好如旧。解放后，在东平县府院内建亭，将碑置于亭内。1965年移岱庙炳灵门内，外置玻璃罩保护。1983年9月移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后一直陈列收藏于此。现残泐六十八字，其中二十二字全泐。
《宗镜录》又名《心镜录》，是五代宋释延寿(904-975)的著作，它总结了宋以前中国佛学的得失，指出了此后中国佛教的发展道路。全书多达一百卷， 分为三章，计八十余万字。第一卷至第六十一卷之前半部为“标宗章”，内容为“立正宗明为归趣”;自第六十一卷后半部至第九十三 卷为“问答章”，内容以“申问答用去疑情”为主;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为“引证章”，内容为“引真诠成其圆信”。所谓“正宗”，即“举一心为宗”，此一心宗，“照万法如镜”。
《宗镜录》的主旨，是要在肯定唐代宗密“禅教一致”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发扬光大，并把这种融合思想的原则推及所有佛教宗派。
唐末以后禅宗产生许多流弊，释延寿编纂《宗镜录》的用意之一是为了扶正当时禅宗的弊病。释延寿提出学佛的重要问题，邀请禅门各宗长老一起讨论，并且将解答归纳整理，所以《宗镜录》是许多禅师的意见汇集而成的。重点特别着重在唯识方面。
初稿
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及《净慈寺志》卷八所说，延寿得法于法眼的大弟子德韶之后，于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住持奉化雪窦寺，其时，“学侣臻凑”，从他参学的人很多，因此《雪窦寺志》上有在雪窦寺写成《宗镜录》初稿的传说。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吴越国忠懿王请延寿住持杭州北山的灵隐寺，明年，又请住持南山的永明寺（即净慈寺），从他参学的人更多。宋惠洪（1071～1128）《林间录》卷下云：“予尝游东吴，寓于西湖净慈寺，寺之寝堂东西庑建两阁甚崇丽，寺有老衲为予言，永明和尚以贤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冰炭，不达大全，心馆其徒之精法义者于两阁，博阅义海，更相质难，和尚则以心宗之衡准平之。又集大乘经论六十部，西天此土贤圣之言三百家证成唯心之旨，为书一百卷传于世，名曰《宗镜录》。”考《净慈寺志》，《林间录》所说的“寝堂”，原名演法堂，建于显德元年(954)，凡五楹，因为延寿在此堂内集成《宗镜录》的定稿，改名为宗镜堂。
集成
《宗镜录》集成之后，据宋元佑年间（1086～1093）杨杰《宗镜录》序说：“吴越忠懿王宝之，秘于教藏。”宋代昙秀的《人天宝鉴》上也说：“禅师既寂，丛林多不知（《宗镜录》）名，熙宁中（1060～1077）圆照禅师始出之，……于是衲子争传诵之。”圆照的提倡，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元丰年间（1078～1085）皇弟魏端献王乃镂板分送当时有名的丛林。不过在其后的元佑年间(1086～1093)，《宗镜录》经过法涌、永乐、法真等人的“校读”，并刻新板流布，面目可能和魏端献王所刻的不同。明代的蕅益（1599～1655）在《灵峰宗论》卷七校定《宗镜录》跋里说：“永明大师……辑为《宗镜录》百卷，……未百年，法涌诸公擅加增益，于是支离杂说，刺人眼目，致袁中郎辈反疑永明道眼未明，亦可悲矣。……予阅此录已经三遍，窃有未安，知过在法涌，决不在永明也。癸已新秋，删其芜秽，存厥珍宝，卷仍有百，问答仍有三百四十余段，一一标其起尽，庶几后贤览者，不致望洋之叹，泣歧之苦矣。”魏端献王的原刻本，杨杰《宗镜录》序上说“四方学者罕遇其本”，可见早已绝版，而蕅益用以校定的《宗镜录》则是根据法涌的新本，那么现今流传的《宗镜录》是法涌等人“擅加增益”的本子，而不是延寿的定本。不过法涌等人并没有把《宗镜录》修改得面目全非，蕅益说：“虽被法涌杂糅，然具眼者观之，金沙可立辨也。”
源流
据延寿「禅尊达摩，教尊贤首」这一基本思想，《宗镜录》一书在经典方面首先衣持的是《楞伽经》和《华严经》。《楞伽经》是禅宗依据的基本经典之一。该经除了阐释阿黎耶缘起和如来藏匿缘起等思想外，还论述了圣智内证的禅观修行及禅的顿渐等问题。《华严经》是华严宗所依的根本经典，其基本内容，是把现实世界看成是毗卢遮那佛的显现，宣传「法界缘起」的世界观和「圆信」、「圆解」、「圆行」、「圆证」等「顿入佛地」的解脱论。
《华严经》本为华严宗所宗奉，但华严宗发展到澄观后，逐渐吸收融摄他宗的思想，如吸取天台宗「一念三千」性具说，以补充华严的性起说，把禅宗引入教法，开了禅教结合的先河。他自述禅教融合的目的，说：「造解成观，即事即行；口谈其言，心诣其理。用以心传心之旨，开示诸佛所证之门，会南北二宗之禅门，摄台衡三观之玄趣。使教合忘言之旨，心同诸佛之心。」（《华严疏钞》卷二）这一思想在他弟子宗密那里有进一步的发展。
《宗镜录》在诠释「一心」的过程中，大量引用的是《华严经》语及华严宗义。延寿认为，《华严经》示一心广大之文，达摩宗标众生心性之旨；华严宗说一乘圆教，重重无尽，圆融无碍，这与禅宗所谓「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相到呼应。延寿说：
「今依《宗镜》，若约教唯依一心而说，则何教而非心？何心非教？诸经通辩，皆以一心真法界为体。」（《宗镜录》卷三十五）
名义
《宗镜录》全书约共八十余万字，分为三章，第一卷前半为标宗章，自第一卷后半至第九十三卷为问答章，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为引证章。标宗章“立正宗明为归趣”，问答章“申问答用去疑情”，引证章“引真诠成其圆信”。所谓正宗，即“举一心为宗”，此一心宗，“照万法如镜”，又编联古制的深义，撮略宝藏的圆诠，故称曰录。《宗镜录》的名义如此，读者就不难想见它的内容。 [2]
影响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云：“高丽国王览师(延寿)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礼，奉金缕袈裟紫晶数珠金澡罐等。彼国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记，归国各化一方。”这是《宗镜录》的影响远及于朝鲜佛教界的记载。
思想内容
《宗镜录》之“本际义”可以归纳为:
一、本源说:“一切世间，从其本际，展转传来。想自分别，共所成立。”①(世界本源说)“是知有情、无情，究其初原，皆不出一心本际。·，一众生之原，名曰本际。……生死之本，为众生原。……虚空之本，为生死原。……问:虚空有本乎?答:无。问:若无有本，何故云虚空之本，为生死原?答:此犹本际之本。”②(众生本源说)
二、本体说:“如来藏本际相应体，及清净法，此法如实，不虚妄、不离、不脱、智不思议法，无始本际来。有此清净相应法体故。此经文明何义，所谓显示一切诸众生，自性清净心，从无始已来，具足三智，圆满四德，无所朔失故。以何义故名如来藏，由颠倒心不知不觉故，从能净立其名故。九者所摄如来藏，一切染法无明地藏，既乃出离，圆满觉者，为所摄故。不增不减契经中作如是说，如来本际不相应体，及烦恼缠不清净法，此本际离脱不相应烦恼缠不清净法，唯有如来菩提智之所能断故。”③(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体)“夫言修道者，此是劝喻之词，接引之语。从上已来，无法与人，只是相承种种方便。为说出意旨，令识自心。究竟无法可得，无道可修。故云:菩提道自然。今言法者，是轨持之名。道是众生体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灭。唤作随流之性，常无变异。动静与虚空齐等，唤作世间相常住。亦名第一义空、亦名本际、亦名心王、亦名真如解脱、亦名菩萨涅梁。百千异号，皆是假名。虽有多名，而无多体。会多名而同一体，会万义而归一心。若识自家本心，唤作归根得旨。‘’④(心体即道体)
三、恒常说:“若了一心本际何法不通。以诸法从心所生，皆同一际。住此际中，一一圆满，举目咸是，何待意思。智不能知，言不能及，故云:金刚宝藏，无所缺减。”⑤
综上所述，((宗镜录》之“本际义”基本是持“本源即本体”;心体即道体;“心”与“道”是“常”、是“本”、为“源”、为“根”说。如同永明延寿在《自序》中说，此书的宗旨是“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围绕对“一心”的阐释为核心，他将世界及众生的本源(本体)统统纳入“一心”，而此“一心”既是“心体”又是“性体”。最终，延寿把此“一心”与“道”同一，这样，众生解脱就变成了开发真性、回归“道体”。
鸠摩罗什翻译的《中论》，其中《观本际品》专门对“本际说”进行了破斥。⑥在玄类所翻译的《成唯识论》中，既否定了一切形式的造物主，也否定了承认世界万物有一个开端的观点。⑦
几乎与((本际经》同时，正当中国佛教三论宗流行。吉藏在《中观论疏·本际品》中，提及中国本土化、民族化创世理论，并把老子哲学视为和本际说同类的外道学派。⑧
由此可见，中国佛教以传承印度大乘佛教般若中观、瑜伽行派唯识两大学说系统的思想流派;站在破我执与法执的立场上，对“本际说”是一致破斥的。
然而，中国佛教的主体却是以如来藏思想为本，三论宗与唯识宗只如昙花一现。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和中国文化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由此产生了双方的相互借鉴、吸收，最终导致了佛教教义及实践的民族化、本土化。印度佛教所破斥的“本际说”，在延寿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3] 。
内容介绍
诠释“一心”
《宗镜录》全书在诠释“一心”处，引用《华严经》及贤首宗的理论最多。贤首宗兴起在天台宗和慈恩宗之后，法藏、澄观极意谈“圆”，圆融无碍的说教，和禅宗门下经常提举的“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互相呼应，有时禅家宗旨得到《华严》义理的引证而愈益显豁，所以禅宗五家宗派最后一宗的开山祖师法眼重视华严，法眼的嫡孙延寿著《宗镜录》而广引贤首宗义，乃是佛教发展史上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不过，《宗镜录》毕竟是借教明宗而不是混宗于教的著作，因此在九十九卷的问答章里，虽然罗列了天台、贤首、慈恩的教义，而只是一味会通，借以证明心宗的深妙，并没有料简异同，解决教理上的问题，这是《宗镜录》的一大特点。
问答章
据蕅益的研究，本录问答章分为三百四十多段，每一段又包含若干问题，大约在第四十六卷以前，所有问答，多明法性，第四十七卷以后，多明法相。不过也并非严格区分，因为在第四十六卷以前，也有谈到法相的问题，第四十七卷以后，也有谈到法性的问题的。此外，前后问题以及所阐释引证的，重复的地方很多，卷第一百云：“今闻宗镜卷卷之中，文文之内，重重唱道，一一标宗，长菩提根，成于法乐。……请不生怠，厌于频闻。”从这里更加可以知道，延寿编集《宗镜录》祗是借教明宗，成其对于宗的“圆信”，而并非有意于解决教乘的纷争。
引证章
引证章引证了大乘经一百二十种，诸祖语一百二十种，贤圣集六十种，共三百种。其中保存了一些宝贵的文献。例如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的两段法语，都未见于《景德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等书，此外在问答章里所引用的《中论玄枢》、《唯识义镜》等书，现在皆已失传，幸赖《宗镜录》保存了一点资料，还能从而想见原书的大概。
编集成书
《宗镜录》在禅师们轻视义学的流弊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编集成书，在当时对于佛教界的教育意义很大。所以宋代元佑年间宝觉禅师说：“吾恨见此书晚。平生所未见之文，功力所不及之义，备聚其中”(《人天宝鉴》)。他非但手不释卷，孜孜研究，还撮录玄要，成为《冥枢会要》三卷，刻板流通。后来又有祖心增辑为《宗镜广枢》十卷(《净慈寺志》)。不过《宗镜录》的卷帙太多，对于一般佛教徒的参考来说，是有所不便的。所以清世宗(雍正)在《宗镜录》后序里说：“此书历宋、元、明以迄于今，宗门古德，不乏具眼，而从未见有称道赞扬，标为第一希有者，亦可异矣。”说《宗镜录》成书以后，从未有人称道赞扬是不合事实的，但阅读它的人不多则是实在情形。即如雍正用“上谕”推重《宗镜录》说：“朕谓达摩西来以后，宗门中述佛妙心，续绍佛命，广济含生，利益无尽者，未有若禅师此书者也。”又“录其纲骨，刊十存二”，编为《宗镜大纲》一书，以政治力量，广为传布，也并没有达到“凡有心者，皆入此宗”的目的。推究它的原因，一是禅宗发展到清初，已成强弩之末，提不起来了。另一还是《宗镜录》本身不便于一般佛教徒的参考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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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镜录》的主旨，是要在肯定唐代宗密“禅教一致”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发扬光大，并把这种融合思想的原则推及所有佛教宗派。
唐末以后禅宗产生许多流弊，释延寿编纂《宗镜录》的用意之一是为了扶正当时禅宗的弊病。释延寿提出学佛的重要问题，邀请禅门各宗长老一起讨论，并且将解答归纳整理，所以《宗镜录》是许多禅师的意见汇集而成的。重点特别着重在唯识方面。
初稿
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及《净慈寺志》卷八所说，延寿得法于法眼的大弟子德韶之后，于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住持奉化雪窦寺，其时，“学侣臻凑”，从他参学的人很多，因此《雪窦寺志》上有在雪窦寺写成《宗镜录》初稿的传说。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吴越国忠懿王请延寿住持杭州北山的灵隐寺，明年，又请住持南山的永明寺（即净慈寺），从他参学的人更多。宋惠洪（1071～1128）《林间录》卷下云：“予尝游东吴，寓于西湖净慈寺，寺之寝堂东西庑建两阁甚崇丽，寺有老衲为予言，永明和尚以贤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冰炭，不达大全，心馆其徒之精法义者于两阁，博阅义海，更相质难，和尚则以心宗之衡准平之。又集大乘经论六十部，西天此土贤圣之言三百家证成唯心之旨，为书一百卷传于世，名曰《宗镜录》。”考《净慈寺志》，《林间录》所说的“寝堂”，原名演法堂，建于显德元年(954)，凡五楹，因为延寿在此堂内集成《宗镜录》的定稿，改名为宗镜堂。
集成
《宗镜录》集成之后，据宋元佑年间（1086～1093）杨杰《宗镜录》序说：“吴越忠懿王宝之，秘于教藏。”宋代昙秀的《人天宝鉴》上也说：“禅师既寂，丛林多不知（《宗镜录》）名，熙宁中（1060～1077）圆照禅师始出之，……于是衲子争传诵之。”圆照的提倡，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元丰年间（1078～1085）皇弟魏端献王乃镂板分送当时有名的丛林。不过在其后的元佑年间(1086～1093)，《宗镜录》经过法涌、永乐、法真等人的“校读”，并刻新板流布，面目可能和魏端献王所刻的不同。明代的蕅益（1599～1655）在《灵峰宗论》卷七校定《宗镜录》跋里说：“永明大师……辑为《宗镜录》百卷，……未百年，法涌诸公擅加增益，于是支离杂说，刺人眼目，致袁中郎辈反疑永明道眼未明，亦可悲矣。……予阅此录已经三遍，窃有未安，知过在法涌，决不在永明也。癸已新秋，删其芜秽，存厥珍宝，卷仍有百，问答仍有三百四十余段，一一标其起尽，庶几后贤览者，不致望洋之叹，泣歧之苦矣。”魏端献王的原刻本，杨杰《宗镜录》序上说“四方学者罕遇其本”，可见早已绝版，而蕅益用以校定的《宗镜录》则是根据法涌的新本，那么现今流传的《宗镜录》是法涌等人“擅加增益”的本子，而不是延寿的定本。不过法涌等人并没有把《宗镜录》修改得面目全非，蕅益说：“虽被法涌杂糅，然具眼者观之，金沙可立辨也。”
源流
据延寿「禅尊达摩，教尊贤首」这一基本思想，《宗镜录》一书在经典方面首先衣持的是《楞伽经》和《华严经》。《楞伽经》是禅宗依据的基本经典之一。该经除了阐释阿黎耶缘起和如来藏匿缘起等思想外，还论述了圣智内证的禅观修行及禅的顿渐等问题。《华严经》是华严宗所依的根本经典，其基本内容，是把现实世界看成是毗卢遮那佛的显现，宣传「法界缘起」的世界观和「圆信」、「圆解」、「圆行」、「圆证」等「顿入佛地」的解脱论。
《华严经》本为华严宗所宗奉，但华严宗发展到澄观后，逐渐吸收融摄他宗的思想，如吸取天台宗「一念三千」性具说，以补充华严的性起说，把禅宗引入教法，开了禅教结合的先河。他自述禅教融合的目的，说：「造解成观，即事即行；口谈其言，心诣其理。用以心传心之旨，开示诸佛所证之门，会南北二宗之禅门，摄台衡三观之玄趣。使教合忘言之旨，心同诸佛之心。」（《华严疏钞》卷二）这一思想在他弟子宗密那里有进一步的发展。
《宗镜录》在诠释「一心」的过程中，大量引用的是《华严经》语及华严宗义。延寿认为，《华严经》示一心广大之文，达摩宗标众生心性之旨；华严宗说一乘圆教，重重无尽，圆融无碍，这与禅宗所谓「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相到呼应。延寿说：
「今依《宗镜》，若约教唯依一心而说，则何教而非心？何心非教？诸经通辩，皆以一心真法界为体。」（《宗镜录》卷三十五）
名义
《宗镜录》全书约共八十余万字，分为三章，第一卷前半为标宗章，自第一卷后半至第九十三卷为问答章，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为引证章。标宗章“立正宗明为归趣”，问答章“申问答用去疑情”，引证章“引真诠成其圆信”。所谓正宗，即“举一心为宗”，此一心宗，“照万法如镜”，又编联古制的深义，撮略宝藏的圆诠，故称曰录。《宗镜录》的名义如此，读者就不难想见它的内容。 [2]
影响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云：“高丽国王览师(延寿)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礼，奉金缕袈裟紫晶数珠金澡罐等。彼国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记，归国各化一方。”这是《宗镜录》的影响远及于朝鲜佛教界的记载。
思想内容
《宗镜录》之“本际义”可以归纳为:
一、本源说:“一切世间，从其本际，展转传来。想自分别，共所成立。”①(世界本源说)“是知有情、无情，究其初原，皆不出一心本际。·，一众生之原，名曰本际。……生死之本，为众生原。……虚空之本，为生死原。……问:虚空有本乎?答:无。问:若无有本，何故云虚空之本，为生死原?答:此犹本际之本。”②(众生本源说)
二、本体说:“如来藏本际相应体，及清净法，此法如实，不虚妄、不离、不脱、智不思议法，无始本际来。有此清净相应法体故。此经文明何义，所谓显示一切诸众生，自性清净心，从无始已来，具足三智，圆满四德，无所朔失故。以何义故名如来藏，由颠倒心不知不觉故，从能净立其名故。九者所摄如来藏，一切染法无明地藏，既乃出离，圆满觉者，为所摄故。不增不减契经中作如是说，如来本际不相应体，及烦恼缠不清净法，此本际离脱不相应烦恼缠不清净法，唯有如来菩提智之所能断故。”③(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体)“夫言修道者，此是劝喻之词，接引之语。从上已来，无法与人，只是相承种种方便。为说出意旨，令识自心。究竟无法可得，无道可修。故云:菩提道自然。今言法者，是轨持之名。道是众生体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灭。唤作随流之性，常无变异。动静与虚空齐等，唤作世间相常住。亦名第一义空、亦名本际、亦名心王、亦名真如解脱、亦名菩萨涅梁。百千异号，皆是假名。虽有多名，而无多体。会多名而同一体，会万义而归一心。若识自家本心，唤作归根得旨。‘’④(心体即道体)
三、恒常说:“若了一心本际何法不通。以诸法从心所生，皆同一际。住此际中，一一圆满，举目咸是，何待意思。智不能知，言不能及，故云:金刚宝藏，无所缺减。”⑤
综上所述，((宗镜录》之“本际义”基本是持“本源即本体”;心体即道体;“心”与“道”是“常”、是“本”、为“源”、为“根”说。如同永明延寿在《自序》中说，此书的宗旨是“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围绕对“一心”的阐释为核心，他将世界及众生的本源(本体)统统纳入“一心”，而此“一心”既是“心体”又是“性体”。最终，延寿把此“一心”与“道”同一，这样，众生解脱就变成了开发真性、回归“道体”。
鸠摩罗什翻译的《中论》，其中《观本际品》专门对“本际说”进行了破斥。⑥在玄类所翻译的《成唯识论》中，既否定了一切形式的造物主，也否定了承认世界万物有一个开端的观点。⑦
几乎与((本际经》同时，正当中国佛教三论宗流行。吉藏在《中观论疏·本际品》中，提及中国本土化、民族化创世理论，并把老子哲学视为和本际说同类的外道学派。⑧
由此可见，中国佛教以传承印度大乘佛教般若中观、瑜伽行派唯识两大学说系统的思想流派;站在破我执与法执的立场上，对“本际说”是一致破斥的。
然而，中国佛教的主体却是以如来藏思想为本，三论宗与唯识宗只如昙花一现。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和中国文化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由此产生了双方的相互借鉴、吸收，最终导致了佛教教义及实践的民族化、本土化。印度佛教所破斥的“本际说”，在延寿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3] 。
内容介绍
诠释“一心”
《宗镜录》全书在诠释“一心”处，引用《华严经》及贤首宗的理论最多。贤首宗兴起在天台宗和慈恩宗之后，法藏、澄观极意谈“圆”，圆融无碍的说教，和禅宗门下经常提举的“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互相呼应，有时禅家宗旨得到《华严》义理的引证而愈益显豁，所以禅宗五家宗派最后一宗的开山祖师法眼重视华严，法眼的嫡孙延寿著《宗镜录》而广引贤首宗义，乃是佛教发展史上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不过，《宗镜录》毕竟是借教明宗而不是混宗于教的著作，因此在九十九卷的问答章里，虽然罗列了天台、贤首、慈恩的教义，而只是一味会通，借以证明心宗的深妙，并没有料简异同，解决教理上的问题，这是《宗镜录》的一大特点。
问答章
据蕅益的研究，本录问答章分为三百四十多段，每一段又包含若干问题，大约在第四十六卷以前，所有问答，多明法性，第四十七卷以后，多明法相。不过也并非严格区分，因为在第四十六卷以前，也有谈到法相的问题，第四十七卷以后，也有谈到法性的问题的。此外，前后问题以及所阐释引证的，重复的地方很多，卷第一百云：“今闻宗镜卷卷之中，文文之内，重重唱道，一一标宗，长菩提根，成于法乐。……请不生怠，厌于频闻。”从这里更加可以知道，延寿编集《宗镜录》祗是借教明宗，成其对于宗的“圆信”，而并非有意于解决教乘的纷争。
引证章
引证章引证了大乘经一百二十种，诸祖语一百二十种，贤圣集六十种，共三百种。其中保存了一些宝贵的文献。例如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的两段法语，都未见于《景德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等书，此外在问答章里所引用的《中论玄枢》、《唯识义镜》等书，现在皆已失传，幸赖《宗镜录》保存了一点资料，还能从而想见原书的大概。
编集成书
《宗镜录》在禅师们轻视义学的流弊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编集成书，在当时对于佛教界的教育意义很大。所以宋代元佑年间宝觉禅师说：“吾恨见此书晚。平生所未见之文，功力所不及之义，备聚其中”(《人天宝鉴》)。他非但手不释卷，孜孜研究，还撮录玄要，成为《冥枢会要》三卷，刻板流通。后来又有祖心增辑为《宗镜广枢》十卷(《净慈寺志》)。不过《宗镜录》的卷帙太多，对于一般佛教徒的参考来说，是有所不便的。所以清世宗(雍正)在《宗镜录》后序里说：“此书历宋、元、明以迄于今，宗门古德，不乏具眼，而从未见有称道赞扬，标为第一希有者，亦可异矣。”说《宗镜录》成书以后，从未有人称道赞扬是不合事实的，但阅读它的人不多则是实在情形。即如雍正用“上谕”推重《宗镜录》说：“朕谓达摩西来以后，宗门中述佛妙心，续绍佛命，广济含生，利益无尽者，未有若禅师此书者也。”又“录其纲骨，刊十存二”，编为《宗镜大纲》一书，以政治力量，广为传布，也并没有达到“凡有心者，皆入此宗”的目的。推究它的原因，一是禅宗发展到清初，已成强弩之末，提不起来了。另一还是《宗镜录》本身不便于一般佛教徒的参考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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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天，读《毛选》第一卷】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 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 、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 。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 代 表 更 为 重 要 。 他 要 督 促 士 兵 委 员 会 进 行 政 治 训 练 ， 指 导 民 运 工 作 ， 同 时 要 担 任 党 的 支 部 书 记 。 事 实 证 明 ， 哪 一 个 连 的 党 代 表 较 好 ， 哪 一 个 连 就 较 健 全 ， 而 连 长 在 政 治 上 却 不 易 有 这 样 大 的 作 用 。 因 为 下 级 干 部 死 伤 太 多 ， 敌 军 俘 虏 兵 往 往 过 来 不 久 ， 就 要 当 连 排 长 ； 今 年 二 三 月 间 的 俘 虏 兵 ， 现 在 有 当 了 营 长 的 。 从 表 面 看 ， 似 乎 既 称 红 军 ， 就 可 以 不 要 党 代 表 了 ， 实 在 大 谬 不 然 。 第 二 十 八 团 在 湘 南 曾 经 取 消 了 党 代 表 ， 后 来 又 恢 复 了 。 改 称 指 导 员 ， 则 和 国 民 党 的 指 导 员 相 混 ， 为 俘 虏 兵 所 厌 恶 。 且 易 一 名 称 ， 于 制 度 的 本 质 无 关 。 故 我 们 决 定 不 改 。 党 代 表 伤 亡 太 多 ， 除 自 办 训 练 班 训 练 补 充 外 ， 希 望 中 央 和 两 省 委 派 可 充 党 代 表 的 同 志 至 少 三 十 人 来 。 普 通 的 兵 要 训 练 半 年 一 年 才 能 打 仗 ， 我 们 的 兵 ， 昨 天 入 伍 今 天 就 要 打 仗 ， 简 直 无 所 谓 训 练 。 军 事 技 术 太 差 ， 作 战 只 靠 勇 敢 。 长 时 间 的 休 息 训 练 是 不 可 能 的 ， 只 有 设 法 避 开 一 些 战 斗 ， 争 取 时 间 训 练 ， 看 可 能 否 。 为 着 训 练 下 级 军 官 ， 现 在 办 了 一 个 百 五 十 人 的 教 导 队 ， 准 备 经 常 办 下 去 。 希 望 中 央 和 两 省 委 多 派 连 排 长 以 上 的 军 官 来 。 湖 南 省 委 要 我 们 注 意 士 兵 的 物 质 生 活 ， 至 少 要 比 普 通 工 农 的 生 活 好 些 。 现 在 则 相 反 ， 除 粮 食 外 ， 每 天 每 人 只 有 五 分 大 洋 的 油 盐 柴 菜 钱 ， 还 是 难 乎 为 继 。 仅 仅 发 油 盐 柴 菜 钱 ， 每 月 也 需 现 洋 万 元 以 上 ， 全 靠 打 土 豪 供 给 。 现 在 全 军 五 千 人 的 冬 衣 ， 有 了 棉 花 ， 还 缺 少 布 。 这 样 冷 了 ， 许 多 士 兵 还 是 穿 两 层 单 衣 。 好 在 苦 惯 了 。 而 且 什 么 人 都 是 一 样 苦 ， 从 军 长 到 伙 夫 ， 除 粮 食 外 一 律 吃 五 分 钱 的 伙 食 。 发 零 用 钱 ， 两 角 即 一 律 两 角 ， 四 角 即 一 律 四 角。因 此 士 兵 也 不 怨 恨 什 么 人 。 作 战 一 次 ， 就 有 一 批 伤 兵 。 由 于 营 养 不 足 、 受 冻 和 其 他 原 因 ， 官 兵 病 的 很 多 。 医 院 设 在 山 上 ， 用 中 西 两 法 治 疗 ， 医 生 药 品 均 缺 。 现 在 医 院 中 共 有 八 百 多 人 。 湖 南 省 委 答 应 办 药 ， 至 今 不 见 送 到 。 仍 祈 中 央 和 两 省 委 送 几 个 西 医 和 一 些 碘 片 来 。 红 军 的 物 质 生 活 如 此 菲 薄 ， 战 斗 如 此 频 繁 ， 仍 能 维 持 不 敝 ， 除 党 的 作 用 外 ， 就 是 靠 实 行 军 队 内 的 民 主 主 义 。 官 长 不 打 士 兵 ， 官 兵 待 遇 平 等 ， 士 兵 有 开 会 说 话 的 自 由 ， 废 除 烦 琐 的 礼 节 ， 经 济 公 开 。 士 兵 管 理 伙 食 ， 仍 能 从 每 日 五 分 的 油 盐 柴 菜 钱 中 节 余 一 点 作 零 用 ， 名 曰 “ 伙 食 尾 子 ” ，每 人 每 日 约 得 六 七 十 文 。 这 些 办 法 ， 士 兵 很 满 意 。 尤 其 是 新 来 的 俘 虏 兵 ， 他 们 感 觉 国 民 党 军 队 和 我 们 军 队 是 两 个 世 界 。 他 们 虽 然 感 觉 红 军 的 物 质 生 活 不 如 白 军 ， 但 是 精 神 得 到 了 解 放 。 同 样 一 个 兵 ， 昨 天 在 敌 军 不 勇 敢 ， 今 天 在 红 军 很 勇 敢 ， 就 是 民 主 主 义 的 影 响 。 红 军 像 一 个 火 炉 ， 俘 虏 兵 过 来 马 上 就 熔 化 了 。 中 国 不 但 人 民 需 要 民 主 主 义 ， 军 队 也 需 要 民 主 主 义 。 军 队 内 的 民 主 主 义 制 度 ， 将 是 破 坏 封 建 雇 佣 军 队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武 器 。党 的 组 织 ， 现 分 连 支 部 、 营 委 、 团 委 、 军 委 四 级 。 连 有 支 部 ， 班 有 小 组 。 红 军 所 以 艰 难 奋 战 而 不 溃 散 ， “ 支 部 建 在 连 上 ” 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 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 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 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 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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